秦始皇公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正方一辩的陈词。

对今人来说, 是功大于过; 但对当时人(战国末、秦汉)来说, 绝对是过大于功

光是为了「统一山河」这冠冕堂皇的屁话, 已不知在战乱中害死了多少人, 何况还有不惜一切、残虐人民地建成的阿房宫、万里长城

而且，秦以「法」立国, 令人民只知有法而不知有亲、不知有情, 完全违反人性。 况且秦法根本过於严苛， 漠视人命, 「苛政猛於虎」, 动辄鞭笞残杀、抄家灭族。 活在这样的国度, 跟猪狗奴隶又有什麼分别

更重要的是, 「焚书坑儒、毁六国故宫文物」一事, 几乎中断了我国文明的发展。 春秋战国的文艺发展何等兴盛, 秦立国后却马上变得死气沈沈, 许多知识学问和珍贵宝物都於此时失传, 像宝剑玉器的制作, 今人未必及得上几千年前的古人、 各家经典的原文几乎无一完整, 多少总有散逸之篇

秦之大过, 岂是区区「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所能弥补？

说「秦朝功大于过」的, 只是后代不知廉耻、坐享古人血汗之功的风凉话！

对秦始皇的评价对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皇帝究竟如何评价？自秦亡后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有人盛赞他为“千古一帝”（李贽《藏书·卷二目录》）；有的人说秦始皇“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章太炎《秦政记》）；有人歌颂秦始皇的统一事业：“秦主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李自《秦王扫六合》）他们都高度评价秦始皇的功绩，肯定其对历史的作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另一些人则咒骂秦始皇“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 “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新书·过秦论》）；“始皇暴虐，至子而亡”（《贞观政要》卷八）；“始皇刚毅戾深，乐以刑杀为威，专任狱吏而亲幸之，海内愁困无聊”（引自陈登原《国史旧闻》）。他们都指斥秦始皇统治的残酷，是暴君。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评论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同，也都有其片面性。

应当历史地看问题，即把秦始皇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他的功过是非，去研究他的贡献和罪恶。而在研究秦始皇所处的历史环境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战国末期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尤其要注意秦国自建国以来所形成的历史特点，以及它们对秦始皇的影响。这后一点是迄今以来，对秦始皇评价中被大多数人所忽略的问题。当我们系统地研究过秦史以后，再评价秦始皇，则可望避免以往的片面性，得出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

根据这样的观察，应当说，秦始皇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巨大贡献的杰出的历史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残酷的暴君。他的功绩是主要方面，但不能因此掩盖罪恶；他的罪恶是深重的，但也不应因此抹煞其巨大的历史功绩。

秦始皇的最重要历史功绩，在于完成了统一事业，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当然，秦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客观形势已经为统一造成条件，秦始皇是在统一果实成熟了的时候来到果园中的。但这种历史必然性并非意味个人的作用无足轻重。为什么统一由秦国来实现？完成统一的时间为何在公元前二二一年？在这些方面显示了秦始皇的个人作用。

除了作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以外，秦始皇对统一的贡献，在于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有些评论家盛赞秦始皇的“军事指挥才能”，这种评价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比起他的先辈，如秦穆公、秦武公等曾多次亲率军队作战的君主，秦始皇几乎可以说没有直接指挥过打仗；但是，秦始皇却取得了比他前辈更辉煌的成就，这除了历史给他造成的机运以外，主要在于他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在统一中国前夕，秦国聚集了几乎是全中国所有的第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这里有王翦、王贲、尉缭、李斯、姚贾、顿弱等等，他们大都并非秦国人，却在尽心地为秦效力。一切克敌制胜的军事进攻和政治策略计划，都是由他们制定和实现的。秦始皇的作用在于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 听从他们的劝谏和有错勇于改。如灭楚时，他开始误用李信遭到失败后，马上改过，亲请王翦出征，并倾全国之兵交付与王翦，结果取得胜利。这种情况，若与赵国国君不信李牧，齐国国君轻信谗言，致使国亡的情况相对照，更可看出秦始皇作为一个君主，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对于历史发展具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秦始皇的贡献还在于奠定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基础。秦统一后实行的各种政策和措施，有的不仅影响至以后二千年的封建社会，而且及于现在，如文字的统一就是一例。秦始皇采取的各种统一措施和制度，对当时的历史发展来说，是一种大胆的革新，他不仅改变割据状态的政治和文化，从而使封建的社会经济顺利地向前发展 。而且在很多方面改变了秦国固有的历史传统，如秦国以前一直被中原诸国视为西方落后地区，秦孝公也曾为此面苦恼，昭王以后虽然秦国势力进入中原，但主要统治地 区、根据地仍不出关中。到秦始皇时期，其国土竟达到空前广大的程度，而临这种局面，秦始皇以秦国制度为基础，创建各种制度，他并未囿于秦国固有的制度和传统，表现其政治眼光较为远大。从秦代制定的一些制度大部分为后来所继承，可以证明：这些制度和措施是适应当时历史形势的。而创建这些制度的秦始皇，其政治视野若不超出地处西陲的秦国的局限，则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在秦国的历史上，继秦穆公、商鞅以后，秦始皇是对秦国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也是开创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但秦始皇还是一个稀世的暴君。秦始皇的残暴不能仅仅用“地主阶级本性”这种一般性的原因去解释。唐甄曾说过：“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这种看法是对的。但秦始皇这个“贼”似乎比其他帝王更暴虐，其罪过更大。他不仅穷侈极欲，造成了广大人民的苦难；就是施行的一些有利于统一的措施，虽然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社会发展，而在当时则成了一场浩劫，如修长城，经年累月征发数十万人进行着极为沉重劳动。这种摇役负担给人民造成的痛苦，从下述记载就可看出达到多么可怕的程度。清人杨廷烈著《房县志》记载：有人发现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据说他们的祖先乃是逃避秦始皇筑长城劳役的民夫，由于躲入深山老林，年长日久，全身长出毛，传说当碰到毛人时，他先问你：“长城筑完乎？秦皇还在么？”只要回答：“长城未筑完，秦始皇还在！”“毛人”就会吓跑。这个记载当然只能视为人民群众的一种传说，然而如果历史上根本没有那样残酷的现实，绝不会出现这种可怕的传说。它反映了秦始皇的作为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和压榨之上的，而这种剥削和压榨远远超过社会所能承担的程度，致使社会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下去，所以就连对历史发展有利的一些措施，也给当时的人民造成灾难。

秦始皇统治的残酷，与秦国历史传统有密切关系。秦是以一游牧民族立国。从立国之日起，秦就处于同敌人战斗的环境中。“秦人耐苦战”是历史造成的，统治者的“酷烈”也是同这种战争的残酷现实相一致的。从秦襄公到商鞅、到秦始皇，其统治手段始终是极为残酷的：“夷三族”、“夷九族”，这在其它诸侯国是极为罕见的，殉人多至上百也仅见于对秦的记载。秦始皇完成了先代国君统一中国的计划，同时也把秦国残酷统治的手段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强调秦国的传统，决不意味着开脱秦始皇个人的罪责，他个人性格残忍，好大喜功，尤其是统一以后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以及恣意享乐，乃是加重人民灾难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也是由于他把当时的社会经济推到崩溃的地步，使秦王朝又成为历史上一个极其黑暗的朝代。

秦始皇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既是一个有巨大贡献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暴君。

辩论技巧

反客为主的原意是：客人反过来成为主人。比喻变被动为主动。在论辩赛中，被动是赛场上常见的劣势，也往往是败北的先兆。论辩中的反客为主，通俗他说，就是在论辩中变被动为主动。下面，本文试以技法理论结合对实际辩例的分析，向大家介绍几种反客为主的技巧。

（一）借力打力

武侠小说中有一招数，名叫"借力打力"，是说内力深厚的人，可以借对方攻击之力反击对方。这种方法也可以运用到论辩中来。

例如，在关于"知难行易"的辩论中，有这么一个回合：

正方：对啊！那些人正是因为上了刑场死到临头才知道法律的威力。法律的尊严，可谓"知难"哪，对方辨友！（热烈掌声）

当对方以"知法容易守法难"的实例论证于知易行难"时，正方马上转而化之从："知法不易"的角度强化己方观点，给对方以有力的回击。扭转了被动局势。

这里，正方之所以能借反方的例证反治其身，是因为他有一系列并没有表现在口头上的、重新解释字词的理论作为坚强的后盾：辩题中的"知"，不仅仅是"知道"的"知"．更应该是建立在人类理性基础上的"知"；守法并不难，作为一个行为过程，杀人也不难，但是要懂得保持人的理性，克制内心滋生出恶毒的杀人欲望，却是很难。这样，正方宽广、高位定义的"知难"和"行易"借反方狭隘、低位定义的"知易"和"行难…的攻击之力，有效地回击了反方，使反方构建在"知"和"行"表浅层面上的立论框架崩溃了。

（二）移花接木

剔除对方论据中存在缺陷的部分，换上于我方有利的观点或材料，往往可以收到"四两拨千斤"的奇效。我们把这一技法喻名为"移花接木"。例如．在《知难行易》的论辩中曾出现过如下一例：

反方：古人说"蜀遭难，难于上青天"，是说蜀道难走，"走"就是"行"嘛！要是行不难，孙行者为什么不叫孙知者？

正方：孙大圣的小名是叫孙行者，可对方辩友知不知道，他的法名叫孙悟空，"悟"是不是"知"？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移花接木"的辩例。反方的例证看似有板有眼，实际上有些牵强附会：以"孙行者为什么不叫孙知者"为驳难，虽然是一种近乎强词夺理的主动，但毕竟在气势上占了上风。正方敏锐地发现了对方论据的片面性，果断地从"孙悟空"这一面着手，以"悟"就是"知"反诘对方，使对方提出关于"孙大圣"的引证成为抱薪救火、惹火烧身。

移花接木的技法在论辩理论中属于强攻，它要求辩手勇于接招，勇于反击，因而它也是一种难度较大、对抗性很高。说服力极强的论辩技巧。诚然，实际临场上雄辩滔滔，风云变幻，不是随时都有"孙行者""孙悟空"这样现成的材料可供使用的，也就是说，更多的"移花接木"。需要辩手对对方当时的观点和我方立场进行精当的归纳或演绎。

比如，在关于"治贫比治愚更重要"的论辩中，正方有这样一段陈词："…对方辩友以迫切性来衡量重要性，那我倒要告诉您，我现在肚子饿得很，十万火急地需要食物来充饥，但我还是要辩下去，因为我意识到论辩比充饥更重要。"话音一落，掌声四起。这时反方从容辩道："对方辩友，我认为’有饭不吃’和’无饭可吃’是两码事……"反方的答辩激起了更热烈的掌声。正方以"有饭不吃"来论证贫困不足以畏惧和治愚的相对重要性，反方立即从己方观点中归纳出"无饭可吃"的旨要，鲜明地比较出了两者本质上的天差地别，有效地扼制了对方偷换概念的倾向。

（三）顺水推舟

表面上认同对方观点，顺应对方的逻辑进行推导，并在推导中根据我方需要，设置某些符合情理的障碍，使对方观点在所增设的条件下不能成立，或得出与对方观点截然相反的结论。

例如，在"愚公应该移山还是应该搬家"的论辩中：

反方：……我们要请教对方辨友，愚公搬家解决了困难，保护了资源，节省了人力、

财力，这究竟有什么不应该？

正方：愚公搬家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可愚公所处的地方连门都难出去，家又怎么搬？……可见，搬家姑且可以考虑，也得在移完山之后再搬呀！

神话故事都是夸大其事以显其理的，其精要不在本身而在寓意，因而正方绝对不能让反方迂旋于就事论事之上，否则，反方符合现代价值取向的"方法论"必占上手。从上面的辩词来看，反方的就事论事，理据充分，根基扎实，正方先顺势肯定"搬家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既而均人"愚公所处的地方连门都难出去"这一条件，自然而然地导出"家又怎么搬"的诘问，最后水到渠成，得出"先移山，后搬家"的结论。如此一系列理论环环相扣。节节贯穿，以势不可当的攻击力把对方的就事论事打得落花流水，真可谓精彩绝伦！

（四）正本清源

所谓正本清源，本文取其比喻义而言，就是指出对方论据与论题的关联不紧或者背道而驰，从根本上矫正对方论据的立足点，把它拉人我方"势力范围"，使其恰好为我方观点服务。较之正向推理的"顺水推舟"法，这种技法恰是反其思路而行之。

例如，在"跳槽是否有利于人才发挥作用"的论辩中，有这样一节辩词：

正方：张勇，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冠军，就是从江苏跳槽到陕西，对方辩友还说他没有为陕西人民作出贡献，真叫人心寒啊！（掌声）

反方：请问到体工队可能是跳槽去的吗？这恰恰是我们这里提倡的合理流动啊！（掌声）对方辨友戴着跳槽眼镜看问题，当然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的流动都是跳槽了。（掌声）

正方举张勇为例，他从江苏到陕西后，获得了更好地发展自己的空间，这是事实。反方马上指出对方具体例证引用失误：张勇到体工队，不可能是通过"跳槽"这种不规范的人才流动方式去的，而恰恰是在"公平、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下"合理流动"去的，可信度高、说服力强、震撼力大，收到了较为明显的反客为主的效果。

（五）釜底抽薪

刁钻的选择性提问，是许多辩手惯用的进攻招式之一。通常，这种提问是有预谋的，它能置人于"二难"境地，无论对方作哪种选择都于己不利。对法是，从对方的选择性提问中，抽出一个预设选项进行强有力的反诘，从根本上挫败对方的锐气，这种技法就是釜底抽薪。

例如，在"思想道德应该适应（超越）市场经济"的论辩中，有如下一轮交锋：

反方：…我问雷锋精神到底是无私奉献精神还是等价交换精神？

正方：…对方辨友这里错误地理解了等价交换，等价交换就是说，所有的交换都要等价，但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交换，雷锋还没有想到交换，当然雷锋精神谈不上等价了。（全场掌声）

反方：那我还要请问对方辩友，我们的思想道德它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还是求利的精神？

正方：为人民服务难道不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吗？（掌声）

第一回合中，反方有"请君人瓮"之意，有备而来。显然，如果以定势思维被动答问，就难以处理反方预设的"二难"：选择前者，则刚好证明了反方"思想道德应该超越市场经济"的观点；选择后者，则有背事实，更是谬之千里。但是，正方辩手却跳出了反方"非此即彼"的框框设定，反过来单刀直人，从两个预设选项抽出"等价交换"，以倒树寻根之势彻彻底底地推翻了它作为预设选项的正确性，语气从容，语锋犀利，其应变之灵活、技法之高明，令人叹为观止！

当然，辩场上的实际情况十分复杂，要想在论辩中变被动为主动，掌握一些反客为主的技巧还仅仅是一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反客为主还需要仰仗于非常到位的即兴发挥，而这一点却是无章可循的。

（六）攻其要害

在辩论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双方纠缠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例子或表达上争论不休，结果，看上去辩得很热闹，实际上已离题万里。这是辩论的大忌。一个重要的技巧就是要在对方一辩、二辩陈词后，迅速地判明对方立论中的要害问题，从而抓住这一问题，一 攻到底，以便从理论上彻底地击败对方。如“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的要害是 ：在不温饱的状况下，是否能谈道德？在辩论中只有始终抓住这个要害问题，才能给对方以致命的打击。在辩论中，人们常常有“避实就虚”的说法，偶尔使用这种技巧是必要的。比如，当对方提出一个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时，假如强不知以为知，勉强去回答，不但会失分 ，甚至可能闹笑话。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机智地避开对方的问题，另外找对方的弱点攻过去 。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避虚就实”，“避轻就重”，即善于在基本的、 关键的问题上打硬仗。如果对方一提问题，我方立即回避，势必会给评委和听众留下不好的印象，以为我方不敢正视对方的问题。此外，如果我方对对方提出的基本立论和概念打击不力，也是很失分的。善于敏锐地抓住对方要害，猛攻下去，务求必胜，乃是辩论的重要技巧。

（七）利用矛盾

由于辩论双方各由四位队员组成，四位队员在辩论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矛盾，即使是同一 位队员，在自由辩论中，由于出语很快，也有可能出现矛盾。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应当 马上抓住，竭力扩大对方的矛盾，使之自顾不暇，无力进攻我方。比如，在与剑桥队辩论时 ，剑桥队的三辩认为法律不是道德，二辩则认为法律是基本的道德。这两种见解显然是相互矛盾的，我方乘机扩大对方两位辩手之间的观点裂痕，迫使对方陷入窘境。又如对方一辩起先把“温饱”看作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后来在我方的凌厉攻势下，又大谈“饥寒”状态 ，这就是与先前的见解发生了矛盾，我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对方于急切之中，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八）“引蛇出洞”

在辩论中，常常会出现胶着状态：当对方死死守住其立论，不管我方如何进攻，对方只用几句话来应付时，如果仍采用正面进攻的方法，必然收效甚微。在这种情况下，要尽快调整进攻手段，采取迂回的方法，从看来并不重要的问题入手，诱使对方离开阵地，从而打击对方，在评委和听众的心目中造成轰动效应。 在我方和悉尼队辩论“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时，对方死守着“艾滋病是由HIV病毒引起的，只能是医学问题”的见解，不为所动。于是，我方采取了“引蛇出洞” 的战术，我方二辩突然发问：“请问对方，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口号是什么？”对方四位辩手面面相觑，为不致于在场上失分太多，对方一辩站起来乱答一通，我方立即予以纠正，指出今年的口号是“时不我待，行动起来”，这就等于在对方的阵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从而瓦解了对方的坚固的阵线。

（九）“李代桃僵”

当我们碰到一些在逻辑上或理论上都比较难辩的辩题时，不得不采用“李代桃僵”的方法，引入新的概念来化解困难。比如，“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这一辩题就是很难辩的，因为艾滋病既是医学问题，又是社会问题，从常识上看，是很难把这两个问题然分开的。因此，按照我方预先的设想，如果让我方来辩正方的话，我们就会引入“社会影 响”这一新概念，从而肯定艾滋病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不是“社会问题”，并严格地确定“社会影响”的含义，这样，对方就很难攻进来。后来，我们在抽签中得到了辩题的反方，即“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完全否认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也会于理太悖，因此，我们在辩论中引入了“医学途径”这一概念，强调要用” 社会系统工程”的方法去解决艾滋病，而在这一工程中，“医学途径”则是必要的部分之一 。这样一来，我方的周旋余地就大了，对方得花很大力气纠缠在我方提出的新概念上，其攻击力就大大地弱化了。 “李代桃僵”这一战术之意义就在于引入一个新概念与对方周旋，从而确保我方立论中 的某些关键概念隐在后面，不直接受到对方的攻击。

辩论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施展的技巧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技巧。 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使知识积累和辩论技巧珠联璧合，才可能在辩论赛中取得较好的成绩。

（十）缓兵之计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见到如下情况：当消防队接到求救电话时，常会用慢条斯理的口气来回答，这种和缓的语气，是为了稳定说话者的情绪，以便对方能正确地说明情况。又如，两口子争吵，一方气急败坏，一方不焦不躁，结果后者反而占了上风。再如，政治思想工作者常常采用“冷处理”的方法，缓慢地处理棘手的问题。这些情况都表明，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慢”也是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好办法。论辩也是如此，在某些特定的论辩局势下，快攻速战是不利的，缓进慢动反而能制胜。

例如，1940年，丘吉尔在张伯伦内阁中担任海军大臣，由于他力主对德国宣战而受到人们的尊重。当时，舆论欢迎丘吉尔取代张伯伦出任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认为自己是最恰当的人选。但丘吉尔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采取了“以慢制胜”的策略。他多次公开表示在战争爆发的非常时期，他将准备在任何人领导下为自己的祖国服务。

当时，张伯伦和保守党其他领袖决定推举拥护绥靖政策的哈利法克斯勋爵作为首相候选人。然而主战的英国民众公认在政坛上只有丘吉尔才具备领导这场战争的才能。在讨论首相人选的会议上，张伯伦问：“丘吉尔先生是否同意参加哈利法克斯领导的政府？”能言善辩的丘吉尔却一言不发，足足沉默了两分钟之久。哈利法克斯和其他人明白，沉默意味着反对。一旦丘吉尔拒绝入阁，新政府就会被愤怒的民众推翻。哈利法克斯只好首先打破沉默，说自己不宜组织政府。丘吉尔的等待终于换来了英国国王授权他组织新政府。

再举一例，在某商店里，一位顾客气势汹汹找上门来，喋喋不休地说：“这双鞋鞋跟太高了，样式也不好……”商店营业员一声不吭，耐心地听他把话说完，一直没打断他。等这位顾客不再说了，营业员才冷静地说：“您的意见很直爽，我很欣赏您的个性。这样吧，我到里面去，再另行挑选一双，好让您称心。”“如果您不满意的话，我愿再为您服务。”这位顾客的不满情绪发泄完了，也觉得自己有些太过分了，又见营业员是如此耐心地回答自己的问题，也很不好意思。结果他来了个180°的大转弯，称赞营业员给他新换的实际上并无太大差别的鞋，说：“嘿，这双鞋好，就像是为我订做的一样。”营业员以慢对快，以冷对热，让顾客把怒气宣泄出来，达到了心理平衡，化解了这一场纠纷。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概括出在论辩中要正确使用“以慢制胜”法，至少要注意以下三点：

其一，以慢待机 后发制人

俗话说：“欲速则不达。”在时机不成熟时仓促行事，往往达不到目的。论辩也是如此，“慢”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必须的。“以慢制胜”法实际上是论辩中的缓兵之计，缓兵之计是延缓对方进兵的谋略。当论辩局势不宜速战速决，或时机尚不成熟时，应避免针尖对麦芒式的直接交锋，而应拖延时间等待战机的到来。一旦时机成熟，就可后发制人，战胜论敌。如第一例中，丘吉尔在时机不成熟时，不急于成功，以慢待机。在讨论首相人选的关键时刻，以沉默表示反对，最终赢得了胜利。

其二，以慢施谋 以弱克强

“以慢制胜”法适用于以劣势对优势、以弱小对强大的论辩局势。它是弱小的一方为了战胜貌似强大的一方而采取的一种谋略手段。“慢”中有计谋，缓动要巧妙。这里的“慢”并非反应迟钝，不擅言辞的同义语，而是大智若愚、大辩若讷的雄辩家定计施谋的法宝之一。如第一例中，丘吉尔面对张伯伦的追问，装聋作哑，拖延时间，实际上是假痴不癫的缓兵之计。在这一种韧性的相持中，张伯伦一方终于沉不住气了，丘吉尔以慢施谋终于取得了胜利。

其三，以慢制怒 以冷对热

“慢”在论辩中还是一种很好的“制怒”之术。论辩中唇枪舌剑，自控力较差的人很容易激动。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服过分激动的人，宜用慢动作、慢语调来应付。以慢制怒，以冷对热，才能使其“降温减压”。只有对方心平气和了，你讲的道理他才能顺

利接受。如第二例中的营业员，就是以冷静的态度、和缓的语气，平息了对方的怒气，化解了矛盾。

总之，论辩中的“快”与“慢”也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兵贵神速，“快”当然好。可是，有时“慢”也有“慢”的妙处。“慢”可待机，“慢”可施谋，“慢” 可制怒。“慢”是一种韧性的战术，“慢”是一场持久战，“慢”是舌战中的缓兵之计。缓动慢进花的时间虽长，绕的弯子虽大，然而在许多时候，它却往往是取得胜利的捷径

有学者在论述日本战国史时说，“如果把日本统一看做是一块饼，那么织田信长是种麦子的人；丰臣秀吉是将麦子拿来做成饼的人；德川家康则是享用这块饼的人。”如果把中国的统一也来做一番“饼论”的话，所谓“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都是在种麦，秦则是把麦粉凑合起来做饼的人。

然而与日本之饼论不同，汉并非这块饼的享用者。因为秦用火太猛，竟将饼烤糊。只能由一个叫做刘邦的农民之子又将破散的饼集合起来，然后经历他的后代，一任接着一任地用温火烤这块饼，终于在汉武帝的时代出炉。此后的历朝历代，都成了这饼的享用者。

——《序言》

“恐秦症”造成六国面对秦国的进攻，未战先怯，总是想以割让土地换取暂时的和平。同时不敢互相救援，生怕惹怒秦国，引火上身。而一旦秦国伸出橄榄枝拉拢某国，某国便欣欣然，以为抱到强者大腿，于是坐看其他国家被秦国欺负，心中窃喜，一副幸灾乐祸的嘴脸。

“秦国威胁论”流行了半个世纪，恐吓终于成了现实，已经被吓怕了的六国，已经失去抵抗的勇气，只能蜷缩在墙角，瑟瑟发抖而已！

——谁制造了“秦国威胁论”？

鲁国的崛起，引起了近在咫尺的齐国的警惕。于是选出80名美人，穿着漂亮衣服，扭着细腰，轻歌曼舞，送到了鲁国边境，说是送给鲁国国君的礼物。鲁国的当家人季桓子换了件便服，猫在城头偷偷地瞧了三次，口水流了三条河，终于憋不住跟国君说了，国君说，那我也得去看看呢！结果鲁国君臣就一块整日价猫在城头看美人，把政事都给耽搁了。

——谁是百家争鸣的大赢家？

韩非的所谓法、术、势，核心还是术，对象就是臣下，实质内容就是内斗而已。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根据韩非的学说，必要台上握手，台下踢脚，表面一团和气，底下你死我活。君与臣斗，臣与与臣斗，官与民斗，民与民斗，内斗其乐无穷也！ ——谁害死了韩非？

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我不过是把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太子丹如果把养刺客、策划暗杀的精力和时间放在改革政治和训练军队的“工作”上，燕国或许也不至于那么不堪一击。而太子丹又岂是一个孤立的例子，看看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这些贵人们，哪一个不是把“工作”的时间用在了勾心斗角和维护一己私利上。由此看来，荆轲的这一剑，与其说是刺秦，不如说是刺燕、刺六国！

——荆轲是高手吗？

正所谓此消彼长，东方四大强国魏、赵、楚、齐的相互消耗导致了他们的先后衰落，而他们的内耗衰败，正好给了偏居于西方角落里的秦人以绝佳的发展机会。 ——为什么偏偏是秦国统一了天下？

作为长子，秦始皇对扶苏显然寄托了太多希望。这个儿子是帝国的接班人、将来的二世皇帝，秦始皇希望他和自己一样坚强刚毅，做一个铁腕的独裁者。一样笃信法家学说，将阴戾深刻、少恩寡义的秦之水德发扬光大！然而流着郑人血液的扶苏这孩子却偏偏柔弱得象个小姑娘，秦始皇坑杀那些儒生的时候，他居然说什么“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恐怕乱杀无辜，迫害读书人，会引起天下的不安定。”秦始皇怒了，小儿之见！这些罗罗嗦嗦唧唧歪歪的儒生，才是我大秦的不安定因素。自从活埋了这些儒生，你不觉得世界清静了许多么！于是把扶苏送到北方长城蒙恬军中去，让他到部队大熔炉中去接受锻炼，为人生积累更多的历练，才配做帝国的接班人。

——扶苏辜负了老父的期望

视百姓为猪狗的朝廷，实在难以想像会得到百姓真心实意地拥护。抗拒的情绪，虽然被朝廷的武力一时压迫着，却会在合适的时机来个总爆发！

——带头反秦的是楚人！

谁当头呢？萧何、曹参二位在肚子里计算、论证又验算了一遍，觉得造反这件事风险太大，秦朝律法规定：“首恶从重，胁从者从轻。”就让老刘做这个首恶吧！于是……最终，刘邦盛情难却，当上头领，号称“沛公”。

——“沛公”刘邦

秦末的农民起义，并没有一个事先的组织策划，陈胜、吴广若不是被强征入伍又碰上大灾，决不会突然异想天开要造反；刘邦若不是手下的民工逃走了一大半，也不会轻易舍弃了亭长这份待遇不错的工作、抛弃老婆儿女去山里当盗贼；项梁叔侄若不是看到天下大乱，也不会贸然杀害地方官、招兵买马出来打江山。关键在于，秦的苛政让所有人都无法忍受，于是一夫揭竿，万众响应，于是看似强大的秦帝国，就这么轰然倒地了！

——曾经不可一世的大秦雄师去了哪里？

李斯屈打成招，但还打算上书给皇帝申冤，赵高当然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为了彻底击败李斯，赵高再出一招，虚虚实实。

某日，李斯欣喜地看到几个御史模样的官员来到狱中。

御史问他：“你冤么？”

“冤枉啊，臣有下情禀报圣上……”

“冤你个姥姥！”御史一把扯了李斯的陈情书，好一顿暴捶！原来御史是赵高的门客所扮。

如此搞了十馀次，李斯绝望了，等到真的钦差来了，李斯也以为是赵高的人。

“臣死有余辜！”

“真的不冤枉？”

“冤枉？怎么可能呢，我大秦帝国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我李斯胡说八道，罪有应得，这么说你可不捶我了吧！”

——官场老手李斯为什么输给了赵高？

我秦始皇打钱源于如下一个电信骗术。具体如下：

你好，我是秦始皇，其实我并没有死，我在西安有100吨黄金，我现在需要2000元人民币解冻我在西安的黄金，你微信，支付宝转给我都可以。账号就是我的手机号码！转过来后，我明天直接带部队复活，让你统领三军！

简化就是：我，秦始皇，打钱！是一种调侃各种骗子的流行语，后来也用于各种地方。例如：

1、我是女娲，现在马上饿死了，哪位好心人给我捐10块钱，让我吃碗拉面，回头给你捏个女朋友。

2、我是巫妖王阿尔萨斯，我的霜之哀伤不小心弄丢了，我现在急需打造一把火之高兴来重振我的军团，资助我的人待我征服艾泽拉斯必有重赏，328元即可，支持支付宝微信战网点亦可，谢谢。

扩展资料

其他网络流行梗：

1、单线战士：指在玩某一个Galgame或乙女游戏时，只玩完一个角色角色，而不是全部角色的线路都玩一遍。

2、种子：一种存在于邮箱的特殊文件，具有不确定性，在完全打开后有一定几率变成葫芦娃全集。

3、我爸爸可是警察：在抖音爆火的BGM。对话是一个小孩和类似人贩子的人，男声一直问小女孩要不要吃糖，女孩说出我爸爸是警察威吓对方。

中国古代的皇帝,都说自己是“真命天子”,是上天派遣到人间,掌管天下的第一负责人,拥有绝对的权力,属于君权神授。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在朝廷召开廷议,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盖五帝”,不要当秦王,而是要当“始皇帝”,这便是“皇帝”一词的源头。

对于秦始皇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在他的领导下秦国所向披靡,扫荡了东方六国,最终,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一统,可以说是千古一帝了。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秦始皇没有自称为“天子”,而是自称“始皇帝”。在我们的印象里,“皇帝”和“天子”是划等号的,但是,为什么秦始皇不称呼自己为天子呢

让我们回顾历史,探究一下这其中的奥秘。

《孟子告子上》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所以,天子在古代政权里是一种爵称。

在正式的历史教科书中,“天子”一词被叫的最多的还是在周朝,周天子大封群臣,周天子狩猎等。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古代的贤王都被称为“天子”,比如:尧、舜、禹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于“天”的尊崇是无以复加的,所以,古代皇帝会经常性的组织祭天活动。

然而,作为人间统治者的皇帝,为了增加自己统治的权威,就说自己是天子,代天来统治天下。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秦始皇的确应该称自己为天子,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增加自己的权威。但是,秦始皇却并没有这么做,即便他拥有如此大的功劳,也只是称呼自己为始皇帝。

当然,皇帝这一称呼,本身就是开天辟地的头一次。秦始皇为了展示自己的不朽功勋,就在自己的称呼上大做文章。他认为:秦国扫荡六国一统天下,其疆域和人口都是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无法比拟的。所以,以前的“王”已经不能作为自己的尊号了,他要找一个更加高贵的称呼。

在古代,贤王被称为“帝”,而在三皇中,“天皇、地皇、泰皇”,其中,泰皇最为尊贵。于是,秦始皇决定各取一字,即为“皇帝”。这个词一看就很霸气,可以与自己的丰功伟绩相匹配。但是,可以看出,这还是有文化内涵的一种称呼,不像后来的什么“总统”“元首”这种肤浅的称呼,一看就比较粗糙、直白。

其实,在中国古代,“天子”和“皇帝”这两个称呼,还是有讲究的。天子更多的是一种身份,而不是一种官职的称呼,与天子对应的是身份,比如:诸侯、大夫、士等。而与皇帝对应的是官职,如:皇帝、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这更像是一种官职类的称呼。

皇帝作为全国的最高统治者,按理说,当然可以自称为“天子”,但是,秦始皇到死,也没有称自己为“天子”。其实,最主要的原因竟然是秦始皇还不够资格。

天子这一称呼是很神圣的,只有古代的贤王,才能被称为天子,还要有良好的德行和全民的拥戴。而且,天子是有天命之人,而天命,则是需要上天授予的。

像秦始皇这样依靠着残酷的侵略战争,用尽了阴谋诡计,依靠武力来夺取天下的人是没有天命的,也不配被称为“天子”,在形象上也与古代传统的天子相差很多。况且,古代天子一般要走禅让程序,而周天子,已经被秦始皇灭了,没有人给他禅让。同时,天子与诸侯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了诸侯的推举,就没有天子。而秦朝,采用的是郡县制,大小诸侯都被废掉了,天子没有诸侯来推举,秦始皇也没有办法。

但是,同样是通过武力夺取天下的人,汉高祖刘邦为什么可以称为天子呢

这是因为,刘邦的这个天子是符合传统的。

首先,刘邦打天下是具有正当性的,原因在于秦朝过于残暴,刘邦的军队是正义的化身,符合老百姓的期待,是仁义之师。而且,刘邦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大封诸侯王。诸侯的存在,在客观上为天子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诸侯们都共同拥戴刘邦做天子。

当然,之后的刘邦,也借鉴了秦始皇的一些做法,比如:最高统治者也被称为皇帝,部分采取了秦朝的郡县制,与分封的诸侯领地交错,以此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虽然,汉高祖刘邦符合天子的要求,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也像古代圣王那样贤德。事实上,刘邦内心还是非常崇拜秦始皇的。年轻的时候,他看见秦始皇巡游,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由得暗自感叹:“大丈夫当如此!”

开弓没有回头箭,秦始皇所开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一旦在中国大地上落地生根,就会一直这样走下去。而刘邦,也没有像古代天子那样放权给诸侯,而是逐步把他们给消灭掉了,以此取得了汉朝至高无上的权力。

所以说,秦始皇即便不被称为天子,他也是一个开创性的历史人物。

　　这位同学 是在学关于秦始皇功过之类的评价么？我找到一篇 结构比较清晰 最后又总结 比较不错

　　修改意见的话 已经比较完美了 如果想更接近初中生的视角

　　可以把最后的过部分完善一下 加一段更为翔实的总结

　　吧！

　　论秦始皇

　　秦始皇的功过是非，永远是一个说不尽争不完的话题。两千年前，他创建了一套“中央集权制度”，不知什么原因，竟触怒了今天的一些学者，又再次被指责为“暴君

　　”，并扣以新制的大帽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始作俑者。当然，这样的观点有人赞成，但也有人反对。反对者认为：中央集权制应当肯定。因为它适应了当时中国的国情，所以为历代天朝所继承，而且行之有效。至于“暴君”问题，似失之片面，不能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今将浅见述下。

　　（一）

　　秦始皇的第一大功绩，是“消灭六国，统一中国”。有人认为此话是老生常谈。虽是老生常谈，但不能就认为是人云亦云，其实是各有见解的。如一位历史循环论者看此话，就会“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用此观点评价秦始皇，其功业必然不甚了了。但请一位历史发展观者看此话，其议论可能大大不同。他会说：秦始皇消灭了一个旧时代，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不仅如此，还会说：秦始皇又“废封建，置郡县”；继续开疆拓土，为后代的帝王树立了“天子经略，诸侯正封”（《诗·小雅·北山》）的好榜样。

　　所谓“旧时代”，是指秦朝以前的夏、商、周三代。所以言其“旧”，是因为三代时的所有国家的制度都很落后，而且疆域从未统一。就其制度而言，当时的大小国家都是由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部落演化而来，依托于血缘宗法，建立其政治制度。夏、商、周三个王朝原为三个大国，文化比较发展。中等国谓之方国或诸侯，小者以族属为名，星罗棋布。其生存状态，一直处于融合与兼并的过程中。史称：夏时诸侯，号称万国，至商而有三千，至周而有八百，至春秋，存者仅百余国。春秋与战国是社会转型时期，战争之多，恶性循环。至有“春秋无义战”之说。战国时期之七雄，都号称“万乘之国”，每逢大会战，双方出兵都以十万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其惨烈之状，难以言表。以致更加剧了社会混乱，经济凋敝，壮者散至四方，老弱转死沟壑。事实说明，这个旧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

　　梁襄王的魏国虽相当落后，但还是个大国。他为长期战乱而忧心，曾向孟子请教。他问：“天下恶乎定？”答：“定于一。”又问：“孰能一之？”答：“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两人都希望天下安定，可是怎样实现天下安定，梁襄王“好战”，孟子“反战”，两人的主张，南辕北辙；而且都不切合实际。但当时的秦国却为“旧时代”找到了一条比较可行的新出路，就是通过“商鞅变法”，破旧立新，以农养战，富国强兵，逐步吞并六国，走“海内一统”之路。秦经过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六代之经营，至秦王政时，诛其君，吊其民，只用了十年时间（前230-前221），就“消灭六国，统一中国”。结束了纷纷扰扰长达数百年的旧时代，开启了天下大一统的新时代。

　　关于旧时代的疆域，文献记载不多。夏朝的疆域跨今黄河中游的南北两侧，商灭夏朝，疆域扩至黄河中下游两侧，但均无明确疆界。西周灭商之后，号称“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小雅·北山》）据春秋前期王室大夫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土也。”（《左传·昭公九年》）周王室在这个范围之内仍未统一，王室只占据邦畿以内地区，其他皆为大小封国，都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的状态，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大国争霸；战国时期，七雄并争，都谈不到统一。只是到秦始皇时，才“六王毕，四海一”，（杜牧《阿房宫赋》）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疆域形势。然而，秦始皇的可贵之处还不全在于此；而又在于他已灭六国之后，并不停止前进的步伐，而是命灭楚的军事统帅王翦继续向东南进军。东越投降，将其疆土划入会稽郡（治今江苏苏州）。闽越投降，就地设闽中郡（治今福建福州）。又命尉屠睢等进军岭南，在南越北区设南海（治今广东广州）、桂林（治今广西桂平）、象（治今崇左）三郡。又命常頞向西南夷进军，开五尺道，自今四川宜宾南通云南曲靖。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又命将军蒙恬率士卒30万北逐匈奴，收复河南（今内蒙古伊克昭盟），置34县。又北渡河，据阴山，连接旧时秦、赵、燕长城为一，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鸭绿江，延袤万里，以北防匈奴，这就是著名的万里长城。此时，秦之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今越南中部），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秦始皇本纪》）比西周时之疆域至少要超过五倍，为今天祖国之疆域奠定了基础。

　　（二）

　　秦始皇第二大功绩，是“废封建，置郡县”。此“封建”一词不是指社会性质，而是指政治制度。即“封诸侯，建藩卫”之省语。有人理解：这只是改变了地方行政制度，如说：“改国称郡，罢侯置守。”这一理解过于肤浅。其实际的内容很多，包括了从中央到地方所有政治制度的全面彻底的改革，其中包括了对人事制度的改革等。

　　改革以前的旧的政治制度是依托于血缘宗法关系建立起来的，始行于夏朝，发展于商朝。至西周前期，已形成较完善的制度。此制度的核心价值为：严格嫡庶的权益分配；以嫡统庶，以庶辅嫡。时称：“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西周前期，就是用这一制度统治天下，王室和诸侯国都获得了稳定和发展，证明此制在当时是有效的。可是，二百年后，此制日益腐朽，不为人所遵守。首先严重破坏宗法政治的事件发生在周王室。如周幽王废申后，另立妾褒姒为后；又废申后所生太子宜臼，另立褒姒所生伯服为太子。此事惹怒申后之父申侯，他联合犬戎，攻破西周国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杀幽王，西周灭亡。太子宜臼立为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王室和诸侯们似未从幽王事件中得到应有的教训，从平王之子桓王开始，几乎代代都有废嫡立庶之事发生，而且都引起战乱。诸侯大国如齐、鲁、卫、晋、郑等莫不如此。春秋前期，王室大夫辛伯曾警告曰：“并后，匹嫡，两政，偶国，乱之本也。”“并后”就是“妾如后”；“匹嫡”就是“庶如嫡”；“两政”就是“臣擅命”；“偶国”就是“都如国”。（《左传·桓公十八年》及杜注》）由于这些原因，致使春秋二百数十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至战国时期，宗法政治因腐朽而内斗更加严重，异姓卿大夫乘虚而入。春秋末年，晋国异姓韩、赵、魏三家已经控制了姬氏的国家大权，并三分其国土。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赐三家为诸侯。前376年，三家灭晋。齐国国君本姓姜氏，而异姓的田氏却早已控制了姜氏的国家大权，前386年，周安王赐田和为诸侯，取姜氏而代之，仍以齐为国号。关东，包括燕、楚两个旧国在内，新旧六国都曾进行过一些改革，但成效甚微。基本上是旧制度、旧势力在垂死挣扎。一旦强秦进攻，即丢盔弃甲，束手待毙。

　　秦始皇所创新制，可以说比较彻底地消除了旧的宗法制的羁绊和模式，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创建了一套系统完整的国家制度。本文为了说明的方便，分中央和地方两级，各举两例，略述于下。

　　一、中央——以皇帝为首，由三公九卿组成中央机构

　　1皇帝为国家元首——秦始皇敢于“坏先王之制”，废“王”号，称“皇帝”，这是出于全面改革的需要。皇帝已非旧制本族之“大宗”，而是至高无上的国君。与之相应，皇后已非旧制国王众妻之正，而是执掌六宫、母仪天下的女主。皇太子已非旧制本族之“宗子”，而是储君，法定的皇位继承人。此新制创行，将降低旧制时发生“并后、匹嫡、两政、偶国”的几率，清除乱政之源。

　　2由三公九卿组成中央政务机构——废除旧时之世卿世禄制或谓之世官世职制，由命官三公九卿组成中央政务机构，以处理日常政事。三公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为“百官之长”，但非旧时之宰衡，只是皇帝的助手。故曰：“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下引此表不再注）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兼监察。九卿分掌庶政，如兵、刑、钱谷等事。九卿不足，因事设列卿主之。公卿皆非世职，由皇帝任免。

　　秦朝是多民族国家，九卿中之典客与列卿中之典属国分掌民族事务。《百官公卿表上》曰：“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属官，九译令。”秦之中央仅有十六卿，而以两卿掌民族事务，说明了秦始皇对民族问题极重视。

　　二、地方行政——地方政区分郡县两级，基层分乡、亭、里

　　1地方行政为郡县两级制——秦始皇彻底废除旧的分土封侯制。初分天下为36郡，后增至40郡，郡直属中央，置守、尉、监三长，分掌行政、军事、监察。郡下设县，置令（长）、丞、尉三长，分掌行政、文狱、军事。郡县主要长官由命官充当，由皇帝任免。

　　2乡亭里——归并自然聚落为基层政区乡亭里。县下设乡，乡下设亭、里。基层官吏有乡三老、亭长、里正等，均推举本地殷实户主充当，各有执掌。

　　秦始皇所创新制是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的多民族、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这套新制度的创建，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标志，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典范。自“汉承秦制”（《后汉书·班彪传》）直到明清，历代王朝都以秦制为国家制度的基本模式。这套制度是中华民族的守护神，两千余年以来，疆土的保卫，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都有赖于这套制度得以实现。

　　（三）

　　秦始皇的第三大功绩，是“统一经济制度，统一文字”。旧时七国的经济制度和文字的形状有很大差别。东汉学者许慎曰：“（战国）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会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序》）这些问题的存在，对统一的国家极为不利。秦始皇下令统一的事项很多，今择其中最重要者简述如下。

　　1“使黔首自实田”，实行土地私有制度——所谓“田畴异亩”，不仅谓亩积的大小不一，还有土地所有制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在内。问题长期积累，形成了老大难。西周时期行土地国有制，名井田制。至春秋时期，此制已过时了，以致发生了“无田甫田，维莠骄骄”（《诗·齐风·甫田》）的情况。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与新的生产力不相适应。亦影响到国家的赋税征收。在此情况下，各国多在进行“税改”。前645年，晋国首先“作爰田”；继之为齐国“案田而税”，或曰“相地而衰征”；鲁国“初税亩”；楚国“书土田”，“量入修赋”；郑国“作丘赋”；秦国的税改最晚，于前408年“初租禾”。但是仅仅税改不解决根本问题。秦国又在“初租禾”之后50年，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卖买。”（《汉书·食货志上》）秦国率先比较彻底地废除了旧的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秦始皇灭六国之后，于三十一年（前216），又下令“使黔首自实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徐广语）就是在全国范围废除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农户据实登记田地，按亩纳税。秦始皇此令的颁行是我国古代土地私有制确立的标志。

　　2统一货币、度量衡、车轨——此事是由左右丞相隗状和王绾主持，以原秦制为基础统一之。此举对稳定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方便国家税收，促进民间贸易，形成较大的共同市场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3统一文字——汉字同源，传至商代的甲骨文阶段，已相当成熟。到战国时期，列国长期分立，“言语异声”等各种因素影响到文字的发展，出现了“文字异形”现象。秦灭六国后，授命廷尉李斯主持统一文字事宜。李斯以原秦国字体为基础，创制字形固定，笔画简省，书写方便的小篆（或称秦篆）作为规范化文字，推行于全国。统一文字对于巩固国家的政治统一，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四）

　　秦始皇的错误也是严重的。最主要的错误有两项：

　　1焚书坑儒——秦始皇烧尽民间藏书，坑杀大批无辜的士人学者，严重摧残了我国古代文化，这是一种政治暴行。

　　2徭役太重，不恤民力——秦始皇在灭六国之后，应立即实行轻徭薄赋政策，给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可是他却好大喜功，内则大兴土木，外则劳师远征，使广大人民群众苦不堪言。于是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响应，推翻了秦朝的统治。

　　总的说来，秦始皇功大于过。他的功过都是我国的宝贵文化遗产。好的，我们应当珍惜，批判继承，发扬光大。坏的，也应当总结，作为教训，永远引以为戒。

　　最后的这段话可以改一改 说的再详细一些 加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辩证看待 之类的字眼

　　吧！

关于秦始皇究竟想要传位给扶苏还是胡亥，放在以前是毫无疑问的——扶苏，因为史书中就是这么写的，但是，随着一批古代竹简的出现，这个问题又变得不那么确定了。

我们先来看传位扶苏之说。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在秦始皇三十七年，也就是公元前210年的时候，秦始皇进行了第五次东巡，这趟他跑得很远，跑到东南沿海转了一圈，又北上到山东荣成和芝罘半岛，而后来到了平原津，在今天的山东平原县。

秦始皇的身体却出了问题，到了平原津就开始生病，而且是很严重的那种，以至于他自己听不得“死”字，大臣们也不敢说。就这么拖着，拖到真的不行了，他写了一封书信，想要给公子扶苏，内容是让他回咸阳治丧。

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

此前，扶苏因为劝谏秦始皇引发不满，被发配到上郡蒙恬的军队里。而在弥留之际秦始皇派扶苏治丧，实际上也就相当于让扶苏回来接班。

可惜，这封信没有寄出去，而是保存在中车府令赵高的手里。等出巡的队伍走到了沙丘（河北邢台），秦始皇就真的死了。

赵高跟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关系更亲密，这次出巡，胡亥刚好又随行，于是赵高就想到，不如偷天换日，让胡亥继位好了。他串通丞相李斯，篡改了秦始皇的遗诏，逼迫扶苏自杀，胡亥成了继承人。

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其）赐死。

两千年来，《史记》的这个记载一直为人们采信。

接下来看传位胡亥的说法

2009年，一批来自海外的西汉竹简入藏北京大学，随后北大历史系、中文系、考古文博学院的专家教授们对这批竹简进行了清理和释读，在里面整理除了一篇比较完整的“秦始皇语录”，这就是《赵正书》。

秦始皇家为嬴姓赵氏，当时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应该称他为赵政。《赵正书》里记载了秦始皇的个人经历，对他最后一次出巡的事情记载得尤为详细。其中有些跟《史记》相合，有些则不一样，最要紧的是，关于秦始皇传位给谁，就跟《史记》大不相同。

《赵正书》说：

　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

意思是，丞相李斯和御史冯去疾请示秦始皇，担心有人趁机搞阴谋，请秦始皇赶紧立胡亥为接班人，秦始皇同意了。

如果我们相信《赵正书》的记载，那么秦始皇本来就要传位胡亥，不存在阴谋说。至于《史记》和《赵正书》在这件事上谁更可信，学者们还没有达成统一认识。有些人认为，既然秦始皇让胡亥跟随出巡考察，就是有意培养他，所以《赵正书》更可信；也有人认为，《赵正书》只是汉初记载秦史的诸多作品之一，司马迁未必没看过，但司马迁经过分析，还是认为传位扶苏之说更可信，因此在《史记》中那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