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在山东抗日风生水起，突然调离前线，毛主席交给他一项重任

1939年6月7日，徐向前奉八路军总部命令，告别他亲手开创的冀南抗日根据地，跟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朱瑞一起，奔赴齐鲁大地。 但仅仅过了一年后，徐向前就悄悄回到延安，从那之后，叱咤战场的徐帅，再未踏上抗日战场。

徐向前离开山东时，正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领导的武装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民抗日，而国民党反动派却专注于制造摩擦。在内外交困下，各个根据地都急缺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像徐向前这个级别的战将却一连缺席五年，颇令人疑惑。

抗日战争初期，在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时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开展河北、山东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亲率主力部队七六九团、六八九团和第五支队约4000余人,于1938年5月2日抵达冀南重镇南宫，与率先在类南开辟工作的东进纵队陈再道、宋任穷会合，和他们一起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平原游击战，为冀南抗侧根据地的建立及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徐向前率部到冀南的中心任务是进一步开创新局面，大规模地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然而当时，不 少人思想上有疑虑，认为从红军时代起，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这里既没有山地也没有森林，在这样的地形上很难坚持平原游击战争 。

徐向前认真研究了平原地区的地形，民情条件，总结前一时期的斗争经验，正确提出了在平原上创造“人山”的口号，并于1038年5月21日写成《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一文。

文章总结了过去游击队活动的主要条件，一方面是地形上的便利，如山地、森林等，另一方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强调指出游击队的巩固和发展，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

他写道：“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徐向前提出的这一战略思想，使冀南广大党政军干部进一步坚定了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信心，明确了开展工作的方向。

在徐向前创造“人山”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冀南党政军领导机关，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经过一系列艰苦斗争，终于形成了真正的“人山”。各县、区、村均建立起群众性的抗日武装，18至45岁的男性几乎普遍参加了游击小组，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如工会、农协会、妇救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团体，迅猛发展。

在反日寇“扫荡”中，徐向前又在创造平原人山战略思想的基础上，与刘伯承共同研究了改造平原地形的方案，发动群众拆城破寨，挖了总长万里的道沟，这既限制了日寇的机动能力，又有利于我军民隐蔽、转移、伏击敌人。这样，冀南平原虽然没有高山峻岭，但照样胜利地进行了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扫荡”，巩固了冀南抗日根据地。

在开创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徐向前在军事、组织上的能力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此时，山东的抗日武装力量，共有三支主力武装部队。一是由原地方起义武装为基础，改编为八路军的山东纵队，张经武任纵队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二是由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一二九师津浦支队为基础，组成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肖华任司令员兼政委；三是一一五师师部及六八五团，由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领，于1939年春进入鲁西平原，与湖西地方武装合编为苏鲁豫抗日支队。

为了加强对山东抗战力量的统一领导，中央派徐向前和朱瑞到山东领导敌后游击工作。接到命令后，徐向前在馆陶与朱瑞汇合，于6月上旬从泰安以南过津浦路，进入沂蒙山地区。

徐帅来到山东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人民面对严峻的形势。 由于武汉和太原失守后，日军的战线被拉长，它已经没有发动全面战略性进攻的有生力量，因此被迫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

但是，它随之将参加武汉会战的重兵大部回调， 集结多路部队“扫荡”***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以实现其“确保占领区，促进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姿态，扑灭残余的抗日势力”的作战方针。与此同时，它还加强了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攻势。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顽固派与八路军、新四军的摩擦日趋公开化。

8月1日，经中央批准，正式组成八路军第一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各部队。8月10日、18日，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两次刊登徐向前、朱瑞的就职通电：

通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了政界、军界乃至民间的重视。 自此数年，国民党统帅部一直把山东的八路军称之为“徐向前部”。

徐向前到山东后，首先面临的是“蒋委员长不给饭吃”的问题、徐向前熟读兵书，不但对自己的部队了如指掌，对敌军、友军、国民党政府要员的身世根底，思想倾向，性格习惯也摸得一清二楚。他深知，在山东建立***的政权，就要对国民党的将领于学忠和沈鸿烈采取一拉一打的不同方针。

对此，徐向前采取的方针是：稳住于学忠，狠狠打击反共顽固派沈鸿烈。坚定 发展人民政权。到 1940年底，县政权发展到90多个，设有一个行政主任公署。十四个专 署， 250多个区政权。有了政权，根据地巩固发展起来。于学忠和他的将领们看到这一切， 无不惊呼：“***徐向前厉害呀！”

当然，在对付国民党顽固派之外，最主要的还是抗击日寇。从1939年下半年起，日寇加大了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频次，使用的兵力规模也越来越大，并且采取把后方变为前线、以“游击战”对游击战、利用汉奸特务进行破坏等策略。针对日寇“扫荡”中的新特点，徐向前制定了新的反“扫荡”策略，即军民合力，运用游击战、破袭战、麻雀战等多种作战方式，不断给敌人以有力打击。

日军不甘心接受对山东第一次大“扫荡”的失败命运，妄想把驻扎在沂蒙山区的八路军第一支队消灭或挤出去。1939年10月底，它向临朐县城西30华里的五井镇发动了大规模进攻。面对敌人的进攻，徐向前指挥八路军第一支队官兵一面用步枪挑着军帽佯装前进以吸引日军火力，一面利用有利的地形地貌，在日军猛烈的火力下匍匐前进，最终将他们围歼在五井镇的莲花山上。这次战斗历经17个小时，毙伤日伪军120余人，被《大众日报》誉为是“山东抗日两年来的最模范的胜利战斗”。

孙祖战斗也是徐向前领导反“扫荡”取得胜利的一次典型战斗。1940年春，日军再次对鲁中地区进行“扫荡”。徐向前根据群众送来的情报，判断日军会经过岱庄、孙祖，正好可以借此伏击歼敌。为此，他星夜调八路军第二支部一部北上埋伏在孙祖与铁屿一带。3月16日，日军几百人果然向孙祖方向前进，正好钻进了八路军的包围圈。

当日军进入孙祖附近的九峰山后，埋伏在山上的指战员一齐开火，手榴弹、石块顿时飞向敌群，机枪、步枪也一齐扫射，给日军造成了很大伤亡。附近的民众也自动组织起来，运送伤员、送茶送饭、侦察敌情，为战斗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这次战斗历经两昼夜，毙伤日军200余人，缴获了一批马匹、车辆和武器弹药。

类似的反“扫荡”战斗还有不少，如1939年6月的苗山战斗、7月的大郝家埋伏战、8月的梁山伏击战、11月的泰山反“扫荡”战斗以及1940年3月的白彦战斗、4月的抱犊崮反“扫荡”战斗等，反“扫荡”的零星战斗则几乎天天都在进行。在领导山东军民进行反“扫荡”的过程中，徐向前沉着坚毅、指挥有方，使日军一次次地“扫荡”屡遭惨败，大大提升了山东军民的胜利信心。

1940年5月间，中央来电，让徐向前赴延安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之前，山东纵队选出的“七大”代表数十人，已由郭洪涛、张经武率领先赴延安。9月1日，徐向前告别朱瑞、黎玉等人，离开沂蒙山区，向西进发，随行的有一个警卫连及一名医生。

在行程中，经常和敌人遭遇，徐帅和护送他的警卫连经过不少次激烈战斗，进入了新泰地区。在到达泰安县境时，徐帅考虑到沂蒙山区的抗日斗争更需要人，便命令将护送他部队返回，只率领一个警卫班继续西行。行至肥城地区，碰上敌人“扫荡”。徐向前决定同鲁西部队一起投入反“扫荡”斗争。一下子就是二十多天。

当徐向前到达郓城、鄄城一带鲁西军区司令部时，又遇上国民党顽军石友三部又一次袭击八路军。徐向前和军区领导肖华、宋任穷一见面就得跟部队东奔西跑，转了好一阵子。 就这样，徐帅历时200天，艰难行程数千公里。胜利地到达了革命胜地延安。

刚到延安，徐向前就见到了毛主席，简要汇报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毛主席对山东的局势，也有明确的分析，认为山东是我们的重要战略支撑点之一，不论现阶段还是将来的总反攻阶段，对整个战局都有关键性的作用。

不久，毛主席决定再抽调一批干部，去山东工作。行前，这些干部集中在延安南门外的七里铺，徐向前和张经武等人去给他们介绍情况。 走到一条山路上，忽然前面一匹马发惊，一阵狂跳，踢到徐向前的左腿上，导致胫骨骨折。

这一次意外的受伤，让徐向前在病床上躺了半年多。加上当时医疗条件差，营养缺乏，徐向前又发烧又便秘的，来回折腾，弄得身体虚弱不堪，受伤部位愈合困难。在这段期间，徐向前只能专注于读书与思考，写下了多篇总结抗战经验的文章，如《敌寇在华北战略战术的演变及其特点》、《在建军中怎样争取和团结地方武装》等。当然，因为受伤，也让徐向前重返战场变得遥遥无期。

1942年5月，徐向前迎来了一个新职务——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这个新军是在120师的基础上成立的，目的是统一晋西北和陕甘宁两个地区的军事指挥，司令员贺龙跟政治委员关向应也就是120师的领导班子。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组成联防司令部？朱老总解释说，这是斗争形势的需要。毛主席认为，前些时候，国民党就准备进攻边区。胡宗南的军队是四十万，我们的兵力只有四万，形势非常紧张。成立联防司令部，就是为了充分做好应变准备。如果胡宗南打过来，晋西北的部队马上开来参战，保卫边区，那边可以由晋察冀和120师调部队填防。

尽管担任了参谋长，但徐向前这个职务却不完全是打仗的，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由于关向应生病住院，联防军司令部的组建工作主要由徐向前跟贺龙、高岗负责。他们的工作主要有三项，精兵简政、制定军事防御计划以及发展生产。

这三项工作虽然看上去天差地别，但其根源都是为了应对国民党的封锁。胡宗南大军不仅对边区实行军事封锁，更重要的还有经济封锁。结果，弄得边区部队和地方机关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困难得很。陕甘宁边区的抗日群众为了抗日，勒紧肚皮，节衣缩食，供应部队和机关，贡献很大。因此，精兵简政，势在必行，意义非同小可。

精兵简政是节流，而发展生产就是开源。边区的财政经济异常困难，出路何在？ 毛主席曾经说过：要么饿死，要么解散，要么自己动手，发展生产。 为这件事，毛主席专门找徐向前谈话，要他集中精力，抓好留守兵团的生产，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努力减轻人民负担，反对竭泽而渔，诛求无己。徐向前表示自己搞生产是外行，只能尽力而为，毛主席专门指派有丰富军队后勤工作经验的张令彬协助徐向前。

接到任务后，徐向前很快就投入到“大生产”的战场上。就像此前在鄂豫皖、在冀南、在山东一样，徐向前又一次“从无到有”开创了一片局面。联防军大搞生产，不仅没垮掉变成农民军，而是一边生产自救，一边压住场子不战而逼退胡宗南数十万大军，灵魂人物就是徐向前。从这点上看，毛主席将这一重要任务交给徐向前，真的是太精准了，太到位了。

在大生产运动步入正轨后，徐向前又被调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这又是一个全新的工作。徐向前受过正规军事教育，做事极其认真，对新事物上手非常快，这些特质都是毛主席屡次赋予他重任的原因。当然，徐向前每次都不负所托。在他的领导下，抗大成为了全党全军的“造血机器”。

1946年6月，徐向前被任命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重返战场，担负起解放山西的重任。

参考资料

《 历史 的回顾》，徐向前，人民出版社

《冀南抗日根据地创建时期的徐向前》，陈存达，莱阳农学院学报

《 徐向前领导山东军民反“扫荡” 》， 王凤青，学习时报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抛弃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发出：《秘字第一号命令》，通缉***首要，继续“清党”，成为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1927年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宣布正式与***决裂，制造七一五政变。随后，汪精卫即表示愿意与南京国民政府“和平统一”，时值蒋介石宣布下野，终促成宁汉合流。1928年2月3～7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改组国民政府等议案。规定国民政府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监督，掌理全国政务，政府委员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选举，政府部门设有内政、外交、财政、交通、司法、农矿、工商等部以及军事委员会、最高法院、监察院、大学院等。会议推举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国民革命军在白崇禧指挥下，占领平津，进抵滦河流域，奉军退至关外，北伐胜利。

1928年9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宣称全国进入训政时期，由国民政府执行训政职责，并决定以五院制组成国民政府。10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政府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组成，设主席1人，委员10～12人，国民政府主席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同时，任命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至此，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权组织形式渐趋完备。6月20日新疆杨增新，7月19日热河汤玉麟，分别宣布易帜。12月29日，张学良在奉天宣布东北易帜，接受南京国民政府领导。31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至此，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得到国际承认、代表中国的合法的中央政府，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北洋军阀势力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实际上各个地方军阀势力依旧盘根错节，心怀鬼胎，蠢蠢欲动。 1928年后，蒋介石历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三军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1931年12月15日，因九一八事变的舆论压力，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职务，由林森继任。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一度迁都洛阳。其间，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召开，重新推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1938年3月29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主要内容：一、制订和通过了《抗日建国纲领》；二、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三、成立民国参政会；四、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和中央调查统计局。

1943年8月，林森在重庆病逝。同年9月，蒋介石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大元帅，并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长，而且还是国民党总裁，实现了党政军一人独裁，11月开罗会议时，蒋介石的政治声望达到顶点。1940年代后期，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召开了两次“国大”，1946年的“国大”在近代史上叫“制宪国大”，1948年的“国大”叫“行宪国大”。蒋介石的“总统”和李宗仁的“副总统”职务就是在1948年的“行宪国大”上选出的。

1937年12月参加革命，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同年12月转

1937年12月，任新四军一支队战地服务团团员。

1938年4月，任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干事。

1939年6月，任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宣教科干事、科长。

1941年2月，任新四军二师四旅十一团政治处主任。

1945年6月，任新四军二师政治部宣教部部长。

1945年11月，任山东野战军二纵队政治部民运部部长。

1947年2月，任华东野战军二纵队十二团政委。

1949年2月，任三野二十一军六十一师政治部主任。

1949年9月，任三野二十一军六十一师副政委。

1950年7月，任驻捷克大使馆政务参赞；

1956年1月，任中央调查部二局副局长。

1959年7月，任驻瑞士大使。

1966年6月，在北京市委帮助工作。

1967年5月，任中央调查部业务领导小组成员。

1970年9月，任中央调查部山东五七干校党委副书记。

1973年6月，任总参二部副部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冲击。

1980年5月，任安徽省人民政府秘书长。

1981年2月，任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1983年3月，任五届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1991年2月离休。

2004年2月，享受省长级医疗待遇。

2014年1月25日23时10分，李清泉同志因病在中国北京逝世，享年95岁。

2014年1月29日上午，李清泉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举行。

扩展资料

主要作品有：《21世纪战争走向》，《英雄项羽》，《人间诗话》，《老子大义》等。

近年来，长期担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类课程主讲教师，并在各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开展文化讲座，获得较为广泛的好评。

并于2011年登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英雄项羽》系列节目。其台风是百家讲坛众多主讲人中屈指可数的一位。

—李清泉

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1年初回国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

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苏区后，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与川陕边党组织创建川陕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 。为了教育和挽救他，同年9月，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逃往重庆，投入蒋介石的怀抱。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

毛主席被确立为党内一把手经历了四个阶段，其中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第一阶段就是红军反围剿失败后，开始长征，博古等指挥失利，导致红军损兵折将。这期间通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逐步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

第二阶段虽然毛主席进入了党中央最高领导决策核心，当时周总理是军事指挥的总负责人，后提议毛主席为周总理的帮助者。1935年，为了统一军事指挥权，成立了前敌司令部，朱老总为前敌司令员，毛主席为前敌政治委员。随后又成立了毛主席，周总理，王稼祥的三人组。后几大主力会师，又成立了毛主席，周总理，张国焘，贺龙等七人革命指挥小组，毛主席任主席。自此毛主席从周总理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到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从党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名义上，逐步确立了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第三个阶段，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八月，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组织会议，为在新形势下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主席担任主席，成为党的最高军事***。这时候共产国际派来王明支持中国***革命工作，然而王明自恃钦差大臣的身份，飞扬跋扈，不尊重，不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为了克服王明的错误路线，先后派出王稼祥，任弼时去国产国际，终于在得到国产国际***的支持理解和认可。1938年9月，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克服了王明的错误路线，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第四阶段，为了肃清王明错误思想影响，***在1942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自此中国***的思想达到高度统一，为以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5年4月，召开党的七大，毛主席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党的七大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至此，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组织上、在思想上完全确立了。

这样毛主席的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完全确立了起来。这不只是行动上领导着***，还从思想上引导者中国人民打击侵略者，掀翻三座压迫大山，让新中国在世界上重新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