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生》李商隐一诗中有什么典故？ 要直接说明典故，不要废话！！！！！

典故：《史记·屈贾列传》载：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厘（刚举行过祭祀，接受神的福佑），坐宣室（未央宫前殿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在坐席上移膝靠近对方）。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

公元前168年，此时的西汉王朝正是百废待兴，急需人才建设国家的时候。但一位天纵之才却在此时与世长辞，溘然长逝。他的名字叫贾谊。佳人已逝，只留下的世人对其英年早逝的惋惜：“要是贾谊还活着，大汉会不会更好？”

贾谊，西汉时期洛阳人，是中国 历史 上著名的不成功的优秀政治家，文论家，在文学方面贡献极大，堪称一代文宗。是怀才不遇群体的典型代表。别称贾生，贾太傅，贾长沙。与屈原并存屈贾。

贾谊的才能是举世无双，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这样一个经天纬地的大才却在千古明君汉文帝的手中夭折了，享年仅仅33岁。而导致贾谊夭折最重要的事件便是“屈贾谊于长沙。”而贬贾谊的，正是汉文帝刘恒。因此很多人就将害死贾谊的罪名扣在了汉文帝头上。直至今日，这种说法依然存在。

将贾谊之死的责任全部归咎与汉文帝，这是非常荒谬与不合情理的。是对贾谊事件的误判，只有真正了解贾谊的 历史 ，才能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

当我们了解了贾谊之死的真相，我们就会知道，文帝的却冤枉，而贾谊之死最大的罪人不是别人，恰恰是贾谊自己，是他自己害死了自己。

贾谊的悲剧集中出现在他生命中的后十年，在其他的时间，贾谊的生活绝对会让大多数人眼红。

贾谊生与汉高祖七年，自小就聪慧过人，是家里的天之骄子，集整个家族的宠爱与一身。贾谊师从名士张苍，年纪轻轻的他，就已经小有名气了。贾谊是照相机式的记忆力，过目不忘。对于《诗经》《尚书》等经典理解深刻小小年纪的他的学问，就连很多学习经典一辈子的老者都自愧不如。

贾谊是一代文宗，年纪轻轻的他就才华横溢，写得一手好文章，闻名与乡里，四邻八乡的人对贾谊的才华都是如雷贯耳。渐渐的贾谊的名声像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大，整个河南郡（洛阳在河南郡的行政范围之内）的人都知道自己的一个叫贾谊的老乡是个天才。

很快，贾谊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伯乐，河南郡守吴公对贾谊的才华仰慕已久，慕名请他去做自己的门客，这年他才十八岁，在古代还是未成年的少年。地方军政一把手的赏识，让贾谊的得到更大的天地去施展自己的才华。在贾谊的辅佐下，河南郡的政绩多年在整个大汉都名列前茅，让吴公的同行羡慕不已，政绩好就意味着升官。

在贾谊二十二岁的时候，政绩斐然的吴公升迁至中央，成为九卿之一的廷尉。吴公饮水思源，把自己的好搭档推荐给了当今皇帝——汉文帝。

贾谊因为吴公的推荐，当上了博士官，成为了汉政府聘请的博士中最年轻的一位，相当于今天22岁的北大教授。贾谊当博士时，每次皇帝出题，他都能提出独到又能让皇帝满意的见解。他渐渐走进了汉文帝的视野。这也预示着的人生平台再次提高。

也就在这一年，22岁的皇帝遇见22岁的贾谊，汉文帝与这位年龄相仿青年一见如故，并且迅速的被贾谊的才华折服，刚刚登基不久的他和贾谊畅谈理想，讨论国家的治理，促膝长谈至深夜，两个年轻人都仿佛忘记了时间。两人的理想抱负高度一致，这让年轻的汉文帝眼前一亮，自然是对这位朋友多多提携。

仅仅一年时间，贾谊就从博士官升迁为大中大夫，他正式走进中央的决策机构，拥有了在最高权力面前发声的权力。23岁左右的贾谊，俨然成了政府高官，又得皇帝宠幸，前途无量。他用短暂的时间达到了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无法奢求的成就。

贾谊的前半生是一帆风顺，羡煞旁人的。但少年得志的他不会想到，接下来自己面对的是什么。

此时贾谊就犹如一朵温室中绽放的娇艳欲滴鲜花，美艳的不可方物。但一帆风顺的人生虽然是人人渴求的，但却并非是好事。命运之神无比的眷顾他，给了他一个没有任何挫折的前半生，让他一路高歌猛进，却也让他丧失了对挫折的免疫力，一点点的风寒，就足以让这朵鲜艳的花朵凋零。

正如孟子所说：“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

贾谊之死是汉文帝人生中的一个污点，在几千年的 历史 中，很多人都将贾谊之死的所有责任归咎为汉文帝：是他不识贤才，妄送了贾谊的性命。至今人们谈及文帝，仍旧有人认同这种说法。

汉文帝就这样被冤枉了千年。这绝对不是空穴来风，看看后世大诗人的作品我们就懂了。

“宣室求贤访逐臣，

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

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是唐朝大诗人李商隐的《贾生》，在诗中李商隐直言不讳的表达汉文帝浪费人才的行为。北宋大诗人王安石的《贾生》：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李商隐，王安石都认为汉文帝亏待了贾谊。

由此可见：这种观点已经不是一家之言，而已经形成了普遍共实，否则这些大家是不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做出如此明确的判断的。

但从事实来说，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汉文帝对贾谊之死，其实责任并不大。苏轼则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 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

我们应该明确一点，汉文帝是贾谊的伯乐，他给贾谊很多实质性的帮助，他这么做的目的是想将贾谊培养成自己的亲信，扶持贾谊，对抗功臣，巩固自己的权力。

我们很多人都认为皇帝可以为所欲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皇帝有太多的不得已。贾谊被贬事件，就表现了汉文帝的不得已。

西汉剿灭诸吕后，实际权力落在了周勃灌婴为首开国功臣手上，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他们从刘邦后裔中选择了无依无靠，性格仁弱的刘恒来当他们的傀儡皇帝。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自己找来的傀儡皇帝通过高明的政治手法，渐渐掌握了国家实权，摆脱了他们这些老臣的操控。但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文帝真正掌握国家的实权还是需要时间。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确信，贾谊被贬时，也就是汉文帝三年左右的时候。文帝还是处于劣势。

贾谊对汉文帝的知遇之恩非常感激，同时聪明的他也明白文帝的窘迫的状态，他非常想帮助自己的恩人改变现状，同时想建立自己的丰功伟绩。于是在他担任太中大夫后，就开始着手改革。

贾谊是以儒家和阴阳五行为来源，设计了一套新礼仪制度。而这套制度的核心是——提高皇帝的权威，增强皇帝权力。这无疑是对文帝有利的，所以文帝同意了贾谊的方案，并准备再次提升贾谊的官职，以便更好的实行这套制度时。功臣勋贵跳出来反对了。

权力是有限的，皇帝权力的增加，就必须从他们这些功臣勋贵手中夺权。这直接侵犯了这些功臣的利益。这些老奸巨猾的臣子，怎么可能不明白皇帝与贾谊想干什么。掌握实权的他们，纷纷跳出来反对。

他们让文帝做一道选择题，是选择贾谊，坚持这个方案，成为孤家寡人；还是选择他们，放弃这个方案，继续做“他们的”皇帝。其实文帝根本没得选，这些功臣虽然让他讨厌，但却是他的权力基础，如果放弃他们，汉文帝恐怕也时日无多了。

为了给群臣一个交代，他必须放弃贾谊，弃车保帅，以图后事。文帝是个优秀的政治家，优秀政治家必须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而且，汉文帝此时也护不住贾谊，让他远离中央这个是非之地，可能才是最好的安排。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贾谊还活着，他们这次就不算一败涂地。

于是，汉文帝外放贾谊为长沙王太傅，长沙王不受汉文帝喜欢，而且长沙国是蛮荒之地，气候并不适合人居住，这次安排有贬官的意思。

但文帝不知道，人生一直顺风顺水的贾谊，面对这次贬谪的挫折，会毫无抵抗之力。这件事对于对普通人可能就是自认倒霉，忧郁几天就好了，心态好可能还会庆幸自己能保全性命。但是对于贾谊，却让他一蹶不振，肝胆欲裂，抑郁成疾。

在去往长沙的路途中，贾谊去凭吊屈原，“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想着这个怀才不遇的老前辈的悲惨人生，让本就痛苦的贾谊旧愁未散，又添新恨，他整个人愈发抑郁了。甚至萌生出了弃官不做的念头，以前那个志向远大的少年已经在他身上荡然无存了，此时的贾谊更像一个日薄西山的老人，生机全失。

贾谊在长沙国度过了三年的煎熬时光，尤其是在第三年，一只猫头鹰飞进了贾谊房间，在古代，猫头鹰被认为是不祥之鸟，和乌鸦一样。这让更加哀伤，他认为自己恐怕时日无多，便作《鵩鸟赋》，字字泣血，饱含哀愁，三年前的那次挫折，至今他还未释怀，他的执念太深了。

三年之后，中央权力的天平也渐渐的向汉文帝倾斜，他想起自己当初无奈抛弃的贾谊，将他召回长安，在宣室，君臣二人三年未见，相顾无言，离别时间虽短却早已物是人非了。文帝只向贾谊询问了一些鬼神之事。这就是李商隐《贾生》中的典故由来。

之后，汉文帝便任命贾谊为自己爱子梁王的太傅，梁国紧靠长安，是长安门户，战略要地。贾谊的人生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迎来第二春。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贾谊得罪了这么多的人，不论是调回还是升官，史料中都没有记载有什么反对的声音，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文帝此时已经摆脱了傀儡皇帝的身份，真正掌握国家实权。

照此以往，文帝很有可能是以此为契机，要重用贾谊。但贾谊注定没有承担重任的运气，因为他的生命要走到尽头了。

公元前169年，梁怀王坠马而死，这件事成为压垮贾谊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个执念极深，心灵有无比脆弱的天才，终于崩溃了，一病不起，在愧疚与自责之中艰难的熬过了一年的时间，在公元前168年，贾谊与世长辞。

现在，是不是感觉汉文帝的确冤枉了。汉文帝也没想到，这一次贬谪，会对贾谊打击这么大。但他当时也是无奈才出此下策，这本是一个比较好的安排。但天意弄人啊。

正如苏轼评贾谊所说： “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 ”汉文帝的责任在于没有了解贾谊的性格——一旦失败，就在也无法振作。这本无可厚非，谁又能真正了解另外一个人呢？

贾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苏轼认为：“ 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这是非常正确的看法。贾谊志向远大却气量小，有经天纬地之才却情商堪忧，以至于 “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有才发挥不出来，即贾谊的怀才不遇。

苏轼很客观的认为，贾谊的悲剧，并非全是汉文帝的过错，他自己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是他独特的性格，导致了其后半生一系列的悲剧。

贾谊志向远大，他对普普通通的政绩是不屑一顾的。他想要做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业。他刚刚当上太中大夫，就为西汉王朝设计了一套全新的方案，如果这个方案得以实行，是足以让西汉王朝换新天。但他急功近利，对自己的才能过度自信，认为自己个人的力量是无限的。

结果就是现实狠狠的给他来了一巴掌。他加强皇权的方案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对的，但他在他所处的那个时间段，却没有适合的土壤，政策需要权力支撑，而汉文帝此时无权。他恰恰忽视了这一点，而且还将满朝文武，王公贵族得罪个遍。巨大的阻力让他的改革胎死腹中，成了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

同时，贾谊因为才能出众，恃才而骄。瞧不起周勃灌婴这些原来是大老粗的开国功臣。更别说和他们相交相知乃至合作。也并非周勃灌婴针对贾谊，而是贾谊与他们本来关系就不好，还要触碰他们的利益。换作谁都不会轻易放过贾谊的。以至后来贾谊与这些老功臣完全走向对立面，双发的矛盾已经难以化解了。而处于弱势的贾谊，如何能够应付得了周勃灌婴的发难呢？

这些都是非常致命的错误，但贾谊是幸运的，他并没有死在血腥的政治斗争中。仅仅是被贬。就上文所说，按照局势的发展，贾谊如果在长沙国深刻反思，磨练意志，改掉陋习。他完全是可以东山再起的，是真正有可能实践自己改天换地的伟大方针。可惜贾谊有才有志，却最终输给了自己。

他实在太脆弱了，他完全经不住一丁点的打击，一场本该让他庆幸的贬谪，却反而要了他的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人没了，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贾谊在这次被贬后，彻底的对自己命运缴械投降。离开长安的他，心如死灰，想的不是自己的理想与国家 反而是认为自己会早死。长久以往，他怎能不命丧黄泉？

苏轼评价贾谊：“ 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 ”一次失败便让他认为自己终生失败，这是死心眼的可悲之处。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贾谊犹如温室中的花朵，虽然美，取不能耐风寒，这朵花只适合一辈子生活在温室中，他这个人只能让他一辈子都一帆风顺。但生而为人 ，这不可能。

在人生不顺利的时候，他不但没有选择坚强，反而自我伤害，一步步将自己推向死亡的深渊，一个悲观求死之人，神仙难救。是他自己害死了自己。

后世人大多同情贾谊，将他与屈原并称，一起成为怀才不遇的代表，但事实上，这两个人的人生并无太多相似之处。贾谊远比屈原幸运。

贾谊除了前期一帆风顺的人生，还遇见一位明君；他拥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他可以有一片可以施展拳脚的天空；他的祖国是欣欣向荣，正在不断崛起；他的人生本应该一片光明。但脆弱的他被一次小小的挫折彻底打败，放弃了人生的所有希望，在绝望之中度过自己短暂的人生。他的行为是一种不负责任 ，自己一心向死，让相信他的君主蒙冤，让需要他的国家丧失一位大才。但他最对不起的还是自己。温室的花朵不耐风寒，但人终究不是花，遇寒而凋是花的宿命，但却不是人的宿命。人是可以在选择希望，选择坚强，选择跨过这道坎，选择坚持下去的柳暗花明。但贾谊却选择了一条死路。他一生也没有明白，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个道理。

相比于贾谊，屈原才更值得敬佩。他人生前期与贾谊相似，事业上一帆风顺。后因为自己的正直，为君王不容，两次被贬。但其身在江湖，忧在天下。他早已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面对的形势要比贾谊险恶得多：无可救药的君王，江河日下必然灭亡的国家。作为楚国最后的气节，他的结局已经明了了——以身许国。但对于屈原的死，我们更多的是敬佩景仰。是对屈原的高山仰止。

而对于贾谊，我们更多的是惋惜。是他自己毁灭了自己，是他自己放弃了自己。

湖湘文化，乃是在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的中原文化中心南移大背景下，受中原文化和荆楚文化的双重影响而在今湖南地区形成的一种地域性文化，对其后千百年的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有着重要影响。那么就让我们来了解，两位湖湘文化的开启者：屈原和贾谊。

屈原与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的思想渊源之一，就是周代至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荆楚文化。湖湘文化与荆楚文化一样，都是同属于中华地域性文化中的楚文化，屈原，正是楚地文化的代表性人物。

湖湘文化的核心所在，用屈原的诗句来体现，就是“哀民生之多艰，先天下之忧而忧”；它的鲜明特征，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湖湘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与屈原思想颇有关联，或者说受到了屈原思想的影响。

屈原思想是什么？是求索精神。求真、求善、求美，是屈原精神的内在本质。屈原的这种精神，既包含了他为真理而奋斗的理念，同时也包含了他为理想而献身的思想，也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他的“美政”、“美人”思想。

哺育着屈原的荆楚文明，是一种开拓者的文明，洋溢着一种开辟草莽，于荆棘丛生的处女地上开拓物质文明空间和精神文明空间的创业精神。屈原在楚国衰落的时候守持着楚国上升振兴时期的开拓进取的精神，把诗性文明的开拓伸展到当时还处在原始洪荒的江南湖湘之地。

贾谊与湖湘文化

贾谊与湖湘文化精神的悲壮气质渊源极深。贾谊承袭光大了发端于屈原的湖湘迁谪文学，虽感慨个人遭际，但主要强调对人格操守的坚持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不同于先秦与汉代众多学者，贾谊将学术与谋略完美结合，积极投身于政治实践、社会变革，为湖湘知识分子的“经世致用”开创了榜样。

公元前179年，22岁的贾谊被汉文帝召为博士，随后被破格提升为太中大夫。他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略，包括定制度、兴礼乐、“众建诸侯”削藩等。年少有为的贾谊因自己的锋芒毕露遭嫉恨，更重要的是，他的改革方略已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也因此被群起而攻之，直到被外放到长沙，做长沙王的太傅。

贾谊在长沙不到4年，却成就“贾长沙”与“屈贾之乡”相互成全、荣耀的佳话。在到任长沙的四年间，贾谊协助朝廷稳定了南部边境，利用长沙王老师的身份以及与文帝的密切关系，有效调和了二者关系，使长沙王室始终与汉廷保持一致，长沙国政局趋于稳定。

不同于先秦与汉代众多学者，贾谊将学术与谋略完美结合，积极投身于政治实践、社会变革，为湖湘知识分子的“经世致用”开创了榜样。湖南的文化人格中最重要的经世致用，由贾谊开始实践。

贾谊对后世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近代曾国藩、左宗棠、毛领袖等人，不仅在他身上吸取了思想之源，而且将他的主张和手段运用于政治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贾谊及后世湖湘精英的行事，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为环境和人事所迫。面对责任和道义时，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正是湖湘文化的悲壮气质，也正是湖湘文化大放异彩璀璨夺目之所在。

写作背景

汉文帝时期，是封建时代的所谓\'盛世\'，即旧史家艳称的\'文景之治\'的前期。这时，由于秦末衰敝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相对安定，社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但是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统治阶级中\'*侈之俗，日日以长\'（贾谊《论积贮疏》），权贵豪门大量侵吞农民土地，逼使农民破产流亡，\'卖田宅，鬻子孙\'（晁错《论贵栗疏》），以至\'易子而咬其骨\'（贾谊《论积贮疏》）。同时，刑罚苛重，民不聊生。汉文帝\'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资治通鉴》卷十五），表面上废除肉刑，实际上只是改换一些杀人的名目而己。苛重的压迫剥削和酷虐的刑罚，使阶级矛盾日渐激化。而汉文帝周围一些权贵却对此视而不见，麻木不仁，说什么国家\'已安已治\'。这使得怀有改革时政抱负的贾谊深为不安。为了向汉文帝说明政治形势的严重性，他从关乎汉王朝兴亡的角度，写了著名的《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从正面论析时势，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还写了《过秦论》，通过论史讽喻，委婉地批评当时的政治，用秦王朝灭亡的教训，振聋发聩（kuì愧），以引起汉文帝及上层统治者的警觉。

推恩令

推恩令是汉武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而颁布的一项重要政令。推恩令本质是在郡县制的基础上的改进。这项政令要求由以前的各诸侯所管辖的区域只由其长子继承，改为其长子、次子、三子共同继承。按照汉制，推恩令下形成的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后来根据这项政令，诸侯国被越分越小，汉武帝再趁机削弱其势力。

汉文帝时，贾谊鉴于淮南王、济北王的谋逆事件，曾在《治安策》中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

汉武帝时，主父偃提出实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死后，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子弟也可分割王国的一部分土地成为列侯，由郡守统辖。

中文名

推恩令

外文名

Push grace to

颁布者

汉武帝刘彻

颁布时间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春正月

对象

诸侯王

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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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记载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实施者提议者成功原因推行目的相关信息相关法令削藩区别分封制的区别

推恩令介绍

推恩令，汉武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下令允许诸侯王将自己的封地分给子弟，诸侯国越分越小，汉武帝再趁机削弱其势力。西汉自文、景两代起，如何限制和削弱日益膨胀的诸侯王势力，一直是皇帝面临的严重问题。[1]

文帝时，贾谊鉴于淮南王、济北王的谋逆，曾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文帝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汉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的建议削藩，结果吴楚七国以武装叛乱相对抗（见西汉七国之乱）。景帝迅速平定了叛乱，并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使诸侯王的势力受到很大的削弱。但至武帝初年，一些大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并且诸侯王骄奢*逸，时常违抗中央政令，严重威胁着中央集权的巩固。

元朔二年（前127年），朝臣主父偃上书武帝，建议令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为列侯。这样，名义是上施德惠，实际上是剖分其国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这一建议既符合了汉武帝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又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因此立即为武帝所采纳。

同年春正月，武帝颁布推恩令。推恩令下达后，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为列侯，不少王国也先后分为若干侯国。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封地大的王国被分成封地较小的侯国，这个过程直接导致了王国的缩小和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这样，汉朝朝廷不用贬斥诸侯王，就使得大的王国自己分崩离析了。在此之后，侯国辖地仅有数县，彻底解决王国封地过大问题

贾谊被汉文帝召回长安，担任梁怀王的太傅，但是梁怀王却在一次骑马中因为失足，不幸去世。谊也因为梁怀王的去世，而陷入悲伤中无法自拔，在梁怀王去世一年之后，贾谊也因为抑郁过去世。享年才33岁而已。就这样，这位出色的政论家、思想家、文学家，诗人英年早逝了。

贾谊在政论上有出色的成绩，他笔下的《治安策》，针对当时匈奴侵略问题，和候王越权方面的一些问题，都进行了非常有见解的论述。另一部《论积贮疏》更是针对农业发展问题提出的建议，被汉文帝接纳采用。

而在治国思想上，贾谊倡导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并用。他觉得应该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所以应该按儒家思想中提倡的实行仁政，讲礼仪，达到以礼治国。而在中央和诸侯的问题上，又改讲究法家思想，因为单靠仁义管制不了，需要结合帝王的权威作为后盾才能压制住诸侯。

贾谊在文学上更是一名天才，17岁就已经文学上不俗的成绩而闻名。也就是因为这个被河南郡守招纳到门下，非常重用贾谊。世人评价，贾谊的文章代表着中国散文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汉初政论散文的高潮期。

可惜，各方面都非常有成就的贾谊，但是在政坛上却不得志。为官被贬，当再次有机会回到朝廷当太傅时，又碰到梁怀王发生事故，可谓也是注定空有大志，却得不到施展，终究逃不过历史上的一个常见问题，通过在文学上很有成就的人，在政坛上很难被接纳。贾宜虽然处在一个算是清明的年代，但是却没有为这个盛世贡献更多。

后人给予汉文帝很高的评价，主要在于他开创了文景之治，他把贾谊贬出京城，则在于当时的斗争需要。接下来，津城沐雨和大家一起来看看当时的具体情况。

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文帝。

汉文帝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子，受封为代国代王，原本和皇位没有关系。刘邦去世后，汉惠帝羸弱，吕后逐渐专权，汉惠帝死后汉朝实权已经控制在吕后手中。诸吕之乱被平定后，周勃等功勋大臣不承认吕后立的刘宏等人为帝，众臣经过商议后，立代王刘恒为新的皇帝。于是，原本和皇位无关的代王刘恒，就成了大汉王朝的皇帝。

刘恒当皇帝后，由于是众大臣推举登上的皇位，为人处世比较低调谨慎。在政治措施上，根据当时的国情，进行了一系列政策改革。汉文帝励精图治，以身作则提倡节俭朴素之风，国家逐渐强盛起来，老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富足。

汉文帝在位期间，重农抑商，多次降低赋税，甚至免税，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开创了文景之治，为汉武帝时期的大有为政策打下了物质基础，赢得后人很高的评价。

贾谊有才却在主张上得罪很多人。

汉文帝当上皇帝后，多次鼓励郡国推举人才，选用了不少有才能的人士，贾谊就是在汉文帝初年成了文帝时期著名的有才之士，汉文帝对他多次提拔，采纳他的政策主张。贾谊的《过秦论》等著名政论，不仅对当时有重要影响，也成为后人引以为鉴的著名政论文章。

贾谊的才能的确很大，提出的很多主张、政策也都针砭时弊，深刻的解剖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和王朝问题，如果汉文帝都能采纳，能够促进汉朝更好的发展，解决掉更多隐患。但是，贾谊不擅长于人情世故，他提出的很多政策主张得罪了不少人，很多政策都直接损害了功勋大臣和诸侯王的利益，他们都讨厌贾谊，合起伙来排挤贾谊。

汉文帝贬贾谊出于当时的斗争需要。

贾谊得到汉文帝重用后，提出的很多政策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比如贾谊提出让列侯离开长安回到自己封地的主张，遭到开国功勋大臣们的联合抵制。再比如，贾谊提出的反对铺张浪费的政策，剥夺了功勋大臣的享受权，同样遭到功勋大臣们的抵抗。

汉文帝是由开国勋贵们拥立才当的皇帝，面对他们的联合排挤，汉文帝也不得不衡量任用贾谊的得失，开始疏远贾谊，并最终把贾谊贬出长安。贾谊是有真才实学的大才子，汉文帝也是开创文景之治的明君，但贾谊仍然蒙受委屈，最终在梁国抑郁而终，正如唐朝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言：“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

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悲叹贾谊命运的一首诗，在李商隐看来，贾谊的不被重用责任主要在汉文帝，是汉文帝认人不明，浪费了贾谊的一腔才情和报国之志。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或者说，这应该只代表了文人的观点，但不代表政治家的观点。政治家的观点和文人的观点存在很大的差异，我们不评判对错，只是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个问题，这样才能更理性、更客观。

汉文帝时期的政局

吕后当政时期，刘邦的儿子和嫔妃们大多结局非常凄惨，汉文帝的母亲薄姬却因为本就不受宠而免于被吕后杀戮的命运。因为地位低微，薄姬与刘恒母子不得不谨小慎微地生活在宫廷中，直到被封为代王的刘恒在封国就任，这种处事谨慎的作风仍然被保持的很好，除了要避开吕后的锋芒，以免招来杀身之祸之外，还因为刘恒天性仁厚，老成持重，恭谨行事更多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选择。

在诛除吕后一族势力之后，在群臣反复的考虑和各种利益的相互妥协中，也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一向被边缘化的代王刘恒母子被迎回宫中，做了大汉王朝的新主人。

在大汉王朝建立之前，天下陷入战乱已久，刘邦定鼎天下之后，还没来得及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提高经济收入，就已经离开人世。吕后虽然继承了刘邦的事业并有所发展，但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时间还太过短暂。刚刚趋于稳定的大汉王朝并不富裕，而且还面临着匈奴之患。



因为白登之围，刘邦认清了匈奴的实力，决定用和亲的方式缓和汉匈关系，和亲之策在吕后和文帝、景帝的时代得到延续。作为一个王朝的君主，他们难道不想北击匈奴，扬大汉之国威吗？应当说，匈奴之患一日不除，他们就像芒刺在背，寝食难安，但国家的实力不允许他们与匈奴开战。

而此时帝国的大部分权力，被刘邦分封的同性王把持着，汉文帝之所以能顺利即位，既有赖于朝中重臣的支持，也有赖于那些同性诸侯王们的支持。汉文帝从道义上来说，不能拿那些同性王开刀；从权力的实力上来说，也没办法拿拿那些心怀不轨的诸侯王怎么样。更何况，历经磨难的汉文帝深刻认识到，当自己实力不够强大时，只能暂时忍耐，团结、稳定、求发展才是当下的正确路线。



汉文帝一面以自己作为天下道德的楷模来约束诸侯王的不法行径，一面对诸侯王们的一些行径听之任之，但是并不解决问题，反而滋长了诸侯王不服管辖的桀骜气焰。

汉文帝表面上表现得风平浪静，实际上却很想将权力收回自己手中，放眼朝中，没有多少人明白他内心的想法。正在他感到苦闷的时候，贾谊出现了。汉文帝发现，这个涉世未深、头脑聪敏，用勇气，有理想改变整个王朝走向的年轻人，十分理解自己内心的所思所想。

贾谊的主张及其性格

贾谊本是河南洛阳人，在汉文帝登基之初被举荐到朝廷，汉文帝起初很欣赏贾谊，让他做了博士。古代的博士是一种官职，在出任博士期间，每次汉文帝面临问题，要臣下提出对策，贾谊都能对答如流，得到汉文帝和同僚们的一致赞誉。仅仅一年后，贾谊就被汉文帝提拔为太中大夫。但之后事情的发展就远远没有那么顺利了。贾谊看待当时的社会问题有一定的前瞻性，但也有偏激的一面。这种偏激的态度也反映在他给汉文帝的上书中：

贾谊认为当时的局势犹如置身于底部已经起火的积薪之上，是十分危险的。一是诸侯王势力过大；二是匈奴边患威胁，而国家财政匮乏，没有积蓄。第三是礼制混乱，君臣无别。不得不说，贾谊的目光是非常敏锐的，这些问题也是显然存在的，但是不像他想得那么严重。



汉文帝时期，各种社会危机在皇帝和重臣的努力下暂时得到缓解。所以贾谊对事实情况中不利因素的夸大，一方面是他生性敏感，有些小题大做的原因；另一方面，他也许非常急切地希望自己得到汉文帝的重用，所以刻意夸大事实，以便引起足够的重视。

不得不说，汉文帝是一个很有胸怀的君主，起初贾谊写这样的奏疏，汉文帝都看到了他的优点，而忽略了他的缺点。但一个再虚心纳谏的君主，明明自己治理国家，已经做得不错了，还总是被人夸大社会危机，说一些虽然有一定道理，却不切实际的话，这是谁也无法接受的。



贾谊在自己的奏疏中，也提到过像汉武帝时施行“推恩令”的主张，包括要求改正朔、服色，定官名，兴礼乐的措施，看起来都很好，但是时机还不成熟，当时的皇权没有集中到中央一声令下就可以进行这样大动作的改革。

当时诸侯王们的子孙还不够繁盛，所以“分家”的愿望不强烈，而且在诸侯王们看来，这就是赤裸裸地削弱他们的权力，他们又怎么能甘心被削弱呢？这时他们是完全有实力与皇权抗衡的，那么这些政策一旦被颁布实施，就会造成朝廷与诸侯王国的分裂，甚至诸侯王会蜂拥而起，推翻朝廷，这样的结果显然是汉文帝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的。



另外，贾谊的一些主张是幼稚、并且自相矛盾的。比如贾谊希望汉文帝以德服人，通过对匈奴宣扬大汉天子的诚信、慈爱，以仁义来感化匈奴，那么一定会使匈奴自愿归附汉朝。对于愿意投降的匈奴，要用华丽的衣服，珍贵的礼物，奢侈的事物来诱惑，让其他匈奴看到投降汉朝的好处。

首先，以匈奴的领导者崇尚武力、残暴不仁，只靠仁德是不能使其归顺的，给他越多的宽仁与赏赐，反而会让他变本加厉地掠夺。其次，朝廷财政吃紧，自己的民众尚且不能过上富庶的生活，连皇帝也必须克制自己享乐的欲望，这个时候还要拿出大量的钱财，去赏赐匈奴的降者，显然是不可行的。



根本的原因是，贾谊年轻气盛，所提出的一系列举措与当时清静无为的国策相左，汉文帝时期的清静无为国策，有其必须如此的社会要求。如果不考虑现实社会的需要，而大张旗鼓地去改革，去推行新政，必然会导致局势动荡。而且当时的百姓们也希望刚刚步入稳定局面的汉王朝施行清静无为的政策，他们已经被长期的战乱折磨得不堪重负了。

事实上，汉文帝、周勃、灌婴等人都有对道家思想的偏好，所以他们才共同制定了清静无为的基本国策，这一国策的制定在当时是很明智的，而且在汉景帝时期，和汉武帝初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贾谊却极力批评那些主张对国家提倡无为而治的重臣们，并认为自己才是真正能挽救国家危局的“良医”，贾谊的自以为是，狂傲、无知使他犯了众怒。又由于贾谊的论调并不符合当时社会的客观要求，因此很快遭到了大臣们的一致反对。周勃、灌婴等人认为留贾谊在朝中，对于国家的发展是有害的，而且贾谊的作为是希望从汉文帝那里得到更多的权力。于是，汉文帝将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傅，让他离开了朝廷。

汉文帝的考量

其实，汉文帝让贾谊去长沙，担任长沙王太傅，虽然是对贾谊的贬谪，但也并不代表不再重用贾谊。



汉文帝早年被封代郡，远离京都，反而在被边缘化的日子里耐心沉淀自己，最终成为汉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汉文帝让贾谊去长沙辅助小皇子，其实并不能排除让贾谊静下心来磨炼自己的心志，收敛性情，等待一个合适自己的时机再去实现自己价值的考量，而贾谊也许并不明白汉文帝的深意。

根据汉文帝的实际行为来看，他只是没有像贾谊一样通过直白而激烈的言辞表明自己的态度。实际上广招天下之兵，对抗匈奴，尝试削弱诸侯王的势力等探索，他也是做过的，只是由于客观原因，并没有太大成效。

根据平生经历来看，汉文帝刘恒是一个老成持重，十分务实，喜欢踏实做事，不喜欢空谈的君主，而贾谊原本就因为太过年轻，一路顺风水水，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喜欢对现实评头论足，却不太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从性格特征来看，他与汉文帝也并不是一种人。



汉文帝让贾谊去长沙，也许正是因为看清了贾谊的特长在于教导小皇子读圣贤书，远离政治核心，远离那些老臣们的攻击，安心做自己真正擅长的事，对贾谊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成全呢？

可惜贾谊对自己的定为与实际能力不符，又自视甚高，内心又很敏感，于是在被贬长沙之后，常常以为自己年寿难永，整日沉浸在不被重用的消极情绪中。梁王坠马，更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以汉文帝之英明，也许并不会加罪于他，然而贾谊却过于悲观和自责，终于搭上了自己年仅33岁的生命！

结语：

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屈原和贾谊合为一传，说明贾谊和屈原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实际上，贾谊的时代比之于屈原已经好太多了。贾谊如果善于等待时机，如果能看清形势，也许就可以避免自己的悲剧。生在好的时代，遇到开明的君主，认识却脱离现实，性格脆弱敏感，也不会有好结果。怎样面对逆境，调节心态永远比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更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