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说李鸿章是奸臣？

外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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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光绪五年（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李鸿章在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建设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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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上讲，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七十年代起，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覆败，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

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成军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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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时候，李鸿章与日本专使签署《天津条约》时，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事态趋于严重。李鸿章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无奈下，只得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六月二十三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

八月十六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八月十八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经过近五小时的鏖战，中国军舰沉没4艘，日本舰队亦遭重创。此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激烈交战，但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水师覆灭。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各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会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六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谓，李鸿章面前“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皇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二十三日，《马关条约》签字。

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李鸿章虽然也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并倾向变法。但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汹汹舆论下，成了清廷的替罪羊。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俄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李鸿章奉命作为头等专使前往祝贺。在此之前，俄国会同法、德发起三国还辽成功，清廷上下视俄国为救星，包括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在内的元老重臣均倾向联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转向“结强援”。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并同意俄国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

此后，李鸿章率随员先后访问德、荷、法、比、英、美、加诸国，由于系亲身游历，他对西方社会制度产生由衷的赞叹，并在演讲中一再大声疾呼：“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回国后，面临方兴未艾的戊戌变法运动，他慨然以“维新之同志”自许。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慈禧一再下令捕杀康、梁余党，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说：“我决不做刀斧手”。

李鸿章出任粤督期间，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英、法等国组成八国联军进行干涉，慈禧携光绪逃至西安，北方局势一片混乱。而东南地区的实力派疆臣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则在盛宣怀联络下，倡导东南互保，即不卷入清廷这次对外宣战，以保东南半壁不陷入混乱中。李鸿章对此表示支持。

在此期间，经由革命党人陈少白和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牵线，李鸿章一度有意与自日本前来策划“两广独立”的孙中山晤面，但由于双方互存戒心而作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十二日，为收拾八国联军之役的残局，清廷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连续电催其北上。李鸿章乘轮船至沪后，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部下及亲属也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再北上，以免又成为替罪羊。直至七月三十日，北方局面实在无法收拾，慈禧在逃亡途中电催李鸿章北上。一个月后，李鸿章抵京收拾残局，向八国联军求和。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赔款4亿5千万两。

签约后两个月，被李鸿章倚为强援的俄国政府再度发难，提出“道胜银行协定”，试图攫取更大权益，并威逼李鸿章签字。“老来失计亲豺虎”，气恼交加，李鸿章呕血不起，于九月二十七日去世，临终时“双目犹炯炯不瞑”，带着无尽的遗憾，走完了他78岁的人生历程。

李鸿章原配夫人周氏，咸丰十一年（1861年）病故。继室赵小莲，系太湖望族、进士赵昀之女。侧室莫氏，侍妾冬梅。子三：嗣子经方；嫡子经述（赵氏所生）袭一等侯爵；庶子经迈（莫氏所生）。女三：分别适郭恩垕、任德和、张佩纶。

李鸿章的1894以及终身不履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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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中方只有“允”和“不允”两种选择，而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李公一直磨到点灯时分，口干舌燥地要求再削减五千万两，实在达不目的了，又说减少二千万两也行，最后甚至满眼含泪向伊藤博文哀求，看到我这把老骨头的面子上，多少减一点儿，算送给我回国的路费吧。可以说他是忠实地执行了清廷的电旨：“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但人家根本不为所动。老人家何等可怜！日方更以中方代表能否安全回国相要挟，李氏父子只得无可奈何的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

据说他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曾经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

也正是因为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再也不愿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75岁高龄老人啊，又是在呼呼悠悠地面海上，毅然决然地蹒跚着步子，慢慢腾腾地挪过去，同志们，他老人家容易吗？！足可见其对日本仇恨之极。

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吴汝纶东游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公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竟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觉悲从衷来，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宝。他大书“伤心之地”。

后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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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评李公

一生荣华出曾门，三朝辅政至中堂。

少时有志匡华夏，老来失策亲虎狼。

马关喋血卖国契，糊裱难堵漏风墙。

辛丑叠恨终呕命，至死屈身背骂名。

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精英。

李鸿章的身后评价是很复杂的，历史大师高阳先生认为，“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李鸿章确是为帝俄所收买的汉奸！铁证如山。李氏直系亲属如告我诽谤其先人，我愿负完全的法律责任”。具体内容，请参阅高阳先生《同光大老•割城谁献督亢图》。

国之大器，百年不遇

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这个观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

李鸿章在国际上享有盛誉。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的面庞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肤看上去显得很健……他从不显得傲慢。他是那种从不向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但又总能获得满足的那类人。他能很轻松地与人交谈，而又不会使与他交谈的人感到紧张……他对妇女尤其礼貌，也很喜爱儿童。

李鸿章拜谒格兰特将军陵时，更折服了美国人，他们是这样描述的：……这位贵宾的举动非常令人感动，他很虔诚地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的思绪回到了17年前与格兰特将军会面时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经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他的这一告别仪式使他的随从人员和美方陪同人员始料不及。然而这却是饱含敬意的最真诚的悼词和最意味深长的告别：“别了，我的兄弟！”——李鸿章在美国所受到的接待的规格、礼遇和受欢迎的程度，是后来访过美的中国***如邓小平、等人无一能望其项背的。而李鸿章对美国人的友善和所搏得的美国人的好感，终于在后来八国联军事件的谈判中得到了回报。

但李鸿章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为在美华人移民争取权利的机会，在访美结束后，他有意避开了美国西部，而选择了加拿大作为他回国的路线，引起了美国记者的注意，就此事对他采访。李鸿章借机请求美国媒体帮助中国移民：“……我只期望美国的新闻界能助中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中国移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力法》进行较大的修改。……中国移民在加州等地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你们的《格力法》不但不给他们与其他国家移民同等的权利，还拒绝保障他们合法的权益，因此我不喜欢经过以这种方式对待我同胞的地方……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而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也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移民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李鸿章为了废除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鸦片贸易还做了许多努力，为此在1894年8月27日会见了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约瑟弗 G亚历山大，当时的《伦敦每日新闻》曾有报道：“……他以最强劲的语言声称，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强烈反对鸦片贸易。这种贸易是列强通过战争强加给中国的，中国政府根据条约不得以允许印度鸦片进入大陆。……李总督最后明确宣称：你们也许明白，如果你们停止毒害我的的人民，我们就会立即禁止他们获得鸦片。我（约瑟夫）告诉他，英国议会已经通过投票，将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华调查鸦片是否真的像有人指控的那样有害时，他气愤地回答：‘荒谬绝伦！’似乎十分的愤怒和蔑视，缓和了一下语气又说：‘任何人都知道，鸦片是有害的。’当我起身告辞时，他仍很善意地用热情的语言赞扬了英国公民为使中国摆脱鸦片所表现出来的仁慈。”这位秘书结束访谈时还发表了一通感慨：……中国的政治家们反映出了这个国家的国民热爱和平的精神，如果任何制止战争的手段可以找到，他们不可能为了报复而认可战争的持续。（以上资料出自同时代的《纽约时报》）————后鸦片贸易为英国国会议案所禁止。

李鸿章也得到同时代优秀人物的认可，比如（在义和团之乱时）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出面与诸大臣商议对策。北京不保，万一太后与皇帝在战乱中罹难，中央政权面临崩溃，国家将陷入彻底无序的混乱。为免出现这种情况，群臣合议，到时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中国差点驱逐满清，提前共和。

李鸿章重视西方科学，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现代科技知识。这批留学生曾经考入耶鲁等名校，詹天佑就是这批留学生的代表。此外，中国的电报业也是由这批学生开拓的。李鸿章积极学习新鲜事物，如一次他召集了一群留洋回国的青年官员开座谈会，突然对数学感起了兴趣，逮了一个留洋生问他什么是“抛物线”。小伙子从函数到方程式费了好大劲解释了半天，李鸿章仍是一头雾水。留学生急了，崩出一句：“中堂大人你撒尿吗？”李鸿章不知所以，答曰：“撒，当然撒。”留学生接着解释：“那就对了，中堂大人，撒出来的尿就是抛物线啊！”李鸿章恍然大悟，哭笑不得。

即使是在生前大部分时间极力否定“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存在的美国哈佛汉学家费正清老先生在晚年也总算是良心发现，说了些公道话：“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对这种方法我们还缺少研究）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 。”而且这种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Tradition）来避免八国联军肢解中国的人物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应该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责，但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个人。因为工业化的日本和农业化的中国作战，胜负在战争前已经决定了。

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但是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这些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只能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直接出面做事的下人——李鸿章。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

李氏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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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不仅是一位中国近代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而且也是一位影响了近代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晚清军政重臣。

李鸿章生于合肥，葬归故里。李鸿章故居位于今合肥淮河路步行街中段。故居面南背北，两扇高大厚实的朱漆大门和门前一对威武的石狮，面对着日夜川流不息的人群。故居自南向北依次为大门、过厅、中厅以及内眷所住的走马楼。古色古香的故居具有明显的江淮官宅特点。

李鸿章故居建于19世纪末。故居当年规模很大，许多人用“李府半条街”来形容李家住宅群的恢弘气势。历经百年的风风雨雨，李府依然保留独有的风貌。改革开放后，合肥市政府对李鸿章故居采取保护措施，在原地修复重建，成为现在大家看到的模样，只是现存规模已不到原来的十二分之一。

从步行街进入大门，行数步即到过厅。厅正中是座屏风，上方高悬一块匾额，上书“钧衡笃祜”四个字，钧衡，比喻国家宰相一类重臣；笃是厚的意思；祜是大福。意思是李鸿章官显福厚。这四个字是李鸿章七十大寿时光绪皇帝御笔所赐，以褒奖他对大清帝国的功绩。过厅过去为来客稍候，待佣人通报后再入中厅与主人会面之处，现兼作展厅之用。厅内展示与李鸿章有关的各种、资料和实物。展览分“李鸿章的青少年时代、李鸿章与淮军、李鸿章与洋务运动、李鸿章与外交以及毁誉参半的一生”等五个部分。

中厅又称福寿堂，堂高9米，是现存江淮地区最大的晚清私人住宅厅堂。每扇格门上都雕有造型精美、典雅的图案，房梁全是斗榫，不用一枚钉子。大梁两头都雕成象头形，寓意吉祥（象）。正上方的横梁上雕有“佘太君祝寿图”，人物造型栩栩如生。东西两厢是李氏后人的书房，清雅疏阔，青砖漫地。

中厅上方的长几上，摆有一只古钟，左边一面镜子，右边一面屏风，寓意这具家宅“终（钟）生平（屏）静（镜）”。中厅的正中，四根木柱正好构成一个开间，木柱的一左一右，各为一个开间，加上东西两面厢房，形成了明三暗五的格局，颇具江淮地区富宅的建筑特色。东厢房是书房，里面的博古架称为“过桥式”，左右两部分正好可以重合在一起。原理出自中国古代阴阳互补理论。左边摆放的楠木书架，正好可以装下一部《二十四史》。

推开把前院与后宅严密隔开的屏门，即是典雅古朴的**楼。楼与前院中间有道墙，墙中间的门，便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门了。墙门把**楼与外界严密隔开。男子严禁进入二门半步。**楼又叫“走马楼”，是李府女眷住的地方。**楼后一进的楼上摆放着古老的绣床、雕花的梳妆台、大理石面的圆凳，床、台、凳都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红木家具。屋内一个漂亮的粉彩瓷礅，放在红木梳妆台前，古色古香。

**楼造型独特，为一封闭回廊式木楼，楼下正中的一方天井，上承天光，下接地气，符合阴阳调合之风水学。楼上东首第一间据说是李鸿章幼女菊耦（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祖母）所住，正中则是老夫人所居。原先的老宅有一个比现存面积大得多的后花园，但光阴荏苒，后花园早已湮没，无法恢复，只保留下这座美丽典雅的**楼供人观瞻了。

李氏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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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总布胡同属东城区建国门地区，是东单北大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四条胡同。胡同自西向东沟通东单北大街和朝阳门南小街，长700多米。明代此地设有总捕衙署，称“总铺胡同”，清乾隆时称“总部胡同”，宣统时将胡同一分为二，以朝阳门南小街为界分为东、西总布胡同。

西总布胡同27号，旧时门牌15号，在胡同中段北侧，坐北朝南，大门在西总布胡同北侧，后墙在外交部街南侧。此宅原为李鸿章祠堂，名“表忠祠”，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李鸿章生前寓所改建而成。由大门、前殿、享堂、配殿等构成的二进四合院；大门、碑亭、前殿、享堂及东西配殿等主要建筑顶部均覆黑琉璃瓦；享堂三楹，为歇山顶斗拱建筑，前有月台三出陛；院墙砖砌，外抹红垩土，顶部覆灰色筒瓦。

1949年9月，李鸿章祠堂被辟为北平市第一人民教育馆分馆，后改为北京市第一人民文化馆分馆、东单区文化馆、东城区文化馆。1978年拆除前院建筑及大门，建成两层的东城区文化办公室的办公楼；现为北京东方文化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办公用房，门牌仍为“西总布胡同27号”。1991年拆除后院享堂、配殿及剩余的院墙，建成四层楼房，东城区档案局和档案馆迁入至今，大门朝北，门牌为“外交部街甲28号”。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清道光时进士，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是著名的洋务派首领，为朝廷所倚重，死后谥“文忠”。有《李文忠公全集》存世。

咸丰三年(1853年)，李鸿章在家乡办团练，继而充当曾国藩幕僚。因平息太平天国和捻军有功和倡导洋务运动而官运亨通，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外交、军事、经济大权。

李鸿章位高权重，对外又一贯妥协。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俄国沙皇加冕，清政府派驻俄公使王之春为贺使，竟招致俄国政府的抗议。俄国驻华公使提出的所谓理由是“加冕为敝国重大礼典，非得贵国位望最高之人，为列国所称许者，不足当贺使之任。王之春非其选，能胜任者当数李中堂”。清政府只好改派李鸿章为贺使。李鸿章到莫斯科后，接受俄国贿赂，签订了出卖中国主权的《中俄密约》。

李鸿章晚年从事外交期间，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与法国订立《中法新约》，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等。其生前签订的最后一个条约是《辛丑条约》，《辛丑条约》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扩大和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并表明清政府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因此，《辞海》(1979年版)称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媚外卖国的典型人物”。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奉旨到日本议和时已年逾七旬，又遭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枪击，险些命丧东瀛。《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自然是被抨击的中心。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因“擅入圆明园禁地游览”被“罚俸一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下旨:“李鸿章、敬信均着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李鸿章被罢官。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李鸿章重新起用，任两广总督。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朝廷急调李鸿章从广东火速来京，“调补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之后，又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各国议结一切事宜”。此时的李鸿章已届耄耋之年，又染有腹疾，在“请赏假”未准的情况下，扶病入京。《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李鸿章便一命归天了。可以说，李鸿章签订了《辛丑条约》，也搭上了自己的一条性命。《清鉴》中说:“鸿章晚年，手办国际交涉事尤多。甲午之战，鸿章独主和，当时物议颇非之。然兵不夙练，不如主和为佳。事后思之，未可蔽罪鸿章一人也。”《清鉴》之论虽非至论，或有为李鸿章开脱之嫌，然犹可为“弱国无外交”之佐证；国弱如斯，固“未可蔽罪鸿章一人”，然李鸿章官居要职，身处庙堂之上，“兵不夙练”，亦难逃其咎。李鸿章死后，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贤良祠，在京师建专祠。

清代，在京师为汉人官吏建专祠唯李鸿章一人。专祠建成后，光绪皇帝赐匾，亲书“功昭翌赞”四字，春秋两季，朝廷派员专门祭祀。

为什么专门为李鸿章建祠堂呢？合乎逻辑的解释应该是朝廷认为李鸿章功勋卓著。不过，《异辞录》中认为，朝廷本来想让李鸿章死后配享太庙，让鹿传霖的一句话给搅黄了。原文如下：定兴鹿文端，拙于言论。内调枢廷，耳已重听，尤不能有所建白；然有时一语隽永，为福不足，为害有余。李文忠薨，闻于西安行在，两宫震悼，诏加优恤，已将侑食太庙，枢臣出拟懿旨。定兴突问曰:“祀于何处？”时议:配享文宗，则咸丰朝文忠方仕，未立功勋；配享穆宗，中兴勋业，不乏其人，未可显分厚薄；配享德宗，其时，上正年富，则懿旨之中不易措词。因而搁置。

关于李鸿章，多有争论，且观点不一，此文暂不赘述。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 中西冲突，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李鸿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前一个问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以恭亲王奕 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出访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中俄密约》的签字，使李鸿章相信“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实际却开启了列强争相打开中国的大门。不过，对于这趟经历，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至于根本计，尤在于变法自强。”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5年，在这一年里，清朝和日本交战，最终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结束。在这场战役开战之前，他就曾提议说不要与日军交战，光绪皇帝在他人的鼓动之下执意要打。开战之前，他被人说是怯战小人，也因此饱受骂名。这场战役失败之后，清朝就让他远赴日本签订历史上著名的条约，正是因为他签订了这样一条条约，让他成为了朝野皆知的卖国贼。

也因为这场战争的失败，他从直隶总督的位置退了下来，被皇帝下放到两广，做两广总督。他离开北京之后，当时的太后又利用义和团来打压洋人，在北京大肆的伤害外国的驻华大使。当时洋人三番五次的进行社交，但太后都对此置之不理，于是引发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这之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那就是当时的太后曾向十一个国开战并下达了宣战诏书。当时的邮政大臣立马扣押了太后下达的宣战诏书，让晚清的班位总都来观览。

当时他上书说:“太后的条命令不符合当下的情况，粤不能按照命令去做”当时南方的总督巡抚一起签订了《东南互保》条约，张之洞还曾说，如果北京遭遇不测，那就推举他做临时大总统，让他来主持大局。太后看到南方的总督们都不按照他的命令来行事，于是也就放弃了，向他国宣战。但也因为这件事情激化了满清贵族和汉臣们的矛盾，这个矛盾不可调和。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的出逃，并急召他背上来处理这个烂摊子。当时他已经到了上海，但却一直推脱，说自己有病，需要休息不能立刻北上。

当时他身边的人都奉劝他不要北上，因为他当时已经是半截入土的老头，希望他不要重蹈覆辙。他之所以会推脱，是因为他想降低赔款条约的金额，也希望太后能够放权给他，他一直推脱，就是希望太后能给他这个权利，他希望自己有足够谈判的筹码，他需要清朝一个明确的态度。

左和李鸿章是晚清的两位重臣，是晚清最有实权的两位大佬，也是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两人都是治国的好人才，两人都执政，可谓一时魅力。不过虽然同名，但两人关系并不怎么好，是出了名的死对头。两人从出道至今，几十年来一直在打打闹闹，谁也不满意谁。最终，这场持续的斗争以李鸿章的胜利而告终，左败得体无完肤，留下了一场恩怨。那么左为什么会输给李鸿章呢？

首先，左与李鸿章之间的斗争不仅仅是个人恩怨。它们代表了湘淮两省的斗争。两人都出自曾国藩的湘军，但由于湘军势力过大，遭到清政府的严厉镇压。清政府不仅逼迫曾国藩大举裁军，还分化其湖南家族，李鸿章被清政府扶植起来制衡湖南家族。在清政府的打压下，湖南势力急剧萎缩，一盘散沙，谁也不服从谁。左虽然是湘系名义上的老大，但却不能对整个湘系发号施令。沈葆桢、刘坤一等小团体跟他不亲近。左不能单独说话。调任陕甘总督后，他的影响力转移到了土地贫瘠、人民贫困的西北地区。左资源有限，根本打不过李鸿章。虽然左的西征收复新疆使湖南的第二个春天复活了，但湖南的复兴很短暂。由于左被调到中央政府，他离开了军队，没有追索权。没有了左，西北湘军逐渐分化瓦解。李鸿章是怀系的老大，也是怀系的唯一领袖，是清政府重点扶持的对象。李鸿章一直牢牢掌握着淮系的领导权和军权，在各地和要害部门都安插了亲信。淮系实际上已经控制了半个清朝。事实上，李鸿章的北洋，清政府根本来不及动他，清政府最后死在北洋手里。

第二，左孤傲正直，善于处事，而李鸿章圆滑世故，善于做官。精通官场的李鸿章，在官场任人唯亲、敛财方面下足了功夫，所以一直混不下去。李鸿章不仅吊着清廷的淳亲王、恭亲王等权贵，还把慈禧太后哄得团团转，地方诸侯、官员也纷纷依附在李鸿章这棵大树上。作为一个官员，左这头倔强的骡子，比不上李鸿章。左是个独来独往的人，他不喜欢拉帮结派。他的下属多为低级官员，多为武将。他的权力不能和李鸿章相比。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公爵，他从不拉帮结派。他虽然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却不可避免地被排挤出权力中心，抑郁而死。

第三，李鸿章善于顺势而为。李鸿章不仅与满清权贵关系密切，还拉洋人上船，挟洋自重。清政府最怕洋人，自然不敢动李鸿章。其实李鸿章的事业能有这么大，洋人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至少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外国人那里借这么多钱。左则是一个鹰派人物，急于把所有外国人都打走，所以外国人对左比较排斥。在新疆和俄国人打仗，在东南和法国人打仗，打了又打，把本钱都赔进去了。他苦心建立的福州船政局和南洋水师被法国人破坏，整个湘军集团支离破碎，湘军集团逐渐灭亡。中法战争中，李鸿章主张与法国人和谈，使法国人战无不胜，蒙蔽了左的苦心。最后，左又担心又生气。中法战争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我们每每谈起中国近代的历史，总是会想起清朝末期的一个著名官员——政治家、外交家，李鸿章，曾经被慈禧太后重用，称他为“再造玄黄之人”。那么这样一个人，究竟为什么被大家唾骂，今天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究竟哪里错怪他了？

李鸿章虽然是晚清的重臣，但其实我们看他的名字，能看出来他是个汉族人，他年少时期就很聪明，刻苦学习。很早就考考取了功名，当时的湖南大儒曾国藩，是李鸿章的老师。

后期，李鸿章发现要想变得强大，不被外国欺压，必须拥有自己的海上军队，于是上奏皇帝，建立了一批很精良的海军。可惜，后期的清朝十分腐朽，财政亏空，都被皇室挥霍，用来充军的钱也严重不足，所以很多军队的设施、军火等等，都比较贫乏、粗制滥造，但这并不是李鸿章的错误。

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带领一大批洋务企业振兴生产，有力的撑起了中国制造的一片天，虽然在外资企业的欺压下也有很多困难，但是没有这批洋务运动的领头人，中国的经济可能会倒退很多年。

李鸿章作为外务大臣，代替清王朝签订了许多和外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其中最冤的，就是甲午中日战争后的《马关条约》，光绪二十一年，他被慈禧太后任命为全权大臣，可以在谈判时做出自主决定，无需请示。在日本议和时，清朝已经提前说过，可以接割地，然而李鸿章还在拼命坚守国家的利益，他认为能多争取一点利益，对中国都是好的。

签订马关条约时，由于难以达成一致，李鸿章被日本人开枪打中脸部，失去了一只眼睛，当场倒地，但是他却没有叫，只是希望自己失去的眼睛能让中国少赔一些款。日本有些害怕这样的事情引起国际社会的舆论，所以就减少了一些赔款。李鸿章回国时，发誓再也不踏上日本的底盘，由于坐船要通过一艘小小的日本船，他死也不肯上船，于是在两艘中国船之间搭了一块木板，七十多岁的老人在苍茫大海上颤颤巍巍的走在小木板上……回国后没多久就急火攻心去世了。

说白了，李鸿章至始至终都是十分爱国的，他做的很多事只是身不由己，为了保护国家最后一点利益而已，我们有什么资格去骂这样一个为国献身的人？其实，所有误解过的我们都欠李鸿章一个道歉！

李鸿章作为晚清时期清政府指定的外交官，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许多不明真相的民众将怒火发泄到李鸿章身上，认为他是千古罪人。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外强中干的清政府再也无法在西方列强面前维持“天朝上国”的形象。在西方列强看来，此时的清政府徒有其表，内里已经不堪一击。而《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描述让他们对这个传说中遍地黄金的东方国家充满“向往”，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接踵而至。尽管清政府在吃过现代化武器的亏之后曾尝试引进过一些武器列装军队，但小规模的武器并不能对整体战争的胜负产生影响，清政府在和外国列强作对作战时依然是输多胜少。

甚至打赢了也要签丧权辱国的条约，只是打赢了“战争赔款”就会少些，“租借”的地盘也小些。每一次战争结束后都要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南京条约》、《望厦条约》、《辛丑条约》、《马关条约》等就是这样来的，签订这些丧权辱国条约的大臣基本上是李鸿章。因为晚清政府没有几位能担此重任的大臣，李鸿章作为“晚清三杰”之一又是慈禧的亲信，当之无愧地要承担起这样的“重任”。我相信，当时的李鸿章在签订条约时心里也是万分不甘，但国家沦落至此他也无能为力。

满清国力衰弱，根本无法和西方列强正面作战，更不要提将西方列强赶出中国。因此，这些条约的签订“势在必行”，否则战火会进一步蔓延。至于李鸿章，他只是清政府推出来站在台前的木偶，真正的千古罪人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清皇室。

说一个最朴素的答案：这么多人说李鸿章好，李鸿章真的有制得夸赞的地方。同样也有很多人不喜欢李鸿章，同样李鸿章也有很多值得诟病的地方。

李鸿章做过什么值得别人称赞

李鸿章稳住了局势，遏制住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心思。

为什么这么说？

在梁启超先生的《李鸿章传》中有这样一段话：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以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

其实在李鸿章之前，大清朝廷也推出来过一个话事人——耆英。耆英是正蓝旗的，姓爱新觉罗，他的祖上是一位贝勒，最高曾任两广总督、文渊阁大学士。1842年鸦片战争过后，耆英与伊布里负责与英方谈判，后来签订了《南京条约》。而耆英做的可不仅仅是签字，在英方的威胁下，耆英诬陷在台湾抗英的台湾道姚莹、总兵达洪阿“冒功欺罔”，致使姚、达二人被革职逮问，最后导致台湾抗英势力被击溃。1843年，耆英再任钦差大臣，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1844年，他任两广总督兼办通商事务，与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最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耆英在谈判过程中与英方发生一点纠纷，他竟然因为害怕，丢下谈了一半的合约，跑回了京城，后被皇帝赐死。

耆英在与列强谈判中软弱不堪，列强提什么他就接受什么，列强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毫不思虑国家的利益，为了个人的性命就可以丢下千万人的血汗。正是有这样的外交官，在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快速失去了大量的利益，其中实际上有很多可以商榷的余地，例如台湾抗英势力本可以用来与英方进行谈判，争取利益，但是软弱的耆英为了一己性命置家国利益于不顾，真可谓胆小如鼠、百无一是。

与之相对的自然就是李鸿章。

同样在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时，《马关条约》签订过程中，李鸿章身处日本，被人用枪击中一只眼睛，在这时李鸿章说：“不要包扎，让伊藤博文看看，说定能把赔款往下谈。”之后谈判时，李鸿章就此提出要下调1亿两白银，伊藤博文不答应，李鸿章当时说：“终身不踏足日本。”后来李鸿章从欧洲辗转日本回国时，伊藤博文闻讯来到码头迎接，李鸿章宁可在两船之间架木板走过去，也不愿意下船。

在李鸿章出面之后，日本、美国、法国、英国等明显对中国开始重视起来。在与耆英交接时，列强通常出面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而与李鸿章交接，日本是传奇首相伊藤博文，德国是铁血宰相俾斯麦。皇族尚且不得列强如此待遇，难道不能看出李鸿章的才华吗？

李鸿章之前中国无人，李鸿章出现后，列强才看见这片土地上还有人，不都是懦弱的奴才！

李鸿章为什么身负争议

李鸿章看似朝廷大员，实则是戴着镣铐跳舞，处处受到掣肘。

李鸿章没有留下日记或者随笔，我们不得而知当时李鸿章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留下来的只言片语大多与事情相关，这些言语是说与人听的还是真心话，我们也不得而知。

但是李鸿章在19世纪被国际上称为“东方俾斯麦”，在周游欧洲时，李鸿章与俾斯麦有过一场交谈，李鸿章在俾斯麦面前痛哭流涕，而他们交谈的内容部分被公开了，从这场交谈中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的困局。

原文如下：（德国报道译文）

李鸿章说：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和，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

俾斯麦：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

李鸿章：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

俾斯麦：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

李鸿章闻之泪如雨下，云：呜呼！

大意如下：

李鸿章：当一个朝廷大员，看见朝廷没落，希望能尽力做些事情。但是一旦提出什么建议，整个朝堂都是反对的声音，如果我要为国做些事情，应该怎样处理好与同僚的关系呢？

俾斯麦：首先要得到君主的信任，得到了皇帝的信任，什么事做不成呢？

李鸿章：如果无论是谁和君主说话，君主都相信，那些靠近君主的人经常狐假虎威，危害国家利益。处于这样的境地，又该怎么做呢

俾斯麦：如果大臣尽心尽力、忧心忧国，还得不到君主的信任，只有一种可能——君主是孤儿寡母，那样就没有办法了。

李鸿章泪流不止。

李鸿章与俾斯麦的处境多有相似，俾斯麦也是一人之力撑起了德国政治外交，而俾斯麦直接提出李鸿章困局的核心是：君主是孤儿寡母，优柔寡断，偏听偏信。这样的话如果不是双方惺惺相惜是不会说出来的，而李鸿章的哭泣更是说明俾斯麦说到他的心坎里去了。

所以李鸿章在做出许多正确判断的同时，他又不得不做出与内心违背的行为。

李鸿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想从三个方向来评价这个复杂的人：

李鸿章胆量、学识、见地放眼世界历史，都属于一流。李鸿章镇压农民起义多用血腥手段，看似忧心国家前途，只不过忧心紫禁城中那一家人的前途。在离开德国时，俾斯麦曾经暗示李鸿章实行君主立宪，真实把控军政大权，俾斯麦说：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暗指李鸿章不应该把眼光放在皇帝一家身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鸿章的见识终究受限于时代。李鸿章生活奢靡，家产丰厚，这并不是李鸿章一人的作风，而是整个满清朝廷几百年的作风，虽怪不得他，但李鸿章仍然有失私德。

总的来说：李鸿章值得人怀念、值得人喜欢，但被人唾骂，他也得受着，因为私德有失是事实。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清末与列强签订的许多不平等条约中都能看到李鸿章的身影，难道是清朝没人了吗？总是派李鸿章为谈判代表！

李鸿章被世人辱骂是因为其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比如最著名的就有中日《马关条约》、八国联军《辛丑条约》等，因此也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这口黑锅一直背到现在，

签不平等条约是因为我们打不赢人家，被按在谈判桌上的，几乎没有什么硬实力反抗，这才派出代表谈判，而对清朝来说只能多争取些利益，能争一分是一分，套抢险救灾的那句话：把损失降到最低点。然后谈判也是技术活，纵观整个清朝也只有李鸿章能当此大任。

以清政府官员的水平和素质，哪怕优中选优的官员，就算是那些所谓的爱国清流，都空有一腔热血而已，比如说奕山和奢英，签鸦片战争期间各类不平等条约的俩位。基本上被洋人一吓，祖宗姓什么都忘了，以至于在沙俄轻易夺走了东北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比如说清朝有名的清流叶名琛，时任两广总督，他主张“不战不和不走”，在面对英法挑衅，既不能抵抗也拉不下脸来周旋，结果广东遭战祸叶名琛本人被俘，沦为阶下囚还振振有词：我要去英国，和你们英国女王讲理！这就是清朝爱国清流的办事水平！

相对上面的两种人，李鸿章既懂西方礼节，又有外交手腕，在面对洋人恐吓时能够扛得住，挣得一分是一分，比如在中日马关谈判中，李鸿章用自己的一只眼换来了一亿两白银的赔偿。在和八国联军的谈判桌上李鸿章以其灵活的斡旋，对八国的分化瓦解，最后促成了这当时能得到的最好结果。在而日本韩国人眼中，李鸿章则是做企业文化培训的经典案例：一个老人如何在绝境局面下，尽可能争取最大利益，李鸿章已经尽力了。

所以外国人送给李鸿章一个外号“东方脾斯麦”，尽管李鸿章也有很多的过失，但是在那样的时代之下，能做到李鸿章这样的，实属不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