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关于甲午中日战争爱国将领英勇作战的故事

翁同龢

清道光十年（1830）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出生于北京城内石驸马街罗圈胡同。翁家世居苏州府常熟县（今属江苏)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字二铭，号邃重，道光进士。曾任礼部、户部、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充任上书房总师傅，授读恭亲王、谆郡王、惠郡王、锺郡王。晚年曾任同治皇帝师傅，是道光、咸丰两朝的重臣。翁同龢的母亲许氏，出身于一个官僚家庭，自幼通《诗》、《易》，晓五经，尤好读史书。许氏婚后，由于翁心存长期在京为官，不常回家，全部家务就由她一人操办。翁同龢有兄姊四人。长兄同书，字祖庚，号药房，道光进士，官至安徽巡抚。次兄同爵，曾任陕西、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两位兄长学问上都有一定功底，翁同龢深受影响。两位姐姐也都聪明过人，大姊寿珠尤其聪明，诗书过目成诵不忘。翁同龢是兄姊中最小的一个，备受兄妹疼爱。翁同龢四岁以前，父亲曾先后出任四川、江西等省学政，全家跟随，生活不太安定。其间，母亲和大姊教他阅读了《三字经》、《千家诗》，背诵了几十首唐诗宋词及近人吴梅村的诗，开始了启蒙教育。六岁那年，父亲回京任职，翁同龢遂入私塾就读。在私塾的前两年，他的功课早晚由大姊辅导，他的《四书》、《五经》和《毛诗》都是大姊亲自教授的。

翁同龢八岁时，父亲辞官回乡，供养老母，他也随之回到了家乡。在故乡，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乡居10多年，翁同龢利用其家有大量藏书的优越条件，牢记魏人董遇的"为学当以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晴之余）的名言，终日埋头读书。清明时节，春暖花开，不少人家子弟披红戴绿、踏青外游，可他除随父兄扫墓外，曾不出书房一步。夏日，气温上升，挥汗如雨，他仍手不释卷；蚊虫四集，他便在案下置一空瓮，将两脚放进去，读书不止。严冬，则手持铜炉，吟诵不辍。他先后阅读和浏览了先秦诸子、唐宋八大家等人的著作不下百余种，从而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翁同龢九岁那年，参加童子试，一举考进了由其父担任主讲的县游文书院。在这里，他常与同学聚集在一起切磋学问。翁同龢好谈历代典章制度，尤好谈《周礼》，认为周公、孔子所讲的道理在当今也可以行得通，士大夫立志当以周公、孔子为榜样。他的议论，常常遭到同学的非议，翁同龢坚持己见，常与他们争得面红耳赤。

在游文书院读书期间，翁同龢还同常熟、昭文（雍正二年即公元1724年分常熟县置，1912年并入常熟）两地的书法家交往，与他们结交为友。研摩碑帖，从而为他后来书法自成一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由于他天资聪颖，学习勤奋刻苦，再加上家庭的影响，翁同龢在乡里渐渐有了名气，正如他自己所言："少壮才名第一流。"

乡居期间，在父兄指导下，翁同龢开始习作八股文，准备走读书做官的道路。正当他在仕途的道路上举步之时，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英国侵略军从广东沿海北上，进犯长江门户吴淞口要塞，江南震惊，百姓纷纷举家迁避。翁同龢一家避居苏州（今属江苏）。在苏州，翁同龢游览了宋代大政治家范仲淹的旧居"端园"和祠庙白云寺，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铭刻在心。三个月后，全家回到常熟，过了不到一年的平静生活。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英国侵略军侵入长江，沿江守军溃散，百姓四散逃命。翁同龢全家再次逃难，避居常熟南乡钓渚渡卫家滨。钓渚渡离明末抗清英雄瞿式相故居不远，距顾炎武当年隐居的唐市语廉泾也只有数里之遥。在钓渚渡，父亲又一次给他讲述了瞿式相和顾炎武英勇抗清的故事，使他的爱国思想进一步萌发。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清政府与英国侵略者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八月，英军退出长江，翁同龢全家回到常熟城里。日子刚刚安定，不幸之事又接踵而至。一年之内，合家三丧，先是大姊因难产而亡，接着是二嫂杨氏病卒，不久则是年老的祖母病故。大姊去世时，翁同龢正在苏州府参加府试，恶耗传来，遂弃笔离开考场，回家治丧。大姊的去世，给翁同青以沉重打击，曾一度卧床多日，性格从此变得抑郁寡言，但在学业上仍不懈怠。道光二十五年（1845），翁同龢考中博士弟子生。次年，翁同龢又参加府试，补上了诸生。

道光三十年（1850）春，翁心龢奉召回京任职，翁同龢陪同双亲一同进京。是年，正赶上礼部举行贡试和拨贡试，翁同龢遂参加了这两次考试，均考取第一名，被封为七品京官，在刑部供事。对此，翁同龢并不满足，而是继续努力，供职之余，他把精力全部用于研读经史、练习楷书和作八股文上。咸丰二年（1852），他22岁那年考中举人。咸丰六年（1856），即他26岁那年，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参加廷试，一举考中一甲一名。

二、屡次充任考官为国选拔人才

翁同龢中状元后，被授为修撰，在翰林院供职，参加庶吉士学习。

咸丰八年（1858）六月，正在参加庶吉士学习的翁同街被咸丰皇帝破格任命为副考官，奉命典试陕西，正考官则是翁同龢的好友潘祖荫。这对翁同龢来说，是一种殊荣。可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热情，因不久前他的爱妻汤孟淑不幸病逝，此时的翁同龢仍沉浸在悲痛之中。但圣命不可违，且按规定考官必须准时到达考点，容不得半点推延。

七月底，翁同龢极力克制自己，打点行装，辞别亲友，同潘祖荫一同踏上了西去陕西的旅途。

翁、潘二人由直隶出发，取道山西，经近一个月的车马劳顿，到达陕西省城西安。

八月中旬考试开始，翁、潘二人坐堂主考，巡察整个考场，要求极为严格。

由于气候不适、水土不服，翁同龢主考的当天就病倒了，寒热发作，彻夜难眠。但他为报皇恩，强忍病痛，坚持支撑着批阅荐卷，直到三场试作阅毕。

发榜时有人告发，获第三名的考生张批绩所答试卷为抄袭他人之文。翁、潘二人同监临核准后奏请，将张除名。对张之所为，翁同龢极为愤慨，本想严加训斥，后得知张已60有余，大自己两旬还多，只好作罢。事后，翁同龢曾大发感慨，认为八股取士有其不足之处，同时对名落孙山者寄予一定的同情。

八月底，陕西典试结束，即将回任的考官们欣赏翁同龢的书法，纷纷请他题字留念。此时虽翁同龢病体尚未痊愈，但他不负众望，挥毫泼墨，来者不拒，一写就是几日，致使病情加重，经多方调养，直到九月底方能下床走步。正值此时，一道圣旨飞传西安，翁同龢被任命为陕西学政，视察陕西全省各府、县考试童生及生员事宜。

十月初，翁同龢带病上任，足迹遍布800里川，经过两个多月的劳累，至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视学完毕。鉴于病魔缠身，他便上书奏请开缺。

咸丰九年（1859）一月，皇上恩准翁同龢开缺，返京调养。二月，翁同龢从陕西起程回京。三月底，回到了北京。

回京后的第三年，同治元年（1862）翁同龢被任命为乡试正考官，典试山西。这以后，他曾多次涉及文衡，屡次充任考官，所以门生故旧遍布朝野，为清王朝选拔了大批人才。

三、入值弘德殿行走备受帝后信赖

同治四年（1865）十月十四日，"垂帘听政"的慈安、慈禧两太后谕令翁同龢为弘德殿行走，同工部尚书倭仁、翰林院编修李鸿藻、实录馆协修徐桐负责教育年仅10岁的同治皇帝。充任帝师，这是朝廷对翁同龢的器重和信赖，翁同龢非常高兴，向两太后表示，一定竭尽全力，辅导皇上，报答皇恩。

十月十七日，翁同龢、倭仁和徐桐第一次进宫授读。天刚刚廉亮，翁同龢就来到弘德殿候驾，倭仁、徐桐也随后来到。待同治帝驾到，翁同龢等立即向前行君臣大礼，同治帝喊了一声"师傅"，随后君臣趋步进入书房。同治帝坐两面东，师傅们坐东面西，一天的授读正式开始。

这一天首先授读的是倭仁和徐桐，讲授的是《尚书》和《孟子》的有关章节。膳后，翁同龢接着讲授，他讲的是《帝鉴图说》。此书内容更深，但图文并茂。翁同龢针对同治帝年幼的特点，深入浅出，使同治帝听得津津有味，深深佩服翁同龢的学问，翁同龢第一次授读成功。

翁同龢讲完《帝鉴图说》后，又给同治帝讲授了《圣祖廷训格言》、《清朝开国方》、《经史语录》、《毛诗》、《孝经》等课程，并指导同治帝学诗作论。

翁同龢深知自己所教的学生并非凡夫俗子，而是一代天子，典学成否，直接关系到清朝的兴亡，非同小可，因此他授读格外认真。每天寅时（早晨四点左右）入值，申时（下午五点左右）回家，一年四季，除生病外，几乎日日如此，有时甚至带病进讲。有时为弄清一个问题，查找一本书，跑遍北京大小书铺。为使皇帝能学会作诗，他专门编辑了《唐诗选读》，亲自抄呈，交同治帝带回宫中阅读。同治帝阅读古文有困难，他便将常用文言虚词集录成册，附上例文注释，供同治帝阅读。因笔不合手同治帝书法不佳，翁同龢亲自到笔店买了两支上等笔送给同治帝。在教育方法上，他也极为讲究。当他看到皇帝精神疲倦时，就停止授课，让皇帝到庭中散步，借以解除疲劳；当同治帝表示作论太难、提议不妨先由师傅作几段时，翁同龢便如此照办。翁同龢不但在授读上下功夫，而且对妨碍同治帝学习的一切作法，那怕是太后所为，他也敢直言劝阻。所以，翁同龢的讲授，深得同治帝和太后的好评，称赞他"讲授有方"、"入值甚勤"。

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间，还奉命去养心殿为两宫皇太后进讲《治平宝鉴》一书的有关章节。对翁同龢来讲，给垂帘听政、掌握实权的两官皇太后进讲比给年幼无知的同治帝进讲更为荣耀，但一旦出错，不但贻笑士林，而且有可能被革职为民，身败名裂。因此，在第一次给两宫皇太后进讲的前夜，他将要进讲的内容温习再三，几乎一夜没睡。他第一次进讲的题目是《宋孝宗与大臣陈俊卿论唐太宗能受忠言》。在进讲中，翁同龢反复阐述了君主虚怀纳谏、礼贤下士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讲得不仅仪节规矩大方，而且思路清晰、语言流利、剖析精当，两宫皇太后及在场王公大臣无不感到满意。此后，他还给两宫皇太后进讲了关于宋、金、元、明四朝帝王政治事迹的15个专题。在进讲这些专题时，他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并借两太后的提问，根据个人所见所闻，如实陈述，大胆批评当朝弊政，并相应提出改正意见，其中许多意见后来被采纳。他如此敢于直言进谏，这在当朝上大夫中是极少见的。

同治十年（1871），正当翁同龢为进讲再作努力之时，其母许氏病逝，翁同龢上奏获准回籍治丧，离开弘德殿上书房，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治丧期满才回京复职，再次入值弘德殿，担任同治帝师傅，直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同治皇帝病逝。

翁同龢入值弘德殷期间，由于他聪明能干、备受皇帝和太后信赖，所以屡受殊荣。同治四年（1865），他奉旨阅看文宗实录，按例只有亲王、大学士才有资格阅看前朝皇帝实录。在仕途上，由誉事府右中允特接侍讲，再擢为国子监祭酒，进而提为太仆寺正卿、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皇帝亲政后，推恩赏给他一品顶戴，真可谓一帆风顺，步步登高。

四、两度出任刑曹按律理狱办案

光绪元年（1875）八月，翁同龢奉旨暂行代理刑部右侍郎，直到光绪二年（1876）初始任毓庆宫行走，担任光绪帝师傅，任职仅有四个月。时间虽短，但翁同龢却在有限的时间里力主按律办案，作了大量工作。这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平了反。

这一奇案是这样的：杭州府余杭县（今属浙江）城厢镇一豆腐店伙计葛品连，同治十二年（1873）春娶毕秀英为妻。毕氏天生貌美，又喜穿绿色衣服，系白色围裙，人送绰号"小白菜"。葛、毕婚后，租借了新科举人杨乃武的一间房子，毗邻而居。时杨乃武丧妻不久，两家来往频繁，杨乃武与小白菜也曾单独来往过，但并无伤风败俗之事。葛品连突然于同治十三年（1874）初冬暴病而亡，葛母怀疑可能是儿媳小白菜与杨乃武串通谋杀亲夫，送上告余杭知县，鸣冤请验。

余杭知县刘锡彤接状后，送带领三班衙役开棺验尸，判定葛品连是中毒而亡。于是，刘锡彤下令拘捕严审小白菜，小白菜供认实不知情，刘锡彤便下令施用酷刑，小白菜仍供实不知情。刘锡彤之子刘海升，游手好闲，曾诱奸过小白菜；县衙役何春芳也曾企图强奸葛毕氏，未遂。刘海升和何春芳二人恐小白菜口供将二人牵连进去，遂恐吓小白菜：只要她供认是与杨乃武通谋杀丈夫，可免除死罪，否则罪加一等。小白菜受刑不过，只好按刘海升和何春芳二人指定的去说，承认葛品连是自己与杨乃武合谋毒死的。刘锡彤下令拘捕杨乃武到堂，杨乃武则坚不承认。刘锡彤为包庇其子，便将不实之验尸记录及审讯记录上报杭州府，请求"二审"。杭州知府陈鲁不去核实，据刘锡彤提供的材料，对杨乃武严刑拷打，杨乃武不堪受皮肉之苦，只好含屈成招。府又报省，并拟定处死小白菜、杨乃武。

浙江巡抚杨昌睿曾亲自审讯，小白菜、杨乃武料难翻案，屈供如前。杨昌睿曾派衙役去余杭县调查，但由于所派衙役受刘锡彤重贿没有深究，杨昌睿听信虚言，仍照杭州府所拟罪名上报刑部。在此时，杨乃武在狱中写了一篇亲笔辩供，揭发余杭知县刘锡彤之子刘海升和县衙役何春芳对小白菜所行不轨之事，并设法将亲笔辩供送给他的姐姐叶杨氏。叶杨氏遂同杨乃武之后妻杨詹氏身背"黄榜"（冤单）进京呈控。叶杨氏、杨詹氏二人进京后受尽艰难，刑部受理，认为此案有疑，廷旨交浙江巡抚亲自复查。复查中，杨乃武、小白菜双双翻供，浙江巡抚感到此案棘手，此案于是被搁置下来。直到光绪元年（1875），由于杨詹氏、叶杨氏几度进京四处鸣冤，吏科给事中王书瑞上书提出异议，浙江籍京官联名上奏请再行审问，西太后慈禧才下令刑部尽速复审。

此时，刑部六堂官中，由于种种原因，主事的只有翁同龢一人。翁同龢接旨后，详细阅读了有关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有关材料，发现了许多疑点，遂奏准暂不入奏。

为彻底查清案子的来龙去脉，翁同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他先后走访了熟于案律的同行同僚、在京的浙江籍官员许多人，与他们共同探讨此案，征询他们对此案的意见。经过调查，翁同龢越发坚定了自己对此案有疑的看法，表示案情一日不明，决不草率定案。后唯恐自己判断有误，又进一步调查核实，并上奏西太后。西太后采纳了翁同龢的意见，下令将所有人犯、证人押解刑部审讯，对葛品连再次开棺验尸。结果，人证、物证证明葛品连并非中毒而亡，而是暴病而死，小白菜、杨乃武并无串通害人之举，二人无罪获释，案情大白于天下。

案情既然大白于天下，翁同龢便同其同僚数人陈奏西太后慈禧应按律惩治此案中行为越律者。为收买人心，以示清明，西太后慈禧采纳了翁同龢等人的意见，将浙江巡抚杨昌睿以下100多名官吏革职、充军。至此长达三年之久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得以了解。

光绪五年（1879）一月，翁同龢被任命为刑部尚书，直至此年五月。

此次在刑部任上，翁同龢对刑部进行了整顿，撤换了部分不称职的官吏；对含糊不明易被偷梁换柱的律例规定，作了明确的界定；亲自查看大案、疑案的案情材料，坚持依法办案，按律治罪。

翁同龢两度出任刑曹，前后在任时间相加不过10个月，时间虽短，但由于他能按律理狱办案，所以在任期间备受西太后慈禧和王公大臣们的赞赏。

五、担任毓庆宫行走循循善诱光绪帝

光绪元年（1875）十二月一日，两宫皇太后降旨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担任毓庆宫行走，充任刚刚即位、年仅四岁的光绪皇帝的师傅。

翁同龢接旨后，喜忧并举。喜的是两宫皇太后一再重用自己，再为帝师。忧的是要将一个年仅仅四岁的孩童塑造成一代圣主，责任重大。他考虑再三，一再推辞，但终未获准，且西太后慈禧温谕再三，要他"尽心竭力，济此艰难"，翁同龢只好勉力从之。

光绪二年（1876）三月二十一日，是翁同龢向光绪帝进讲的第一天。翁同龢首先教光绪帝写了"天下太平"、"光明正大"八个字。接着，又教光绪帝朗诵了"帝"、"德"二字。最后，进讲了《帝鉴图说》的首篇《三皇五帝》。从这一天起直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一月毓庆宫书房被撤，翁同龢担任光绪帝师傅达20多年之久。20多年中，翁同龢尽心尽力，循循善诱光绪帝，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翁同龢授读的前两年，主要是教光绪帝认字、读生书、背熟书。翁同龢规定生书每天读20遍，熟书每天读50遍。当时课文虽短，但由于光绪帝年幼不谙世事，且体弱多病，常常读到一半就不再读了。师傅催促，权作耳旁之风。每每见此情景，翁同龢便心急如焚，有时不免和风细雨申斥几句，光绪帝则嚎陶大哭，索性多日不开口读书。翁同龢见硬的不行便来软的，慢慢左劝右劝，但光绪帝软硬不吃，翁同龢只好面奏两宫皇太后，西太后听后极为不满，决定用不准多吃食物来严加惩罚。翁同龢则于心不忍，又生一计，何不去求助于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环。奕环来到书房，先是厉声训斥，接着良言相劝。对父亲的一威一震，光绪帝多少有所顾忌，但久而久之此法也失去了效力。

翁同龢认为长此以往总不是个办法，遂与其他师傅商定，相对减少读书遍数，每读完一遍由师傅当着光绪帝的面记下，读完为止。采用此法后光绪帝好了一阵，但时间一长，旧病复发，且与师傅们辩论，认为读书不在遍数多少，应以是否熟练为标准。但对于"熟练"的标准，师生认识不一，彼此争论不休。师傅们一计不成又使一计，规定：如光绪帝不读完规定的遍数，便请他在位子上久坐不准动。可一个四、五岁的孩童哪能坐得住，为此光绪帝常常大哭不休。翁同龢本不同意此计，见光绪如此闹腾，便宣布取消，事情才归平息。

光绪二年（1876）至光绪四年（1878）毓庆宫书房是半天上课，随着光绪帝年龄的增长，自光绪四年（1878）改为全天上课，要读的书越来越多，本来畏惧的光绪帝越来越畏难。翁同龢见光绪帝年已渐大，不督促他读好书会贻误光绪帝终生，祸及整个大清王朝，便与其他师傅商定采用罚读法，少读一遍罚加两遍。此法采用之初，光绪帝以闭口不读相对抗，接着便大声哭叫，对此翁同龢和其他师傅们全然不顾，并将光绪帝所作所为记录下来，上奏西太后。有一次，光绪帝一怒之下离开书房，罢学回宫而去。翁同龢和其他师傅们不得不上奏，求助于西太后慈禧。后经西太后慈禧良言相劝，再加上师傅们承认自己的行为偏激，光绪帝才答应回书房。这样，一场轰动皇宫的里学风波才归平息。

经过光绪帝罢学这场风波，翁同龢和师傅们得出教训，认为罚读法也并非一个劝学的好办法。于是，经翁同龢提议，师傅们决定改用表扬法，每读完一遍表扬一番，从正面进行教育。表扬法采用后，光绪帝感到心情非常舒畅，学习的积极性大增，一改往日不良学风，学业不断长进。

翁同龢不但在学业上是光绪帝的良师，而且在生活上也是光绪帝的益友。光绪帝从小体弱多病，胆子小，每逢雨天电闪雷鸣之时特别害怕。每当此时，翁同龢总是将光绪帝抱在怀中，安慰他不必惧怕；光绪帝从小离开父母进宫，由太监服侍，太监们知道皇帝乃一孩童，常常敲诈，当得不到满足时，便怠慢光绪帝。翁同龢得知后，有时当面训斥不规太监，有时上奏两太后责罚。为此，光绪帝视翁同龢为知己，有什么喜悦都愿意与翁同龢述谈。

年复一年，至光绪七年（1881）光绪帝已是11岁的英俊少年，开始明事知礼。此时，西方列强的侵略已开始从沿海地区向中国内地深入，中国面临着危机。因此，翁同龢决定加强对光绪帝的教育，在保留《四书》、《五经》等20多门有关封建伦理道德课程的同时，又增设了有关中外史地、洋务运动和早期改良主义者著作方面的课程。

翁同龢在给光绪帝讲授新增设的课程时，结合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外交事件，积极引导光绪帝思考现实问题，从而将毓庆宫书房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光绪帝听了这些新增设的课程后，感到受益非浅。这对他在政治上成熟较早，特别是后来发动维新变法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翁同龢除在学业上教授光绪帝外，还注意对光绪帝加强道德修养方面的教育。翁同龢第一次给光绪帝进讲时，就给光绪帝讲授了"帝德如天"的道理。在以后长达22年之久的授读过程中，翁同龢时常规劝光绪帝在言行举止、待人接物方面应庄重大方，不要迂腐。

经翁同龢等人精心教诲，光绪帝随着年龄的增加，变得越来越懂事，立志要作一位象康熙那样的一代圣主，因此读书非常勤奋，每天黎明前就进书房读书，一年四季，几乎天天如此。每到春节放假时，他仍坚持到书房读书。为满足自己的学习欲望，他常常向师傅们索取新书，所读书的范围越来越大，在光绪十五年（1889）亲政前总共读了八、九十种书。这些知识为他亲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光绪十五年（1889）光绪帝亲政后，翁同龢同往常一样仍到毓庆宫书房给光绪帝授课。为满足光绪帝对西学的探求，他还继续不断向光绪帝呈送有关西学的著作，并且常在书房同光绪帝讨论时政。这一切引起了西太后慈禧和帝党官僚的疑忌。光绪二十三年（1897）一月，西太后慈禧下令裁撤光绪帝的毓庆宫书房。至此，翁同龢结束了长达22年之久的毓庆宫教授生涯。

六、首次出任军机大臣遭受革职留任处分

光绪八年（1882）十月，廷命翁同龢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翁同龢第一次出任军机大臣。

翁同龢此次出任军机大臣，主要参与了两项重大政治活动。一是参与处理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二是参与中法越南交涉事宜。

光绪五年（1879），云南巡抚杜瑞联就云南非法军费报销一事，派崔尊彝和潘英章二人携巨款赴京打通关节。崔、潘二人进京后在军机处、户部四处活动，最后以向军机大臣周瑞清、王文韶、景廉和户部经办司员、书吏行贿8万两为条件，了结此项报销。

光绪七年（1881）六月，此案被告发，西太后命刑部审理。刑部最后查明5万两银子的用处，另外3万两贿赂了王景二人。不久，江西道监察御史洪良品上奏弹劾王、景二人贪赃枉法。西太后命停亲王和翁同龢传问洪良品。结果查明洪良品所言只是捕风捉影，无证人证据。西太后遂命谆亲王、翁同龢传讯崔、潘到案，与周瑞清、户部承办司员、书吏等当面对质。王、景二人见劣迹败露，遂上奏获准辞职。但此案还未最后判决，西太后令彻底查清。

翁同龢等在进一步清查中，发现所谓王、景二人受贿的3万两白银没动仍存在钱庄，另外5万两大多列为"别敬"、"赠敬"、"节礼"等项，涉及到许多官员。谆亲王力主严追，翁同龢则认为，穷追不舍，涉及官员之多，恐难结案；京官俸银微薄，下官赠与，向有此例，不能视为受贿。为此翁同龢和谆亲王产生分歧，案子一搁就是三个月。

三个月过去，西太后令翁同龢迅速结案，翁同龢遂作了进一步调查；认为王、景二人虽有受贿之意，但无受贿之举，按律应从轻处罚；其余5万两，大多属馈赠，不便查出。对此，谆亲王仍持反对态度。翁同龢便心平气和地向谆亲王反复陈述"法不阿贵"，"贵为同法"的道理，表明断案应按律从事。后谆亲王表示同意按翁同龢之意上奏，西太后则于光绪九年（1883）八月，分别处分了案中人犯。至此，长达三年之久的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结束。

翁同龢首任军机大臣参与的第二件事就是直接参与决策中法越南问题交涉事宜。

19世纪80年代法国政府基本控制越南后，开始向中国侵略。翁同龢力主抗法，反对李鸿章妥协退让的政策，支持入越作战的刘永福的黑旗军。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主和派一味妥协退让，致使法国侵略者于光绪十年（1884）二月将战火燃到镇南关一带，中越边境危机，西太后为此于四月撤换了军机处的全套班子，翁同龢也没有幸免，遭革职留任处分，退出军机处。

七、勉强出任户部尚书帝后二党逐渐形成

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二十九日，廷命翁同龢出任户部尚书。翁同龢接旨后极为恐慌，因翁同龢深知此时清朝危机四伏，财政拮据，出任户部尚书，负责一切大小开支，是一件相当棘手的差使，而自己又是外行，轻则为人指责，重则革职丢官。但又一想自己在中法战争中的革职留任处分刚刚撤消，不便推就，只好强硬着头皮勉强走马上任。

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二十三日，黄河决口，西太后令户部拨款200万两赈济。翁同龢受命后为之一惊，此时国库空虚，哪来200万两白银赈灾修河？遂召户部诸官连日商讨筹款事宜，最后大多赞同广开捐例筹款。所谓广开捐例，就是大肆卖官鬻爵。翁同龢认为广开捐例，会造就一大批贪官污吏，害国害民，所以极力反对广开捐例筹款。后因西太后同意此法，翁同龢只好遵命领旨，尽心办理，但至光绪十四年（1888）底才收到捐银80万两，远远不足以用来修河赈济。不久，内务府光绪帝大婚典礼筹备处又要求户部再投100万两。翁同龢穷于应付，不得不举借外债，从此清政府开始靠借债苟延残喘。

同年，发生了李鸿章私自与美商合伙筹开华美银行的事件。李鸿章为筹措巨款，举办海军，修筑铁路，建造颐和园，取悦于西太后，派人频繁与美商联络开办了此银行，其中美商出资居多，实为美商节制。

光绪十三年（1887）七月，翁同龢得知后，极为震惊，认为银行乃国家的大政，银行被洋人节制严重损害了国家的主权。遂力陈西太后万不能批准。九月，翁同龢又策动80多名御史上奏，弹劾李鸿章开办华美银行是欺君卖国。此外，翁同龢利用醇亲王奕环与李鸿章争权夺利的矛盾，多次游说醇亲王，要奕环出面向西太后陈奏，阻止李鸿章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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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日甲午海战，我国民族英烈中当首推一代海军名将邓世昌。因其为国捐躯，被称为“邓壮节公”。他的名字和忠勇之举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受到我国人民的影仰。

但是后人对邓世昌殉难时的情景说法不一，现有搜集到的史料和民间传说叙述如下：

一曰：在中日海战中，致远舰不幸舰体受伤，弹药断绝。管带（舰长）邓世昌沉着镇静，指挥部下“快车”冲向日先锋指挥舰吉野，决计同归于尽。吉野大怖躲避，并以快炮及鱼雷攻击致远，于十五时没入黄海，仅余7人。

二曰：致远舰不幸鱼雷出中，锅炉迸裂，舰体下沉，全舰250名将士落海。随从刘忠投救生圈给他，不受，表示“阖舰俱尽，义不独生”。邓的爱犬游到他身边，衔着他的胳膊，也被他推开。爱犬不忍离去，又衔住他的辫发。最后邓世昌“望海浩叹，扼犬竟逝”，沉入海底。

三日：邓世昌虽被救起，但他看到全舰官兵身葬大海，“义不独生”，复沉大海，壮烈牺牲。

在龙须岛的居民中流传着这样的传说：邓世昌落水后，随身爱犬衔住他的衣服，不让主人沉入海中。邓世昌看到全舰官兵壮烈牺牲，誓不一人独存，便把狗按入水中。自己也沉入海中。狗见主人溺水，不忍心让主人漂流海上，便拖着主人奋力向岸边游去。它终于把主人拖上了岸。邓世昌苏醒过来后发现自己躺在海滩上，爱犬依然守在身边，回想起发生的一切，他“义不独生”，重又投入海中，爱犬见主人复投大海，亦随之。

“邓壮节公”之死种种，尽管说法不一，但其英勇忠烈，世人共赞，万古流芳。

（天津黄河摘自《海洋》一九八五年第4期）

左宝贵: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朝鲜事急。清廷令左宝贵率兵入朝，进驻平壤。7月20日，左宝贵率军由奉天出发，29日到达九连城，他以平壤米价较廉，将饷银全行解去，欲以钱易米，保证军粮供应。又派人回奉天取回冬季衣物，以安定军心，并作持久战的准备。8月6日到平壤。与左宝贵同时奉檄到平壤的还有毅军马玉昆部，盛军卫汝贵部以及丰升阿所部奉天练军盛字营、吉林练军等四支部队，计29营13000余人。史称四大军入朝。

四大军入朝后，清廷帝后两党在攻守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光绪帝谕令入朝各军“星夜前进，直抵汉城”，“迅图进剿，先发制人”；李鸿章却主张“先定守局，再图进取”，若进攻汉城，“必须添卒3万人，步步稳慎，乃可图功”。在攻守问题上，左宝贵坚决主张主动进攻。8月初，他曾与众将商议南下进剿，以便与先期进驻牙山的叶志超、聂士成部南北配合，夹击日军。旋接盛宣怀电，知牙山叶志超部已于成欢战败，北退平壤。由于南北夹击之势已失，南进之议遂止。8月下旬，叶志超率残部到达平壤，他饰败为胜，虚报战功，被任命为驻平壤诸军总统。败将升官，“一军皆惊”。叶志超为人庸劣无能，怯懦畏敌，毫无抗敌决心，对平壤战守漫无布置，诸将不服调遣。这样，夙伏威望的左宝贵成为了实际上的平壤诸军总统。

9月4日，左宝贵向距平壤东北约40公里的成川派出骑探，侦知日军已分路向平壤围攻，兵力分散，每路日军兵力均较单薄。7日，左宝贵集合马步15营计7000余人，分左、中、右三路向平壤南中和、黄州方向出击，以3000人北进向元山方向出击，准备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军一路，以收各个击破之效。这一主张得到诸将赞同。“各统领奋勇争先，均挑八成队，前赴中和”。7日晚，向元山方向出击的部队已达江东县，8日晨，南进部队也已出发。这时叶志超突探闻另路日军已进入成川，平壤后路吃紧，急将南北出击部队调回，放弃了主动进攻敌人的有利战机。关于这一点，日本军事评论家誉田甚八曾认为：清军集中兵力出击的“计划果能成功否，不能断定，但若实施之，则使当时分离日军之行动 ，不能在同一时期出现在平壤城下，因是至少可缓平壤陷落之期。当时日军包围攻击运动，殊为危险，若清军正当行动，拒止一方，向他方举首力转取攻势，则可得逐次各个击破之机会。然清将不能取如斯果敢之策及其军队缺乏移动性，遂唯见其实施之端绪，未见遂行。其南下邀击之顿挫，实清军之不幸也”。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连日本人也为清军未能实现主动出击，丧失对日军各个击破的有利战机表示惋惜。

9月12日至14日，进攻平壤的日军先后到达平壤外围。14日完成了对平壤的合围。少数贪生怕死的清军将领，见日军来势汹汹，主张弃城逃走。左宝贵十分气愤，“怒骂曰：若辈惜死可自去，此城为吾冢也”，坚决表示了与平壤共存亡的决心。当晚，叶志超召集诸将会议，以“敌人乘势大至，锋芒正锐，我军子药既不齐，地势又不熟，不如整 各队，暂退瑷州，养精蓄锐，以图后举”。当时诸将依违参半，唯宝贵力言：“敌人悬军而来，正宜出奇痛击，令其只轮不返，不敢再正视中原。朝廷设机器，养军兵，岁靡金钱数百万，正为今日，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而报国家？大丈夫建功立业在此一举，至于成败利钝暂时不必计也”。慷慨直陈，力持异议，再次坚决反对弃城逃跑，并密令亲兵监视叶志超以防其逃遁。“至是叶之威信完全堕地，其号令不行”。

为表示死守平壤决心，在战斗打响前，左宝贵“遵回礼，先期沐浴，誓临阵死节，会战期迫，宝贵翎顶辉煌为士卒先。或劝去翎顶，免为敌矢之的，宝贵曰：吾服朝服，欲士卒知我先，庶竟为之死也，敌之注目吾何惧乎！”卒不去翎顶。

9月15日凌晨，日军对平壤发起总攻，平壤保卫战开始打响，左宝贵率奉军防守平壤北面的牡丹台、玄武门一线。

日军虽然从南、西南、北等几个方面同时向平壤发起进攻，但城北的牡丹台、玄武门一线是其主攻方向。其他方面仅是佯攻，目的为吸引清军注意，以便于北面的进攻。

进攻平壤北面一线的日军是第五师团的朔宁支队和第三师团的元山支队，兵力占进攻平壤日军的三分之一以上，因而是平壤保卫战最激烈的战场。

守卫平壤的清军在玄武门外筑垒五处，分两重。内重牡丹台，牡丹台外重自东北向西北方向沿丘陵构筑外垒四处。15日凌晨5时5分开始，日本元山支队集中炮火向牡丹台外侧西北方两个堡垒开始了猛烈炮击，以掩护步兵冲锋。守卫堡垒的清军进行了顽强抵抗。“宝贵自至城上指挥，我军力御之，倭人死伤无数”。日军在军官的督战下，拚死突进。6时20分左右，战斗益趋激烈。“此际彼我之枪炮声最为盛，硝烟与朝雾相混，几乎咫尺莫辨”。元山支队为了打开突破口，集中全部炮火向西北最外一垒猛轰。堡垒被毁，守垒清军被迫于6时50分撤退。不久，第二垒也在日军炮火环攻下失守。7时15分元山支队占领玄武门外西北外侧二垒后，按既定部署直抵牡丹台下。

在元山支队进攻西北二垒的同时，朔宁支队也向牡丹台外东北方向的两个清军堡垒发起进攻。日军首先以两个中队的兵力在旅团副官桂大尉的指挥下，向最东北方外侧的堡垒发起猛冲。清军凭垒拒守，以连发毛瑟枪进行还击。击伤敌指挥官桂大尉和两个中队长小仓中尉和本间中尉。但日军在炮火支援下连续发起猛冲，战至7时半左右，清军不支，终于弃守东北方的外一垒。这样余下的外重最后一个堡垒，便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日军集中全部炮火向外重最后一个堡垒倾泻，“山炮榴霰弹频频在垒上爆炸”。但清军“仍坚阵应战”，一直坚持到8时才最后撤出堡垒。至此，从外侧掩护牡丹台的清军四处堡垒，全部落于日军之手。日军元山支队与朔宁支队会合，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包抄牡丹台，开始对牡丹台守军“三面合击”。

牡丹台是平壤玄武门外的一个制高点，据全城形胜。牡丹台失守全城将遭到威胁。日军早已注目此地，企图一举攻占。因此，在占领外围堡垒后，立即立炮于垒上，用排炮集中向牡丹台守军轰发。守军在左宝贵指挥下，凭险据守，“以全力持之”，用速射炮向进攻之敌步兵迅猛还击，日军步兵在清军强大炮火攻击下，伤亡惨重，无法前进，“战斗颇为困难”。为了援助步兵冲锋，日军集中元山、朔宁两个支队的全部炮火“专注我牡丹台垒排轰”。牡丹台外城连中数发榴霰弹，堡垒胸墙被毁，速射炮也被击坏，士兵伤亡甚重。日军乘势发起冲锋，蚁附而上。在日军步炮夹攻下，牡丹台垒最终陷落。

正在玄武门指挥作战的左宝贵，见牡丹台失守，“知势已瓦解，志必死”。“乃衣御赐衣冠，登陴督战”，“往来 睨指挥”。营官杨某见城上危险，欲挽宝贵下城避，宝贵击以掌，并亲燃大炮向敌军轰击，先后“手发榴弹巨炮三十六颗”。部下感奋，拚死抗御，予敌军以重大杀伤。正酣战间，忽一炮弹飞来，将我炮击碎，“铁贯宝贵肋下”。宝贵负伤不退，裹创再战，血染征衣。不久，又一弹飞至，左宝贵中弹扑地，“将士趋视之，已洞 矣”。“时犹能言，下城始陨”。左宝贵是甲午战争中清军高级将领血战沙场，壮烈殉国的第一人。

左宝贵牺牲后，奉军失去主帅，无人指挥，日军乘势占领了玄武门。营官杨某挟左宝贵尸体欲自玄武门冲出，可是日军已进城，“塞满街巷，杨某亦死乱军中”。两人忠骸，均不知下落。

左宝贵牺牲后，9月23日，清廷明降谕旨，准照提督阵亡例从优议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赠太子少保衔，予谥忠壮。

清政府在左宝贵的祖茔地为他建造了衣冠冢，立碑记德，题记“气壮山河”。后来朝鲜人民在平壤为他建祠堂，并立起用朝、汉两种文字书写的“左宝贵战死之地”碑，以纪念为国捐躯的抗日英雄。左宝贵的崇高爱国精神和浩然正气，永远激励着后人。

周家恩:),威海巩军新右营营官，驻守威海南帮摩天岭炮台。威海南帮炮台驻军原为巩军中、前、左、右四营，甲午战争爆发后又增募两营，即后营和新右营。以周家恩为新右营营官。周家恩率部驻扎在威海卫城南15里之长峰村，后调至南帮监造摩天岭炮台。时战争形势日趋紧急，来不及建重大工程，因此只能修筑临时性的**台。摩天岭为南帮的最高点，炮台即修建于其顶平坦处，周围用土夯成一道围墙，每隔十余步留一垛口，以备炮手瞄准射击之用。炮台四周环以深沟一道，沟外数十步堆积鹿 ，并在鹿 内外遍布地雷。台上设八公分口径行营炮八门。炮台建成后，周家恩奉命在此带营防守。

1895年1月20日，日本陆军第二军在海军掩护下从荣成湾龙须岛登陆，占领荣成县城，进而分两路向威海进犯：北路为第六师团，由黑木为桢中将率领，称右纵队；南路为第二师团，由左久间佐马太中将率领，称左纵队。30日，日军对南帮炮台发起总攻。敌右纵队担任主攻，分左右两翼：右翼队由长谷川好道少将率领，从东路进攻；左翼队由大寺安纯少将率领，从南路进攻。大寺安纯的任务是先攻占摩天岭炮台，以控制整个南帮炮台。是日黎明，日军左翼队发起攻击，周家恩率领守台弁兵奋勇抗击，据日方记载"我军进逼垒下，敌发大炮防战，我军亦乱发山炮应战。两军战正酣，山动谷鸣，地轴为倾，敌兵在垒下预伏地雷，吾兵误 其上，爆然燃炸，黑烟冲天，我兵势稍沮"。日军三次攻上炮台，皆被击退。最后守垒的清军官兵全营壮烈殉国，只有周家恩一人生存。他一腿重伤，肠子流出腹外，但他坚决不作俘虏，以惊人的毅力向西南爬行了十余里，到达壁子村西北的山沟村，终因流血过多牺牲。

丁汝昌:1894年初，丁汝昌获尚书衔（尚书相当于今天政府中的部长）。5月，朝鲜爆发农民起义；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求，派兵前往助剿。日本政府援引《天津条约》，也派兵赴朝鲜，蓄意要挑起战争。

7月25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朝鲜丰岛海域偷袭中国运兵船队；8月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向对方宣战，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由于入朝日军不断增多，清政府决定再度增调兵力赴朝作战。9月16日，丁汝昌奉命率北洋舰队护送援军由大连湾驶往鸭绿江口登陆；并于次日上午返航。

中午11时30分，北洋舰队发现日本联合舰队自西南方向驶来，一场海上恶战迫在眉睫。丁汝昌立即命令北洋舰队由返航时的五叠雁行小队阵改列为雁行阵（横阵）迎敌，同时他还向全舰队发出三条作战训令：

（一） 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

（二） 始终以舰艏向敌，藉保持位置，而为基本战术。

（三） 诸舰务于可能范围之内，随同旗舰运动。

由于种种原因，北洋舰队击敌时的队形未能成为整齐划一的横队，而成为类似“人”字形的涣散队形。而日本联合舰队的12艘军舰则分列为两个战术分队：以航速较高的“吉野”号等四舰作为第一游击队，以单纵队在本队之前充作尖刀之用；其余八舰作为本队，以但纵队在第一游击队后方鱼贯跟进。此时，两支舰队所处的黄海大东沟海面风平浪静，死一般的沉寂令人毛骨悚然，惟有军舰烟囱里冒出的浓烟在向上升腾。在双方舰队相距12公里时，日本联合舰队向左稍稍变换航向，向北洋舰队的右翼扑去。12时50分，双方相距5330米，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305厘米口径的前主炮一声怒吼，其余各舰也相继开炮射击，世界近代史上规模罕见的中日黄海大海战就此打响了。

海战刚一开始，“定远”号发炮就震塌了年久失修的飞桥。正在飞桥上指挥战斗的丁汝昌坠落到甲板上，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舰长）刘步蟾代替指挥。不久，日舰炮火击毁了“定远”号上的信旗装置，北洋舰队遂失去了统一的战场指挥。而日军第一游击队则高速扑向北洋舰队右翼的弱舰“超勇”号和“扬威”号，将该二舰击沉。日本联合舰队的两个战术分队分别向左后、右后方作转向，对北洋舰队实施穿插和包抄，使北洋舰队开始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局势之中。17事 40分，日本联合舰队主动收队撤离战场，向东南方向驶去。历时长达五个小时之久的这场海上残酷大绞杀宣告结束。

在这场战役规模的海战中，中日海军参战的军舰各是12艘，大致是势均力敌的。作为北洋舰队的提督和中方战场指挥官，丁汝昌的战场指挥是严重失误的。其具体失误之处就在于：丁汝昌指挥北洋舰队排成了不利于实施机动的横队并采用了不利于充分发扬火力的“舰艏向敌”战术；并且在战前没有明令确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在交战过程中没有或已来不及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以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指挥职能，使全舰队处于群龙无首而各自应战的被动局面。此次海战，日本联合舰队虽受一定打击，但未失一舰；而北洋舰队却损失了5艘军舰。显然，对于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严重失利的结局，丁汝昌是负有无法推卸的直接指挥责任的。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国王请求，派兵帮助镇压。李鸿章以中国军力不充，准备不足，不建议过早开战，尽量拖延时间。

六月二十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

七月一日，中日双方互相宣战，甲午战争爆发。

战争爆发后，光绪皇帝在清流党人的怂恿下，情绪激动。数日间，连发电报指责丁汝昌，质问为何没有战果，提出要将丁汝昌革职，送交刑部治罪。

而当时清政府所下命令，也是前后矛盾，混乱不堪。既要丁汝昌远行寻找日本舰队决战，又命令必须保护大沽、山海关、旅顺、威海等地万无一失，舰队不得远离，“倘有一舰闯入，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而朝廷中的顽固派、清流党也乘机大做文章，名为指责丁汝昌，潜台词则是攻击李鸿章。七月二十五日，对海军事务一窍不通的广西道监察御史要求撤换丁汝昌，河南道监察御史要求治丁汝昌罪，翁同龢等军机大臣也在推波助澜。七月二十六日，清廷明降谕旨：“海军提督丁汝昌即行革职”，七月二十七日，又有圣旨到，称丁汝昌“狡猾避敌”，对丁汝昌的攻击达到高潮。

七月二十九日，李鸿章递交《复奏海军统将折》，为丁汝昌辩护。因为对丁汝昌的指责大都属于捕风捉影，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光绪皇帝降旨：“丁汝昌暂免处分”。

经历了如此一场风波，丁汝昌当时的心情可以想见。

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护送陆军赴朝后正准备返航的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遭遇，黄海海战爆发。战斗开始后不久，丁汝昌即被炮火所伤，但仍坚持坐在舰内的过道中鼓励士气。经过近5小时的鏖战，中日双方互有损伤。

九月二十日，北洋舰队在旅顺完成修理返回威海，“镇远”舰入港时触礁受伤，使得本已元气大伤的北洋舰队雪上加霜。日军进攻旅顺时，丁汝昌被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旅顺陷落后，丁汝昌又被革职，暂留本任。在威海布防上，丁汝昌对陆军的战力表示担心，建议做好炸毁陆路海岸炮台的准备，不料，又成为“通敌误国”的罪证，清廷下令将其交刑部治罪。在刘步蟾等将领的通电请愿，李鸿章的极力申辩下，清廷命令，待丁汝昌手头事务结束后，解送刑部。

丁汝昌当时所处环境虽十分艰难，仍力图振作，召集诸将，筹商水陆战守事宜。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军在山东荣成登陆，三十日，即光绪二十年除夕，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递送劝降书，丁汝昌不为所动，决心死战到底，当日，对家人说：“吾身已许国”，并将劝降书上交李鸿章，以明心迹。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初五，日军进攻威海南帮炮台，丁汝昌率舰队从海上用火力支援炮台守军，发射排炮，击毙日军旅团长大寺安纯。由于众寡悬殊，威海陆路南北帮炮台相继失守，刘公岛遭海陆合围，成为孤岛。

此后，日本海陆两军配合，并利用占领的陆路炮台，连日攻击北洋舰队，均被击退。正月十一日，日本鱼雷艇夜间偷袭，“定远”舰遭重创，丁汝昌移督旗于“镇远”舰。正月十三日，鱼雷艇管带王平策划鱼雷艇队集体逃亡，刘公岛形势进一步恶化。正月十五，日军舰艇40余艘排列威海南口外，势将冲入，日本陆军也用陆路炮台的火炮向港内猛轰。丁汝昌登“靖远”舰迎战，击伤两艘日本军舰，“靖远”中陆路炮台发射的炮弹受伤，丁汝昌欲与船同沉，被部下誓死救上小船。

十七日，丁汝昌获悉陆路援军彻底无望，北洋舰队已被国家抛弃。当晚，服鸦片自杀，延至十八日晨7时辞世。

丁汝昌死后，手下军官牛昶眪盗用他的名义，与日方签订了《威海降约》。2月17日，日军开进威海港，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至此全军覆没。

此后，清政府内的清流、顽固党人交相攻击，光绪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丁汝昌的子孙辈被迫流落异乡。直至宣统二年（1910年），经载洵及萨镇冰等人力争，清廷为丁汝昌平反昭雪。

民国元年（1912年），灵柩始归葬于安徽无为县西乡小鸡山梅花地。

杨用霖:1894年9月17日，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展开大战，战斗打响后，杨用霖奋然对部下说：“战不必捷，然此海即余死所！”又说：“时至矣！吾将以死报国”。部下激动得调眼泪说：“公死，吾辈何以为生？赴汤蹈火，惟公所命！”海战中，杨用霖协助管带左翼总兵林泰曾，指挥全舰将士奋力鏖战。在激烈的炮火中，旗舰“定远”中弹起火，烈焰汹腾，向全舰蔓延。在此危急关头，杨用霖突转“镇远”之舵，挡在“定远”之前，并向敌舰发起攻击，使“定远”得以即时扑灭大火，从容应敌。当时在附近海域“观战”的西方海军人士，皆啧啧称赞道“靡此，而定远殆矣！”战到后来，终于迫使日本联合舰队逃离战场。战后论功，杨用霖得补用副将，赏加捷勇巴鲁图勇号。

是年11月，“镇远”巡海回威海，舰底触礁进水，管带林泰曾忧愤自杀。杨用霖升护理左翼总兵兼署镇远管带。当时旅顺已经失陷，“镇远”无法进坞修理，杨用霖带领人员想尽办法，日夜赶修，终于将舰底补好。次年2月11日，丁汝昌和刘步蟾先后自杀。北洋水师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昞等，推举杨用霖出面与日军接洽投降。杨用霖严词拒绝，回舱后口吟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命诗，用手枪从口内自击殉国。朝廷嘉其忠烈，予优恤赏银治丧，增提督衔，给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

刘步蟾: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八月十八日，中日两国海军主力在黄海海面遭遇，展开激战。战斗中，刘步蟾指挥“定远”舰英勇作战，"不稍退避"，始终在战场坚持作战，并重创了日本舰队旗舰“松岛”号。

海战结束后，刘步蟾因功升记名提督。丁汝昌因海战中受伤暂时离舰养伤，由刘步蟾代理。威海保卫战中，二十一年（1895年）元月十一日，“定远”被偷袭入港的日本鱼雷艇击伤，被迫搁浅在刘公岛东部充作“水炮台”，因进水过于严重，丁汝昌下令放弃“定远”。当时刘公岛局势日益恶化，因恐“定远”将来落入敌手，丁汝昌、刘步蟾于正月十六日下令，将“定远”舰炸散。

当夜，刘步蟾追随自己的爱舰，自杀殉国。实践了生前"苟丧舰，必自裁"的誓言。时年43岁。

李鸿章获悉刘步蟾自杀的消息后，深感惋惜，并盛赞刘步蟾当年直陈御日之计是实言真心。清廷谕令：将刘步蟾照提督阵亡例从优赐恤，世袭骑都尉加一等云骑尉。一代海军名将，就这样与他所钟爱的战舰，一同消失在保家卫国的海上疆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