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鲁迅见过面,给胡适鞠过躬的国学大师是谁?

“国学大师”文怀沙的年龄、人品和学术成曾经均遭质疑，其与人闲聊时，“总会说，当年我和鲁迅先生怎么怎么样，我见到胡适的那天”诸如此类，与明月的这个比方十分契合。或许，真的是明月在质疑文怀沙“国学大师”的帽子吧，又或是另有其人？再或是明月只是那么随便一说，我们也只能那么随便一听罢了，无法具体揣摩。

《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结集出版时改为《朝花夕拾》。鲁迅（鲁迅为周树人笔名，为行文方便，下文一律以鲁迅称之）感慨道：“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朝花灿烂，而不能够采摘，意指的便是鲁迅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并不十分美好，反而是时时带有悲哀沉重的伤痛。但不管是美好也罢，伤痛也罢，能够让鲁迅时时反顾的，必是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

父亲的出场在《五猖会》一篇中，一出场便不美妙。少年鲁迅渴望能够去离家很远的，“出城还有六十多里水路”的东关去看五猖会，“笑着跳着”，兴奋地等待出发的时候，父亲忽然就站在他的身后了。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大家庭之长，说一不二，颇具威严，所以“工人的脸色很谨肃”了；等到物件已经搬完等待出发，因为我的书还没有背完，而“母亲、工人、长妈妈即阿长，都无法营救，只默默地静候着我读熟，而且背出来”。当时，鲁迅不过是一个七岁的孩童。父亲以“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为威胁，逼迫鲁迅去背《鉴略》。而《鉴略》，据说是比《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的书。父亲所采取的手段是鲁迅所不能接受的，但我们也不难看出父亲对鲁迅的期待与厚望，这与任何一个望子成龙的父亲并无太大不同。后来，家里人将鲁迅送到“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里去，自然也是父亲的一力主张。在书塾的选择上，鲁迅父亲望子成龙的心态体现得尤为明显。但在对鲁迅的严格要求之外，我们也须留意到父亲并不是一个十分顽固的旧式家长，否则他大概是不会同意一大家子出远门看会的。

等到病重，问医寻药就不见效之后，父亲的固执与倔强的一面便显露出来了。陈莲河建议父亲用“一种丹”，但“父亲沉思了一会，摇摇头”，又一回，他仍然是“沉思了一会，摇摇头”。拒绝其他的尝试，实际上就是拒绝治疗，等死。此时的父亲，似乎是看透了一切，但更是因为下定决心，不至于让整个家庭因为自己治病而陷入贫寒的境地。这却是一家之主的责任了。

父亲对鲁迅的影响是不易看出来的，但还是能从《父亲的病》一段话中找出一些端倪：

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我有时竟至于电光一闪似的想道：“还是快一点喘完了罢……。”立刻觉得这思想就不该，就是犯了罪;但同时又觉得这思想实在是正当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便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想。

在逼迫鲁迅背书的时候，父亲内心会不会也有类似的想法呢？会不会觉着鲁迅已经很吃力了，而会一时心软，最终还是坚定了“严厉”的信念？父亲爱着他的儿子，儿子也爱着他的父亲，父亲的严格的爱给少年鲁迅心中投下了阴影，使他“诧异”，鲁迅对父亲的爱使父亲弥留之际多承受了一些痛苦。也许正是这种爱的伤害，使鲁迅开始对自己的言行开始保持反思的态度，最终成为一名文化斗士。

母亲的形象在《朝花夕拾》中只有寥寥几处，除去上文所提到的《五猖会》——少年鲁迅寄希望于母亲能救自己于水火之中，但母亲终于没有行动——之外，只有四处：一处是《琐记》中，沈四太太劝告鲁迅不要吃冰，被鲁迅母亲听到，“跑出来我们都挨了一顿骂”；一处是《范爱农》中，听到有人要枪杀鲁迅的消息，目前“叮嘱我不要再出去”；第三处是“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

前二者，是一个真正关爱自己孩子的母亲都会做的事情。而后者，所谓“疯话”，自然是“论天下”的言语，母亲听到了发笑，又告诉我们鲁迅的母亲并不是一个十分顽固的人，反倒对自己的儿子是颇多包容，甚至是有一些欣赏与疼爱的。

第四处，出现在《阿长与山海经》中，鲁迅向母亲抱怨阿长睡觉占去整个席子，母亲问阿长“一定怕热罢？”，说话委婉得体，颇具大家闺秀的风范与礼仪，只是这样的话，对于阿长这样目不识丁的妇女来并不管用。

除此之外，鲁迅的母亲在整部书中竟然就此踪迹全无了。从字里行间，我们不难发现母亲其实陪伴了鲁迅相当长的时间，但对她着墨不多。唯一的可能是，鲁迅的母亲与当时其他诸多母亲并无不同，在养育子女之外，并不能给予子女精神成长以太多的营养。

而另一个人物——阿长，即长妈妈，则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母亲的位置。

阿长，是鲁迅的保姆，与鲁迅的母亲分担了养育鲁迅的职责，她与鲁迅之间的关系比起鲁迅与母亲之间的关系生动活泼了许多。

没有人记得阿长的名字，作为一个下人，又处于那样的时代，是常态，这种常态却是一种熟视无睹的悲哀。她像所有家庭妇女一样，喜欢“切切察察”一些家长里短。对待鲁迅，她悉心照料，却又有些粗鲁野蛮，“不许我走动”，动辄“就说我顽皮”，睡觉时又睡成“大”字，招来鲁迅不少的抱怨。

但她懂得不少习俗，民间所谓的“规矩”，比如元旦醒来要先说祝福的话，人死了要说“老掉”，饭粒要捡起来，不能从晒裤子的竹竿下过等等。虽然这些往往包含有迷信的成分，尤其如妇女脱掉裤子就可以让长毛的大炮失效，但鲁迅对民间习俗的了解，比如五猖会、无常等，怕是有不少就是从长妈妈这里知晓的。

阿长还喜欢给鲁迅讲述民间故事，比如长毛，又比如美女蛇。我们有理由推想，在这两个故事之外，阿长肯定还讲述了其他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无意之中滋养着少年鲁迅的精神世界。

阿长自然也有她卑劣的一面，如踩死隐鼠却推脱给猫，但她对鲁迅毕竟是爱护的，对一个儿童的渴望是去倾听和尊重的。隐鼠被踩死，鲁迅自然不快，但当目不识丁的阿长将《山海经》放在鲁迅面前，使鲁迅冰释前嫌的，不仅仅是这样一本满足他愿望的“最为心爱的宝书”，更是阿长对鲁迅始终存在的深深的爱意。

由此不得不捎带提一下这个隐藏在《朝花夕拾》中的神秘人物——远房叔祖。正是从远房叔祖这里，鲁迅知晓了《山海经》这样一本书的存在。这位远房叔祖藏书颇丰，“是个寂寞者”，“爱和孩子们往来”，“称我们为‘小友’”。鲁迅在他的书斋里看书，二人聊书，也是一段意义非常的岁月。

除了上述家人，鲁迅还提到了一个邻居——衍太太。她是一个有些类似阿长，但比阿长更不堪的人物。

“她是一个精通礼节的妇人”（《父亲的病》），让我叫父亲，却给父亲带来了痛苦。“她对自己的儿子虽然狠，对别家的孩子却好的，无论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吃冰，她计数；我们打旋子，她计数，待到阿祥摔倒，她又在阿祥婶母面前摆出讨好的模样；她给鲁迅看春宫图；撺掇鲁迅头母亲的首饰变卖……她如此会讨人欢心，以至于没有底线和原则。鲁迅并没有偷母亲的首饰，却被她传了流言出来，使鲁迅无地自容。（《琐记》）

凡此种种，动机何在？损人利己？是有可能的。但私以为，最大的可能是这样的行为，或者说生活方式，是衍太太的一种不自觉的行为。很明显，在《朝花夕拾》中，鲁迅是把衍太太作为一个群体的代表来写的。这种一群被裹挟在某种不健康文化中的人物，虽然有富贵的生活与地位，却无富贵的精神，更遑论为人的尊严与底线。事关己时，不妨费劲各种心思维护自己的利益；事不关己时，也不妨嚼嚼别人的事儿以自我娱乐，获得一种异样的满足。

好在鲁迅在这样的环境中反倒是受到刺激，决心脱离这样的环境，而不至于堕落其中。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极有可能便是从衍太太这样的人身上获得启蒙。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

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新文化运动是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

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扩展资料

1917年1月，蔡元培正式到任北大校长。以此为起点，北大改制，陈独秀受邀北上任文科学长，《新青年》移至北大办刊，吸引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加入编辑部，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并回国任教等一系列对新文化运动来说至关重要的事件都在这一年发生。

其时，中国的文教制度正在经历从“学堂”到“大学”的艰难转型。蔡元培力挽狂澜，改变京师大学堂遗留的官僚作风，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不拘一格吸纳人才。一时间，各种锐意革新的青年人才汇聚北大。

在这个试图自外于政治的学术阵地，围绕新思想和白话文运动，展开了中国近代文化最活跃的争论、变革和复兴局面。继20世纪之交的“戊戌变法”至“五四”，中国的文化范式和话语发生了巨大转型，是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新文化运动并非现代化的肇始。自甲午战败，主导传统秩序的儒家士大夫就开始激烈地改变中国的文化和政治。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张之洞、曾国藩等士大夫就已经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晚清的激进思想也初露端倪，出现了严复，谭嗣同，梁启超这样批评传统伦理道德观的知识分子；作为文教政教主体的士大夫阶层，也在政府和社会中，努力推动变革，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推动立宪运动，变革不可谓不广泛深刻。

到袁世凯1914年复辟，文化保守主义氛围复又渐浓，这一“变局”遭遇了一次严重挫折。但在新文化运动到来之前，支撑着传统价值体系的社会和政治体系已经崩塌：1905年，科举考试被废除；1911年，君主制崩溃；1912年，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宣布经学不再是必修课程；同年，大清律例被废除。

到了1917年，代议制与独裁制度在中国都显现了内在缺陷，整个社会的变革潮流越来越趋于激进。袁世凯死后，民国政治进入封建军阀与传统士绅脆弱的政治联盟。“虽曾有过议会，但没有成立议会政治；虽曾有过内阁，但没有构成内阁制”，只是个“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学习了西方技术，采用了西方制度，却仍未成为现代社会。

1916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一九一六年》。他写道：“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

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新文化运动的关注点，也从上层政治开始转移向底层国民，致力于改变国民的思想。

1917年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新知识分子，与传统“士大夫”明显有别。他们反政治的态度非常明确，反对所有对政治的倚赖，回避所有现实政治的牵绊。甲午之后，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放弃走仕途的科举考试，成为自由流动的资源。

这个群体从“中华帝国”的上升阶梯分离出来，失去了官方职位，也不再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制约。这也是学术独立和“为学术而学术”的社会情势。

某种意义上，1917可视为现代中国形成过程中的文化节点。相比于两年前1915年《新青年》的创刊，两年后即1919年五四运动所赋予新文化运动的更多的政治意义，

1917至1918这一年，对于新文化运动具有文化意义上更实质的推动，成为实际上的中国现代教育和现代文化思想的发端，开始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理论构建与具体实践。

1917这一年涌现出的文化人物，从本土饱学之士，到留学归来者，思想活跃，交相辉映。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章士钊、钱玄同、刘半农、鲁迅、李大钊、蒋梦麟……这些名字照亮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天空。

_新文化运动

1、成绩优异

鲁迅在矿路学堂时，学习成绩很突出，钱德培曾夸他：“周树人真是博学。”当时，每次考试都有奖金的。国文每周一次，其他小考每月—次，优者都给以三等银质奖章。依章程：凡四个三等章准许换一个二等的，又几个二等的换一个头等的，又几个头等的换一个金的。而全班中，得到这种金领奖章的惟有鲁迅一个人。

2、帮助青年

鲁迅在广州时，一个青年受他的感化，随他到了上海。到上海后，鲁迅热情的留他在自己景云里的寓所住，后来那人又让鲁迅给他在上海找个工作。鲁迅很为难的情况下找到郁达夫说实在没办法，须请一家书店报馆名义上请他做事，而每月的薪水三四十元由鲁迅自己拿出。

3、白红小象

林语堂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鲁迅先生在中国的难能可贵，誉之为“白象”。因为象多是灰色，遇到一只白的，就视为国家珍宝。许广平在与鲁迅分居两地互通书信时也时常称他为“小白象”，鲁迅在与之信中偶尔也用以自称。

在儿子周海婴出生后，鲁迅用来送予儿子称其为“小红象”，可谓“白象红象一父子”，鲁迅在哄孩子高兴时也常常自作小调“小红，小象，小红象，小象，红红，小象红；小象，小红，小红象，小红，小象，小红红。”丈夫的怜子温情可见一斑。

4、不重手稿

鲁迅对手稿的保存并不在意，常常乱丢手稿，有时还分发给来访的客人擦手，甚至当废品卖掉。一次作家萧红在上海拉都路买油条吃，无意之中却发现那张包油条的纸居然是鲁迅翻译《死魂灵》的手稿纸，萧红大为吃惊并写信告诉了鲁迅，鲁迅知道后却不以为稀奇。萧红无奈只得把这一见闻如实地告诉了许广平，许广平听后为此狠狠地批评了鲁迅一顿。

5、理发

在厦门大学教书时，鲁迅先生曾到一家理发店理发。理发师不认识鲁迅，见他衣着简朴，心想他肯定没几个钱，理发时就一点也不认真。对此，鲁迅先生不仅不生气，反而在理发后极随意地掏出一大把钱给理发师——远远超出了应付的钱。理发师大喜，脸上立刻堆满了笑。

过了一段日子，鲁迅又去理发，理发师见状大喜，立即拿出全部看家本领，满脸写着谦恭，“慢工出细活”地理发。不料理毕，鲁迅并没有再显豪爽，而是掏出钱来一个一个地数给理发师，一个子儿也没多给。理发师大惑：“先生，您上回那样给，今天怎么这样给”鲁迅笑笑：“您上回马马虎虎地理，我就马马虎虎地给；这回您认认真真地理，我就认认真真地给。”理发师听了大窘。

—鲁迅

在鲁迅的生活当中，帮助青年学生是很经常的事情，无论是创作方面还是生活方面，他都会尽己所能、鼎立相助，也因此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许广平在回忆录中曾经说，鲁迅为了帮助青年，“逐字逐页的批改文稿，逐字逐句的校勘译稿，几乎费去先生半生功夫。” 即使像后来成为文坛巨匠的矛盾等人也都得到过鲁迅的帮助。为了校勘他翻译的《一个青年的梦》，鲁迅不惜劳累，几乎耗费了整晚的时间。

青年木刻工作者曹白，因为刻了一张卢那察尔斯基的肖像，就被国民党反动派以创作“普罗艺术”、“鼓吹阶级斗争而示无产阶级必有专政一日”的“罪名”逮捕入狱，受尽严刑拷打。出狱后，他又为一个木刻展览会刻了《鲁迅像》和《鲁迅和祥林嫂》，但检查官却抽出了《鲁迅像》，不准展出。曹白把这张木刻像寄给鲁迅。鲁迅不仅复信对曹白给予支持，还想将他坐牢之事写成文章发表。并鼓励曹白说：“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

青年作者许钦文曾持孙伏园的信到教育部里去找鲁迅先生帮着找工作。但当时教育部不需要人手，就把自己身上仅有的20元钱给了他。鲁迅为自己不能使求助的青年不失望而暗自难过。许钦文谈到鲁迅对青年的帮助时说：“我们从（鲁迅）给李秉中的信，就可以知道鲁迅先生是这样帮助青年学生的，不但把自己仅存的二十元借给他，而且还从别处设法来解除他的困难。鲁迅先生当初在教育部里收入不算少，可是他自己，经常穿着两个膝髁上补缀得好象贴着膏药的裤子，据说还是在日本留学时做的。他的钱，除担负家用、买书以外，差不多就是帮助青年、代学生交学费等用掉的。”许钦文的处女作《故乡》，不但由鲁迅编定，而且还是他用自己《呐喊》的版税印成的。

1934年的深秋时节，萧军和萧红乘上一艘日本轮船，离开青岛，驶往上海。此行的目的，就是前去拜会文坛大师鲁迅。在此之前，萧军曾怀着虔敬的心情，给鲁迅先生写过一封信，而鲁迅的及时复信，则使这两位“小人物”喜出望外。事实证明，鲁迅的回信是具有历史性的，倘若先生当时对萧军的来信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或未及时答复，那么两萧的未来命运将会如何呢？我们不得而知。由此可见，萧红与萧军确实是非常幸运的，在他们还名不见经传的时候便得到了鲁迅这样的文坛盟主的诚恳相待，作为欲在文坛上大展宏图的年轻人来说，还有比这更令人兴奋的吗？

11月30日，对于萧红萧军来说无疑是一个盛大的喜庆之日，根据约定的时间，两萧准时来到了内山书店。出入意料的是，鲁迅已在那里等候他们了，这使萧军萧红简直有点不知所措。鲁迅迈着缓慢的步子走过来，平静地问道：“是刘先生悄吟女士吗？”二人迷乱地点着头。接着，先生便引导二人走出书店到一家不远的咖啡店。也许，按照两萧本来的设想，与先生初次见面的一刹那不应是这样的，他们可能要说上许多问候语，场面也会比眼前发生的热烈。然而，刚才发生的一幕却是如此的朴素，如此的自然，多余的寒暄和客套都被省去了，这使两个人一下子便回到了本真状态，不再感到有什么拘束。特别是当萧红望着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一代大师原来竟是出奇的平和与充满善意时，那横亘在大人物与无名之辈之间的界限顿时消失了。萧红注视着眼前这位面色苍白显得有些衰弱的老人，他脸颊消瘦，颧骨突出，嘴上留有浓密的唇髭，头发极富于特征，硬而直立，眼睛喜欢眯起来，但目光却异常锐利，后来萧红曾特别描述过先生特有的那使人“感到一个时代的全智者的催逼”的目光。尽管鲁迅的外表与萧红想象的可能有所不同，但先生给她留下的印象仍是深刻而难忘的，这就是杰出人物身上所特有的素朴和自然。他们从不靠什么精心的包装来抬高自己的身份，而是以极度的坦诚赢得你的尊敬。

出于对导师的热爱和关心，第一次会面后不久，两萧便怀着不安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以表达对鲁迅健康状况的忧虑。关于这一点，鲁迅显示出他一贯特有的达观态度，指出这是自然法则，不必为此而悲哀。其次，鲁迅回信中更多是对两萧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当他看到两人目下正处于一种焦躁状态无法工作时，提出了如下忠告：“我看你们的现在的这种焦躁的心情，不可使它发展起来，最好是常到外面去走走，看看社会上的情形，以及各种人们的脸。”毫无疑问，在先生忠告的背后所包含的无限情意，两萧是深深体会到的。

从此，在鲁迅的引导下，萧军和萧红开始走入上海文坛，并与当时的许多重要人物建立了广泛联系，而他们与鲁迅之间的友谊，则对日后自身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当时，青年学生来找鲁迅先生的人很多。鲁迅不仅喜欢青年的访问，也费尽苦心鼓励和培养他们。为了要给中国培养切实的翻译工作者，他对李霁野翻译的俄国安德列夫的剧本《往星中》十分重视，不仅仔细看了译稿，并约李霁野面谈，提出修改意见。为了给青年翻译工作者创造出版条件，还在以后特地成立了未名社，而鲁迅则是该社的主要出资人。因为要换取学费，李霁野想将自己翻译的《黑假面人》卖出去。韦素园在给鲁迅的信中顺便提了一下，鲁迅在回信中就提出自己可以先借钱给李霁野，书还是由未名社来印，待卖出后可以用收回的钱来还。韦素园是李霁野的小学同学，也是鲁迅的年轻朋友之一。当鲁迅先生得知韦素园患的是肺病时，非常关心，去信劝他好好保养，不要过度劳累。他去医院看望韦素园时，素园在谈了几个小时后才想起请先生吸烟。为了避免使病室里有烟味，鲁迅几次摇头说不吸了。直到素园再三说了对自己无妨，鲁迅先生才走出病室，站得远远的急忙吸完了一枝纸烟。

鲁迅先生关心爱护和帮助青年学生，同时他也赢得了青年们的拥护和爱戴。据许羡苏（淑卿）回忆说：“鲁迅住在莽原社的时候，有一天傍晚，我给他送东西去，刚走到门口，突然有三个象大学生样的青年来找他。鲁迅的学生，只要经常来访的，我都认识，而这三个我都不认识。他们问我，鲁迅先生在家不？我大声地答复他们：他不在！那时心里多着急呀！要是这三个人是坏人，可怎么办？我生怕他们冲进去找，就拦在门口不走，我一直等到这三个人走了，才进屋去。这以后，鲁迅就只好装作病人，躲到旧刑部街山本医院去了。”

萧红则是在一家炸油条的铺子里看到鲁迅的手稿被用来包油条，那是一张《表》的译稿，便赶快买下来并写信告诉鲁迅。从这些细节里，可见鲁迅先生在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就连中共两广区区委书记陈延年要广东学生运动***毕磊去见鲁迅时都说：“鲁迅这个人喜欢年青人，你们去的时候要活泼一点。”毕磊在《欢迎了鲁迅以后》一文中写道：“鲁迅先生这次南来，会帮助我们喊，指导我们喊，和我们一同喊。”反映了当时许多革命青年的心情。

郁达夫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这样一件事情。1929年许广平生下周海婴的时候，鲁迅先生已经48岁，而此前鲁迅先生始终没有孩子。这个时候有一个鲁迅在广州认识的文学青年，见鲁迅没有儿子而又非常喜欢自己，就一厢情愿地想给鲁迅当儿子，连同女朋友一起住到鲁迅在上海的家里。后来见鲁迅没有这个意思，就要求鲁迅给他谋一个职业。鲁迅对于这个素昧平生的文学青年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托朋友在商务印书馆找一个校对和打杂的工作，由鲁迅私下里出钱给商务印书馆为青年发工资。后来，这个青年也许出于良知，也许是有其它的门路，自己走了。郁达夫的文章中没有说到这个青年的名字。但是，这件事情，却正印证了鲁迅对于青年的关心和爱护。不论什么情况，只要求助到他，他都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鲁迅除了对青年的不遗余力的帮助之外，对于那些能够迷途知返的青年也表现了极大的大度和宽容。20年代，当时创造社的一部分青年与鲁迅进行了一番论战。后来这些青年在地下党的说服下，意识到攻击鲁迅的错误，主动到鲁迅家里去。鲁迅非常高兴地以战友和同志的真挚感情和他们倾心交谈，善良而坦率地批评他们的主观主义。鲁迅含蓄地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金扁担”的故事：有个农民每天挑水，一天，他突然想起皇帝用什么挑水呢？自己接着回答：一定是用“金扁担”。一个是“柿饼”的故事：一个农妇，一天清晨醒来，想到皇后娘娘是怎样享福的，她想皇后娘娘一醒过来，一定就叫：大姐，拿一个柿饼来吃吃。这两个故事，当时令创造社的年轻作家们惭愧万分。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并不真正了解鲁迅，他们幼稚的主观，不仅仅伤害了鲁迅，而且也伤害了自己。

鲁迅先生为了帮助青年，夜以继日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他接待来访的青年，鼓励他们起来战斗；他给不少来信求教的青年写了许多回信，告诫他们同旧势力较量必须“锲而不舍”；他带领文学青年，创办有战斗力的文艺周刊，让他们为改造社会出力。从《鲁迅日记》中也可以看出，鲁迅几乎每个白天都要接待青年学生，而到了夜晚，他除了自己写作外，有很多时候还要负责校勘改写青年的手稿。可以说，鲁迅的生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为青年们而燃烧，而青年们也把他当作了人生的导师和新文化的旗手。

鲁迅是我国现代伟大的大文豪，他的文章里充满着忧国忧民之心，满怀着爱国之情。在小的时候，就听说过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那个时期，仅仅治好人们身体上的问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唤醒人们那颗封闭的心。鲁迅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拿起笔杆，用强烈的笔触，唤醒人们已经沉寂的内心。期望着能唤醒人们的拳拳爱国之心。鲁迅曾经在他的文章中批判过很多人，他批判的大部分都是和他同一时期的人。其中被他批判最多的人就是郭沫若了。

郭沫若是被鲁迅批判的最多的人，在上个世纪，鲁迅和郭沫若的“斗争”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因为郭沫若经常抛妻弃子，所以被鲁迅强烈谴责，说他是流氓才子，而郭沫若直接回应鲁迅是“衣冠禽兽”。后来，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中，“回敬”郭沫若：“远看像条狗，近看郭沫若！”这让郭沫若感到无地自容。于是郭沫若和鲁迅就开始了互相“斗嘴”的过程。 

鲁迅和梁实秋的斗争是因为什么呢？在1926年梁实秋在北京《晨报副隽》上发表了“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这篇文章引来了鲁迅的批判。由于鲁迅颇为喜爱卢梭的思想，所以写下《卢梭与胃口》这篇文章，以此来和梁实秋争论。鲁迅和梁实秋的争论长达八年，内容涉及很多方面。

鲁迅和胡适主要是因为思想有冲突，所以有争论。“五四”运动后期，胡适与鲁迅日渐分道扬镳，走进了不同营垒。胡适的很多思想鲁迅都不赞同，也正是因为如此，鲁迅和胡适的关系比较的紧张。鲁迅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所以对于事情的容忍度比较低。 

鲁迅先生有句名言，“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这句名言道出了鲁迅先生一生 地 性格，他从来不会委婉和退缩，永远都在爆发 的 路上。

虽然他是一位有素养的文人，但他却与其他的文人不一样，没有哀怨低沉，只有不断的如同岩浆一般爆发，而爆发的方式就是骂人。

不过鲁迅先生和网络喷子的区别在于，喷子为了喷而喷， 而鲁迅先生则是为了天下，为了一种理想，为了一种信念而去骂。

唐伯虎先生会笑天下可笑之人，而鲁迅先生会骂所有该骂之人，用骂声来唤醒民众，用骂声来表达自己的坚持。但怪异的是，鲁迅先生骂遍民国人物，但却没有波及到慈禧，袁世凯还有蒋，那么这又是为何呢？

鲁迅先生和章太炎先生都是如此，章太炎先生表面痴狂，但实际上却暗指时弊，鲁迅先生大体也是如此，他的愤怒是对于整个时代与错误的反抗，同时也表达了他本人的政治观点。

曾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在鲁迅先生骂人的名单里面，足足有数百人之多，从学者一直到政界要员，甚至到大学教授，以及自己的兄弟周作人。鲁迅先生可谓是一时兴起就不会停下，而且一旦开骂，根本不管对像。

在诸多被骂人物，被骂得最狠的莫过于 郭沫若先生 。作为上个世纪的 历史 大师，郭沫若先生的学术修养可谓是很高。但是他却因为娶妻的问题，所以遭到了鲁迅先生的疯狂贬低。据记载，郭沫若先生曾经因为讨厌原配妻子，结果写了休书之后与日本的贵族女子结婚，紧接着又抛弃第2任妻子，又娶了新人。

因此，鲁迅先生对于郭沫若先生这一行为极度厌恶，他甚至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表示，远看 象 条狗，近看郭沫若。

紧接着就是骂胡适先生，当年两人在五四运动期间分道扬镳。自此以后，鲁迅先生对于胡适先生就格外不满，他讨厌胡适先生的背叛行为，认为胡适先生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哀求和劝善是错误的，并且觉得胡适先生有太过于依赖症。因此鲁迅先生讽刺， 胡适是一个背叛者，他与自己的观念完全背离，并且，胡适先生做的事情都是一些恶心的事情 。

此外鲁迅先生还对梁实秋进行了批驳，两人的矛盾起源于当年1927年的关于卢梭问题的批判。梁实秋先生是卢梭的小迷弟，而鲁迅先生非常厌恶卢梭的资本家的走狗行为，因此反复进行批判，两者结果爆发，而鲁迅先生对此评价， 他们都是资本家的乏走狗 。

其实细看鲁迅先生骂的这些人，大体上也可以给人结论，鲁迅先生并非无聊而去骂人， 他只是为了针对一些不良现象而表达自己的看法 。对于郭沫若先生的指责，是因为他 希望婚姻平等，还有婚姻的忠诚 。

对于梁实秋先生的指责，则更多地体现于对于资本主义的抗拒， 以及对中国未来的思考 。至于说对于胡适先生的指责，那也表达了鲁迅的一些轻微的无政府倾向，这点和章太炎先生类似， 主张学者的独立风骨 。

因此鲁迅先生的指责其实不是单纯的骂人，而是想要唤醒 社会 ，想要如同一杆标杆一样，告诉众人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这一点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面可谓是尤为重要，大家不清楚中国未来的方向，也不清楚中国未来的 社会 风气该怎么抉择。鲁迅先生勇敢地站了出来，与各路大师进行博弈，虽然未必全对， 但也的确起到了很好的讨论与反思的作用 。

而且当年鲁迅先生与各路文人的骂架，其实更容易激发思路，就好像当年的百家争鸣的大辩论。大家都在思考讨论的未来的方向，吵架也就变成了一种思辨的方式，而鲁迅先生又由于脾气暴又充当斗士，自然就成为了当时的众矢之的。

不过有一点很多人不能理解，那就是鲁迅先生针对所有的文人和政客，都进行针砭时弊，为何放掉了三个最重要的人选？这三个人分别是慈禧太后，袁世凯以及蒋。在我们的观念中，这三人都应该是罪人，慈禧毁掉了中国，袁世凯毁掉了民国，蒋是罪人。那么鲁迅先生的针砭时弊为什么停止在了他们身上呢？其实背后另有讲究。

首先来看慈禧太后。慈禧和鲁迅先生有一定的渊源，鲁迅先生的祖父周介孚，曾在慈禧太后北狩归来之时被大赦天下释放。而且慈禧太后大办西学教育，因此推举中国学生留学，鲁迅先生是受益者之一。因此慈禧和鲁迅先生之间有一定的交情。

另外鲁迅先生也明确表示，人人都骂慈禧太后，既然被骂得如此之惨，自己自然不必多此一举，对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再来一刀。 因此对于慈禧的态度是没必要骂，鲁迅先生是一个标杆，而不是跟风者。

紧接着对于袁世凯的态度。鲁迅先生对于袁世凯的态度是复杂，首先他非常认可袁世凯的能力。例如在1912年，鲁迅先生就曾经拜访过袁世凯，他自己评价，他对袁世凯的印象很深，认为 此人与其他军阀不大相同。

此外，袁世凯当年善待知识分子，是少数几个懂得搞实业并且有能力稳住政局的能人，因此鲁迅先生认为，袁世凯比后来的统治者见识要多很多。

但鲁迅先生对袁世凯也是抗拒的，正如鲁迅先生在《杀错了人》中所说，“革命后，大杀革命党人，但从袁世凯的角度来看，是一点都没杀错，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袁世凯在辛亥因此鲁迅先生 对于袁世凯的态度是复杂的，但虽然没有开骂，不过却最终还是反对 。

最后是对蒋的态度。个人觉得鲁迅先生对蒋的态度很好，并且从来都没有觉得他是罪人。一个是因为蒋与鲁迅先生有过情谊，他们不仅是同乡，而且还曾经高度赞赏蒋的革命行为。此外，鲁迅先生高度佩服蒋，能够在抗战期间不像汪精卫一样投降，并且对于蒋他寄予厚望，认为这是未来能够开创时代的人。

不过后来蒋的统治越来越趋向于黑暗，鲁迅先生很快也站在了他的对立面，但或许是曾经的期望，因此鲁迅先生虽然反对他，但却并没有再开口。并且还提议，要以韧性的方式与蒋斗争，要讲究策略方式。 因此到最后对于蒋的态度，鲁迅先生是明确的反对，但却没有激进的对抗。

因此总的来看，鲁迅先生是一位具有时代特色的斗士，他在那迷茫的年代里面一直在当一盏明灯，想要照亮前方的道路，并且还不惜以自身为冲锋号，大胆的去尝试与接触。在那段岁月里，鲁迅先生或许文学素养不是最高的，绝对是值得大家都敬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