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关于幼儿早期阅读的教育方针

阅读虽然一直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但其普及范围、影响程度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兴盛或衰减。早期阅读的实物载体文学作品本身承载着丰富的信息，对幼儿语言、智力、个性、社会性和道德、审美及创造力等方面的发展具有积极又重要的促进作用。阅读可以扩展幼儿的词汇量，使幼儿运用已掌握的策略理解和学习新词语，逐渐提高其的“语言结构的敏感性”。这里的敏感性是指幼儿对语言符号本身的反应，而不是对语言符号所传递信息出的信息的反应。完整的阅读材样本可以为幼儿的阅读理解提供观察、模仿、记忆并创造性地运用的机会，使

幼儿在阅读活动中充分感受各种词语和语言、篇章的形式。幼儿在阅读过程中，阅读理解能力逐渐增强，对语言符号的敏感性也在逐步熟悉、理解阅读材料的过程中发展起来，阅读理解能力从而进一步增强，形成良胜循环。

　　最新脑科学研究成果表明：在幼儿生命的头6年中，大脑飞速地生长发展，接受来自周围的各类信息，这些信息约有80%是通过视觉获得的，因而视觉刺激对于幼儿视神经网络的发展至关重要。早期阅读材料作为视觉刺激，是幼儿大脑发展的最佳刺激物，它对幼儿的视觉能力、听觉能力、观察能力、思维能力、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是发展大脑神经组织的最好方式，是幼儿智力发展的基础。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幼儿的阅读能力对认知能力的发展影响最大，尤其是0—6岁阶段的早期阅读能力，是影响幼儿未来学习能力

和水平的关键。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有学者在对6岁幼儿的阅读研究中发现，具有一定阅读能力的幼儿，其求知欲往往比较肚盛。通过早期阅读，幼儿的阅读兴趣被大大激发，幼儿的语言能力得以不断提高。

　　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16届大会上决定把1972年定为“国际图书年”，旨在大力推广阅读活动，促使社会向阅读社会的方向发展。“从此，幼儿早期阅读被当作重要教育项目开始实施，各个国家纷纷提出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对这一活动进行支持。包括加大教育资源配置，广建图书馆，整合学校资源，再教育教师，加大经费投入，并向家庭提供早期阅读教育服务，联合成立跨国阅读教育服务集团，出版了大量针对幼儿的读物。除过硬件上的这些支持，还非常重视幼儿早期阅读的研究，对于如何能确实提高幼儿阅读技能的研究相当活跃，并获得了一些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包括前文提到的认知心理学家托马斯和罗宾逊提出的最有效的帮助幼儿理解和记忆的PQ4R方法。因为这一方法恰在1972年提出，故在当时备受推崇。PQ4R方法包括预习(Preview)、提问(Question)、阅读(Read)、反思(Reflect)、背诵(Recite)和回顾(Rev i ew ) 6个程序，有效地帮助了幼儿理解和记忆阅读材料。

　　在同时期的美国，联邦政府为了确定哪些教学方法或模式最能帮助学习者发展进步，推出了一项大型研究项目——追踪到底计划。这一计划包括强调学习的过程重于学习内容的认知概念模式；强调自尊心、好奇心和恒心的情感模式等。在研究报告中还指出在幼儿园的课堂中培养幼儿的读写技能，可以采用高声朗读法、口语法、戏剧教学法、写作活动等，让幼儿进行阅读和书本探索。

　　1983年，心理学家怀特赫斯特发现一种叫做对话式阅读的共同阅读方式，对提高幼儿的阅读、语言能力非常有效。对话式阅读使用的最基本的阅读方法是“对等式”交流，交流由幼儿与成人配对进行，不断进行简短的对话。成人提示幼儿说出阅读材料中的内容，并对幼儿的回答予以评价，还可以增加适当的信息，或者用更清晰的方式进行重新描述，来补充幼儿的回答。继而再通过些提问，看看幼儿是否能从重新给出的描述中有所收获。这一方式遵循的理念是：阅读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幼儿、成人、阅读材料、阅读材料作者之间进行多重对话模式，是思想交流与灵魂碰撞的动态过程。所以提问、对话理应成为阅读的一种策略。其实早在古希腊时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苏格拉底就曾说：“没有一种方一式比师生之间的对话更能提高沟通能力、更能启发思维技能了”。可见在阅读中，对话策略是非常值得提倡的。1989年，威廉·特尔和伊丽莎白·萨兹纯粹通过实验证明，幼儿获得的早期阅读经验能促进其口语能力的发展，特别有利于词汇的增长及对复杂语法结构的掌握，并证明早期阅读经验与幼儿进入小学后学业成绩成庄相关。哈佛大学一项对3-19岁儿童阅读能力的追踪研究也表明，早期阅读行为的建立，包括动机、兴趣、习惯、方法等，是预期研究对象未来阅读能力发展的重要指标。在20世纪末的1998年，美国的美国格兰特维金斯和杰伊·密特菲又开始倡导一种叫做“读写萌发”的早期教育课程。“读写萌发”揭示了读写能力的获得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在幼儿很小的时候就己经开始了。“读写萌发”暗示在阅读与前阅读之间没有截然的界限，这与其他有关阅读能力习得的理论有所不同。

　　在我国，从1990年开始，由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舒华教授、伍新春教授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阅读研究中心安德森、和李文玲等专家为核心的课题组，比较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幼儿的阅读水平，对我国早期阅读的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幼儿在4岁后进入独立的、自主性的大量阅读阶段，而我国幼儿平均到8岁(小学二年级)才能达到这个水平。

　　随着新的教育指导纲要的颁行与学前教育领域思想的解放与改革，我国早期阅读也逐渐得到大众的关注。教育部学前分级阅读项目负责人周合认为，在阅读基础上成长的孩子有很强的铭记和辨别力，情感稳定，更容易被外部世界肯定和认同，也更容易受到关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好宝宝成长必读故事》系列图书提出：孩子的成长源于阅读。

　　不仅教育界对早期阅读寄予厚望，政府的政策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力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1970年第16届大会上就决定把1972年定为国际图书年，旨在大力宣传阅读的积极作用，促使人们养成阅读的良好习惯，朝着建成“阅读社会”的方向迈进。随后，世界各国纷纷响应，各项教育改革几乎都把推广阅读风气、提升国民的阅读能力列为重点。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走向阅读世界”的呼唤，要求社会成员人人读书。从此，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纷纷把早期教育中幼儿智能发展的重点转移到阅读能力的培养上。美国总统布什在其执政后颁布的《教育改革蓝图》中宣布：“我们太多的孩子不会阅读。阅读是建筑的基石，它必须是我们教育改革的基础”。常常参与推动幼儿阅读运动的布什夫人也主导推动了一项名为“Read to Read, Ready to learn"的计划。许多国家在修订和颁布幼儿园教育大纲或指导纲要时，也都把早期阅读放在学前幼儿语言教育领域中的重要位置上。如加拿大的《幼儿园教育纲要》把“语言”部分分为“口语交流”“阅读”“书写”和“理解媒介材料”四个部分，又明显强调了幼儿阅读和书写能力的培养非常重要。纲要中对一阅读内容的要求也非常细致，除了经常引导幼儿阅读图书材料以外，还要求幼儿阅读产品的标签、身边的生活标记、各种符号等。在对书写材料的要求方面也鼓励多样化，除了可以在纸张上书写外，还鼓励幼儿在黑板、地面、电脑上书写。

文丨橘妈

如果你看过的孩子足够多，你就会发现，每个孩子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是身高、体重、容貌，性格、能力、情绪 情感 也各不相同。

甚至，人们在各种认知能力上也存在巨大的差异。

假如我们对某项认知能力在人群中的分布进行绘图，就会得到一个钟形曲线。 从这个曲线中，我们可以找到95%的人所在的认知水平，并以它来代表正常范围。

以智商为例，它的个体差异非常明显，变化范围大约在0~180分之间，它的正常范围大约是80~120分，低于80分和高于120分被分别视为超低和超高智力。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超高的智商，或者是较高的智商，这样他在认知过程中学习过程中，能够少花一点力气，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果。

不过，个体的认知差异，还表现在认知发展的速度上。

也就是说，有些个体在早期飞速发展，有些个体则发育相对较晚，但是最终都达到成熟的水平。前期的时候在老师眼里是一个不开窍的学生，后期的时候却会爆发出更大的可能性。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少年得志”和“大器晚成”的区别了吧。

大脑是人类行为的指挥中心，是各种心理行为的生理基础。行为水平上的个体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脑的结构和功能的个体差异。

聪明人大脑发育的窗口期更长，变化幅度更大。他们6岁时的前额叶皮层厚度明显比普通人薄，但随后逐年快速变厚，到大约11岁时达到普通人的皮层厚度，然后因为突触修剪等可能原因转而逐渐变薄，与普通人的差别不再显著。

智商可以测量，这让很多人觉得，孩子聪不聪明这件事，主要是基因决定，没有办法后天影响。

但实际上，环境因素也可以对孩子的各种认知能力产生影响，遗传只能解释80%的智商分数差异。

事实上，通过很多对双胞胎孩子的研究发现，各种认知能力，例如记忆力、注意力、语言和计算等个体差异均由遗传和环境共同造就，遗传的作用并不必然强于环境的作用。

孩子的认知能力还具有可塑性的特征，大脑对外界环境的改变可以做出的适应性变化。

所以说，不管是为了持续开发孩子的智力水平，还是为“开窍”晚的孩子提供锻炼和刺激，在孩子小时候都应该主动积极的帮助孩子进行锻炼，让孩子的大脑全面的用起来。

多巴胺是前额叶重要的神经递质，人们常常把它看作为聪明物质。

但前额叶多巴胺水平并不必然决定注意力、记忆力和智力等认知能力，而是通过与一些特定类型的教育或者训练发生交互作用，从而参与到认知能力的塑造过程。

我小时候爸爸经常带着我看一个综艺节目，叫做《开心辞典》，里面有一个种考察选手的经典题型，就是把一道算术题里的数字全部拆开，然后让选手在30秒内进行等式重组。

比如16+27=43，那题目就是2、1、7、4、6、+、=，对于普通的孩子来说，这样的题目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爸就经常用这个方式来训练我，他来给出数字，我来组成等式，就用粉笔和小黑板。

这个 游戏 带有一定的挑战性，同时也有趣味性，而且做出来之后还会有成就感，我很喜欢玩儿，自己快速反应能力得到了锻炼，计算能力也得到了提高，我小学时期数学学的不错，和这个训练有很大关系。

21世纪初的一项研究发现，出租车司机负责空间导航能力的大脑海马区域，比公交车司机和普通人大得多。

这是因为出租车司机每天要识记和规划大量地址和路线，获得了大量机会训练了他们的空间能力，而公交车司机每天行驶在固定的路线上，并不需要锻炼这个能力。

正所谓用则进，不用则退，大脑的功能都具有开发的潜力，也会因为没有得到充分的刺激而潜伏。

中国的孩子更擅长记忆，因为我们需要孩子背很多东西，公式以及公式的变形，为了达到更快的做题速度也要求背诵下来；欧洲国家的孩子则更擅长动手和开创，他们的课堂具有开放性，集体合作的项目也比较多，这就是不同的教育体系下，对孩子大脑的选择性改造。

那么对于孩子来说，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就可以扬长补短。

比如孩子空间能力弱，可以教孩子玩儿魔方，孩子想象力不足，可以帮助孩子找到开拓和创新的更多路径。

我们并不能改变自己终身都要携带的基因，但是却可以通过改变环境塑造更强的大脑从而变相地“改变”基因。

还有一个因素非常重要，那就是读书。

读书能够提高孩子的语言能力，认知水平，因为对孩子来说，语言能力是文字理解的基础，而认知的提升，只有通过读书这样的间接学习方式，才能更快的获取知识，提升认知。

北京师范大学语言学家舒华教授的研究发现，儿童期家庭的藏书量越多，儿童获得阅读的机会越多，他们的语言能力越好。

可以说，现在的孩子童年时代读书更多了，因为很多家长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每天都会带着孩子进行亲子阅读，培养孩子的读书习惯，这确实有很大的成效。

你会发现，孩子在某一个领域知道的东西，比爸爸妈妈还要多，他们会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投入很大的精力，加上互联网的配合，孩子随处可以学到知识，成为某一方面的发烧友，成为父母的老师。

还有一个因素很多父母都忽略了，那就是孩子的情绪对大脑的影响。

人的大脑中有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叫做五羟色胺，它决定着人类的情绪，也就是说，孩子的情绪和大脑的表现水平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平常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就会发现，越是吵孩子，孩子情绪越是低落，他的错误率就越高，甚至完全没有办法思考。

这一方面是因为父母的情绪会给孩子造成压力，另一方面是孩子自身的情绪直接影响了大脑。

轻松的环境下更容易思考，也更便于孩子进行难题的解析，所以说，让孩子保持一个好的情绪，家庭当中维持一个祥和温馨的氛围，长期下来对孩子的智力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假如你觉得孩子不开窍，那么必要的训练是需要有的，同时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相信孩子可以慢慢提高，也要相信稳扎稳打的后天训练，也能让孩子变得更聪明。

铁塔公司

2014年7月15日，中国通信设施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不列入央企序列），注册资本100亿元，中国移动副总裁刘爱力出任铁塔公司董事长，中国联通副总裁佟吉禄出任总经理，中国电信副总经理张继平出任监事长。

中国通信设施服务有限公司的成立有利于减少电信行业内铁塔以及相关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提高行业投资效率，进一步提高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水平，缓解企业选址难的问题，增强企业集约型发展的内生动力，从机制上进一步促进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同时有利于降低中国移动的总体投资规模，有效盘活资产，节省资本开支，优化现金使用，聚焦核心业务运营，提升市场竞争能力，加快转型升级。

2014年 9月3日消息，继省公司总经理选聘结束后，铁塔公司又开始启动省公司副总选聘，由三大运营商根据内部报名情况推荐候选人，省公司副总与正职不能来自同一运营商。

2014年09月11日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中国通信设施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正式更名为“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5日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获悉，铁塔公司已全部完成地市分公司和31个省级分公司部门负责人的选聘工作，已聘共计842人，均来自三大电信运营商。至此，铁塔公司基本完成从总部到省、市三级公司的组建。

中国铁塔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聘用人选共计842人：中国移动307人，中国联通279人，中国电信256人，聘用人选平均年龄42岁。

铁塔公司31个省级分公司中，安徽、贵州、河北、青海、重庆、江西、吉林、四川、湖南、陕西、湖北、黑龙江、山东、云南、海南、甘肃、福建17个分公司已经先后揭牌成立。

经营范围

铁塔建设、维护、运营；基站机房、电源、空调配套设施和室内分布系统的建设、维护、运营及基站设备的维护。

在定价上，铁塔公司会采取“三低一保”策略，即铁塔公司价格租赁低于国际同类公司，低于当下市场公共价格，低于三家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价格，但要保证能够覆盖成本。

筹建过程

2005年7月，当时的中国信息产业部发出通知，要求相关企业本着有效利用、节约资源、技术可行、合理负担的原则，实现电信管道、电信杆路、通信铁塔等电信设施的共用。已建成的电信管道、电信杆路、通信铁塔等电信设施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将空余资源以出租、出售或资源互换等方式向有需求的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开放。

真正行动起来是在2008年。2008年8月27日，中国国家审计署的一份工作报告显示，2002年至2006年，中移动、电信、联通、网通、铁通5家企业累计投入11235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重复投资问题突出，网络资源利用率普遍偏低，通信光缆利用率仅为1/3左右。运营商之间资源共享的呼声随之而起。

2010年－2013年间，工信部和国资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实施意见》，提出该年度共建共享考核的各项要求和具体考核指标。没完成指标的，则由国资委给以相应的业绩考核扣分处理。

2014年3月26日，由国资委牵头，会同工信部，组织三大运营商召开过一次协调会。会议研究讨论了铁塔公司组建涉及的重要问题，明确设立铁塔公司协调组和筹备组。其中，协调组负责协调公司组建中的重大事项，筹备组负责具体的公司组建工作。

2014年4月30日，工信部相关司局负责人证实，三家基础电信企业正在研究共同组建一家“通信设施公司”，负责统筹建设通信铁塔设施，进一步提高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水平。该负责人称，“基础电信企业的这种探索有利于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也有利于降低行业的建设成本，最终惠及广大电信用户。”

“国家基站公司”将成立的消息引发股市上相关股票出现大幅波动。在香港上市的中国联通(318, 011, 358%)H股大涨587%，中国电信也大涨311%，中国移动则上涨不大。原因是一旦“国家基站公司”成立，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将能以很少的成本快速布置4G基站，进而能集中精力发展新业务。

2014年7月11日，铁塔公司终于落地。三大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共同签署了《发起人协议》，分别出资400亿元人民币、301亿元人民币和299亿元人民币，在中国通信设施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中各持有400%、301%和299%的股权。

组织构架

2014年8月19日，铁塔公司二级机构（省公司）构架方案确定完毕，将采取7部+2中心的模式，将设立7个大部门，分别是综合部、客服部、建设维护部、人力部、财务部、采购部、审计部。

7大部门实行集中管理，并在财务、人力资源管理、物资采购、IT支撑方面实行集中，实行扁平化管理。铁塔公司将在31个省市建立分公司，地市公司设分公司或办事处。

高管来源

截止2014年8月，铁塔公司31位省分公司总经理选聘已结束，人员主要来自三大运营商及部分省通信管理局，其中中国移动10位、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各9位，还有3位来自省通信管理局。

总经理来自中国移动的省级分公司分别为：内蒙古、浙江、贵州、云南、河南、四川、江西、西藏、青海、新疆；来自中国联通的省份是：北京、河北、山西、黑龙江、上海、福建、山东、湖北、广东；来自中国电信的省份是：天津、辽宁、江苏、安徽、广西、海南、陕西、甘肃、宁夏；来自通信管理局的省份是：吉林、湖南和重庆。

下一步铁塔公司将启动各省分公司副总经理的选聘，以及各省分公司部门经理和地市公司总经理的选聘。与此同时，铁塔公司已经组织力量，着手设计公司运营的体制机制，编制年内工作计划，以便确保年内具备新建铁塔的能力并做好接受三家运营商存量铁塔的准备。

业界评论

业界提出“网业分离”的主要原因：

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重复建设问题：

三大运营商各自建网，而理论上点对点的通信问题只需要一张“可靠的”网络，这么看来三张网的确是有点浪费。而且建设三张网会对稀缺的站点资源、土地资源造成挤占，导致道路反复开挖、基站布点密集、难以达到最优布点等问题。

第二个原因是所谓的“防止垄断”：

三大运营商垄断了网络资源，其会根据自身的目标和利益来遏制或推动市场需求。而网业分离、建立国家基站公司后，就可以专注于网络建设，发挥规模效应以向全社会提供“合理”的通信资源租赁价格，并倒逼运营商在业务层面进行更彻底的改革来参与电信业的竞争。

第三个原因是统一制式：

众所周知工信部一直力推TD，不惜采用各种非对称管制甚至行政干预来推行TD，然而联通和电信心知肚明——搞TD，这不是往火坑里跳么？没有了网络优势，怎么和移动干架？导致TD从3G时代起就一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发展。而网业分离后，国家基站公司可以统一建设一张单一制式的网络，既有利于国家安全、技术推广、壮大产业链，又能够避免建两种制式造成的“资源浪费”。

第四个原因是提高通信覆盖：

鉴于某些地区（偏远山区、农村等）的高建设成本和低消费能力，运营商通常不愿意在这些地区建网，使得这些地区的消费者无法享受高质量的通信服务。而由专业的基站公司统一规划布局，把基础通信建设变成一项“公共服务”，理论上有利于解决通信覆盖问题。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舒华英认为，如果“国家基站公司”的运营范围仅限于铁塔、杆路，基站公司提供足够的可租用设备，由政府制定管制价格，问题不大。如果把天线、馈线、控制以及传输等都包括进这个基站公司，那么将带来新的垄断，并产生新的寻租问题。

业内观察家马继华则认为，“国家基站公司”实质是指“铁塔公司”，专门负责建设站址基础设施，包括铁塔、铁杆、电源、管路、杆路的建设和出租，并非是将基站中所有的网络设备均交到其手中。当铁塔等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后，运营商只需将自己的天线设备等放入即可。因此，这家公司与运营商的重组无关，只是施工队的管理变革而已。

刘爱力，“为避免‘铁塔公司’形成新的垄断，未来铁塔的租赁价格将低于国际同类可比公司，低于当下市场价格，低于三家运营商共建共享铁塔价格，但要保证能够覆盖成本”。

中国铁塔相关负责人介绍，三大运营商共同出资成立“中国通信设备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来，先后完成了核心人事招聘等主要组建过程。

业内人士分析，更名后的“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将会更加突出主业，避免了一些概念混淆，将与三大运营商网络建设规划部门和中通服有明显区分。

上海分公司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2014年11月18日成立。当天，上海铁塔公司还与上海电信、上海移动和上海联通三家运营商联合签署《上海市通信业移动基站建设维护合作备忘录》，合作备忘录明确了本市三家电信运营商和上海铁塔公司的合作定义、主体责任、合作原则、合作内容及协商机制等。这是全国通信行业范围内第一份三方合作备忘录。

上海铁塔公司成立后，将在电信、移动、联通三大运营商的基础上，遵循“统一规划、集约建设、资源共享、规范管理”原则，充分依靠政府的支持力量，进一步推进基站建设的合规化、程序化、标准化、集约化，打造上海基站建设新模式，从根本上避免重复建设；同时，它也将助力运营商优化资源配置，解决通信覆盖问题，从而不断提升本市电信行业服务水平，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实惠，助力上海“智慧城市”建设

（1）学生的语言表达和阅读能力下降。

（2）看法：一是学生阅读量少；二是由于音像制品、漫画不断普及带来的负面影响。

建议：学校加强对学生阅读的引导，引导学生更多的阅读文学作品，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3）提问一：当前社会上普遍反映学生阅读能力下降，你认为语文教师（或语文教学）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提问二：面对当前不少学生阅读能力下降的现状，你认为语文老师应该怎样改变这一现状？

卢永华：男，1954年1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历，曾任厦门大学会计系助教、讲师及教授、易联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福建龙溪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及厦门东昂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1）学生的语言表达和阅读能力下降。

（2）看法：一是学生阅读量少；二是由于音像制品、漫画不断普及带来的负面影响。

建议：学校加强对学生阅读的引导，引导学生更多的阅读文学作品，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科的早期发展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与优级师范科（1902－1908）

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是1902年（光绪2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它的创办，开启了中国现代高等师范教育的先河，同时也成为中国心理学教育的开端。据1902年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学生通习的科目（相当于公共必修课）即设有心理学。

1903年《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其中规定讲教育原理，当讲明心理学之大要。《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中规定各类科一概通习第一年心理学，第二年应用心理学，每周2时刻。当时的学制基本上仿效了日本的教育制度，学校所用的教材或讲义多译于日本。当时的师范馆和师范学堂还聘来教授心理学的日籍教师，服部宇之吉（1867-1939）是其中最为有名的一位。服部宇之吉1902年到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赴任，担任“正教习”。他是师范馆教授心理学课的第一位心理学教师。现存有他所授之心理学讲义线装本及铅印本。线装本的出版时间约在1902～1903之间。书中依心理活动的认识、感情和意志三部分论述的，并为当时西方心理学的最新内容。这一本心理学讲义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心理学教科书，也是中国最早来自日本的心理学书。该书除作为师范馆每个师范生的必读心理学课本外，也是当时在中国和日本行销的新书。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6月《学部订定优级师范选科简章》设师范选科为培养初级师范学堂和中学堂教员，本科通习两学年心理学。

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08－1923）

1908年，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改名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这是我国高等师范学校独立设校的开始。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1912年颁布的《高等师范学校规程》规定，教育学为必选课。此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规定，本科必修科目有心理学、教育学、教育史和教授法。这是最早的关于对师范生进行系统的专业教育的明确规定。

1918年，著名教育家林砺儒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授，主讲心理学和教育学课程。

1920年，张耀翔（注：张耀翔（1893－1964），湖北汉口人，心理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硕士，为最早将欧美心理学传入中国的学者之一，曾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心理学会和第一种心理学杂志。）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授兼教育研究科（研究生院）主任，讲授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同年9月在北高师建立心理学实验室，这是中国最早的心理学实验室之一。

1921年，张耀翔在《教育丛刊》上发表心理测量和新法考试的文章，并在我校首先将心理测验列为入学考试科目之一。

1921年，中华心理学会成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张耀翔教授被推选为首任会长兼编辑部主任。中华心理学会总会和编辑部办事处设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1922年，中华心理学会会刊《心理》杂志出版，张耀翔担任主编，编辑部设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心理实验室。这是中国第一种心理学杂志，也是东方第一种心理学杂志。在当时，《心理》杂志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共出版14期，发表论文163篇，140万字。其内容涉及心理学的各个领域：普通心理、实验心理、动物心理、儿童心理、青年心理、社会心理、变态心理、心理学史、应用心理、教育心理、智力测验、教育测验等。由于时局不宁、经费困难等原因于1927年停刊。

1922年张耀翔教授在北京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其目的是为了“探讨吾民真正舆论之所在”，该测验共包括八个题目（比如“假如你有选举权，你将推举谁做下任大总统？”），共收回问卷913份。这是中国的民意测验的开端。

北平师范大学与西北联合大学（1923-1952）

1923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更名为北平师范大学。

1927年，著名心理学家陈大齐在北平师范大学任心理学教授。

1931年，北平师范大学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合并，定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同年，陈雪屏教授到教育系主讲普通心理学及教育心理学；潘渊教授也到北平师范大学任教。

1933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学则》规定教育系的课程中分设有教育心理组，其课程有心理学、教育心理、教育和心理测验、儿童及青年心理、学科心理、社会心理、变态心理、动物心理、实验心理、生理心理。

1934年，著名心理学家朱希亮、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孙国华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任教。

1936年，比较心理学家蔡乐生曾应聘教授高等实验心理、动物心理、学科心理等，并担任四年级教育心理组论文指导。

1937年，卢沟桥事件发生，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北平师范大学迁往西安，与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组成西安临时大学。　　1938年，西安临时大学迁至汉中，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1939年，原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年更名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并于1940年起迁往兰州。期间，教育系开设的公共必修课中有教育心理学课。当时教学条件较为简陋，计有心理仪器40余种。

1946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在北平复校。

1947年，中国著名心理学家艾伟应北师大之请来校讲学。

1949年，北平解放并改称北京，学校也相应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设有心理教研组，该教研组组长为教育系主任彭飞，其他成员主要有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朱智贤、主要研究知觉和心理学史的郭一岑先生和教育统计专家薛鸿志。

辅仁大学心理学系的发展

辅仁大学心理学系成立于1929年，首任系主任为德国人葛尔慈教授。葛尔慈师从科学心理学之父冯特（WWundt）的高足、德国实验心理学大师林德沃斯基（Lindworsky）。心理学系继承了德国实验心理学派的研究思想，建立了国际一流的实验室。

当时的辅仁大学汇聚了国内心理学界不少名师，如王征葵、林传鼎等人。心理学系十分重视统计、测量、实验等核心基本能力的训练。同时很重视学生语言技能的培训，把英文、德文列为必修课程，要求学生阅读心理学原著。辅仁大学心理系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著名心理学家荆其诚、张厚粲和陈仲庚等都毕业于此。

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些高校西迁，辅仁大学心理学系成为北京唯一的心理学人才培养基地，对中国心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与文化大革命前的发展（1952－1966）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国大学理学院、燕京大学教育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研究室和教育专修班以及辅仁大学先后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教研室、辅仁大学心理学系陆续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合并，著名心理学家彭飞教授担任教育学系主任。教育学系成立了心理学教研室，郭一岑教授任教研室主任，主要成员有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郭一岑、伍棠隶、朱智贤、尹德新、薛鸿志，来自辅仁大学的林传鼎、谢斯骏、张厚粲，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彭飞、李屏西、孙昌龄、芦玉、章志光等。心理学教师队伍达20人左右，奠定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科日后蓬勃发展的坚实基础。

1960年，北师大教育学系开设了五年制心理学本科专业，当年成立了普通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教研室，负责人分别为彭飞教授和朱智贤教授。

在十年“文革”期间，心理学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心理学的发展陷于停滞和衰退。即便如此，仍有部分学者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心理学的科研、编译和著述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1978－）

1978年，教育学系心理学专业重新恢复本科招生。1980年3月，教育部批复同意将心理学专业改为系的建制。

1981年6月，北京师范大学正式决定将心理学专业从教育学系分出，独立设置心理学系，彭飞教授担任第一任系主任。此后，张厚粲、彭聃龄、郭德俊、舒华、车宏生教授先后担任系主任。

1985年，成立儿童心理学研究所（1987年更名为发展心理学研究所）。朱智贤教授担任第一任所长，此后依次为林崇德教授、申继亮教授、方晓义教授。

1985年，创办《心理发展与教育》刊物，并于1994年获评中文期刊心理与教育类核心刊物。

1997年，成立心理健康与教育研究所，董奇教授担任所长。

2001年11月22日，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学科建设规划，心理学系、发展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与教育研究所合并成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这是中国高校成立的第一个心理学院，开启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科发展的新篇章。车宏生教授担任首任院长，许燕教授担任第二任院长。现任院长为刘嘉教授。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的总体发展规划和心理学的未来发展趋势，心理学院的奋斗目标是：经过10年左右的艰苦努力，把心理学院院建设成为综合发展、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心理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十五期间应基本完成包括学科专业设置与课程教材建设在内的结构性调整，建立一个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符合心理科学发展趋势的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实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学术探索与社会服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