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介绍下代表河南的独有特色

（一）重要的古文化遗址

1、南召猿人 ：发现于河南南阳南召县的古猿人化石，证明在大约五六十万年以前，河南就有人类居住。

2、许昌人 ：距今约10万年的古人类化石于2007年在河南许昌被发现。它的发现，通过与其它遗址配合，为中国人不是起源于非洲提供了一定的证据。

3、贾湖遗址： 距今约9000年左右，位于河南舞阳，这里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乐器、世界上最早的酒、世界上最早的类似文字的契刻符号等几项世界最早的文明成果，轰动世界，被认为是“人类从蒙昧迈向文明的第一个门槛”。

4、裴李岗文化 ：距今约8000年左右，因发现于河南新郑裴李岗村而得名，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5、太昊陵： 距今约7000年，位于河南周口淮阳县，是位居三皇之首的太昊伏羲的陵墓，位居中华十八大名陵之首，始建于春秋，扩建于唐宋，完善于明清，历代帝王51次御祭。淮阳古称“宛丘”，是伏羲定都和长眠之地，也是神农氏定都之地，被认为是中华姓氏文化、农耕文化和龙图腾的发源地，是华夏族和东夷族共同的圣地。

6、仰韶文化 ：距今约5000年至7000年，因发现于河南三门峡仰韶村而得名。这是同时期影响范围最广最典型的古文化，仰韶村的考古发掘也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端。

7、黄帝故里： 河南新郑是国内史学家公认的位居五帝之首的轩辕黄帝出生、创业和定都之地。中国人从春秋起开始在新郑轩辕丘祭拜人文始祖黄帝，一直延续至今。“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也因全世界华人的广泛认同而成为中华第一大典，在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8、二里头文化： 距今约4000年，因发现于洛阳偃师二里头而得名，被学界认为是夏朝的都城。这里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

9、郑州商城： 位于今天郑州市区，是商朝早期比较重要的都城。这是郑州成为古都的原因之一。

10、安阳殷墟： 因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和甲骨文而轰动世界，堪称20世纪人类10大考古发现之首，殷墟也毫无争议地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甲骨文是一种常用字在5000字左右的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是世界上四种最古老的文字中唯一流传下来的文字。“十一五”期间，我们国家要在安阳建设世界上唯一的文字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

11、白马寺： 位于洛阳，建于东汉，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所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

12、龙门石窟： 位于洛阳，是北魏迁都洛阳后开凿的。它既是少数民族与汉民族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龙门石窟产物。尤其是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它那“东方的微笑”将神性与人性、阳刚与阴柔很好地结合起来，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龙门石窟也因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而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13、少林寺： 位于登封，是禅宗和少林武术的发源地。佛教传入中国后，少林僧人将它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相融合，创立了禅宗。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它迅速地传向全国各地及周边的日本、朝鲜、韩国和东南亚等地，对中国历史以及日本的花道、茶道、柔道、武士道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少林武术冠天下，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僧人在交流中汲取天下武术之大成，总结出了少林拳、少林棍、易筋经、铁布衫等700多种武术绝技，并对其它武术流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仅从少林拳派生出的拳术就有四五十种。少林的积极入世使它与中国历史紧密相连，在南北朝、隋朝、唐朝、北宋和明等朝代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少少林寺林也因承担社会责任而成为“天下第一名刹”，少林武术也因此广播四方并在实战中进一步发展壮大。少林的与时俱进、开放和积极入世，使它一直保持着很强的生命力，在历经磨难后的今天，禅宗和少林武术依然生机无限。今天的少林僧人又将互联网、营销学等现代文化融入少林文化，使少林迅速走向世界。少林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典范，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中华文化的代名词。

14、中岳庙：位于嵩山，是五岳名山中规模最大的道教建筑群，共有古建筑514间。中岳庙始建于秦，后来，汉武帝、武则天和唐玄宗等帝王仿照皇宫对其进行扩建。现存的中岳庙为乾隆皇帝仿照北京故宫所建，因酷似故宫，故有“深山故宫”之称。五岳名山为道教所封，而中岳庙是五岳名山中最大的道教建筑，所以中岳庙被认为是嵩山地位的象征。

15、嵩阳书院： 位于登封嵩山，是宋代四大书院之一。范仲淹、程颐、程颢、司马光等大儒曾在这里讲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有一部分就是在这里写的。这里在洛阳附近，二程在这一带将儒释道三者相融合，初步创立了以后影响中国800年的理学。

16、应天书院：位于商丘（北宋时称应天府）睢阳区，是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学子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说的就是应天书院。北宋著名文学家范仲淹曾求学于此，在商丘落户，并担任应天书院掌学主教。

17、登封观星台： 位于登封，建于元代，距今约有800年的历史，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台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天文学遗址。大天文学家郭守敬在这里取得了领先西方301年的天文学成就，由此制定的“授时历”被中国、朝鲜和日本沿用了360多年。今天，我们国家正以此为依托，在这里建设“中国天文博物院”，以集中展示中国古代天文学成就。

18、红旗渠： 位于河南安阳，是闻名于世的“人工天河”和“世界第八大奇迹”。为了修建这条渠，10万人在崇山峻岭中的悬崖峭壁上辛辛苦苦地整整干了10年。他们没有钱、没有粮食、没有技术、又不受政策支持，却靠着顽强的毅力削平了1250座山头，修建了上百座引桥，凿通了上百座隧道，最终将生命的河水引入到了干涸的土地。红旗渠的总渠长超过4000公里，其土石方可以从哈尔滨到广州修一条宽2米高3米的石墙！红旗渠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杰作。

（二）定都在河南的朝代

1、伏羲氏： 伏羲位居三皇之首，定都和长眠于河南周口的淮阳。

2、神农氏 ： 神农氏是另一位重要的古代帝王，他也定都在淮阳。

3、轩辕氏 ： 轩辕氏即黄帝，位居五帝之首，他出生、创业和定都于新郑。

4、夏 ： 夏朝是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曾多次迁都，主要国都有三个：洛阳偃师二里头，阳城（今郑州登封，也在洛阳附近），阳翟（今许昌禹州）。

5、商 ： 商朝曾多次迁都，比较重要的有三个：洛阳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朝歌（在鹤壁淇县）。

6、西周： 西周的国都有两个，一个是镐京（在今陕西），另一个是洛阳。

7、东周 ： 东周定都洛邑（今洛阳），持续时间达数百年。

8、西汉： 西汉的主要国都是长安（今西安），但早期也曾短期定都洛阳。

9、东汉： 东汉定都洛阳。东汉末年董卓把汉献帝挟持到长安几年。

10、曹魏： 曹魏早期定都许昌，后来曹丕定都洛阳。

11、西晋： 西晋定都洛阳。西晋末年皇帝被挟持到长安几年。

12、北魏： 北魏早期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来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13、隋 ： 隋文帝定都长安，隋炀帝迁都洛阳。

14、唐： 唐的主要国都是长安，洛阳为东都。晚唐时朱温把唐朝皇帝挟持到洛阳几年。

15、武周： 武则天篡夺李唐王位，建立武周，定都洛阳，称洛阳为神都洛阳。

15、后梁： 后梁定都开封，后迁洛阳。

16、后唐： 后唐定都洛阳。

17、后晋： 后晋定都开封，曾短期都洛阳。

18、后汉： 后汉定都开封。

19、后周： 后周定都开封。

20、北宋： 北宋定都开封。

21、金 ： 金曾定都北京，晚期迁都开封20年，直到灭亡。

（三）河南与“中国”的得名

河南不仅被称为“中原”和“中州”，在历史上还曾被称为“中国”和“中土”。今天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但历史上最早的“中国”却是指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一带，这是史学界的共识。

“中国”一词，在西周周武王时期意为“中央之国”。3000多年前，周公在阳城(今河南登封，在洛阳附近)用土圭测度日影（今登封嵩山有周公测影台遗址），测得夏至这一天午时，八尺之表于周围景物均没有日影，便认为这是大地的中心，因此周朝谓之中国，并在附近营建了成周洛邑。洛阳也因此被历代文人认为“居天下之中”。

大量的文献也可以证明“中国”一词源于河南。“中国”一词，曾见于《诗经·民劳》中：“中国，京师也”，而当时的“京师”正是东周国都洛邑（今洛阳）。另见于《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也见于《诗·小雅·六月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另由出土文物来看，“中国”一词，最早见于1965年陕西省宝鸡县所出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其文曰：“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 文王，肆文王受兹因（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ㄨ民。”可以看出，这里的“中国”，即指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地区，即成周，也即今洛阳一带。 《史记•刘敬传》说：“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雒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因雒邑成周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土”或“土中”，这应该也是后来河南地区被称“中州”和“中原”的原因。

事实上，中国一词，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含义。大致统一时期略指全国，分裂时多指中原（今天河南一带）。随着皇帝统治疆土的变化，中国包括的范围也相应有所不同。

由于河南不仅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而且数千年都是这片广阔土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以“中国”一词渐渐成了正统国家的代称。历史上无论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还是失掉中原的汉族政权，都自称“中国”而不承认对方为“中国”。

[编辑本段]八、中原文化

中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表层看，她是一种地域文化，从深层看，她又不是一般的地域文化，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源和主干，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历时近20年才完成的国家重点出版工程------《中原文化大典》共55卷，两米多厚。限于篇幅，下面仅从中原文化的简易读本-----《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一书中选取部分内容，简要介绍一下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一）神龙文化

神龙是智慧、勇敢、吉祥、尊贵的象征。河南是龙的故乡。被称为人文始祖的太昊伏羲，在今周口淮阳一带“以龙师而龙名”，首创龙图腾，实现了上古时期多个部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被称为又一人文始祖的黄帝，在统一黄河流域各部落之后，为凝聚各部族的思想和精神，在今新郑一带也用龙作为新部落的图腾，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被称为“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就是因此而来。从发掘出土的文物来看，河南发现的龙文物不但历史久远，而且最为正宗。濮阳蚌龙距今6400年，是中国最早的龙形象，被考古学界誉为“中华第一龙”；在“华夏第一都”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距今至少3700年，被学者命名为“中国龙”，等等。这些龙文化的遗存从夏、商、周到汉唐、明清一脉相承，都是中华民族龙图腾的源头，在形态上可以说都是北京故宫里各种龙形象的祖先。从中原大地产生并完善的龙形象，目前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中华民族团结的纽带和共同的精神支柱。

（二）汉字文化

汉字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标志，也是中华文明的显著标志，并对朝鲜、韩国、日本甲骨文等国文字文化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连续4000多年的汉字文化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原汉字史，汉字的产生及其每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几乎都发生在中原大地上。传说中黄帝时代的仓颉造字在河南；第一套完善的汉文字系统甲骨文出土在河南；帮助秦始皇“书同文”、制定规范书写“小篆”的李斯，是河南上蔡人；编写世界第一部字典、归纳汉字生成规律、统一字义解析的文字学家许慎是河南漯河人，他在家乡完成了《说文解字》这部汉文字学巨著；至今我们还在使用的规范性字体“宋体”字产生在河南开封，著名的活字印刷术也发明于这里。

（三）姓氏文化

河南是中华姓氏的摇篮，中华姓氏无论肇始与大量衍生都与中原关系密切。《中华姓氏大典》中的4820个汉族姓氏中，起源于河南的有1834个，占姓氏总数的38％，其所包含的人口则占到了今天汉族总人口的849%以上；在当今的300大姓中，根在河南的有171个，占57％；在依人口数量多少而排列的100大姓中，有78个姓氏的源头与部分源头在河南，无论是李、王、张、刘为代表的中华四大姓，还是林、陈、郑、黄为代表的南方四大姓，其根均在河南。近年来，河南以“万姓同根，万宗同源”为主题举办姓氏文化节，得到了海内外的广泛认可与响应，在全球华人中掀起了寻根到河南、朝觐到河南、拜祖到河南的热潮。姓氏文化是河南独有的文化现象。

（四）农耕文化

农业最早是在中原地区兴起来的。中原农耕文化包含了众多特色耕作技术、科学发明。裴李岗文化有关遗存中出土了不少农业生产工具，为早期农耕文化的发达提供了实物证据，尤其是琢磨精制的石磨盘棒，成为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粮食加工工具。大家知道，三皇之首的伏羲教人们“作网”，开启了渔猎经济时代；炎帝号称“神农氏”，教人们播种收获，开创了农业时代。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推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测绘、交通等相关技术的进步。战国时期，由河南人郑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极大地改善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随着民族的融合特别是中原人的南迁，先进的农业技术与理念传播到南方，促进了中国古代农业水平的提高。可以说，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河南密切相关。

（五）商业文化

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的起源在中原，是考古学界、史学界的共识。自古以来，中原地区就有比较自觉的商业意识，产生了中华商业文化的许多第一。商代的王亥“肇牵车牛远服贾”，也就是第一个用牛车拉着货物到远地去做生意，被奉为商业鼻祖。第一个儒商孔老夫子的高足子贡，是河南浚县人，不仅能做官，而且善于经商致富。第一个热心公益事业而被后人称为商圣的范蠡，是南阳人，他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之后，悄然引退，把才能用于经商。第一个爱国商人是新郑人弦高，在经商途中遇到了秦师入侵，以自己的十五头牛为代价智退秦军。此外，中原还产生了中国商业的许多第一。比如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职业商人诞生于西周时期的洛阳，第一个由政府颁布的保护商人利益的法规《质誓》诞生于春秋时期的新郑，以“城门之征”为代表的最早的关税征收发生在春秋时期的商丘，第一个有战略思路的产业商人为东周时洛阳人白圭，第一个商业理论家是今商丘人计然，最早的商家诉讼条例发生在春秋时的郑国即今郑州，第一个重商理论的倡导者为西汉洛阳人桑弘羊，唐代洛阳城内的管理市场的“三市之长”是最早的“市长”。世界上第一座真正意义的人口超百万的国际化大都市就是北宋时的汴京（今开封），当时人口达到150多万，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这一盛况的真实写照，而欧洲最古老、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伦敦当时只有5万人。清代巩义的康百万家族，更是写下了“富过十二代、历经400年而不败”的商业神话。由此可见，中原商业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六）思想文化

中原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核心。伏羲在河南淮阳一带演八卦，后来周文王在伏羲八卦的基础上，在河南安阳羑里城监狱里写成了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易经》。周公在洛邑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教化人伦。诸子百家大多是河南人，而且活动区域主要在河南。道家的老子和庄子都是河南人，他们分别在河南写成了影响深远的《道德经》和《庄子》。孔子是儒学的开山人物，虽然出生在山东，但太极八卦祖籍河南商丘，而且孔子讲学、游说的主要活动地域在中原。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韩非、商鞅和申不害，都是河南人。此外，墨家的墨子、纵横家的苏秦和张仪、兵家的吴起以及杂家的吕不韦，也都是河南人。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原，以河南为中心向全国传播，并迅速成为有重要影响的思想流派，最终与儒家和道家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内核。东汉王充在洛阳写成的《论衡》是一部唯物主义哲学巨著。南北朝时河南人范缜的《神灭论》系统地阐述了无神论的思想，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少林僧人将儒、释、道三者相融合，创立了影响深远的禅宗。洛阳人程颢、程颐开创的宋代理学，又把儒学推向一个新的思想高峰，成为宋元明清以来居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总的来看，中原思想文化传达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中庸尚和的生活哲学，不仅隐含着“日新”的变革进取精神，而且也体现了友好共处、向往和平的精神境界。这些思想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形态和性格，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宝库，并对世界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七）科技文化

中原科技文化比较发达，具有内容的广博性、发明创造的实用性、历史发展的传承性等特点。如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其冶铸技术和工艺不仅达到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水平，就连现代人也叹为观止。三门峡出土的西周时期的铜柄铁剑，为目前我国最早的人工冶铁实物，被誉为“华夏第一剑”。郑州发现的汉代冶铁高炉，为世界上最早的椭圆形高炉。东汉河南人杜诗发明的“水排”鼓风技术，较欧洲早1000余年。陶器、瓷器最早也出现在河南。“仰韶彩陶”造型精美，“唐三彩”驰名中外，钧瓷色彩缤纷，汝瓷古朴典雅，不仅都代表了历史上瓷器制作技术的最高水平，而且具有极高的美学艺术价值。常言道，“家有财产万千，不如钧瓷一件”，就说明了这个道理。被誉为“科圣”的东汉太史令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比西方早1700年；创立的“浑天说”，比同时代的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宇宙理论”先进得多。唐代河南人僧一行，不仅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自动计时器，而且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早1000年提出了“恒星自行”的观点，他与同行们进行了世界上首次子午线实测活动，因此而成为古代天文学发展的里程碑。中国的四大发明，都是在中原孕育而发明的。

（八）中医文化

中原医学文化以整体的治疗思想，多角度观察病理的方法，奇特的治疗技术，和谐的用药手段而著称于世，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国粹。黄帝被后人公认为中医药的创始人，战国时期编著的《黄帝内经》至今仍是中医学工作者必读的指导性医学著作。东汉南阳人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六经辨证的理论体系，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兼备的中医经典专著，被誉为“中国医方之祖”。洛阳龙门石窟的“药方洞”，保留有北齐时期完整的中医药方118个，治疗的病种达37个。这些药方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药方。北宋都城开封设有“尚医局”、“御药院”、“药密库”、“太医局”、“翰林医宫院”等机构，设置之全在当时首屈一指。在“医宫院”放置的制作精细的“针灸铜人”，成为世界针灸医学发祥地的象征。可以说，中医药文化起源并发达于中原，中医药大师荟萃于中原，中医药巨著诞生于中原。

（九）诗文文化

河南是中国文学的发祥地。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尚书》，是经过东周洛阳的史官整理成书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属于今河南省境内的作品有100多篇，占总篇目的三分之一以上。鲁迅说过，在秦代可称之为作家的，仅河南上蔡的李斯一人。汉魏时期，有“汉魏文章半洛阳”之说。洛阳贾谊开骚体赋之先河，张衡《二京赋》则为汉大赋之极品，贾谊、晁错将西汉政论推向巅峰。汉魏时期的“建安七子”中的阮瑀、应玚都是河南人。左思的《三都赋》名动天下，留下了“洛阳纸贵”的佳话。宋词的故乡在开封，“梁园文学”的主阵地在商丘，都留下了许多千古绝唱。东晋以后，河南大族南迁，以谢灵运的山水诗、江淹的抒情赋为代表的中原文人作品，推动了江南文学的繁荣。唐代最著名的三大诗人中，河南有其二。“诗圣”杜甫是河南巩义人，他以沉郁顿挫的笔锋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沧桑巨变，其诗歌被赞为“诗史”；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诗人白居易是河南新郑人，他创作的《长恨歌》、《琵琶行》成为千古传诵的佳篇。“文起八代之衰”的孟州人韩愈，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达到了中国散文的高峰。岑参、刘禹锡、李贺、李商隐等河南人，也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跻身于著名诗人之列。

（十）武术文化

武术文化又称功夫文化，是中原文化的鲜明特色。中原武术文化技冠天下，德播神州。“天下功夫出少林”之说，形象地少林功夫表明了少林武术在中国武术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十三棍僧救唐王”的历史传奇，帮助戚继光抗倭立功的光辉业绩，使少林寺遐迩闻名，成为中华武术的荟萃之所、流播之处、发扬光大之地，使“少林”成为中国武术的品牌，也成为中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品牌。河南温县陈家沟人陈王廷创立的太极拳，是中国武术文化的又一重要流派，以刚柔并济为特征，以强身健体、修心养性为主旨，已推广到五大洲，成为上亿民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朝官职设置按品级，自正一品至从九品，共分18个等级。

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为明朝中央最高级官职；三师为正一品，三孤为从一品，太子三师为从一品，太子三孤为正二品，以上官员位尊权重，但是一种虚职，是皇帝对大臣的加官和赠官。

明朝初期，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明太祖朱元璋为加强皇权，于洪武二十八年（1093）撤销中书省，自秦设立的丞相制度被废除。原中书省所辖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尚书实际上成为朝廷的最高的行政长官，其品位也由正三品升为正二品。

都察院是明朝中央的司法监察机构，明朝院、部权并重，院长官都御史与尚书平级，为正二品。

承宣布政使为明省级行政长官，明朝全国设有13个布政使司，而巡抚在明初为中央派出协调地方工作的官员，为临时的官职，任务完成之后，回朝复旨，职务也就自然取销。宣德之后（1426—1435），许多巡抚不再回朝，而成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

正三品官员有六部侍郎（六部的副长官）人，通政使司（中央文件收发机关）通政使，大理寺（中央司法机关）卿，副都御史（都察院副长官），按察使司（省级监察机构）按察使。

从三品官员有承宣布政使司参政（省副长官），都转运盐使司（中央在地方的盐政办事机构）转运使，大仆寺（军马管理机构）卿。

明朝全国设159府，府的长官称知府，其官正四品。与知府同级的四品官还有：按察使司副使，大理寺少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四品以下六品以上还有参议、六部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员。

部门 官职 品级 职掌 说明

三公 太师、太傅、太保 正一品 佐天子，掌国家政事。

三孤 少师、少傅、少保 从一品

内阁 大学士 (中极殿、建极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 正五品 皇帝顾问 洪武十二年，废中书省，十五年设大学士。仁宗以后，其位渐崇，掌实际上的宰相职权。

六部(明代迁都北京后，另设南京六部)

尚书 正二品 明代六部除户、兵二部各十三司外，其它四部均各四司。

左、右侍郎 正三品

各司郎中 正五品

都察院

左、右都御史 正二品 掌监察、执法 即前代的“御史台”。

左、右副都御史 正三品

左、右佥都御史 正四品

十三道监察御史(末年为十五道) 正七品 掌巡按州县，考察官吏

总督 (总理)

巡抚 明之总督、总理、巡抚，均因事而设，以重臣任之。

翰林院 学士 正五品 掌修史、著作、图书等

侍读学士、侍讲学士 从五品

侍读、侍讲 正六品

修撰(史官) 从六品

编修 正七品

检讨 从七品

国子监 祭酒 从四品 掌教育行政

司业 正六品

五经博士 从八品

助教 从八品

学正 正九品

六科 都给事中

(每科一人) 正七品 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查六部百官之事。 六科为吏、户、礼、兵、刑、工。

左、右给事中 从七品

给事中 从七品

廿四衙门

十二监太监 正四品 掌皇帝宫中日常生活上的各项事务。 以宦官掌之。

四司司正 正五品

八局大使 正五品

承宣布政使司

(地方) 左、右布政使 从二品 掌一省之政 明洪武九年废行中书省，分全国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为省一级的最高行政机构。

左、右参政 从三品

左、右参议 从四品

提刑按察使司

(地方) 按察使 正三品 掌一省刑狱之事 与“布政司”及管军事之“都指挥使司”合称一省中之“三司”。

副史 正四品

佥事 正五品

府 知府 正四品 掌府之政 明代改路为府，分上、中、下三等。

同知 正五品

通判 正六品

推官 正七品

州 知州 从五品 掌州之政

同知 从六品

判官 从七品

吏目 从九品

县 知县 正七品 掌县之政 县分上、中、下三等。明之典史，典文移出纳，如县无丞、簿，则兼领之。

县丞 正八品

主簿 正九品

典史 未入流

都指挥使司 (都司)

都指挥使 正二品 地方最高军事长官 明代在全国设十六个“都司”。

都指挥同知 从二品

都指挥佥事 正三品

卫指挥使司

(卫) 指挥使 正三品 各“卫”，齐统于“都司”、“行都司”或“留守司”。

指挥同知 从三品

指挥佥事 正四品

千户所

(所) 正千户 正五品 “所”统于“卫”

副千户 从五品

编制

锦衣卫官员有指挥使一人，正三品，同知二人，从三品，佥事二人，四品，镇抚二人，五品，十四所千户十四人，五品，下属有将军、力士、校尉，对外有参口口事（缺两字，私参知某事，见朝鲜实录）、校令，另有精通多国语言的翻译（如宪宗朝张渺正），内有法庭和监狱，其中，经历司掌文移出入，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兼理军匠，即“诏狱”。锦衣卫平日为皇帝爪牙，镇压臣下时则罗织大狱，捕人，审讯和处刑。

明朝的特务机构锦衣卫除北京外在各地都驻有分支机构，譬如今天津市河北区的锦衣卫桥大街和以前的锦衣卫桥，就是当初这些特务机构的所在地。明代的特务机关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分驻各地的，一是驻在京师的，再有就是临时向外派遣的。这三部分中，以分驻各地的最为繁多，从明成祖朱棣时就开始设立，后来全国各省以及各重要城镇全部都设有。他们的任务实际是替皇帝侦察该地官吏军民人等，暗查军民动态。 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十五年将首都迁往北京，迁都前，首先派出负责皇帝防务的贴身卫队“锦衣卫”到天津卫，在原来三卫的指挥衙门前设立锦衣卫指挥衙门府，所在地就是现在的锦衣卫桥大街附近，专门负责暗地监察京津军民动态。(1404年设立天津卫后，由于天津还没有建城，天津卫指挥使的官衙就设在现在的狮子林桥望海楼附近；在建城以后，卫指挥使衙门迁入城内，原来的卫所便被空置。)

　　我觉得用失蜡法可以。详见这三篇文章：

　　商周青铜器的铸造及采冶业

　　商周时代是中国的青铜时代，当时铸造的大批精美的青铜器，是中国古代先民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它们的出土，不仅再现了古代中国青铜时代的风貌，而且展示了古代工匠在青铜冶铸技术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水平。商周青铜冶炼和铸造工艺的研究，对揭示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很长一个时期以来，研究冶金史的学者多偏重于对青铜铸造工艺的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多年，随着铸造作坊、尤其是采矿和冶炼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研究手段的改进，模拟实验的进行，为深入探索这个课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并填补了冶金史研究中的一些空白。

　　采冶遗址的发现 商周青铜的成分主要是铜与锡，铜与铅或铜与铅、锡的合金，一般称为锡青铜、铅青铜或铅锡青铜。铜器所含的微量元素的测定表明，各地铸造铜器的原料多取自附近的含铜矿脉，如镇江附近商周墓葬和窖藏出土的铜块含有较大比重的铅和微量的锑，就与中原青铜器的铜料不含锑及含铅量低明显不同。湖北大冶铜绿山、湖南麻阳九曲湾、内蒙古林西大井等地都发现了采矿与冶炼遗址，大多为东周时期遗存，但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上限可到西周，下限则可延至汉代以后。这几个地点都发现了古人采掘时开拓的竖井、平巷、采矿工具、提升与排水用具及铜矿石。铜绿山古铜矿的采掘工作是在大理岩与火成岩之间的破碎带中进行的，采掘时开拓的成组井巷中架设了相当完整的木质框架支护，深距地表四、五十米。（见彩图[湖北大冶铜绿山东周古矿井遗址]）另两个地点则利用岩石的裂缝沿矿脉进行采掘，不用或很少使用木质支护。在跨度大的采空区内，则保留“工”字形矿柱为支护。麻阳九曲湾有一条巷道斜长140米,垂直深度约80米。有的是采用露天开采。在铜绿山和大井，矿井附近都有冶炼遗址，说明采掘的铜矿石就在采场附近冶炼。

　　铜绿山发现的10座炼铜竖炉都用土夯筑而成，可分炉基、炉缸和炉身3个部分。炉缸的截面多为长方形,设有金门。大井发现的12座炼铜炉有两种不同的形制：一种炼炉的截面呈椭圆形或马蹄形，直径08～12米，金门作拱形，朝西北方向，高02米，宽01米；另一种则被称为多孔串窑式（有许多圆孔和弯曲的孔道），直径15～2米。这些炼炉的周围都有木炭、孔雀石、碎矿用的石砧、石球、冶炼时排放的大量炉渣及陶质生活用具等。由炼铜原料可知，当时的冶炼工艺是氧化矿的还原熔炼。大井的冶炼遗址出土有马头形的陶质鼓风管，表明已能用人工鼓风掌握炉温。模拟实验证明，用春秋时期的这种竖炉炼铜，可以连续加料、连续排渣和间断放铜，具有较高的熔炼能力。铜绿山遗址的炉渣多冷凝成薄片状,酸度适宜，含铜量仅为07％，反映了春秋时期的冶铜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东周时代冶铜竖炉 铜绿山出土]

　　铸铜作坊 商周时代的都邑遗址几乎都发现了铸铜作坊遗址。其面积有数万平方米的，也有10余万平方米的。作坊址内出土了为数可观的陶范、坩埚块、木炭、小件青铜器和铜锭、铜渣以及与铸铜生产有关的其他遗存。这些作坊址的发现说明商周王室及诸侯所用的青铜器大多是就地生产的。

　　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商代早期铸铜作坊内，熔铜的坩埚系用草拌泥制成。陶范与铜器一致，均为素面。出土铜爵据电子探针测定，含铜92％、锡7％,铜锡比例与郑州二里冈期青铜器的配比十分接近。郑州商代遗址发现的两处铸铜作坊，分别在城南的南关外和城北的紫荆山北地。熔铜工具除有草拌泥制作的坩埚外，还用外敷草泥的陶质大口缸或大口尊。不过从大型铜鼎的发现看，也有使用熔铜炉的可能。不少陶范上都刻有花纹。这两个作坊除生产青铜礼器外，南关外铸铜作坊中还出土不少青铜，紫荆山北的作坊则出土不少刀、镞，因而被认为是铸铜手工业中出现分工迹象的反映。

　　安阳殷墟的苗圃北地、西周时代的洛阳庞家沟铸铜遗址和新郑郑韩故城、侯马牛村古城南郊的东周铸铜作坊，都是古代规模较大的铸造场所。这几个地点都发现了体积较大的熔铜炉、大批陶范及与铸铜有关的工具和用具。苗圃北地铸铜遗址出土的熔铜炉若按残壁的弧度推算,直径约在60～70厘米。另有一种土坑式的熔炉,直径1米，深05～1米。洛阳庞家沟发现的熔铜工具有3种，其中大型熔铜炉的内径160厘米，壁厚30～35厘米,并设有鼓风口。洛阳、新郑、侯马等地作坊中都发现陶质的鼓风管，说明熔铜炉具备较好的熔化能力。用这样大型的熔炉熔铜，与当时铸造大型青铜器的情况是适应的。

　　苗圃铸铜遗址和侯马铸铜遗址都发现了与铸铜有关的居址、窖穴、水井、祭坑、烘范窑和道路、工作台面等遗迹。各个作坊址出土的陶范数以万计，其中一部分陶范可以拼对成套。从陶范的型腔可知，有铸礼器的，也有铸乐器、工具、兵器、车马器或其他装饰品的。侯马铸铜作坊中还铸造中国最早的青铜铸币空首布以及铜带钩等物品。

　　铸造青铜器的模具有陶范、石范和金属范 3类。陶范的原料主要是粘土和砂子，一般都是就地取材。由于陶土的耐火度高，易于透气，来源又极方便，所以各地作坊都普遍运用，成为中国青铜时代铸造工艺的一大特点。造形简单的工具、兵器等用单范或双合范铸造，一范可使用多次。青铜容器则用复合范铸造，一套模具只能铸造一件器物。石范在夏县东下冯遗址、清江吴城遗址等地都有发现，数量不多，都是铸造刀、镞等小件器物的模具。金属模具有铜范和铁范两种。山东临淄发现的铜范是铸造青铜铸币“齐法化”的模具。河北兴隆发现的铁范则是铸造铁工具的铸范。

　　青铜铸造工艺的杰出成就 铸造一件青铜器需要经过塑模、翻范、烘烤、浇注等一整套工序。即将准备铸造的器形先塑出泥模，在泥模上翻出外范，在泥模或外范上雕刻所需的花纹，然后在泥模上削出范芯或另外制作范芯，范芯与外范之间的距离，即为浇注后铜器器壁的厚度。为防止陶土干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缩裂和变形，陶土中粘土和砂的成分配比要合理。外范和范芯阴干、晾晒后，组合放入烘范窑中烘烤，使之脱水和定型。经常是出窑后趁热进行浇铸。大件器物需挖坑固定，用槽注法浇注。一次浇铸完成的，俗称浑铸法。比较复杂的器形则先铸附件、后铸器身，或先铸器身，然后将附件铸接上去，称为分铸法。商代已经使用分铸法，东周时期分铸法的使用更加熟练。商代和西周铜器的装饰纹样多在泥模上雕刻，有的在外范上加工，东周时期有的采用花纹印版在模上捺印，有些可能是将印出花纹的泥片贴附在模胎之上，提高了工效。铸造一件铜鬲,需用4块外范和1块范芯,一件铜爵则需16块陶范。曾侯乙墓钟架中层的一件甬钟，铸造时共用了136块陶范。

　　青铜乐器的铸造集中地反映了商周时期铸造工艺所达到的成就。据研究,无论商钟还是周钟,都有良好的音响效果。对曾侯乙编钟进行的检测知道，钟体的合金成分中锡占125～146％，铅一般为1～3％。这个配比与《考工记》所载“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大体相近。实验表明，钟体含锡量低于13％时，发出的声音单调、尖锐；含锡量太高则钟体易碎。同时,适当的含铅量有利于钟音的衰减和音色的改变,含铅量过低则衰减缓慢，含铅过量则音色恶化。古代工匠在实践中摸索出配料的合理比例，并掌握了热处理等工艺来控制和改善钟的音响,铸造了这一套总音域达5个八度，能奏出完整的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乐曲的编钟。

　　东周时期已出现叠铸技术。据研究，临淄发现的铸造“齐法化”的长方形铜质模具是翻制泥范用的。将若干烘烤过的陶范叠装起来，浇注时铜汁通过中间的直浇道，流向每一层半月形的内浇道而到达齐刀的范腔之中，一次可浇铸十几个或更多的铸件。

　　春秋时期还出现了失蜡法铸造工艺。这种工艺是将易熔化的黄蜡制成蜡模，用细泥浆多次浇淋，并涂上耐火材料使之硬化，做成铸型。烘烧后黄蜡熔化流出，形成型腔，用以浇铸铜汁。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和鼎表面的兽头及足、耳等附件，战国早期曾侯乙墓所出的尊盘等都是用失蜡法铸成的。此外，研究者对下寺楚墓所出55号铜鼎的鼎足和曾侯乙墓冰的龙头等部位的焊料进行研究，认为是有金属锡焊接的。

　　[淅川下寺1号墓出土铜鼎的铸出孔焊接附件]

　　商周青铜器的表面除了有装饰纹样外，还出现了镶嵌玉或绿松石的“铜镶玉”技术。在商代，这种技术主要用在兵器和小件装饰品上。到了东周时代，这种镶嵌术进一步运用在大型铜容器上，并往往与新出现的金银错、嵌红铜、鎏金等新技术用于同一件器物上。不同色彩互相对比，使青铜器的装饰效果更加突出。

　　对吴越铜剑进行的研究发现，铸剑时在剑的不同部位使用了不同成分的铜合金。如中脊用低锡或含铅较多的合金，以提高其韧性；两锷则用含锡量19％左右的铜合金。使用不同成分铜合金的直接效果是既保证了两锷的锋利，又增强了格斗时剑体中脊的抗震性能，刚柔相济，不易折断。

　　在著名的越王勾践剑上有装饰性很强的几何形花纹。对这种花纹的形成存在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是硫化物腐蚀出来的，有人则认为是使用不同的铜合金嵌出的：基体用的是锡青铜，花纹则是锡、铜及铁的合金。由于合金成分和含量不同，所以呈色也不一样，磨砺时因硬度不同而微有凹陷，显示隐花图案（见彩图[越王勾践剑]、[鄂君启节]）。虽然看法不同，但研究者一致认为，当时的铸剑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参考书目

　　北京钢铁学院《中国古代冶金史》编写组：《中国古 代冶金》，文物出版社，1978。

　　春秋战国青铜器

　　继西周青铜器后，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铸作的又一个高潮期。可分为春秋早期，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3个阶段。春秋早期青铜器形制和组合与西周晚期基本相同, 纹饰也沿袭西周的特点。这一阶段代表器物有山东黄县南埠出土的纪国媵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的虢国青铜器、湖北京山苏家垅出土的曾国青铜器、山东烟台上夼出土的纪国青铜器、山东历城百草沟出土的鲁国媵器及湖北随县熊家老湾出土的曾国青铜器等。春秋中期以后的青铜器以蟠螭纹的流行为标志，山西侯马所出的陶范和旧著录中的晋公等器物上都有细密的平面蟠螭纹。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青铜器纹饰发展成浮雕状，繁复的镂空花纹则达到了东周时期青铜器制作的顶峰代表器物有河南新郑铜器群,安徽寿县蔡侯墓铜器群，山西浑源李峪村铜器群以及辉县山彪镇和琉璃阁，河南淅川、长治分水岭，湖北随县擂鼓墩等地出土的铜器群等。到了战国中晚期，许多铜器都变成素面的，而且服御器、日用器大量增加。代表器物有长沙、寿县等地出土的楚器，陕县后川出土的魏器等。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主要特点是：①列国器物大量出现。西周的有铭青铜器属周王室和王臣制作的占大多数，诸侯国的为数甚少。到了春秋时期，王室、王臣的礼器几乎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列国诸侯、卿大夫甚至卿大夫家臣铸造的器物。这和当时王室衰微而诸侯、大夫及家臣势力不断壮大的形势相吻合。②地域风格的形成。大体上呈现以三晋为中心的中原、以秦国为中心的西方和以楚国为中心的南方三足鼎立的格局。此外，北方、西南方、东南方等几处少数民族区域也各有其独特风格。③各地区之间逐渐交流。例如吴越地区流行的细线云雷纹在楚地也时有发现，而原先用于北方的带钩也传播到了南方，从物质文化角度反映出东周时期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④铸造技术的长足进步。器物制作方面主要体现在合范法铸造的高度发达、失蜡法的应用、模印法制范、镶嵌工艺的普遍流行，以及兵器的表面处理技术等。湖北大冶县铜绿山的矿井遗址体现了东周时代青铜冶铸业的巨大规模，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提高。

　　中国古代青铜冶铸技术

　　bronze smelting technique in ancient China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现代已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器，是甘肃东乡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铜刀,距今约4800年,经检验，是用锡青铜铸成的。考古发掘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代,人们已能用石范和陶范铸造简陋的工具和武器。商代早期的铜爵,所用铸型由多块陶范和泥芯组成，有的壁厚仅2毫米。铸造技术已达一定水平。商代中期已使用锡青铜和铅青铜两种合金，能铸造重80千克的大鼎。具有中国特色的组合陶范铸造工艺在此期间大体已经形成。

　　商代后期，青铜冶铸业臻于鼎盛，能熟练地使用多种分铸法（先铸器件再接铸附件，或者先铸附件再与器体铸接），以获得复杂的器形，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圆的柱和就是铸接于器体上的。 的多次铸接更为典型。它的提梁、盖纽采用了多种铸接方式，分两次从五个部位，将七个部件和体接铸成一体。铸型工艺也已规范化。椭圆形容器多采取三等分或六等分的分型方式，方形、长方形容器以对角线的延长线为界，采用四等分或八等分。器物种类繁多，有各类礼器、生活用器、兵器、生产工具、车马器和乐器等。大型铸件用直径达600～800毫米的竖炉熔铜，由槽道浇注。重要器物的合金配比也初步形成规范。

　　西周时期陶范铸造进一步推广，中期以后形成独特的风格，出现许多新的器形、纹饰。有些器内铸有专篇铭文。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铜质芯撑的普遍使用。铜器足部从与铜器内腔相通改为封闭式等。

　　商周时期制作陶范的泥料，都由含砂粘土或用粘土和砂配制而成，经挖取、破碎、筛选、混和、陈腐、揉制和存性等多道工序（有时还经淘洗和加砂），使泥料具有良好的塑性和复印性，能翻铸出极细的花纹。多数陶范的焙烧温度在700～800℃之间，实际仍为土质，属于土范。后期的某些陶范火候较高，质硬发青，接近半陶质或陶质。早期的陶范用单一的泥料，西周时期已有面料和背料之分。为改善型芯的退让性和透气性，芯料中的含砂量明显增多，颗粒较粗，后期并掺入多量的植物纤维或熟料。

　　铸范的制作非常精细，分型面开设榫卯，用来定位。最初的铸型只有一个型腔,在商代中期已有一型能铸7～9件的镞范。多数陶范只能使用一次,但山西侯马春秋铸铜作坊所出镢范，可以重复使用十余次。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工艺措施，铸件表面质量，特别是一些精品，纹饰清晰美观，铸缝极窄，铸造缺陷很少，达到了良好的技艺水平。

　　据多年来对数以千计的出土实物所作科学考察，证明商周青铜器绝大多数是用陶范铸造的，在不使用失蜡法的情况下，能获得如四羊尊和曾侯乙甬钟那样极其复杂的器形，关键在于铸接工艺和分范合铸等技法的娴熟使用，因而形成商周陶范铸造的技艺特色。

　　青铜生产工具是构成青铜时代生产力的一大要素。出土文物中常见的青铜手工工具有刀、锥、凿、斧、锛、削、钻、锯等。陕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云南等省相继发现大量商周青铜农具，有耒、耜、、、锄、铲、耨、镰等器类。正是在青铜工具广泛应用的基础上，造就了举世闻名的灿烂的商周青铜文化。

　　春秋中期以后，由于失蜡法和低熔点合金铸焊技术的发明和使用,青铜器铸造工艺有显著的改进,从先前较为单一的范铸技术转变为浑铸、分铸、蜡铸、软焊、硬焊、锻造等多种金属工艺的综合运用。陶范铸造的进展，突出表现在薄壁和超薄壁铸件的铸造，如著名的越王勾践剑，剑首的同心圆薄壁构造厚仅02～04毫米。随着金属工艺的进步和铁工具的使用，错金银、鎏金、线刻等装饰技术在战国时期应用甚广，使一部分器物如河北平山中山王墓虎噬鹿器座等更加富丽堂皇。与此同时，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大部分器物趋于素朴，讲求实用。货币、带钩等类器件的大批量生产，促进了一型多用、叠铸、锚链铸造等工艺的发展。在此期间，有关青铜冶铸的文献记载显著增多，如《考工记》记载：“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荀子疆国篇》提到：“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则莫邪已”，《吕氏春秋》说：“金柔锡柔,合两柔以为刚”,说明经过长时期的反复实践,铸造匠师们对合金熔炼、铸造和使用性能已取得规律性的认识。其中最重要的记载是《考工记》所载“六齐”法则。实物分析和研究表明，商周青铜器合金配制比“六齐”记载更为丰富，鼎合金配比早在商代晚期已初步形成。到春秋战国时期，重要器物如编钟、铜剑和铜镜等，合金成分配比已很严格，并已广泛使用铜锡铅三元合金。作为世界上最早的见诸文字的合金配制法“六齐”揭示了锡青铜机械性能随锡含量而相应变化的科学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钟鼓，我国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如《诗经·关睢》里，就有演奏钟鼓古老乐器的诗句："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古代指宫廷或庙堂的音乐或乐舞。

宫廷或庙堂的音乐或乐舞。《墨子三辩》：“昔诸矦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可见它是诸矦、 王以上享用的乐”

　　（前16世纪—前221）

　　这一段历史长达一千三百年左右，跨越商、西周、春秋、战国，直至秦统一中国。它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商代，西周以后则属后期。这两个时期既有共同之处，即以“钟鼓之乐”为主，又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商代

　　商代活动的区域比夏代大得多，但中心地区仍在今河南一带，和夏代一样。所以商直接继承了夏的音乐，并不断地向前发展，把它推到令人瞩目的高度。

　　商代社会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尊事鬼神。虽说是“殷因于夏礼”（《论语•为政》），祭祀等巫术活动的繁复却是大大超过夏代的，所以史家对之有“巫文化”之称。凡祭祀等“礼”，举行时必然要伴以歌舞，这是从原始时期以来的传统，古人所谓“礼没有乐伴随便不能施行”的话，正是对于这种传统作的总结。即使晚至西汉中期（公元前二世纪），哪怕是穷荒之地，在祭祀当地的土地神时，依然要敲打起瓦瓶瓦盆伴奏，齐声歌唱。早在商代就更不用说，祭祀等巫术活动是一定要伴有隆重的乐舞的。商代的另一个社会特点恰恰是崇尚乐舞。商人以音乐与神鬼对话，是认认真真唱给神鬼听的。乐舞成为人们进献、事奉、娱乐神鬼，以使人神沟通的重要手段。

　　商代乐舞，流行于后代并见于古代史书的有《桑林》和《濩》。“桑林”本是一种大型的、国家级的祭祀活动，性质与祭“社”（土地神）同。直到春秋的墨子时代（约公元前5世纪），“桑林”仍是万人瞩目的盛大祭祀活动。“桑林”之祭所用的乐舞，也就沿用其祭名，称为《桑林》了。《庄子•养 生主第三》曾用十分流畅的笔调描写过庖丁解牛时的动作、节奏、音响“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据其间接描述我们不难知道，《桑林》乐舞既强而有力，又轻捷灵巧，而且音乐震撼人心。

　　《濩》在周代被用来祭祀周的先母姜 ，其内容应与这一祭祀性质有关。我们知道商也有一位先母，名叫简狄，传说简狄在水边洗浴时，遇见玄鸟下蛋，简狄吞下了玄鸟蛋，便生下了商的祖先契。所以《诗经•商颂》说：“天生玄鸟，降而生商。”看来玄鸟是商的图腾。“濩”字的甲骨文字形即是一短尾鸟（隹），两边加上水滴，与玄鸟翔于水上正相符合。推断《濩》的内容应与简狄和玄鸟的故事有关。惟其如此，周代才会用它来祭先母姜 。

　　除传世文献外，甲骨文中也记录有一些祭祀乐舞，但过于简略，很难详考。例如《 雩》，我们只知道它是求雨的祭祀性乐舞，而且从古代汉字的结构规律可推断，它是一种规模很大的乐舞，因为古代汉字中凡是以“于”这个符号表示读音的字，其词义差不多都含有“大”的意思。

　　商代音乐发展水平之高，从乐器上也可窥知一二。夏代音乐虽较原始时期有了明显提高，但夏代乐器，从相当于夏的时间和地点的出土物来看，无论品种和质量，都还没有在原始乐器的基础上得到大幅度提高（希望这不会是因为至今的出土物尚不具有代表性而产生的误断）。商代的乐器却已十分神气，可算是“有声有色”的了。

　　商代的乐器，在当时既重要，对后世影响又深远的当数钟和磬。用青铜铸造的商钟（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比例很讲究），其横截面不是圆形或椭圆形，而是橄榄形（但两端要更尖些），构成它主体的两孤形板片形状有点象中国的瓦，所以人们称之为“合瓦形”。这个名称在西方是不太好理解的，因为他们不用这样的瓦。正是这种“合瓦形”结构，构成了中国钟的一大特色，而且为在同一个钟的不同部位敲击出两个不同音高的音提供了最隹前提。“合瓦形”结构在商代以前的遗址中至今还没有被发现过，它很可能是商人的一大发明。商钟极少单独使用，基本上是成组的，大多为三个一组，并以其中空的柄套入木（？）架的竖着的棒中，即植置，与后世的钟悬吊于架上相反。如果在靠近钟口部的正中（1/2）和左或右（1/4）处敲击，商钟已有不少能发两个不同的音，历史时代早些的，两音之间以大二度关系居多，后来则以小三度关系居多。这种倾向和规律性现象，恐怕不能说是毫无意识的“偶然”现象，而应承认：商代的乐器制造家和演奏家，已开始有意识地铸造并使用这些钟上的另一个音了。经测音可知，有些三个一组的商钟，已具备五声音阶的五个音。

　　磬是用石块打制成的。上钻一孔，吊起敲击。磬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即有出土，一般单个存在，

打制则比较粗糙。在石器时代，石制的磬是比较突出的发音响亮，穿透性强（不易被其它声音淹没，传得远），又不易败坏的乐器。大约因此而在社会上享有较大的知名度。所以商代甲骨文声音的声字，就是“画”一个吊着的磬，旁边再“画”一只耳朵（或加“画”一手执槌敲打）来表示的。这等于说，磬可以作为发“声”的代表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商代的磬也制作得越来越精美。例如，1950年发掘河南安阳武官村一号大墓，出土的伏虎纹石磬，长84厘米，高42厘米，厚25厘米，是用白而带青的大理石经精雕细磨而成的，外观庄重端雅。磬的一面以细双线刻一伏虎图案，姿态优美，设计巧妙，与器形浑然融为一体。即使以现代的审美眼光看，整个磬也不失为一件上等的工艺品。经测音，它的音高比＃c1略高。发音浑厚洪亮，音色近似青铜，并有较长的延续音。这枚伏虎纹大石磬是单件，不成组，这样的磬又称特磬。特磬以单音加入演奏，只能起加强节奏和强调稳定音的作用，这是它作为能发一定音高的乐器的欠缺之处。但商代成组的编磬尚未发展成熟，这个题目，要留待周代去完成了。

　　商代的鼓也很有特色。现存仅两件，都是以青铜铸的仿木鼓。一件是传世品，鼓面皮纹十分清晰；另一件1977年出土于湖北崇阳，鼓面光洁无纹，应是仿牛（？）皮面。这两件鼓仿制得逼真，但限于系青铜铸造，比起它们的原型木制鼓来，恐怕要小得多，不过我们仍可以由它们而看到商代木鼓制作的精美，绘饰的华丽，尤其是它的形制，其侧面（木腔面）形状与商代甲骨文之鼓字字形正相仿佛。

　　甲骨文中另有一些字，专家考证它们应是乐器，其中有簧管乐器竽，多管编排的乐器龠等，该是可信的，但因为竹器易朽，至今不能见到当时的实物。

　　商代高度发展的音乐，为周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周族的文化本不及商，其文化技术均取之于商。周灭商以后，在商的中心地区分封了卫国，而没有把自己的政治中心迁到商地去。周的音乐，也就是岐周（今陕西关中一带）的本土音乐，即是其原有的音乐。大约是出于笼络人心，缓和氏族矛盾的目的，周人往往自称“夏人”，后来因为“夏”、“雅”两个字那时读音一样，习惯上便把周人的所谓“夏”写成了“雅”（这至少有利于把前后相差好几百年的两个“夏”相区别）。所以“雅言”就是周地的语言（音）；“雅诗”（《诗经》中的大、小《雅》）就是周地的诗；“雅乐”，其实也就是周地的音乐（舞蹈）。

周代

　　周代是最早对“礼”（祭祀、朝飨等仪式）和“乐”（伴随“礼”进行的乐舞）作出规定的时代，这就是所谓制定礼乐。据说这一重大措施是周初的大政治家周公开始颁行的。礼乐制度影响及于其后几千年一直到清代结束，每个时代的具体内容并不相同，但理论上都以周为法式却是一律的。如果说商代人尊事鬼神的话，那么周代人尊事的则是礼，对于鬼神，却是虽敬但却“远之”的。周代的礼乐制度有两条基本内容，一是规定等级，二是规定伴随礼的乐舞基本是雅乐。

　　因为礼乐完全是局限于社会上层的活动，所以，为了了解周的礼乐制度，有必要先了解其社会上层的结构。从历史上考察，商代就有分封诸侯的现象，因为领土大了，分封便于统治。但商代没有把自己的同姓封到各地去。周代也搞分封，应该说是取法于商的，但周人的分封，绝大部分封的是同姓，也就是把周的族人分封到全国各地去成为当地的统治者。例如周初封到商的故地建立卫国的就是周公的弟弟叔康，西周末年被封建立郑国的则是周宣王的庶弟友。因此周代的分封诸侯，是把“宗法”与“封建（封侯建国）”结合起来的做法，由此便形成了围绕姬姓宗族的层层“大、小宗”的严密等级关系。诸侯对于周天子，是小宗跟大宗的关系；诸侯又分其领土给卿大夫，这些卿大夫对于诸侯，是另一层的小宗跟大宗的关系；卿大夫再把领土分给末等贵族士，这些士对于卿大夫，又形成一层小宗对大宗的关系。

　　礼乐制度，正是对于这个严密的宗法等级网的强调和固定。某一等级的人，才能享用这一等级的礼乐。就乐而言，等级的内容包含有对乐舞名目，乐器品种和数量，乐工人数等等的绝对限定，超出规格就是严重违法。在各等级贵族自己以及他们之间的活动中基本采用所规定的雅乐，也就是岐周音乐，无疑能在一定时期内起到加强宗族观点，形成“天下一家”思想的作用。

　　西周时，礼乐制度还能正常地维持，这从出土西周编钟的规范也不难看出。西周编钟继承于商编钟，但由商编钟的正着植置而改为倒着悬吊。（按商以前钟的演奏实际，钟口朝上为正。）钟体增大以后，这样安置无疑稳妥得多，钟体也就可以加长了（所以西周以后，钟体比商钟要长）。但周初的编钟仍如商编钟，是三枚一组，音阶则与商编钟的多样形式不同，一律是：羽（la）—宫（do）—角（mi）—征（sol）。即使后来编钟增加到八枚一组，其音阶仍如上述，与古书《周礼》所表述的典型雅乐的音阶形式也相同，可见这一长时期的钟全都是演奏周雅乐用的。

　　在周雅乐中，器乐、舞蹈、歌唱往往分别进行，并不完全合在一起，舞蹈由与笛相似的管和歌唱配合，歌唱由弹奏乐器瑟或簧管乐器笙伴奏，器乐即所谓“金奏”，是钟、鼓、磬的合奏。“金奏”规格很高，只有天子、诸侯可用。大夫和士只能单单用鼓。钟和磬以其宏大的音量和特有的音色交织成肃穆庄丽的音响，加上鼓的配合，确实能造成天子、诸侯“至尊至高”、“威严”无比的功效。这一类乐器得以长足发展，应当承认是贵族社会所作的准确选择。

以上古的诸多文献材料作出的综合分析告诉我们，西周所用雅乐，其歌唱部分均属于《诗经》中的《周颂》和《大雅》《小雅》，而这些，全都是岐周乐歌。至于《国风》，只有时代稍早的二《周南》《召南》，可以用于等级较低的“礼”，而且也只是较晚时代才出现的现象，因为二《南》基本上是西周晚期作品。

　　西周长达三百年，事实上过不了这么长时间，雅乐的岐周音乐的本来意思就慢慢给遗忘了。何况岐周是全国政治中心，“雅”顺 理成章转而产生了“正”的意思。“雅言”的意思已等同于“标准语”（当时的“普通话”），“雅乐”的意思则等同于“正规音乐”、“礼仪用乐”。周雅乐用岐周音乐唤起并统一人们宗族观念的作用已无从发挥，因为 按礼乐制度规定不能变动的音乐，随着时间的远逝，即使是贵族也已越来越对之感到隔膜，逐渐把它们看成只是“古乐”而已；西周雅乐的政治作用将与其无味的“古乐”一起萎缩、僵死，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

春秋

　　春秋（公元前8世纪－－前5世纪）时期，开始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春秋时期，宗法制度渐次瓦解，异姓不妨结盟，同姓反会相攻，宗族、血亲观念逐渐被地域性的封国观念代替，各地区原来只能在社会下层流行的当地音乐随之而取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诗经》中的《国风》是各诸侯国的本国歌诗，《国风》绝大部分是春秋时期的作品，正是春秋时期各地音乐逐渐复兴才出现的现象。到后来，地方音乐甚至可以取代雅乐，用于礼仪了。郑国音乐（郑声）是首开其端的。正因为此，以维护礼乐制度为己任的孔子才会“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并说“郑声*”（郑声浸*雅乐），提出要“放郑声”（把郑声赶出雅乐领域）。但是孔子并不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孔子去世之后，各地方音乐的影响更加扩大，社会上称之为“新乐”，其中著名的有郑、卫、宋、齐等地区的音乐。“新乐”是从“新兴起”的意义上起的名字，如果从历史上说，其实不少“新乐”比号称“古乐”的西周雅乐更加古老。例如郑、卫、宋等国，郑是早商活动地区，卫是商王室所在地，宋是商亡后商后裔的封国，它们的音乐都承袭自商，从渊源讲，比岐周音乐古老，而且发展水平也较高。更重要的是，一切“新乐”都没有象“古乐”那样，被礼乐制度堵死，而是按音乐自身规律发展。所以“新乐”清新活泼，风格多样，优美感人，连理论上懂得“古乐”重要的贵族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确实喜好“新乐”，听“新乐”不觉疲倦。

　　出土的春秋时期的编钟，已不再守雅乐“宫－角－征－羽”的音阶规律，它们非常生动地为后人保存了当时各地不同风格的音阶形式。例如郑国新郑编钟（新郑是郑的都城），既可构成历史上奉为“正统”的升四级七声音阶，也可构成自然七声音阶；并可构成三种调高的五声音阶。晋国侯马编钟的音阶六声缺角（mi），甚至与今天这一地区的民歌音阶特点相同。

　　各地“新乐”兴起后，不但在当地发展，而且进一步随着政治和经济的交往，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得到空前的大交流。春秋中晚期的楚国 编钟一套十三枚，备有完整的十二律，包含了演奏各地音乐的可能枣它们应是各地音乐大交流的反映。战国初期曾国的大套编钟，即最有名的曾侯乙编钟，不但从钟的音列上，更以钟的铭文告诉我们当时音乐大交流的真实存在。

战国

　　战国（公元前475年——221年）时期，各诸侯国纷争数百年，周王室由衰微而灭亡，各小诸侯国也被几个大国吞并。这一时期的“新乐”，引人注目的有赵国，其实更应注意的是楚国。但因为最早写这一段历史的是汉代人，而“新乐”又是以与“古乐”对立的“坏音乐”的面目被载入史册的，汉高祖刘邦却喜爱楚声，所以史家就不敢把异军突起的楚声纳入“新乐”范畴了。楚僻处南方，它接受了周文化，但思想上受礼乐的束缚要比中原各国小，春秋时期楚的伶人就是演奏当地音乐的。楚音乐的风格与中原各国也很不同，这从《楚辞》和《诗经》的不同就不难看出。楚国也是南北各地音乐交会的地方，郑、吴、蔡、越的歌舞都曾出现在楚国。

　　但是总的说来战国时代重视的是战争和治国方面的学问、人才，而且由于连年战争，战争的残酷又远远胜过春秋，结果往往是大肆杀掠，对经济和文化造成 的破坏很为严重。所以，雅乐固然已基本无存，“新乐”的发展却也受到了阻滞。

　　春秋中晚期编钟多为九件一组。在西周钟的基础上增铸了低音徵音和商音。在这两音为正鼓音时，其侧鼓音调成大三度的变宫、变徵。从而使整组编钟的正鼓音构成完整的五声音阶，全部音列可构成六声或七声音阶。如河南淅川下寺一号墓（春秋楚墓）出土的一组钮钟。此时期编钟，每钟均发两音，一般已不在侧鼓部铸鸟纹。

　　战国时期编钟，除仍有九件一组者外，又出现十三件、十四件的组合。

　　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以编钟和建鼓为主要乐器的乐队，史称"钟鼓之乐"。还盛行笙、瑟等丝竹乐器组合在一起的乐器演奏形式。曾侯乙墓曾出土这两类乐队所用的各种乐器。这批乐器品种之多、制作之精美、保存之完好，实属罕见。其中很多乐器系首次发现，是研究战国早期音乐发展的重要资料。

　　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出土的战国初曾侯乙墓的编钟、编磬及其它乐器，是迄今所见最庞大的钟鼓之乐的乐队配制。墓主是曾国的一位君主，名乙；侯是爵位。棺椁在东室，室内有殉葬的女性青少年八人。此室乐器有十弦琴、五弦琴、瑟、笙、小鼓等，可组成一个小型的丝竹乐队。殉葬者可能是演奏这些乐器或表演歌舞的女乐。中室有墓主举行盛大宴乐场面所用的乐队，即"钟鼓"乐队的乐器。如编钟、编磬、建鼓、排箫、笛、篪、笙、鼓、瑟等。西室又有殉葬的女性青少年十三人。

　　这套编钟最为世人瞩目。它由六十四件钟组成，分三层悬挂在矩形钟架上。上层钮钟三组，共十九件；中下层各有甬钟三组，共四十五件。编钟的音域跨越达五组，且其中间约三组十二音齐全。所有曾侯乙墓出土的乐器无不制作精致，性能良好，达到了惊人的高度，有些甚至连今人都无法企及。

　　战国至西汉时期，在我国西南地区，如云南、广西、广东、四川等地遗址中，发现各种独具地方特色的双角钮形钟和筒形钟，它们是西南少数民族使用的乐器。

　　迄今为止，先秦编钟的发现数量已相当可观，据1988年的不完全统计，共一百一十六批，一百七十四组，九百零三件（型式、组、件不明者未计在内）。其中有铭文者约四百余件。

秦汉

　　秦汉时期，周朝以来的礼乐制度彻底崩溃，先秦钟磐之乐的繁荣局面也结束了，双音编钟的制作随之消失。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在咸阳铸钟架的立柱"金人十二"，又建"千石之钟"。这种巨大的钟应指朝钟。它是历代皇权君威的象征。随着佛教、道教的兴起，东汉之后，寺庙、道观使用佛钟（又称梵钟）和道钟。现存年代最早的佛钟铸于南北朝时期的陈太建七年（575），现存日本东京井上源太郎处。唐代以后，巨型佛、道钟常由皇帝铸造，如唐长安城（今西安）景龙观内的"景云钟"、北京大钟寺内，明永乐（1403-1424）年间铸造的"永乐大钟"。它们的实际用途是报时打点。永乐大钟高694米、下口直径33米。重量达465吨。至今音响圆润宏亮，可传至数十里。钟体内外用工整楷书铸佛经十七种，计二十二万七千余字。此钟以其宏亮的声响、精湛的铸造工艺和书法艺术驰名中外，有古代"钟王"之誉。

秦汉以后

　　秦汉以后的历代皇帝为恢复周礼古制，也铸造雅乐所用的钟，如南北朝时期，南梁武帝演奏雅乐所用钟磐达二十六架，五百零四件，均十二律俱备。宋代复古之风尤盛，宋徽宗（1101-1125）时，设置掌管音乐的机构"大晟府"，铸编钟十二套，约三百余件，至今，见于著录和流传于世的尚有十余件，其形制仿自当时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出土的春秋时宋国的宋公戌钟。

　　清代宫廷所用编钟为十六件一组。悬于两层钟架上，每层各悬八件。从倍夷则到应钟，共十二律加四倍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