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社区是社区管理的一种新理念,是新形势下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新模式。智慧社区是指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集成应用,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安全、舒适、便利的现代化、智慧化生活环境,从而形成基于信息化、智能化社会管理与服务的一种新的管理形态的社区。
智慧社区建设背景
自IBM于2008年提出“智慧地球”和“智慧城市”概念以来,与“智慧城市”一脉相承的“智慧社区”也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兴起。。相对而言,美国、日本、欧洲、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智慧社区起步较早,发展较快。。在我国,智慧社区作为城镇化发展的新战略以及社区管理与服务的创新模式,在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
201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各大城市也综合国务院的指导意见,出台了适合自身城市社区建设的指导方针,全国各大城市掀起了智慧社区建设浪潮。
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实施“互联网+社区”行动计划,加快互联网与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运用社区论坛、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引导社区居民密切日常交往、参与公共事务、开展协商活动、组织邻里互助,探索网络化社区治理和服务新模式。
2018年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做好新型城市化试点工作,打造一批特色化小镇。
受政策推动,目前,全国各地建设了一批具有示范性智慧社区。包括杭州萧山的相墅花园智慧小区、合肥市滨湖世纪社区等。
智慧社区发展存在问题:资源整合困难,缺乏整体规划
目前,智慧建设建设中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
——缺乏整体规划
目前,大多数地方政府为响应政府号召,开展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建设活动。但现实生活中,某些社区项目高开低走,开始时高调宣传,最后却低调收场。还有部分社区建设未考虑到社区需求及后期运营问题,造成后期需要大力人力物力进行维护,造成资源浪费。
智慧社区的建设的前中后期,均需要有相对完整的建设运营规划,围绕社区的需求开展智慧化建设,但总体而言,智慧社区还处于发展初期,各个不同服务模块之间的衔接和有效运营尚待提高。
——社区资源、服务整合困难
智慧社区的理想状态,是让社区内的闲置资源、劳动力均能有效地被利用。但是现实执行却有一定难度。一是社区内的闲散人员可能经常居家不外出,或不经常接触社区的信息。要统计这类人群的信息是比较有难度的;二是社区居民基数庞大,有技术,有服务能力的人群隐藏在社区居民中,挖掘起来比较困难,将其整合起来更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社区服务差异化难以体现
。当前各个城市的智慧社区服务主要类型有物业管理公司的服务、社区行政管理中心提供的公共服务以及一些社区O2O产品提供的专项到家服务。这些服务虽然打着智慧社区的旗号,但是社区居民眼中却缺乏吸引力。例如一些社区社交产品,在微博、微信、QQ发展深入市场的环境下,社区社交产品难以成功推行。社区服务的要突出差异性,更多的是要关注社区居民的重点需求(例如:家政、故障报修、文娱、幼儿托管等),提供个性化服务。
智慧社区三类建设服务模式
目前已有的智慧社区建设模式和解决方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自上而下”的智慧社区建设模式,该模式通过社区服务搭建一个平台,构建社会社区O2O生态圈,主要从物业或社区O2O业务切入,用户缺乏粘性,失败率较高,同时无法解决社区各个家庭智能终端的全面联接和内容交互。
二是“自下而上”的智慧社区建设模式,主要针对单一业务提供社区服务,例如e家洁、阿姨帮等。但该类社区O2O服务模式业务单一,用户推广成本高,扩张性弱。同时,无法解决家庭用户智能终端、社区门禁、安全防护等智能联接和协同问题。
三是“线上线下一体化”模式,线上主要包括云平台、服务平台建设,线下主要包括社区生活服务机构、社区团体组织。绿城智慧园区服务平台是“一体化”服务模式代表。绿城智慧园区服务体系在园区生活服务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大数据平台的建立、智能设施设备的引入、移动互联网及应用程式的推行,让业主方便的获取健康、文化教育、居家生活等各项服务,实现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高度互通,提升业主的生活便捷度、服务参与度和居住幸福度。
地产企业携手科技公司共同推进智慧社区建设
从目前国内智慧社区建设情况来看,主要还是以地产、物业企业为主导,科技企业为地产企业提供大数据、物联网、信息平台、智能化设备等技术支持。
2017年11月,万科集团旗下万科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与眼神科技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推进智慧社区建设,打造安全、便捷、智能的新型社区。
2018年6月,腾讯与碧桂园服务签署“共建人工智能社区”合作协议,并在“云平台服务”和“云监控服务”两个领域启动联合研发项目,此举标志着双方正式携手共建国内首个“AI+服务”社区。
2019年5月,美的置业以12亿元收购智能家居公司欧瑞博科技15%股权,进一步发展智慧社区及智慧家居。
2019年6月10日,绿地控股宣布分别投资城云国际和涂鸦智能这两家“独角兽”公司。其中城云国际为城市互联网运营商,涂鸦智能为智能平台科技公司。
以上数据来源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智慧社区建设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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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中学读的古典小说稍微多一点,在高中的时候已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文言文写书信,而且所读的小说大都是繁体字版,上大学后对于认繁体字倒是不觉得困难。后来我对古典文学产生兴趣,与中学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
我七七年考上武汉师范学院(即现在的湖北大学),同年级的同学年龄悬殊比较大,老三届的同学比较多,知识基础也比我们年龄较小的同学要厚实。尤其是上大学后不久的摸底考试,我成绩不及格,更感到有些自卑。回想起来,自卑并不是一种不良的心理,自傲比自卑更可怕。因为知道自己不足才感到自卑,而知不足然后才会发愤图强,既求超越自我,也力求超越他人。读大学时,读书真有如饥似渴之感,那时并没有想到今后会走上做学问之路,只觉得成绩不如人,上的学校也不是名牌,总想赶上成绩比自己好的同学,赶上考入了名牌大学的同学,以摆脱自卑。自己觉得古典文学的基础稍为好一点,于是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古典文学方面。
读大一时,我就开始每天背诵古典文学作品。先是跟着老师,讲一课背一课,因为背诵得比较快,就“超前”背诵。教材的作品背诵完了,再背诵其他选本。我采取的是反复记忆法。在弄懂作品文意的基础上,每天早上背诵一遍,晚饭后散步时再重背一遍,夜晚入睡前再默记一遍,第二天早锻炼跑步时又默背一遍。一周后,再把本周所背诵的作品全部复习背诵一遍,一个月后又把本月所背诵的内容全部过一遍。这样,一篇作品一天之内经过三、四次的背诵,一周、一月内又经过复习,就不容易遗忘。
论背诵的功夫,我们这一代青年学者已无法跟老一辈的学者相提并论。虽然现在的电脑可以迅速检索有关信息资料 ,但并不能代替人的记忆。尤其是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大脑中不储存一些优秀的作品,就很难提高自己的艺术感悟能力和审判判断能力。创造往往是基于联想,而联想又常常源于记忆。要对作家作品有新的发现和创见,仅仅是增强理论的修养是不够的。要分析评价一篇或一类作品的优劣好坏,总得有另一篇或另一类作品作为直接或潜在的参照。临时寻找参照的作品,并非不可能,但总不如记忆来得快捷,最关键的还是记得多,能够随时产生联想,发现新问题。治学的根本在于解决前人未曾解决或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前提是要善于发现问题。记忆则是发现问题的基础。
在大学一、二年级,我学习古典文学的重点是在先秦文学。背诵的也主要是《诗经》、《楚辞》、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曾经一度对古代汉语产生过兴趣,阅读了一些文字学和音韵学方面的著作,后来觉得还是古典文学更有意思。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即使将来做不成学问,学古典文学,也可以自娱身心。其实,只要有兴趣,做任何学问都能自得其乐。这一段时间对先秦文学和古代汉语的重点学习,为我后来从事唐宋文学的研究,打下了较好的文字基础。
到了大学三年级,我开始学写论文。当时正逢学术界开展对唐代边塞诗的讨论,于是尝试写了一篇论边塞诗的文章。虽然文章没能达到发表的水平,但得到了任课老师张国光教授的大力鼓励和表扬,自信心大增,学习的重点也开始转移到唐宋文学方面。
我进行学术研究,是从宋南渡词人张元干开始起步的。我比较习惯于用“比较”的读书方法,即同时找几本书来阅读,看学术界对某一个专题或某一作家作品的研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在阅读中,发现有关文学史著作和词集选本对张元干的生卒年和籍贯说法不同,因此想探讨个究竟,看哪一种说法符合实际。读了张元干的《芦川归来集》后,发现张元干文集有明确记年的作品中已明确提到自己的年岁,生年并不难确定。于是想进一步弄清张元干的生平事迹。本来早在六十年代,曹济平先生已写了一篇有关张元干生卒年的考证文章,而我读书的时候,还不知道怎样去查找论文,只知道在图书馆里找书读。不过对我自己来说,当时的“无知”倒引发了我深入研究张元干的兴趣,不然知道有人已解决了问题,自己可能不会再动脑筋了。在弄清张元干生年的基础上,写出了一篇《张元干生平事迹考辨》,作为本科毕业论文。文章虽然弄清了张元干生平中的一些问题,但还有不少疑点未能解决;而文章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张元干本人的作品和常见的史书。阅读的书十分有限,有些问题自然无法解决。
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继续收集有关张元干的材料。三年后,考取了本校曾昭岷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曾师既长于古典诗词的创作,也长于鉴赏分析,对于文字学考古学和版本校勘,都有很深的造诣,对唐五代温、韦、冯词用力更深,于是我确定以唐宋词作为主攻方向,而以张元干为突破口。在曾师的指导下,我广泛阅读了与张元干同时的数十家的诗文别集和大量史书,发现了许多前人未曾注意的材料,从而写出了硕士学位论文《张元干年谱》,并积累了一些与张元干同时的南渡词人的史料。
二
1986年12月,我随曾师昭岷先生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词学讨论会,提交了一篇《王以宁其人及其词》的大会论文,由于王以宁其人其词,很少有人提及,他的生平事迹更鲜为人知,因此这篇论文得到了施蛰存先生的首恳,发表在他主编的《词学》第四辑上。这对于我这位初出茅芦的青年求学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在这次讨论会上,又获知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将招第二届博士研究生,曾昭岷师决定让我提前一年硕士毕业,去报考唐先生的博士。如果说考取博士后,是我求学之路的一根本性的转折,那么曾师让我提前一年毕业,则是关键,使我把握住了人生难得的一次机遇,而上海的词学会又是一个重要契机。
报考博士之前,我已经确定将做学问作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主要方式,把追求学问的高境界和高品位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而读硕士期间,虽然在资料文献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思维方式总摆脱不了原有的框框,于是想考取博士继续深造,以超越自我。
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如愿以偿,考入唐师圭璋先生门下攻博,从此眼界大开。
在读书方法上,唐师指导我要注意纵横读书,他举例说:“你研究张元干,不但要读与张元干同时诸家的文集,还要读张元干前后作家的文集。”由此我领悟到,要真正透切研究一个作家,既要熟悉与他同时的作家群,还要了解他之前和以后的作家群,或者说,要研究一个作家,必须了解一群作家甚至一代和几代作家。这工作量虽然比较大,但只有这样,作家作品的源流演变、艺术个性和贡献地位才能真正弄清楚。研究文学,又不能光是看文学,史部、子部群书也得有所涉猎,这样才能充分掌握研究文学所需要的资料。于是我又比较集中地读了一些张元干身后一批作家的文集和史部、子部书集,又获得了一些新的史料,对《张元干年谱》进行了修订,并经唐师的推荐,1989年由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
我原来在文献考据方面花的功夫稍微多一些,而思辨能力和理论分析比较差,常为此而苦恼。曾想今后就只从事文献资料的考据与整理。唐师知道我的想法后,鼓励我说,“你们年青人,不能扬长避短,而要扬长补短。既然知道自己的不足,就应设法弥补这一不足。”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思辨能力,我曾认真地阅读了一些西方的哲学原著。而读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收获更大。读《手稿》时,我有时半天时间只读完其中的一两页,仔细琢磨原著的论证思路和论证方法,力图理解和把握其一个问题是从哪些角度和哪些层次进行分析。这本书啃完后,自己的思辨能力也不知不觉地大有提高。从此,也激发起我对哲学的兴趣,每当文思枯竭时,读一读哲学著作,总能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或新的思路。所以我深深地体会到哲学是使人聪明、给人智慧、给人思想的学问。
除得益于唐师的具体指导外,我也比较注意广泛吸取校内外其他学者、先生的治学方法。比如,本校吴调公先生给硕士研究生讲授的古代文论课,我也主动选修了。课中他也谈到“比较读书法”,并让我们比较阅读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名著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和我国古典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课后我认真地读了这两部名著,并从文学史观、文学研究方法等方面比较二者的异同,虽然我并没有写出有关论文,但由此而了解和领会了这两部名著的理论精神,增加了自己的文学理论素养。
又比如已经作古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沈玉成先生,在一次闲谈中曾说及中华书局的傅璇琮先生读书采用的是“一网打尽”的方法,他每读一本书,把凡是需要的、可能有用的材料都全部记下来,这样可避免为了不同的研究课题而重复翻检一本书。我也努力尝试运用这种读书的方法,果然效果不错。我在继续搜集张元干研究资料的同时,凡是有关其他词人的资料也一并收集。早先我写15万字的《张元干年谱》,搜集材料前后用了六年时间;而40万的《两宋词人年谱》(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从专门为之搜集材料到写成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在阅读几部大部头的著作,如南宋史书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金石著作王昶的《金石萃编》、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一边收集有关宋代词人生平事迹的资料,一边也注意收集与我当时能想到的诸多课题有关的资料,自己编制这些著作的主题索引和人名索引。这为后来写博士论文《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博士毕业前夕写成的《宋代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系列论文,所需要的大量原始资料都是在收集其他资料时附带收集的,并没有为此课题而专门去查阅资料。
对于初入学问之门的探索者来说,有了观点和材料,怎样写成论文,如何驾驭和使用材料,从哪些角度切入和论证?也是一个颇费心机的问题。我也曾为此而感到困惑和迷茫。一次,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贻 欣教授曾谈到他的门下高足读研究生时,常常拿他的文章来揣磨他写作时的思路和方法,并与他讨论和验证。我从中也受到很大的启发。练习书法,有一个临摹碑帖的过程,掌握了运笔、布局的基本规范后才能求变化。写文章出同样如此。不过写文章的临摹,是仿效前贤的写作技巧和方法,而不是因袭其观点和材料。我曾经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集中研读了一批著名学者的论著,如先师唐圭璋先生的《词学论丛》、程千帆先生的《古诗考索》、吴调公先生的《李商隐研究》、陈贻 欣先生的《唐诗论丛》、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和《李德裕年谱》、袁行霈先生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等,阅读时的重点不在他们得出了什么结论,解决了什么问题,而主要揣磨他们写文章的思路和方法,对个体作家研究和宏观把握文学史现象的切入角度。从此开拓了自己研究的视野,提高了写作能力。我的博士论文在行文结构上就很得益于前辈学者论著的启发。博士论文分上、中、下三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宋南渡词坛的发展演变。上篇是探讨南渡词人的群体活动和群体意识。这方面的研究前人注意不多,需要大量的原始材料来论证。而整个论文是理论分析性的,过多的引证原始材料会影响行文的流畅。从陈贻 欣先生的论著中我受到一种启发,即将有关论证材料放入注中,正文只出结论性的意见。这样就保证了上篇与中、下篇行文风格的一致,读起来也比较简洁流畅。
从临摹到突破,还需要借鉴与会通。临摹是为了突破和超越。而要突破和超越,就不能仅局限于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必须借鉴其他邻近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与本学科原有的理论方法融会贯通,从而形成自己的学术个性,开拓出新的研究课题,或提出新的见解。攻博期间,我比较广泛地涉猎了文学社会学、接受美学、传播学、科学哲学、叙事学、心理学等理论著作,丰富了自己的理论修养。
从文学社会学理论中,我借鉴了其中研究作家代群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在博士论文中,依据对宋代词人代群更迭嬗替的过程,对宋词作了新的分期。济南大学崔海正教授《宋词分期问题研究述略》一文在考察了数十年来对宋词分期问题的研究成果之后,认为我所提出的有关宋词分期的见解“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关于宋词分期的最全面最详尽的说明,其论说之创新、见解之独到不言而喻。”(《中国韵文学刊》19961)
受叙事学、接受美学和科学哲学有关理论的启发,我从抒情范式的角度对唐宋词的发展流变进行了新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受到海内外词学研究同行的关注。有关成果主要体现在《论“东坡范式”》(《文学遗产》19895)和《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等论著中。崔海正在评述近年来苏轼词的研究状况时,认为在对东坡词本体内涵特征研究方面,“最见创获的应是王兆鹏先生提出的‘东坡范式’的新命题”,该命题“对东坡词本体特征的论证,确实表现出宏通的视野和较强的穿透力,发人思考”(《东坡词研究述略》,《文学遗产》19961)。台湾词学博士黄文吉教授在其主编的《台湾出版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中评价拙著《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是词史研究今后在方法学上求新求变的一个代表”(台北万卷楼有限出版公司1996年2月版)。《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也到了大陆词学界的充分肯定,1996年获得了第二届(19891992)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
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的中篇侧重对南渡词人的心态进行分析,这除了艺术感悟力和对词坛背景、词人身世的了解之外,也很得益于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关于宋代文学的传播方式及其对宋代文学发展的影响,前人未曾留意。拙文《宋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文学评论》)首次予以具体的探讨,文章虽然都是从具体的历史材料出发,理论性的分析不多,也没有直接引用什么新的理论概念,但这一选题的思路,则是从传播学理论中受到启发的。
攻博的三年,是我求学之路中最关键的三年。由于求学心切,学习环境又比较好,南京学界名流荟萃,使我得以耳濡目染各家治学之长,而藏书又丰富,也使我如鱼得水,每天十一二个小时可以畅游书海之中。在这三年中,我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治学方法和理论修养都有着根本性的转变和突破。尤其是唐先生淡泊于名利、专心于学术的人格精神和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治学态度,更使我终生受用不尽。他的人格风范和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否则,愧对先师的培养,有辱先师的门风。
三
1990年博士毕业回到母校湖北大学以后,我的研究范围仍集中在唐宋词方面,也旁及唐宋诗和其他文献。就研究的层次而言,从目录版本、辑佚校勘、辨伪考据到鉴赏阐释、理论分析、从个体作家研究到作家群体研究、从微观研究到宏观研究,近十年来都有所涉及。
目录学,是进入学问之门的基本途径。不懂得目录学,做学问就很难全面占有资料,也很难发现新的材料。要研究一个作家的作品,先得了解他有多少作品和哪些作品。而要了解一个作家的作品情况,先须了解他的作品集有哪些版本。而要详细知道作品集的版本情况,就必须熟悉版本目录之学。先师唐圭璋先生长于词学目录版本之学,在他的熏陶下,我也比较留意版本目录之学。先后撰写了《张元干〈芦川归来集〉版本源流考》(《南京师大学报》19882)、《宋濂文集版本源流考》(《宋濂暨“江南第一家”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等。在《两宋词人年谱》中,对谱主葛胜仲父子、叶梦得、向子 和吕本中著述的版本源流、递藏存佚情况也作了详细的考查。又撰写了《宋词大辞典》(我和同门刘尊明博士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即出)中所有唐宋词籍的版本词条。近应约负责承担国家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中国古籍提要》唐宋金元词籍提要的撰写任务。目前正在撰写中华书局约请的《中国文学史料学丛书》中的《词学史料通论》书稿。
对目录版本的熟悉和了解,为我的研究工作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应中华书局之约,我和同门师友编纂《全唐五代词》,这项辑校一代总集的工作,如果不熟谙版本目录,很难顺利进行。比如,晚唐人易静的《兵要望江南》,今出的几种校辑本收词多寡不一,而海内外一般学者所知见的版本只有三、四种,而我则收集了八种海内外传藏的旧钞、刻本,为确定《兵要望江南》所收词作的首数提供了比较全面的依据,从而使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重点项目《全唐五代词》得以按时完成。我又撰写了《〈兵要望江南〉版本和作者考辨》(《国学研究》第四卷)一文,对该词集的版本源流和有关作者的真伪问题作了详实的考辨。
《全唐诗》中,所收晚唐诗人唐彦谦的诗作有四十首和宋末元初戴表元的诗歌互见,究竟是唐诗还是戴作,颇有争议。我在弄清唐彦谦和戴表元诗集版本源流的基础上,并根据作品的内证,写出《唐彦谦四十首赝诗证伪》(《中华文史论丛》第52辑),考实了这些互见诗作应是戴表元的作品,而由明人作伪羼入唐彦谦诗集中。这一研究成果已得到专家们的认可。我阅读和研究的重点本来是在词学方面,之所以能够解决一点唐诗中的疑难问题,也是得益于目录学著作。攻博期间,先师唐圭璋先生指导我读
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那么留住招聘到的新员工便成为了提高招聘效果的直接方式,而即将跳槽的老员工却会造成公司或多或少的损失,那么企业如何做如何才能留住新老员工呢? 1如何留住新员工 当一名新员工加入企业时,面对周围的陌生面孔、全新的工作,心中一样会充满不安,怀疑周围的同事是否欢迎自己,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胜任新工作。如何帮助他们驱走这种陌生感?如何使新员工更好更快地融入团队?如何留住这些新员工?我认为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在招聘过程中与应聘人员沟通时对于应聘人员比较关心的企业的工资、福利、工作和生活环境等要作如实的说明 在企业招聘时若是企业作了虚假的宣传,同时企业的一些承诺没有兑现,对于企业宣传的所谓的美好的发展前景已经让人不可信,同时对企业形象也大打折扣,可以想象这个企业下一次再到这所大学招聘会比较困难。 二、招聘合适的人而不是最优秀的人 找到优秀的人相对比较容易,因为大家对优秀的认知标准基本上都比较一致,而对企业来讲,更需要合适的人,那么合适的前提就要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的需求进行真实细致的分析。 三、在新员工入职一段时间后,召开新员工座谈会,加强与新员工沟通 新入职员工的离职原因更多的不是不胜任岗位要求,而是不能够适应企业的工作氛围和人际沟通的方式,而定期召开新员工座谈会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较好方式。 四、加强对新员工入职引导,帮助新员工尽快融入企业 一般来讲,一个人对新环境的熟悉过程大概是一个月左右,而对新环境的充分认识和接受通常为三个月到一年。一般新员工能够通过试用期,并做满三个月的,通常都能够持续的做满一年,而一年后对新员工的评估以及激励措施将决定新员工继续留在公司的时间。 2如何留住老员工 企业经济的增长离不开人才,只有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才是企业发展之道,否则只是白白做了别的企业的“人才培养基地”其实留住人才不一定完全靠提供优越的工资待遇和良好的工作条件等方面,也应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用领导魅力留人 一般能够感染人、影响人的领导魅力常常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运用权力的能力。 2、了解他人的能力。 3、鼓舞他人的能力。 二、用职业发展留人 在大企业中,按资排辈现象较为普遍,因此,小企业善用参与、授权、晋升等手段会对人才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因为真正的人才都有着较强烈的成就与权力取向,参与和授权是被赏识和受尊重的表现,它能满足归属的需要和受人赞赏的需要。 三、用企业文化留人 由领导者在组织中倡导并营造的宽松、愉快的组织氛围对小企业留人也起到重要作用。设计和保持一个有利于实现业绩的软环境是企业主管的首要任务,它可以使员工之间彼此信任,协同合作。在小企业中,成员间更易通过各种非正式交往来加深感情,互相尊重,以增强团队精神。 结语: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认识到了优秀的企业文化是公司生存的基石,是企业能否留住人才的关键。企业只要能始终爱护人、尊重人,承认人们的劳动和做出的成绩,构建企业上下左右良好的沟通系统,并让人才了解和参与企业的决策与管理,切实为他们提供各种必要的保障,营造一个“企业为我家”的软环境,就能很好地将人才凝聚在一起。
截止到2023年4月4日,这个是一个小区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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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智建美住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刁志中,注册资本10,000万(元),目前处于开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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