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词作的艺术成就主要有哪些

　辛弃疾词最显著的艺术成就在于充实、巩固、发展了苏轼所开创的豪放词风。辛弃疾创作了大量的“英雄语”、“豪杰词”，至此豪放风格才蔚为大国，正式成派，辛弃疾的创作也成为这一派的代表。正像刘克庄、王士祯所评，“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辛稼轩集序》）“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唯幼安称首。”（《花草蒙拾》）

　　为了创建豪放词风，辛弃疾使用了一系列相应的艺术手段。

　　他善于塑造鲜明、生动、虎虎有生气的艺术形象。他笔下的人物常是慷慨悲歌、雄姿英发的形象。他写自己的远大抱负是“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他写自己的矫健身手是：“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破阵子》）他写自己的狂态是“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他写他人、古人也多是“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他笔下的景物也多是飞动壮观的景色。仅如山，他写道：“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沁园春》），“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菩萨蛮》），把静态的山势写成奔腾的动态，极为豪放。他善于运用浪漫主义的想象及象征手法来加强豪放色彩。如《水调歌头》云：“我志在寥阔，畴昔梦登天。摩挲素月，人世俯仰已千年。”其浪漫恣肆的风格直逼诗仙李白。又如《太常引》云：“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乘风”三句所表现的思想感情，与屈原“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实同，而“斫去桂婆娑”，“所指甚多，不止秦桧一人而已。”（周济《来四家词选》）

　　他善于运用跳跃、顿挫之法，增强时空的跨度和感情的起伏，尤善于将最凝重的感情熔铸于开头、结尾之中。如《摸鱼儿》（见后引）开头“‘更能消，三字，是从千回万转后倒折出来，真是有力如虎。”（《白雨斋词话》）而结尾又将一腔怨悱之情化入“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的衰败景色中，使全词的意境更加深邃。又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语以寄》，列举了“醉里挑灯看剑”等几件壮事，但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又将无限感慨蕴含其中，令人不忍卒读。

　　辛词的豪放风格往往是通过各种形式加以表现的，它“正而能变，变而能化，化而不失本调，不失本调而兼得众调”。（胡应麟《诗薮》）这种豪放的“变调”（借用评词家的用语，评词家往往以婉约为正宗，以非婉约为变调）往往更能表现出辛词的内在气质和本色风格。

　　辛词善于寓刚健于温柔之中。如《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常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到，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表面上完全是一首宫怨之词，但实际上是抒发自己忧伤国事，忠而见谤的怨怒心情，正是那类“肝肠如火，色笑如花”的代表作。

　　辛词还善于寓悲愤于闲适之中。这类词以淡笔写浓愁，轻笔写重压，闲笔写大志，如：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丑奴儿》）

　　全词围绕同一个愁字写少年与暮年的不同心态，笔触似乎漫不经心，但内心的感慨却是十分沉重深邃的。

　　辛词还善于寓庄严于谐谑之中。如写醉中“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西江月》）在诙谐俏皮之中，将自己兀傲坚强的性格和人生哲学表现得淋漓尽至。

　　除了豪放，辛词也不乏婉约、平淡、清丽等多种风格。正像范开、刘克庄在稼轩词序中所评：“其间固有清而丽，婉而妩媚”之作，“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

　　除了对豪放风格的建树外，对表现手法的发展也是辛词的重要成就。

　　辛词不但以诗为词，还进一步以文为词，更进一步有意识地把其它文学样式的手段都调集到词中。

　　如喜用典、善用典。辛词用典杂而广，且能作到形式多样，花样翻新。他善于连用典故，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连用了孙权、刘裕、刘义隆、佛狸、廉颇等人之典，而这些人除廉颇外都与京口有关。而“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三句，在用刘义隆典时又套用了霍去病之典，典中套典，极尽能事。在连用典故时，还能层层深入，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下阕：“休说鲈鱼堪鲙，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连用三典，第一典用张翰事，表示自己不愿归隐的事实；第二典用陈登事，表示自己不愿归隐的原因；第三典用桓温事，表示自己不愿归隐的结局，组织在一起，表达得十分深刻。

　　又如喜议论。议论性强是南宋初中期词的共同倾向。辛词的议论有的融化于生动的形象中，如“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有的借助了怀古，如“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有的是径直的议论，如“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又如善用比兴、比拟、比喻等修辞手段。比兴，如前引的《太常引》之写月，比拟如《贺新郎》之写山：“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辛词的比喻有如苏诗的比喻，形式多样，精彩纷呈。如《沁园春·叠嶂西驰》下阕云：

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朝来三数峰。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

　　连用三喻来形容山的风度、威仪、气质，而且都是倒喻，想象新奇而句律严整，极见工力。

　　再如善用精美的文学语言，又善用通俗的口语；善用散文句式入词，又善于点化前人诗句成语入词，在语言表达上也取得了集优汇萃的成就。精美的文学语言如《沁园春·叠嶂西驰》，笔笔都堪称是“雄深雅健”的描写；口语如《清平乐·茅檐低小》中的“大儿”、“中儿”、“小儿”，《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中的“七八个星”、“两三点雨”等。用散文句式入词如《西江月·醉里且贪欢笑》、《沁园春·杯汝来前》等都好像是巧妙地把一篇小品散文按词牌的句律点断而已，读起来格外幽默。点化前人诗句用语的，如《南乡子·何处望神州》中的“不尽长江滚滚流”，“生子当如孙仲谋”等，就是直接点化或引用杜甫诗和曹操语的。

　　当然，辛词中过于逞才使气，炫耀学问；过于追求以议论入词，至使议论变得直露或陈腐；过于追求以文入词，至使词失去了应有的韵味，也时或有之，但这都不足掩盖他在表现手法上所取得的空前成就。

辛弃疾的词的特点如下：

1、辛词以豪放为主，但又不拘一格，沈郁、明快、激励、妩媚，兼而有之。他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和奇特想象，对自然界的山、水、风、月、草、木都赋予情感和性格，并有所寄托。善于吸收民间口语入词，尤其善于用典、用事和引用前人诗句、文句，往往稍加改造而别出新意。

2、辛词题材宽广。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

3、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如：在《贺新郎》、《摸鱼儿》等词中，他用“剩水残山”、“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等词句讽刺苟延残喘的南宋小朝廷，表达他对偏安一角不思北上的不满。胸怀壮志无处可用，表现在词里就是难以掩饰的不平之情。

扩展资料

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号稼轩  ，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济南市历城区遥墙镇四凤闸村）人。南宋豪放派词人、将领，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

主要成就：

1、辛词现存六百多首，是两宋存词最多的作家。其词多以国家、民族的现实问题为题材，抒发慷慨激昂的爱国之情。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

2、他的政论文与词一样，笔势磅礴，充满豪情。他能用形象的比喻，有力的证据，严密的论证，和鞭辟入理的分析，使他的文章具有不容置疑的说服力。

3、书法。辛弃疾有《去国帖》，今藏故宫博物院。其书法中锋用笔，点画规矩，书写流畅自如，于圆润爽丽中不失挺拔方正之气象。

-辛弃疾

苏辛指的是北宋的苏轼与南宋辛弃疾。

自晚唐“花间派”以来，词以婉约为正宗，诗庄词媚，几成定格。到了苏轼，才以豪健纵放之笔，创豪放一派，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开拓了词的表现领域，打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使词体获得了解放。苏辛是北宋的苏轼与南宋辛弃疾的并称。

北宋的苏轼与南宋辛弃疾同为豪放词派的代表，苏、辛词以豪放为主，但也有多种风格并存。所作婉约词，并不亚于婉约派词人的作品。在词的发展史上，苏、辛起了重要而积极的促进作用。辛弃疾继承了苏轼的豪放风格，并把它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辛词热情洋溢，慷慨壮烈，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创造出瑰丽雄奇的艺术境界。

苏辛的历史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习惯于将两宋词人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两个派系。苏轼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和诗人。豪放派代表人物。辛弃疾也是豪放派的杰出代表，他与苏轼齐名，史称“苏辛”。而在南宋豪放派的爱国主义词人中，诸如岳飞、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以及后来的刘克庄、刘辰翁等，其中辛弃疾的成就，影响最大，成为词坛领袖人物。

苏辛的词是生命意识的自然流淌，将民族的命运，民众的呼声，以及自己全部生命理想都融人壮美词篇。当代词史专家叶嘉莹先生说：“苏辛乃是能以英雄豪杰手段写词而却表现了词之曲折含蕴之特美的杰出的词人。”

以上内容参考-苏辛

辛弃疾与苏轼并称为“苏辛”。

辛弃疾（1140－1207），南宋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 别号稼轩居士。与苏轼齐名，并称苏辛。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今存词629首，数量为宋人词之冠 。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 》等。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

辛弃疾的词不仅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而且风格多样，技法高超，艺术特色鲜明。其一是善于创造宏大的意境和雄壮的声势，表现出慷慨豪迈的风格。把自己坚定的抗战决心，炽热的爱国热情，顽强的斗争精神，豪迈的英雄气概，熔铸在宏大的意境中，构成了他爱国词最突出的基调。如〈破阵子〉中，先听其声“梦回吹角连营”；“马作的卢飞快”等等，再看其势“五十弦”言其多；“天下事”言其大，真正是磅礴气势，气吞山河，威势凛然，将苏轼以来的豪放词风推向了高峰。 其二是善于运用奇特的想象，夸张和比兴寄托手法，表现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以特殊的精神和性格，寄托自己雄伟壮美的理想。如“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骑来无数”这种浪漫主义笔调，不仅给他的词增添了雄奇瑰丽的色彩，而且使词人在现实的愤懑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慰藉与解放，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其三是善于运用具有特色的语言和各种不同的手法，打破词固有的传统形式和格律束缚，表现出大胆的创新精神，继承了苏轼“以诗为词”的革新精神，使词的艺术形式更加解放，更加丰富多采。这种创新精神，突出表现在语言个谋篇布局上。如“些底子，误人哪，不成真个不思家”。 其四是善于博采众家之长，表现出风格的多样化，使婉约词与豪放词有机结合成为一体，浑然无痕。如〈摸鱼儿〉 总之辛弃疾笔下没有不可描绘的事物，没有不可表达的意境，没有不可运用的手法，他以大胆创新的精神赋予了词抒情，状物，记事，议论的多种功能，使词这种文学样式获得了空前的艺术力量，从而使辛词成为雄视词坛的典范。

宋朝两大著名词人——苏轼和辛弃疾，他们的词都以豪放著称，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苏轼继柳永以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突破了词以“艳科”的传统格局，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和词境。由他开创的豪放一派，后被南宋辛弃疾继承并发展，并且辛派词人把词体的表现功能发挥到了最大限度。后苏轼和辛弃疾并称“苏辛”。虽然他们都是豪放派词人，但是在词风上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缪钺说：“苏东坡词出于《庄》，而辛稼轩词则出于《骚》。”这句话，无疑是个恰当的概括。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早在欧阳修是文坛盟主的时候，就预言苏轼将来的成就会高过自己，并表示要把领导文坛的责任托付给他。果然，苏轼不负众望，在他主导文坛的那个时代，宋朝文学多方面的发展都到达了高峰。而其中苏词的历史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 苏轼破除了以往诗尊词卑的观念，认为诗词同源。“微词宛转，盖诗之裔”（《苏轼文集》卷六三）。他开创了“以诗为词”的表现手法。这样，诗化的词，使得词的审美价值上升到了崇高的境界。在以往，词不过是音乐的一种附属品，充其量只是拥有美丽的艺术价值，而苏轼改革以后，使词拥有了自己更高的文学价值，不仅仅只依赖音符而存在。这里让人不由想起柳永，他一生致力于词，虽然推高了词的地位，虽然身为苏轼的前辈，然而与苏轼的影响相比，却略逊一筹。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奇逸缥缈，让人读来有种超现实的感受和想象。苏轼的很多词都让人有这样的感受，脱俗的浪漫主义色彩和超旷的豪放飘逸风格，他豪放之词风中，带着轻灵，但又不拘泥于红粉佳人之花前月下艳词，他是充满激情和生命力的，不是悲哀的，而是进取和直面人生难以圆满完美的事实的。在对词的雕塑中，诗的意境和表现手法扩充了其内涵。这种追求壮美的风格和丰富的意象，不得不使词从外表到内容都有了一个卓越的跨度。 不仅如此，苏轼的词中还有很多对人生的感悟和思索。本来载道言志在文人墨客眼中都是诗的职责，但是自苏轼以后，词也拥有了此等作用。例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作于乌台诗案后两年，那时苏轼处境艰难，却无畏悲凉。“莫听穿林打叶声”，描写了一场狂风暴雨的袭击，但是苏轼“莫听”，风雨之中照样“徐行”，他的同伴都狼狈不堪，只有他浑然不觉，这不就是他面对人生的风雨所摆出的豁达姿态么？“一蓑烟雨任平生”进一步把苏轼的人生坎坷展示了出来，但是他泰然自若，我行我素，不被摧残所折腰，这样超然的胸襟，也使这句词成了千古绝唱。下阙“也无风雨也无晴”有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味道。人生的变故如同自然的雨晴，难以预测，而这首词所要表达的就是在面对任何变故的时候，都满怀着一颗顺其自然，乐观旷达的心。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人生短暂，命运易变，苏轼所追求的不是富贵荣华，而是一种自然天地之间的洒脱。这种带有哲思的语言，不再仅仅属于诗才能表达的。苏词完整地呈现出苏轼积极面对挫折和把苦闷转变为自适的人格气魄，也让词有个真正的传颂价值。 苏词中，词有了诗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但是苏轼并不是要把词完全的诗化，他还主张词“自是一家”（《苏轼文集》卷五三）。这样词的高度再次被提拔，让人读词如观人。那时秦观有首《满庭芳》，其中有句“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完全是模仿柳词词风之作，后来苏轼见到秦观，提及此事，秦观开始并不承认自己有模仿前人之嫌，苏轼说“销魂当此际”难道不是柳词的句法么，让秦观惭愧叹服。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苏轼是非常反对当时的词人一味的抄袭别人的风格，所谓作词，就必须有自己独立的一面，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既丰富了词人本身的写作水平，让其有所利益追求，又丰满了词体的多变。 人们往往有悲壮出诗人词人的说法，因为在古代，大多有才忠良在壮志未酬，被人陷害之后就有满腔的忧愁无处诉说，转而化为诗词疏通。但是那样的诗词大多是郁郁寡欢的。苏轼是一个历史的特例，他一生飘摇，也遭受了政治上的挫败，但是他的词中却没有生无可恋的呻吟，反而放逸旷达高傲不羁，里面有种自然的大气。无论是其抒情词，咏物词还是农村词，都反映了苏轼顽强乐观，积极进取，超脱自然的人生观和词风。这种品性，来自儒道禅的融合，而豁达的态度，则更接近老庄无羁无绊，逍遥自在。纵然遭受仕途上的挫折和生活上的颠沛流离，却依然坦然地乐在天地之中。这也是庄子所提倡的逍遥游的意境，若说苏轼之词出于庄，我想也是比较中肯的吧。 庄子是先秦道家学派的大思想家。他的蔑视礼法和权贵，放荡不羁，一生淡泊名利，主张修身养性，清静无为。但是庄子也是人，虽然他能神游于天地宇宙之间，但是在他隐退的表象下，依然可以看到他对社会明显的爱恨区别。这也是苏轼词所表达的一个人性侧面。庄子在精神上是逍遥自在的，人融入世间万物之中，生命就可以自然的留露出一种精神力量，在他看来，真正的生活就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世俗去规定和策划什么，天下雨，人就去迎接，天晴朗，人亦去享受即可。庄子文字汪洋恣肆，意象雄浑飞越，清新缥缈，想象丰富奇特，这些都在苏词上找到了继承，诗化的词就是一个最好的应证。然而说苏词出于庄，不仅包含文学格式上的影响，亦是思想哲学上的一种集成。 苏轼对儒、释、道三种思想都接受，他用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思想面对自己的仕途，有志于改革朝廷勇于进谏，可是他反对王安石变法，抵制司马光废除新法，结果遭受排斥打击，屡遭流放。后遭乌台诗案，一贬再贬，直到他65岁才北归。在这样一段流离的人生中，道家对其的影响无疑成了他人生观塑造的哲学基础。儒家的入世建功立业已经日渐虚无，禅理的隐退也不是苏轼乐观沉着，坚定豁达的表达，只有到家老庄思想，成就了他保持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在苏轼被贬黄州后，也是乌台诗案之后，写出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的大气回肠，也写出了“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的抒情。这些千古名句，是苏轼老庄般的胸怀所给与的玉成。苏轼的胸襟是后世万千文人骚客所想拥有的，但是都无法完全达到苏轼的高度，在我看来，凡是后来的文豪想拥有苏轼这般旷世精神的，大多是人生颇受险恶，困境重重，但是自身的思想深受儒家熏陶，富则接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以遇到逆境，他们虽然想要拥有苏轼的胸怀，但是却没有庄子思想的启示，继而无法达到苏轼这种逍遥天地的气魄。 到了十二世纪下半叶，以辛弃疾等为代表的中兴词人把词的创作推倒了历史的高峰。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因为从小长于金人占领区，所以那刻爱国之心和收复失地，复仇雪耻的民族英雄气概是与生俱来的。前文说到苏轼改变了自唐五代以来词多用来描写闺房青楼，寻欢作乐的意象，加入了日常生活，自然山水，人生哲理的词境。然而到了南宋辛弃疾笔下，词的意境再次被扩大，大量描写民族苦难，社会现实的词出现了。这不得不说是词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金戈铁马，战刀铠甲成了辛弃疾最常运用的意象，如《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灸，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点秋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嬴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这些军事意象，连成一幅幅壮丽的画面，让沙场风起云涌，将士拼死厮杀的情景历历在目。与古人习惯内敛含蓄有些不同的是，辛弃疾经常以英雄自诩，我想任何一个诗人或者词人，都没有像辛弃疾这样膜拜历史英雄的。苏轼想到赤壁，不过是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而辛弃疾则是“半夜一声长啸，悲天地，为予窄”（《霜天晓角·赤壁》）。壮士之心，淋漓尽致。辛弃疾对词境的开阔还明显地表现在其乡村词的描写中，只是后世传唱最为著名的都是他的历史爱国词。 与苏轼不同的是，辛弃疾“以文为词”，融会了散文，词赋等各问题的长处，用史用经。他拥有炽热的政治热情和崇高的政治理想，壮年之时，表现出了非凡的智略和胆识勇气，除此之外，他还拥有随机应变的才干，刘宰后来称赞他为隆中诸葛。可以说开始辛弃疾的仕途还是顺利的，一方面他始终都满怀为国效忠视死如归的气节，一方面他确实有真才实干。可惜中年以后的辛弃疾却不得不面对不被信任，遭受歧视，报国无门的悲哀。那时南宋王朝已经摇摇欲坠，甘心向金俯首称臣，而辛弃疾已经不能再用前人那样带着诗歌气息的词来表达内心的苦闷，将古文中常用的章法和议论，甚至对话手法都加入了词的创作中。如《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汝原字残，从元刊本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此，叹汝於知己，真少恩哉。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平居鸩毒猜。况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有问有答，辛弃疾所追求的不再是美丽的诗化风格，而是厚重的文体风格。此外，辛弃疾还喜欢引经据典。“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贺新郎》）二三子，便出于《论语》，不恨二句则出于《南史》，这便是他创作的“稼轩体”。 虽然辛弃疾的文化词，使得词整个变得厚重了，但是反复地惆怅中，表达的都是他的爱国热忱和壮志未酬的痛苦。又比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根据有关文献记载，辛弃疾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已经66岁，这个年纪的老人，心心念念不忘的仍然是金戈铁马，想要做的依然是以身报国。他由千古英雄想到自己，从而把内心的苦闷扩大化，用不死心对待已经死去的政治前景，这样的失望困苦，无疑是在所难免的。于是又越发地苦苦不放心中的那份支离破碎。这类似于唠叨的反复强调自己的不得志，这用经用史的风格，与屈原的文章，真是异曲同工。 屈原重视以史为鉴，具有浓厚的君主论。辛弃疾与他一样，都拥有一颗炙热的爱国之心，可是同样不被当局所重视和任用。回环往复，是《离骚》抒情方式的基本特征，诗歌中塑造了一个忧国忧民，献身理想的爱国诗人形象。实际上，我认为屈原在描写这个诗人的形象时，用尽了所能的美丽词汇，事实上他已经把这个人描写成了自己心目中一个完美的英雄形象，而这个人无疑就是屈原自己，这样让人不禁联想到辛弃疾习惯自诩英雄的性格。君王“终不察夫民心”，而他“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从而表现出诗人屈志忍辱、恪守节操、正道直行的高尚品德和爱国情怀。《离骚》已经是一篇“散文诗，叙事诗”，文里行间都充满了文体化的饱满。辛弃疾的以文为词恰好重现了这个艺术特色。 屈原以美人香草自比，苦苦留守着那份炙热的坚持，就算统治者毫不重用，国家没有任何让自己施展抱负的地方，也无怨无悔地重复着内心的期盼。《离骚》中布满了屈原的忧愁，和无法自我开解的失望，让人读来不免腾起一股苍凉无奈的悲哀。并且他反复地重申自己的惆怅，自言自语，又把这份忧愁变为了难以抹去的愁云，如影随形。这种风格，在辛弃疾的词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辛弃疾的军人豪情，对上统治者的苟且偷生，只能把本来在战场上博取功名的人生理想化为一场牢骚，由此看来，辛弃疾的词也可说出自《骚》了。 这是辛弃疾词思想内容的特色，也是与苏轼词风的一大区别。 苏轼与辛弃疾都是性情中人，只是苏轼天性自由旷达，而辛弃疾豪健悲愤。尽管他们都遭遇不平坦的仕途经历，但是个性的不同也就注定了他们看待问题的差异和词风上的迥异。苏轼奔放开朗，清新飘逸，辛弃疾则豪放之中带着苍凉沉郁。 苏辛二人都为宋词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我国历史文坛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 人以“苏辛”并称，把他们推为豪放派词人的代表，自然也是当之无愧的。

辛弃疾与苏轼并称什么——答案：苏辛。

苏辛是北宋的苏轼与南宋辛弃疾的并称，二人同为豪放词派的代表，高佑釲《陈其年湖海楼词序》引顾咸三语曰:"宋各家词最盛，体非一格，苏、辛之雄放豪宕，秦、柳之妩媚风流，判然分途，各极其妙。" 自晚唐"花间派"以来，词以婉约为正宗，诗庄词媚，几成定格。到了苏轼，才以豪健纵放之笔，创豪放一派，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开拓了词的表现领域，打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使词体获得了解放。

苏辛

拼音

sū xīn

引证解释

1、指汉苏建、苏武及辛武贤 、辛庆忌 。

《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 杜陵苏建 、 苏武 …… 狄道辛武贤 、 庆忌 ，皆以勇武显闻。苏辛父子著节，此其可称列者也。"

2苏轼与辛弃疾 的并称。

清 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苏辛并称:东坡天趣独到处，殆成绝诣…… 稼轩 则沉著痛快，有辙可循。"

清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 苏辛并称，然两人绝不相似:魄力之大， 苏不如辛 ;气体之高， 辛不逮苏远矣。"

清 陈田 《明诗纪事丁签·陈霆》:"其豪迈激越，有苏 辛遗范。"

苏辛由来

苏辛是北宋文学苏轼与南宋辛弃疾的并称。

二人同为豪放词派的代表，高佑釲《陈其年湖海楼词序》引顾咸三语曰:"宋各家词最盛，体非一格，苏、辛之雄放豪宕，秦、柳之妩媚风流，判然分途，各极其妙。"

胡寅为向子諲《酒边词》作序说:"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辛弃疾继承了苏轼的豪放风格，并把它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辛词热情洋溢，慷慨壮烈，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创造出瑰丽雄奇的艺术境界。辛词多不受音律束缚，发口中语，写胸中事，不少作品有散文化之嫌。(参"山东二安"条)

苏、辛词以豪放为主，但也有多种风格并存。所作婉约词，并不亚于婉约派词人的作品。在词的发展史上，苏、辛起了重要而积极的促进作用。

历史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习惯于将两宋词人分为婉约派和豪放派两个派系。苏轼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和诗人。豪放派代表人物。辛弃疾也是豪放派的杰出代表,他与苏轼齐名,史称"苏辛"。而在南宋豪放派的爱国主义词人中，诸如岳飞、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以及后来的刘克庄、刘辰翁等，其中辛弃疾的成就，影响最大，成为词坛领袖人物。

苏轼简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世人称其为"苏东坡"。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父亲苏洵的长子，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和诗人。豪放派代表人物。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1066)、弟弟苏辙(1039~1112) 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他还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在政治上属旧党。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辛弃疾简介

辛弃疾(公元1140-1207年)，字幼安，自号稼轩，山东历城人。他出生时，金已亡北宋13年了，第二年，宋金"绍兴和议"成，宋向金称臣。辛氏祖上没有做大官或成大文人的，但"忠肝义胆，千载家谱"。毕竟时势造英雄，稼轩是在沦陷区百姓饥啼呼号的民族义愤的情绪中长大的，他的独立意志与民族自尊与日俱增。当1161年金主完颜亮举兵南侵时，年仅21岁的辛弃疾便在山东率两千余众起义抗金,而后加入农民领袖耿京部,任其"掌书记"。义军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辛为耿京谋策:只有与朝廷联合抗战，方可一举收复失地。耿从其谋,并令他奉表南归。在他完成使命北返途中，得知耿京被部下张安国暗杀而降金，他气愤填膺，飞身上马，率五十余骑直捣万马金营，在其庆功宴上，生缚叛贼张安国，金兵追之不及，他又发动张所部数万人"飞马渡江"，一路不眠不休，直趋皇帝行宫，献上战俘，斩张安国于市。这一壮举，轰动南宋朝野，打击了金兵气焰。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这一壮举，说明青年的辛弃疾就智勇双全，胆识过人，有不凡的军事才干。后来的实践说明，稼轩还是个"有干才、有作为的地方官"。如他任滁州知州时，使地处前线的滁州萧条的经济迅速得到恢复。他任潭州知府和湖南安抚使时，建立了威震金兵的"飞虎军"。他还针对南宋朝廷内部一些对金屈膝言和而得势的人，连续进《美芹十论》、《九议》等，纵横分析了敌我双方形势，系统地批判了抗战必败的谬论,而且预见金国内必乱、不久必亡。稼轩坚决抗金复国的行为与意志,得到南宋有识之士的拥戴。刘克庄赞他的《十论》、《九议》"笔势浩荡,智略辐奏，有权书衡论之风";陆游诗称辛有管仲、萧何之才;镇江学者刘宰称辛有张良、诸葛亮之谋，寄之以抗金恢复的厚望。

然而南宋君臣羸弱，妥协求和、偏安享乐思潮，弥漫上下，统治朝政。稼轩虽有飞将军李广之勇，萧何、诸葛亮之谋，胸怀复国强民之志，竟不为当朝所识，不为当朝所用，"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多次遭谗毁和摈斥。在南渡后的45年里，只做过省以下的小官，又频频调动，没有时间施展政治抱负。而且两次被罢归达20年之久。但其报国之心，恢复之志,始终未减。他把词作为抒发壮怀和寄托悲愤的号角和武器，进行坚韧不拔的战斗。终于在他67岁那年，由于贫病交加，为人间留下620多首词，高喊"杀贼!杀贼!"含恨殁世。

"以气节自负，功业自许"的辛稼轩，本无意作词人。他的词是他生命意识的自然流淌。他将民族的命运，民众的呼声，以及自己全部生命理想都融人他壮美词篇。当代词史专家叶嘉莹先生说:"辛氏乃是一个能以英雄豪杰手段写词而却表现了词之曲折含蕴之特美的一位杰出的词人。"(《论辛弃疾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