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马光同为宋朝的政治家,他们两个之间没有太大的恩怨,但是他们和而不同,他们亦敌亦友,成为了对方不可或缺的人。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主要反对的是他的一些理念和手段,王安石中治法治而司马光则中治人治,王安石的变法比较清新脱俗,司马光能够在王安石的新政中找出不足和错误,对王安石提出的意见有不同的建议。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人都是非常率真的人,他们敢在朝堂上做敌人,也可以在朝堂之下做朋友,他们在朝堂之上会发表自己的意见,也会公然的让对方下不来台,但是他们私底下也是一对好朋友,他们经常会一起去游玩,两个人也会赞美彼此的文采,他们可谓是亦敌亦友,他们两个彼此惺惺相惜。司马光不同王安石的变法主要是不理解王安石的理念和手段,从王安石变法的目的上来说,变法之后,不可能从根本上维护底层人民的利益,而且还会加重底层人民的负担,虽然王安石的变法是这样的,但是司马光也不会考虑到底层的利益,他的侧重点在于维护大宋的统治,他的侧重点比较在乎国家有垒卵之危,虽然他们两个的整体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司马光却比较注重传统,而且比较中庸,不承认王安石的激进法,有着不可协调的分歧。最主要的是司马光比较反对王安石的冗官和冗兵方面,王安石的许多做法跟现代社会的提高效率差不多,增设了很多的新岗位,对于这种做法,司马光是无法理解的,而且在对待官兵方面,要不断地招募新兵,旧兵不退役,导致军队越来越庞大,但是对外敌没有什么战斗力,国家还要担负巨额的开销,司马光一直不承认他的这些手段,但王安石却只想改变兵制,导致两个人的分歧越来越大。亦敌亦友的两个人有着朝政上的恩怨,两个人对朝政有着自己的抱负和理想,虽然司马光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但是他依旧自作主张进行变法,即便是两个人都没有成功,但是也是要通过自己的执政理念来改善当时国家的弊端。
俗话说得好“北宋无将、南宋无相”,在北宋这个时期内我国出现了多个名相,其中最著名也是最具有争议的当属王安石和司马光,说他们两人最著名是因为两人早已经家喻户晓,而说最具有争议,则是两人在位期间由王安石实行变法,司马光反对变法,而变法的好坏则是一直受到争议,虽然最终变法失败,但是因为两人都是为了百姓着想只是角度不同,所以并不妨碍两人青史留名。
早期司马光和王安石还是好朋友,但是后来因为王安石在朝堂上执意变法而司马光是属于守旧派,认为这样的变法是行不通的,最终导致两人决裂,并且以司马光的失败变法的执行宣告结束,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才导致司马光失败?
时代的必然
治平四年,宋神宗赵顼继位,这位皇帝在还没有成为太子的时候就发现了常年征战导致百姓疾苦,所以在成为皇帝之后就想迅速地提升国力,从而可以跟西夏和辽抗衡从而重振国威,因为之前并没有掌权所以这个想法只能在心中,现在作为权力的一把手,自然是想快速变法从而对北宋进行改革,从这里就能看出王安石的变法由皇帝支持是必然,而司马光仅仅代表守旧派。
司马光的不争
司马光也是北宋乃至我们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名相之一,所以司马光自然是为百姓考虑,从古至今变法都是为百姓谋取福利而剥夺贵族的利益,在这一点上司马光是支持的,但是司马光发现中低层会打着变法的旗号从而徇私枉法,这才是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地方,并且司马光还认为王安石太过心急。
早期司马光跟王安石还有所争端,但是因为有皇帝的支持,全国已经开始实行变法制度,这时候的司马光已经无力再争,索性就不争,开始不参与朝政专心修订自己的《资治通鉴》
结语:站在现在的角度看,两个人都是站在百姓的角度为百姓着想,所以这也是历史上少有的虽然因为变法而导致两派相争,但在史书上关于两派都没有什么负面的评价,只能说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人思考的角度不一样,这就造成了虽然目标一样,但路不同的结局。
文|豫南狂生(读史专栏作者)
所谓未来,不过是往昔。
变革,总在泥泞中艰难前行。
900多年前的一个夏天,一起因刑事案件而引发的的司法之争,其影响力之大,纷争之广,时耗之久,足以为后世的司法变革树立标杆。
它就是录入《宋史·刑法志》记载的案件“阿云之狱”。
除了围观的群众,博弈的双方都是声名显赫的政坛领袖:时任翰林学士的司马光以及宰相王安石。
故事得从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一个炎热的夏日说起:登州农家少女阿云,父亲早丧,去年又死了母亲,家贫如洗。
阿云的叔叔不顾其母丧未满,强行用几担粮食的聘礼将阿云许配给了本村一个老光棍韦阿大,史书载,此时“许嫁未行”。
但是阿云姑娘当时只有13岁,正值少女怀春的年纪,是一枚颜值控的小萝莉,见未婚夫韦阿大相貌丑陋,阿云“嫌婿陋”,非常不满,但是婚期已定,由不得她。
于是为了摆脱这桩婚姻,一天,阿云趁未婚夫在田里休息时,用剪刀连捅未婚夫三十多刀,但未婚夫未死。
史书载:“伺其寝”,“怀刀斫之”,“十余创,不能杀”,只是“断其一指”。
连捅三十多刀,韦阿大只被砍断了一根手指,13岁的少女,也就是现在初中生的年纪,哪能下得去狠手啊!
此案件经过并不复杂,很快,阿云被捕,“执而诘之,欲加讯掠”,“乃吐实”,于是全部如实招供。
依宋朝《宋刑统》律例,阿云弑夫,属十恶不赦大罪,应判死刑,于是结案上报,卷宗被摆放在登州知州许遵的案上。
然而,接下来的案件的进展,堪称曲折:
第一回合: 知州许遵,非常同情阿云的遭遇,没有按照程序把案宗往上级一交了事,他向大理寺上报的同时,也提出了改判的意见。
他认为阿云在母亲守丧期未满的情况下,被叔叔用几担粮食将贱卖给韦阿大,这是违法行为。
交易违法,自然婚姻无效,所以阿云也不是韦阿大的妻子,那么也就谈不上杀夫这样不赦的死罪。
然而,刑部和大理寺审理卷宗时提出了疑点,大宋律例中有“杀人以伤者绞”的条文。
韦阿大相貌丑陋固然属实,可并不等于该杀之人,阿云即便与韦阿大无瓜葛,也应该为伤害罪负责,处以绞刑。
第二回合: 许遵开始在浩如烟海的法律中寻找条文,恰巧此案发生不久,宋神宗敕书发布了一条法律补充条文:“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
据此许遵认为阿云供认不讳,属于自首,罪不至死。
但是刑部坚持死刑原判,同时御史台弹劾许遵以权枉法。许遵大怒,直接上奏神宗皇帝。从这时起,阿云的命运,开始成为最高统治者关心的问题。
在皇帝的重视下,朝廷最有影响力的宰相王安石和翰林学士司马光参与了进来。
此时王安石变法正是方兴未艾,朝廷中的新旧两党已经有水火不容的趋势,恰巧阿云案的发生,给了双方理论压倒对方的机遇。
作为变法派,王安石坚决支持许遵的观点。
王安石认为:
1、自古以来,人命关天,且阿云杀人未遂,应该宽厚量刑。
2、不能拘泥于条条框框,所有的法律,最终解释权都在皇帝手中,而皇帝宽仁爱民,法律应该为其服务。
作为保守派的司马光认为:
1、阿云虽杀人未遂,但性质恶劣。
今日若不从重处理,他日谋杀亲夫就会成为普遍现象,长期下去, 社会 风气会愈加恶劣,影响极坏。
2、祖宗成法,不可更改,若按照皇帝意志为转移,势必主观性加强,失去公平公正性,法律也将失去其权威。
双方各执一词,均为大义凛然之词,阿云的命运,已经成为帝国热点。
作为政敌,王安石和司马光绝不是简单的要决定阿云的生死。
实则为变法派与守旧派的权利意识之争。
但此时的神宗皇帝,是一个胸怀大略的统治者,他心中的宏伟蓝图,需要王安石为他完成。
最后宋神宗下诏免除阿云死罪。几年后,神宗大赦天下,阿云回到家中,重新组建新的家庭,开始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阿云得救了,这是北宋人文精神的胜利, 社会 良知的苏醒。
得势的王安石,大刀阔斧的开展着他的“熙宁变法”,失势的司马光,则躲在洛阳的小草屋里,夜以继日的编著着《资治通鉴》。
第三回合: 王安石的变法几经阻挠,惨淡收场。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神宗病死,年仅10岁的赵煦即位,是为宋哲宗,哲宗年幼,由其祖母高太后当政。
元祐元年(1086年),主张祖宗之法不可废的高太后,任命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
司马光重回朝堂回归宰相,保守派再次成为朝堂主流。
为了证明政敌王安石的种种荒谬不经,变法派的一文不名,这位年过花甲的宰相再次对平民阿云举起了法律的屠刀。
以谋杀亲夫的罪名将阿云逮捕,很快斩首示众。
而此时,离阿云案发生的时间,已过了18年,当年的青涩少女,早为人母,这桩延续了两朝的纷争,就此落下帷幕。
不久,王安石在江宁病逝,同年九月,司马光病逝,他终于赶在生命结束之前,杀死了那个搅动大宋司法之争的无辜妇女。
41年后,靖康二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今开封),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及大量赵氏皇族,北宋灭亡。
司马光当初执拗的废除了一切新法,却最终将他毕生为之维护的王朝,送进了地狱。
而那位为阿云仗义执言的许遵,年老后退居在家,84岁无疾而终。
许多年后,人们还在为王安石变法的利弊争论不休,为司马光的童年轶事而津津乐道。
但很少有人知道,那一年的夏天,一桩简单的刑案,帝国朋党之争的潘多拉魔盒就此开启,一个小小的阿云真有这般的能耐吗?
历史 的真相,让人细思极恐。
玄宗后期之乱的几大主角均已出场。李林甫已位极宰相,巧舌如簧,与内宫及宦官深结,颇受玄宗宠信。玄宗还册封已故蜀州司户杨玄琰的女儿为寿王妃,后成为玄宗的宠妃杨贵妃。通鉴如此记载安禄山出场:“张守圭使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讨奚、契丹叛者,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守圭奏请斩之。禄山临刑呼曰:‘大夫不欲灭奚、契丹邪!奈何杀禄山!’”为是否杀他,玄宗与张九龄数次争议,玄宗放其生路。注释则又列出关于安禄山另外几种说法,谓安为互市牙郎,因盗羊事发被拘。与他同生于一里的,还有同为杂胡的史干,当时也是互市牙郎。也是颇有心机,因设计坑杀奚兵有功,屡迁至将军。去朝廷奏事,玄宗很是喜欢,赐名史思明。
杨洄上奏太子瑛、鄂王瑶、先王琚欲谋反,玄宗问李林甫,李说,“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玄宗于是将三王废为庶人,后又赐死。李林甫数次劝说玄宗立寿王瑁为嗣,玄宗属意更年长的忠王。一直拿不定主意,觉得自己年事已高,三子又杀,而继嗣未定。日夜忧思,饭量大减。高力士问为何,“上曰:‘汝,我家老奴,岂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对曰:‘大家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长而立,谁敢复争!’上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于是立忠王玙为太子。
玄宗之时,版图辽阔。直接管辖的州有331个,羁縻州800个,边疆设十个节度使和经略使。“安西节度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治龟兹城,兵二万四千。”此外还有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节度使及岭南五府经略使。加上长乐经略、东莱和东牟守捉,边镇共拥兵49万,马8万余匹。“开元之前,每岁供边兵衣粮,费不过二百万;天宝之后,边将奏益兵浸多,每岁用衣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公私劳费,民始困苦矣。”维持庞大帝国,威仪有了,但耗资巨大。
历朝奸相不少,如李林甫这样的,还真是少见。通鉴花很大篇幅写其恶行,成语口蜜腹剑就是来源于对他的描述(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窥其际。好以甘言啗人,而阴中伤之,不露辞色。凡为上所厚者,始则亲结之,及位势稍逼,辄以计去之。”因太子非自己所荐,恐怕日后祸及自己,就不断陷害太子。“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馀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外卿走避;居则重关复壁,以石甃地。墙中置板,如防大敌,一夕屡徙床,虽家人莫知其处。”何苦来哉!
玄宗时有种盛极而衰的感觉。玄宗做王子凡及至当政前期,真是颇有太宗之风。勇武果断、宽厚待人、励精图治且识人善判,然越是老迈越昏庸,统驭之术也粗疏了许多。“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对于最高统治者也适用啊。朝政均交由李林甫打理,李心胸狭窄,不欲他人起来取代自己。最后的结果是优秀的军事官无法到朝廷任职,而各大节度使均是胡人,造成内轻外重,尾大不掉,埋下致命病根。玄宗宠信安禄山,更是养痈遗患。早已不成气候的宦官,此时又成一支重要力量。高力士对玄宗的影响力无人能比,朝廷百官均阿附于他。连太子均称他为兄,百官敬称他为翁,驸马则尊称为爷。好在高较谨慎,善观察时事,不敢强横。玄宗晚年耽于享乐,专宠杨贵妃,兼及其三姐妹,称他们为姨,权倾天下。三人入宫,连玉真公主都得给他们让位。杨氏五家,势重一时,终于在杨国忠手里酿成大乱。
高仙芝是高丽人,后升至安西四镇节度使。他假意与石国相约和平,却带兵偷袭,俘虏其国王与部众,并将其公主纳为小妾,并将该国老弱一并杀掉。仙芝性贪婪,将金银财宝劫掠一空,尽归其家。石国位于药杀水旁,也即现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附近,是去天竺必经之地,西域昭武九国之一。石国太子逃脱,将高卑鄙行径告诉各胡国,诸国大怒,于是私下联络声势甚盛的大食帝国,共同攻打安西四镇。高听说后,带领三万大军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到达怛逻斯城。正好与大食军队相遇,“相持五日,葛罗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馀才数千人。”这是历史上著名战役,大唐西扩步伐自此止步。
玄宗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高回答说,我听说云南征讨南诏数次大败,而边将又拥兵太多,不知陛下用什么来控制他们!恐怕一旦引发祸乱,就难以挽救了。陛下怎么说无忧呢?玄宗回说,“卿勿言,朕徐思之。”注释称,玄宗岂能无动于衷?“祸机将发,直付之无可奈何,侥幸其身之不及见而已。”南诏之征屡败,战死几二十万兵,而杨国忠则不断佯传捷报。此时,安禄山已兵发渔阳,所向披靡。玄宗欲亲征,让太子监国。杨国忠大惧,知太子讨厌杨家,与其三姐妹抱头痛哭,并说服杨贵妃竭力阻止。高力士倒看得清楚,玄宗让其畅所欲言时,他说,“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
玄宗时节度使均非汉人,民族各异,彼此之间也是相互瞧不上,矛盾重重。安禄山是胡人,哥舒翰是突骑施人,两者矛盾很大。哥舒翰又与安思明有隙,安思明是粟特人。安思顺知安禄山有反意,就先入朝廷报告。后玄宗因此也未追究安思明,哥舒翰却让人假造了一封安禄山写给安思明的信,在关门抓获并献给玄宗。并指出安思顺七宗罪,要求诛杀他。安思顺与其弟被杀,家属均被流放。哥氏虽是一员虎将,但醇酒美妇,以致早衰。此事做得也够阴险的。
杨国忠此人是个混混,因族妹杨贵妃受宠,他也飞黄腾达,当上了宰相。他曾对人说,“吾本寒家,一旦绿椒房至此,未知税驾之所,然念终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极乐耳。”一心享乐,又擅权,与诸节度使皆交恶,尤其是安禄山。安正好以他为借口反了,玄宗只好仓皇出逃四川。不过路途中遇兵变,杨国忠被杀。后又兵谏玄宗,要求赐死杨贵妃。玄宗不干,“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说得也没错,通鉴中还甚少列举杨贵妃的恶行,除杨家鸡犬升天、她与安有不清不楚关系外,似乎很少干政。高力士回应,“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只好令高将其缢死佛堂。杨氏一族均被清除。
肃宗即位,玄宗为太上皇。玄宗后期生活奢靡,每设宴即有乐队伴奏,当时安禄山一见就很喜欢。攻下长安之后,就令搜罗乐工、乐器、乐衣及马、犀、象等,尽皆搬去洛阳。司马光评论说,“圣人以道德为丽,仁义为乐;乐故虽茅茨土阶,恶衣菲食,不耻其陋,惟恐奉养之过以劳民费财。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后患,殚耳目之玩,穷声技之巧,自谓帝王富贵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后无所逾,非徒娱己,亦以夸人。岂知大盗在旁,已有窥窬之心,卒致銮舆播越,生民涂炭。乃知人君崇华靡以示人,适足为大盗之招也。”
安禄山自起兵之后,眼睛昏花,逐渐看不清东西。身上又生恶疮,性情越是急躁,动辄因小事鞭笞杖打臣下,甚而杀之。深居禁中,手下大将均不得见,皆由严庄代为处理。严庄虽大权在握,也经常挨打,宦官李猪儿被打得更多,安之左右,人人自危。然后,严庄联络安太子庆绪及李猪儿,严与安持兵立于帐外,李持刀入内砍安禄山腹部。安之手下,均不敢动。安欲拿枕旁刀不得,摇动帐篷立柱大喊,“必家贼也。”肠流出数斗而死。太子等在帐内深掘数尺,将安埋葬。一切搞掂后,才发丧,庆绪即位。
将军王去荣因私怨杀了本县县令,当死,高宗却以他善用石炮为由,发令免死,让其作为普通士兵到陕郡効力。中书舍人贾至未马上下敕书,而是上表反对,“陛下若以炮石一能即免殊死,今诸军技艺绝伦者,其徒寔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复何以止之!”肃宗让百官讨论,太子太傅韦见素等人认为,“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犹不敢擅杀,是臣下之权过于人主也。”“于律,杀本县令,列于十恶。而陛下宽之,王法不行,人伦道屈,臣等奉诏,不知所从。”并称,“王法有无,国家乃为之轻重。此臣等所以区区愿陛下守贞观之法。”肃宗未听从。
李泌出身名门,早有才名。肃宗亦很看重他,与其形影不离,他的策略也颇为见效。一日,他对肃宗说,“臣今报德足矣,复为闲人,何乐如之!”肃宗不许,李泌称自己有五不可留,让肃宗放了他,可免自己一死。在谈及太子广平王及建宁王兄弟时,李泌提到了武后的四个儿子,太子弘因聪颖被杀,又立贤为太子。贤很忧惧,作了《黄台瓜辞》,想以此感动武后。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李泌进而说肃宗,“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无再摘!”港岛李超人也曾在报章上做广告,引用此典:“黄台之瓜,岂堪再摘!”极其沉痛。
唐朝盛势不再,昏招迭出。如对史思明归降的处理,如对附逆众臣的处理,问题均很大。在此艰难时刻,玄宗与肃宗父子俩依旧还玩着游戏,今天你封我个尊号,明天我还你个尊号,圣皇大圣之类的帽子乱飞。且还不断坏了规矩,留下祸根。平卢节度使王玄志死去,肃宗派使臣去慰劳军士,并考察军中想立之人。高丽人李怀玉时任裨将,杀了王玄志之子,推选姑姑之子侯希逸为军使。朝廷竟然认了,任命侯为节度副使。“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司马光对此大为感慨,认为坏了制度。“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乱之生也,庸有极乎!”
郭子仪军败,史思明屯兵邺城南,安庆绪则闭门拒史。手下诸将说:“今日岂可复背史王乎!”史颇使手腕分化其手下,并派人去诱安庆绪前来。安很困窘,不知如何办。于是派人上表向史称臣,称待史解甲入城,将奉上玺绶。史一边说“何至如此!”一边将表让众将士看以试众心,大家均山呼万岁。他回安信,也不称臣,说愿为兄弟之国。安大喜,称要歃血同盟。史同意了,安只带三百骑到史营。史已布置好兵士严整以待,并引安及四个弟弟到庭下。安先稽首拜谢,话音未落,史勃然变色,“尔为人子,杀父夺其位,天地所不容。吾为太上皇讨贼,岂受尔佞媚乎!”斩安庆绪及诸弟,夺邺城。后自立为大燕皇帝。
现皇肃宗与上皇玄宗,两人虽是父子,关系微妙,相处颇难。历史上类似者亦不少,如南宋时的高宗与孝宗之间,即是如此,《武林旧事曾有记述。即使两人之间其乐融融,概无芥蒂,也会众臣借助这种关系,从而为自己谋取利益。通鉴在此卷中花了很大篇幅,叙述了肃宗与玄宗之间的一些互动。有些事件甚是蹊跷,颇为可疑。通鉴将其归之于权臣李辅臣,认为是李出生低微,后来飞黄腾达,玄宗周围的人皆看不起他。李心里痛恨,又想建立奇功来巩固自己地位,由此挑拨肃宗父子关系。其实,肃宗如对玄宗心无防备,怎会令李辅臣上下其手?
玄宗喜欢兴庆宫,自蜀归来即长居于此,陈玄礼及高力士一直陪着他。还时不时登上长庆楼观看下面人流,百姓向其山呼万岁,他还经常让人到楼下设酒食供食,有时还让将军等上楼设宴款待。李辅国乘机上言:“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今六军将士尽灵武勋臣,皆反仄不安,臣晓谕不能解,不敢不以闻。”兴庆宫原有300匹马,李矫沼只保留十匹。玄宗对高力士说,“吾儿为辅国所惑,不得终孝矣。”李还令六军将士,号哭叩头请玄宗迁居太极宫,并不许陈与高随同。后又将高等内侍流放,罢了陈的官。玄宗心情很是糟糕,身体越来越衰弱。通鉴称肃宗心有不满,只是碍于李握兵权,隐忍未发。
史思明与安禄山一样,也算死于自己儿子之手。史的长子是史朝义,常随其父带兵,颇受士卒素爱。但史思明却喜欢小儿子朝清,常想杀掉朝义,换朝清为太子,却常被其手下坏了事。他派朝义做前锋攻打陕州,却遭败绩。他认为是朝义怯战所致,并称,“俟克陕州,终斩此贼。”朝义很害怕,其手下诸将劝其谋逆。朝义同意了,但要他们匆惊扰其父。其手下带兵直入史思明卧室,史正如厕,忙跳到马厩骑马逃走。射中手臂落马后落马被抓,听说是朝义所为,叹曰,“我朝来语失,宜其及此。然杀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长安!今事不成矣。”后杀了史思明,以毡裹尸,运回洛阳。史朝义即位。
玄宗、肃宗相继驾崩,肃宗死前已让太子监国。本来权臣李辅国与张后互为表里,专权用事,后来两人发生矛盾。肃宗病重,张后让太子诛杀李辅国,太子以必惊扰肃宗否决了。张后自己找人带兵诛杀李,谋泄,反被李辅国所杀。代宗即位,李恃功更是强横,公开对代宗说,“大家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代宗心有不满,畏李手握禁兵,只能忍耐。后程元振欲分李之权,支持代宗削权李辅囯。官员们欢欣不已,李恐惧,上表逊位。代宗同意,李愤而出言,“老奴事郎君不了,请归地下事先帝!”
代宗当太子时,就对李辅国专权,心中甚是不平。上位之后,认为李有诛杀张后之功,不想公开杀掉李辅国。有一天深夜,有盗贼进入李家,砍掉了李的头及一只胳膊逃走。统纪则如此记述:“辅国悖于明皇,上在东宫,闻而颇怒。及践阼,辅国又立功,难于显戮,密令人刺之,断其首,弃之溷中,又断其右臂,驰祭泰陵,中外莫测。后杭州刺史杜济话于人曰:‘尝识一武人为牙门将,曰:某即害尚父者。’”代宗下令追捕盗贼,并抚慰李家,让人雕了个木头给李辅国安上下葬,仍追赠他为太傅。代宗亦是个狠主儿。
所谓盛唐气象,真是极其短暂;后人心往神驰地梦回大唐,恐怕会经历很多的战乱。史朝义逃入林中自杀,安史之乱平息。作为平定的主要功臣之一仆固怀恩(另外两人为郭子仪和李光弼),又开始联络回纥与吐蕃作乱。不过,此时最大的威胁,则是来自吐蕃。“吐蕃入大震关,陷兰、廓、河、㵛、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吐蕃甚而攻占京都,劫掠长安。
唐朝自武德年间起,就开疆拓土,向西连接西域,并设置都督、府州县治理。开元年间,又设置了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和北庭节度使,统治西域之地,每年都征募内地壮丁为戍卒,以丝帛为军资,屯田产军粮,并蓄养马牛。远离京城,耗资巨大。安史之乱时,边境精兵均被征召入内平叛,西域只剩下老弱残兵驻守,吐蕃不断蚕食。数年之间,西北数十个州相继沦陷,自凤翔以西,汾州以北,尽归吐蕃。开疆容易,但守住很难,往往成为帝国沉重负担。汉武时如此,唐时亦如此。唐此时府库空虚,为发百官薪而征天下青苗税;为赏回纥胡禄都督缯帛十万匹,只得向百官薪俸征税。
回纥与吐蕃联合围攻泾阳,郭子仪命大军严守而不战。后回纥与吐蕃听说仆固怀恩已死,由是不相睦,分营而居。郭子仪派人游说回纥,回纥不相信郭还在,希望面见一晤。郭不顾部下反对,只带数骑赴回纥营。郭解甲扔枪进帐,对方大惊,稽首而拜。郭令取酒,与酋长共饮。郭将酒洒在地上,起誓说,“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亦万岁!两国将相亦万岁!有负约者,身陨陈前,家族灭绝。”郭不废一卒言说回纥,令回纥罢兵。
郭子仪功勋很大,连皇上也防着他,他小心谨慎,倒也安然无事。代宗将其女升平公主嫁给了郭的儿子郭暧,公主脾气大,郭暧亦是不知天高地厚。两人吵架,郭暧说,“汝倚乃父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为!”此话真是有杀头之祸的。公主非常怨恨,飞车回宫告知代宗。代宗还算明理,说,“此非汝所知。彼诚如是,天下岂汝家所有邪!”并劝公主回去。郭子仪听说后,将郭暧关押起来,等候定罪。代宗却对他说,“鄙谚有之:不痴不聋,不作家翁。儿女子闺房之言,何足听也!”郭回家后,打了郭暧几十大棍。这真是实力坑爹的实例,郭暧无甚本事,口气还大。其父正受怀疑,他还说出可能灭族的话来。这种儿子,郭子仪其实应该当场杖杀。
鱼朝恩本是个小宦官,为肃宗所宠信,地位渐重。后因救驾有功,被代宗封为天下观军容使,统率神策军。代宗也经常与他讨论军国大事,鱼势倾朝野。鱼喜欢在大臣中高谈阔论时事,连宰相元载也不放在眼中。鱼每向上奏事,均期望按己之意行事。凡朝廷之事未让他参与,他就大怒说,“天下事有不由我者邪!”代宗很不高兴。后来鱼又为幼小的养子索紫衣,代宗尚未答应,有司即已拿出紫衣为其子穿上。代宗更是气愤。元载听说,即献计代言除掉鱼。一场针对鱼的行动在秘密调遣之中,鱼仍不觉。寒食节代宗宴亲信,宴后留下鱼论事。即指责鱼有异图,鱼傲慢地为己辩解。代宗左右将其擒拿并勒死,对外宣称其接诏之后自杀。
代宗当政时期,确属内忧外患。节度使们尾大不调,对皇上的命令阳奉阴为还算给面子,有的则是公开抗命。如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拥兵自重,代宗将自己女儿永乐公主嫁给其子以笼络,田却更是骄横不已。数次攻打占据周边州县,甚而反叛。失败后只是上表言罪,代宗也无法追究。而宰相元载亦是在朝廷专权已久,大结私党,广纳贿赂。代宗容忍已久,就想杀了他。又害怕走漏消息,只能给自己舅舅左金吾大将军吴凑密谋。正好有人告元载等人夜祷鬼神,图谋不轨。代宗就让吴凑在政事堂将他们逮捕,并收捕其余党。赐元载自尽于万年县,元称愿快死。主事官说,“相公须受少污辱,勿怪!”就脱下臭袜子塞进元载嘴里,将其杀死。
元载当政,重外官而轻京官,“京官不能自给,常从外官乞贷。”杨绾、常为上奏称京官俸太薄,代宗才诏令加薪,“岁约十五万六千余缗。”当时,代宗曾每天赏赐朝廷高官宫廷佳肴,可供十人食用,并成为惯例。常为等上奏,称赏赐所费昂贵,请求去此惯例。又想辞去堂封,同仁认为不可,才未行。时人讽刺常,“朝廷厚禄,所以养贤,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司马光认为,“君子耻食浮于人;之辞禄,廉耻存焉,与夫固位贪禄者,不犹愈乎!”京兆尹黎干奏秋雨连绵损害庄稼,户部侍郎则称不实,代宗派御史前去查看。回奏,“所损凡三万余顷。”但渭南县令刘澡却称,县境内青苗未损。代宗不信,又派御史前去查看,损伤三千多顷。代宗感叹,“县令,字人之官,不损犹应言损,乃不仁如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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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王安石变法实行的时候,司马光虽然是王安石的好友,但是他并不支持变法,所以等到变法成功之后,司马光在新派官员的眼中成了变法的阻碍者,才会提出想要开棺,不过最后并未执行。在北宋中后期,国力衰微的时候,王安石便想到了变法来解救北宋。只不过在变法的过程中因为触及到了保守派的利益,所以以王安石为首的新派和保守派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分歧。朝廷上也分为两个党派,由此产生了党派之争。
在王安石提出变法之后,司马光便直接辞官归隐了,开始了自己的编书生活。后来,等到司马光再次回到朝堂上的时候,当王安石的变法触及到百姓利益之后,司马光便开始了反对,因此保守派便直接将司马光归入了保守派中,新派也认为司马光反对变法就是在反对新派。
只不过司马光本人是并未站队的,他只不过是因为变法触及到了百姓的利益,为了百姓着想,司马光才会反对变法。然而变法中的一些措施他还是支持的,因为和王安石的政见不同,对于变法的态度也不一样,所以这对昔日的好友只能分道扬镳。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出发点都是好的,都是为了北宋的发展,而司马光对王安石的人品没有丝毫的怀疑。只不过因为司马光的固执,让他成为新派仇恨的对象。司马光在去世之前一直都在工作,而王安石则是要比司马光先去世五个月。等到司马光去世之后,百姓都前来吊唁,而他的房间里清贫如洗,只有书架上的一些书籍。司马光和王安石去世之后,新旧两党之间的争斗并未停息,反而越演越烈。等到新派掌权之后,认为司马光是保守派的党首,想要开棺曝尸,好在这个意见并未采纳。
因为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政治意见不同,背后靠山不同,性格也不同。
第一,他们二人之间的争论是北宋的政党斗争的生动体现。无论哪个朝代,政党斗争总是存在的,特别是在北宋。北宋是司马光王安石并存的时代,由于突出的民族矛盾,他们每人自然都有不同的治国理念。
人各有志,所以他们都在为心中的理想而努力着。因此,北宋的政党斗争实际上就是有志人士关心国家和人民的重要体现。但是,掌权者只会采用自己的派系人的政治意见,并强烈谴责其敌对派系。所以政党斗争消耗的是一个国家的国力,消耗的是人才。
因此,具有不同政治见解的王安石和司马光不可能会有联系,说他们是敌人也不为过,而且他们有很多利益冲突,甚至他们都希望彼此不存在。
第二,王安石的靠山是北宋的皇帝,而司马光的靠山是皇太后和地主。王安石是由宋神宗一派拥护上台的。然而,在王安石的改革中,皇太后联合其他官员纷纷上奏让皇帝停了王安石的职,但皇帝仍然利用王安石推荐的人才进行改革。
因此,王安石的政要和幕僚是九五之尊的宋神宗。司马光是因其编纂了历史著作而闻名于世,他在朝廷中有很多人拥护,并且皇太后十分赞赏司马光,所以,司马光有许多保守派大臣和太后拥护着。
王安石代表的是改革派而司马光代表的是保守派,改革派的***与保守党的***自然不会有任何联系。在王安石被流放期间,王安石得知司马光在废除了许多他的改革政策,感到非常难过,所以他更讨厌司马光。
第三,王安石和司马光性格天差地别,自然对对方的为人处世看不惯。王安石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辩论家,他多次在朝廷上舌战群儒,并且都赢了。但是他不太在意他的穿衣品味,有的穿就行,对吃喝也没什么要求,他终生都是以改革为己任。 他是一个不拘小节的***。
而司马光喜欢修订编纂历史书籍,他性格沉稳,沉默寡言,十分注重自己的一言一行和穿衣打扮,从表面上看,大家都会觉得他是位谦虚的君子,而实际上,他是保守派的代表,代表的是大地主阶级的利益。 因此,当王安石的改革威胁到他的利益时,无论这个改革对北宋的发展好不好,司马光都会无情地摧毁它。
我们应该都听说过司马缸砸缸这么一个小故事。通过这么一个小故事,我们就会知道司马光在小的时候就比他的同龄人的智商要高一些。而且在他长大入关后仕途上也是非常的顺利的。而王安石我们都知道是宋朝的一位大诗人。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司马光和王安石其实还有一段特殊的缘分。王安石和司马光长大后互为同僚。他们两个人虽然互相欣赏,但证件多有不合,在官场上更是你左我右。你前我后。
在宋神宗登基刚满一年,按理说要办祭祀活动,刚好河北闹灾荒,司马光认为国家要用钱的地方很多,能省就省。但是王安石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觉得对国家而言这点钱就是小事儿。然后他们两个在朝堂上争了半天,都没有得出一个结论。后来王安石主张实行新政。司马光当时是非常反对王安石施行新政的,但是王安石毕竟有宋神宗做后盾,所以王安石再编法初期走得还算顺畅。后来宋神宗驾崩,朝廷把司马光叫回去当宰相。但是对于王安石来说,他的新法好不容易搞出了点儿眉目,却因为阻碍守旧派的利益而成为了朝堂公敌。
就在这一年的四月,王安石郁郁而终,司马光却为他痛哭流涕。可见二人尽管政见相悖,但是却一直互相欣赏,互相尊重。且不说王安石在实行新法上是否对宋朝以后的发展有帮助,但是宋朝以后的结局我们都看到了,并没有存活于太长的时间,而到了宋朝末年朝纲崩坏,当时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且官官相护,官员的腐败也比较严重。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王安石和司马光一起联手治理朝纲的话,那么还会有现在的局面吗?也许宋朝会多存活那么几十年的。
宋神宗时期,颇受帝王青睐的王安石,为了改变北宋极贫极弱的现状,开展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改革运动,站在客观的角度上来看,王安石变法的确有效的促进了宋朝社会的发展,但同时期的司马光却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反对态度,两人直接在朝堂之上有激烈的争吵,甚至非常极端的时候,司马光想要弹劾王安石的官职,两人一度闹得水火不容,为什么会这样呢?
权力斗争翻开历史典籍不难发现,任何时期的改革,都分为非常明显的党派,支持者有自己的想法,企图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而反对派也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上,尽可能的不让对方的变法触及自己的利益。也正是因为王安石和司马光从一开始就属于不同的党派,所以注定着变法开始之后,司马光会从中作梗。
司马光思想较为守旧,而王安石变法非常激进王安石变法是提出开始,进行的节奏非常快,几乎是违背了改革发展的规律,变法也非常激进,并且从变法开始之后,王安石就四处打压反对派,司马光等人也是受害者之一,对于司马光来说,对手来势汹汹,他也不可能置之不理,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再加上其本身在改革上相对保守,因此守旧和改革激进形成了两股完全不同的势力,无论是背地里还是明面上这两个派别都在四处针对。
出发点不同既然是王安石自己提出的社会变革,那么他所看到的都是改革所带来的益处,而改革的负面它往往是忽略的,甚至无法触及的,而他的改革开始之后,实际上也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司马光站在反对派立场上,他当然看到的是王安石改革的坏处,既然看到了坏处,他就一定百般针对,所以两人的出发点不同,看待问题不同,必然会产生非常多的矛盾和分歧。
钱财之争王安石变法的一个出发点是通过减少民众负担,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因此它采用了一系列利于民众的改革措施,而司马光却认为如果想要增加国家的财富,并不是需要通过农民,而是需要从官僚下手,司马光这句话的另外一层意思也是,王安石的改革只会不断的增加民众负担,动摇国家的政治根基。根据相关历史记载也是这样的,在经济方面,王安石实施的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真正实施起来之后,不但没有促进国家财政增收,反而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负担。
王安石改革的结局是以失败告终,而对于司马光来说他也落下了满满骂名,王安石下台不久后,司马光也下台了。总的来说,王安石和司马光从变法起,就一定会存在分歧,毕竟他们属于不同的政治党派,而客观来看,为什么王安石变法会走向失败,为什么会遭到司马光等守旧派严厉的反对?其实是因为其制度设计存在问题,如果王安石可以完善他的改革,如果司马光不那么固执,坚决要维护帝王宗法的话,也许王安石的改革的确能收到很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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