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毛人凤和戴笠的生平简历

毛人凤（1898—1956） 字齐五，浙江省江山人。曾入上海复旦大学，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因病休学。早年从事军中幕僚工作，1934年，被戴笠聘为助手，成为军统骨干人物。曾于浙江省警官学校、武汉与西安行营第三科、军统局任职。抗战爆发后，主持军统首脑部情报作业，掌握核心机密。抗战胜利后，升任军统局副局长。后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仍任副局长，1947年擢任局长。1949年去台，保密局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续任局长。曾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1956年卒于台北。

毛人凤被称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笑面虎”、“毛军师”、“毛大秘书”。

毛人凤做官的秘诀是：“忍”、“等”、“狠”三个字。

1946年3月，戴笠摔死在戴山，谁来领导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手段最阴毒的特工系统

之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

貌不惊人、才不压众的特务毛人凤经过一番角逐，继承了戴笠的衣钵。

有人说毛人凤既不是黄埔军校出身，更不是军统初创时的成员，外勤没有当过站长，内

勤没有当过处长，其出任军统头目实属偶然。

有人说毛人凤靠的是和戴笠同学、同乡而且沾亲带故，其发迹完全是依靠戴笠的提携。

这些说法看似有道理，却没有人把道理说透。毛人凤从县衙门的师爷做起，短短十余年

成为保密局的看门人，单靠运气和裙带关系并不能解释完全，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他青云直

上呢？

毛人凤败退台湾后，曾向一个密友透露过自己的做官秘诀全在“忍、等、狠”三字。

人说毛人凤肖龟，取的就是他能倔能伸的性格。别人当众搧他耳光，毛人凤微笑自若；

蒋介石脱下鞋帮往他脸上乱打，毛人凤说这是“领袖的爱戴”……忍字头上一把刀，毛人凤

坚信忍能避祸，也能为升官发财铺好路径。

重庆解放前夕，他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渣滓洞大屠杀；不久他又在昆明组织了大肆屠杀

***人和人民群众的血腥事件，在香港策划了对爱国将军杨杰等人的暗杀惨案……他的

“狠”使他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

参考网站http://baikebaiducom/view/25973htm

（一）戴笠（1896一1946），小名春风，字雨农。浙江江山人。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兵。后脱离部队到上海，在交易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毕业后任蒋介石侍从副官。1928年开始进行情报活动。1930年建立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深得蒋介石宠信。1932年3月，蒋介石为加强特务统治，先组织力行社。后在南京秘密成立“中华复兴社”（又名“蓝衣社”），被任为特务处处长。

1938年特务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任副局长。1942年．美蒋联合组成特务机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兼为主任。1943年，兼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不久又兼任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局长。1945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毕生积极发展军统特务势力，排除异己，残害人民，破坏革命。1933年6月暗杀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杨铨，同年11月捕杀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员吉鸿昌，次年将上海《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刺杀于沪杭道上，种种血腥事件，都由戴一手布置。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北平飞往上海转南京途中因飞机失事丧命。

一位外国记者后来这么回忆戴笠：一个隐面人，总是藏在房间的暗处，而其他人则处于一览无余之下。然而个别的几个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当戴笠处于鼎盛时期见过他的西方人，却对他有强烈多彩的印象。 “从一方面看，二战中没有一个人形象要比他更黑；而从另一方面去看，又没人比他更白，”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他锐利的目光所震慑。一个戴笠领导下的在敌后工作的OSS(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说：“戴笠的身材中等壮实，外表粗犷强硬，有军人的干练。他的脸轮廓分明，尖锐的目光咄咄逼人，还有一张坚毅的嘴。”一个出生于中国传教士家庭的美国军官写道：“他英俊瘦长，有一双纤细优美的手，走起路来像是脊梁骨上了钢条，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国戏台上的英雄人物夸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审视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个性记下来以备日后之用。”

对于40年代在中国的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戴笠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被普遍认为“不是中国的卡那瑞斯上将，而是亨利希•希姆莱”。

戴笠给人的印象是聪明而有想象力，残酷而不择手段。他是中国国民党的希姆莱。他几乎是所有美国民主理想的敌人。在蒋的统治下，他企图通过铁腕来统一中国。他冷酷、狡猾而残忍。�

纳粹冲锋队头子的帽子不是轻易摘得掉的。那些将戴笠简称为TL的西方人经常把戴笠称做“中国的希姆莱”。那时在美国政府的情报圈子里，大多数官员都相信“戴笠将军以刽子手闻名；以他为首的“蓝衣社”，是个类似盖世太保的组织，至少在上海是众所周知；对政敌他有自己的集中营；他不喜欢外国人，而且外国人很少有人见过他”。

戴笠自己知道这个绰号，而且他不止一次企图向他的美国朋友们证实“他支持民主”。1945年4月3日，蒋介石检阅了中美合作所的“精锐部队”，即坐落在重庆外的歌乐山的第九部。那天晚上戴笠举行了一个奢华的宴会，耗尽了他从家乡浙江带来的200斤珍贵黄酒。歌乐山乐队学会了演奏“扬基歌”和“迪克斯”，而且当人群里的美国人为这些歌曲拍手欢呼时，演员们还准备演中国戏。这时戴笠突然打断了聚会，并坚持要说服美国朋友不要相信关于他的坏话。戴笠通过正式翻译刘镇芳语无伦次地说了半天，无非是想表明“他不是希姆莱”，而只是“总司令的戴笠，仅此而已”。

在戴笠所有的特点中，最突出的也许是他为自己的领袖效劳的意愿。他为自己选择的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戴雨帽”，其象征意思是“一个仆人”，即强调了这种动物般的甘做其主人蒋介石走狗的奴性，同时代表了封建观念中的相互尊敬。戴笠这么对别人解释自己的名字：“有一首古诗这么说：‘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

沈醉是上海站的站长，戴笠的总务处处长，他指出其上司对蒋介石走狗般的效忠，说他乐意当蒋的“爪牙”戴笠自己的“犬马之劳”的说法似乎也透露出他愿意从主子那儿接受这种非人的待遇。

戴笠自己为能够“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而感到骄傲。而在他的对手们看来，这种自负是戴笠狂热地效忠于蒋介石“有公无我，有我无公”信念的表示。就像所有专制政治的奴仆一样，戴笠是一个强和弱的矛盾结合。他作为蒋介石内部圈子里的人，大权在握。然而他对蒋的谦卑、对领袖的服从，最终又证明了他个性上的软弱。

戴笠是最受总司令信任的下级和警卫，只听从总司令的命令。他替总司令作内部调查工作，并负责总司令的警卫。戴及其无处不在的特务组织，被认作是中外之间非正式“业务”成交的媒介，而且其效率很高。（***在重庆的联络人周恩来曾说，戴笠通过他的秘密组织控制着军事通讯、财务及外交事务。）……他的秘密警察组织在当时被用来抗衡“CC”派系控制下的党部警察，具体体现了总司令控制国民党最基本的政策原则之一，即在各势力之间通过制约达到平衡。他是后来国民党专制倾向的具体象征。

作为蒋介石独裁的具体象征，戴笠也代表了国民党政府里最强大的组织之一——军事调查统计局。

1943年美国武官这么形容军统（MSB）：

这个组织并未列在中国政府机构的名单上，然而它却是中国最强大最重要的组织之一。它是中国军队内高层次的领导机构。它的领导戴笠先生（将军）也许比其他军事委员会成员具有更大的权威。实际上这个局是中国的特务机构，并且据可靠情报，它拥有20,000以上的男女成员。它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打击***活动。不过所有的间谍和情报工作都是在它的领 导下进行的。它的许多活动与军事行动委员会情报科有重复，而该科的副科长与这个局有直接的联系。该局还控制着上海和国统区以外其他地方的中国特务。戴笠是蒋介石原黄埔军校的军官之一，他通常被称为“将军”，但是据说他并没有正式的军衔。消息灵通人士说，在今天的中国，除总司令以外，他比任何人都要有权力。他被认为是唯一一个能与蒋介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见面的人物。

所以，很难将戴笠作为中国最强大的秘密警察之一的头子所具有的个人影响与他和蒋介石之间的密切关系分开。在众人的想象中，他至少代表了独裁的阴暗面；如沈醉所说，他是总司令的一把利剑，而在百姓的眼中则是蒋的刽子手。事实上，戴笠可能享有的独立性来自于他本人所具有的威慑力，但是反过来说，这种威慑力几乎全来自于他与蒋的接近——加上他那些众所周知、无所不在的耳目与爪牙。

像所有的警察头目一样，戴笠的威慑力来自于人们相信他的人无所不在。在中国和外国均有人认为：“众所周知，军统是中国的秘密警察，而且比起世界上任何间谍网来，它在特

工人员的数量上要更加庞大，在地理覆盖面积上要更加辽阔。” 1946年，美国军事情报机构估计戴笠有18万便衣特工——其中4万人全天候地为他工作。这些着特别制服和军队制服的特工人员包括：7万武装游击队，2万别动军，以及美国海军认为具有15291名士兵的“忠义救国军”和在中国沿海为数4万人的有组织的海盗。这些加起来总数有32�5万的实际或潜在的人员在为这个秘密警察的头子效力。

一篇提到戴笠是“中国的间谍大师”的文章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情报人员在活动，这些地方包括：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福摩萨、暹罗、马来半岛、南太平洋群岛、锡兰、缅甸和印度。

到了战争的后期，戴笠的特务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战略上都可以说无处不在。他们在马尼拉有城墙环绕的区域里发送气象预报，一直到麦克阿瑟登陆。他们在南京、汉口及所有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城市内组建警察部队。日本人发现这些警察愿意合作，便让他们照常管理，却不知所有中国的警察都是戴笠的人。他们在日本空军内有一个单独的傀儡飞行队，接受秘密命令，将日军的轰炸机于9月15日转交给戴笠在西安城内的组织。而且在整个战争时期，在日本本土的东京皇宫里就有戴笠的特务。�

美国的读者——公开的与秘密的——对有关戴笠无所不及的特务网络的例子十分着迷。据报告，一位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上尉在回到他坐落在福州西边的住宅时，发现他的翻译正在与两位身着深色长衫的陌生人说话，那两人一见他进来便离开了。这翻译浑身吓得发抖地告诉他这两人差点儿杀了他，因为他回到上尉的房间时正见他们在翻上尉的东西。他乞求上尉保护他。当上尉责怪他莫名其妙时，他又开始发抖，并说：“不，这不是莫名其妙。他们是老板的人。”这位军官回忆说：“于是我一夜没睡，整晚在膝盖上架着把该死的冲锋枪，因为那两个来访者是‘老板’的人。”

另一个美国情报官在日占区执行秘密任务时路过一个小村子，在当地的客栈下榻。他与客栈老板一起喝着地方酒并成了朋友。于是这位美国人冒昧地建议他们去搜索所有顾客的行李。说到底，这难道不是客栈主人的“老板”要他干的吗？后来，当他们在醉意下搜索了旅店的其他房间后，美国人说他原以为这个小村子对于安置一个常驻的秘密警察特工来说太小了点。“多小没关系”，据说那店主这样回答，“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老板的特工。”

当然，在一村一屯安插特工并不足以使戴笠赢得他所得意的普遍恐惧。他在外国人和中国人眼里的形象部分出于他残酷的名声。美国观察家认为：“许多中国人悄悄传说他用火车头内燃炉烧烤的方法来惩罚叛徒，而且他操纵了关押政治犯和其他犯人的集中营。”有些中国人，如蒋介石的对手李宗仁，他们对戴笠“作为一个聪明而含蓄的人”具有好感，但同时对他“笑里藏奸”感到震惊。尽管在他的组织里他偶尔会以漫不经心的样子出现，但据说万一有人不遵守他的纪律，他便残酷无情。戴笠的批评者们因此向外国人指控戴笠应对许多文科教授和其他进步人士的监禁负责，同时把他形容为“中国的法西斯分子”。

尽管他最终喜欢施刑，残酷本身却并不是他那威慑力的关键所在。他虽然杀了很多人，但并非病理性的虐待狂。他自己也并不喜欢这么做。他对杀手们下令行刺时，通常总是略与计划保持距离。他无疑为自己能在远距离外置他人于死地的权力有种变态的快感，但这正是一位神秘的复仇女神不可遏止的满足所在：死神既遥远又近在咫尺。于是，戴笠保持孤僻和神秘的能力使他变得无法预测，于是在人们的眼里变得更加奸诈危险。

他许多让人费解的特点与他不让人察觉他在场及保持隐名埋姓的奇妙能力有关，部分也与他不愿被拍照有关。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戴笠特别刺激美国记者们的想象力，因为他完全符合他们把他当做现代的富满洲大夫的形象。

戴笠被认为是经历过战争的最神秘的人物。但那些知道他长什么样的中国人通常不这么看。据说近四亿五千四百万的人从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他从不公开露面，也不让记者采访，而且几乎从不让人给他照相。

《柯莱尔斯》杂志管他叫做“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据说戴笠是个“具有可怕权力和声名狼藉的人”，他从不接受照相或采访。

戴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甚至在政府官员里，都很少有人认识他；很少有他的照片。他在受到一些人赞赏的同时，又被很多人深深地仇恨和惧怕。�

一个中国官员在提到他时说，他“制造了这么一个幻象，好像他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

而且，他无疑总是力图隐藏自己的踪迹。在二战时期的重庆，他一个人住——除了他的警卫们和连他在外就餐时都替他采购、烹饪和尝食物的白发仆人贾金南以外——这个秘密警察的头目故意地随意往返移动于三个住处间：曾家岩151号的公馆，上清寺康庄3号的一座小洋房和在神仙洞的另一座公馆。就在重庆城外，他在杨家山占有一座公寓，在松林坡有一幢房子，在歌乐山中美合作所总部的大礼堂后面还有一个临时的客房。他在西安、兰州、成都、贵阳和衡阳也各有一个秘密住宅；战后他又秘密地在上海、南京、汉口、天津、青岛、北平、郑州、福州、厦门和苏州买下了一些秘密住所（在那里他总放置一两部随时备用的车）。

几乎没人知道戴笠准确的近况。他在中国到处有住宅和藏身之地，而他的路线和去处总是隐瞒着的。一个跟他一起旅行的美国人曾经告诉我“他从来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从这一刻到那一刻将去哪儿，而且他在去任何一个地方之前，总是播散谣言。说他要去X地，然后他总是去了Y地”。在城市里他的人总给人打电话说他上路了，他们知道这电话会被窃听的；与此同时，戴笠去了另一个什么地方。正因为有窃听，所以他禁止他的办公室在电话上为他安排约见。美国人发现，他们约见他的要求必须封在信封里，而且答复也是以同样的方式递交的。

他甚至能在别人的面前隐藏自己。记者爱泼斯坦回忆起在他去延安采访***之前国民党为他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由被美国人认为最受蒋信任的何应钦将军主持，国民党的日本情报专家王本胜也出席了，还有董显光。只是在会议结束时爱泼斯坦才记得还有第四个人在场，他在屋子的后面几乎没被注意到。那人黑黑的皮肤，胡子拉茬，虽然不见得阴险，但在爱泼斯坦看来有副癞蛤蟆样，他自然就是戴笠。

深色的皮肤也是他给别人包括他后来的副手“玛丽”梅乐斯留下的强烈印象。

从外表上看戴笠在许多美国人眼里与其说是中国人不如说是拉丁美洲人。他矮个子，壮实，深色的皮肤。有人说“他有点像巴第斯达”。他在战时穿得很普通：通常是黑马靴，普通的蓝制服，过时的欧式帽子。他外表中最突出的是他的双手。“它们奇怪但可爱”，一个美国人曾经这么对我说。“它们不比我的三个手指更大。你见他坐在书桌前，穿著丝织的中国长袍，脸上挂着狡诈的微笑，突然出现了中国瓷娃娃般的手。假如你在这之前就以为他是一个残酷的人，他此刻就显得更加阴险。”�

别人既能感到他的外表古怪畸形，又能感到戴笠为这个特点而骄傲。他衣着的暗淡单调更增强了这一点，同时使他更能有意地隐名埋姓。正因如此，尽管他经常大宴宾客——尤其在重庆，他在公馆的马殿或虎殿里的宴会在美国人中以其精致的餐具、绝妙的咖啡和拿破仑白兰地而闻名——但他的生活其实相当简单。

比如在南京时，他以对自己的生活条件不在乎而出名。他在鸡鹅巷53号的房子里用的是草织垫子而非地毯，他在上海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租的一座两层楼房子也非常普通，跟当时他的那辆小斯特德贝克车一样不起眼。于是，虽然有人认为他发了大财，尤其发了战争横财，然而另外一些人认为他除了在与他人，包括手下人做交易以外，他从根本上对钱不感兴趣。

一般人认为戴笠财产数额巨大，然而还是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他宣称为蒋介石政府无偿工作，这使他的个人收入变得非常神秘。有人说他的收入来自与敌人的秘密交易。美国空军飞行员曾说是来自鸦片，说他们曾从西面的成都起飞把水银运往北方各省来换取鸦片，然后交给戴笠。但正如其他人指出，蒋介石对任何与鸦片有关的人和物都毫不留情，而戴笠对蒋和他的各项原则的忠实向来是无可指责的。 �

据梅甘主教记载，戴笠作为反走私机构的头子（当时挂名在财政部下），他所处的地位使他极容易了解（并获利于）非法交易和走私活动。然而，对当时中国的情况信息十分灵通的梅甘认为，戴笠自己并没有卷入任何这类活动。

戴笠对机密和匿名的执迷使他的权力带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所谓的刀枪不入。《柯莱尔斯》杂志的那篇使他在美国传奇化了的文章一再提到戴巧妙地逃脱逮捕、定时炸弹及日本人的捉拿：“戴笠无懈可击的说法很快就成为他个人传奇的一部分。”

另一个美国作家曾描述戴笠怎样“以其惯用的销声匿迹的方式”逃脱了敌人159个便衣的捕捉；即使在有报道说他死于飞机失事时，他仍然可能在与死亡游戏而不伤一根毫毛。 “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次戴笠的敌人想逮住或杀死他，而他一次次地捉弄了死亡，结果使他享有刀枪不入的传奇式名声。”

尽管戴笠孤僻诡秘，他仍在社会各阶层有广泛的熟人和朋友圈子。其中大多数人对他有用，这些人包括老警卫队的人，也有重要的军官、银行家、海外商人、上海黑帮和四川秘密社会的头子们。《苏报》和《甲寅》周刊的主编章士钊也曾是他的好朋友，在1946年戴笠的葬礼上他曾经也写过赞词。

有意思的是，他的一些朋友都是佛教或者天主教的教徒。在天主教徒中，戴笠的朋友包括中国的红衣主教田耕莘，法国在重庆的主教，还有中国天主教牧师于斌。其中他与于斌的关系可能包括业务上的接触。因为正是通过于斌，戴笠才得以在河南陕甘边界区的一个当地的天主教教堂里，开展起在军事委员会西北站控制下的情报收集活动。但是戴笠更大的朋友圈子则超出了简单的宗教或非宗教的划分，尤其是在他取得了名望后。他后来也同足球明星李惠堂，与招待会女王陈云裳，南京《救国日报》的头目龚德柏及京剧演员言慧珠建立了关系。

在上海咖啡馆社会的所有成员中，戴笠最臭名昭著的朋友是唐生明，他经常陪同秘密警察逛妓院和赌场。戴笠在上海的浪漫生活也是他面目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唐曾说：“戴笠是个奇怪的人，他简直离不开女人的魅力。”也许这就是唐生明为什么一定让他的妻子徐来把**明星胡蝶介绍给戴笠的原因。胡蝶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成了这个特务头子的情妇。

这些朋友，尤其是那些继梅乐斯将军关于中美合作所的回忆录问世后写出并在台湾出版的各种传记的朋友们，他们对戴笠的形象则有不同的描述。大批歌颂戴笠的书籍涌现出来，包括乔家才、毛钟新、刘培初等写的传记。一生致力于描述现代中国北方的《水浒》类英雄的台湾作家章君谷，在二手材料和对原军统官员采访的基础上编写了一部戴笠的传记，将这位秘密特务的头子描绘成一个“热忱的爱国者”，对领袖怀有“烈火”般的赤胆忠心。戴笠的头脑周密细致，冷酷无情地洞察到任何颠覆行为的蛛丝马迹，而对朋友和下级却待以慷慨宽容。在30年代后期，和戴笠接近的一位同事对章君谷这样形容这位秘密警察头子：

戴先生这个人，实在是极理智，而又极富感情的，由于他自小流浪，接触面异于常人的广泛，同时，又因为他勤勉苦学，读了很多的中国古书，所以他能将儒佛侠精神，兼而有之。戴先生的部属，对他无不既敬且畏，即使受过他的处分，人前人后，从不埋怨、怀恨，甚至于直到他死后22年的今天，也依旧对他毫无怨言。

戴笠所有的老搭档都强调他们的头目具有极强的记忆力和旺盛的精力。据说，他能够几天几夜不睡觉而一点儿也不显得累。而且即使累了，他也能立刻察觉出一个局势或一个人的动向，然后设法来充分利用局势。所以他手下的人相信，在任何情况下对这位秘密警察头子隐瞒真相都是徒劳，因为他能毫无例外地戳穿骗局。

而且，他斩钉截铁的领导作风和雍容大度的气量，一再证明了他的果断、左右局势的能力和才干。

国民党将军胡宗南用这样的话概括戴笠的个性：“雨农，这位自负为孙悟空的人，认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来，几乎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他最大的长处是深谙人情世故，最大的缺点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

尽管对戴如此谨慎地进行描述，人们还是无法将他在国民党拥护者眼里的英雄形象和他在死敌***中间的名声对上号（他的许多拥护者甚至认为，如果他没在1946年3月17日坠机事件中死去，中国***就不会在内战中取胜）。我们曾在《红岩》里见过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戴笠和军统的军官们是残酷无情的虐待狂的描写。戴笠一死，左翼记者们立刻指控戴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袖这类杰出的政治***，强奸和折磨了无数个手无寸铁的妇女，并屠杀了成千上万反对蒋介石野蛮独裁的中国青年。

“秘密世界是一个病态的世界，它对那些为自己的真实身份感到疑惑的男女们具有诱惑力，他们只有在秘密的遮盖下才感到安全……这将他们与一个由理性因果关系组成的实际的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许会使他们以为由于自己了解了他人不知的事情，就有能耐不受常人所受的限制而为所欲为。”每当我们提醒自己这一点时，对戴笠的这些截然相反的描述便无疑会产生怀疑。

而秘密世界的特殊性可能正好解释戴笠充满疑云的形象，但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不应当使我们放弃去了解戴笠的义务，因为他起码代表了现代中国意识的某一个具体方面。特别是，在一场中国革命推翻了帝制，而另一场革命即将来临，如果我们把戴将军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只当做那个时代精神的一个折射，那么这个努力就不应当是个夸夸其谈的任务。那些政治动荡产生了一个由地下社会的残酷实践所导致，且饱受即将来临的震颤的革命想像力刺激的暴力文化。在所有这些历史的曲折中，戴笠只是他那个被扭曲了的时代的一个粗糙反射而已。

（二）指贫贱的故人。周处《风土记》：“越俗性率朴，初与人交，有礼封土坛，祭以犬鸡，祝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乘马，他日相逢君当下’，言交不以贵贱而渝也。”孔平仲《送张天觉》诗：“万事倏忽如疾风，莫以乘车轻戴笠。”参见“乘车戴笠”。

参考网站http://baikebaiducom/view/25766htm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主要的负责人是陈立夫；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主要负责人是戴笠、毛人凤；

两者都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特务组织，中统为国民党中央情报处组织，军统为军事委员会的情报组织。中统和军统的权利哪个大，这个还是主要按照历史时间的发展，到最后成为军统独大的情况，简单来讲就是军统的权利要大于中统，为什么呢？请看下面的一些简单分析：

事实上，所谓中统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既是国民党CC系***陈果夫、陈立夫所控制的一个全国性特务组织；也是国民党党务部门所控制的一个特务机构，陈果夫、陈立夫在当时的中华民国属于四大家族之一，在经济上占有着相当强的垄断地位。

所以，刚开始，也就是在四十年代以前，中统的势力是非常庞大。因为，当时国民党的各级基层党组织，实际上都是中统特务网络的延伸，即：在各省市、各党部内成立了中统“特务室”，在上海、南京等地设立了中统秘密“行动区”。甚至，许多基层党部的负责人，本身就是中统的基层负责人。所以，在1927-1937年的十年时间里，我党的秘密战线的损失基本上都是中统干的，包括顾顺章的叛变等。

当然，如果我们要是回首其成长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步一步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它的前身是由一些CC系分子在1927年和1928年之间组成的一个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然而，当到了1937年的时候，这个党务调查科却又被合并到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但继续由CC系分子徐恩曾出任第一任处长。

此后，1938年3月，由于恰好正赶上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当时，经过国民党首领蒋中正的提议，就以这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为基础，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局。成立之后，国民党CC派领袖陈立夫和陈果夫两兄弟自然是格外高兴，他们一方面大力推动以各级国民党党部为主要阵地的中统基层组织的筹备工作；

另一方面则积极在各文化团体和大专院校、重点中学建立了一个广泛的中统“党员调查网”，并以此为基础，对一些革命的进步组织不断予以打击。当然，无论怎样变化，历任的中统局局长几乎都是由国民党的CC系核心成员担任。其中的陈立夫、张厉生、朱家骅等人都曾经担任过局长；徐恩曾、叶秀峰、顾建中，邹学峻、季源溥等人也都先后担任过副局长。

然而，在后来，进入到了抗战时期以后，由于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对象开始有所改变，也就是，从以对付我党为主逐渐向对付日本侵略者转变，而就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中统的政治地位开始日渐下降，直至到了1947年改名为党员通讯局，到了1949年又改名为内政部调查局。

当然，“花开两朵，单表一枝”。话说到此，我们再来看一下“军统”。它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其成立的过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最先，是在1932年3月，当时的蒋中正曾经成立过一个“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并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希特勒的“褐衫党”，成员均穿蓝衣，因此又被称为“蓝衣社”，下设有中央干事会和中央监察会两大主要机构，而干事会的下面又设有人事、组织、训练、宣传、特务、总务等处；其中的特务处就由后来大名鼎鼎的戴笠担任处长。

此后，等到了1938年的时候，伴随着CC派领袖——陈立夫出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之机，蒋中正就借口抗日战争时期已经是国难当头，为了进一步防止敌谍和汉奸的破坏活动，提高工作效率，把原隶属军委会的特务机关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组。其中之一，就是又正式成立了一个隶属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至此，军统特务组织正式走上了中国政治的舞台。并且，军统组织名义上是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兼任局长，实际上则是由任副局长的戴笠掌握实权。

于是，此后军统组织就在抗战时期得到了重大的发展，以至于到了最鼎盛的时候，不但在全国各地都设有办事机构外，还密切掌控着全国的警政机关，并拥有“忠义救国军”“别动军”等诸多特务武装，甚至，可以说是盛极一时。此外，戴笠还先后又掌握了运输统制局监察处、财政部缉私署、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财政部货运管理局的大权，以及交通警备司令部九个团的交警和上万人的缉私武装。其中，当时作为财政部税警总团第二支队上校司令兼第四团团长的孙立人将军就差点成为了戴笠的手下。

在整个抗日期间，我们不容否认的是，由于戴笠本人是一名坚决的抗日主义者，加之，他平生最恨汉奸，所以，军统局曾经多次派出特工刺杀投日的汉奸和叛徒，比如，刺杀张啸林、唐经，以及刺杀未成的殷汝耕、季云卿、汪精卫、周佛海等人。而隶属其指挥的各个军统“游击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队”也经常深入日寇占领区进行广泛的游击战，有效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同时，作为在业务上有着竞争关系的两大特务机关，中统与军统在争夺秘密工作的主导权上，的确曾经进行过长期的明争暗斗。然而，尽管中统局成立较早，陈立夫、 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徐恩曾等人也都很厉害，但正因如此，才有了权高震主之嫌疑，所以，后来在蒋中正的暗中调控下，军统组织就逐渐成为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当中的一枝独秀。

所以，可以说，同为特务机关，为何军统特务就要比中统特务更要厉害呢？其实还是由于军统的首领——戴笠是蒋中正的唯一心腹所致。

扩展资料：

在抗战之前，中统的势力非常大。中统的实际控制人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本身在国民党内具有强大的势力。当时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可见陈氏兄弟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因此，国民党的各级基层党组织，都是中统的特务网延伸。

但是抗战期间，由于大片国土沦陷，沦陷区内的国民党基层机关基本上都被破坏，中统势力大为缩水。再加上陈氏兄弟并不如戴笠一般对蒋介石唯命是从，中统所获资源也渐渐不如军统，因此，军统势力在成立后期逐渐大于中统。

军统全称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加强集权，黄埔生贺衷寒、戴笠、郑介民、康泽等人组织了一个以军人为主体的复兴社（又称蓝衣社）。1932年，在复兴社内，又设了力行社，并设有一个专门进行谍报活动的特务处，戴笠任处长，这就是军统的前身。

1937年，力行社特务处与特工总部合并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军统下辖两个处，第一处负责党务，第二处负责情报。戴笠自军统局成立以来任副局长，实际主持军统工作。直到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去世后，方才由毛人凤接任局长，1947年军统局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军统局的组织形式是局-区-站-组-队，军统局的特务也是遍布全国。

抗战爆发后，尤其是40年代之后，由于抗日战争的需要，军统的地位不断上升。除了针对***及民主人士刺探情报，军统在抗日战争期间，刺杀汉奸日寇和刺探日军情报，亦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抗日战争期间，在戴笠的领导下，军统达到了极盛，仅特工人员就高达5万余名，甚至还有自己的军队，戴笠也因此被称为国民党“特工之王”。

作为国民党的两大特务组织，军统和中统从来没有和睦相处过，两大特务组织互相仇视，甚至出现过杀害对方特工人员的行为。可见，两大特务组织的争斗已进入白热化。当然，1949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两大特务组织纷纷改组，蒋经国接手国民党情报机构，中统和军统（保密局）也彻底烟消云散。

参考资料：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_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_

戴笠，原名春风，字雨农，江山保安乡人。六岁丧父。

民国2年（1913）毕业于原江山县文溪高等小学校。

次年秋考入杭州省立第一中学，两年后被学校开除，浪迹杭州、宁波、上海等地。

民国6年，曾在浙军周凤歧部当兵。

民国10年，在上海结识杜月笙，结为把兄弟。

民国15年赴广州，改名戴笠，9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北伐时，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骑兵营一连。四一二政变中，因揭发同学中20余名***员，得蒋介石、胡宗南等赏识，选为骑兵营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开始从事情报工作。

民国1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主持情报工作。20年底，蒋介石下野，戴笠组织“联络组”，继续效忠蒋。

民国21年1月，蒋重返南京，成立特务组织--“中华复兴社”，戴笠任特务处长，向蒋表示：“决心效死，义无反顾”。先后杀害著名进步人士杨铨（杏佛）、史量才，爱国将领吉鸿昌。

民国24年，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后该科合并于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二处，戴任处长。

民国25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戴随宋美龄赴西安营救蒋介石。

民国26年，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5个支队，后改称“忠义救国军”，自任书记长、总指挥。

民国27年1月，奉蒋介石手令，乘山东省主席韩复渠赴豫开军事委员会时，将韩捕解汉口审判处决，受蒋重赏。同年，升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

民国28年初，曾化名何永年，经香港去河内，部署刺杀汪精卫。

1931年，戴会见美国海军中将梅乐斯，洽谈情报工作。次年设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与梅分任正、副主任，在全国各地从事特务活动，破坏民主运动和***组织，杀害大批进步人士和***员。

毛人凤（1898～1956）

中国国民党重要特工人员。浙江江山人。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1935年参加国民党复兴社，并任武昌行营办公厅第三科第一股股长。1938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主任秘书。后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副局长、局长，后去台湾。1955年任台湾“国防部情报局长”。

如何评价戴笠与毛人凤各位，此二人都是军统的代表人物。咱先说戴笠。据史料记载，戴笠名字取自“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乘马，他日相逢君当下”，意为交友不论贫贱；另一说法是全力辅佐蒋介石，让蒋乘车而自己戴笠步行。

据史料记载，他是军统的创建者及当家人，人称“特工之王”，在他的经营下，军统遍布各地，可以说政府、军队、机关、团体、学校等各个机构、场所都有军统人员在活动，军统鼎盛时期，在编人员约五、六万人，还有各种受军统指挥的武装力量，总计可达三十多万人。

戴笠军人作风较重，脾气火爆，办事雷厉风行，对部下经常呵斥。戴笠领导的军统时代，人员庞大，权力也大，凡事戴笠自己说得算。另外，戴笠深谋远虑，他知道位高权重是最高领导者的大忌，因此，他拒绝蒋介石要介绍他入党并当中央委员的要求，只是苦心经营军统，是职低权重。戴笠也只是少将军衔，死后封为陆军中将。毛人凤是职高权轻，军衔为上将，但到台湾后，情报系统实际已被蒋经国所控制。总之，戴笠在各个方面都强于毛人凤，因此，被撵到台湾的蒋介石曾说：若戴笠在，自己不至于被赶到台湾来。从中可以看到，戴笠的作用有多大，这是毛人凤与戴笠相比难以企及的。

至于毛人凤，据史料记载，此人文武双全。早年曾考入复旦大学，跟当时很多年轻人一样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四期（这一期出了很多厉害角色），当过戴笠的助手。戴笠1946年3月去世，一向低调的毛人凤得以继承。当时很多人反对，原因是毛人凤不是军统老人，也没有地方任职经历，甚至都没有独当一面过。坊间传闻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戴笠的提携，两人是同学、同乡、又有亲戚关系。二是他司马懿一般的性格，特别忍、狠、能屈能伸，别人打他耳光，他微笑自若；蒋介石拖鞋抽他，他说这是领导爱戴。毛人凤与戴笠是同乡，因曾经帮助过戴笠，戴笠便将毛人凤从一个小县吏调到军统，任主任秘书。在戴笠死后，军统改为保密局，他才担任的局长。

在品行方面，毛人凤为人阴险，颇有心机，深藏不露，人称“笑面虎”。戴笠号称“蒋介石的配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凭借一己之力创建神通广大的军统，名满天下，其人品也颇佳，甘为蒋介石走卒，在抗战中也立下不少功劳。另外，跟有家国情怀的戴笠不同，毛人凤品行较差，名声不好。而且，毛人凤领导的保密局时代，人员被大幅缩编，武装部队划归到国防部，近六万的在编人员缩减为一万余人，势力和权力都远不及戴笠。

毛人凤则是典型的笑面虎，能隐忍而已。

虽然都担任过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但是，显然，戴笠从各个方面全面碾压毛人凤。

第一，地位上的差距。戴笠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军统的创始人兼实际***。军统完全是由戴笠一手打造的，而毛人凤不过是戴笠的同乡兼下属罢了，戴笠去世后，毛人凤方才接任军统。创始人和继承人的差距，不用想也会知道有多么的巨大。

戴笠和毛人凤

而且蒋介石对戴笠的信任也远大于毛人凤，当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蒋介石曾感叹：“若雨农不死，不至于失大陆”。戴笠有没有这么大的能力暂且不说，但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对戴笠的信任。而此时担任国民党特务机关首领的正是毛人凤。

蒋介石

第二，实力上的差距。在戴笠的领导下，军统达到了它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巅峰。最强大的时候的军统，据统计，有特工人员5万余人，隶属于军统的军事武装，如忠义救国军、武装游击队等，高达30余万。同时，军统还掌握了关卡、税务等油水丰厚的部门，有钱、有枪、有情报，军统几乎成为一个独立王国。戴笠的情报人员遍布每一个角落，据说连阿根廷都有军统的特工人员。

国民党军统重要头目

也正是由于军统膨胀到令蒋介石都感到担忧恐惧的地步，戴笠死后，蒋介石对军统进行了拆解裁撤。而戴笠之死，至今仍是谜团，是否因军统过于庞大受到了蒋介石的忌惮也未可知。

而毛人凤担任军统局长时，军统已经被蒋介石裁撤精简，军统的实力已远不如戴笠时代。而且毛人凤接任军统时，已经是1946年，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短短三年间已经败退台湾，随着国民党地盘、势力的大幅衰减，毛人凤所统领军统（后改为保密局）的实力已经远远不如抗战期间。

毛人凤

第三，对军统的掌控不同。从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一直到军统局副局长、局长，长达十几年的时间，戴笠一直牢牢的掌握着这支特务力量，戴笠充分的学习了他的校长与领袖的用人精髓，军统的主要成员和干部，都是由戴笠所办的培训班一手训练出来的。而军统最核心的人员，则都是他的浙江江山老乡，号称“江山帮”。

毛人凤从接受军统直到到黯然下台、失去权力，不到十年时间，而且蒋介石吸取了戴笠时代军统势力过于膨胀的教训，军统此时已经不能不在是毛人凤的一言堂。尤其到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属意他的太子蒋经国接手国民党情报系统，毛人凤则迅速、彻底失势。

毛人凤和蒋经国

第四，历史功绩不同。虽然两人都曾双手都沾满人民的鲜血，但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敌后战场和情报战场上，戴笠领导军统与日寇展开了殊死搏斗。许多投敌的汉奸都遭到了军统的刺杀，军统也破获了许多关键的情报，例如日本偷袭珍珠港，就是军统最先破获的。

戴笠领导军统为抗战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据统计，牺牲在抗日战场上（包括情报战场）的特工人员高达数万人。而毛人凤则只是一个刽子手罢了，他面对和屠杀的，一直是中国人民。

戴笠

第五，连生活上，毛人凤都远不如戴笠滋润。戴笠利用自己的职权，私生活极为糜烂。民国时期著名的影星，号称民国第一美女的胡蝶，就是戴笠的地下情人。毛人凤比之戴笠简直惨不忍睹，连毛人凤的老婆向影心都是戴笠的情人，毛人凤头上一直戴着一顶绿油油的帽子。

戴笠和胡蝶

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的头子各是陈果夫和戴笠。

1、陈果夫：

陈果夫，名祖焘，字果夫，浙江吴兴东林镇人，民国时期政治人物，是国民党内右派。1926年，陈果夫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任中央组织部代部长 。

1929年，35岁的陈果夫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干部学校。两兄弟掌管国民党党务机构中统，至此有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陈果夫及其弟陈立夫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在大陆时期为蒋所倚重，负责国民党内组织及党务，有“二陈”、“CC系”之称。

2、戴笠：

戴笠因得到蒋介石的信任，长期从事特工与间谍工作，曾负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情治机关军统局并担任副局长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

其所领导的军统局行动，杀死、迫害许多异议分子、中国***及中国民主党派人士，日本人及与日本人合作的汉奸，甚至是中国国民党内蒋介石的政敌。

戴笠的个人成就：

戴笠在创建军统时，既运用中国传统的忠义观，也引进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无论多忙，每个培训班戴笠都会当班主任，就像蒋介石对于黄埔军校那样。

戴笠时常告诫部下，军统的历史是用同志们的血汗和泪水写成的。重要的是，死亡临头之时，要甘为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

戴笠常把军统比作一个大家庭，并用传统伦理以德相报，团结特工。戴笠向死亡的军统特工父母支付丧葬费，照顾他们的孤儿寡妻，有意地将军统局塑造成一个讲仁义的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