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识涵养的夫妻打架会少吗，什么样的夫妻不会经常吵架？

从理论上来说，有知识的夫妻打架应该会少一些吧！

因为有知识的夫妻，素质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处理事情的时候会比较理智，特别是有一些高学历的夫妻，会把吵架当做是一场辩论赛，他们会乐在其中，很享受这样的过程。

吵完架以后，他们会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又有了提升，对很多事情又有了新的看法和观点，而他们也不会因为吵架而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这自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即使是这样，夫妻双方至少有一方要懂得忍让和控制！

毕竟不是每一次吵架都会圆满的结束，在吵架快要吵翻天的时候，必须有一个人首先停下来，要不然就会酿成很严重的后果：打架。

一般情况下，不经常吵架的夫妻中总会有一个人是比较聪明，而且也比较理智，总是会在适当的时候停下来，给双方一个喘息的机会，这样就不会让事情闹大。

很多人都是因为冲动才会吵架的，而冷静下来以后都会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毕竟两个人吵架的话，双方一定都有错，只是不想承认罢了。

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夫妻之间。

所以说，这时候必须有一个人退一步，才能避免发生更大的冲突。而冷静之后的两个人，才能够理智的处理事情，好让这件事情圆满结束。

婚姻是需要细心经营的，不能一味的索取，真心的付出，多为对方考虑，才能让幸福维持下去！

两个人吵架可以肯定的说和文化程度没有什么关系。和读书多少也没有关系。而和两个人的基本素养的差异有关系。和两个人多事物的认识有关系。当然和两个人是否有包容心，是否能相互理解也是有关系的。

吵架只是结果，只是表象。吵架的原因就是彼此对某件事情发生了分歧，且互相坚持己见，不能理解对方，更不能包容对方。甚至于指责对方。

即使两个人读书相同的人，学历一样的人，也会吵架，也会明争暗斗，大打出手也是不鲜见的。这充分说明吵架和读书多少，文化高低没有关系。

还能怎么办？就这样呗，毕竟他们是你父母，这件事情又改变不了，有的时候不用太理会他们啦，毕竟生活不在一个时代，思想上是不可能要求他们能够跟上我们的想法啦，你多担待点呗，在家里觉得不开心，就出去闯闯呗，整天呆家里会烦的，

你父亲的这种情况是患上老年精神病了，就是老年痴呆的前期表现。我的父母都是死于老年痴呆，早期症状父亲是傻，我母亲就是老年精神病。

我的爸爸妈妈是养父母，他们没有孩子，在我不到一岁时，抱养了我，所以我没有兄弟姐妹，结婚后，因为我爱人工作在外地，所以我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一辈子没离家。

父亲的老年痴呆，是家族性的，他兄弟四个，三人都是老年痴呆，所以我们从他开始有老年痴呆症状，就不觉得奇怪，心理上我们都有准备，他是75岁以后，开始精神异常，说话颠三倒四，捡破烂，因为我父亲没病前，是个性格非常好的老实人，平时什么说道也没有，得病后经常与我妈打架，没什么正经事，我耳聋，也不知道他俩因为啥，总打架，我妈就不管他，实在没办法，那时他大小便就不能自理，经常拉在裤子里，因为家里没有别人，我母亲那时也有老年痴呆前兆，但我们不知道，也没想到，正好那时厂里都在下岗，我就45岁提前病退，回家照顾老人去了。

父亲的病进展的比较快，不到三年基本就傻了，什么也不明白了，又过一年多就去世了，他主要是精神异常很快就傻了，精神病的症状不太明显。

我母亲，年轻时可以说脑子特别好，虽然没有文化，但是特别精明，一辈子性情刚烈，脾气大，我们万没想到老了也患上老年痴呆，她的症状主要就是老年精神病，而且起病早，病程长，前后十多年的时间，开始时就是不讲道理，自私，无缘无故找茬打架，跟谁都打，和我父亲打，不伺候我爸，和我们打，说我们偷她东西，锅碗瓢盆都藏起来，不让用，反正啥不讲理的事都干，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是病态，那些年把我和丈夫一天气的真是死的心都有，逐渐的发现她记忆力不好，啥都忘，我们才醒悟她是神经出了问题，这以后就看出她是老年痴呆了，这个过程能有十年，疯疯癫癫逐渐也变傻了，所以老人，特别是高龄老人，一旦精神异常，就是无缘无故瞎吵闹，不讲理，偏执，忘性大，不讲卫生，贪吃，自私，一定要想到这是老年痴呆的前兆，因为是病态，家里的亲人不要跟他一般见识，知道他病了，他的那些非常之举就没什么可生气的了，家人要做好准备，今后你们有一个漫长的岁月，很难的，就是他彻底傻了之后还有最少三年时间，需要家人细心照料。

以上都是经验之谈，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八十岁易爆易怒的老父亲，怀疑你老妈天天和你妈吵架，我告诉你，你老爸早已经患上了老年精神病了！我的一个街坊老伴天天骂他，半夜上厕所坐在坐便上也骂，天天怀疑老伴有外遇，。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聚餐，上桌后不到五分钟，就开始说她老伴有外遇，破口大骂！其它人还在劝她，我一看就知道，根本不是老太太变得爱骂人，就是精神上出了毛病，第二天去医院一检查，就定为老年人精神病。我还有一个街坊，老夫妇都是八十多岁了，老头儿有了老年精神病，把老伴赶出了家门，老太太没有办法只能到外边租房子住。老太太不放心，有时会回去看看他，给买点东西，给他，他也不让老伴进门。儿子去看他，他也不让进门。

所以，你领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吧！平时多关心一下，了解一下他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了解他的兴趣爱好，帮助走出老年的困境！

看到这个问题我不由笑了，朋友的老妈今年79老爹82了脑梗卧床20年，前面几年她老妈一直一个人伺候着，朋友弟弟在部队上她自己怀孕生孩子也没帮上什么忙，后来请了住家男保姆虽然换了几茬但还算平静，大概三四年前朋友曾气急败坏的吐槽老爹一年换了7个保姆，各种找茬无理取闹说男保姆和她妈净嘀嘀咕咕不正常，不准他妈和保姆说话，不能一起吃饭看电视，晚上她妈的卧室门必须锁住气的她妈哭天抢地要死要活的之前十几年都年轻时没事的，咨询医生是长期病人心理上的偏执没好法。朋友只好和自己先生照顾着家政那里一听她家就为难摇头多给钱也不干，俩人还得工作啊老爹说我养你们我7千工资，朋友气乐了也就够请保姆的钱老爹觉得自己是金矿了，最后一家人商量俩老进了养老院，几年来还可以每周接出来吃饭看景身体心情不错。

怎么办？只能哄哄他呗。

我徒弟婆婆八十多岁，整天怀疑人家偷她东西，一次邻居去家看看她，她怀疑人家把她家水偷走了，非要去邻居家把水要来，邻居只能哄她端了一盆水还给她，邻居都能哄她，儿女摊上父母这样更得哄了。

这个问题真是个大问题，以我之亲身经历所见是这样的，我的老母亲八十多岁了属于暴躁易怒型，而我的老父亲九十多了属于忍者神龟型，只要母亲一发怒又吵又打时，父亲总是不还手，然后出门外面避几天，这样来来回回几十次，后来母亲有所感悟，也就收敛多了，现在老俩口基本挺和睦的，也算相儒以沫，白头携老，子女们也平安无事了，家和万事兴吗！

是老年病，有的老人还会怀疑儿女偷他的钱，还说各种不着边际的话。我老妈今年89,也经常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比如有次哥姐们去给老爸上坟，她'在家说墓地着火了，火可大了。还有时说家里养着鸭子让姐姐帮着去喂，这些都是没有的事，还有很多事情，都是她自己臆想的，这就是老年人的一种病。

如果老人年轻时脾气挺好，那他很有可能是一种病态。这种老年人病态的原因，又分为心理的和生理的两种。但不管是哪种情况，你们最好带他去看医生，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如果老人年轻时就脾气很大，或者疑心很重，可能医生也没有好办法解决。作为病人家属，除了“忍、忍、忍”，真的没有什么良策，在这方面我有经历和经验。

其实和任何人相处都应该是同样地原则。都要利他主义。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许多人没有幸福感。因为大家都冷漠，都自私。彼此之间感觉不到多少真诚。所以大家都是一副冷漠示人，大家都想被面具遮住了表情，显示不出真心。

文化只是别人读书的多少，并不能代表这个人是否友善，是否奸诈，一切都不能以读书多少来论。明白了吗？

如果说圈占农村的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料，迫使农民成为廉价劳动力，是经典的圈地运动；那么，在精神层面将农村掏空，使农民渴望城里的生活方式，并主动抛弃农村的传统与价值，可以称为精神圈地。正是在两种圈地方式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农民无处可逃，又无处可去，只能通过外出打工勉强生存。这种恶性循环给农民工带来了一系列残酷的生活体验，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愤怒和反抗的政治。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高兴不起来。不管我到哪里，我都无法让自己平静，无法让自己心理保持平衡。

——一个32岁的打工仔阿辛的自述，他在一家为迪斯尼供应玩具的工厂工作

如果说第一代工厂女工曾经历过折磨、焦虑和身体痛感，并像女工阿英那样尖叫，将自己的身体变成武器用以对抗一个时代，那么在新世纪初，第二代农民工已经下定了决心要采取行动，要开展集体斗争。

中国新工人阶级日渐复杂的斗争已经到了第二代工人。爱德华·汤普森（E P Thompson）在其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写道：阶级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取决于主观能动性，也取决于客观条件，它体现了历史性关系的概念。世界劳工史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形成与成熟往往在进入工业城市的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中得到实现。打工生活中的折磨、困难和不满的极限并不会在第一代工人身上出现，而是会降临在之后的几代人身上。这就是无产阶级化的进程，它通过剥夺农业劳动力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将他们转化为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事实上，这是一个贯穿于世界资本主义历史的主题。

在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和工业化社会的过程中，它重现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中国之所以是特殊的，便在于其无产阶级化过程是独一无二的：为了将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纳入全球经济，农民工虽然来到了城市，却不能留在城市生活。因为新工人阶级被剥夺了在工作之地生活的权利，所以对他们来说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两个极不相关的过程。总之，是城市生产和农村再生产之间的空间分离形成了中国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过程。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历程（或者称其为半无产阶级化），它导致第二代农民工对自身越来越深的不完整感，也就是说，变成“农民工”（工业社会下的“准”工人或者“半”工人）。被不完整感所困扰的打工者，经常性地陷于一种生理和心理意义上的流浪状态。在我们过去十年在深圳、东莞研究中，几乎所有的工人——大多数年龄在16岁到32岁之间——都有着工作一年或一年不到就跳槽的经历。大多数人已经在城市里工作了好几年，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认为他们有机会留在城市。对第二代农民工而言，城市和工业文明的大门仍然是关闭的。农民工无处可去，也无处可回，就像一首工人诗歌所表达的：“你说你的生活注定要流浪”，你选择了打工这条路，就注定成为什么也不是的结局，因为你既不是一个农民，也不是一个工人。你将永远是农民工，陷在农民和工人之间的某种人——一种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社会身份。

阿辛的故事：阶级的内伤

阿辛生于1977年，在改革时代长大。1998年第三次高考落榜后，阿辛不顾父亲的反对，决定放弃复读：“我知道有人复读了七八次都没有成功，最后崩溃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也许我应该试试其它出路了”。阿辛还因自己一直依靠妹妹的经济资助而感到羞愧。阿辛的妹妹1994年初中毕业后就去深圳打工了。

外出打工不仅能够挣钱养家，还能培养一个人的个人独立，帮助他实现自由。农民普遍渴望能进城打工、追求自由，这种渴望在新一代人口中愈加强烈。在中国，无产阶级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驱动的。阿辛出生在河南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子，村里几乎所有达到劳动年龄的人都外出打工了，有十多户甚至举家迁到了外地。

1998年，阿辛终于在深圳的一家小工厂里找到了工作。这里的劳动条件与其它工厂一样残酷。试用期结束后工资涨到每天8块钱。这家小工厂负责生产电视天线转换器，在这里阿辛每天从早上7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比高强度的劳动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监工对待工人的方式。有一次，监工让阿辛去搬地上的一个焊接器。焊接器才刚刚融化，所以温度非常高。阿辛是个新手，并不知道其中的危险，没戴手套就去捡那个零件。结果所有的手指都被严重烫伤了。阿辛回忆道，“当时监工就站在旁边。他哈哈大笑，眼睁睁地看着我受伤，而且根本不帮我处理伤口。他笑完之后又命令我去做其它事情了”。在这家工厂干了七天后，阿辛被解雇了。

改革赋予了这一代人流动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是为外企工作还是为私营企业工作。改革让这一代人释放了改变自我的渴望，但是为了实现这一渴望，他们不得不向工厂老板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已不再是秘密。改革的辩证之处就在于：改革一方面解放了农民，从而将他们变成了劳动力；另一方面改革却又限制了农民在工业城市中的自由。阿辛可以自由选择离开或者继续工作。但是他一旦开始自由选择，马上便发现失去了前进或后退的自由。他是城市中的陌生人，一个永久的过客。他很快便失去了“家”的感觉，感到自己无处可去。

阿辛继续向我们讲述他在工厂里的第一份工作：

到了第七天，几个一起工作的老乡实在受不了了，打算辞职。他们中有人叫我一起走。但我没答应。我想继续工作，直到领到工资为止。我们在车间门口谈了大约十分钟。后来老板看到了，然后跟监工说了些什么。当我回到车间时，监工什么也没问就对我说，“明天你不用来了”。然后我就跟给我介绍这份工作的老乡说我被解雇了。干了七天他们本来应该给我49块钱的，但是却一分钱也没给我。老乡说，“你还敢要钱！没被罚钱就不错了”。

阿辛干了七天，什么也没拿到就带着行李离开了工厂：

那段时间我没有暂住证。我在大街上流浪，都不敢走大路，也不敢走小巷，怕被抢劫。晚上我无处可去，只能去**院……过了11点，**院就开始放夜场**，门票只要3块钱。于是这个可以容纳100人的放映厅就成了四五十人睡觉的地方。有时睡觉的人太多了，甚至连腿都伸不开。到了早上6、7点我们就必须离开了。就这样我在**院里睡了20多天，直到找到下一份工作为止。

阿辛的故事代表了大多数农民工第一次进城打工的经历。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工作的女工阿敏说“我从第一份工中学到的是，我们是没有自己的权利的。老板有权要你走，但你却什么权利都没有”。

不归路——新形式的圈地

“跳、跳、跳，有人说我跳的是生存的舞蹈

跳、跳、跳，我们跳的是疼痛和愤怒……

是谁将我们的人格、尊严……

这些细骨伶仃的胳膊拧下来

在异乡的土地上无助地蠕动、挣扎“

——《再写蚱蜢》一位年轻的工人写于2006年

2000年春，在深圳打工两年后，阿辛决定回老家。他告诉我们“即使每天努力工作，别人还是不把我当人看。在城市里我看不到未来。我还能指望什么呢？我没有钱，也没有其它东西可以依靠。我宁肯回家”。阿辛在城市中无立足之地，他看不到继续待下去有什么未来或前途。

两代工人阶级一直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是外出打工还是留在农村。根据200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关于返乡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查，在28个省的301个村庄中，返乡农民工占到了外出打工农民工总数的23%，而在返乡农民工中，16%的人参与创办了农村企业或者开始务农。

阿辛向我们讲述了他当年回乡的情景：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村里正忙着播种。我为脑中盘算着的计划而感到兴奋。我承包了一块荒地，准备做点事情。甚至到了晚上我也睡不着觉，脑子里总盘算着我的计划，如果我能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就能发财，就能向父母和其他村民证明回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阿辛开始动员亲戚和邻居，有人为他提供拖拉机和劳动力。他大概能得到20亩的可耕地用于自己的创业计划。阿辛决定种西瓜，因为这种水果便于管理，在市场上也很畅销。然而，就像农村经常发生的那样，天有不测风云。由于连日大雨，西瓜过快地成熟，甚至来不及出售就已经烂在了田里。阿辛的父亲很有经验，他深谙农业生产和市场波动的风险，所以从一开始便反对阿辛的承包计划。他背着阿辛劝其他人撤回土地。仅仅几个月的光景，阿辛就花光了几千块的积蓄。

阿辛的这种经历决不是个别现象。在那些决心回乡做点小生意的农民工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最终回到了农村。而在那些最终返乡务农的人中，我们在深圳和东莞见到的大多数以失败告终。

阿辛别无选择，只能再次离开老家。这次回家他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也只能将痛苦深埋心底，只身再次来到深圳。在开往深圳的火车上，他无意中得知在深圳做模板很赚钱，于是就进入了一家生产手工艺品的工厂，每月工资800元。试用期结束后，工资有所增长。在这家工厂干到第三年（2002年）时，阿辛一个月已经能拿到1700块了。有时加上加班费还可以挣到3000块。

阿辛能够成为熟练的师傅并拿着较高的工资，可以说是十分幸运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从没在工作中得到过快乐。如果说追求物质回报是工人阶级的共同诉求，那么对于阿辛来说，这种诉求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工作对于阿辛来说已经失去意义感，并在他的生活中造成了裂痕：“不管在哪工作，我都不快乐，我的心永远不能平静下来，我总觉得应该干点大事”。

摆在第二代农民工面前的选择非常有限：“当我出来打工时，我很想家。可当我回到家时，我又想出来打工”。只有一小部分农民工愿意回乡发展，但跟阿辛一样，他们回不去了。大多数第二代农民工都已意识到，回到农村“无法发展”，他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于农民工来说，“种田没有钱赚”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事实上，他们盖新房的成本，结婚、教育和医疗的开销，以及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支出，全是打工时赚的钱。除了三餐外，劳动的社会再生产，包括住房、穿着、教育和医疗，几乎都得依靠他们打工赚的钱。

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农村都被掏空了。第二代农民工成长于一个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时代，他们的眼界更为开阔，对于染什么颜色的头发，穿什么款式的衣服更为津津乐道，但是他们一旦踏上打工之旅，就很难找到回家的路了。十几、二十几岁的农民工，不论男女，通常都不知道家里有几亩田，不知道种田能赚几个钱。他们更渴望想尽办法留在城市。他们知道，打工（为老板干活）并非长久之计，很多人因此梦想有朝一日能当上老板。第二代农民工难以实现的个人期望，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往返时遇到的无尽挫折，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无处宣泄的愤怒与不满。

结论

改革再造了中国，将中国打造成为“世界工厂”。同时，改革也再造了新的中国工人阶级政治。沿着一条特殊的无产阶级化道路，第二代农民工已经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并将参与到一系列的集体行动中来。第二代农民工的准社会地位，使他们有了比第一代农民工更为强烈的愤怒和不满。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完全无路可走了：城市留不下，家乡回不去。精神与实质上的“圈地”跟中国农民工尚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紧密相连，是由城市生产和乡村再生产之间的空间隔离导致的。

阿辛的故事之所以具有代表性，是因为他的故事加深了我们对农村生活和车间斗争的理解。阿辛坎坷的经历既是个人的，又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他的经历既跟工厂有关，也与农村相关。阿辛颇有主见的父亲尽其所能阻止儿子回乡创业，这点可能比较特殊。然而，就回乡创业并最终失败而言，阿辛的经历又与很多农民工类似。失败迫使他们再度外出打工，这个过程永无止境，无产阶级化过程永远无法完成。这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改革和城乡二元分裂激起了人们逃离农村的欲望，但逃出来后农民工也只能在工厂艰难打工，当他们在工作中遇到挫折时，往往又会萌生返乡的念头。但是对于已经返乡的农民工来说，他们无处可去，只有通过外出打工才能活下去。这种恶性循环给农民工带来了一系列残酷的生活体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愤怒和反抗的政治。

这样和我现在的情况一样，一起还得靠自己，他们的思想更不上时代的节奏，接受不了新生事物，而且做事情老让自己吃亏你说他他不听反而觉得你不好。

等这段时间过去之后，自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不要老是呆在家里面，因为呆在家里面的话，你有你的意见，他有他的做法，心思想跟老作法碰到一起就会产生矛盾，这样的话只会让矛盾更加恶化，所以还是少见面的好，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一切靠自己，这个这个靠山山倒，靠人人跑的社会，自己最亲靠不住，你靠得靠得住谁呢？

至于该怎么脱困脱贫？还得自己先有本钱才行，无论做什么都得自己有本钱？先弄一点本钱，之后再去做点小生意，就慢慢的脱贫了，一步一步的往上走呗，反正你的情况跟我的情况差不多，我是这么打算的，然后也没有其他比这个更好的办法，因为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做出自己想做的事情，做这个情不只是给自己看，也不是给别人看，关键是要自己过得好，这样子的话，父母看得起你，自己也产生的价值，产生的价值，就可以让他们过的好。他们就没有什么吵架的了。

文化人吵架肯定不和平常人那样用一些粗鲁的言语，基本都是用一些比较隐晦的词语，听起来并没有多么恶心的话吵架和骂人，让人感觉这并不是一场吵架，而是一场知识与学术之间的交流。

在大学里面，尤其是一些文学类专业，那里面的人个个都是满腹经纶，饱读诗书，和这样的人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不自觉的被熏陶感染，一句脏话都说不出来，就连他们吵架的时候，用到的词语都能让你学到很多知识。我就很有幸见过一次文化人吵架，那一幕真是让我终身难忘。

记得还是在我大二上学期的时候，我们社团举办一个活动，当时策划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几个部长聚在一起上料最后的执行方案，我们都知道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照片是在所难免的，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也发生了一些冲突，有两个人意见不合，就开始各自争辩自己的想法，最后他们的情绪都有些控制不住，好好的交流变成吵架，正好他们两个人又都是文学院的，就都开始引用一些古诗词来暗示自己的想法，我们当时听得一脸懵逼，因为很多诗句我们听都没听说过，更别提知道它们的意思了，当时我也对这两个人刮目相看，心里不禁感叹：文化人吵架就是高大上！

那段活动交流的经历让我懂得了惹谁也不要惹文化人，要是一个文化人和你吵架的话，他在骂你可能你都不知道，让你连和他吵架的勇气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