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藤萝瀑布》在观赏紫藤萝的过程中，作者的感情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

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只见一片辉煌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银光，就像迸(bèng)溅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道那时每一朵紫花中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挑逗。

这里春红已谢，没有赏花的人群，也没有蜂围蝶阵。有的就是这一树闪光的、盛开的藤萝。花朵儿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闹！

“我在开花！”它们在笑。

“我在开花！”它们嚷嚷。

每一穗花都是上面的盛开、下面的待放 。颜色便上浅下深，好像那紫色沉淀下来了，沉淀在最嫩最小的花苞里。每一朵盛开的花就像是一个张满了的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放似的。那里装的什么仙露琼(qióng)浆？我凑上去，想摘一朵。

但是我没有摘。我没有摘花的习惯。我只是伫(zhù)立凝望，觉得这一条紫藤萝瀑布不只在我眼前，也在我心上缓缓流过。流着流着，它带走了这些时一直压在我心上的焦虑和悲痛，那是关于生死谜、手足情的。我沉浸在这繁密的花朵的光辉中，别的一切暂时都不存在，有的只是精神的宁静和生的喜悦。

这里除了光彩，还有淡淡的芳香，香气似乎也是浅紫色的，梦幻一般轻轻地笼罩着我。忽然记起十多年前家门外也曾有过一大株紫藤萝，它依傍一株枯槐爬得很高，但花朵从来都稀落，东一穗西一串伶(líng)仃地挂在树梢，好像在试探什么。后来索性连那稀零的花串也没有了。园中别的紫藤花架也都拆掉，改种了果树。那时的说法是，花和生活腐化有什么必然关系。我曾遗憾地想：这里再也看不见藤萝花了。

过了这么多年，藤萝又开花了，而且开得这样盛，这样密，紫色的瀑布遮住了粗壮的盘虬(qiú)卧龙般的枝干，不断地流着，流着，流向人的心底。

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抚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舱，那里满装生命的酒酿，它张满了帆，在这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它是万花种的一朵，也正是一朵一朵花，组成了万花灿烂的流动的瀑布。

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

1982年5月6日

作者简介

宗璞，1928年生，女，原名冯钟璞，笔名有任小哲、丰非等。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自幼生长于清华园，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气韵独特。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曾在中国文联、文艺报等单位工作。1960年调《世界文学》编辑部。“文革”前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红豆》《桃园女儿嫁窝谷》《不沉的湖》《后门》《知音》等，《红豆》曾受到不应有的批判。“文革”后，有短篇小说《弦上的梦》、中篇小说《三生石》，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198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宗璞小说散文选》。后来又抱病奋力创作反映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其第一部《南渡记》已于1987年问世，获得了好评。她的小说，刻意求新，语言明丽而含蓄，流畅而有余韵，颇具特色。她的散文情深意长，隽永如水。

写作背景

宗璞一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迫害,\'焦虑和悲痛\'一直压在作者的心头这篇文章写于1982年5月,当时作者的小弟弟身患绝症,作者非常悲痛(1982年10月小弟病逝),徘徊于庭院中,见一树盛开的紫藤萝花,睹物释怀,由花儿自衰到盛,转悲为喜，感悟到生的美好和生命的永恒,于是写成此文

文|芳小菊

《丈夫》是沈从文发表于1930年的短篇小说，它是沈从文最出色的作品之一。

小说写的是发生在20世纪湘西某地花船上的故事。

沈从文的《丈夫》笔调委婉细腻，可故事情节读起来却让人倍感沉重。

在湘西农村，有件极为平常的事： 为了生存，许多年轻丈夫娶了媳妇后，就把她们送进城里，让她们跟随同乡熟人到船上做“生意”。

丈夫明白这个“生意”的利益，女人虽然在外面讨生活，但名分照旧归他，养的儿子也归他，赚的钱也有一半归他。

在贫穷的乡下人眼里，这些女人做的“生意”和别的生意一样，既不和道德相冲突，也不违反健康。

长久的贫穷，让他们放弃了尊严，人性在他们心里变得麻木且扭曲。

小说《丈夫》，通过对一个丈夫两天在花船上亲身经历的描写，让读者看到了底层男人在现实面前的生存尴尬。

用一个男人在尊严面前，从麻木到觉醒的内心挣扎，让读者领悟到人性的庄严和自我救赎能力。

小说《丈夫》里，沈从文给女主人公取了个“老七”的名字，作为一家之主的丈夫则没有具体的名字，他被称为老七的“汉子”。

老七和她的汉子来自湘西大河坝一个叫黄庄的山村，那里出“强健的女人”和“忠厚的汉子”。

黄庄是个极为贫穷的山村，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劳，一年中四分之一的时间，即使用红薯叶拌糠灰充饥，也不容易对付下去。

为了生存，在黄庄有一件极为平常的事：女人外出“讨生活”，男人在家种地过日子。

那些不急于生孩子的妇人，到城里的花船上做“生意”后，把赚到的钱，每个月按时寄给或托人捎给家里的丈夫。

逢年过节，如果媳妇没办法回家，丈夫就换上一身干净衣裳，到船上来找她。

找到媳妇后，如果有客人，媳妇继续做“生意”，丈夫则坐在船尾低低地喘气或者抽烟。

到了睡觉的时候，丈夫偷偷看一眼客人有没有离开，如果客人还不走，丈夫就裹一条棉被独自睡去。

遇到生闷气的丈夫，妇人便会抽空从前舱爬过来，往他嘴里塞一颗糖，因为这一点甜头，丈夫就原谅了媳妇，尽她在前舱陪客，自己屏声静气地在后舱待着。

丈夫明白，女人虽然在外面做“生意”，但名分依旧归他，赚的钱也有他的一半。

这样的丈夫在黄庄多着呢，大家都心知肚明，相安无事。

黄庄人这种把妇人在花船上做“生意”，看成是“既不和道德相冲突”也“不违反健康”的心理，充分显示出物质匮乏下，人性的麻木和扭曲。

为了让日子好过一点，他们不惜集体给自己戴上一顶绿帽子。

沈从文笔下，贫穷的黄庄人在生存和尊严之间，迫不得已地选择了前者。

从沈从文的笔端，我们不难看出，把一件原本摆不到台面上非道德化的事情，公开且合法化，这种秘而不宣的约定，在贫瘠落后的乡下并非个例，也不仅仅是一代人的选择。

这种忍辱负重的生活方式，演化成了乡下人的集体无意识，让他们丧失了做人该有的尊严。

春天的落雨时节，老七的汉子背了一整篓的红薯糍粑，像访远亲一样来城里看望媳妇。

见到媳妇时，他惊讶地有点手足无措，两眼发呆：

看着自己汉子的呆相，老七问他： “那五块钱得了吗”？ 然后又问起家里豢养的猪。

老七的问话，让汉子看出自己做丈夫的身份还在，于是，悬着的心放下了，胆子便大了一点，遂摸出烟管和火镰要吃烟。

这时，老七一把将烟管夺了去，在他粗而厚大的手掌里塞了一支“哈德门”香烟， 看着手中新鲜有趣的香烟，老七的汉子再一次感到惊讶，但是看得出，他很开心。

晚上，船上来了客人，喝过酒的客人摇摇晃晃上船后，大声嚷着要亲嘴、要睡觉， 看着客人的威风和派势，老七的汉子不必指点，就往后舱钻去。

沈从文用一个“钻”字，形象地描写了贫穷的丈夫在绿帽子面前的麻木，也让读者深刻感受到底层男人的生存尴尬。

一个人呆呆地躲在后舱，丈夫的心头涌起一股寂寞，和妻子距离上如此接近，心却好像离得很远，他想起了家里的鸡和猪，仿佛那些才是自己的亲人。

他欲起身回家，可腿刚迈出后舱，他想起了30多里山路上有豺狗，有查夜的团丁，于是，便泄气了，只得轻声返回后舱，以免弄出动静惹得前舱的客人发怒。

到要睡觉的时候，丈夫悄悄从板缝里看见客人还没走，便什么话也不说，独自一人睡去了。

第二天一早，老七和掌班大娘还有打杂的丫头五多上集市买东西去了，留下丈夫看船。

河里涨了水，管船的水保为了安全起见四处查看，他来到老七做生意的船上，叫了一声“七丫头”，老七的丈夫躲在船舱里没敢作声。

水保是一个上了年纪吃水上饭的男人，他的权利在这条河和这些小船上，比一个皇帝或总统的权利还要集中。所以，河船上许多女人都认他做了干爹。

干爹喊完老七，见船上没有动静，就偻身窥视舱口，老七的丈夫深恐开罪来人，于是便从船舱里爬出来，非常拘束地看着水保，又虚又怯地说：

水保从男人结结巴巴的回答中知道，他应该就是老七的丈夫，第一次见到“女婿”，水保饶有兴致地听他说起乡下的事。

得到鼓励的丈夫，以为水保当真听得懂他说的话，激动之余，便把自己的心事合盘对他托出，连那些只适合同自己媳妇睡到一个枕头上才能说的话，都告诉了水保。

老七丈夫的粗话和蠢话，水保听了一会便没了兴致，他起身要离开时，丈夫问他姓名：

水保满不在乎地回他说：

水保离开后，老七的丈夫一面等她回来，一面猜测来人的身份。

他猜想这个人肯定是老七的熟客，老七一定得了他很多钱，他忽然觉得很愉快，轻轻地唱了一首山歌。

但是，当他想起来人的那句“告诉她，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的话时，忽然又有些愤怒了。

一些作为男人不该缺少的情绪，在这个年轻人的心中开始滋长，他不想再唱一首山歌了，也不能再有什么快乐，他想立刻就回乡下。

心中瞬间涌起的羞辱，让他不想等老七回来就立刻上路。

走到街尾时，他遇到正说笑着往回走的老七她们，老七手上拿着一把崭新的胡琴，这是他做梦都想的一个好家伙。

老七看着气鼓鼓地要回去的丈夫，把胡琴塞进了他的怀里。

接过胡琴时，丈夫的气一下子便消了。

晚饭后，前舱盖了蓬，丈夫抚琴，老七和五多跟着唱起了歌， 琴声悠扬的热闹中，年轻人的心中乐开了花，老七的丈夫暂时忘却了羞辱。

船上传出的琴声和欢歌笑语，引来了两个喝得烂醉的士兵。

他们一边用脚踢船，一边用石头打船篷，嘴里还不停地叫嚷着：

船上的人都吓慌了，掌班大娘不敢吱声，老七的丈夫夹了胡琴就往后舱钻去。

不一会，两个醉鬼又进入船舱，一边说着野话，一边要和女人亲嘴，还叫嚣着要把拉琴的拖出来。

掌班大娘吓得更慌了，不知如何是好，多亏老七急中生智，她拉住醉鬼的手，用力按在自己胸脯上。

醉鬼懂了老七的意思，于是，两个醉鬼一个在老七左边躺下后，另一个在她的右边躺下。

躲在后舱的丈夫，见前舱没了动静，悄声问掌班大娘醉鬼走了没有？

大娘没好气地告诉他： “他们睡了”。

“睡了”？丈夫重复一句大娘的话，便呆在那里摇头不语。

掌班大娘听懂了他的语气，为了安慰他，便请他上岸听夜戏，老七丈夫没作声，也没有理她。

醉鬼走了后，掌班大娘喊老七丈夫来前舱，连喊两次，他都没答应，一直低着头坐在后舱不肯出来。

老七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她拉住大娘，不许她说话，一个人轻手轻脚爬到后舱。

不一会，她又回来了，她的汉子犯了“牛脾气”。

到了后半夜，船上刚要消停下来，水保又带着四个全副武装的警察来察船了。

丈夫被大娘摇醒揪出船舱时，看见老七披衣坐在床上，喊“干爹”，喊“巡官老爷”，他不知道有什么严重事情发生了，吓得不能说话。

水保见“女婿”吓得不轻，连忙替他交代了身份，巡官看了一会老七，又看了一会她的丈夫，临走撂下一句话： 等会他要回来细细考察老七。

经过这一番折腾，丈夫看出了老七的不易，他的气已经消了，他很想和自家媳妇躺在床上说点家常私话，商量点事。

掌班大娘看出他的心事，也明白他的欲望，可她还是跟老七打了一声知会： “巡官就要来的”。

听了大娘的话，老七呆呆地坐在那里，咬着嘴唇没有出声。

第二天一早，老七的汉子就要回乡下，临走时，他有许多话想说又说不出口。

老七一个劲地挽留丈夫，让他多住几天，丈夫始终不松口，他执意要走。

看着丈夫难过的样子，老七把昨晚两个士兵给的钱塞到了他手里。

老七的汉子摇摇头，把票子撒到地上，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捂住脸孔，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大娘和五多看情形不好，一齐逃到后舱去了，看着老七丈夫哭的样子，五多想笑，可她始终没有笑出来。

水保来船上请远客“女婿”吃酒时，只有大娘和五多在船上。老七和他的丈夫一早就回转乡下去了。

沈从文笔下，老七的丈夫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完成了从麻木到觉醒的转变。他的醒悟是在尊严被一次次践踏下完成的。

沈从文用一个“钻”字，两次形象地描写了一个底层男人在尊严面前的卑微和尴尬。

丈夫刚来船上时，听到来了客人，不用指点，就知道往后舱钻，此时，一个底层男人的卑微和尴尬让人一览无余。

这时的老七丈夫，男人的尊严尚处在混沌状态，直到次日水保的出现，才掀起他的情感波澜。

他先是以能和一个有头脸的人攀谈为荣，甚至还因为这个人是妻子的财神而愉快地唱起山歌。

后来，因为忽然想起水保那句“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他又感到很愤怒。

这个时候，老七丈夫作为一个男人该有的尊严意识，正处在萌芽状态，还没有完全苏醒，所以，在听到两个醉鬼士兵的叫骂和挑衅时，他还是夹了胡琴就往后舱钻去。

直到他再次亲眼见证妻子被醉鬼士兵要挟，并被迫接待他们，半夜了还要“照顾”巡官老爷时，他才理解了妻子的不易，并深刻意识到自己身上丈夫的身份已经彻底缺失。

至此，他作为男人的尊严才完全苏醒，所以，他决意离开这里。

临走之际，他把妻子塞进自己手里的票子撒在地上，捂住脸哭了，这一刻，他心底丈夫对妻子的疼惜和夫妻感情终于超越金钱和物质，他身上的人性和尊严统统被唤醒。

老七丈夫最终救赎了妻子，也救赎了自己。

沈从文写《丈夫》，关注的是世人该如何保持人性的健康完整，怎样才能不让人性被暂时的苦难和生存危机所玷污、扭曲。

沈从文的笔下，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真正伤害到你，除非你自己放不下。

他想通过《丈夫》告诉我们， 苦难最终都会过去，人要活着，就必须具备心灵的自我救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