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与张学良是什么关系 郭松龄为什么起兵反张作霖历史名人

女人之间的友谊，来得快去的也快，女人们常会因为喜欢同一个东西，或是厌恶同一个人，而将彼此认定为知音，觉得这就是好朋友。但是女人间的友谊很脆弱，经不起打磨。男人间的友情就很奇怪，容易起冲突、吵架甚至打架这些都不奇怪，打完骂完后感情一样笃厚。男人比女人要含蓄，在对待友情上，他们嘴上不会整天挂着闺蜜、亲爱的诸如此类的亲昵的称呼。好兄弟，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足以明白彼此的心意。

时人评价说：”张学良对郭松龄推心置腹，而郭松龄对张学良也鞠躬尽瘁。一般人都认为郭松龄是张学良的灵魂“。可见他们二人的感情之深，张学良在郭松龄去世后很多年，一回想起他和郭松龄的峥嵘岁月，都会收获满满的感动和盈盈的热泪。那么问题来了，郭松龄既然和张学良的交情那么好，为什么后来起兵反对 张作霖 呢

郭松龄，字茂宸，比张学良大七岁，是唐朝名将汾阳王 郭子仪 的后裔，是张学良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的老师，他和张学良亦师亦友，像父亲像兄弟，会争吵得面红耳赤会一同并肩作战。晚年张学良形容自己与郭松龄关系的说法是：”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由此可知，郭松龄在张学良心里的地位。谈到与郭松龄的相识，就像是追忆一部已经年代久远的影片，字迹斑驳间依稀记得当年的光景。

郭松龄，字茂宸，原籍山西汾阳，1883年生于沈阳东郊渔樵寨村，早年人私垫，后因家贫辍学，扛过活，种过地。出身不怎么好的郭松龄遇到了一对好父母，父亲虽然年轻的时候也心怀大志，终究不能实现，仅在小山村当个小小的私塾老师，即使这样父亲对郭松龄的影响还是极大的，因为他的思想在无形中就受到了父亲的影响。而母亲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村妇，但是母亲勤劳善良， 传统文化 浸润下的郭松龄长大后自然也有父亲的宏图大志，不同的是，他比父亲走得远得多了。

父亲后来总算在省城周到了一份像样的工作，郭松龄觉得自己终于能够有机会上学了，即使此时他已经十九岁了，辍学多年帮工的郭松龄或许已经跟学校的教育脱节了，但是丝毫不妨碍他对学习的渴望和热情。省城东南常王寨董汉儒先生开设的书院，是郭松龄远大志向起航的地方，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一腔热血，他积极投入到随后的学习中。

在这里，郭松龄接触并研习了一些新兴知识学科，尤其是一些西学使他开阔了视野。日俄战争爆发后他投身军旅，1906年入陆军速成学堂，后远走四川，当过营长并加人了同盟会，后又回沈阳任东三省讲武堂军事教官，与近代史上两位 风云人物 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产生了特殊的关系。

日俄战争爆发，郭松龄投笔从戎，他有预感一场浩大的战争即将到来。1907年，郭松龄以优等成绩毕业。投身革命的郭松龄希望能够有多作为，但是他的革命事业似乎进行得不太顺利，

毕业见习期满后，充任盛京将军衙门卫队哨长，因为治军严谨很快得到陆军统领朱庆澜赏识，时隔两年，朱庆澜调入四川驻防，郭松龄随着朱庆澜入川，之后又加入了同盟会，在这里他又接触到了更为先进的思想，民主、自由这些词语不断涌入郭松龄的脑子里，他打心眼里佩服孙中山。此后，郭松龄在军营中虽也担任官职，但是也是在大军阀手下的一员不起眼的小兵。

1912年郭松龄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1913年秋，郭松龄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北京讲武堂教官。1917年，孙中山组建护法军 ，郭松龄投奔孙中山。孙中山的运动在1918年失败了，失败后的郭松龄又被转任回了奉天，这次回去的时候，还被张作霖冷嘲热讽了一番。

虽然与张作霖上下级关系有点紧张，但是与张作霖的小子张学良关系一直都不赖。两人相识于讲武堂，护法运动之后的郭松龄成为了讲武堂的一名教官，张学良就在这讲武堂与郭松龄成为了挚友。因反满清和反军阀而横戈跃马、驰骋疆场的郭松龄，是早年的同盟会会员。相差七岁的两人结识以后，志同道合，相见恨晚，情同骨肉。

张学良结交郭松龄之后，张学良觉得郭松龄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而郭松龄一改之前对张学良纨绔子弟的印象，觉得张学良与别的官二代不一样，他充满正义感，做事有担当，很聪明一点就通，而且对军事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张学良对这个老师的印象也极好，郭老师是所有老师中最尽责的，他不仅教给学生枯燥的知识，重要的是他知道怎样把知识灌输到学生身上，让学生不仅仅只是成为了一名作战的冷冰冰的机器，而是一具充满爱国之情和丰富知识储备的热血之躯。在讲武堂的日子里，张学良与郭松龄经常会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也常常一同出入喝酒吃肉，更曾一同并肩作战挥斥方遒，他们之间的感情在峥嵘的岁月里变得更加深厚。

因此，当张学良从讲武堂毕业后担任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时，便向张作霖推荐郭松龄任卫队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这是郭松龄受到张学良信任和垂青的开始，此时是1920年。之后，郭松龄担任卫队旅参谋长后，整治军纪，整个军队面貌焕然一新，军队作战能力也得以提升。同年7月，张学良和老师一同剿匪，成绩斐然，这两次军事上的行动都让张学良愈加信任和敬佩郭松龄，郭松龄在军队中的名气也大了，而少帅的父亲张作霖也逐渐把目光聚集到这个曾被自己讽刺过的军官身上。

第一次直奉战争开展，郭松龄所率部队就能让张作霖全身而退回到奉天，让张作霖对郭松龄刮目相看，遂加以重视和重用。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内部逐渐形成了”老派“、”新派“，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内部发生了激烈的地盘之争，据何柱国回忆：张作霖原先预定由姜登选去接江苏，郭松龄去接安徽。不料杨宇霆也想要个地盘，结果杨去了江苏，把姜登选挤到了安徽，郭松龄则落了空。郭松龄在此次直奉战争中功高没封赏不说，还被韩麟春讽刺一番，于是心中极为不满。

当晚，郭松龄就将此事告诉了少帅。此时，郭松龄已露出反奉的心思，但张学良没有在意，郭松龄起兵太突然，张学良还没反应过来，郭松龄和他的妻子被枪决，已经兵败身亡了。郭松龄被捕时，他想救郭松龄一命，送其出国留学。但电报未发出，即接到电话，告知已将郭处决。张学良得到郭松龄被处死的消息后，痛惜地说：”如郭不走，决不致死。“

张学良对郭松龄夫妇的死很是惋惜，此后一遇到任何困难，张学良都会感叹到如果茂宸在的话就好了。这句话是张学良对郭松龄军事才能的一种充分肯定，也是对良师益友郭松龄的深切缅怀。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圈，胡蝶绝对是佼佼者， 她是中国第一位票选的“**皇后” ，其倾国倾城、风姿绰约的形象早已成为了经典。像她这样的明星大腕，自然不乏追求者。

张学良晚年时曾对人说过：“我年轻时什么都来，最喜欢女人和赌博。”他还自诩是： “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

毫无疑问，张学良是一个多情种，除开正妻于凤至外，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有他和表嫂、谷瑞玉还有赵四**之间的风流事，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女人们都和他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典型的花花公子 。

如果用当下人的观点来看： 年轻时的张学良就是一个生活不检点的公子哥儿。

一代“**皇后”胡蝶与叱咤风云的少帅张学良认识，看上去并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如果说两人有故事的话，也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

1931年，少帅张学良和著名**明星胡蝶一起“跳舞”的事传得沸沸汤汤 ，然而，人们好奇的并不是少帅新的桃色绯闻，相反人们都很愤怒， 大骂张学良是“风流将军”，胡蝶是“红颜祸水”。 不过， 两个当事人都大叫冤，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张学良成为了舆论攻击的焦点，他的私生活也被放大，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在当时的《生活周刊》中有一篇文章叫《东北的漆黑一团》，里面就这样抨击张学良：“少帅的确没有名义上的姨太太的。然而后宫佳丽却足有数十人他的大烟瘾也是盖世无双， 一枪在手，美人在怀，神魂颠倒，乐不思蜀，无怪乎日兵一到，只能把辽、吉揖让恭送。 ”

直白一点，就是因为张学良沉溺于儿女私情及大烟，搞得人精神恍惚，日军都打到家门口了，不战而逃，将东三省拱手让给了日军。

紧接着，一篇《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小文章又在《生活周刊》上发表，文章内容是：“确息，一月以前、日人攻沈之际，某青年长官尚在中和看梅兰芳 近日上海明星公司明星胡蝶女士来平，长官好整以暇，于打完高尔夫球之暇，颇与女士有所酬酢，故大受女士之垂青云。 ”

这篇文章的 “某青年长官”指的便是少帅张学良 ，文章披露的是 “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人不在沈阳，而是在北平和知名影星胡蝶在六和饭店跳舞。

试想，在东北危难之时，作为统帅的张学良却在花天酒地，与明星胡蝶一起跳舞，国人知晓后，能不震惊？ 许多爱国人士纷纷加入到声讨张学良的队伍中去，马君武就是其中的一个。

马君武留学日本期间结识了孙中山，后来成为了中国同盟会成员，担任过孙中山革命政府秘书长、广西省省长等职务。在1924年后，他便逐渐淡出政坛，将精力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去，任过大夏大学、中国公学等学校校长， 与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同享盛名，有“北蔡南马”之誉 。同时， 他也是一个诗人，他的诗重在宣扬新学思潮和爱国主义精神。

失了东三省，马君武非常愤怒，又听说张学良与胡蝶“跳舞”一事后，更是怒气冲天，提笔洋洋洒洒地写了两首诗。

1931年11月20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登了马君武的《哀沈阳》诗两首：

这两首诗就是 用来讽刺张学良的，说他不重江山重美人，这才致使沈阳等地失陷。 诗中还藏着几个人物。

在赵庆华的推波助澜下，张学良与赵四**的恋情也轰动一时。

在那个年代，赵四**为爱追逐的事虽然符合时代新女性的观念，不过多少会被人诟病，因为张学良家中还有一位贤妻于凤至。于凤至是张作霖亲自给儿子找的媳妇，再怎么风流的张学良也断然不敢跟发妻离婚，更何况张、于夫妇两的关系并没有不好。所以， 在赵四**一事上，人们免不了会去指责张学良，为了一己私欲，害得别人父女断绝关系，这一行为多少不被世人容忍，给人留下一个极度风流的印象。

诗中的朱五，指的就是朱湄筠。北洋政府官员朱启铃的五女儿，便是朱湄筠，人称朱五，有“北洋名媛”之称。

朱家和张学良家是世交，朱湄筠很小的时候，便认识张学良。朱湄筠的丈夫是张学良的秘书朱光沐，两人于1930年结婚，主婚人正是张学良。

朱湄筠和张学良有暧昧关系？就在张学良眼皮子底下的朱光沐允许那样的事发生吗？会不会是朱湄筠未结婚前，与张学良纠缠过？

一切都是密，还得当事人解惑。

而诗中 “翩翩蝴蝶最当行”中的“蝴蝶”，指的就是明星胡蝶，说的就是胡蝶与张学良“翩翩起舞”一事。

马君武的诗歌《哀沈阳》刊登后，反响惊人，大家都跟着一起骂张学良， 说他是“风流将军”、“不抵抗将军”，更有甚者说他是卖国贼 。而诗中的美人们也没一个幸免， 赵四、朱五，还有胡蝶，她们也被大骂，说她们祸国殃民，说她们是“红颜祸水”。

被马君武骂、被全国人民骂，张学良没吭声，毕竟，再怎么解释也改变不了“九一八事变”的事实。赵四**也没吭声，毕竟她是张学良承认的“红颜”。朱五**也不吭声。

他们都不吭声， 只有胡蝶站出来说：一切跟我没关系！

那么，胡蝶真的未见过张学良？更没有和他一起“跳舞”吗？

原来明星**公司一行40多人在导演张石川的带领下，于1931年9月中旬离开上海北上，要赶到北平去拍外景。 他们行至天津时，“九一八事变”就已发生了。

所以说，报纸上刊登的事变发生时， 张学良与胡蝶翩翩起舞之事纯属虚构 ，在之前，这两人虽然都知道对方的大名，但一直都不认识。而这桩“跳舞”绯闻对两人都产生了极大影响，特别是对事业如日中天的胡蝶来说，打击会非常大，如果处理不好，她的演艺事业或许会终止，所以她必须站出来澄清事实。

既然百口莫辩，张学良还不如沉默的好。

再来看看马君武，因他的两首诗的传播力太强， 当时的人们也认定了张学良是因为贪恋女色而误了国。 诗歌虽然流传很广，但观点却很片面，因为马君武将事变发生的原因都归咎于赵四、朱五和胡蝶这样的“红颜祸水”。 这难道不是一种偏见和狭隘吗？

马君武作为有名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家，他忧国忧民的心情能理解，不过他在没有足够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就把“红颜祸水”这个名号扣在赵四、朱五或胡蝶头上， 算不算一种诽谤呢？

从胡蝶不愿忍气吞声，公然站出来澄清谣言一事来看，她也算得上“新时代女性”。

这之后，有一次张学良有事去了上海。胡蝶对“跳舞”一事还耿耿于怀，想找“绯闻对象”当面问个清楚，毕竟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便托人介绍她和张学良认识。

不过，张学良谢绝了，说：“ 如果这样，谣言岂不得到证实？”

在张学良看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同时， 不见胡蝶也是对她的一种尊重和保护 。只是，对于一个执着的人参悟一切还需要时间。

“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晚，张学良究竟在干嘛呢？

其实那晚，张学良确实是在北平的中和戏院，他带着夫人于凤至还有赵四**，陪着英国公使观看《宇宙锋》。但是， 马君武把“风流”和“亡国”扯在一起，张学良他是万万承受不了的。

这里就不得不感叹一下， 科技 的好啊！如果当时有视频监控系统，张学良与胡蝶的传闻便能不攻自破了。

好多年后，执着的胡蝶对“跳舞”一事还是没有放下。

1946年，胡蝶迁居香港，渐渐淡出了影坛，直到1960年复出，她凭借《后门》获得了1960年的第七届亚洲**节最佳女主角奖，一时间，她又成为了街头巷尾讨论的大明星。后来，她住在台北， 还是想见一见张学良，了了30几年的心愿。

人到中年后，张学良信奉基督教，周联华牧师专门为他讲授《圣经》，两人的关系颇为亲密。那时张学良虽然还在监禁中，没有完全的人生自由，不过他想见谁的话，只要获得当局允许还是会见到的。很多人都想一睹“少帅”的风采，而他们不能直接登门拜访，只能委托能牵线搭桥的人， 和张学良关系密切的周联华便是“中间人”。

为一个素未谋面的人背了30多年的黑锅，试问有哪个人不觉得委屈？

周联华想了想，说试试看，组个局，让两位曾经的“绯闻男女”能见上一回。不过， 他深知马君武的诗就是张学良心中的一根刺 ，但是既然答应了胡蝶，那也得试一试。

周联华故作轻松地说：“副军长，猜猜我上礼拜和谁吃饭啦？”

张学良淡淡地说：“我哪里知道你和谁吃饭，你认识那么多人。”

周联华：“是和胡蝶吃饭唉，你眼热吗？”

张学良轻笑着，打趣地说：“好小子，你行啊！连我都还没有见过她呢，你都和他吃过饭啦！”

周联华见张学良一脸轻松，希望之火仿佛能燃起来，于是说：“那我请客你们两人，大家一起会一会？”

张学良看了看周联华，知道眼前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于是眼里的笑意也淡了去，沉沉地说： “算啦，不见也罢。”

时隔多年，为何张学良还是不愿意见胡蝶呢？

这也许是害怕触景生情吧！

晚年的张学良不止一次地提及马君武的《哀沈阳》，说： “这首诗我最恨了。我跟朱五不仅没有任何关系，我都没跟她开过一次玩笑！” 他还说： “我张学良如有卖国的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我也是情愿的。”

如果张学良见了胡蝶，那段令他愤恨的岁月又会再现，这对他来说是一种煎熬，也是一种侮辱，所以他不见胡蝶。

张学良和胡蝶，一个叱咤风云，一个风华绝代，两人在特殊的环境下，因“跳舞”一事牵扯了一生，怪的是，两人自始至终都没见过面。 时代赋予了他们很多神秘色彩，同时也让他们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苦和痛。

张学良一生有过三次婚姻，但最爱的，还是他张学良自己！至于为什么，先来看看他这三位夫人就知道了。

第一位、于凤至。

于凤至是张学良的原配夫人，比张学良大几岁，属于包办婚姻，起初张学良是不同意这桩婚事的，但是架不住张作霖钟意这个儿媳妇啊，儿子拗不过老子，最后只得娶了，结婚后张学良一开始还算老实，但对于凤至并没有真正的男女爱情，最多的只是责任。

第二位、谷瑞玉。

谷瑞玉跟张学良是在她二姐夫的家宴上认识的，他俩算是一见钟情吧，虽然当时张学良已经结婚了，但是爱情来了谁也挡不住，后来这事就传到张作霖耳朵里了，奈何生米做成熟饭了，张作霖也只能默认。不过谷瑞玉这人太任性、太作，张学良一开始还能忍受，时间久了也就厌烦了。

第三位、赵一荻。

很多人都说赵一荻是张学良一生最爱，其实并不是，赵一荻晚年曾经说过，他俩之所以会在一起这么多年，完全是因为张学良被蒋关起来了，后来蒋死了，张学良自由了，他立马撇下赵一荻自己飞去美国逍遥快活了，虽然张学良曾经为她跟原配离婚，但全是因为环境所迫，一旦自由了他立马就跟别人双宿双飞了，赵一荻也绝非他的最爱。

张学良晚年曾说过，他正经交往过的女朋友大约有11位，这还不算露水情缘的，张学良属于典型的花花公子，这一生最爱的人只是他自己。

在张家大院的小一辈女人中，张学良的妻子于凤至，最受张作霖重视。这不仅仅是由于儿媳妇的品貌出众，还因为他十分珍视同于凤至的父亲于文斗的旧谊。

20世纪初，当张作霖徜徉于山林草泽之间的时候，曾受过梨树县商会会长于文斗的照拂。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作霖得知于文斗的女儿于凤至“福禄深厚，乃是凤命”。张作霖是一个颇自负的男人。他深信“将门虎子”与“凤命千金”是难得的姻缘，婚后一定大富大贵、大吉大利。从那时起他便许下一个心愿：一旦得势，他的儿子必与于家女儿成亲，用以相近相报。后来张作霖做了奉天督军，权势两得，让张学良娶了于文斗的女儿做了他的儿媳。

于凤至美丽而又智慧，爱新觉罗·溥杰就曾盛赞于凤至“长得很美”。她生就一张很古典的脸，清清秀秀的，宛若一枝雨后荷塘里盛开的莲。

张学良同于凤至的婚事，是由张作霖一手包办做主的。张学良最初并不满意这门亲事，因而持反对态度。学良跟随父亲住进省城奉天后，开始学英文，在这一过程中结交了许多英美朋友，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充满了他的脑海，所以对婚姻方面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十分反感。

张作霖面对儿子的不感兴趣则出以折中的态度，他对张学良说：“你的正室原配非听我的不可。你如果不同意旧式婚姻，你和于家女儿成亲后，就叫你媳妇跟着你妈(指继室卢夫人)好了。你在外面再找女人，我可以不管。”张学良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这门婚事。

张学良15岁同于凤至结婚。于凤至大张学良3岁，所以婚后张学良一直对于凤至以大姐呼之。

婚姻的和谐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个人修养和成熟度。于凤至对张学良的婚外行为并非没有察觉，心里有时也不是滋味，但她的良好家教和个人涵养使她总能识大体，顾大局，所以还是一往情深地培植、浇灌她们的婚姻之树，给外人的感觉：他们夫妻倒也是和谐、幸福的。

在帅府院内，于凤至当属小字辈，可她的彬彬有礼，博学多才，好善乐施和善解人意，却为自己矗立起一座受人仰慕的碑。

于凤至在府内做事有板有眼，事有见地，人们有事多愿意与她商量。就连张学曾、张怀曈想要给许夫人办寿酒都请她给出主意。在张作霖的几位夫人中，于凤至对卢夫人格外敬重。她十分钦佩她能视冠英、学良、学铭如己出的美德，所以一直寻机加以回报。和卢夫人形同母女，她不但对自己的亲属毕恭毕敬，尽心竭力，对下人亦不摆少奶奶架子，于凤至平易近人，帅府的下人都愿意接近她。

于凤至入帅府以来，以自己独有的庄重、内敛、仁义，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赞誉，也更加使张氏父子对这位女子刮目相看。

张作霖娶于凤至为儿媳，当初想法很简单，一是想以这种方式回报于文斗的救命之恩;二是希望于家女儿能给儿子带来好运。不曾料到儿媳竟然还具有诸多美德：尊老爱幼，相夫教子，善待下人，聪明睿智。据他自己的经验：如果女子贤惠、聪明，就可以充分发挥男人的最大力量。相反，女子愚蠢、刁顽，也会大大减弱男人的力量。夫妻之间的关系犹如弓与箭，夫如箭，妻如弓，如果弓坏了，箭就无法射出去。学良能娶到这么好的媳妇，真是他的福份。可自己当初还应允学良在外找女人。张作霖觉得多少有些对不住这孩子，所以在后来的日子里对于凤至格外关照，高看一眼。据传张作霖特别给儿媳面子，他平时发怒时，别人不敢上前，于凤至一劝即可消气。

张学良在同于凤至婚后的漫长岁月里，也越来越被她的友爱、体谅和痴情所感动。他们在1916年结婚，那时学良只有15岁，于凤至也仅18岁。婚后，于凤至可谓双重身份：既是妻子，又是大姐。作为妻子，她已察觉出学良对她用情不专，与别的女人在外同居。面对这些她没有哭闹过，也不曾以疾言厉色来责怪他，而是默默地把苦涩埋在心底，对学良仍然一副温良恭顺的样子。作为大姐，她无微不至地照顾他，问寒问暖，没有半点怨言。1927年，张学良结识了赵四**，他们一见钟情，双双坠入爱河。一时闹得沸沸扬扬。面对丈夫的情人，于凤至没有失却昔日风范，待她如同姐妹。这些深为张学良所感动，钦佩。所以，张学良对赵一荻提出，如果她愿意跟随他，没有夫人名义。对外国人称她为自己秘书，对中国人则可称其为侍从**。此后他们三人一起出出进进，愉快地生活在一起。凡是和张学良有交往的人，都羡慕他有个和美的家庭，称他有两位贤内助。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蒋介石将张学良扣押起来。时值于凤至正在美国旧金山陪伴子女求学，得知此消息后，她立即给宋子文发来电报“学良不良，心急如焚”。希望宋子文能帮助周旋此事。随后，她携带子女怀着焦急不安的心情由旧金山飞抵南京，求见蒋介石。蒋拒不接见。于凤至无奈只好请宋美龄母亲出面(早年，于凤至曾拜过宋母为干娘，宋母也把她认作四女儿)，并求宋美龄帮助一道做蒋工作。蒋介石仍不开情面，先是通过高级军事法庭将张学良判为有期徒刑10年，尔后又长期软禁。为此事，宋子文曾一气辞去财政部长职务，宋美龄也同蒋大动肝火。于凤至为搭救张学良，几经周折，后因有病急需治疗及考虑到子女的前途，她才又再次携子女赴美。

张学良在溪口幽禁期间，曾住武岭学校，二日后，移居距武岭学校五、六华里的雪窦山中国旅行社招待所，之后当局允许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和他同住，两位商量之后，每月一替一换，轮流来此陪伴张学良。于凤至由上海乘船来宁波，赵四**则由宁波去上海，有时她们也一同留在张学良的身边，小住几日。

适时，赵四**和张学良所生的独子张闾琳(后在美国任太空总署工程师)，还属幼小，正是需要母亲在身边照顾的年龄。于凤至为了使赵四更好好地抚养幼子，便说服赵四**返回上海，自己留下。而后的三年幽禁中，她由溪口辗转奔波江西、湖南的生活，使她的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 烂疮日渐加重，张学良便向军统局局长戴笠提出，让于凤至出去治病，由赵四**来照料自己的生活。蒋介石批准了张学良的要求，自此，天人两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