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晋代诗中的风意象

两晋风意象淡薄陶渊明作者简介：荣小措,女,陕西咸阳人,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讲师,西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晋代是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中国古代文学向来重视政教内涵,属政教主导型文学。但汉末建安时期,儒学有所衰退,魏末正始以后,由于微妙的社会原因,道家老庄学说蔓延,文士对政治采取疏远规避态度,使儒家政教在文学中日渐淡化,两晋以后,文士更将政教精神弃如敝屣,不再强调道德伦理教化作用和政治功能,而将注意力转向文学的技术性方面。两晋文学已由政教主导型文学转变为非政教主导型文学,它和承其流风的南朝文学,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非政教主导型文学。这种特殊状况反映在诗歌及其意象上,呈现出对技巧、辞藻的全面探索,以及对现实政治、国计民生等的淡漠,因此缺乏激动人心的崇高力量,而以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个人喜怒哀乐为中心,这是对传统诗歌及其意象的背离和补充,同时丰富和完善了诗歌意象的情感内涵,在风意象上也是如此。本文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收晋代诗中的风意象分析可见,晋代风意象在形象上得到了不断地创新和拓展,情感上由浓烈深厚转向轻微淡薄,由悲苦愁闷转向欢快闲适。

一、徘徊向长风,泪下沾衣襟——西晋诗中的风意象西晋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汉魏以来的悲情风,出现了一些较富真情实感的风意象；另一方面,伴随着对此前诗歌的全面模仿,风意象也陈陈相因,旧的风意象大量出现却情感淡薄,形式守旧,乏善可陈。

对传统意象的恋恋不舍是魏晋人的共同嗜好。但魏诗人能以深厚博大的情感底蕴和较新颖的五言诗体来使传统意象重新焕发出艺术生命力,而西晋诗人在这两方面却都远逊于魏。西晋诗歌中约含二百二十处风意象,其中近半数为模袭前代之作,他们将诗骚以来的传统风意象如谷风、凯风、八风、飘风等仍置身于简单陈旧的四言、骚体诗中,又缺乏新鲜真挚的情感,于是风意象在形式上老化,在情感上苍白,失去了诗歌意象感发动人的魅力,成了文人刻意仿古下的假古董。这类风意象在西晋诗中数量不少,价值不大,故不赘述。

西晋诗歌中富有感染力的风意象多出现在五言诗中,它们在情感上继承了汉魏的悲情,汉末古诗中集中表现出来的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

西晋距汉魏最近,历史的悲音犹在耳际回响,时事的倏忽巨变更激起世事无常而前途渺茫的悲叹,加上对生命本身的迷惘忧伤,遂使诗歌中的风意象具有了哀怨凄婉的真挚情怀。现将西晋诗中有感染力的百处风意象大致分为以下几类：可以看出,带有悲情的风占大多数。单以狭义的悲风意象而论,晋诗共十八处悲风,西晋即占十四处,较魏诗中更多,可见西晋时诗人们的悲伤之情仍很浓郁。②③④类广义的悲风意象中也可以看出,西晋诗人虽闭口不谈政治民生,但当他们完全直面荣枯瞬变却无知无觉的大自然时,风仍能极简捷迅速地触动起他们心底的种种悲情,使他们倍感冷酷凄凉、悲哀伤痛,并在生命短促、自然永恒的对比中感慨万千,嗟叹不已。西晋诗人在对外在功名利禄的极力追求中仍无法掩饰对生命的敏感伤怀,这使其风意象虽远离外在的客观社会现实,却紧贴着内在的主观生命感受,虽不崇高伟大,却也有哀婉动人之处。仅举数例以见之：春荣随风飘摧,感物动心增哀。

肃肃商风起,悄悄心自卑。

繁霜降当夕,悲风中夜兴。

徘徊向长风,泪下沾衣襟。

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

这种敏感悲伤的风意象是西晋诗中最有感染力的。西晋末的刘琨更以其豪迈雄壮的英雄底蕴使之增添了悲凉苍莽之气：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那一种英雄末路的苍凉悲伤,那一份出师未捷身先死式的壮志难酬的惨痛怅恨,被诗人极巧妙地诉诸风意象,遂有了恒久魅力。上表中其他类风意象上承魏诗中的同类风意象而略有进展,它们在东晋后有大发展,此处略。

西晋对古代诗歌中风意象的影响还在于发生于此期的一著名事件。晋名士传云：张翰有清名美望,大司马齐王辟为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思吴中菰饭莼羹、鲈鱼脍,叹曰：人生贵得适意耳,何能羁官数千里以要名爵？因作此歌,遂命驾还。所作秋风歌曰：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鱼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秋风起而天气转凉,使远离故乡、亲人的游子倍加怀念家的温暖,张翰更因秋风而思故乡风味,顿起还乡之念。此事又为世说新语所载,被诗人频频引用,秋风便成了触动乡思的重要媒介。如唐人张籍秋思诗云：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

此后,秋风便在衰飒愁郁的传统情感之外,又增添了思乡之情,含蕴更为丰富。

二、东晋诗中的风意象东晋时玄学盛行,玄学鼓励文士追求高狂放达、闲适脱俗的精神境界,使文士们与现实生活发生疏离,导致社会责任感的普遍减弱,并在人生态度上趋向冷漠,泯灭了人生应有之热情,这使他们缺乏文学创作激情,诗坛很不景气,风意象也进展不快。长达一百零四年的时段中,文人诗中的风意象仅一百六十余处,远不及西晋五十年中的多；在艺术上,风意象大都形式平平,情感淡薄,缺乏审美价值；只有陶渊明诗和晋代民歌中的风意象表现了艺术上的创新与情感魅力。

东晋文人诗受玄学影响极深,诗坛上充斥着玄言诗及受玄理影响的诗,这些诗中的风意象除陶渊明外大都一身玄气,情感微弱。遍观此期诗中的风意象,有浓烈感情者极少。汉魏以来流行的浓重悲情为玄理一一化解,烟消云散,其他情感也都那么平淡、虚空。略举几个简单的数目以见东、西晋风意象之别：晋代十八处悲风中西晋占十四处,东晋仅四处,其中陶渊明一人占两处。百年诗坛无数文人诗中用到悲风者仅两处！在前代诗歌中习见的北风、秋风、寒风、凄风等表达浓情的意象也少而又少。但在晋代八处玄风意象中,西晋仅占一处,其余七处均出自东晋。其他各种风意象也均为玄风熏染,呈现出恬静淡薄之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谢混在秋夜长诗中有：夜既分而气高,风入林而伤绿之句。秋风摧落树叶历来都会引起诗人伤感悲苦的感受,近在魏、西晋的阮籍、傅玄还在为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和落叶随风摧,一绝如流光的摧残而悲痛恐慌；但到东晋谢混诗中,对此的反映却极平淡：秋风吹入林中损伤了绿叶。这里看不到诗人的任何情感波动,诗人以达观从容的态度俯视这自然界的荣枯变迁。玄学使人洞彻万物并在情感上冷淡而无动于衷。

东晋诗歌中的风意象只是玄眼注视下的一个物象,其万千变化均逃不出玄学的笼罩。风意象的周围,总有玄气缭绕。如湛方生的吸风玄圃,饮露丹霄；杨羲的山波振青涯,八风扇玄烟；支遁的匠者握神标,乘风吹玄芳等等。东晋玄言诗中的风意象大体如此。它们因为情感的微弱而缺乏艺术魅力。其仅有的积极意义在于开辟了一类清虚恬静、放旷闲适的新风意象,是对嵇康新风的继承。如谢混游西池诗中的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在绘声绘色的景物描写中显出诗人欣赏自然风色的轻松快意。

风以其自身的形态唤起了诗人的审美情感,这是一种极纯粹的审美情感,无关家国大计而自有妙处。又如未若柳絮因风起这样的名句也是完全着眼于风吹柳絮所产生的飘摇之美感,虽无雪天常有的悲凄寒冷等浓情,却形容出了雪花飞舞的曼妙,故而美丽动人。

东晋诗中恬淡闲适的风意象还影响了陶渊明。不同的是,陶诗中的风在自然平淡的形态中蕴藏着极为朴实真挚、深沉厚重的情感,因而有着非凡的艺术感染力。现存一百五十余首陶诗中共含四十五处意象,占其他文人诗风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其艺术魅力更远非他人所能及。这里将陶诗风意象的特点简单概括为面广而独特,情真而深厚。陶渊明作为一名真正的隐逸诗人,第一次将目光伸向了不为人注意的田园,真切领略到了大自然的风物之美,并以灵妙的诗笔艺术地展现,遂产生了许多绝佳的风意象。请看：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

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

这些新颖独特的田园风,有着轻快欢欣的情调,与诗骚汉魏的悲情风大相径庭,也有别于东晋流行的淡薄玄风。这些美好的风意象是如此的亲切生动,似在耳际目前,又如此地自然平凡,似处处可见、触手可及；又都能细心体贴地适时而来,轻轻袅袅地庇护新苗,给它们带来滋润的微雨,为诗人送上春日的温馨、夏日的凉爽,诗人则全身心地沉浸在这些好风中,仔细体味着自然的乐趣、自由的可贵陶诗中这些新颖独到、朴实真挚的好风意象极大地丰富了古代诗歌的风意象,对唐以后诗中的同类风影响很大。其风意象在艺术上的自然高妙在诗歌史上也罕有其匹。

作为一名真正从事过田园劳作的诗人,陶渊明并未忽略农事的辛劳和自然的冷酷,他将这些都毫不掩饰地尽情表露在另一类风意象中：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这些荒凉凄冷的风如此真实集中地表现出来,对中唐现实主义风影响很大。任情率直的陶渊明正是这样坦白地将自然的美好与残酷,人生的喜乐与艰辛一览无余地表现出来,为诗歌和风意象另辟了新境。

总体而言,陶渊明身处玄风煽炽的东晋,却出淤泥而不染,自觉地将诗歌创作引向田园自然,引向抒发真性情的正道上来,创造出了一系列新鲜朴实、生动自然的新风意象,促进了风意象的进一步发展。

陶渊明之外,东晋乐府民歌中的五十二处风意象也颇有特色。它们以纯真自然、情真意深与玄言诗中风的索寞乏气形成鲜明对比,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卓越于时,并对宋齐梁陈的民歌及文人诗中的风意象有相当的影响。

东晋民歌以言情为主,诗中的风也多是情感的承载者。这些风要么是情思的触动者,要么是爱情的宣泄处,或者成为传情达意的爱情使者,爱情是此类风的核心。虽略显单调而真实自然,情痴感人。其中以春风最受欢迎,出现达十次,占总数的五分之一,这使春风意象异军突起,成为堪与秋风并肩的常用意象。民歌中的情风意象形态虽异,风格却大体一致。略举几例：春风动春心,流目瞩山林。

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

黄瓜被山侧,春风感郎情。

；征人难为思,愿逐秋风归。

；白露朝夕生,秋风凄长夜。忆郎须寒服,乘月捣白素。

天寒岁欲暮,朔风舞飞雪。怀人重衾寝,故有三夏热。

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无论春夏秋冬何种风,都能激起江南儿女的深情厚谊,这些风将风意象易触动人们情感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两晋时期,政治形势的变化使诗歌日渐远离政治和现实人生,而先后转向了玄言、田园、与闺情。视野的转换促成了新风意象的出现；情感则由玄言的淡薄、变而为田园的素朴诚挚、情思的细腻新巧。情感内涵总体偏于轻快欢欣,外加些许低回的怅惘哀怨,并且日益浅淡狭窄；语言形象上也日益工巧细致。这一切导致风意象在形态上获得了不断发展,而情感上则稍显狭窄单薄,使此期风意象表现出利弊同在的多面性,亟待后人来合理地去取。

参考文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李泽厚美的历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1希望全世界的温柔都盖在你的身上，驱散你1天的疲惫，这样你就可以枕着轻柔的月光，和1床的好梦安睡了！

2你啊，大抵就是那陈年清酿，那七月急雨，是那词不达意的温柔，是我的心上人，天上月。

3认识你之前，我一直觉得单身真好。认识你之后，我每天都在祈祷有情人终成眷属。

4每天日子甜甜的，像清晨的柠檬水，像初冬的太阳，像梦里的大海，像第一次遇见你。

5我和你断了联系，不代表我不想你，走到哪里还是会有惦记，而我也开始试着去忘记，抹去我们过去的，放弃的，所有交集。

6在错位的情感里，我们只能各自为各自的那份痛楚买单，痛到极致，也不能埋怨旁人一分。

7我希望在颠沛流离之后，还能够重新遇见温暖的你。那时候，你刚好成熟，而我，学会温柔。

8不要做廉价的自己，不要随意去付出，不要一厢情愿去迎合别人，你努力合群的样子并不漂亮。

9大丈夫志在远方，本不该贪恋儿女情长。可你偏偏是我的志向，也是我唯一想打赢的仗。

10如同风一吹，万物随之摇摆一样，我一直觉得我对你的喜欢，一定在某一瞬间曾吹动过你的心。

11心态不好，人生易老。有什么样的心，你就是什么样的人。人，不怕容颜沧桑，就怕心的苍老。

12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13你说要敬往事一杯酒，再爱也不回头。实际就算你醉到黄昏独自愁，如果那人伸出手，你还是会跟他走。

14过期的感情，就像一罐开了很久的可乐，味道还在，可是当初那股冲鼻子的劲儿却再也没有了。

15对你的喜欢，就像小朋友对待手心里的糖，死死握在手里，看一眼都开心，就算化了也不给别人。

16所有回不去的良辰美景，都是举世无双的好时光，余生愿你常欢笑，别流泪，也别想他。

17情话是看来的，情书是抄来的，套路是学来的，玫瑰是偷来的，勇气是借来的，爱你是天生的。

18请允许我小小的骄傲，因为有你这样让我依靠。如果黑夜太难熬，请允许我陪你日夜颠倒。

19你是岸，我是船，你是太阳，我为你转，幸福有你才能算，给我世界都不换。

20我决定喜欢你一辈子，不是你的一辈子，是我的一辈子，只要我还活着，就会一直喜欢下去。

21不亏待每一份热情，不讨好任何的冷漠，攒够了失望，就可以离开，从此再也不见，友情如此，爱情亦如此。

22你知道吗，我眼睛很小，但这辈子唯一一次瞪大眼睛就是在看到你的那一瞬间，我能感觉到，当时我的眼睛在闪闪发光！

23半生春暖与秋凉，愿你此生，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最好的山水，最好的人。

24我以前挺嚣张的，直到后来遇到了你，磨平了我所有棱角，我以为你是来救我的，结果差点要了我半条命，但是我喜欢！

　　（二）、《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及主题

　　《古诗十九首》以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它的分析历来是见仁见智。不少文章认同马茂元的观点，认为《古诗十九首》以“游子之歌”、“思妇之词”为题材，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汉末中下层文人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抒发了他们离别相思的感伤、人生苦短的惆怅，知音难遇的悲哀和对世态炎凉的愤慨等世俗情怀，在中国古代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千百年来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共鸣。张茹倩、张启成先结合刘勰对《古诗十九首》“古诗之离别，词怨皆深”的评论，认为江淹《古离别》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古诗十九首》主要思想内容，又认真分析每首诗后，得出：第1、2、6、8、9、14、16、17、18、19是伤别；第3、11、12是叹时伤己；第13、15是及时行乐。《古诗十九首》的主题是以伤别为主，宣扬及时行乐的仅两首。[19]

　　不少论文偏重于对“感时伤志、相思离别”两大主题中所反映的时代背景的描述、人物命运的把握、心理活动的推测、艺术特色的品评上，富有新意的偏少，陈陈相因的居多。能够代表此期研究水平的论文，没有满足于对诗中自然现象、社会现象、诗歌格调品位方面的表象描述，而是从生命哲学的高度，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古诗十九首》作者内心世界的分析及精神内蕴的阐释。他们相继提出了生命哲学、生命价值、生命形态、人性复归、精神形象等严肃命题，充分体现了新时期研究的特点：复归人性，重视人的生命价值。

　　“生命哲学论”。王利锁分析了《古诗十九首》的哲学内涵，它作为文学自觉时代的先声蕴藉了丰厚而深沉的哲学精神和对人生的宏深看法，它表现出的深层心理意识即深沉的忧患意识，对人生短促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就是这一哲学精神的核心。[20]刘琦从文学史的角度分析《古诗十九首》，认为它“真实地展示了汉末下层文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历程，表示了他们生命价值观形成的历史和社会原因，表现了儒家人生价值观被现实击碎后的精神空虚和道家消极人生观的抬头，在中国文学史上拓宽了文学的生命主题”。[21]解德枫对《古诗十九首》精神内蕴的发掘有独到之处，他认为《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如此强烈而集中地表达生存与死亡的命题，面对人生观、人生哲学、个体生命等问题作出的人生抉择，体现在他们对时间、节序的敏锐感和惊惧；对由永恒的时空构架中人的渺小和无所凭依所产生的漂泊感、虚无感；以个体生命之死亡大限的清醒而痛苦的体认和观照汇成了诗的主旋律，使个体生命的自觉成为一个时代的普遍意识，成为一个世纪的主题歌。[22]

　　“生命价值论”。杨德贵认为：《古诗十九首》是一曲深沉的生命之歌，从内容到形式开一代之先声，之所以能产生一种“泣鬼神、动天地”的力量，也在于它以“人”为主题而体现了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寻。诗人们重视生命价值，积极去体现生命价值，在对生命存在的珍惜中渗透一种对生命意识的深深忧患。中国文人的生命意识的真正觉醒是在汉末和魏晋，古代文人突然之间意识到了个体生命的短暂易逝和人生的坎坷乱离。《古诗十九首》就是这种生命意识的典型表现。他们从自我的角度来反求人生的价值，具有生命的深刻内涵。[23]总之，“生命价值”、“生命意识”“人性复归”、“人文精神”等问题，成为一时研究的热点，姜兰宝、张振龙、黄桂凤等都参与了讨论，并对某一方面有深刻独到的见解。

　　“生命形态论”。 郭自虎分析《古诗十九首》作者的生命状态时总结出“他们不能增加生命的长度，却可以用增大生命的密度来弥补”。[24]这一说法在不少论文中以不同的表述方式出现。宣丽华两次撰文,从深层次分析《古诗十九首》作者的生命状态：他们独特的抒情方式自始至终贯注着属于文人所特有的苦闷情绪，我们从《古诗十九首》中所感受到的，便是一种相悖于当时主流文化的独立话语，或者说作为藉藉无名的文人群体的独特生存方式，恣意挥霍生命密度来弥补令人遗憾的生命长度，外化为抛掷生命的种种状态。美酒佳人，宴饮冶游，构成了《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勘破人生，及时行乐的生命形态，他们在自己的失意人生中营造着独特的精神避难所，对人生无常与生命短暂的忧患，终于化为秉烛而游的生存状态。[25]

　　“精神形象论”。 在古诗的字里行间，在诗人的心灵深处，安琪透过“消沉颓废的表面，看到了一群苦闷彷徨、在迷乱中探索的追求者的不懈形象，感染到他们对现实人生的深深眷恋”。安琪认为：《古诗十九首》为中华民族精神现象史增添了新质，塑造了一个自我生命开始觉醒的生机蓬勃的崭新的精神形象，诗人们探索到新的人生价值观念。从人生价值的哲学高度重新审视永恒的宇宙，短暂的人生和生命的意义。[26]与“精神形象论”相似的有“精神孤独论”。刘方喜从诗人“寄居外乡的特定语境中”，把握其思妇诗的真正意义，分析出《古诗十九首》作者在物质空间层面上，他们是远离家乡的游子；在精神层面上，他们同样失去了精神家园。《古诗十九首》就是作者在精神上不被接纳而失去认同感、家园感所发出的真挚咏叹。[27]刘则鸣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古诗十九首》所渲泻的情绪乃是一种沉重的孤独感，这种在时空中、人世间的孤独感萦绕在每个诗人心间，并显露于每一首作品的字里行间。古人因对自身前途的迷茫和对社会命运的迷茫而处于一种焦虑状态，他们想藉爱情来排解，想藉友情、亲情、乡情来排解，用及时行乐来排解，醉生梦死来排解，用诗的清醒与迷狂来排解，终于吟成这千古绝唱。[28]

　　“及时行乐论”。《古诗十九首》中的“及时行乐”思想，曾一度被批判和否定，说其是没落阶级的腐朽哲学，是追求富贵、长生的享受，以及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的牢骚和离愁别恨的感伤情调等。关于马茂元所受批判的阴影在相当时间内仍挥之不去。所以学术界一直采用低调处理方法，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它。或用“消极颓废”来简单概括，或避而不谈。80年代以后，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仍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持否定态度，认为对古诗作者及时行乐、消极颓废的人生观不能肯定，也不能盲目称赞所谓“感情真挚”，应深入分析这些诗所表现的思想感情，不能模糊时代和阶级界限。随着思想解放，人们逐渐摆脱了偏见，能够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二重性，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采取客观的、宽容的态度，辩证地分析评价当时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和生命意识的觉醒，以及他们对自己生命的意义、个人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王利锁认为：享乐思想不过是假象的肆意畅怀，其背后真实的则是人体的自觉和觉醒之后找不到出路的苦闷。享乐思想也应被看作是觉醒时对人生价值追求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意识到生命有限，要求在有限的时间中珍惜自己的生命，因此，他们企图增加生活密度来补偿人生短促的缺陷，在生活密度和自身亮度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29]郭精锐也指出：诗人们不是在生命短促的感叹中悲天悯人，也不是要超然物外求告神仙，它要追求现世享受，而这种享受是因为诗人不愿再在忧生念乱中虚度一生而理直气壮地追求的。[30]骆玉明和张湛非常直率地认为追求享乐本来就是人类的天性。《古诗十九首》是一种新的人生观念的宣传，及时行乐的种种表现中充满着对生命的强烈眷恋和无可奈何的的心情。诗人旨在从客观性出发，建立一种享受人生、任其自然的生活态度。这就是诗人赞叹神往的另一个天地，别一种人生。[31]

　　（三）、《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征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为中下层文人，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实际生活的深切感受，艺术上汲取了乐府民歌的营养，又在表现方法上接受了《诗经》、《离骚》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在作品中形成了平易淡远的独特艺术风格，使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早期抒情诗的典范。不少论文从艺术形式、创作态度、抒情方式、修辞技巧等方面总结《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征。倪其心将《古诗十九首》的风格概括为：深入浅出的艺术构思，富于想象的比喻手法，情景相衬的描写技巧，如话家常的平淡语言，融合在一种直抒感兴、曲尽衷情而委婉动人的独特风格之中。[32]

　　抒情方式。《古诗十九首》用浅貌表现深衷，用短语表现长情。潘啸龙结合具体篇章，论述了《古诗十九首》“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并加以延伸和具体化，认为“外在的抒写方式如长期托拟、遥映、交鸣、正笔反用手法取得“唤得醒、点得透”的艺术效果。[33]刘跃进从抒情方式的转变、独立精神的寻求上，指出《古诗十九首》呈现一种低回要眇的美学风貌，它按情感起伏的节奏剪裁诗思，让读者从各个侧面去领悟诗人的情思。抒情方式是网状的复合的，给读者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34]总之，真情是抒情诗的灵魂，不少作者从抒发真情实感的尽度审视《古诗十九首》的“爱情篇”、“友情篇”、“人生篇”，认为诗人向往真挚的爱情，渴望真挚的友情，追求真实的人生，在清新优美的诗句里，在低沉感伤的情调中，回荡着人间真情美的主旋律，闪动着诗人坦诚纯真的心灵。

　　美学风格。 探讨《古诗十九首》的美学思想、审美特征和审美意象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邓乔彬先后发表两篇从美学的角度研究《古诗十九首》论文，他认为《古诗十九首》对生活现象作了准确深刻的本质概括，体现出“美是生活”的精神。它不同于汉大赋对生活的游离，而是与生活的统一，且在表现生活美之中，创造了艺术美，达到了生活美与艺术美的统一。并总结出了《古诗十九首》惊心动魄的真情美、浑厚朴实的自然美、意境浑融的整体美，对我国诗歌美学的积极作用是不可置疑的。[35]盛树屏又总结出了《古诗十九首》的重复变化的节奏美、整齐规范的形式美。此“五美”是对《古诗十九首》美学意蕴的比较全面地概括。刘迪才对诗中动物、人物、时间、空间等九种典型的意象加以审美观照，发现诗人目前之象无不成为诗人心中之意投射的对象而深深烙上诗人主观情感的痕迹。从意象与诗中呈现的情感氛围中透视出诗人的灵魂。[36]

　　语言特征。《古诗十九首》深衷浅貌的语言风格，体现在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丰富的表现力的炉火纯青的语言上。它具有乐府民歌朴素自然的优点，质而不野，浅而不露。不虚矫晦涩，不闪烁其辞的情感表达方式等等，是许多论文反复重复、极力称道之处。赵敏俐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把《古诗十九首》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总结为：是情真意切的艺术，是文人抒情诗的典范。既有乐府歌谣的纯真，又有文人诗的文雅，不过于粗野，也不过于雕琢，质朴而自然，纯真而高妙，在追求思想表达的畅通无阻中，自然把自己的文化修养融入全部情感之中。[37]

　　（四）、《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史上地位

　　近20年的中国文学史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大多是把它和《诗经》、《楚辞》、《汉乐府民歌》等进行比较研究，或侧重比较它们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刻程度，或分析它们产生的社会基础、政治思想、文化氛围；或评论它们的创作态势、语言特色、艺术风格等。概括起来，《古诗十九首》在以下四个方面奠定了在我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一是它继承了《诗经》以来的优良传统，为建安诗风的出现作了准备。二是它是汉代诗歌由民间文学过渡到文人创作出并现繁荣局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三是它将五言抒情古诗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四是它为五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的出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它崭新的诗歌形式及圆熟的艺术技巧，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石，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叶幼明得出的结论是：《古诗十九首》是我国诗歌由“言志”向“缘情”的方向发展的开端，由叙事向抒情方向转变的伊始。《古诗十九首》尽情地毫不掩饰地抒写个人情怀，为我国古典诗歌开拓了新的描写领域。它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开创的比兴系统。[38]赵敏俐认为《古诗十九首》在艺术形式上为文人五言诗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也创作了一种雅俗相间的文人五言新诗体。这一抒情诗的艺术典范为魏晋六朝诗歌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张亚新则专门论述了《古诗十九首》为建安诗歌的繁荣所起的启示、示范、和推动作用。它在体裁方面为彬彬之盛的五言诗黄金时代建安文学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它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也直接开了魏晋文学的先河。[39]

　　综上所述，20世纪《古诗十九首》研究有继承，有发展，有创新。但是也可以看出，交叉重复研究多，独具特色、有重大突破的少。关于《古诗十九首》作者及写作年代、思想内容、表现主题、艺术特征，尽管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探索，仍有很多研究课题。如对《古诗十九首》的人性复归、生命意蕴、时间意识、时空感悟的研究正成方兴未艾之势。对21世纪《古诗十九首》研究，曹旭提出了较为明确具体的意见：一是材料的收集，将隋树森未收集到的资料（各种古诗选本、后人拟诗、历代诗话评论、各种专著中等）尽量搜罗完备；二是资料的整合工作，把诗歌的意象的层面、意义的层面、体式的层面、风格的层面结合起来研究；三是更新观念，丰富研究方法，拓宽视野。[40]我们相信21世纪的研究者会继往开来,

　　使《古诗十九首》研究呈现出新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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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抒胸臆的表达，真情实感地流露。

陈情表

魏晋 · 李密

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悯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无伯叔，终鲜兄弟，门衰祚薄，晚有儿息。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曾废离。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且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皇天后土，实所共鉴。愿陛下矜悯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保卒余年。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

臣子李密陈言：我因命运不好，很早就遭遇到了不幸，刚出生六个月，父亲就弃我而死去。我四岁的时候，舅父强迫母亲改变了守节的志向。我的祖母刘氏，怜悯我年幼丧父，便亲自抚养。臣小的时候经常生病，九岁时不能走路。孤独无靠，一直到成人自立。既没有叔叔伯伯，又缺少兄弟，门庭衰微、福分浅薄，很晚才有儿子。在外面没有比较亲近的亲戚，在家里又没有照应门户的童仆，生活孤单没有依靠，只有和自己的身影相互慰问。但祖母刘氏的疾病一天比一天沉重，常年卧床不起，我侍奉她吃饭喝药，从来就没有停止侍奉而离开她。到了晋朝建立，我蒙受着清明的政治教化先前有名叫逵的太守，察举臣为孝廉后来又有名叫荣的刺史推举臣为优秀人才。臣因为供奉赡养祖母的事无人承担，辞谢不接受任命。朝廷又特地下了诏书，任命我为郎中，不久又蒙受国家恩命，任命我为太子的侍从。我凭借卑微低贱的身份，担当侍奉太子的职务，这实在不是我杀身所能报答朝廷的。我将以上苦衷上表报告，加以推辞不去就职。但是诏书急切严峻，责备我怠慢不敬。郡县长官逼迫我，催促我立刻上路；州县的长官登门督促，比流星坠落还要急迫。我很想奉旨为皇上奔走效劳，但祖母刘氏的疾病一天比一天沉重，想要姑且顺从自己的私情，但报告申诉不被允许。我是进退两难，十分狼狈。我想晋朝是用孝道来治理天下的，凡是年老而德高的旧臣，尚且还受到怜悯养育，况且我孤单凄苦，程度更为严重呢。况且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蜀汉的官，担任过郎官职务，本来希图宦达，不顾惜名声节操。现在我是一个低贱的亡国俘虏，十分卑微浅陋，受到过分提拔，恩宠优厚，怎敢犹豫不决，有非分的企求呢？只是因为祖母刘氏寿命即将终了，气息微弱，生命垂危，早上不能想到晚上怎样。我如果没有祖母，无法达到今天的地位；祖母如果没有我的照料，也无法度过她的余生。祖孙二人，互相依靠而维持生命，因此我不能废止侍养祖母而远离。我现在的年龄四十四岁了，祖母现在的年龄九十六岁了，这样看来我在陛下面前尽忠尽节的日子还很长，而在祖母刘氏面前尽孝尽心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怀着乌鸦反哺的私情，乞求能够准许我完成对祖母养老送终的心愿。我的辛酸苦楚，并不仅仅是蜀地的百姓及益州、梁州的长官所能明白知晓的，天地神明，实在也都能明察。希望陛下能怜悯我愚昧诚心，满足我微不足道的心愿，使祖母刘氏能够侥幸保全她的余生。我活着应当杀身报效朝廷，死了也要结草衔环来报答陛下的恩情。我怀着像犬马一样不胜恐惧的心情，恭敬地呈上此表来使陛下知道这件事。

　　文章从自己幼年的不幸遭遇写起，说明自己与祖母相依为命的特殊感情，叙述祖母抚育自己的大恩，以及自己应该报养祖母的大义；除了感谢朝廷的知遇之恩以外，又倾诉自己不能从命的苦衷，辞意恳切，真情流露，语言简洁，委婉畅达。此文被认定为中国文学史上抒情文的代表作之一，有“读诸葛亮《出师表》不流泪不忠，读李密《陈情表》不流泪者不孝”的说法。相传晋武帝看了此表后很受感动，特赏赐给李密奴婢二人，并命郡县按时给其祖母供养。

抒发了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正气歌》是南宋诗人文天祥在狱中写的一首五言古诗。诗的开头即点出浩然正气存乎天地之间，至时穷之际，必然会显示出来。随后连用十二个典故，都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凛然显示出浩然正气的力量。

接下来八句说明浩然正气贯日月，立天地，为三纲之命，道义之根。最后联系到自己的命运，自己虽然兵败被俘，处在极其恶劣的牢狱之中，但是由于自己一身正气，各种邪气和疾病都不能侵犯自己，因此自己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

扩展资料

全诗可分为三部分。从“天地有正气”到“一一垂丹青”为第一部分。这部分是对浩然之气的热情礼赞。“正气”与天地并生，与宇宙同在，诗人首先写出“正气”的这种伟大性质，使“正气”的描写，有了一种充塞乎天地之间的崇高美。

天地万物，均受“正气”之禀赋。下至大地山河，上至日月星辰，都是气的化育生成。下面诗人将笔一转，便将“正气”转到人的身上，人的浩然正气，充塞于苍冥，可见正气的力量。“皇路”二句，写清平之时，禀受正气之人雍容和雅，为朝廷的清明政治尽力。

这两句不是重心所在，而是下面的陪衬。下面，诗人笔锋又转，写在危难之际，禀受正气之人便表现出了凛凛气节，他们为了正义而不避祸难，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业绩彪炳于青史。“一一垂丹青”，又是第一部分到第二部分之间的过渡之笔，显的十分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