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胡适为什么闹翻

鲁迅与胡适的分道扬镳始于1925年。那时鲁迅开始由官场退向民间,而胡适则由书斋走向议政之路种对立的选择，构成了两人性格中的闪亮之点——一个充当了社会与政府的批评者，另一位成了现存政权的诤友。但鲁迅的走向民间其实是站在了弱者的立场发言，他本身对世俗社会的厌恶，并不亚于对官场的冷视。同样的，胡适与现政权——无论是段祺瑞政府还是蒋介石集团，亦保留着相当大的独立性。他们似乎都感到主奴的关系，最容易在这两个团体中生成。鲁迅后来在“左联”中承受的压迫感，以及胡适在台湾受到右翼文人的攻击，其内心的焦虑与苦痛，从其文字中，多少可以感受到。被淹没于自愿所选择的队伍里，且在那里挣扎着，苦求着，这正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写真。我们从后来的学人、作家的目录(如巴金、季羡林、韦君宜等)，多少可体味到同样的主题。抵抗奴役而终被奴役，是近代以来的历史无奈。

鲁迅没有和他的家兄反目成仇，与二弟周作人的失和确是鲁迅终身未了却的心结。李大钊遇害后，周作人将李的大儿子李葆华藏在八道湾，后送其去日本留学。鲁迅得知此事后，对周作人大加赞赏，鲁迅去世后，周建人在给胞弟周作人的信中提及此事。

　　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鲁迅去时，编辑正在校勘，鲁迅说：“启孟的译稿编辑还用得着校吗？”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周作人说：“那总还是要看一遍的吧！”鲁迅这才默不作声了。

　　1933年，鲁迅再次向弟弟发出求和的讯号，他在其诗《题三义塔》中写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鲁迅知道周作人的“日本情结”，在逝世前特地让周建人转告周作人：“遇到此等重大问题时，亦不可过于后退。”

　　鲁迅一次次示好并没有得到周作人的响应，一直到他去世，兄弟二人都未能和解。

　　与鲁迅断交后，周作人依旧平静地上课、作文。但他在1923年7月25日所写的《自己的园地•旧序》中，重复了7月18日写给鲁迅字条中的话：“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

　　1924年6月，周作人写《破脚骨》一文，据川岛说，此文是针对鲁迅，在文中，周暗示鲁迅是个“无赖子”。

　　舒芜在《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文中说：“周作人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对鲁迅的人身攻击却是时时处处，一触即发，常常是非常恶毒的。”

　　周作人对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亦有微词，他说鲁迅好色、纳妾，晚年，他的日记中仍有“兄弟皆多妻”之语。

　　虽然失和，但兄弟二人却没有断了联系，他们都在《语丝》写文章，有共同的朋友，周建人、川岛不止一次充当了二人沟通的桥梁。二人还一致对外，在女师大驱赶校长杨荫榆的风潮中，周作人在鲁迅起草的《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宣言》上签了字；在鲁迅与陈源的比战中，周作人毫不犹豫站在了长兄一边。

　　荆有麟回忆，二人失和后，还常在北大教员休息室见面，一接触便起争执。可一旦有人攻击周作人，鲁迅便用给中笔名代弟弟应战。成仿吾和鲁迅论战时，周作人也在其文章中为鲁迅帮腔。“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被列入北洋政府的缉捕名单，周作人知道后，马上托人通知鲁迅。

　　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发表后，友人们纷纷唱和，引发一场风波。鲁迅却能理解二弟，他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逝世。第二日，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走进教室。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只字未提其他事情。第一堂课下课前几分钟，周挥一挥袖子，掸了掸粉笔灰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周的脸色非常难看。柳存仁回忆：“他并没有哭，也没有流泪，可是眼圈有点红热，脸上青白的一层面色，好像化上了一块硬铅似的。这一点钟的时间，真是一分钟一秒钟的慢慢的捱过，没有一个上课的人不是望着他的脸，安静地听讲的。这个时候容易叫你想起魏晋之间的阮籍丧母的故事。”

　　解放后，周作人写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作品，在谈及鲁迅时，也会称“家兄”。陈迩冬回忆，他在周作人屋中见到过鲁迅拓的汉碑，一次，周送他出门时，指着外院的丁香树说：“这是家兄种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确实是个谜一样的人物。早年他思想激进，提倡“思想革命”和“人的文学”；中年后，思想却渐趋消沉，追求闲适，以写“草木虫鱼”自娱；后来又“落水”附逆，沦为汉奸。这是谜。他曾与鲁迅兄弟怡怡，后来却失和反目，老死不相往来。这又是个谜。周作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人们在评价他的文字时，往往以“平和冲淡”视之，但，就在这“平和冲淡”的文字背后，却包含着许多他对现实与历史的批判。只是他常能控制住自己的笔端，使之不过分张扬，所以不易为有些读者所察觉，因此，给人以温文尔雅，超然物外之感。

　　因为他的附逆，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周作人研究”一直是个禁区，也因此，我对晚年周作人所知未详。最近读了黄开发先生编注的《知堂书信》，使我对晚年的他有了较多的了解。特别是该书收录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写给曹聚仁与鲍耀明的一批书信，不仅透露出他晚年生活的窘困，同时还对一些现代名人进行了评论。这，尤其令我感兴趣。周作人曾在《日记与尺牍》一文里说：“日记和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由此，也可反映出知堂晚年的一些真实心境，这是在他的文章里所不易读到的。

　　对于鲁迅，知堂在1958年重读了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后，去信说：“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过，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单调者不同，……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著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在同信中，他对上海的鲁迅塑像发议论道：“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的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算作最大的侮辱，高坐在椅子上的人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像乎？”

　　1962年，他在看了鲍耀明寄来的林语堂文章后，回信道：“至说鲁迅文人成分多，又说非给青年崇拜不可，看似不敬却也是实在的。盖说话捧人未免过火，若冷眼看人家缺点，往往谈言微中。现在人之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即是他生前所说思想界的权威的纸糊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

　　1925年，《京报副刊》请当时的名人为青年开必读书目，鲁迅也在被请之列。然而，鲁迅是不赞成为青年开必读书目的。1966年，知堂与鲍耀明谈起这件事时，说道：“‘必读书’的鲁迅答案实乃他的‘高调’--不必读书--之一，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异鸣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他另外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却是十分简要的。胡适之提倡‘少谈主义，多谈问题’在‘每周评论’上展开讨论过，那时反对的方面记得有李大钊，而他并不参加。后来说他曾反对胡适等有功，与李大钊并重，这也是追加的神话罢了。”

　　知堂与鲁迅自小受着同样的私塾教育，在鲁迅的引导与帮助下又去南京读书，再后来去日本留学，二人可谓其情怡怡，他前期所走的也几乎是与鲁迅一样的人生道路。后来却反目成仇，“互为参商”。应该说，他对鲁迅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他主张把鲁迅不当“神”而当人看，应当是不错的。但为了纪念鲁迅而塑其像，也非不可以。而知堂对此却几乎至于嘲弄，这就显得有些过火了！也许是私人间的信札往还，因此可以“放肆”地一谈。　　

　　而对许广平的态度，他也充满鄙视。1961年，他在给鲍耀明的信中就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一书评论道：“她系女师大学生，一直以师弟名义通信，不曾有过意见，其所以对我有不满者殆因迁怒之故。内人因同情于前夫人（朱安）之故，对于某女士常有不敬之词，出自旧家庭之故其如此看法亦属难怪，但传闻到了对方，则为大侮辱矣，其生气也可以说是难怪也。来书评为妇人之见，可以说是能洞见此中症结者也。”在给鲍的另一信中又说：“那篇批评许××的文章，不知见于什么报，所说大抵是公平的。实在我没有什么得罪她的事情，只因内人好直言，而且帮助朱夫人，有些话是做第二夫人的人所不爱听的，女人们的记仇恨也特别长久，所以得机会来发泄是无怪的。”另外，据舒芜先生《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文所载，知堂在文章中对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也多有讥讽，甚至还不点名地批评鲁迅此举为纳妾。

　　对于周建人，他也似有颇多不满，说：“内人之女弟乃我之弟妇，亦见遗弃（此系帝国主义分子之故），现依其子在京，其子以抗议故亦为其父所不承认……”信中所提“其子”系指周丰二，为周建人与羽太芳子所生。据周海婴先生《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的有关记载：周建人于1936年回北平为母祝寿，在八道湾，周丰二突然从内屋冲出手持军刀，口称为母亲抱不平，向周建人砍去，被众亲友奋力夺下，因此周建人与王蕴如愤然回沪。该书还记载，在解放后，知堂还为羽太芳子捉刀写诉状，由周丰二出面状告周建人“重婚”，后经法庭详细调查，状告理由不成立，同时法庭宣判周丰二与周建人脱离父子关系。由此二事稍可看出知堂对乃弟的不满来。

　　解放后，郭沫若的一些表现确为很多人所不齿，他勤走“南书房”，被有些人讥笑为“胡笳十八拍”。周作人在评论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时顺带说道：“其实八股功夫顶好的自然要算郭老了。”而在另一封给鲍耀明的书信里，他说得更为露骨：“书（指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中对于郭公表示不敬，此已渐成为一般的舆论，听中学教员谈起，现在大中学生中间有一句话，说北京有四大不要脸，其余的不详，但第一个就是他，第二则是老舍，道听途说，聊博一笑耳。个人对他并无恶感，只看见“创造十年”（？）上那么的攻击鲁迅，随后鲁迅死后，就高呼‘大哉鲁迅’，这与歌颂斯大林，说‘你是铁，你是钢’，同样的令人不大能够佩服也。狂妄之言，不足为外人道。”此时的周作人已是个政治贱民，曾经为舆论大肆渲染的“二堂晤语”及郭氏名文《国难声中怀知堂》俱成往事了。据我所知，解放后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交往，想想郭氏对鲁迅的前倨而后恭与对自己前热而后冷，怎不叫苦雨斋主人心有戚戚焉！？

　　对于曾为《语丝》社同道的林语堂的评论，他可能是在读了林的《记周氏弟兄》一文而发的。大概林语堂在文中捅到了他的痛处，林在该文中说：一，“作人太冷，所以甘作汉奸”；二，“所写文章，专抄古书，越抄越冷，不表意见。”；三，“（沈兼士）跟我谈周作人在北平做日本御用的教育长官。他说我们的青年给日本人关在北大沙滩大楼，夜半挨打号哭之声，惨不忍闻，而作人竟装痴作聋，视若无睹。”对于作汉奸事，知堂一再申明“不辩解”（其实，他是辩解的）。他在1965年4月给鲍耀明的信中，针对林语堂的第二点反驳道：“语堂系是旧友，但他的眼光也只是皮毛，他说后来专抄古书，不发表意见。此与说我是“文抄公”者正是一样的看法，没有意见怎么抄法……”过了几个月后，他又借别人评林语堂发议论道：“语堂与梁实秋皆系美材，亦同犯才子之毛病，盖才子到老辄有倚老卖老之病，亦即是才尽也。”再过数月，知堂得知林去香港的消息，又挖苦道：“林语堂来港不知何事，他近来的文学活动我也毫不知道，想还写文章赚英美人的钱吧。”看知堂对林语堂的评价似乎有些泄私愤的味道了。　　

　　知堂虽说梁实秋与林语堂一样属才子，但却也肯定梁的成就，他说梁实秋在没投台湾前“有可取的地方”，并认为“十三妹论他比创造社的人要好，可谓有见识的话。”同时，他认为徐志摩也“有可取的地方”，这可取的地方是什么呢？也许他认为是徐的散文方面吧。知堂曾在《志摩纪念》一文里说：“散文方面志摩的成就也并不小，据我个人的愚见，中国散文中现有几派，适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平伯废名一派涩如青果，志摩可以与冰心女士归在一派，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轻脆，在白话的基础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这就是单从文体变迁上讲也是很大的一个贡献了。”虽然当时他也肯定了徐的诗歌。但他晚年却说：“敝处适有《猛虎集》一册，系徐志摩所著，此人大有名望，《五四文坛点滴》大为赏识，但我因不懂新诗，故看不出好处来，留在我这里没有用处……”知堂说自己“不懂新诗”大约只是谦词，而“看不出”徐诗的“好处来”也许是真的。这是他为文的狡猾处也未可知。

　　知堂擅长此类春秋笔法。如谈到老友沈尹默的书法时说：“偶检故纸，于其中得沈尹默写的‘苦雨斋’扁额，……此系大约三十年前之物，其时沈君尚未成为海上书家，其字似亦更有趣……”沈书出之于王右军，有人评其书谓之“媚”。也许知堂当时已看出端倪，以为不及三十年前了。有趣的是知堂的老友陈独秀也对沈书颇有些非议，他曾给台静农的书札中说：“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知堂以为沈的书法后来退步了，而陈独秀以为沈书没有进步，这也是件有意思的事。

　　说及唐弢，他道：“今日见到唐弢氏，在领导青年人改写现代文学史，其思想似颇宽大，想能做出更好的文学史来。”文学史而靠“做”！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叹服于知堂文笔的高妙。在评论上世纪二十年代，曾与周氏兄弟打笔仗的陈西滢时，他说：“陈西滢亦是颇有才气之人，唯以卿谊之故，乃以‘正人君子’自命，参加‘女师大’一役，妄费许多力气，亦深可惜也。”在提及苏雪林时，他说苏的《周作人先生研究》一文“最有内容”。

　　知堂与胡适的交往，在《知堂回想录·北大感旧录七》里已有所述及，但也只是记实而少评论，而在晚年的书信中却有些评价。1962年，他在给鲍耀明的信中这样评价道：“胡博士亦非可全面抹杀的人，所云学者成份多，亦是实话……”1965年又道：“胡君的确有他的可爱处，若其喜谈政治（当初却以不谈政治为标榜），自然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唯如为了投机而骂之，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寻常朋友），当初不甚热烈的捧他，随后也不曾随队的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是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当年大陆学界“批胡”之风尚劲，知堂依然坚持己见也属可贵了，亦可看出他对胡适感觉不坏。　　

　　他同样感觉不坏的还有蒋梦麟。1964年，当他得知蒋在台湾去世时，他回信给鲍说：“蒋君虽是绍兴人，但我不很熟习，他的政事我也不甚了解，只是个人对于他的印象却是不坏的，因为他还是讲信用，也就是还不势利，即为他以校长资格从云南拍电报，叫我照管北大校产，胜利后给我出证明……虽本是他的责任，但是在别人却早已赖掉了，他却没有这样干，觉得还有古道可取。”　　

　　说到蒋梦麟“讲信用”“不势利”，倒想起他骂罗家伦和傅斯年来了。在1964年致鲍耀明的信中，知堂曾称他二人为“狗腿”。据梁实秋《忆岂明老人》一文的《后记》里转引南宫博的一段话：“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先生，学生不伪！》不留余地指斥学界名人傅斯年。当时自重庆到沦陷区的接收大员，趾高气扬的正不乏人，傅斯年即为其中之一。我们总以为学界的人应该和一般官吏有所不同，不料以清流之命的傅斯年在北平接收时，也有那一副可憎的面目，连‘伪学生’也说得出口--他说‘伪教授’其实已不大可恕了。”从该文的描述来看，知堂骂罗、傅二人为“狗腿”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实，早在1950年，知堂就对这二位《新潮》社的主将进行了批评。他在《<新潮>的泡沫》一文中说：“罗家伦不失为真小人，比起傅斯年的伪君子来，还要好一点。罗是公开的国民党，傅乃标榜无党派，以‘社会贤达’的头衔出现，替蒋二秃子出力更为有效，所以罗只配称作帮闲，而傅实在乃是帮凶了。”另外，该文中还记述了罗家伦的一则“趣事”：“罗虽是文化运动出身，可是很有点鄙陋，钱玄同见过他的西文名片，写作罗斯福罗，每相见的时候，常要叫这个名字，开他的玩笑。”　　

　　知堂对其弟子沈启无的评价也是骂。沈为“周门四弟子”之一，后来被逐出师门，知堂曾发《破门声明》散发给一些朋友。不特此也，知堂在以后的文章中也屡屡影射沈。1944年还写有《遇狼的故事》一文并收入《苦口甘口》，晚年所作《知堂回想录》也全文转收，可见他对此事何其耿耿于怀。有人说，逐他是因为周在遇刺客时，沈在场说自己是客人而引起周后来的恼怒。但知堂在给鲍耀明的信中却说出了真正的理由，他道：“尚有一人则早已绝交（简直是‘破门’了），即沈启无是也。其人为燕京大学出身，其后因为与日本‘文学报国会’勾结，以我不肯与该会合作，攻击我为反动，乃十足之‘中山狼’……”

　　尝读周作人文集，知道他对丰子恺翻译的日文《源氏物语》颇不以为然，大致说丰子恺日文水平浅陋。在他给鲍的书信里也有记载。他道：“承示丰子恺君拟译源氏，所谓老而益壮，亦可佩服，但恐未必适宜……丰君译有啄木小说集，其中はしゃぐ一语有误译处，因之不免对于他稍有疑问耳。”1950年，上海《亦报》连载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丰子恺为全部七十二首诗中的六十九首配了插图。但他对丰子恺的画，也同样地表示不大满意。后来，他在给鲍耀明的信中说道：“丰君的画，我向来不甚赞成，形似学竹久梦二者，但是浮滑肤浅，不懂‘滑稽’趣味……”而在谈到陈师曾的“书画刻印”时，他以为“都有功夫，即是所谓有书卷气，也就是没有市侩气也”。

　　另外，知堂的书信里还提到了陈垣、陈寅恪、冯沅君、潘家洵、胡兰成等人，大多只是实录而未作评论。但知堂却称胡兰成为“君”，这，倒是令我有些诧异的。

　　晚年的周作人不仅生活窘困，大概其精神也颇为凄苦。曾经驰骋文坛的骁将，如今却沦落为政治贱民，只能靠买文翻译赚钱度日，好在他还有曹聚仁、鲍耀明等的帮助与接济，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一些生活上的问题，还可以对他们臧否时贤，或许稍可舒解心中的苦闷。但随着文革的即将爆发，知堂也将被这股洪流淹灭以结束他谜一般的人生。而他留给后人的大概也不仅仅是惋惜与遗憾吧。

鲁迅和周作人为什么会失去和平？这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大悬案，也是鲁迅研究的一大谜团。人们无法想象，曾经最亲密的两兄弟，最终会因为生活而分手。更让人不解的是，他们分手后，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怨恨之深，无法自拔。很痛苦，也很难忘。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周氏兄弟不和的真相至今仍是个谜，没有人能完全弄明白。虽然也有人搜集了很多资料，试图一探究竟，但是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涉及到个人隐私，所以很多资料不全，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找出来。表面上看是家庭纠纷。因为周家是个大家庭，用今天的话说，经济核算就是一笔糊涂账。鲁迅的收入很高，直接把钱交给家里，而他的哥哥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老婆，郁泰新，每天的生活都是非常奢侈的生活方式。34所有的家居用品都得在日本商店买，她太喜欢日本货了。人民也是爱国者，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大人小孩在家里生病，都要请日本医生。一切都是日本制造的。我做了一桌子菜，说不好吃就全倒了重做。家里的被子和盘子不新了，我马上重做了一套新的，出门一定要坐公交。让我们考虑一下。在20世纪20年代，开车出门是不可能的。鲁迅当然愿意为这个家出力。他是长子，是一家之主。只要家庭和睦，他什么都愿意做。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的钱是人力车拉进来的，别人是车送出去的。所以他觉得自己很努力，但是达不到要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材料，所以在家务劳动和经济生活中有纠纷。这个时候，也就是1923年到1924年之间，其实他和周作人的思想分歧并不太大，但是有一天，兄弟俩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开始了争斗。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看到两兄弟在街坊打架，但是鲁迅兄弟真的打起来了，真的很意外。当时他们的朋友都不太理解。本来鲁迅住前面，周作人住后面，一家人来往融洽。斗争的结果是，周作人亲自给37号发了一封绝交信，信的开头称他为鲁迅先生。今天我们尊称鲁迅先生，但是他亲弟弟写的信加了这个鲁迅先生，下面的内容不用看就能知道，说明态度彻底坏了。其中一个说:“请不要再来后院了”。知识分子说话客气，但往往客气之后就是十二万分的恶毒。普通人吵架，虽然话很难听，但是第二天就好了。“明天再来玩吧。”知识分子虽然表面上彬彬有礼，但实际上内心有很深的仇恨。后来鲁迅很快搬出了八道湾，又买了房子住，再也没有和哥哥一起出去过。

其实还是个谜。很多理论只是猜测。更有甚者，说余泰新是鲁迅的情人等等。我看过的理论不下三个，我觉得上面这个比较客观。

胡适是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鲁迅便是新文学运动的干将，两人曾交情很好，互相赞美，但是在五四运动结束之后，两人开始有了小缝隙。鲁迅之骂胡适，一是因为1922年胡适去见溥仪的时候，称呼溥仪为“皇上”。在1932年，宋庆龄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胡适本来也是这个同盟的北平分会主席，结果他不但不支持同盟，还认为上海分会转给他的两封关于监狱打人的检举信是捏造的。他的言论，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宋庆龄和蔡元培要求他更正，他也不予理睬。到后来，同盟的杨杏佛被特务在上海暗杀，胡适居然不发一词。而这位杨杏佛，曾是胡适的学生和朋友，胡适性格中无情的一面，展露无疑了。

杂文讲究文笔犀利，揭露社会阴暗面和人的瑕疵，社会本也是由人组成，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杂文作家终须是要骂人的。

作为一个杂文大师，鲁迅一生骂人无数，不但不少坏人被他骂过，很多好人也被他挤兑、吐槽。

鲁迅骂叶圣陶的文笔和作品，骂过杨荫榆思想封闭，也骂过梁启超学问不专却爱钻研政治。

由此可见，鲁迅"骂人"是不讲情面、不分对象，逮谁骂谁。民国文坛的名人，没有被他骂过的不多，包括文坛巨匠郭沫若。

鲁迅与郭沫若同是文学大师，可二人似乎是天敌，很少有心平气和交流的时候。

“相骂何必曾相识”，还没有见过面，二人就开始唇枪舌剑、骂个不可开交。

郭沫若骂鲁迅是封建余孽，鲁迅毫不示弱骂他是东洋狗。

他们二人之间有何深仇大恨，让其势不两立，对对方如此刻薄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928年初，创造社、太阳社发起革命文学运动。为了追求新思想、显示新思维，创造社、太阳社开始破"四旧"，要想标榜自己敢为，必须拿权威开刀祭旗，鲁迅作为当时文坛最有名气和权威的文人，就是出头鸟，自然是首当其冲被两个文学社团当成天然的好靶子。鲁迅生性好战，骂人是自己的专长，一见有人怼自己，很难不兴奋，当即写了《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章进行反击。

郭沫若在反潮流战线是新锐尖兵，看到鲁迅反击，毫不犹豫用笔名杜荃写了一篇《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文进行回击。

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给鲁迅戴了三顶帽子，随便哪一顶都够沉重的。

一是"封建余孽"，二是"二重反革命"，三是"法西斯蒂"。

郭沫若这三顶帽子就像三大招，招招见血，入木三分。

郭沫若在这篇文章中写道："鲁迅的文章我很少拜读，提倡趣味文学的《语丝》更和我无缘。"紧接着，郭沫若就开始找出证据，说鲁迅是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反革命，铁证如山不容抵赖。

郭沫若甩过来的三顶帽子，引爆了他跟鲁迅的矛盾，二人从此结下梁子。

虽然郭沫若用了化名，但鲁迅何等消息灵通，当即得知这个杜荃就是郭沫若。

鲁迅当然不会放过郭沫若，他一向睚眦必报。

鲁迅随即回敬了郭沫若："郭沫若的《一只手》是很难称之为佳作的，······《一只手》也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第四卷）

后来鲁迅就更进一步，骂郭沫若人品不行，抛弃了糟糠之妻，而郭沫若就曾在报上与鲁迅公开掐架，指责鲁迅侵犯他人隐私。

鲁迅毫不留情进行回击，在1931年发表的《上海文艺一瞥》中，鲁迅就批评创造社是才子+流氓的组合，直指郭沫若。

在创造社官司缠身的时候，鲁迅也不忘落井下石，痛打落水狗："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

叫人匪夷所思的是，直到此时，二人竟然只是听过对方的姓名，却还未曾谋面。

鲁迅与郭沫若为何总是合不来？很简单，就是看不惯郭沫若的狂傲和目中无人。

而郭沫若作为文坛后起之秀，想要出名，必须踩在名人肩膀上，取得轰动效应。

哪怕是现在的互联网，那些想出名的人，也要挑刺名人，撕逼名人，猛怼名人，才能轻松走红。

可是一来郭沫若这三顶帽子太沉重了点，二来他找的对象不是善茬，所以二人之间的开撕自然在所难免。

岂止是鲁迅和郭沫若，民国时代的文人对骂，是一道“靓丽”的风景，无形中为旧中国思想解放、为新文化运动起到了锦上添花、推波助澜的作用。

郭沫若与鲁迅的互撕，震动了当时中国的文坛。

胡适、梁启超、钱玄同等文学大家不得不组团从中进行调解，双方这才平息怒气，偃旗息鼓。表面上看，鲁迅当时跟文坛众星之间的骂战有失斯文，很不雅观；其实，郭鲁二人之间的互骂，实在是中国社会的幸运。

每当皇权崩塌，乱世纷扰之时，就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自由的时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会因言获罪，大家畅所欲言，狂放不羁。

所谓名家荟萃、大师辈出的时代，一定是文人骂战酣畅淋漓的时代，当文人畏缩于引骂，专注于赞美，民间“大师”就安心成为了官家“大家”，杂文这种体裁便也失去了存在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