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山到张良经过哪些地方

鲁山到张良经过哪些地方,第1张

辛集、马楼、张良三个乡、镇。鲁山县隶属于河南省平顶山市,地处河南省中西部,伏牛山东麓,县域面积243232平方公里,到张良会经过辛集、马楼、张良三个乡(镇),张良镇,隶属于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地处鲁山县东南部。

按其军事 智谋来说 应该属于 兵家

但是他所学的素书 又属于杂家。。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汉以前的道家可叫做杂家,秦以后的杂家应叫做道家。

这就很难辨明了。。

出生地争议

战国时的城父有两座,一座属颍川郡(今河南宝丰)(汉改更名为父城),另一座东城父属沛郡(今安徽亳州)。

张良生于城父的出处在《史记索隐》:“良既世代相韩,故知其先韩人。顾氏按:《后汉书》云‘张良出于城父,城父县属颍川也’。”

《史记索隐》又有“‘传张良出城父,城父即亳州县’,一望知其错误。” 可知《史记索隐》的作者并不认同张良出于沛郡城父的说法。

而且《后汉纪》也有“朱宠为颍川太守,问功曹郑凯曰:‘闻贵郡山川多产奇秀,前贤往哲可得闻呼?’凯对曰:‘鄙郡禀嵩之灵,中岳之精,是以神……留侯张良,奇谋辅世,玄算入微,济生民之命,恢帝王之略,功成而不居,爵厚而不受,出于父城……’”可知,汉朝也认可张良出于颍川父城(即战国的颍川城父)。

《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城父在汝州郏城县东三十里,韩也。’”

史书对他的身世交代很不清晰,只知他是韩国人,祖父和父亲都是韩国的相国。而其生年不详,只说韩被秦灭时(公元前230年)他尚在年少,未曾在韩国做官。而他的父亲死在韩悼惠王(桓惠王)23年,也就是公元前250年。也就是说最迟在这一年他已出生了。古人以未“而立”为年少,所以可以想见韩国被灭之时张良应是二十几岁而不到三十岁的青年。而张良卒于高帝崩后八年,所以应当为公元前187年,享年64至70岁左右。

春秋时楚太子建始建城父,而后楚国在此被晋国击败,重新为郑国属地,楚国后来就将陈地的夷改为城父。战国时期两个城父并存,西城父(汉时更名为父城)属韩国,2013年河南平顶山鲁山县东部及郏县东南部一带(2013年鲁山张良镇),东城父(此名沿用)属楚国,在今安徽阜阳颍上县一带。所以张良的故乡应为颍川郡城父,而非泗水郡城父。颍川城父,即汉之父城县,城在今宝丰县李庄乡古城村。然而,当时父城制下地域广阔,张良故里如不在当时的县城,则具体位置已不可考。

张良离开家时仅二十余岁,后长期展转各地。汉建立后,被封为留侯,而留位于今江苏省沛县东南的微山湖湖区微山岛上,这里是张良初遇汉高祖刘邦之地。死后,他的儿子张不疑继任留侯。《史记》云:“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公元前176年)坐不敬,国除。”此时,失去爵位的张不疑会不会带领家族回到故里,即使他要回去,能不能找到故里,已成为历史疑案。

萧何——早年任秦沛县狱吏,秦末辅佐刘邦起义。攻克咸阳后,他接收了秦丞相、御史府所藏的律令、图书,掌握了全国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对日后制定政策和取得楚汉战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楚汉战争时,他留守关中,使关中成为汉军的巩固后方,不断地输送士卒粮饷支援作战,对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代起了重要作用。萧何采摭秦六法,重新制定律令制度,作为《九章律》在法律思想上,主张"无为",喜好"黄老之术"。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又协助高祖消灭韩信、英布等异姓诸侯王。高祖死后,他辅佐惠帝。惠帝二年(前193年)卒,谥号“文终侯”。韩信——(约前231-前196),淮阴(今江苏淮安)人,西汉开国功臣,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汉初三杰”之一。曾先后为齐王、楚王,后贬为淮阴侯。为汉朝的天下立下赫赫功劳,但后来却遭到刘邦的疑忌,最后被安上谋反的罪名而遭处死。韩信是中国军事思想“谋战”派代表人物,被后人奉为“兵仙”、“战神”。“王侯将相”韩信一人全任。“国士无双”、“功高无二,略不世出”是楚汉之时人们对其的评价。张良——(-前186),字子房,传为汉初城父(今安徽亳州。《后汉书注》云“张良出于城父”,城父县属颍川也。《史记正义》:“括地志云:‘城父在汝州郏城县东三十里,韩也。’”)人。汉高祖刘邦的谋臣,秦末汉初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汉王朝的开国元勋之一,“汉初三杰”(张良、韩信、萧何)之一。此外,现当代又有多位同名人物。张良亦可作为地名,河南鲁山有张良镇。

图书名:《风流去》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1月

此书原本不该此时推出,两方面原因:第一,读一遍不过瘾,应数遍阅读之后方可深入理解这些文化人物;第二,汾阳之行让我看到了历史上的某些文化人物的影子。郑重声明:本篇文章仅抛砖引玉之用,推荐之言,若想读明白,强烈建议买一本书,细细品味鲍鹏山老师精彩的文笔以及浓重的感情。

鲍鹏山老师将眼中的文化人物娓娓道来,从老子开始到谢灵运止,中国的众多文化名人一一呈现出最接近真实的姿态。在此不再一一列举,仅拿出几个读书笔记摘抄片段,以飨读者。

老子神出鬼没,出现在这个民族的童年时代,却突然消失。老子出关意义重大,它表明我们已经不配受哲学的引导,而我们也抛弃了哲学,沉醉于现实世界的追逐。老子是周王朝的档案馆馆长,所以看遍了历史上的各种丑恶和内部资料。他的道德经就讲两件事:处世和治国。

老子的治国之道是无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别折腾!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工放下,少管,少干,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当然,前提是要国小民少。可以说老子的建议是非常大胆的,而且逆时代潮流。

老子的处世之道是柔弱胜刚强,坚强者死之道,柔弱者生之道。老子说他自己有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人不但要学会勇敢,更要学会勇于不敢。

老子的建议听起来和普通人都不一样,因为老子是一个孤独的对人性失去信心的人。他最终选择出关,大概是带着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吧。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孔子是悬挂在那个遥远古世纪的一盏明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确混乱无道,而孔子却以复兴文化为己任。所以一辈子不断碰壁却不断努力。直到最后感叹:逝者如斯夫!多像一盏摇曳不定的烛灯,让我们感受到文化的温暖。

孔子是一位文化巨人,在当时就已经名满天下。难得的是,他并没有躲在书斋里搞纯学术,而是怀着兼济天下的情怀四处奔走希望能够做些事。历史没有让他成为子产或者晏婴,而是让他成为了孔子。

孔子官场失意却并不痛苦,他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怨天,不尤人。除了论语之外,《尚书》《春秋》《诗经》《周易》这些对整个民族都非常重要的典籍都与他有关。

孔子之所以是万世师表,因为他开创了私学,倡导有教无类。他的学生既有王公贵族也有贩夫走卒,既有巨富商贾也有寒门子弟。在他死后,弟子们守孝三年,对他最忠诚的学生子贡甚至守孝六年。每念及此,都不由得我们感叹唏嘘。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剑侠,最伟大的剑侠!他在孔子之后再次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了希望之光。他光着头,赤着脚,穿着粗短布衫,面目黧黑,焦虑急切。墨子最早学儒,后来发现不对胃口。儒者的礼太繁琐而不实用。于是他背叛师门,同时也背叛了周王朝。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墨子学派,简直就是一只敢死队。墨子的队伍重视防守,他反对战争的方式是以各种各样眼花缭乱的防守方式来阻止战争。中国的机械和技术都因此而得到了发展。

墨子最锋利的剑不是他的守城之具,而是他思想的锋芒。孔子维持着周的尊严,而墨子在推翻周朝的进程中提供了理论支持。他的方法是忽略周的存在,在他的理论里,已经早于秦始皇扫平了周王朝。他抬出了天,他认为没有天子,只有天。没有天子,也就没有了天下。墨子是第一个大量使用“国家”这个词的人。墨子在呼唤着新的世界。墨子的“兼爱”是反对“礼”的等级制度,“尚贤”是反对“亲亲”的贵族封建世袭制度。“节用”、“节葬”、“非乐”又是反对周王朝的文饰。墨子也提出需要一个天子,但不是世袭的,而是通过“尚贤”选出来的。但墨子毕竟不是卢梭,他认为选出了天子,就要完全听他的,哪怕专制也认了。不过他安排了“天”作为对天子的制衡。希望让天子有所收敛。

孟子之所以是亚圣,因为他为儒门做了至少三个大贡献。

第一,他把“仁”发展到了“义”。仁是内心,义是表现。他把评价人从内在转为外在,很明显更具可操作性。

第二,他把“仁政”发展为更加具体的“王道”。王道就是对人的“仁心”加以培植,无论在家在国,都将无可匹敌。这个想法当然幼稚,但中国人就信这个。直到民国时还有很多学者倡导“好人政府主义”。

第三,孟子强调了“性善论”。性善论实为儒家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基础。失去了性善论,儒家的一切方法和理论都将受到挑战。但可惜孟子的论证方法大多使用类比,这实在不太严谨。

但孟子并不严谨的论证常常让人很难辩驳,因为他并不是在说“这样是真的”,而是说“这样是好的”。他强大的语言能力和道德感召力,让他能够成为王者师。孟子在后世常被人攻击,普遍不是攻击他的观点,而是他的态度。他太具有“大丈夫”气概了。不但骂杨朱和墨子是禽兽,而且骂国君帅兽而食人。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应该是夫妻关系,可以吵架可以骂。孟子就做到了这一点。但后来文化就逐渐变成了妾和奴才。朱元璋对孟子恨之入骨,他说如果这个老头活到今天,他能免于一死吗?

庄子是先秦诸子中唯一不对帝王说话而对我们这些平常人说话的人。当别人都在对诸侯献计献策的时候,庄子转过身来恳切地告诉我们如何自救与解脱,如何保持心灵的安宁与清净,如何在丑恶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自尊自爱。

在先秦诸子中,庄子是最有魅力的。他的魅力在于他能够把激情与超脱完美的结合起来,他的世界生机勃勃充满想象,他充满激情的和我们讨论如何超脱于俗世之外。除了庄子,谁能做到?庄子的文章甚至只是为了打发自己的天才。

庄子也反对战争,但他不像墨子那样着急,也不像孟子那样愤怒。他只是讲了个小故事:一个蜗牛左触角上有个国家叫触氏,右触角上有个国家叫蛮氏。这两个国家有一天发生战争,伏尸百万,战胜的一方追逐失败的一方竟然追了15天才回来。还有比这更狠的讽刺吗?这就是庄子的风格。

庄子为我们齐贵贱等生死,安慰了多少失意的灵魂。古代的学子们赴考时都要带着四书五经,但翻一下枕头下面,一定藏着一本庄子。

荀子是把儒家嫁出去的人,嫁给了帝王,嫁的不太好,是个妾。荀子没有孔子的情怀,没有孟子的气概,更没有庄子的潇洒。荀子希望儒生放下独立人格,从剥夺经济独立权着手,剥夺人的思想独立和行为自由。

孔子强调仁,孟子强调义,荀子强调顺!一切行为以是否有利于君为标准,怪不得很快就嫁与帝王家了。荀子应该和孟子见过面,他比孟子年轻。但对孟子很不感冒,说孟子很怪不能理解。

荀子倡导性恶论,这其实已经是儒家的叛徒了。因为人性本恶,所以需要专制统治。这更是为帝王的独家专制提供的理论依据。所以荀子在80多岁的时候去了秦国,打破了儒者不入秦的传统。在秦国不断兜售他的主张,回来后又对专制的秦国大加赞赏。可惜还是没有被用。

看看荀子的主张:作*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屈原对中国的影响不是他的思想,也不是他的事迹,而是他的失败。这是个人对历史的失败,是个性对社会的失败,是理想对现实的失败。《离骚》和《九章》里淋漓地表达了这种失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关独特的个人与社会、历史发生冲突并遭致惨痛毁灭的记录。

屈原追求至善至美,但“君可思而不可恃”,楚怀王背弃了他。于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他慨叹“人之心不与吾心同”。他把自己放在了世界的对立面上。《离骚》中的“求女”就是求知音,然而“无女”,也就是没有知音。屈原可能的知音应该是汉代的贾谊。他还没有出生。

屈原没有底层生活经验,他的人生开始的太纯洁。所以他不理解邪恶与不公。他无法与他们和平相处,哪怕虚与委蛇。因为他的决不让步,这世界有可能免于全面堕落。

屈原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却都是“大诗”。有大精神、大人格、大境界、大痛苦、大烦恼、大疑问、大爱大恨、大悲大喜。他绝不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他不追求中庸,他要求纯粹。

商鞅为了秦国真正是到了把良心都献出去的地步。名誉、人格、朋友都不要了。他为了秦国出卖了自己的朋友魏公子卬,以至于当他后来逃亡时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收留他,因为对他的人品没有把握。

他为了秦国,连自己的命也不要了。推行法治,连即将继承王位的太子的鼻子也敢割掉。这样怎能不被到处追杀?商鞅被车裂,全家不能幸免。这的确是一个悲剧。但如果看看商君书,你又会觉得这个人并不值得同情。

商君书中所有的观点都是为了用极其单一残酷的手法约束老百姓,让他们只能从事耕战。不耕战的其他职业一律视为非法。关进监狱里还不给饭吃。

所以当时的秦国是个怪胎,国土很大,人不多,打仗很厉害,但是没有别的国家的人愿意迁徙过来。因为实在是太不自由了。而且动辄受罚,割鼻子、砍大腿、切生殖器、砍头、车裂……

商鞅强调国强民弱,不能让老百姓有钱,不能让老百姓有余粮,不能让老百姓有尊严,因为这样都会让老百姓挑战皇权。

他还发明了流氓管理好人的方法,要求人们互相监督举报,哪怕是夫妻父子也要举报和监督。所以后来“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和李斯是同学。韩非和李斯都背离了儒家,成为法家。

事实上,苏东坡就说过应该是荀子为秦国的暴政负理论的责任。韩非子对人性毫无信心,他认为尧舜只是守株待兔式的运气,期待尧舜不如实行法治。这个观点无疑是进步的。韩非认为人与人的感情其实也只是利益关系而已。

至于君臣,就更要用法严加提防。所以韩非要求剥夺一切独立的经济自由,只有失去了人们的经济自由,才会完全依附于王权。“势不足以化,则除之。”如果权势不能使之驯化,就除掉他!在韩非眼中人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人只是国家的工具、权势的工具。

韩非认为道德是功利的,实用的。他坚持认为人的一切行为其动力都是“利”而不是道德。所以他选择了成本更低的法,而彻底背弃了道德治国的思想。他不是说道德不好,而是无用。

韩非子的思考的确非常有价值,但唯一的遗憾是他没有解决执法者权力如何约束的问题。认为对王权的无条件服从是根本的前提。为了防止人们思想混乱,韩非提出了扫除私学的建议。他痛恨私学,但他自己就是私学的受益者啊。韩非的建议后来得到了实行,就是焚书坑儒。

韩非不断强调利,自己却死于义。他为保全韩国,向秦王进言。还写了一篇《说难》,表示自己知道这事很危险。最终,被杀。这把双刃剑伤到了自己。

司马迁写李斯,一开篇就写他看到仓鼠时感叹“人混得好不好和老鼠一样啊,关键是看他在哪里混?”这个开场就给李斯定了调,成了鼠类。先秦诸子到韩非,结束了。哲人的时代结束了,政客的时代到来了。李斯就是亢奋的政客。据说李斯当了宰相的消息传到荀子耳中时,荀子并不高兴,而是很替李斯担心,他知道这个学生的弱点。

李斯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以聪明处世。他是富有远见的大政治家,力主郡县制,解决了封建诸侯的问题,保证了大一统的实现。如果说不得志的韩非是黑格尔,那李斯就是罗伯斯皮尔。他的志向不在学术,而在政治。

李斯给秦国出的主意是暗杀和贿赂,为了成功,毫无原则。在成功的帮助秦统一六国之后,这种无原则的政策演变为更加残酷的举措。秦二世登基后秦国十二公子被砍头,十个公主被肢解,公子高甚至要求殉葬秦始皇。李斯用这样的方法帮助新君,所以后人说:李斯亡秦,兆端厕鼠”。后来出现了比他更无底线的赵高,当李斯发现赵高可能威胁到他做老鼠的资格的时候,他选择了和赵高合作。但小人同而不和,最终赵高还是杀了他三族。李斯死前受五刑(黥面、割鼻、斩足、割生殖器、砍头)最后腰斩。一年以后赵高逼杀二世,又二月,刘邦入咸阳。再两月,项羽入关,杀子婴,烧阿房宫。

张良是秦汉风云的幕后总导演。

张良是韩国贵族子弟,韩被秦灭,张良散尽家财求客刺杀秦王。秦始皇东游,张良与力士以大铁锤掷出击杀始皇,可惜击中副车。秦始皇大怒,大力搜捕刺客。张良于是隐姓埋名。在隐居时张良遇到了桥上丢鞋让他去捡的老翁,耐着性子捡了鞋,于是得到太公兵法。从此成为道家人物。

张良找到了刘邦,就好像当年找到博浪沙的力士。甚至可以认为刘邦只是张良复仇的工具而已。他对于刘邦是平等对话的关系,似乎很少君臣之礼。他堪称孟子后又一个王者师。

项羽在楚汉相争时动辄大怒,仅有一个亚父范增尚不能听,而很有耐心的刘邦遇到了智慧的张良,言听计从,最终取得了胜利。

张良对于坐江山的事情毫无兴趣,他的目的只是复仇,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几乎闭门不出,只是做做顾问,偶尔指点一下。最后可能专心修道了。刘邦死后八年,张良升天。

贾谊是个天才,却生在了不需要天才的时代。贾谊成名很早,二十二岁就被汉文帝征召为博士。在博士中他年龄最小,但学问最好。一年之内别提拔为太中大夫。

短短两年之内,贾谊提出了大量富有远见的政治主张: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抵抗匈奴,倡导农业,建立道德根基……他写了《过秦论》《论积贮疏》《六术》《忧民》这些重要的文章。以他的能力,完全可以跻身中国一流政治家的行列。但很可惜,连文帝也是被开国功臣们接回来做皇帝的。开国功臣们已经把发言的席位占完了,况且贾谊还不太会说话,动不动就说这些人没什么用。所以在双方发生矛盾的时候,文帝只好把贾谊放到了长沙做长沙王的太傅。

贾谊当时已经觉得自己和屈原将有着共同的命运了。但四年后贾谊又被召回长安,和文帝见了面。“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就是这次谈话的写照。贾谊一生建议削藩,最终经晁错和主父偃完成。文帝把贾谊留给了下一代,让他做怀王太傅。可惜怀王骑马竟然摔死了,贾谊多日哭泣后赍志而没。

汉武帝爱说大话,也爱听人说大话。所以有个叫东方朔的人给他写了一封自荐信,说自己特别牛,汉武帝看的好笑,又觉得确实吹的厉害。就把他招来,每月发一袋粟和二百四十个零用钱。

后来东方朔觉得没劲,就找了一大堆宫里的侏儒说汉武帝要杀他们,让他们去拦汉武帝的皇驾。汉武帝一听就生气了,东方朔说:我身长九尺多,每月一袋粟,这些侏儒身长三尺也是一袋粟。他们撑死了,我却饿死了。你要用我就区别对待我,如果不用,就让我走吧。武帝大笑,让他在身边留用。

东方朔就是有这个本事,总是能把汉武帝逗笑。比如射覆屡中,认识驺牙,自己骂自己等等。以滑稽侍奉喜怒无常的汉武帝,还能全身而退,真是一个高人。最后晚年的东方朔曾经劝过汉武帝:希望陛下远离奸巧佞臣,斥退那些好进谗言的人。武帝说:原来你也会说一些正经话啊?说完了这些正经话之后,东方朔就死了。

东方朔的聪明在于,他知道“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优”的时代。想要全身,只能以优的姿态出现在皇帝身边。东方朔的“谈何容易”是对血的教训的感慨,也是对言谈者的告诫。

司马迁和一般史家大不相同。他与自己笔下的人同生死共挣扎,让我们看到了“活的历史”。他没有延续孔子定下的纪年法,而是改用了纪传体。这样大胆的写史,因为他更重视人,而不是事。对人的命运,人的生命历程的重视,让他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

司马迁年轻时是个富有激情的事功追求者,希望能够封侯拜相。父亲司马谈临终时把写史的责任交托给了他,所以司马迁后来自请降薪去做了太史令。他知道自己的宿命在这里。这就是当仁不让。就在他工作了六年之后,李陵战败被俘,整个朝廷的人一致谴责。汉武帝阴森森地问了一句司马迁,你的意思呢?司马迁为那些无辜的老小妇孺说了求情的话。汉武帝大怒,判了司马迁死刑。死刑即可以用钱免死也可以换为宫刑,司马迁没有钱,也没有亲戚朋友愿意帮他。

他一定犹豫过,生存还是毁灭?但最终他选择了宫刑,因为他还有大事没有完成。这一年他47岁。三年后,李陵冤情洗雪,司马迁出狱。公元前90年左右,司马迁失踪。写历史的人在历史上失去了终点。在《报任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痛快淋漓的表达,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他写出了自己遭受的不公和对汉武帝的控诉。要知道这封信是寄给监狱里的任安的,是注定要被政府看到的。可以相信,这封信是司马迁的绝笔。大事已了,再无牵挂!

书里还有谁?本书中的人物还有仲尼弟子、陈平、晁错、司马相如、董仲舒、朱买臣、杨雄、王充、李固、梁冀、宦官群体、党锢群英、桓帝与灵帝、建安烈士、魏晋名士、诸葛亮、孔融与祢衡、曹丕、阮籍与嵇康、元康之英、陶渊明、谢灵运。

最后以阮籍与嵇康这一章节里的一段话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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