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帮宋仁宗改革，为何范仲淹和韩琦的结局截然不同？

历史上的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时代，很多政策措施已经影响到了国家的发展，所以作为统治者自然想要不断地进行改革 ，其中人们比较熟知的就是王安石变法，当然在他之前实际上宋仁宗时期就已经有了宋仁宗时期的范仲淹和韩琦的变法。

范仲淹和韩琦两人都是那个时期非常有名望的人，都曾经有过一定的功绩贡献，属于受尊敬的人，他们进行改革自然是受欢迎的，宋仁宗的启用无疑是一次好的机会，而他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改革证明自己，但是两人在对于改革的态度一致的情况下，却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改革方案。

韩琦当时给的改革措施是以边疆战事为主，这和他的经历有关系，毕竟长期在边境驻扎，所以对这方面关心，但并不是宋仁宗关注的主要问题，皇帝希望的是改革三冗，韩琦提出的方案却要花钱出去，这让宋仁宗很不满意。

范仲淹的方案则是针对当时出现的三冗局面进行的改革，比如对官员考核难度要增加，并且把原来官员可以恩荫的方式废除，因为态度比较明确，所以宋仁宗更倾向于让范仲淹来进行变法，之后的庆历新政就由范仲淹主导，韩琦辅助，但是韩琦对吏治的整顿不太热衷，保守派士大夫比较容易接受他的改良而非改革的思想，所以韩琦在短暂的被发配后，反而一直活跃在上层官场，在宋英宗时期韩琦还因拥戴之功成为首席宰相。而始终如一坚持改革的范仲淹最终郁郁而终，所以二人的结局不同。

好水川战役简介

濠水川之战是西夏军队进攻宋靖远路，于濠水川四年打败宋军的一次伏击。

二月，天延四年，李元昊率十万大军从浙江向大朝水川地区进发。为了充分发挥骑兵的优势，李元昊采用伏击和围歼的战术，将主力部队埋伏在凉水口，并派兵到怀远城诱敌埋伏。

听到夏军的进攻，韩琦命令副将欢庆调遣数万大军上路。离开夏军后，他伺机克敌。2月14日，宋军阵还没上市，就被夏柒打了。经过长时间的战斗，宋军陷入混乱，并试图冒险抵抗。在夏军中，他突然升起一面两尺多高的旗帜，挥舞着左左，左右摇摆，居高临下，左右进攻。宋军遭受了重大伤亡。夏军获胜后，听说宋、秦出兵相助，于是回到李那里。

好水川战役的历程

西夏的天道持续了三年。三岔口之战后，宋仁宗觉得西夏强大，命夏松为陕西巡抚，韩琦、范仲淹为联合使，共同处理西夏事务。韩琦主持靖远路，范仲淹负责扩建。

兖州之战后，西夏军队入侵宋朝西北边境越来越频繁。正月，为了牵制夏军，宋廷接受了跑陕西安抚韩琦的建议，提出派两个兵反击。因为同为副手的范仲淹不同意，仁宗命令大臣们重新考虑。夏袁浩抓住宋金兵，再次攻击宋。

二月，田丽持续了四年。西夏的李元昊和景宗再次率领数十万大军进攻宋朝。他们把主力埋伏在六盘山下的好水川口，另一部分进攻怀远，声称要进攻涠洲岛，引诱宋军越陷越深。

天延四年二月，李元昊率十万兵从浙江出发，经天都村，沿涉水河南下，到达大朝水川一带。为了充分发挥骑兵的优势，李元昊采用伏击和围歼的战术，将主力部队埋伏在凉水口，并派兵到怀远城诱敌埋伏。

听说韩琦西夏军来攻，命令欢庆路副部以任府的速度调遣数万人。离开西夏军后，经怀远城、德胜村，到达杨木龙城，伺机克敌。如果不利于战争，西夏军回李时伏击拦截是很危险的。傅、尔同为泊监，桑衣领兵数千。钟是朱官，嬴是接班人。

二月十三日，入纳龙川。听说镇上荣军西路的常丁等人在张一堡以南与西夏军交战，于是掉头南下，赶往战场。数千西夏军被杀，不断得到增援。任福军赶到当地寻求支援，西夏军佯装战败，引诱宋军追击。

任父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冲出战壕，轻轻追去。黄昏。追到一条好河后，由于长途追赶，宋军又累又饿。朱、吴应寿守洛川。第二天，士兵们将在川口会合，进攻夏军。

2月14日，任甫、桑浩率军沿川西至杨木龙城东五里。他们发现路边有几个银白色的陶罐。当他们打开箱子时，100多只嚎叫的鸽子飞了出来，正好向夏君发出了汇合的信号。宋君真不在列，也就是说，它被夏柒击中了。经过长时间的战斗，宋军陷入混乱，并试图冒险抵抗。夏军突然插了两条以上的横幅，挥舞着左左，左右摇摆，居高临下，从左到右两翼。宋军伤亡惨重，仁孚、桑衣相继牺牲。

天延四年二月十四日，朱官、吴营进入姚家川，陷入夏军的包围圈，从开战到中午，大败，宋军死亡1300余人，任府重伤。小学的刘进建议他突破。任父大叫：“我是将军，我被打败了，我要为国捐躯！”，然后掐着喉咙自残。

他的儿子任怀良死了，还有桑懿、刘苏、吴英、王珏、赵进和耿父。其中营监王虎率杨木龙城4500人助战，被夏军击败，此役宋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1000人逃出朱官府。西夏军获胜后，听说宋、秦出兵相助，于是回到李。

好水川之战的影响

在这场战争中，李元昊精心策划，提前伏击，引诱宋军，发挥骑兵优势，突然袭击，一举获胜。这是一次成功的伏击。

濠水川之战，伯德帮助袁浩打败了任馥等人率领的宋军，历时四年。仅在宋军就有一万多人丧生。西夏军事家鸟，看着宋军的尸体遍布濠水川，仰着头在尚洁寺墙上写下一首诗：“夏松松时，韩琦不惊。满洲里是龙是虎。他不想说自己是军人。”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如何用宋军死山的血来赢得名声。

同年，伯德成为一名官员。以灭宋为志，力劝元好问扩大抗宋，夺取陕西关中之地，再东进中原。同时联系契丹进攻河北道路，导致宋朝两面受敌，势必陷入困境甚至崩溃。

好水川之战后，伯德建议元昊出兵涠洲岛，等待长安。

后来，李元昊雄心勃勃地说：“我想亲自去渭水，直接去长安。“在宋军撤退期间，成千上万阵亡士兵的父亲、兄弟和妻子手持纸钱为烈士招魂。噩耗传到东京，“关掉正确振动，仁宗就要吃了它。于是被贬为陕西财政大臣夏松、韩琦、范仲淹。吕夷简总理多次惊呼，“一战不如一战，但太可怕了！”

范仲淹的好友滕此时正在织造荆州。他摆好牛和酒迎接将士，并在佛堂为阵亡将士举行祭祀，安抚人心。结果，他因滥用部长的钱而被解雇。李庆四年春，守巴陵郡。

浩川古战场之战

在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陈天宇等地，农民在挖村庄、沟渠时，经常会挖出成堆的白骨。根据单家集人的报告，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生产队组织队员挖水渠时，就发现了大量的人骨和马骨。这些人骨和马骨是一个一个埋起来的，叠加的骨层最厚约2m。

在1984年的文物普查中，普查队的同志还从尸骨中发现了成捆的铁箭和铁制武器。1988年，西吉文物局在距离兴隆镇18公里的小河乡收藏了一件西夏时期士兵使用的青铜头盔。这个头盔是我区收藏的文物中的孤品，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1998年，西吉县文物管理所发现数百个埋在地道里的人和马的头骨，有人还有铁箭

在2009年西吉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陈田峪村北洪岗遗址位于悬崖边上，到处是层层白骨，从几米到崖顶，距离崖顶十几米。农民在取土时，还挖出了豆青瓷灯笼、铜箭、四只灰陶罐、马刺、瓷钹、普通壶、陶器。

插入半人马头部的铁箭长约6厘米，呈三角形、菱形，证明西夏当时使用的武器以铁为主，与史料记载相符。经过宁夏考古队的努力，发掘出一系列相关文物，进一步证明水川战役古战场位于宁夏西吉县兴隆镇陈天宇、杜尧村王沟。

庆历三、四年间(1043—1044年)，急待稳定政局的仁宗将西线的三名统帅——夏辣、韩琦和范仲淹，一同调回京师，分别任命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正副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又扩大言官编制，亲自任命下三、四名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后来号称“四谏”。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范仲淹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

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对成正比．大批守旧派的官僚们，开始窃窃私议。御史台的官员中，已有人抨击某些按察使——说什么“江东三虎”、“山东四伥”。范仲淹在边防线上的几员部将，也遭到秘密的调查，并遇到许多麻烦。欧阳修等“四谏”，企图撵走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换几名台官。但他们很快发现，台官背后，掩藏着更有权势的人物。欧阳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离京出使河东。范仲淹预感到，事情绝不象石介颂扬的那么简单：改革路上，隐患重重；新政前程，也岌岌可危。

庆历四年(1044年)仲夏时节，台官们忽然声称破获了一起谋逆大案。该案直接涉及的，是石介和富弼。仁宗不信会有这等事情。石、富二位，更觉莫名其妙。但是，台官却有石介给富弼的亲笔信件作证；而信中又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石介对此，矢口否认．富弼未及辩诬，先已惶恐不迭。其实，此事纯为夏竦一手制造。从他被撤去枢密使职、并被石介斥为“奸魅”时起，便秘密买通婢女临摹石介的手迹。该婢临写之功，已非一日。

此案一兴，蜚语四起；后来，甚至牵连到范仲淹改革的诚意，乃至扩大相权的居心之类。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这时，宋夏之间已正式议和：政治危机，也大略消弭。仁宗对于改革的兴致，已渐冷漠和淡释。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范仲淹也自知无趣，带职去视察河东与陕西。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当初曾附和过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实际执行中，他们却阳奉阴违。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诬，他们便立即转向。范、富离京之后，他们索性与保守势力联合，对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并通过台官，制造新的冤案，将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网打尽。

庆历五年(1045年)初，曾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军政要职。实行仅一年有余的各项新政，也先后纷纷取缔。京师内外的达官贵人及其子弟，依旧歌舞喧天。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诣，转瞬间付之流水。他被调作那州(今陕西彬县一带)知州，准备为这范氏祖先的发祥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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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范仲淹人生中的第一场败仗

好水川之战的介绍

好水川之战是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宋康定二年，1041年），西夏军进攻宋泾原路，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地区，击败宋军的一次伏击战。

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宋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李元昊率兵10万从折姜南下，直抵好水川地区。李元昊为发挥骑兵优势，采用设伏围歼的战法，将主力埋伏于好水川口，遣一部兵力至怀远城（今宁夏西吉县偏城）一带诱宋军入伏。

韩琦闻夏军来攻，命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数万，出夏军之后，伺机破敌。二月十四日，宋军阵未成列，即遭夏骑冲击。激战多时，宋军混乱，企图据险抵抗。夏军阵中忽树两丈余大旗，挥左左伏起，挥右右伏起，居高临下，左右夹击，宋军死伤甚众。夏军获胜后，闻宋环庆、秦凤路派兵来援，遂回师。

好水川之战的过程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宋宝元二年，1040年），三川口之战以后，宋仁宗深感西夏强盛，下令封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副使，共同负责迎战西夏的事务，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负责鄜延路。

延州之战后，西夏军对宋西北边地的进扰愈加频繁。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宋康二年，1041年）正月，宋廷为遏制夏军，采纳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的建议，拟发泾原、鄜延两路兵反击。因同任副使范仲淹持异议，仁宗命诸臣再议。夏景宗元昊乘宋进兵未决，再度攻宋。

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宋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西夏景宗李元昊再次率领十万大军大举南下攻宋，把主力埋伏在六盘山下的好水川口（今宁夏隆德），另一部分攻打怀远（今宁夏西吉东部），声称要攻打渭州（今甘肃平凉），诱宋军深入。

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宋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李元昊率兵10万从折姜（今宁夏同心县预旺东）进发，经天都寨（今宁夏海原），沿瓦亭川（今葫芦河）南下，直抵好水川地区。李元昊为发挥骑兵优势，采用设伏围歼的战法，将主力埋伏于好水川口，遣一部兵力至怀远城（今宁夏西吉县偏城）一带诱宋军入伏。

韩琦听说西夏军来攻，命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数万，自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经怀远城、得胜寨（今西吉县将台北），抵羊牧隆城（今西吉县兴隆镇西北），出西夏军之后，伺机破敌。如不利于战，则据险设伏，待西夏军回师时截击。任福与泾原驻泊都监桑怿率轻骑数千先发，钤辖朱观、都监武英等后继。

二月十三日，进至捺龙川（今西吉县偏城东北），听说镇戎军西路都巡检常鼎等正与西夏军战于张义堡（今固原县张易）以南，于是转道南进，急趋交战处。杀死几千西夏军队，西夏军也不断增援。任福军赶到当地支援，于是西夏军佯败，由宋军追击。

任福不知是计，脱离辎重，轻装尾随追击。黄昏。追至好水川，宋军由于长途追击，粮草不继，人困马乏，饥渴交迫。朱观、武英部屯笼洛川（今隆德西北什字路河）。相约次日会兵川口，合击夏军。

二月十四日，任福、桑怿引军循川西行，至羊牧隆城东五里处，发现道旁放置数个银泥盒，将盒打开，百余只带哨家鸽飞出，恰为夏军发出合击信号。宋军阵未成列，即遭夏骑冲击。激战多时，宋军混乱，企图据险抵抗。夏军阵中忽树两丈余大旗，挥左左伏起，挥右右伏起，居高临下，左右夹击，宋军死伤甚众，任福、桑怿等战死。

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宋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十四日，朱观、武英部进至姚家川（什字路河口），亦陷入夏军重围中。自辰时交战到午时，宋军溃败，宋军将士战死10300余人。任福身负重伤，小校刘进劝他突围，任福大声喊道：“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耳！”，遂手自扼咽喉自杀死。

其子任怀亮战死，桑怿、刘肃、武英、王珪、赵津、耿傅均战死。其中王珪为行营都监，率4500人自羊牧隆城来援，被夏军击败。此役宋军几乎全军覆灭，仅朱观所部千人逃脱。西夏军获胜后，李元昊闻宋环庆、秦凤路派兵来援，遂回师。

好水川之战的影响

此战，李元昊运筹周密，预先设伏，诱宋军就范，发挥骑兵优势，突然袭击，一举获胜，是一次成功的伏击战。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1041年）好水川之战中张元辅助元昊打败任福等人率领的宋军，宋军仅阵亡就高达一万多人，望着好水川内遍布的宋军尸体，西夏军师张元趾高气昂地在界上寺墙壁上题诗一首：“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以宋军的尸山血海来博取功名，自得之意，溢于言表。

张元同年官至国相。其素怀功名，以灭宋为志，力劝元昊扩大对宋战争，攻取陕西关中之地，进而东向中原，同时联络契丹，让其攻打河北诸路，让宋朝受到两面夹击，势必陷入困境乃至崩溃。

好水川之战后，张元建议元昊出兵渭州，待机取长安。

之后李元昊踌躇满志，有声称“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之语。而宋军退兵中途，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持故衣纸钱为烈士招魂，噩耗传到东京，“关右震动，仁宗为之旰食”。宋仁宗怒贬户部尚书、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和韩琦、范仲淹。宰相吕夷简连连惊呼“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

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此时正在知泾州任上，大设牛酒迎犒士卒，在佛寺设醮祭祀阵亡将士，抚恤遗族，使人心得以安定，结果被斥为滥用公使钱，庆历四年春，谪守巴陵郡。

好水川之战古战场

在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陈田玉一带，农家打庄整地、挖渠开沟常会翻出成堆的白骨。据单家集的群众反映，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生产队组织社员开挖水渠时，就发现了大量的人骨和马骨，一坑一坑地埋着，最厚叠压骨层达2米左右。

1984年文物普查时，普查队的同志从白骨中还发现了成捆的铁箭头和铁质兵器。1988年，西吉文物部门在距兴隆镇18公里的硝河乡（德胜寨），还征集到一顶西夏时期士兵使用的铜头盔，该头盔是我区馆藏文物中的一件孤品，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1998年，西吉县文物管理所在红岗遗址发现一坑道中埋有人、马头骨几百个，有的人头骨、马头骨上还插着铁箭头。1999年兴隆镇维修粮库围墙时，挖出一个长度100多米、厚度1米的尸骨层，人骨、马骨相互叠加，其状惨不忍睹。

2009年西吉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陈田玉村北红岗遗址沿山崖边，到处是层层的白骨，有距崖顶几米的，也有距崖顶十几米的，并且在农民取土时，还挖出豆绿瓷盏、铜（铁）箭头、四系灰陶背壶、马刺、瓷蒺藜、将军罐、陶灯、铁琉球、瓷片、铁甲和一把铁刀，铁器出土后基本腐烂。

插在人马头颅的铁箭长约6公分左右，三角菱形，证明西夏当时使用武器主要是铁器，这与史料记载吻合。在宁夏的考古队努力下，相关一系列文物的出土进一步有力证明好水川之战古战场，在宁夏西吉县兴隆镇王沟、陈田玉、姚杜村一带。

范仲淹以言事贬

原文：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郑，亲诲之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举进士，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以言事贬，在廷多论救，司谏高若讷独以为当黜。

修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讷上其书，坐贬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节度判官。久之，复校勘，进集贤校理。庆历三年，知谏院。时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谏官员，用天下名士，修首在选中。每进见，帝延问执政，咨所宜行。

既多所张弛，小人翕翕不便。修虑善人必不胜，数为帝分别言之。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修乃为《朋党论》以进。其略曰：“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立品服。会保州兵乱，以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陛辞，帝曰：“勿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对曰：“臣在谏职得论事，今越职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为间。”

方是时，杜衍等相继以党议罢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

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臣为朝廷惜之。”于是党益忌修，因其孤甥张氏狱傅致以罪，左迁知制诰、知滁州。居二年，徙扬州、颍州。复学士，留守南京。小人畏修复用，有诈为修奏，乞澄汰内侍为奸利者。

其群皆怨怒，谮之，出知同州，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修始在滁州，号醉翁，晚更号六一居士。（节选自《宋史·欧阳修传》）

译文：

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

四岁时即死了父亲，母亲郑氏一直守节未嫁，在家亲自教欧阳修读书学习，因家里贫穷，以至于只能以芦荻作笔，在地上学习写字。后来考中了进士，并被任命为西京推官。此时欧阳修开始结交尹洙，一起作古文，议论时事，二人互为师友，又结交梅尧臣，吟诗作歌，相互唱和，从此以文章名扬天下。

以后欧阳修回京返朝，升为馆阁校勘。

范仲淹因著文指陈时弊而被贬谪，在朝官员大多上章为他解救，只有左司谏高若讷认为应当黜除。对此欧阳修写信对高若讷进行谴责，说他简直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一事。高若讷将欧阳修的信交给皇帝，以致欧阳修被贬出为夷陵县令，不久又迁任乾德县令、武成节度判官。

过了很久，欧阳修复任为馆阁校勘，以后又改任为集贤校理。庆历三年(1043) ，兼掌谏院。当时仁宗对在朝大臣进行人事更动，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都参与执政，增加谏官，任用天下有名之士，欧阳修最先入选。欧阳修每次进见皇上，仁宗都询问他以治国执政之事，看哪些是可以做的。

因其时国家政事之许多方面都在从事改革，一些小人遂势焰昌炽，大肆攻讦。欧阳修担心从事改革的一些好人难以获胜，便也多次分别就有关问题向仁宗上书进言。当初范仲淹之被贬去饶州，欧阳修与尹洙、余靖都因范仲淹之事而被斥退，世人都视他们为“党人”。从此，朋党的议论便产生了，欧阳修于是作《朋党论》一文以进呈仁宗。

在文中他议论道：“君子以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结为朋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所以作为一国之君，应当摒退小人的伪朋党，而多多提携君子的真朋党，这样，天下就可以达到大治了。”

欧阳修论事切直了当，因此有些人把他看作仇敌一样，唯独仁宗勉励他敢于说话，当面赐给他五品官的服饰。

适逢保州发生了兵变，因此又任命他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在告别皇上时，仁宗对他说：“到那里去不要作久留的打算，想要说什么，就随时讲吧。”欧阳修回答说：“我做谏官时可以直接论事，现在论事就超过我职务的范围了，是有罪的。”仁宗说：“只管说好了，不要区别在朝还是在地方。”

正当这个时候，杜衍等人因被诬陷私结朋党而相继罢去，欧阳修慨然上疏说：“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四人，天下人都知晓他们有治国的贤能，正直之士在朝，是邪恶者之大忌，谋臣置而不用，乃是敌人的福份啊。现在这四个人一旦被罢除，而让在朝奸邪之徒弹冠相庆，四邻蛮夷之敌振臂喝彩，臣下我真为朝廷感到惋惜呀。”从此奸邪之徒更加忌恨欧阳修，并借欧阳修外甥女张氏犯罪下狱之事罗织他的罪状，致使他降职为知制诰、滁州知州。到任二年又徙迁扬州、颍州。恢复龙图阁直学士官职，兼南京留守司事。小人皆恐惧欧阳修的重新起用，有人就伪造他的奏章，请求清洗宦官中作奸谋利的人。

那些宦官都非常怨恨，他们联合起来陷害欧阳修，使得欧阳修出京为同州知州，皇上听取了吴充的意见后才取消了这一道命令。升迁翰林学士，让他修撰《唐书》。

欧阳修当初在滁州时， 别号醉翁， 晚年改号为六一居士。

　　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今河南安阳)人,活跃在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是北宋中期政坛上的风云人物,神宗御撰墓碑誉其为“两朝顾命定策元勋”。韩琦大度文言文翻译及注释是如何呢本文是我整理的韩琦大度文言文翻译及注释资料，仅供参考。

韩琦大度文言文原文

　韩琦大度

　韩魏公①在大名日，有人献玉盏二只，云耕者入坏冢而得，表里无纤瑕可指，真绝宝也。公以百金答③之，尤为宝玩。乃开醇④召漕使⑤显官，特设一卓⑥，覆以绣衣，致玉盏其上，且将用之酌酒⑦，遍劝坐客。俄为吏将⑧误触台倒，玉盏俱碎，坐客皆愕然，吏将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动，笑谓坐客曰：“物破亦自有时。”谓吏将曰：“汝误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公之量宽大重厚如此。

韩琦大度文言文注释

　①韩魏公：韩琦，北宋名臣。

　②答：答谢。

　④醇：味道浓厚的美酒。

　⑤漕使：负责水运粮食的官员。

　⑥卓：同“桌”。

　⑦且将用之酌酒：并准备用它来进酒。

　⑧吏将：指差役人员中的统领。

　⑨俱：都

　10劝酒：敬酒

　11物破亦有时：东西总有坏的时候。[1]

　12坏冢：破败的坟墓。

　13时数:一定的时间和气数。

　14遽(jù):急忙。

　15解：懂得。

韩琦大度文言文翻译

　韩琦管理北都，(他的)表兄弟有中献给他一只玉杯，说是耕地的人进入在修的坟墓得到的，(玉杯)从里到外没有一丝斑点，果真是绝无仅有的好东西。韩琦用百两金子答谢他(弟)，特别视为珍宝(很喜欢)。于是打开好酒召集负责水运粮食的官员和显要官员，特意准备了一桌饭菜，用绣着花纹的台布覆盖着，把玉杯放在上面，并准备用它来进(饮)酒，不一会被一个武官不慎碰倒了桌子，玉杯摔得粉碎，在座的客人都很惊愕，那个武官趴在地上等着发落。韩琦却不慌不乱，笑着对那武官说：“东西也有它破损的时候。”又对那个武官说：“你是不小心触翻了桌子，不是故意的，你又有什么罪”韩琦的度量宽大就是这样。

韩琦大度人物简介

　崭露头角

　天圣五年(1027)，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景祐元年(1034)九月，迁开封府推官。二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三年八月，拜右司谏。　韩琦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宝元元年(1038)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罕所建明”。韩琦连疏四人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结果四人同日罢职，名闻京华。他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宋仁宗先从朝廷内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名相王曾称赞他说：“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宝元二年(1039)，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韩琦被任命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救活饥民多达190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

　出兵西夏

　自从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夏国主李元昊称帝，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

　常吃紧。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庆历元年(1041)正月进攻，后从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兵败遭贬

　庆历元年春，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他对部下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令诸将严加防守。二月，元昊率10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18万人，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胜仗，于是贪功轻进。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北边之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虽英勇战斗，怎奈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宋军大败，6000余人阵亡，任福等将校军官数百人亦死于难。韩琦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号泣于马首前，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说：“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当时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好水川之战，元昊得胜，十分猖狂，使人作诗，投掷宋境，讽刺说：“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宋军兵败好水川，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并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二年四月，韩琦受任秦州观察使。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十一月，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韩、范二人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人称为“韩、范”。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庆历新政

　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四月，韩琦、范仲淹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枢密使为杜衍)。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其中称赞韩琦说：“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岂视店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周)勃。琦汝副(杜)衍，知人予哲。”

　宋夏转入和议后，韩琦、范仲淹等入朝为执政大臣。一时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方案。当时元昊以契丹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向宋朝要挟“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大多厌战，“将一切从之”，韩琦坚决反对。庆历三年七月，他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著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与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时弊。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是年，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加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仁宗命韩琦宣抚陕西。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迅速镇压了起义，同时鉴于灾情严重，还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贤能的提升，庸陋的罢免;将军队中老弱不堪征战者淘汰1万余人，以减少用度。四年春，韩琦宣抚陕西回到汴京。五月，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大计”。

　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尤其是夏竦施展诡计，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庆历四年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宣抚河北。到了五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都被贬职出朝。韩琦为人爽直，对于军政大事，向来是“必尽言”，他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中书的事，他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高兴，仁宗却了解他，说“韩琦性直”。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辨析，但没有结果。三月，韩琦也因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尹洙反对修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而被贬出朝，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

　治军有方

　韩琦在地方官任上，治军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设条教，葺帑廪，治武库，劝农兴学，人人乐其恺悌”。庆历七年(1047)五月，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自扬州徙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十一月，王则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发动兵变，后被文彦博、明镐镇压。十二月，韩琦徙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八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定州久为武将镇守，士兵骄横，军纪松弛，韩琦到任后首先大力整顿军队，采取恩威并行办法，对那些品行恶劣的士兵毫不留情地诛杀，而对以死攻战的则予以重赏，后来他又研究唐朝名将李靖兵法，仿作方圆锐三阵法，命令将士日月操练，结果定州军“精劲冠河朔”。

　皇祐五年(1053)正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当时在河东路担任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人贪恣，仗势不法。韩琦上奏，请朝廷将其召回，如不调走，必依法严惩。仁宗只好令廖回京，并行之以鞭刑。并州所辖地区与契丹接壤，邻边的天池庙(今山西宁武西南)、阳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阳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韩琦派人与契丹头领据理交涉，收回了这些地方，并立石为界。宋初大将潘美镇守河东时，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边百姓迁徙内地，致使边塞大片耕地荒废不耕。庆历四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就曾建议解除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堡)、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明镐所阻。十余年后，韩琦于至和二年(1055)春再次建议，才得以实行，开垦田地9600顷。

　至和二年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在家乡，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嘉祐元年(1056)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八月，拜枢密使。三年六月，韩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六年闰八月，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而从至和三年(1056)开始，仁宗就时常犯病，一时人心恐慌，议论纷纷。大臣们接连上疏，极力劝说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当中尤以包拯、范镇言辞恳切，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五六年过去，到了嘉祐六年(1061)，韩琦再提建储之事，认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仁宗终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宗实(赐名赵曙)为皇太子。七年九月，韩琦封仪国公。

　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病死。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宣仁太后曹氏垂帘听政。皇太后思想守旧，一些宦官不断向太后说英宗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费了不少精力。韩琦、欧阳修进见太后，太后呜咽流泪，诉说自己的委屈，并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韩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欧阳修也一道委婉劝说。见到英宗，英宗则又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从此以后，两宫关系渐渐缓和。治平元年(1064)五月，英宗病愈，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皇太后撤帘，降手书还政。闰五月，韩琦进右仆射，封魏国公。

　韩琦身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籍民为兵”，以为“义勇”，三丁选一，于手背刺字，农闲练兵，战时防御，既可增强军事力量，也能减少冗兵军费。

　治平三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问题表面化。韩琦进言说：“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英宗点头同意，于是确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四年正月，英宗病死，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韩琦拜司空兼侍中。

　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说他自嘉祐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押班”，专权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在诬告，罢了他的官职，但韩琦仍坚决辞职。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辞退所授两镇，后改为淮南节度使。正在这时，宋守边大将种谔擅自对西夏发起突袭，一举攻占绥州(今陕西绥德)，边界气氛骤然紧张，朝廷忧虑。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经略陕西。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韩琦坚决反对。一个月后，西夏国主李谅诈去世，战事暂告平息。

　熙宁元年(1068)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迁判重灾区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并被准许便宜从事。大名之任长达五年，恰逢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他坚决抵制。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九月，颁行“青苗法”。三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他对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针对辽朝利用宋朝与西夏战争和国内危机时要求割让领土，韩琦也表示应该拒绝辽朝的无理要求，献策加强防范，增强对辽朝的军事准备，用武力抗击侵略，洗雪旧耻。“臣今为陛下计，宜遣报使，且言：‘向来兴作，乃修备之常，岂有它意。疆土素定，悉如旧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堕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益养民爱力，选贤任能，疏远奸谀，进用忠鲠，使天下悦服，边备日充。若其果自败盟，则可一振威武，恢复故疆，摅累朝之宿愤矣。”

　熙宁六年二月，韩琦还判相州，第三次为官家乡，终于实现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的愿望。熙宁八年(1075)六月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68岁。神宗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忠献，赠尚书令。

　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韩琦著作有《二府忠论》5卷、《谏垣存稿》3卷、《陕西奏议》50卷、《河北奏议》30卷、《杂奏议》30卷、《安阳集》50卷等。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大多收入《安阳集》行世。

　韩国华韩琦父子与泉州

　韩国华，字光弼，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进士，景德四年(1007年)以太常少卿知泉州，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离泉。韩国华“性纯直，有时誉”。

　韩琦，字稚圭，自号赣叟，韩国华第六子，生于泉州郡舍。天圣年间(1023-1032年)进士，历官至宰辅，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右仆射，执政三朝，封魏国公，卒谥“忠献”。韩琦出生于泉州，泉州人引以为荣。他在泉州留下有忠献堂、生韩古庙、韩忠令、忠献祠，韩国华、韩琦父子画像刻石，连理生韩琦等遗迹和传说故事。

　韩琦七十二墓

　忠献堂：以韩琦生于官舍，后人以韩琦谥忠献为堂名，后易以“清署”，郡守王十朋复旧名。其《复旧额》诗云：“相出相州生此州，巍巍勋业出伊周。后人莫要轻更改，别有堂名胜此不”生韩古庙：在云山铺(今泉州市二院，已废)。明万历间(1573-1620年)设韩琦像神牌。

　韩国华、韩琦父子奉祀于名宦祠，旧名先贤祠，在府文庙明伦堂东。五贤祠，在府治北城隍庙左。

　韩中令、忠献父子祠，旧在州治圃，宋淳熙年间(1174年-1189年)韩国华五世孙韩康卿为泉州市舶司提举建，祀韩国华、韩琦父子。有王十朋题诗、梁克家记、黄凤翔记。后废，又祀于五贤祠。

　2000年在泉州府城隍庙东侧，即古五贤祠遗地出土《泉州知州韩国华像赞题跋》、《忠献王韩琦像赞题跋》石刻，为泉州南建筑博物馆收藏。

　韩国华、韩琦像分别居两石刻中下部，上方及左、右侧为像赞和题跋。韩国华画像石中的《韩公(国华)写真赞》，治平元年(1064年)八月，与韩琦同朝为辅政，关系密切的宋朝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撰，著名书法家蔡襄书碑。《韩琦写真赞》，靖康元年(1126年)徽猷阁待制知蔡州韩驹撰。

　诗文成就

　韩琦著作有《二府忠论》5卷、《谏垣存稿》3卷、《陕西奏议》50卷、《河北奏议》30卷、《杂奏议》30卷、《安阳集》50卷等。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大多收入《安阳集》行世

　韩琦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