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感动的历史人物

　　苏州名人范仲淹-让人感动的历史人物

　　古德之举为我们证明：钱财要注重珍惜节俭，但也不要过度积攒，而忘却散财之义。多余的钱财要用于正当的社会教育、福利事业，则进入「越舍越多，越多越舍」的良性循环之中。钱财决定不能过度积聚，一积就会被钱割伤。

　　世间有旦夕祸福，家境有起落无常，例如股票能令人一夜成为巨富，一夕化为乌有。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诚如佛经上说：「钱为五家共有，除自己外，还有水火、官府、盗贼、不肖子孙」，基督教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巴哈依教说：「你所拥有的不必喜悦，今晚它们是你的，明天别人就会占有它们」,犹太教言：「人有金子，却没有知识，他有什么呢？」
　　从「钱」字的结构，我们可以体会出古人造字充满智慧，仅「钱」字就看出其中深刻的警惕之义。愿我们莫为钱财所迷，莫被「两刀」所伤。钱财只是身外之物，即使我们能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与家庭幸福，又有何意义呢？请牢记「财布施得财富」的古训。看看历史上的人是如何对待财的。

　　从以下对范仲淹的历史记录，体现出了他的胸襟和报负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的品质，他为了救助人民，自己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死的时候，连殡殓的衣服也没有，子女没有钱给他办理丧事；但他把布施穷人和养活族人的义举，传给了子孙。

　　范仲淹-人物生平

　　自幼孤贫 勤学苦读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初二，范仲淹生于徐州。父亲范墉为宁武军节度掌书记，先娶陈氏，继娶谢氏．仲淹为其第三子。范仲淹出生次年，父亲病逝，谢氏贫困无依，改嫁山东淄州长山县(今山东邹平县附近)一户朱姓人家，自此范仲淹改名朱说。

　　范仲淹曾在长白山醴泉寺寄宿读书，晨夕之间．读书吟诵。其时范仲淹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菜，调半盂醋汁，吃完继续读书。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刻苦努力读书，此事后来传为佳话。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到睢阳应天府书院(今河南商丘县)求学。范仲淹珍惜书院的学习环境，昼夜不息地攻读。曾有一次，真宗皇帝路过南京，大家都争相前趋观望，范仲淹却闭门不出，坐诵如旧。一位同学怪他怎肯错过观望皇上的良机，他却回答：“日后再见，也未必晚。”范仲淹的一个同学、南京留守之子看他终年吃粥，便送些美食给他。他竟一口不尝，听任佳肴发霉。直到人家怪罪起来，他才长揖致谢说：“我已安于过喝粥的生活，一旦享受美餐，日后怕吃不得苦。” 范仲淹艰涩的生活，有点象孔子的贤徒颜回；一碗饭、一瓢水，在陋巷，他人叫苦连天，颜回却不改其乐。

　　范仲淹的连岁苦读，也是从春至夏，经秋历冬；凌晨舞一通剑，夜半和衣而眠。别人看花赏月，他只在六经中寻乐．偶然兴起，也吟诗抒怀： “白云无颡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萧？多难未应歌风鸟，薄才犹可赋鹪鹩．瓢思颜于心还乐，琴遇懂君恨即销．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数年之后，范仲淹对儒家经典——诸如《诗经》、《尚书》、《易经》 、《三礼》、《乐经》、《春秋》等书主旨，已然堪称大通：吟诗作文，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秋和八年(1015年)春，他通过科举考试，中榜成为进士。在崇政殿参加御试时，他终于见到真宗皇帝。不久，他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广德军位置在今安徽广德县一带，司理参军是掌管讼狱、审理案件的官员，从九品）。接着，又调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集庆军辖境位置在今安徽亳州一带，节度推官是幕职官，从八品）。他把母亲接来赡养，并正式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从此开始了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

　　为民治堰 热心执教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被调往泰州海陵西溪镇(今江苏省东台县附近)，做盐仓监官。西溪镇濒临黄海之滨，镇上虽也可偶见牡丹，其荒远情景毕竟与内地不同。乍听风浪的呼啸及野鹤的长唳，范仲淹不免略觉惆怅．便暂以疏懒饮宴自我解嘲：“卑牺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蒙叟自当齐黑白，于牟何必怨江湖……一醉一吟疏懒甚，溪人能信解嘲无？”

　　范仲淹在任期间，他上书给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在通州、泰州、楚州、海州(今连云港至长江口北岸)沿海，重修一道坚固的捍海堤堰。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张纶慨然表示赞同，并奏准朝廷，调范仲淹做兴化县令，全面负责治堰。

　　天圣二年(1024年)秋，来自四个州的数万以上民夫，在范仲淹率领下奔赴海滨。但治堰工程开始不久，便遇上夹雪的暴风，接着又是一场大海潮，吞噬了一百多民工。一部分官员，认为这是天意，堤不可成，主张取缔原议，彻底停工。事情报到京师，朝臣也踌躇不定。而范仲淹则临危不惧，坚守护堰之役。后来，人们感激范县令的功绩，都把海堰叫做“范公堤”。兴化县不少灾民，竟跟着他姓了范。

　　“有客狂且淳，少小爱功名”，“风尘三十六，未做万人英”。这是范仲淹三十六岁时写的诗句。他大约至三十四、五岁才结婚，这年得了一子，并被调回京师，做大理寺丞。从此，他跨入京官的行列。

　　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谢氏病故。范仲淹含泪服丧，回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居住。当时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留守官晏殊，已风闻仲淹通晓经学，尤长于《易》经。他邀请仲淹协助戚氏主持应天府学的教务。仲淹慨然领命，还把另一位青年朋友富弼，推荐给晏殊。

　　应天府书院的学风，很快就焕然一新。四方前来就读和专意向范仲淹问业的人，络绎而至。范仲淹热诚接待这些迢迢而来的学者，不倦地捧书为他们讲授。有时，还用自己的微薄俸禄招待他们吃饭，以至自己家中窘迫不堪。一次，有位游学乞讨的孙秀才，前采拜谒范公。范仲淹即刻送了他一千文钱。过了一年，孙秀才又来拜谒范公，范仲淹一边送钱给他，一边问他为何匆匆奔讨，不坐下来静心读书。孙秀才悲戚地说，“家有老母，难以赡养；若每天有一百文的固定收入，便足够使用。”

　　范仲淹对他说：“听语气，你不象乞客。待我帮你在本校找个职事，让你一月可得三千文，去供养老人；如此这般，你能安心治学不能”孙秀才大喜拜命，从此，跟着范仲淹攻读《春秋》。第二年，范仲淹离开南京：孙秀才也辞去职事。

　　十年之后，朝野上下传诵着有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在泰山广聚生徒，教授《春秋》，姓孙名复．就连山东著名的徂铼先生石介，也师事于他。这位学者，便是当年那位孙秀才。范仲淹感慨地说：“贫困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灾难。倘若孙复一直乞讨到老，这杰出的人才岂不湮没沉沦。”

　　几起几落 百折不挠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丧结束．经过晏殊的推荐，他荣升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秘阁设在京师宫城的崇文殿中．秘阁校理之职，实际上属于皇上的文学侍从。在此，不但可以经常见到皇帝，而且能够耳闻不少朝廷机密。对一般宋代官僚采说，这乃是难得的腾达捷径。

　　范仲淹一旦了解到朝廷的某些内幕，便大胆介入险恶的政治斗争．他发现仁宗皇帝年巳二十，但朝中各种军政大事，却全凭六十岁开外的刘太后一手处置，而且，听说这年冬至那天，太后要让仁宗同百官一起，在前殿给她叩头庆寿，范仲淹认为，家礼与国礼，不能混淆，损害君主尊严的事，应予制止，他奏上章疏，批评这一计划。

　　范仲淹的奏疏，使晏殊大为恐慌。他匆匆把范仲淹叫去，责备他为何如此轻狂，难道不怕连累举主吗？范仲淹素采敬重晏殊，这次却寸步不让，沉脸抗言：“我正为受了您的荐举，才常怕不能尽职，让您替我难堪，不料今天因正直的议论而获罪于您。’一席话，说得晏殊无言答对。回到家中，范仲淹又写信给晏殊，详细申辩，并索性再上一章，干脆请刘太后撤帘罢政，将大权交还仁宗。

　　朝廷对此默不作答，却降下诏令，贬范仲淹寓京，调赶河中府(今山西省西南部永济县一带)任副长官——通判．秘阁的僚友送他到城外，大家举酒饯别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呵！” 三年之后，刘太后死去了。仁宗把范仲掩召回京师，派做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有了言官的身份，他上书言事更无所畏惧了。

　　明道二年（1033年），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仁宗马上派人前去救灾，仁宗不予理会，他便质问仁宗：“如果宫廷之中半日停食，陛下该当如何”仁宗惊然惭悟，就让范仲淹前去贩灾。他归来时，还带回几把灾民充饥的野草，送给了仁宗和后苑宫誊。

　　这时的宰相吕夷简，当初是靠讨好刘太后起家的。太后一死，他又赶忙说太后的坏话．这种狡诈行径，一度被仁宗的郭皇后揭穿，宰相职务也被罢免．但夷简在宫廷中的因缘关系，依然根深蒂固．不久，他便通过内侍阎文应等重登相位，又与阎文应沆瀣一气，想借仁宗的家务纠纷，而废掉郭后。堕入杨美人、尚美人情网的年轻皇帝，终于决定降诏废后，并根据吕夷简的预谋，明令禁止百官参议此事。

　　范仲淹懂得，这宫廷家务纠纷背后，掩藏着深刻而复杂的政治角逐。他与负责纠察的御史台官孔道辅等，数人径趋垂拱殿，求见仁宗面谈。他们伏阁吁请多时，无人理睬：司门官又将殿门砰然掩闭。范仲淹等人手执铜环，叩击金扉，隔门高呼质问：“皇后被废，为何不听台谏入言！”看看无济于事，大家在钢虎畔议定一策，准备明日早朝之后，将百官统统留下，当众与吕相辩论。

　　次日凌晨，妻子李氏牵着范仲淹的衣服，再三劝戒他勿去招惹祸机。他却头也不回地出门而去。刚走到待漏院，等候上朝，忽听降诏传呼，贬他远窜江外，去做睦州(今浙江桐庐县附近)知州。接着，朝中又派人赶到他家，催促着要押他即刻离京。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

　　这次至城郊送别的人，已不很多，但仍有人举酒赞许说：“范君此行，愈觉光耀！”在离开谏职去浙江的路上，范仲淹心中并无悔恨，只是略觉不平：“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有人笑他好似不幸的屈原，他却认为自己更象孟轲：“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骚人”，“轲意正迂阔，悠然轻万锺”!

　　过了几年，他由睦州移知苏州，因为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师，并获得天章阁待制的荣衔，做了开封知府。前时一同遭贬的孔道辅等人，也重归朝廷。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仅仅几个月，号称繁剧的开封府就“肃然称治”。

　　范仲淹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朝中腐败不堪。范仲淹根据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在景佑三年(1036年)呈给仁宗。他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况，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吕夷简更诬蔑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

　　范、吕之争的是非曲直，不少人都看得分明．偏偏吕夷简老谋深算，善于利用君主之势而最终取胜．仁宗这年二十七岁，尚无子嗣。据说范仲淹曾关心过仁宗的继承人问题，或许谈论过立什么皇太弟侄之类的事。这事虽出于兴旺宋廷的至诚和忠直之心，却不免有损仁宗的自尊。加以吕夷简的从旁中伤，范仲淹便被递夺了待制职衔，贬为饶州知州。后来几乎又贬死岭南。

　　台官韩渎为迎合宰相意旨，请把范仲淹同党的人名，写成一榜，张挂于朝堂。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因为替范仲淹鸣不平，也纷纷被流窜边远僻地．从此，朝中正臣夺气，直士咋舌。

　　范仲淹自幼多病，晚年又患了肺疾．不久，妻子李氏也病死在饶州。在附近做县令的诗友梅尧臣，寄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并告诉他说，他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希日他从此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随意吃喝之外，只管翱翔高”。范仲淹立即回答了一首《灵乌赋》，禀复说，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五十岁前后，范仲淹先后被调到润州(今江苏镇江一带)和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作知州。

　　西陲守土 边帅军功

　　住在在甘州和凉州（今甘肃张掖、武威）一带的党项族人，本来臣属于宋朝。从宝元元年(1038年)起，党项族首领元昊，突然另建西夏国，自称皇帝，并调集十万军马，侵袭宋朝延州(今陕西延安附近)等地。面对西夏的突然挑衅，宋朝措手不及，朝廷内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吵成一团，宋仁宗也举棋不定，莫衷一是。

　　范仲淹此时宋朝边防不修，士卒未经战阵，加上宋将范雍无能，延州北部的数百里边寨，大多被西夏军洗劫或夺去。仁宗与吕夷简商议，派夏竦去做陕西前线主帅：又采纳当时副帅韩琦的意见，调范仲淹作另一员副帅——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后来又把尹洙也调至西线。

　　五十二岁的范仲淹，先被恢复了天章阁待制的职衔，转眼间又荣获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进京面辞仁宗之后，范仲淹便挂帅赶赴延州，仕途上的艰辛蹉跎使他早已霜染鬓发，但是忠心报国的热忱却不减当年。范仲淹亲临前线视察，他发现宋军官兵、战阵、后勤及防御工事等，各方面都颇多弊端；如不改革军阵体制，并采取严密的战略防御，实难扭转战局。韩琦的看法却不同；他低估了西夏军优势，并激于屡受侵扰的义愤，主张集中各路兵力，大举实行反击。

　　夏竦为请仁宗批准反攻计划，派韩琦和尹洙兼程回京，得获仁宗诏准后，尹洙又奉命谒见范仲淹，请他与韩帅同时发兵．范仲淹与韩、尹虽为至交，却认为反攻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尹洙慨叹道：“韩公说过，‘且兵须将胜负置之度外’。您今天区区过慎，看来真不如韩公!”范仲淹说：“大军一发，万命皆悬，置之度外的观念，我不知高在何处!”

　　范仲淹的战略防御，并非单纯或消极的防守措施。他初至延州，便全面检阅军旅，并实行了认真的裁汰和改编。他从士兵和低级军官中提拔了一批猛将，由当地居民间选录了不少民兵；又开展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按军阶低高先后出阵的机械临阵体制，也被他取缔，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在防御工事方面，他采纳种世衡的建议，先在延北筑城；后来又在宋夏交战地带，构筑堡寨。对沿边少数民族居民，则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这样，鹿延、环庆、泾原等路边防线上，渐渐屹立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的一天，范仲淹密令长子纯佑和蕃将赵明，率兵偷袭西夏军，夺回了庆州西北的马铺寨。他本人，又随后引军出发。诸将谁也不知道这次行动的目的。当部队快要深入西夏军防地时，他突然发令：就地动工筑城。建筑工具事先已经备好，只用了十天，便筑起一座新城。这便是锲入宋夏夹界间那座著名的孤城——大顺城。西夏不甘失利，派兵来攻，却发现宋军以大顺城为中心，已构成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

　　从大顺城返回庆州的途中，范仲淹觉得如释重负。头年，在延州派种世衡筑青涧城，东北边防已趋稳定。西夏军中私相戒议的话，也传到他的耳朵里。他们说“不能轻易攻取延州了，如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不似大范老子那般好对付”。转眼又是夏去秋来．范仲淹为了严密防务，不能不赴大顺城等处踏勘．此时他已逾五十四岁，满头白发，在朔风中摇曳，望望天空南飞的大雁，心中有无尽的感慨。深夜失眠，他便挑灯填起词来；一连数阕《渔家傲》，都以相同的四个字开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还采取了一些办法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宋朝皇帝的诏旨中曾规定了各级将领统率军队的数目，若遇敌侵犯，地位低的军官就带军队先行出阵抵御。范仲淹说：“战将不选择适当的人，只以官阶高低作为出阵先后的标准，这是自取失败的办法。”于是，他认真检阅了延州的军队，淘汰了一批怯懦无能的将校，选拔了一批经过战火考验的有才干的人代替他们，他又淘汰老弱，选择一万八千名合格士兵，把他们分成六部，让每个将领统率三千人，分别予以训练，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识的状况，临战时根据敌军多寡，调遣他们轮流出阵抗敌。

　　范仲淹又积极召募士兵，因为原来守边的大都是从内地调来的已经腐化的禁军，这批人既不耐劳苦，又因久戌思乡，斗志不高，而从本地人民中召募士兵，熟悉山川道路，强悍敢战，又因保卫家乡，斗志较强。精练士卒，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外，范仲淹能以身作则，将士没喝上水他从不说渴，将士没吃上饭他从不叫饿，朝廷赏赐给他的金帛都分发给将士。范仲淹赏罚分明，奖励勇猛杀敌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将领，对克扣军饷的贪污分子则当众斩首，毫不留情。这样，在范仲淹的率领下，西北军中涌现出许多像狄青、种世衡那样有勇有谋的将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在范、韩等人苦心经营下，边境局势大为改观。这时，西夏国内出现了各种危机，西夏军将领中间，也矛盾重重．至庆历二年以后，边界自西夏向宋朝投诚的人，已陆续不断。宋夏两国的百姓，都希望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双方议和的使节，也开始秘密往返于兴庆府(今银川市)与汴梁之间。庆历四年（1044年）双方正式达成和议。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

　　庆历新政 改革图强

　　从元昊叛宋起，宋军的边防开支便突然膨胀起来。政府为了扩大收入，又不得不增加百姓负担。于是，包括京城附近在内，各地反抗朝廷的暴动与骚乱，纷然而起。

　　庆历三、四年间(1043—1044年)，急待稳定政局的仁宗皇帝，似乎显得格外开朗和进步。他将西线的三名统帅——夏辣、韩琦和范仲淹，一同调回京师，分别任命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正副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又扩大言官编制，亲自任命下三、四名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后来号称“四谏”。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连日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势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手续，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

　　范仲淹还主张，改变中央机关多元领导和虚职分权的体制，认真扩大宰臣的实权，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了撤换地方上不称职的长官，他又派出许多按察使，分赴各地。按察的汇报一到，贼官姓名就从班簿上勾掉。富弼看他一手举簿、一手执笔，俨若无情的阎罗判官，便从旁劝谕：“你这大笔一勾，可就有一家人要哭!”范仲淹回答说：“一家人哭，总该比几个州县的人哭好些!”

　　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对成正比．大批守旧派的官僚们，开始窃窃私议。御史台的官员中，已有人抨击某些按察使——说什么“江东三虎”、“山东四伥”。范仲淹在边防线上的几员部将，也遭到秘密的调查，并遇到许多麻烦。欧阳修等“四谏”，企图撵走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换几名台官。但他们很快发现，台官背后，掩藏着更有权势的人物。欧阳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离京出使河东。范仲淹预感到，事情绝不象石介颂扬的那么简单：改革路上，隐患重重；新政前程，也岌岌可危。

　　庆历四年(1044年)仲夏时节，台官们忽然声称破获了一起谋逆大案。该案直接涉及的，是石介和富弼。仁宗不信会有这等事情。石、富二位，更觉莫名其妙。但是，台官却有石介给富弼的亲笔信件作证；而信中又隐然有废黜仁宗之意。石介对此，矢口否认．富弼未及辩诬，先已惶恐不迭。其实，此事纯为夏竦一手制造。从他被撤去枢密使职、并被石介斥为“奸魅”时起，便秘密买通婢女临摹石介的手迹。该婢临写之功，已非一日。

　　此案一兴，蜚语四起；后来，甚至牵连到范仲淹改革的诚意，乃至扩大相权的居心之类。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这时，宋夏之间已正式议和：政治危机，也大略消弭。仁宗对于改革的兴致，已渐冷漠和淡释。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范仲淹也自知无趣，带职去视察河东与陕西。

　　宰相章得象和副相贾昌朝，当初曾附和过范仲淹的新政。但在实际执行中，他们却阳奉阴违。待到新政受挫，革新派遭诬，他们便立即转向。范、富离京之后，他们索性与保守势力联合，对范仲淹等人落井下石；并通过台官，制造新的冤案，将在京的革新人物一网打尽。

　　庆历五年(1045年)初，曾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范仲淹和富弼被撤去军政要职。实行仅一年有余的各项新政，也先后纷纷取缔。京师内外的达官贵人及其子弟，依旧歌舞喧天。范仲淹革除弊政的苦心孤诣，转瞬间付之流水。他被调作那州(今陕西彬县一带)知州，准备为这范氏祖先的发祥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

　　为国为民 先忧后乐
　　这年冬天，范仲淹已近五十八岁。边塞的严寒威胁着他的健康，他被允许移到稍暖的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做知州。此时，富弼已贬至青州(今山东省益都一带)，欧阳修贬去滁州(今安徽省滁县等地)，膝宗谅贬在岳州(今湖南省岳阳一带)，尹洙则流窜筠州(今江西省高安附近)，并备受凌辱。范仲淹经过申请。把尹洙接到邓州来养病，尹洙临终，极为贫困，他笑着告诉范仲淹：“死生乃是正常的规律。既无鬼神，也无恐惧。”

　　范仲淹富弼从青州寄来诗歌，不免感慨万端。范仲淹的和作，却对他评价很高，并劝他不厌卑微，认真工作：“枢府当年日赞襄，隐然一柱在明堂；”“直道岂求安富贵，纯诚惟赖助清光！”昔日好友滕宗谅派人送来一幅岳阳楼图，告诉说他已将该楼重新修葺，并将历代有关的赞扬诗赋，也刻石附立，希望范仲淹写一篇岳阳楼记。

　　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四日夜晚，范仲淹乘兴挥毫撰写了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古代仁人志士与俗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情感不轻易地随景而迁。升官发财之日，他们不会得意忘形：遭厄受穷之时，他们也不致愁眉不展，假若身居高职，他们能为民解忧：一旦流离江湖，他们还惦着替君主分愁。简直是，在位也忧，离职也忧。如果有人要问：似这般无日不忧，几时才是一乐？那么，他得到的回答将是这样两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岳阳楼记》送到岳州，膝宗谅大为感动。他立即命人刻石。记中那两句格言——“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不胫而走，风也似的传诵开来。仁宗闻此，不禁慨然称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从青年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他发动了庆历新政，这一政治改革，触及到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各个方面，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改革失改，但范仲淹主持的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他在地方上每到一地，兴修水利，培养人才，保土安民，政绩斐然，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在生活上，他治家严谨，十分俭朴，平时居家不吃两样荤菜，妻子儿女的衣食只求温饱，一直到晚年，都没建造一座像样的宅第，然而他喜欢将自己的钱财送给别人，待人亲热敦厚，乐于义助他人，当时的贤士，很多是在他的指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是乡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在他离任时，百姓常常拦住传旨使臣的路，要求朝廷让范仲淹继续留任。

　　皇佑三年(1051年)，范仲淹又移任青州。这里的冬寒，加重了他的疾病。第二年(1052年)调往颍州，他坚持扶疾上任。但只赶到徐州，便在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四岁。是年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东南万安山，谥文正，封楚国公、魏国公，有《范文正公集》传世。这时，范仲淹积蓄已尽。一家人贫病交困，仅借官屋暂栖，略避风雨。 范仲淹死讯传开，朝野上下一致哀痛。包括西夏甘、凉等地的各少数民族人民，都成百成千地聚众举哀，连日斋戒。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器哀悼，根据他的遗愿，遗体没有运回原籍苏州，而是葬在他母亲长眠的那块地旁——洛阳南郊万安山下。范仲淹的行动和思想，赢得身前身几代人的敬仰。历代仁人志士也纷纷以范仲淹这位北宋名臣为楷模，学习和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