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臣对待使臣有哪些礼仪?

　一般是由礼部官员接待，可能是礼部尚书也可能是左右侍郎，也有可能是吏部给事中。根据来的人的级别。

一、春秋时期迎接外国使臣的礼节，每当贡期，各国贡使携带表文、贡物至京，在礼部大堂设案举行呈表纳贡仪式。举行仪式当天，贡使由礼部官引至礼部，使臣对案行三跪九叩礼，礼成后礼部将表文送给内阁转呈给君王，贡物存在有关衙门内。如果赶上大朝、常朝，贡使则可以随朝臣一起觐见君王。如果不是朝期则由君王决定是否召见。召见时，贡使要行三跪九叩礼，君王通过翻译询问有关情况，表示慰问，若君王特示优待，还可以让使臣进入大殿，赐坐赐茶。第二天，贡使到午门谢恩后返国。

　　二、西方各国来华时的礼仪，前期和后期是不一样的。据档案记载，清朝前期西方各国派专使来华的主要有西班牙、荷兰、葡萄牙、意大利、俄国和英国等。其使臣一般由礼部接待，将表文、贡物转呈皇帝，如果皇帝召见，则须按清朝礼制行跪叩礼。例如，康熙五十九(1720)年葡萄牙使臣裴拉理奉表来朝，康熙在畅春园九经三事殿接见了他。接见当日，礼部在殿阶下正中设表案，康熙帝升御座。贡使在鸿胪寺官导引下将表文放到表案上，行三跪九叩大礼，然后再膝行至御座旁亲手将表呈给康熙帝，再行三跪九叩礼，康熙帝赐坐赐茶。此后，雍正五(1727)年西洋博尔都噶尔王派麦德乐、乾隆十八(1753)年葡萄牙派巴哲格来华，都照此规定行了三跪九叩礼。到了乾隆后期，随着西洋各国与中国交往的日益频繁，各国逐步认识到觐见礼仪在维护国家地位和尊严方面的重要性。因此，使臣们不愿意再给清朝留下朝贡归顺的印象，因而对清朝规定的觐见礼仪提出了异议。这一时期，西方使臣来华觐见皇帝，有的已不愿遵行清朝的跪拜礼。如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派马戛尔尼来华，经过交涉，最后觐见乾隆时采取了折衷的办法，行单腿跪拜礼。而嘉庆二十一年英国使臣斯当冬来华，干脆就拒绝跪拜，最后被嘉庆赶了回去。　　1、两汉时，诸侯王或一年一朝、或数年一朝、或长期滞留京都，没有严格的制度。同姓诸侯王来朝，常以家人之礼相待，有时燕饮言谈不大讲究君臣礼数。

　　2、唐《开元礼》有藩主来朝礼，由通事舍人引导藩主自承天门至太极殿阁外。鼓乐齐奏，皇帝即御座；藩主入门，亦用鼓乐，乐止；藩主再拜稽首行礼。侍中宣读制书，宣敕命，引藩主升坐，劳问藩主。

　　3、明代设会同四夷馆，负责接待藩国及外邦使节。朝贡之日，文武百官在殿内两侧侍立。朝贡后，礼部官员奉旨赐宴于会同馆。除朝见皇帝外，还要在东宫朝见皇太子。

　　4、清初对一般藩使沿用明制，但对西洋各国使节逐渐改变礼制。

　　5、八国侵略联军镇压义和团后，各国进一步要挟清廷更改礼仪。提出各国使臣会同觐见，必在太和殿，一国使臣单独觐见，必在乾清宫；递交国书，必由清廷派舆轿接送，由皇帝亲自接受；设宴乾清宫，皇帝必躬亲出席等。经数月谈判，清政府接受了大部分要求。

自古以来，两国交兵，主战便是主战，求和便是求和。然而，崇祯十七年（1644年），就在大明江山风雨飘摇之际，南明政权居然派遣一支由主战派主导的使团前往北京议和，性格刚直的大明官员，面对满清朝廷的骄横，大义凌然，虽然保住了“天朝上邦”的尊严，但议和却一事无成，甚至沦为了清廷的笑柄，身首异处，令人惋惜。

清军入关之初，确实具有迷惑性，击败了李自成后，当时的清军仅仅控制了北京周边地区，河北、山东、山西仍处于权力真空期。为了能够消减汉人的抵抗意愿，满清不仅按礼数埋葬了崇祯皇帝，多尔衮甚至布告天下，宣称清军入关只是为了给崇祯帝报仇，大清并没有占据天下的想法，只是因为大明的皇帝死了，太子也死了，大清只好勉为其难，暂时接管北京的土地，大明的官员可以继续向各地的大明藩王效忠，多尔衮甚至一度取消了“剃发令”。

面对清廷抛来的橄榄枝，退守江南的南明政权，朝野上下一片欢腾。此时的南明，仍然把李自成和张献忠等农民军看作最主要的危险和敌人。收到李自成被清军击败的消息后，满朝文武天真地以为清军是来帮助大明光复江山社稷的，而卖主求荣的吴三桂则被视为拯救大明的英雄，实行 “联虏击寇” 成了南明一项国策。

崇祯十七年七月，弘光政权决定派遣使团北上，携带“大明皇帝致书北国可汗”的御书、赐吴三桂“蓟国公”的诰敕，以及慰问清兵的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漕米十万石，赴北京与清军议和，商议“联虏平寇”。殊不知却是与虎谋皮，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不久就被冷酷的现实打碎。

这支使团由10名官员，20名随从，50名骑兵，200名马夫和3000名卫兵组成，领队分别是正使左懋第，副使陈洪范、马绍愉。

左懋第，时任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御史，是南明政权为数不多的头脑清醒之士，从一开始，左懋第就反对北上议和，主张趁山东、河北满清尚未稳定之机，发兵北上，收拾河山。然而，南明朝廷不仅驳回驳回所请，反而派左懋第领头出使满清。

副使陈洪范，此时为太子太傅，南明派他出使清廷， 本意是考虑到他久历戎行，同吴三桂等人素有交情，便于联络，却没有料到陈洪范却包藏祸心。早着使团出发之前， 清廷就派出已降清的明朝参将唐虞时之子唐起龙（陈洪范的女婿）勾连陈洪范，很快陈洪范就成了弘光北使团中的清方奸细。

就这样，一个性格刚毅的主战派成了使团正使，一个卑躬屈膝的投降派成了议和副使，思想上的不统一，从一开始就为使团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九月十八日，南明使团抵德州，清山东巡抚方大猷大张告示云：“奉摄政王令旨：明使经过地方，有司不必敬他，着自备盘费。止许百人进京朝见，其余俱留置静海。”方大猷本是大明臣子，此时却六亲不认，实在是让人痛心。

九月二十九日，南明使团终于到达第四站天津静海，眼看北京近在咫尺，清廷却派人通知使团，大清顺治皇帝定于十月一日在北京即位，要求使团暂停前进。

在天津逗留期间，原明朝锦衣卫都督骆养性时任清朝天津总督，与左懋第等人相见时笑脸多了一点，态度谦恭了一些，多尔衮闻之大怒，立刻派人把骆养性革职拿问，罪名是不忘故国，心存贰心。从此之后，许多投降大清的明朝旧臣噤若寒蝉，见到南明使团如遇瘟疫般避之唯恐不及，使团很难再获得什么有用的信息。

十月五日，使团到达京郊的张家湾，清廷差礼部官员来迎接。 性格刚直的左懋第拿出天朝上邦的架势， 不肯继续前行，而是派手下王言去北京，直接给多尔滚一个下马威，责问多尔滚为何不派官员隆重欢迎天朝使臣。还召开紧急会议，对陈洪范等人三令百申，“不屈膝不辱命”， 要求使团成员见到清人时保持大明的尊严、华夏民族的尊严。

十月十三日，南明使团抵达北京。递交国书的时候就遇到了困难，明朝认为自己降到和清朝平等的地位已经是对清朝最大的恩赐了，而清朝则认为明朝不过是流贼的手下败将，而且清朝拥有强大的武力，所以也不愿意与其平起平坐，而是将其作为进贡的附属国看待。于是，多尔衮命令礼部前来接受南明的国书，而左懋第则坚持国书应该当面递交给大清国的顺治皇帝。但是清朝不愿意给南明这个机会，而左懋第也坚持不允许让清朝的礼部接受国书，最终递交国书失败，而和谈也就无所谈起。

十四日，清朝内国史院大学士瓜尔佳·刚林来到南明使团下榻处。刚林一进门就斥责南明的弘光皇帝不具备合法性，左懋第争辩说弘光皇帝是明朝万历皇帝的孙子，继承皇位完全符合法统。刚林见左懋第不好对付，于是干脆威胁道：“毋多言，我们已发大兵下江南。”左懋第毫无惧色地回应：“江南尚大，兵马甚多，莫便小觑了。”结果，这第二轮交涉自然也是不欢而散。此后十余日，使团一直被软禁在下榻处，谈判陷入僵局。

二十六日，刚林再次来到使团下榻处并用命令的口吻对使团说道：“你们明早即行。我已遣兵至济宁，就去报江南，我要发兵南来。”使团看出清廷根本不想谈判，于是就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去祭拜崇祯皇帝的陵寝。按理说使团远道而来，去祭拜一下先帝并没什么问题。可是连这么小小的一个要求，竟然也被刚林一口回绝了，他还嘲讽地说道： “我们已替你们哭过了，祭过了，葬过了。你们哭甚么，祭甚么，葬甚么？先帝活时，贼来你们不发兵；先帝死后，你们拥兵不讨贼。先帝不受你们江南不忠之臣的祭！”刚林的这一番话虽然傲慢至极，令人非常愤怒，但也让左懋第等人感到无奈，因为他说的句句都是实情。

而关于册封吴三桂为“蓟国公”的圣旨则更加尴尬，此时吴三桂已经被清朝册封为“平西王”了，试想一下，一个清朝的王爷，怎么可能去接受一个正处于下风的南明的公爵呢？而且吴三桂为了避免被多尔衮等人猜疑，连使者都没见，也就更谈不上什么接受册封了。

十月二十七日，使团被遣送出了北京，南明的第一次外交行动以彻底失败告终。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在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做保障的前提下，任何外交活动只能是苍白无力地抗争。

十一月四日，为了让 陈洪范能够顺利返回南明，瓦解汉人的抵抗意志， 清军派兵追上了正在返回南方的南明使团，将左懋第、马绍愉押回北京，只放陈洪范一人回南明去充当内奸。马绍愉后来选择了投降，而左懋第宁死不降，于次年六月二十日从容就义。

后记：南明使团肩负着南明君臣的“和平重托”，结果却一事无成，这不难理解，在任何时代，国家之间的交往都是以实力作为后盾的，而南明使臣在面对清廷时虽保住了气节，却于事无补，毕竟朝廷派使团不是去吵架的，不懂得委曲求全、暂避锋芒的道理，一味硬刚，结果事与愿违，空成敌国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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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

——公元645年日本的大化革新公元645年，日本发生了一次宫廷政变。从此，日本的政治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这就是有名的大化革新。

这年6月的一个清晨，日本皇宫的太极殿内鼓乐齐鸣，文武百官穿着朝服缓缓走进殿堂，按官阶分立两旁。皇极天皇在宫女簇拥下登上了宝座。原来，今天是天皇接见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当时位于朝鲜半岛上的三个国家)使臣的日子，所以礼仪非常隆重。

大贵族奴隶主苏我入鹿也参加了接见。他腰佩长剑，立在天皇的左侧；他的父亲苏我虾夷是个驼背老头，此时正坐在天皇右侧。这父子两人权势极大，天皇在朝上有什么决定，总要先问问他们，否则一概无效。原来皇极天皇本来就是虾夷立的，他只不过是个傀儡而已，真正的天皇是虾夷；而他的儿子入鹿，则是实际上的摄政王。平时，虾夷不上朝，因为他早就把自己的邸宅看作“皇宫”，把他的儿子称为“皇子”。今天，因为要接见外国使臣，碍于礼仪，不得不陪同天皇。

老奸巨猾的虾夷见天皇的儿子中大兄皇子不来，心里有些狐疑。他知道中大兄皇子早就对他父子操纵皇室心怀不满，这两天，又听说他在一个寺院中集合军队。今天满朝文武大臣都集中在这里，惟独他不来，此中必有蹊跷。于是，他干咳了两下，说了声“我身体不适”，便让人抬走了。临走前，他向入鹿丢了个眼色，意思要儿子注意，但入鹿没有注意到这个动作，站在那里不动。

“使臣到!”

随着一阵喊声，鼓乐声大作，殿上官员纷纷肃立，天皇也端坐在宝座上。

三国使者缓步走进宫殿，他们的随从双手捧着礼物鱼贯而入。这时，中大兄皇子忽然跟在使臣后面进来了。他一进殿，便下令把所有的门关上。站在天皇左侧的入鹿见中大兄如此举动，正要责问，但中大兄早已一个箭步，飞奔到他面前举剑直刺过去。入鹿见来势凶猛，慌忙还击。中大兄竭尽全力一劈，入鹿的剑被击落在地，接着顺势一剑，刺进入鹿前胸，入鹿当即倒地死去。在场的外国使臣早已吓得退缩在一旁，满朝文武大臣也吓得魂飞魄散，不知所措，宫殿里顿时乱作一团。中大兄杀了入鹿以后，把剑一挥，埋伏在殿旁的卫士立即一拥而上，将虾夷、入鹿手下的文武大臣逮住，一个个押了下去。

接着，中大兄走到天皇面前，要他继续接见使臣。天皇哆哆嗦嗦地答应着，三国使臣也赶紧递上国书，送上礼物，匆匆退出宫去。

紧接着，宫门大开，中大兄指挥军队冲进宫中，同时迅速地占领了全城主要据点。苏我虾夷的家早已被军队包围，虾夷走投无路，便在自己的“皇宫”里自杀身死。

第三天，中大兄皇子拥立他的舅舅为孝德天皇，仿效中国当时的唐朝建年号“大化”，并且迁都难波(今大阪)。

第二年，新政权颁布了革新诏书，按照中国隋唐封建制国家的形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土地收归国有，成为公地。废除过去贵族私家占有土地和部民(奴隶)的制度。天皇成为全部土地的拥有者，部民归属国家，称为公民。过去的贵族，成为政府官吏，从国家那里得到俸禄。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

建立新的授田制度。政府对年满六岁的良民，每隔六年授田一次；土地不得买卖，死后归还国家；受田人须负担国家的租税和劳役。

确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以及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制度，实行征兵制，军权归属中央。

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化革新”。

这场革新虽然是通过宫廷政变自上而下实行的，但不是偶然事件。日本是由几个大岛和很多小岛组成的国家。在古代，由于交通的限制，各岛即使发生了一些内部矛盾，也必须由自己内部解决。在公元5世纪，日本本州最大的势力最后统一了日本，建立了大和国家，最高统治者是天皇。

大和国家统一后，因日本领土本来就很狭小，在日本已无处可扩张了，因此一些实力较强的贵族开始了内部争斗，以便控制中央政权。起先，权势较强的物新氏掌握了中央权力，后来另一大贵族苏我氏强大了起来，打败了物新氏独自控制了中央政权，并树立了一个能听自己使唤的天皇。长久以来，苏我氏专政，社会混乱不堪，人民早已不满，朝中一些有识之士，都想模仿中国强大的唐朝，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

但是，这样做首先必须打倒苏我氏家族，因此才发生了以中大皇子联合中臣镰足的政变。大化革新对日本历史的影响是很大的。它抑制了旧贵族的特权，解除了旧贵族对“部民”的奴役，使农民在经济上得到了一定独立，促进了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化革新”是日本进入封建社会的开端。改革土地制度使国家长治久安

——公元732年查理·马特的采邑改革公元8世纪前期，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688～741年)实行了土地制度变革。那时，法兰克封建化过程加快，大地产迅速发展，自由农民大量破产。破产农民往往把土地献给地主豪绅或教会，或者投靠有权势人家成为他的“人”，丧失人身自由。经过几代后，他们大都沦为既无土地又无人身自由的农奴。这样，自由农自备武装服兵役的旧制度难以维持，也使中央政府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迅速衰落，以大地主为代表的地方割据势力增长。赫里斯塔尔·丕平一死，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的斗争立即展开。丕平的妻子监禁查理(即后来的查理·马特，丕平的另一妻子所生)，执掌政权。纽斯特里亚和勃艮第贵族乘机造反。查理在奥斯特拉西亚贵族支持下粉碎叛乱，直逼巴黎。不久，阿奎丹、弗里斯兰和萨克森又发生叛乱，也被查理平定。732年，查理在普瓦提埃大败阿拉伯人的进攻，从此被称为“马特”(意为锤子)。查理·马特是法兰克封建主阶级中有远见的政治家，他决定改革土地制度，将墨洛温王朝无条件封赐土地的办法改为有条件的，目的是将豪绅显贵同王室紧密联系起来，使国家长治久安，是为采邑改革。

查理·马特将没收叛乱贵族的土地和部分教会土地封给官员和将领，条件是必须服兵役和履行封臣的义务，如缴纳租税、交出盗匪，并且只限终身，不得世袭。如果封臣不履行义务，或双方有一方死亡，即收回采邑，分封关系终止。如愿继续以前的关系，必须重新分封。采邑改革影响重大。国王把土地作为采邑封给大封建主，大封建主又封给自己的下属，层层分封并结成主从关系，形成阶梯式的封建等级制。封主有责任保护封臣，封臣必须忠于封主和履行封建义务，如果封臣将采邑转让、再分封和出售，那么得到该采邑的人必须负担凝结在土地上的种种义务，封建主阶级的内部联系加强了。因此，层层封授土地并结成主从关系，是包括法兰克王国在内的西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而与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很不相同。封臣得到采邑的同时，也得到对领地上自由人的管辖权，加强对劳动人民的控制。这种统治权与所有权结合，是西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个特点。所谓领主制，原意就是指土地所有者同时拥有对自由人的管辖权。马克思在谈到西欧的上述特点时说：“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4页)最后，采邑改革后，骑兵逐渐代替步兵，骑士阶层兴起，中、小地主的力量加强了，为后来加洛林王朝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到了公元9世纪，采邑分封继续实行，但条件已有变化，仅保留服兵役和其他义务，受封者往往世世代代享有采邑，采邑变成世袭领地(即封主)，大封建主的独立性重新增长。他们在领地内享有种种“特恩权”，俨然独立王国。恩格斯写道：采邑改革“是为了统一帝国，将豪绅显贵跟王室永久联系起来，从而加强王室，而结果却导致王室的彻底削弱，豪绅显贵的独立和帝国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