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列举一下从2000年到今年，中日来往的主要事件，就是能体现出中

1）中日甲午战争（19世纪末，1894-1895年） 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 成为侵华主凶、大大加深半殖民地程度 。 （2）九一八事变（1931年） 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9月18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逐渐形成独霸中国的局面。 （3）七七事变（1937年） 又称卢沟桥事变，标志从局部侵华到全面灭亡中国的侵略。 （4）南京大屠杀（19371213） 在大屠杀中，日军对中国平民和战俘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杀害人数达30万以上。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 （5）东京审判（1946-1948）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公正性不足，甲级战犯本质上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不公平）审判，而乙级丙级战犯的审判也有冤枉及纵放的问题。 （6） 中日建交（1972） 1949年后，追随美国，呈敌对状态，但民间往来不断 。 于1972年正式建交。发布《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7） 小泉参拜靖国神社（2001） 友好交往是主流，但对待历史问题和边界问题摩擦不断。引起人民广大声讨！ （8）512汶川地震（2008） 日本派出救援队，中日关系缓和。 （9）钓鱼岛撞船事件（2010） 2010年9月7日，钓鱼岛附近海域，一艘中国拖网渔船受到日本海上保安厅一艘巡逻船冲撞，后又受到日方另外两艘巡逻船跟踪、冲撞、截停、登船、检查。 （10）日本大地震（2011） 中国的即时援助，改变了很多日本本土人民对中国的看法。国家形象显著提升。 但前期，中国海军派遣医疗船赴日救灾，日本外务省采取了积极响应的态度。最终遭到拒绝，他们认为：鉴于中国海军最近在日本近海活动频繁，虽然是善意的支援，接受中国海军（的支援）尚为时过早。

建立外交是因为中国承认日本是个国家，建立外交是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

而日本对中国发动一系列侵略，则是旧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那已经是历史，而目前中日之间并没有爆发战争冲突，一旦中日发生重大冲突、并爆发战争，中日的外交关系，就会自动破裂失效的；

　　1、研究中日关系，不能超越历史。

　　本世纪初期，在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出现“靖国冰川期”的背景下，中国出现了一种撇开历史问题，以求战略利益，主张“中日接近”，以集中应对美国战略威胁，甚至“以日为师”而求友好合作的“超越历史论”。这种论点之所以有市场，正因为对中日关系历史的无知。中国人可以摒弃前嫌，面向未来，但无法超越历史，通过上文的简单回顾，中日关系之所以在1972年正式化后仍多有龌龊，根本原因就在于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日本从未改变对中国的蔑视和敌视，美日之间的战略关系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虽然我们的教科书上说1972年中日建交了，但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这种建交的实质价值。中日问题的实质，就是如何摆脱美苏争霸所制造的台湾问题和美国归还冲绳时制造的钓鱼岛问题等这些带有大国霸权色彩的历史问题，如何消解日本对中国的敌视、蔑视结构关系，启动从战后处理到战后和解的政治过程。只有消解具有历史延续性的敌视、蔑视结构，以具有国际法意义的条文终结战争状态，获得国际社会和两国广泛的民意支持，才能扭转中日关系因恶化而造成的国内政治紧张的周期律，否则，中日关系和国内政治紧张将会永远持续下去，中日友好将会永远是一个梦。而这一实质性的问题从来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过。所以，如果超越历史谈中日关系，只能服务于美国的霸权战略，只能被奉行实用主义外交的日本牵着鼻子走，中国人民的尊严将会被日本肆无忌惮的戏弄。

　　2、现代民族国家，不存在超越国家利益的人民。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尽快结束战争，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来区分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和日本人民，但当这一时空条件都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中国政府通过和无法左右政府的“日本人民”进行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战略意图只能落空。虽然，中日之间的贸易和交流，让日本和平组织和商业团体得到实惠，中日和平建交的主张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但日本政府是由美国刻意安排的，专门用于抵制共产主义的右翼政府，所以，民间力量是不可能主导中日关系的，而中国的良好设想，却让日本政府未出面就逐步解决了令他们头疼的日侨和日本战犯回国问题，并在日本经济困难时期，部分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因得到中国政府提供的“援助物资”而度过危机。日本人民得到实惠，日本政府当然也不例外，这就是日本政府的实用主义。一面对中国人民表现出露骨的敌意和蔑视，如“长崎国旗事件”中，岸信介公然把中国国旗比喻为桌子、椅子等器物，另一面又希望从中日贸易中捞一把。中国却一步步丧失了谈判了筹码，在日侨遣返和战犯释放这些问题解决后，日本政府便一改常态，亦步亦趋的亲美反华。中国人民可以发扬人道主义、国际主义，但在战争状态根本没有结束的两个国家，是不存在超越国家利益的人民利益。

　　3、时势比人强，但原则问题无法妥协更不能用来交换。

　　正因为中日关系面临着美苏两极格局的结构性障碍，中国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战胜国，注定是一颗无法主宰自己命运，只能服务于美苏在东亚冷战需要的棋子，而战败国的日本同样作为美苏冷战的棋子，却借助这一格局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和战争责任的虚无化。这充分的说明，外交问题需要高超的智慧，而最关键的便是如何处理原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处理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通过日本的战后谢罪和解决赔偿问题来结束战争状态，开始两国正常化的和平外交。但纵观几十年来的历史，这一原则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其原因有两种，一是中国为了摆脱内外困局，不得不妥协，最典型的是中苏关系恶化后，不得不弱化对日“贸易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恢复中日经贸；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对时局和日本的了解不够，迫切希望在中日关系上能够有所突破不断的退而求其次，最典型的就是和田中角荣的谈判。70年代，虽然，中苏关系恶化，但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加入联合国、中国原子弹研制成功等都是利好的消息，这个时候的日本，随着越南战争结束，美国军事订单的减少，经济上需要中国的市场和资源，政治上急于入常需要中国的支持，外交上因中美关系正常化日本不得不通过改善和中国的关系来摆脱尴尬，这个时候，中国是掌握着主动权的。但为了急于建交，还是陷入日本的外交圈套。先是外交诈骗，套取中国谈判的底牌，接着是谈判过程中的谎言释约，用国内政治问题规避战争历史的责任问题。而中国政府对此却做了妥协，虽然达成了联合声明，但却回避了原则性的问题，并且把这一历史问题永远的遗留给了后人。等到改革开放，中国为了争取和平的发展环境，对这一原则问题更是一直妥协和束之高阁，甚至雪上加霜的在领土问题上一再的搁置争议，用留给后人解决的说词来拖延。有的问题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先搁置那是智慧，但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早已瓦解，中日关系的结构性障碍已经不复存在，而且世界格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更是号称经济大国，此时如果再把原则问题妥协，甚至用来交易，这是给未来埋下一颗定时炸弹。

　　4、对等是外交取得成功的前提。

　　首先是外交的主体对等。没有主体的对等，其实，根本就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外交。“人民外交”不是中日两国间人民之间的交往，而是中国政府和日本在野党及民间商贸集团之间的经济交易。这一主体的不对等性注定了外交的有因无果。

　　其次，是外交能力的对等。外交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虽然，国家实力最终决定外交结果，但是外交本身同样需要外交能力。外交能力并不是某些人所寻求的妥协和利益交换，更不是用暧昧的外交辞令玩的文字游戏。如果连基本的历史事实都不了解，就不能识破对方的谎言和外交意图。比如，《日华和约》当事者吉田茂曾经明确指出，该和约的效力不适合中国大陆。但在中日邦交的谈判过程中，日本却以《日华条约》适用于全中国的谎言，置中国与丧失国格的危机地位。而只要有所准备，这一谎言完全可以被当场戳穿，一旦谎言释约无法得逞，对中国外交目的的实现将非常有利。遗憾的是中国由于缺乏充分的了解和受国内政治斗争影响，不仅不能识破日本的谎言，反而以对方外交人员的冒险为智勇；而日本，在来到中国之前，早已经摸清了中国的底牌，在谈判桌上，更是突然玩起中国人完全陌生的“法律解释”。两相比较，结果已经分晓。

　　最终，是国家能力的对等。日本的外交奉行一贯的实用主义原则，这从根本上偏离了解决中日外交的本质和主题，战后中日关系之所以不正常，根本原因在于冷战国际政治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日本利用中国分裂的弱势地位巧于谋划，使自己这个本来战败待处理的国家，反而成了“两个中国”竞相追逐的外交优胜者，其结果便是实现了战争责任的虚无化。但日本的谋略并不是卓越的智慧和有根据的交涉，而是建立在简单诈骗基础上的突进冒险和和谎言释约。中国政府为了实现邦交正常化，对很多本质问题的暧昧处理，不但使得日本政府获得了许多政治经济利益，也延续了日本保守实力对中国的敌视和蔑视。同一时期，日本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抓住历史机遇在经济上迅速崛起。而中国却陷入“文革”的国内阶级斗争中，连一向擅长的情报搜集工作也荒废了，更不用说优秀的外交人才了，以至于中日谈判时把“对方的说谎当做勇敢来赞扬”。

　　外交作为国家向国际社会谋求安全、尊严与利益的职能行为，外交质量是由国家的政治质量决定的。中日关系的历史已经证明，通过提供友好利益而不是通过提高国家能力来改善国际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国际贿赂本身就是不平等流向的，造成的政治经济学效应是越贿赂就越强化了不平等，处于弱势的一方不得不继续提供利益。未经斗争而“友好”利益先行，既不可能获得有尊严的利益回报，更改变不了国际关系的不平等。友好利益的提供只能刺激对方的利益欲望而不可能获得人情化想象的国家利益回报。成功的外交意味着国家政治经济能力成长推动国际关系结构重组，而国际政治的人情化想象则是前现代的非理性遗产。

　　所以，不以国家自身的发展和外交能力的提高来解决国际政治的结构性问题，依靠原则的妥协来交换利益，或貌似智慧的合纵连横，并不能摆脱困境。因为这些措施本身首先符合了对方的需要，不仅是对方获得了更大的比较利益，而且还强化了原先存在的不平衡结构，结果给自己造成原则混乱，无所适从的困境。所以，以自身内政、外交能力改变国际政治结构的思想是积极进取的现实主义哲学，而依靠妥协智慧和利益交换或超越政治层面的统一战线，是消极的一厢情愿。热衷于没有国家间政治实际意义的象征对抗，甚至把中日人民外交用于中日关系问题之外的政治斗争，不仅没有达到所期望的政治目的，反而伤害了友好本身，使得中日关系更加矛盾丛生和复杂化了。

　　时移势易，作为前苏联主体的俄罗斯、日本和中国的国家实力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然而，这些国家中很多能够影响国际关系的实质性东西没有改变，所以历史一直在重演。50年代，苏联和日本建交期间，苏联以日本承认领土问题作为谈判前提，并提出不承认领土就不谈判，在苏联的强势下，日本不得不为之，当时中国，在开出释放战犯，帮助日侨归国，发展中日贸易等条件下，希望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却遭到无情戏弄。2010年9月，日本在中国领土钓鱼岛上非法扣押了中国船长詹启雄，在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下，日本当地政府在顽强的履行完本国全部司法程序后放人。同年11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了俄日存在争议的领土北方四岛引发日本抗议。所以，中日关系实在无需预言。

中日古代战争史

“日本”之名，正是武则天所赐。

中国最早关于日本的记载是在先秦时期，《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盖国在矩燕南，倭北，倭属燕”。当时日本还没有文字，不懂耕种，完全处于原始社会时期，相较于中国的奴隶社会，落后了近千年。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秦朝，此时的中国已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而日本人依旧未开化，徐福东渡给他们带去了文字和先进的技术。

汉朝时，中日第一次建交，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至此，日本正式称为“倭奴国”，并成为汉朝的藩属国。此后日本多次遣使来朝，一直虔敬地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和赏赐，学习中原王朝的文化与技术，日益强大起来。

然而邪马台国衰落，大和民族崛起后，日本人骨子里的不安分使得他们日益膨胀。宋武帝时期，倭王珍开始向中原王朝提要求，其野心和傲慢尽现，宋文帝时更甚。

1、唐朝中日白江口之战

当中国正经历南北朝的混乱局势时，日本却在飞速发展，所以隋朝时日本就因其国名不好听，要求隋炀帝赐名“日本”，被隋炀帝拒绝了。

此时的朝鲜半岛以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形成三国鼎立之势。高句丽凭借自身的强大，对中原王朝的态度亦时叛时降。自隋文帝时，朝廷便多次出兵讨伐高句丽，后隋炀帝、唐太宗亦如是。隋炀帝亲征高句丽致使国力大耗、民生艰苦，加剧了隋朝的灭亡。

唐朝初期，高句丽联合百济，多次进攻新罗，一向亲唐的新罗向唐朝求援，唐朝多次劝诏皆被高句丽无视，最终唐廷决定出兵救援。此次出兵，唐军攻克十余城，斩敌四万多。但不久后，高句丽又联合百济、靺鞨，直下新罗三十多城。唐高宗派大将军苏定方出兵征讨，苏定方围魏救赵，直攻百济，很快便灭百济，俘获百济王及其百官押往长安。

大军撤离后，扶余福信联合道琛和尚，煽动百济旧民造反，并派遣使者前往日本求援。日本放还了百济王子扶余丰，联合扶余福信，合围镇守百济都城的刘仁愿部。

消息传到中原后，朝廷派刘仁轨解刘仁愿之围。后百济内讧，扶余丰杀扶余福信，并派遣使者往高句丽及倭国请兵。

日本一来为了维护百济这个亲日政权，二来经过一系列革新，日本也想趁机扩张势力，于是派重兵出击唐军。

唐高宗派右威卫大将军孙仁师率军增援，唐军水陆并进，于白江口与日军展开激战，唐军大胜。《新唐书》记载：“唐军与倭军海战，四战皆克，焚四百船，海水为丹。”

战败后的日本认识到唐朝的强大，收敛了姿态，虚心向唐朝学习。从此之后，日本每隔几年便会派遣使者入唐学习，而“日本”之名，正是武则天所赐。

2、元日文永之战和弘安之战

除了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技术外，日本人还想借中国人的优良基因来改变他们个子矮的缺陷。南宋时期，中国出现了很多跨海而来的日本女人，她们肩负着改良大和民族身高的重任，不远万里来到临安城。《清波杂志》记载：“倭国一舟飘泊在境上，一齐凡三、二十人。妇女皆被发，遇中州人至，择端丽者以荐寝，名‘度种’。”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希望能与日本交好，他几度派遣使者出使日本。由于日本偏居海外，对于草原部落和游牧民族毫无兴趣，他们更愿意和有贸易往来的南宋交好。但南宋朝廷此时风雨飘摇，岌岌可危，而蒙古铁骑四处征讨，积极扩张，日本人早看出元朝有入侵的野心。所以，他们在拒绝忽必烈的同时也积极防御，严阵以待。

被拒绝后的忽必烈命令离日本最近的东藩高丽征发船工制造战舰。公元1274年，忽必烈以忻都为征东都元帅，洪荼丘、刘复亨为左右元帅，率领三万大军，从朝鲜出发，远征日本，史称“文永之战”。

元军从高丽合浦出发，成功登陆马岛、壹岐岛，而在登陆博多港之后，虽然地形不利于元军发挥，加上日军提前集结，以逸待劳，但元军还是依靠兵分两路的迂回策略成功击败了日军，日军死伤惨重，被迫后撤。

由于后勤补给不足，元军在战胜的情况下选择撤回。蒙古人向来都是以战养战，所以他们打仗的时候，粮草多靠战场掠夺而来，而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以战养战的策略显然行不通。早前忽必烈就曾派出一支先锋部队前往高丽，结果这支部队根本无法在高丽的国土上自给自足，最终被迫返回以资补给。

从这里也能看出来，忽必烈第一次征讨日本，其目的并不单纯。因为当时军队里蒙古兵极少，大多都是投降的金兵、新附军、高丽兵，所以忽必烈有消耗日军的意图。

元军撤退后，忽必烈又派遣使者劝说日本投降，皆被日本拒绝了。镰仓幕府为了防止元军再犯，修造元寇防垒，并积极改进守战之具，学习中原战术体系。

崖山海战后，忽必烈开始积极筹备第二次入侵日本。公元1281年，忽必烈派遣两路兵马进攻日本，一路由忻都、洪茶丘率领（作战部队），一路由范文虎率领（屯田部队），合计近二十万人马，史称“弘安之战”。

作战部队从朝鲜出发，先行抵达日本，迅速攻夺了马岛和壹岐岛。气势正盛的作战部队未等到屯田部队抵达便开始进攻北九州，然而日本人所筑的元寇防垒成功阻击了元军的进攻，双方交战近一个月，元军依旧未能攻破防垒，中途还遭到日军的海上袭击。

等到元军作战部队和江南主力会合准备反击时，元军再遭台风袭击，这场被日本人称作“神风”的台风使元军损失惨重。由于船只尽毁，所以除少部分士卒返回中国外，其他人都困于日本九龙山海滩。后日本发动反攻，大部分元军战死，俘虏的元军除汉人外，其他皆被斩杀。此次元军与日本的战役，最终以元军失败告终，这让日本人信心倍增。

3、明嘉靖抗倭战争和万历朝鲜战争

后镰仓幕府下台，日本进入南北朝时期。长期的混战导致一些失败武士加入海盗行列，在松浦家的支持下，多次劫掠朝鲜半岛和中国沿海地区。

从明朝建立开始，倭寇便不断侵略沿海地区，明太祖朱元璋就曾为倭寇一事和日本室町幕府建交合作，但倭寇还是陆续入侵中国沿海地区。为此，明王朝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加强海防、实行海禁等。

嘉靖年间，倭寇入侵变得频繁起来，朝廷遂下令中断一切海上贸易。此举切断了整个贸易链，由此导致倭寇之乱有增无减。直到嘉靖四十年，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先后清剿台州、福建、浙江和广东等地的倭寇。至此，东南沿海的倭寇基本肃清。

丰臣秀吉一统日本后，一方面为了满足自己膨胀的野心，另一方面为了平息武士们对分封不均的不满、削弱诸侯势力，遂决定对外扩张，获取更多土地。丰臣秀吉想利用朝鲜当跳板来攻打明朝，一统亚洲。所以，他明知朝鲜久事明朝，却依旧向朝鲜借道。在遭到朝鲜拒绝后，他便以此为由，攻打朝鲜。朝鲜在李昖时期武备松弛，党争不断，很快便被精心备战的丰臣秀吉攻克京师，李昖一边仓皇出逃，一边向明朝求援。

经过一系列商议后，明朝最终决定出兵援朝。在首战当中，由于祖承训不明敌情急于冒进，外加天气原因，导致失利。经历了首战的失败后，明朝廷认识到日军并不像朝鲜所说的几千人，而且他们经过精心准备，可谓以逸待劳。因此，明朝廷一边派人与日本议和，以拖延时日，一边集结大军筹集粮草。之后，明朝以李如松为防海御倭总兵官，调四万精兵援朝。在李如松的部署下，明军成功收复平壤、开城，并直逼汉城。

此一战明军损失七百多人，而日军被杀两千余人。后碧蹄馆之战以双方撤退为结局，也有史料记载日军先行败走，明军得到增援后追出十余里。最终战况陷入僵局，日本遂派遣使节来北京议和，李如松大军撤回。在第二次援朝战争中，明朝和日本双方虽各有胜负，但明军的强悍让日本人一度望而生畏，历时七年的万历朝鲜战争最终以日本失败回撤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