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有位超强外交官靠一张嘴逼退突厥十五万大军

武德五年八月，乙卯，云州总管李子和(本名郭子和)接到边关急报，突厥的颉利可汗领军来攻。接到这一军报，李子和起初不以为意，作为突厥人的前部下、曾经的平杨可汗，李子和太了解突厥人的习惯了，所以他一如既往地下令坚壁清野，将城外百姓迁入城中，想要以此扫了突厥人的兴致，让他们失望而归。

然而，这一次李子和的属下没有立即领命行事，因为他还有一句关键的话没说完。

「此次突厥兵力计有十五万人。」

听到这句话时，李子和的血液凝固了。

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劫掠侵扰了，而是来玩命的。

得了，废话少说，立即给我上报朝廷，请求增援。

李渊收到了军报，即刻找来李建成、李世民，三个人凭借多年应对突厥的经验，在第一时间做出判断：情报准确无误，应战在所难免。

因为综合近期北方各地的战况，李氏父子意识到，这很有可能是突厥以大唐为目标，发起的一次预谋已久的大规模进攻。突厥人意图以河北的刘黑闼为诱饵，吸引住唐军主力，进而凭借机动性极强的大批骑兵急袭关中。

如若让突厥人得逞，后果不堪设想。

当务之急是尽快做出军事上的反应，拖住突厥骑兵南下的脚步。

八月十一日，李渊亲自主持大局，进行战略部署：太子李建成率领一军从豳州(今陕西省彬县)出发，迎击突厥西路军，秦王李世民出师泰州(今山西省河津市)，迎战突厥东路军；此外，云州总管李子和所部，向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方向挺进，从侧翼掩击颉利；最后命左武卫将军段德操，另统一路偏师奔赴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北)，以切断突厥军队的后路。

虽说四路兵马派出去了，不过老实说，李渊并不愿意与突厥全面开战。作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兼军事家，李渊很清楚以国家现有的国力倘若与颉利大军拼死一战，拼很可能拼不过，死却是很有可能。因此，送走出征将士的第二天，李渊召集了所有的大臣，问了一个关键的问题：突厥大举入侵，战有利，还是和有利？

「两军一旦开战，仇怨必然加深，不如讲和。」

说这话的是有多次出使突厥经验的太常卿郑元璹。

「突厥自恃兵强马壮，素有轻我之心，若不战而和，是向敌人示弱，其军势必明年复来。以愚臣之见，不如先与突厥人一战，得胜之后再与之讲和，如此一来，方显我大唐之恩威。」

说这番话的则是刚刚投奔李渊不久的中书令封德彝。

有趣的是，李渊最终的选择是听从了封德彝的意见，但却派出郑元璹去和谈。

不愧是做老板的。

在唐军的顽强抵抗下，终于取得了胜利—局部胜利。

具体来说，是并州大总管襄邑王李神符在汾东击退了突厥人的进攻；与此同时，汾州刺史萧顗也击败了自己的突厥对手，获得了斩首五千余级的战果(这么个数字似乎也不能算是小捷)。

虽然此时突厥的兵锋尚在威逼廉州等地，但在李渊看来，谈判的时机已经到了，于是郑元璹郑大使启程了。

据史料记载，郑元璹出使突厥的时候，突厥进入唐境的士兵已经多达数十万人，几乎遍及整个并州地区(自介休至晋州，数百里间，填溢山谷)。这么个阵势不要说是普通人了，就算是派蓝波上，估计也会暗自捏上一把冷汗。

但郑元璹却丝毫没有犹豫，更不见任何慌张，就此深入敌营，见到了颉利可汗，并当面严词指责对方违反盟约的种种行为，舌战突厥人的首领，把颉利说得理屈词穷，满面通红(与相辨诘，颉利颇惭)。

应该说，此时的郑大使已然完胜，他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结结实实地拿下了颉利，树立起了大唐的威信，可实际上郑元璹很清楚，接下来要说的话才是真正决定成败的关键。

「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虽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虏掠所得，皆入国人，于可汗何有？不如旋师，复修和亲，可无跋涉之劳，坐受金币，又皆入可汗府库，孰与弃昆弟积年之欢，而结子孙无穷之怨乎！」

这番外交词令相信大家大致能看懂，其中重点有二：第一个可以说是文明；第二个可以说是利益。

也就是说，郑元璹一针见血地为颉利可汗指出，入侵占有农田与城市无益于突厥人畜牧文明，更重要的是，留下这些地方，唐国可以持续不断地为突厥提供所需的金银财宝，而且还不用麻烦你亲自来取。

听完郑元璹的分析，颉利做出了回应—大喜。他当即下令各路骑兵部队调转马头，返回草原，回家等候即将送上门的钱财。

唐朝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就此过去，传说中一张嘴退走上万军的奇迹就这样诞生了。不过郑元璹并没有为此居功自傲，而是默默告别了颉利，默默回京覆命，又默默回归自己的本职工作(主持祭祀)，好像之前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一样。

“卢杞奸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此所以为奸邪也！”这是唐德宗想要提拔被贬的卢杞为刺史的时候，宰相李勉所说的话。这大约是当时大部分官员所持的一个态度，即不愿意唐德宗再重用卢杞，而原因就是卢杞在做宰相的近三年时间里，嫉贤妒能，排除异己，独揽相权，大肆敛财等等。

要知道，卢杞在这近三年的时间里，害死了不少的官员，比如在安史之乱中靠铮铮铁骨撑起大唐精神的颜真卿，或被贬或被害死的还有杨炎、张镒、严郢、李揆、杜佑等等，可以说，卢杞凭一己之力害了不少的忠臣，是大唐一个排得上号的大奸臣，有意思的是，卢杞的祖父是著名的伴食宰相卢怀慎。

唐玄宗时期实行两相制，一正一副两个宰相，卢怀慎就曾做过副宰相，当时的正宰相是姚崇，卢怀慎自认能力不及姚崇，所以事事听从姚崇，虽然政绩不大，但也挑不出错来，没想到他的孙子卢杞却成为一个大奸臣。

卢杞在安史之乱中曾做过仆固怀恩的部下，那个时候的卢杞并不突出，官职也不大，一直到了唐德宗李适继位后，卢杞才得到重用，781年的二月，卢杞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大唐的宰相，然后就开始了排除异己、大肆敛财的宰相生涯。

在他做宰相的时候直接或间接害死了很多的大臣，也害得很多大臣被贬，但是有一个人却没有被卢杞迫害，这个人就是尚父郭子仪，那么曾经立下赫赫战功，对大唐有再造之恩的郭子仪为什么没有被卢杞迫害呢？原因不外乎有两点：

其一就是郭子仪不以功业自矜，该忍时忍，该退时退。这也是郭子仪之所以能在忠臣、能臣普遍难以保全的时期能够全功保身的关键所在。郭子仪在安史之乱以及之后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这里就不再赘述，但是他从来没有居功自傲。历来，皇帝最忌惮的就是功高震主，而郭子仪则对于皇帝的所有决定都没有异议，更是该退的时候赶紧退，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的兵权数次被夺，但是只要朝廷需要，他还是立刻站出来，同时期的李光弼和仆固怀恩等大将都做不到这一点。

郭子仪不贪恋权势，能够做到急流勇退，所以即便起起伏伏，始终打不到郭子仪，而他在和官员的相处过程中更是能忍则忍，比如，当郭子仪抵御吐蕃的时候，鱼朝恩让人将郭子仪父亲的墓穴挖了，等郭子仪回来后，唐代宗和他说了这件事，郭子仪却安慰唐代宗说这是天谴而不是人患。

而郭子仪和卢杞打交道的时候也是小心翼翼，781年的夏天，郭子仪病重，刚当上宰相不久的卢杞去看望郭子仪，郭子仪让妻妾和侍女都避开，独自一人接待卢杞。家里人对此很是好奇，要知道，之前也有不少官员来看望郭子仪，郭子仪并没有避开家里的人，怎么到了卢杞就避开了呢？郭子仪就解释说：“杞形陋而心险，左右见之必笑。若此人得权，即吾族无类矣。”

从这里足以看出郭子仪在官场上的小心翼翼。卢杞面对这样的郭子仪，自然不会生出害郭子仪的心思。

其二郭子仪在781年的六月就去世了，卢杞还没来得及迫害郭子仪。卢杞是这一年的二月坐上的宰相之位，而郭子仪在这一年的六月去世，这中间间隔的时间比较短，卢杞刚当上宰相，权力并不稳固，因此他的敌人还只是那些在官场上和他作对的、阻碍他的官员，而郭子仪明显不属于这一类人，毕竟他的态度是很好的，并没有让卢杞觉得应该将其除掉。

当然，这并不是说卢杞会永远不会郭子仪下手，如果郭子仪再推后几年去世，那么卢杞必然会嫉恨郭子仪，甚至想要除掉他。毕竟郭子仪的才能绝对是在卢杞之上的，虽然晚年没有什么权力了，但是依旧是大唐的保护神。按照卢杞嫉贤妒能的一贯做法，郭子仪迟早会被卢杞盯上，但是郭子仪却在卢杞权力还不稳定的时候就去世了，卢杞根本没来得及对郭子仪做什么。

综上两点就是卢杞没有对郭子仪动手的原因，而郭子仪去世之后，郭家的人也并没有成为卢杞排挤的对象，因此并没有被卢杞迫害。时间很快到了783年的泾原兵变，唐德宗被赶出了长安，他才被迫意识到卢杞这个宰相对于大唐只有害处，竟没有一丝好处，于是将其贬为新州司马。

即便卢杞后来在785年遇到大赦，而唐德宗也打算再次启用卢杞，但是朝臣不可能会让这样一个人重新掌权，所以唐德宗启用他为饶州刺史的决定被迫终止，而也是在这一年，卢杞在澧州别驾任上去世。

公元843年，纵横官场二十多年的大宦官仇士良，向皇帝递交了还乡养老的辞职信，宫中大大小小的太监都聚拢在他院门前，为他送行。仇士良十分感激，便决心对他们传授一些职场秘籍：“诸君好好侍奉天子，能听老夫一句忠告吗？”

众人齐声曰：“还请大人不吝赐教。”

“ 天子，千万不能让他闲下来 ！他闲下来了，就会看书、见儒臣，变得深谋远虑，等他减少了玩乐的项目，出游的次数，我们这些侍奉天子的人就会因失去天子的宠爱而丢掉权力。

为了你们自己好，你们应该用财货、玩乐的方式来蛊惑他的心，使皇帝沉迷享乐、厌恶治理国家，不了解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到时候，皇帝必然依赖我们，我们的恩泽和权力还能跑得了吗？ ”

仇士良的这番话，基本总结出了数千年来权臣们把持朝政的方法，也向我们揭示出了大唐政坛危机四伏的一面： 君王对朝廷的掌控力已经低到连宦官都敢公开设计控制他的程度了 。

这位叫仇士良的宦官究竟是何许人也，为何他敢不将君王放在眼里呢？

仇士良原本是唐宪宗担任太子时的侍从，他很幸运，遇见了一位心怀大志，又极有能力的君王。唐宪宗继位后，仇士良极受宠爱，被派去监督平卢、凤翔等军。

唐宪宗是一位不甘寂寞的皇帝，他在任时励精图治，“能用忠谋，不惑群议”，以削藩为重任，在他的努力下，唐朝一度出现了“中兴”的盛况。

仇士良能被他派去监军，就意味着他是唐宪宗心中值得信任的重要人物。

在当时发生过一件影响很大的事情，可以看出皇帝对仇士良的宠幸： 仇士良和御史元稹争住驿馆上房时，元稹不肯让，他竟然直接把元稹给打了一顿。后来中丞王播上奏请求皇帝秉公处理时，皇帝却下旨把元稹这个受害者贬官了 ……

如果说唐宪宗时期的仇士良还知道收敛的话，唐文宗、唐武宗时期的仇士良就显得有些过度狂妄了，《新唐书·仇士良传》记载： 士良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馀年 。

因为对唐文宗试图消灭宦官的行为不满，仇士良曾经召集翰林学士崔慎由写诏书，打算废掉唐文宗的皇帝之位。

听到仇士良的话后，崔慎由大惊失色：“ 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轻议？慎由亲族中表千人，兄弟群从且三百，何可与覆族事？虽死不承命 。”

仇士良听到崔慎由的话后，沉默良久，他打开一扇小门，把崔慎由领了进去，在那里，崔慎由见到了被软禁的唐文宗。

仇士良当着崔慎由的面数落着唐文宗的过失，全场唐文宗都低着头不说话，仇士良指着皇帝说：“如果不是崔学士不肯写废除你的诏书，你也不会再坐到这里了！”

目睹了这一切的崔慎由三观破碎，出去的时候，仇士良又警告他：“不要将今天所见之事讲出去，不然小心你的宗族受牵连。”

因而，直到仇士良倒台后，崔慎由的儿子崔胤才把这件事讲了出来。

谈起仇士良，就不得不提到大唐政坛的两大困局： 藩镇割据和宦官当政 。

自“永贞内禅”中宦官俱文珍伙同节度使，逼迫唐顺宗退位以来，宦官在干预朝政这块，就愈发肆无忌惮。

如王守澄历经宪宗 、 穆宗 、 敬宗 、 文宗四朝，便参与策划了刺杀唐宪宗、代理监国李悟，拥立唐穆宗、唐文宗几件大事。

在皇权独尊的封建时代，宦官能够拥有如此大的能量，来影响君王的废立，可见当时的李唐王室处境之艰难，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了。

在封建社会，君王统治天下的根基， 一靠民心、二靠制度、三靠强大的军事实力 。

制度构建起了国家的框架，也规范了社会秩序。在政治清明的时候，理想的制度是使每一个人都能各司其职、各有所用。

唐朝是一个很有开创性的朝代，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大唐一直是欧亚大陆上诸多强国学习的对象。

在原本的政治构想中，唐朝的统治者试图通过三省六部制来分化、制衡宰相的权力，又依靠科举制度选拔寒门子弟，打破贵族阶层对官职的垄断，达到加强皇权统治的目的。

但数代君王的努力，都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回归于原点。

安史之乱爆发后，君王为了平定叛乱，采取了在各地设立藩镇的政策，好让各地节度使在缺乏朝廷统一调令的危难时刻，能够便宜行事，根据自身实力灵活对抗叛军。

藩镇的设置在当时有利有弊，只是就如同西周的分封制一样，随着地方节度使实力越来越强，君王的影响力也在不断下降。以至于到了唐朝后期，很多节度使甚至于直接把这一职位搞成了世袭，好让自己家族能够一直经营自己管辖的领地。

这种职位的世袭，实质上就是一种分裂的行为，它成了唐朝皇帝心中的一根心头刺。

在藩镇割裂、外戚干政的情况下，皇帝引入了第三方势力： 宦官 。

宦官这个人群极为特殊，因为他们的生理原因，他们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延续后代，宦官是皇帝的家仆，他们的地位和皇帝的宠幸程度直接挂钩，所以皇帝对宦官的信任普遍高于对一般大臣的信任。

“ 没有制衡的爱，最终只会滋生出更贪婪的欲望 。”

皇帝对太监的信任，让太监意识到，这或许是让自己更进一步掌握权力的机会。正如开头仇士良对其他宦官所说的那样：“ 要想获得更多的权力，就要先学会控制皇帝 ！”

当皇帝把宦官当作奴仆的时候，恐怕他们自己都没想到，正是自己所信赖的人，背叛了自己。

文/脑洞趣味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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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冷却的封神之战。

630年3月27日，李靖率领三千轻骑夜袭阴山，彻底击破逃往那里的东突厥部落。

上一次中原王朝大举粉碎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还是由七百多年的汉将卫青完成的。李靖这一战，不但确立了唐朝在东亚的霸主地位，也让自己一战封神，成为大唐的头号战将。唐玄宗时设立武庙，遴选古今十大名将，入选的唐将第一人，就是主持过平定突厥战役的李靖。

唐太宗接到前线捷报时，更是激动说，这是大唐的雪耻之战。

打了一场被视为封神杰作的大胜仗，谢幕仪式却如此冷淡荒凉，李靖的脚，怎么突然就疼了呢？其实，李靖的脚，没那么疼。

唐代有个宰相叫李义琰，给父母改葬的时候，发现舅舅家祖坟的选址不错，就想让舅舅让出这块地，把自己的父母埋进去。皇帝听后大为震怒，觉得李义琰仗势欺人，连自己姥爷的坟都挖，欺负百姓更是家常便饭，决定把他罢免。

李义琰自己识趣，主动申请退休，他的理由，就是脚疼（足疾）。陆游曾写诗说到，足疾这种病啊，跪拜行礼不方便，但是要去游山玩水，我能逛悠到太阳落山。白居易晚年在洛阳半官半隐，提到自己的脚病时也说，这病啊，严重倒也不会严重，但是好也好不了，是典型的政治失意病。

李靖脚没那么疼，他的脊梁骨，倒是有点疼。

戳他的人，是宰相萧瑀和温彦博。萧瑀是南朝梁国昭明太子的后人，隋炀帝的小舅子，唐太宗的表姑夫，地地道道的皇亲国戚。贞观初年，萧瑀还兼任御史大夫，负责纠察百官过失。可谁会天天犯大错呢？没有。所以，为了表忠心显才干，但凡有人犯了点小错，萧瑀一定揪住不放。房玄龄有错，他揪，魏徵有错，他也揪。

李靖功劳是大，但没能约束住手下士兵掳掠突厥的金银财宝，当然更要揪。好东西皇帝还没见着，你李靖怎么能让大头兵都给分了？而温彦博的原因更简单，几年前他随军出征突厥，结果打败仗当了俘虏。

后来他还被突厥送到山沟沟里，上演了一出唐代版的苏武牧羊。如今李靖凯旋，温彦博的面子往哪儿放？更何况，温彦博素好争辩，是个和人吵架能吵一天的主。李靖纵兵劫掠，落人口实，温彦博和萧瑀捞到这个机会，是不会轻易放过的。于是，烤地瓜一样热气腾腾的李靖，瞬间就被两人拍成了拌黄瓜。

当然，要拍凉李靖的，不只有萧瑀和温彦博，还有唐太宗。

贞观初年，突厥大举入寇，一路打到长安城外的便桥，唐太宗倾尽府库，才换来两国盟约，突厥退兵。便桥之盟，也是便桥之耻。为了灭掉突厥，唐太宗亲自督察士兵训练，大臣劝说他这样做的风险太大，万一哪个不长眼的射箭没准头，皇帝的安全怎么保证？唐太宗却说，只有我和大家在一起，将士才会内心感动，发奋图强啊。

按照唐太宗的说法，汉将李陵带着五千人去打匈奴，结果做了俘虏，而李靖用三千人灭掉突厥，是古今都没有过的大功勋。功老太高，就容易骄傲。唐太宗以兵纵劫掠为罪名，把李靖一通批评，但随后又给了封赏，以此作为敲打。炙手可热的李靖，在唐太宗一个巴掌一个甜枣的操作中，实现了迅速冷却。

仗，打赢了，人，倒凉了。那么，李靖这一场被冷却的封神之战，又有着哪些影响呢？

平定突厥之战，帮助唐朝取得了东亚的霸主地位。战争结束后，原来散居在北方广袤草原上的少数民族部落，失去了突厥这个依仗，随即共推唐太宗为“天可汗”。唐在东亚的第一强国地位，至此，得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集体认可。唐太宗听到消息后说，我已贵为天子，难道还要自降品级，去做统领草原各部的可汗么？喜悦之情，可谓溢于言表。

李靖的拐拄了一年多，再次出山时，是打完突厥后的第五年，那一次，唐太宗亲自点将，李靖正常发挥，把西边一个叫吐谷浑部落杀得片甲不留。李靖的脚，是一点都不疼了。

唐太宗亲冒矢石平定天下，本人又酷好良弓，应当知道雕弓易折的道理。或许，在他的眼里，战功赫赫的李靖，就像是那把雕满花纹的弓，想要得到长久的保存而不被折断，就必须磨掉那些让人爱不释手的功勋记忆。

人们常把兔死狗烹和鸟尽弓藏这两件事，放在来一起说，可比起一味的诛杀功臣，能让功臣不死，良弓得藏，才是更为高明的帝王心术啊。

历代评价：

1、唐李靖、郭子仪，皆出儒生，立大功。

——赵匡胤

2、李靖用兵，淳风天文，张旭草书，有唐之三绝也。其尊慕若此。

——蔡襄

3、李靖盖天下之奇才也。

——陈亮

大唐王朝中兴之战。

公元817年11月25日，唐将李愬袭取蔡州，活捉淮西叛将吴元济，淮西之乱结束。

淮西之乱被平定，发生在唐宪宗时期，这是唐廷反对地方藩镇割据斗争中，一次卓有成效的胜利，就如同西汉平定七国之乱，扫除了诸侯国威胁，加强了中央权威一样，战后，其他藩镇震于威慑，相继归顺，安史之乱后，藩镇跋扈的局面，至此得以扭转，为唐宪宗的元和中兴奠定了基础。

安史乱后，藩镇大多跋扈不臣，限于实力不够，朝廷时常纵容，泾原事变后，姑息更成了常态。那么，为何唐宪宗一改往日态度，坚决对淮西用兵呢？

第一，淮西被割据，阻碍了江南赋税运往长安。

叛将吴元济割据的淮西，是江南财富的运输要道。安史之乱时，由于原来运输江南赋税的汴河受阻，淮西就成了转运财富的重要通路。唐德宗初年，河北藩镇集体叛乱，前线士兵吃的粮食，就是从淮西路运来的。

诗人杜佑做江淮转运使时，看到淮西的重要性，也特意上奏朝廷，说要在这里大举改良河道运输。所以，作为朝廷的心腹之地，丢了淮西，江南的赋税就会受到威胁，朝廷也就无法立足。

第二，吴元济胁迫朝廷，宰相李吉甫力主平叛。

吴元济是前任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的儿子，吴少阳死后，吴元济秘不发丧，用父亲的名义给朝廷上书，想接替父职。唐宪宗不许，吴元济就发兵入侵临近州县鲁山、襄城等地。他还和河北叛镇联合起来，遥为呼应，互壮声势，激发了朝廷不满。

宰相李吉甫就对宪宗说，淮西地处内陆，没有援助，和河北叛镇不同，所以不该效仿河朔三镇父死子继的惯例，吴元济跋扈不臣，就要对他予以诛灭。

于是，唐宪宗下诏削掉吴元济官爵，出兵淮西淮西镇和河北叛镇比起来，实力最弱，唐宪宗出兵淮西，态度也十分坚决，但是这场战役，打了四年都没有结果，这又是为什么呢？

一是吴元济家族蓄谋割据，兵强马壮。

吴元济反叛前，他的父亲吴少阳，已经为割据做了很多准备，由于深感朝廷早晚对淮西用兵，吴少阳在统治地不设置徭役户籍。财富短缺时，就随时征税，他还经常劫掠过往客商，召集亡命之徒，充做军队。由于淮西少马，吴少阳大力进行马匹繁殖，几年之后，淮西战马充足，极大地加强了淮西军队的战斗力。

此外，吴氏还刻意培养将士对朝廷的仇恨，吴少阳的义兄掌权时，有次击败了官军统帅，缴获了很多书信，就故意欺骗军士，说朝廷里的大臣想要把你们的妻女掠去当小妾。以此激发众怒。

二是唐廷征兵太杂，军心不齐，严绶等将不堪重任。

为了尽快平定淮西之乱，朝廷调派了很多军队，但这些杂乱的部队，反倒成了打胜仗的累赘，就连身处敌营的将军董重质都说，每次打仗，都被指挥冲在最前面，可得了功劳，却被本地的部队占去，所以将士心志不一，不能取胜。

朝廷命将，也有失误，最初的将领严绶，不是打仗的料，带着上万的军队，和敌人对垒，就只会坚守不战，地方上的节度使韩弘，也想以贼自重，不愿意战乱平定，还有出身羽林大将军的高霞寓，单挑厉害，但是排兵布阵，一塌糊涂。

随着战事旷日持久，宪宗不得不改换人选，任命李愬为将，并把宰相裴度调往前线。李裴二人到达前线后，几个月的时间，就把活捉吴元济，平定叛乱，他们又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呢？

一是李愬故意示弱，雪夜袭取蔡州。

面对唐军屡战屡败的情况，李愬到达淮西后，没有急于用兵，他对手下的军士说，皇帝派我来抚恤大家，打仗的事，我根本不懂。大胜之余的吴元济，听说了李愬的治军情况，也就放松了对李愬西路军的提防。

等到吴元济全无防备，李愬向裴度建议，采取奇袭，直捣吴元济的大本营蔡州，由于淮西多年跋扈，蔡州城下，已经三十多年没遇见过官军，所以吴元济毫无戒备，李愬大军一到，很快束手就擒。

二是收拢人心，接纳降将，安抚淮西降兵和百姓。

淮西之战中，降将的收伏和使用，对战斗最终取胜，有重要作用。比如敌军大将丁士良，被捉之后视死如归，李愬亲自为他松绑，好言抚慰，并上表朝廷封他为将军，引发叛军倒戈热潮。同是降将的李祐，提供了关于蔡州的重要情报，从而确定了偷袭蔡州，擒贼擒王的方略。

此外，安抚民心的作用也不可忽视，蔡州攻克后，裴度带着数万降卒进入蔡州，宣布废除吴氏的严刑峻法，蔡州军人和百姓听了，高兴得都欢呼舞蹈，避免了二度叛乱。

淮西叛乱平定后，震慑于朝廷声威，各处藩镇相继上表归顺，清代史学家王夫之盛赞说，河北割据跋扈之风，到此彻底消失，唐朝出现了旷世澄清的局面，宪宗的元和中兴，从此开始。

鉴于淮西长期的叛乱历史，唐中央在战后撤销淮西建制，分割淮西土地，即便后来唐穆宗时，河朔藩镇再次反叛，淮西都没能死灰复燃，这个曾经是朝廷心腹之地的藩镇，在成为叛徒被征服之后，永远的不存在了。唐宪宗和裴度、李愬上下一心，平定淮西故事，也再次证明了，目标凝聚的重要性。

历代评价：

淮西，三州尔，有裴度之谋，李光颜、李愬之将，然犹引天下之兵力，历岁而后定。

——北宋政治家王安礼

为了维护司法尊严，就连武则天都敢正面怼，这个人就是司法参军徐有功。他和狄仁杰一样，都是好官，在判案的时候秉公执法，不惧权威。

徐有功是武则天统治的时期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他和狄仁杰一样，也被称为是青天大老爷，先后担任过很多职位，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是勤政爱民，以民为先的。很多官员在判案子的时候 ，都对人实施过杖责，而徐有功从来没有杖责过人，所以他和百姓们之间的关系也都很好。朝廷看到了他的表现，对他进行了褒奖，并且让他做了京官。

武则天称帝的时候，为了能够稳固自己的权利，开始打压异己，残害了很多无辜的人，大臣们敢怒不敢言。只有徐有功公正廉明，坚决站在受冤者的那边，为他们伸冤，他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有时候武则天也会参与审案，如果武则天有什么异议的话，徐有功也不畏权势，敢正面的顶撞武则天，那个时候的武则天杀心比较重，她不能容忍这样的官员，于是就下令把徐有功拖出去斩了。

在行刑之前，很多百姓都过来为他送行，为他掉泪。当时徐有功安慰大家不要伤心，他是为了护法而死，并且还说了很多义正言辞的话。而武则天在平息了怒火之后，知道徐有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在行刑之前放了徐有功。即使是这样，徐有功也从来没有收敛过，总是和武则天发生冲突。

徐有功从来没有因为个人恩怨徇私枉法过，他是一个秉公执法，公私分明的人，在法律方面，他为武则天献了很多计策，后来他去世了以后，武则天还追封他为大理寺卿，而徐有功也因为处处为民着想，不惧权贵而名垂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