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骂胡适的原话是什么？

胡适第一次被鲁迅极辛辣地不点名嘲讽说他“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

嘲讽是原因，是北师大风潮蔓延到北大，北大评议会部分人士认为教育部长章士钊解散女师大，乃是教育界罪人，在投票程序并不合法的情况下（如主持人违规参与投票以打破六票对六票的均势，临时宣布评议会无表决权之议案、强行付诸表决等），投票宣布北大独立，与教育部脱离关系。

鲁迅去世，胡适评价：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

1936年10月，鲁迅病逝。11月，苏雪林致信胡适，痛骂“鲁迅的心理完全病态，人格的卑污，尤其出人意料之外，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

胡适在回信中却说：“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凡论一人，总须持平。

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信中，胡适还替鲁迅辩诬，说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并非抄袭之作。

坊间流行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稍为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大概都知道鲁迅和郭沫若的一桩公案。时在1928年初，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新锐分子冯乃超、李初梨等，为了推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竟然将鲁迅当成了绊脚石。他们以《艺术与社会生活》等文章，向鲁迅发起了猛攻。猝不及防的鲁迅开始有点莫名其妙，因为他刚从广州到上海，目的之一便是与创造社组成联合战线。“联合宣言”都发出了，怎么会突然遭到“盟友”的攻击呢？稍事镇定之后，鲁迅看出了“盟友”阵营的微妙变化，便先后写出了《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进行回答。殊不知这些回答却更加激怒了创造社诸君子，他们把鲁迅比之为中国的don－quixote（堂·吉诃德），把鲁迅的回答称之为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为了声援这些年轻的朋友，创造社元老郭沫若先生也披挂上阵，他用杜荃的笔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创造月刊》二卷1期），称鲁迅为“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的反革命”。毫无疑问，这三顶帽子对鲁迅完全不合适，而且，套用一个法律术语，杜荃严重侵害了鲁迅的名誉权、荣誉权。

照理说，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鲁迅完全可以将杜荃先生告上法庭。然而，鲁迅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写文章进行答辩、反驳。这些文章，后来大都收在《三闲集》中。可以想见，如果鲁迅一怒之下采用法律手段，将杜荃告上法，即使打赢了官司，鲁迅也就不成其为鲁迅了。

当然，鲁迅在答辩、反驳之中，也并非没有防卫过当之处。比如在《上海文艺之一瞥》（1932，收入《二心集》）的讲演中，他不仅称创造社为“新才子派”，而且称他们为“新才子＋流氓”，说他们“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显然，这些说法也厚诬了创造社，郭沫若也完全有理由将鲁迅告上法庭。然而，郭沫若同样没有这样做，他也只不过在《创造十年·发端》等文中加以反驳、辩白而已。

面对“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鲁迅陷于孤军奋战，虽然他偶尔也骂创造社一伙是“才子+流氓”，挖苦郭沫若有“一副‘创造’脸”，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是坚持了理性批判的精神的。

首先，鲁迅批评了后期创造社这些骨干成员在推行“左”的路线时所表现的惟我独革、飞扬跋扈的恶劣作风和态度。他指出，创造社“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孔，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

其次，鲁迅揭露了这些人的“突变”说的虚伪性。“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余，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他指出，“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

和胡适，林语堂等。都反对过他们的观点，仅此而已。

和陈西滢就不同了，看看华盖集和续编，会发现这位也被一些人称为鲁迅朋友的陈源，多么不是东西。这帮现代评论派，根本是换了什么当权者都会追随，只到最后和***脾气不和。所谓正人君子，是北洋政府的御用文人吹捧他们的。记得鲁迅说过一生最看不上陈源，但也在抗日联名书上签名，云云。

和创造社的争吵是很好笑的，一帮大革命失败后，毋庸说相当有情绪的***作家，不知道怎么就一个个把矛头指向鲁迅，说他老了，落后了，结果一通大吵，被党中央制止了，自然也就成了朋友。

和刘半农，章炳麟他们，后来的观点也有些分道扬镳，但大体赞扬他们的一生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