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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瘫诗人余秀华的励志故事 篇1余秀华,女,生于1976年,湖北钟祥市石牌镇横店村村民。因出生时倒产、缺氧而造成脑瘫,使其行动不便,高中毕业后赋闲在家。2009年开始写诗,代表作《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经过墓园》、《摇摇晃晃的人间》等,作品被《诗刊》微信号发布后,她的诗被热烈转发,人们赞叹她诗歌里的文字质朴滚烫、直击人心、有力量。
她在现实世界里直接、莽撞、痛感十足。余秀华没想到,让自己走红的会是一首关于爱情和肉体的诗。她是一个女人,农民,脑瘫患者。当然,她更是一个健康的诗人。她有些抵触外界突如其来的对诗的热捧,还有伴随在这热捧之后的猎奇。
她会自我解嘲,“炒作之后,幸亏你们发现脑瘫不是假的”。在余秀华看来,一切的喧嚣都会过去。她依然会像自己在诗里所说的那样,“有时我是生活的一条狗,更多时,生活是我的一条狗”。而她“只有在写诗歌的时候,我才是完整的,安静的,快乐的”。
格格不入的农民
横店是湖北中部一个普通的村庄。
它在余秀华的笔下充满诗意。她描写这里的白云、午后和麻雀。但当被问到家乡对她的意义时,她丢出一句“鬼地方!”
为什么这个名字总出现在你的诗里
余秀华几乎没有停顿,“因为这个词简单、好用,就跟‘爱情’、‘春天’一样”。
因为疾病,余秀华说话有些口齿不清,面部肌肉的抽搐让她的神情显得有点夸张。但她思维非常快,话说得直而且冲。不仅是对别人,也包括对她自己。有人小心翼翼地问“你怎么看待别人总提你的身体疾病”,她立刻打断了,“脑瘫。你直接说呗,修饰什么。”
“她与这里显得格格不入。”余秀华的小姨说。在她看来,余秀华脾气古怪,思维跟别人不一样。她在村里跟谁都不怎么熟,也说不上什么话。母亲说余秀华脾气坏,爱和别人吵架,在村里没什么朋友。余秀华说过,她不甘心于命运,但她所有的抗争都落空。“我会泼妇骂街,当然我本身就是一个农妇”。她和朋友说起自己爱骂人,因为自己爱说真话。
余秀华在村里不怎么走动。这个农妇对村里人聊的家长里短毫无兴致。村里人也没有人读过她写的诗。问起来,他们笑着摇摇头,“看不懂”。余秀华办了低保,每个月60块钱。去年正月,母亲买回了20多只兔子,给余秀华照看,这些兔子成了她的宝贝,也能卖点钱。每天早起吃饭前,她先去割草,喂饱兔子。
最近,兔子一只只死去,让她感到伤心。每天上午是她的看书时间。她最喜欢的书是《悲惨世界》,喜欢那本书中的一切——语言、结构、思想,“那种对人性的刻画,真是好!”她爱读诗,房间的诗集里,几乎每页都有她随手写下的感受和批注。午后,她会花很多时间去写作,她的手不灵活,只能用一根手指敲着键盘,把诗的一字一句录进电脑里。
高中毕业,父亲在村里给她盘下一个杂货铺。母亲周金香觉得,女儿的心思根本不在杂货铺上。“她每天都在打电话,不知道跟谁打,一聊好几个小时,有人来买东西她也不搭理”。有一个月电话费花了174块钱。
除了看书,下象棋最让余秀华快乐。她象棋下得好,提起和村里人下棋,她总是笑,“他们老悔棋,就是不让我悔”。徐建国是荆州著名的棋手,在他看来余秀华的象棋水平在县级可以排到前十。他说她下棋“犀利、灵活有力量”,喜欢进攻,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势,“棋风和她文风一样”。
脑瘫者的远方
“这个身体,把我在人间驮了38年了,相依为命,相互憎恨。”她不得不接受身体的缺陷。
在诗里,她说“说出身体的残缺如牙齿说牙痛一样多余”。远方对她来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她曾经尝试过离开这个小村庄。2012年,余秀华第一次离开家乡,去温州一家为残疾人办的厂子打工。那一个月里,她仍然在写诗,晚上把诗读给工友听,“但他们都是木头”,余秀华说。只一个月,她就回了家,她说因为周围的人太世俗,父母说因为女儿手脚不利索,干活慢。
周金香说,秀华在流水线上,手在撕皮包边的时候总是使不上劲儿,怪搭档没修好边,害她撕不下来,然后跟人家吵架。领导出来调解,说给她换个搭档,她又死活不愿意,说,“这个位置好,别想把我换走!”打工没挣到钱,回家还借了100块的路费。那次的逃离对余秀华来说唯一的意义,是让横店村在她心里第一次成了遥远的“故乡”。
2014年12月19日,她在母亲的陪同下去了北京。后来她在博客里写下北京之行略记。
她提到了照顾她的诗友,感慨在人民大学的教室里朗诵自己的诗歌:这是我额外的收获,我更愿意说它是人们敞开怀抱拥抱我的一次美意。这开敞让她感激。但她依然强调自己的独立。“我希望我写出的诗歌只是余秀华的,而不是脑瘫者余秀华,或者农民余秀华的。”无法远行的日子里,余秀华的“远方”寄托于信纸和网络。
1995年,她第一次投稿给《钟祥日报》,一投即中。
母亲说她从初中就有了远方的笔友,后来又有了很多网友。很多人从外地来看她。她也会去钟祥或是荆门会网友。钟祥论坛上留下了她许多印迹,从2009年开始,她陆续发了很多诗歌帖。从最早发帖开始,她的诗就赢得了很多赞美。2009年,钟祥贴吧的网友们凑钱给她买了台电脑。在网络上结识的朋友,互相理解、支持、鼓励。说到这儿,余秀华流露出一点感伤,“时间会改变一切,不会一直是这样的。”有一阵子,余秀华把所有的诗歌群都退了,因为和别人吵架。“因为看得过重,反而更容易吵架、容易伤心。”
余秀华被网友伤害过,一次一个网友约她见面,对方远远见到她真人,就掉头走了。诗友老井回忆和余秀华的第一次见面,虽然之前知道她是个脑瘫患者,但没有细想过,见了面,老井被余秀华行动和语言的吃力“震撼”了。老井说余秀华是个苦命的天才。她率真,有些逆反心理,时常在网上得罪人。有些网友攻击她的作品,她喜欢反击,老井劝她假装看不见,她做不到。这是她自己。
余秀华说,这世上有抵达得了的远方和抵达不了的远方。如今,她仍然在那个叫横店的村庄,割草、喂兔子、下象棋、读书、写作。
女人的爱情
她没想到是一首爱情诗让她走红。
《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里面有肉体,有爱情和远方。她对这首诗并不是很满意,“那首诗里有些辞藻用得太大了,不够克制。写诗的时候不能自亲也不能自疏,要和自我保持一定距离。”
对丈夫,她似乎更不克制。丈夫被她形容为“青春给予她的一段罪恶”。她在诗里说,婚姻无药可救。结婚时,余秀华19岁,丈夫尹世平大他12岁。当时,这个四川籍男子在湖北荆门打工。余家人觉得秀华身体有残疾,能找到个对象就不错。尹世平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又是小学文化,也没什么挑的了。余秀华年轻时曾担心丈夫会跑掉。在余秀华的口中,丈夫性格火爆,斤斤计较,两人经常吵架。吵完架丈夫也离家出走过,余秀华又把他追了回来。
“现在真是后悔,干吗追他回来”余秀华说,20年,这段婚姻太累了。“爱情有个屁爱情!”有人提到这个字眼,她干脆利落地回答。余秀华的母亲周金香说,结婚后,女婿一直在荆门市做建筑工人,偶尔回家,孩子两岁后,两人就开始争吵不断。
三年前,因为在荆门讨不到工钱,他又去北京打工,每年只是过年回来。“不喝酒的时候人是很好的,喝了酒脾气稍微暴了点,话多,秀华就嫌烦。”两人闹过几次离婚,都被余秀华的父母劝阻住了。“死都不能让他们离婚。”在周金香眼中,女婿是老实巴交的人,肯吃苦,没嫌弃过女儿的身体状况。虽然喝了酒会说些难听话,但不会揭余秀华的伤疤。“日子挺好的,两人又有孩子,都是秀华自己在闹。”
尹世平从没读过余秀华的诗,也没兴趣读。他关心的并不是余秀华的精神世界。“你们这样捧她都是一时的,过去就没了。你们能不能帮她在北京找份工作啊,一个月能挣一千多块钱就行。”余秀华把对爱情的态度和渴望都放在了诗里。
“她想给他打电话,说说湖北的高粱酒,说说一个农妇醉酒之后,在大门口拉下裤子解手,说她心里的血都被尿了出来,说她拦住过路的人喊他的名字”。对于这首诗是否有所指,她说忘了。关于现实生活中她的爱情,余秀华有点躲闪。她承认,自己写的爱情诗,她在内心都是经历过了这些过程。但具体的“我不能告诉你”。
她只是说,爱情像信仰,信则有,不信则无。下辈子,希望有个人在她19或20岁时走进她心里,因为那个年纪像花一样。
女儿与母亲
提起父亲的时候,余秀华褪去了她的防备。
余秀华和父亲的感情特别深厚,她说父亲在家人中最理解她。因为出生带来的缺陷,她从6岁才学会走路,那以前,她总是在院门口爬来爬去。行走对于幼年时代的她非常困难,家人先是给她做了学步车,后来又换成拐棍,再后来终于可以摇摇晃晃地走了。
父亲对她付出的爱也比对弟弟更多。余秀华八岁才上小学,和小她两岁的弟弟一同入学。那时候上学放学,她都是在父亲的背上。课间休息,他叮嘱老师安排小伙伴轮流陪女儿上厕所。余秀华上初中时,弟弟总骑一辆28车载着姐姐上学,她身体不协调,在后座上总是坐不稳,弟弟骑起来就会特别艰难,有时候很恼火,对她不耐烦。说到这,父亲余文海形容是哭笑不得,但“感觉心酸”。
余文海回忆起余秀华在高中住校的日子,孤零零地没人照顾她。因为手脚不利索、动作慢,打饭时总抢不过别人,有时候剩饭剩菜也抢不着,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
这段话,余文海花了很久的工夫才说完整,中间几次因为哽咽停下。讲完后,他捂住脸,哭出了声。余秀华在诗中感叹父亲这么老了也是不敢生出白发的,因为他还有一个残疾的女儿,和一个刚刚成年的外孙。余秀华的儿子跟了余家的姓。村里人总说,余秀华的儿子“真有出息”。小伙子今年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读环境工程。在家人口中,孩子内向、懂事,跟母亲的关系特别好。
余秀华的世界里,儿子是重要的感情支柱。她不止一次说,“这是我培养出来的儿子。”用余秀华的话说,他们母子之间是没大没小、无话不谈的。
余秀华的朋友圈里除了诗歌外,偶尔也记录着和儿子的互动。今年元旦,她送了儿子一条蚯蚓,儿子一头雾水。她解释,“蚯蚓是用来钓鱼的呀,送你蚯蚓,是要你去钓到一条美人鱼!”“我不知道儿子有没有读过我的诗,如果读了应该会不好意思吧。”余秀华笑了。
在诗里她这样写:我只是死皮赖脸地活着,活到父母需要我搀扶,活到儿子娶一个女孩回家。
喧嚣与沉默
余秀华不期然的就火了。
几乎是一夜之间,余秀华的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在微信朋友圈被争相转发,她也被贴上了“脑瘫诗人”、“农民诗人”、“草根诗人”等标签。
余秀华不喜欢被强行赋予的标签。她在博客里写下这样一段话:我身份的顺序是这样的:女人、农民、诗人。这个顺序永远不会变,但如果你们在读我诗歌的时候,忘记我所有的身份,我必将尊重你。
她说自己不是天才。为什么能够写出这样的诗她也不愿意去回答。面对褒贬不一的评价,余秀华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无所谓”。她并不期待所有人的欣赏。“如果所有人都理解,那就不叫理解。我不需要在任何地方找到理解,不能为任何人而写,只能为自己写。”
但她对诗歌的感受也并不止于直觉上,也有着系统化的反思,她经常修改自己的诗。“沈浩波也许说得对,我的艺术性还不够。”她觉得行文造句需要不断地修炼和提升境界,要不断突破自己。她读诗的时候不只是凭着感觉读,她会把每首诗读透,仔细读、思考,把自己的思想放进诗的意象中。在她口中,她的诗是发自于“小我”,基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个人体验,以及这其中生发出的想象。
海子也曾让她不能自拔,现在能够批判地看了。她曾在贴吧里贴过一组献给海子的诗,叫做《为海子而哭》,里面写道,“我遇见了披头散发的你/我遇见了口吐火焰的你”。而现在,她可以更批判地看海子的诗了,“也没有那么好,有时太抒情了”。
在余秀华爆红后的几天里,她家的院子挤满了采访的记者、摄像,出版社编辑,还有慰问的领导。面对喧嚣,她在朋友圈里说,“对诗歌而言,这样的关注度实在不应该,超过事情本身都是危险的。不管东南西北风,不管别人怎么说,姑奶奶只是写自己的诗歌,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尽量写好。呵呵,幸好这样的风刮不了多久。”
她几次对记者提到,“诗是很安静、很私人的,不该经受这样的炒作。”她对诗充满了敬意。《摇摇晃晃在人间》几乎是她对诗的告白。她说,它以赤子的姿势到来,不过是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走动的时候,它充当了一根拐杖。
“诗歌一直在清洁我,悲悯我”。
脑瘫诗人余秀华的励志故事 篇2余秀华,她的诗跟梵高一样,可以折射出生命向日葵的绚烂,也像莫奈笔下的荒原草垛,在四季不同晨昏发出耀眼的光芒。窥探其诗歌的特征,痛苦的凝视仿佛是诗歌产生的来源。也许对她来说,生命不需要回归,因为她的诗就代表生命本真。
一、痛楚特质幻化美的力变。
余秀华是左手压着右手写字,诗行里每一个字渗着疼痛。她站不稳自己的身子,总是摇摇晃晃,偏偏倚倚,她的声音挤出的不是绚烂,但是比绚烂还美的痛楚,甚至像哭泣似的悲悯。正是这样的痛楚带给她诗歌美的力变。她的目光既有对内心世界的挖掘,也有对外部世界的观望。希望通过诗的远游来结束心灵的磨难和无休无止的孤独无援。她的诗是在内心苦闷矛盾的状态下写出的。带有象征美学的特征。诗人运用各种物象来暗示内心微妙的世界。物质感的形象在她用暗示、烘托、对比、渲染和联想的渠道表现出来。在诗句的描述中,她时刻处在冬天,虽然诗歌却常把她往春天的路上带。她如云朵一样的年华随时可以倾塌,像露水一样的心只能在清风下发呆。她是一棵在若有若无的风里怔了很久的草,偶然扭动一下身躯,也是一艘漏底的船在荒芜的岸,同时拥有木性和水性。她的痛被遮盖、掩埋却又赤裸裸地暴露,像大地一样的辽阔忧伤,她在以疼痛取悦这个人世。爱在她心里就像一场雪,因为过于洁白而接近春天,所以她一次次按住心里的雪,又渴望下一场大雪。爱对她来说,不是诗歌,更像一颗提心吊胆的心,又抑或爱只是经过,像秋风在院子转了一圈,过去了。
二、荒野村落填构筑诗意背景。
余秀华诗歌有其特有的布景,江边、庭院、打谷场、果园、麦田等成了她追逐痛苦和喜悦的风景。在诗歌里爱着,她隐匿自己,又暴露自己。她生活轨迹单调贫乏,环境简陋闭塞,但是却用自然的背景创作出宏大而丰富的诗歌背景,她把思想安放在这个背景之中,潜心铸就诗歌的艺术。在有限的空间,获得心灵的自由,构筑起属于自己的天堂。
三、饱满而匮乏的诗心对立。
余秀华的创作热情和灵感丰沛,她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余秀华最可贵的一点,是她对诗歌感悟和表达是直白的,她的诗观:一切关于诗歌的表白都是多余的,它是我最深切的需要。诗人刘年曾这样评价: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迹。她的诗不粉饰、不雕琢,不是充满华丽装饰的客厅,质朴得像子夜的村庄那照着想象的微弱的灯火,她的诗代表了新诗的发展,也是一个时代稀缺的物品。
送人之荆门
浦源 (明)
长江风扬布帆轻,西入荆门感客情。
三国已亡遗旧垒,几家犹在住荒城。
云边路绕巴山色,树里河流汉水声。
此去郢中应有赋,千秋白雪待君赓。
出处
《明清诗赏析》,这是一首七言律诗。
译文
在长江上轻帆航行,向西进入荆门感客情
三个国家已遗亡旧垒,有几家还在住在荒城
云边路围绕巴山颜色,树里黄河支流汉水声
这里离郢中应该有赋,千秋白雪等你继续
词解
风扬:扬帆起航,乘风的意思。
布帆:就是只船的帆布。
三国:三国那个朝代。
遗:遗留。
垒:建筑。
犹:仍然,还。
路绕:围绕
郢(yǐnɡ):春秋战国时楚国国都,此处借指朋友去的地方,即荆门。
白雪:也称“阳春”“阳春 白雪”,古代楚国歌曲名,也用以比喻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
赓(ɡēnɡ):继续。
作者简介
浦源(1344-1379)字长源,号东海生,无钖(今江苏无锡)人。举授晋府引礼舍人。工诗,与福建林鸿为诗友,号“十才子”。浦源钦慕林鸿声名才学,不远千里进城前来拜访,苦无缘由。一日,借收购书籍为由到林鸿处,拿出自己所写的诗给林鸿的弟子周玄、黄玄看,周、黄二位见浦源诗中:“云边路绕巴山色,树里河流汉水声”等句极似林鸿诗。林鸿也不禁击节叹赏,称之为“吾家诗”,并热情邀请浦源参加诗社,让出房子给浦源居住,浦源的名声也因此大振。浦源尤善画山水,为倪瓒(1301~1374)弟子。明顾起纶《国雅品》中论其诗“词采秀润”,有《浦舍文集》。
赏析
这是一首送别诗。
长江风扬布帆轻,西入荆门感客情。这句说的是诗人乘船送友人到荆门这个地方,顺着长江一路走来,但是到了荆门这个地方了,快分别了,又不禁的伤感了起来,对友人舍不得了,舍不得他西去荆门。
三国已亡遗旧垒,几家犹在住荒城。一路上看到了汉末三国时期的旧城遗址,不禁感到了伤感,里面还寥寥的几户人家,说明这地方是多么的荒凉,注:古代的荆门是战场,至今仍存留有许多传说、遗物、遗迹,以及许多古地名、纪念场所。
云边路绕巴山色,树里河流汉水声。绵延起伏的大巴山笼罩在云雾之中,耳边不时长江的湍急之声,长江的两岸眼前是云雾笼罩、小径蜿蜒、巴山颠连的苍翠之色;耳边是林木耸聚、河流湍急、汉水奔腾的潺潺之声。二句意象迭出,互为补充,浑然流转,读来使人恍若身临其境,确是写景妙笔。这里写美景就是为了希望自己的友人在这样的美景中不孤单。
此去郢中应有赋,千秋白雪待君赓。楚国的都城就在荆州境内,那里有很多古迹,还有青山绿水,所以里此次前去要多写出《阳春白雪》这样高雅的曲子出来,这不但能让朋友们欣赏到里的佳作,还能排解心中的寂寞与孤独。到了这句就是对朋友的一个期盼了,来到这荒凉的地方想着友人将来可以写一些曲子排解忧愁,虽是期盼也是伤感。
湖北荆州人女孩子勤快,会说,实在。
荆州女人是勤快的,她们会为了扔掉手上的香蕉皮跑向几十米开外的垃圾筒,而绝不图省事随手乱扔。
荆州女人的嘴也特勤快,麻烦,谢谢,不客气,一天说上十几遍也不嫌累!
荆州女人实在,不会让虚荣蒙上了心。比如男朋友对荆州女人说,带她去香港迪斯尼去游玩,荆州女人会很实在的说“还是去沙市中山公园吧”!那里路近又省钱又实惠。
荆门,湖北省地级市,长江中游城市群重要成员,鄂中区域性中心城市,素有“荆楚门户”之称,位于湖北省中部,汉江中下游,北接襄阳市和随州市,西靠宜昌市,东临孝感市,南与荆州市、潜江市、天门市接壤,介于东经111°51′~113°29′,北纬30°32′~31°36′之间。
这我就晓得了撒`
你发现没有`荆门滴老人都喜欢把手背在身后走路,
把上侧所说成解手,
是因为``荆门人祖上``是从江西```当奴隶```弄过来的``
那些雇主``把人都用一根长绳子一个接一个的捆在一起,把两只手背在后面`绳子就捆在背起来的手上,他们``千里迢迢``走路赶过来``
全都捆着`只有上侧所的时候才会把绳子解开``
所以叫解手``现在大家习惯了说“解手”也是地方没有的特色,
我是荆门的 祖籍江西 有家谱
而且根据网易上一个调查的帖子看来
确实有大量的湖北人是江西迁移过来的
比如“解手”这个词 就是有来历的
被迫迁移的人 都被捆着手 一群群的背井离乡
路上要大小便就只好把绳子解开
因此上厕所 在很多地方方言里叫解手
古大槐树,又称洪洞大槐树,位于洪洞县城西北二公里的贾村西侧的大槐树公园内,这里洪洞虽然没有什么宏伟的建筑,但是不论严寒的冬天,还是酷热的炎夏,游客络绎不绝,有的赋诗题词,抒发“饮水思源”之幽情,有的仰望古槐,盘桓眷恋,久久不肯离去。
元朝末年,元政府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加之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仍,终于激起连绵十余年的红巾军起义。元政府予以残暴的镇压,争域夺地的殊死之战时有发生,两淮、山东、河北、河南百姓十亡七八。元末战乱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冀、鲁、豫、皖诸地深受其害,几成无人之地。在元末战乱时,蒙古地主武装察罕贴木儿父子统治的“表里山河”——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相对显得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较之于相邻诸省,山西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再者,外省也有大量难民流入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明朝灭亡元朝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不绝。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上的老鹞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
晚秋时节,槐叶凋落,老鸦窝显得十分醒目。移民们临行之时,凝眸高大的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鹞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不忍离去,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鹤窝。为此,大槐树和老鹤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首民谣数百年来在我国许多地区广为流传。(据我老家的村民说,我们村就是那个时候从大槐树迁移出来,以充实北部边防的,村里的家谱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记起的。)
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如此长时间大范围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将一方之民散移各地,仅此一例而已。明政府推行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政策,虽然其目的是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边防巩固,社会安定。
民国二年,宦游山东的贾村人景大启告老还乡后,集资修建了碑亭、茶室等。碑亭建在原来的古大槐树处,亭虽不大,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亭中竖立青石碑一座,刻有“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碑亭背面,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亭前靠西一侧,建有茶室三间,以备寻根游人歇憩品茗,茶室楣匾题字为“饮水思源”。碑南二十余米处建有牌坊一座,横额雕刻着“誉延嘉树”,另一面刻有“荫庇群生”。八十年代初,洪洞县政府重修并扩建了大槐树公园。
在这里还流传着一些有关迁徙的故事。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命山西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第三镇兵进攻山西革命军,所到之处肆意抢掠。到洪洞后,士兵来到古大槐树处,纷纷下马罗拜,互相传言:“回到大槐树老家了。”不但没抢掠,而且将财物供施于大槐树下。大槐树“御灾抗患”之功为人们所称道。
传说当年移民时,官兵用刀在每人小趾甲上切一刀为记。至今凡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小趾甲都是复形(两瓣)。“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你若有兴趣,不妨自我查看。
当时,为防止移民逃跑,官兵把他们反绑,然后用一根长绳联结起来,押解着移民上路。人们一步一回头,大人们看着大槐树告诉小孩:“这里就是我们的老家,这就是我们的故乡。”至今移民后裔不论家住在何方何地,都说古大槐树处是自己的故乡。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惯了,以后迁民们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
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此后“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词。
迁民到了新的居住地点,一片荒野,只好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建屋造房,开荒种地,不论干什么,都会联想起故乡的山山水水。为了寄托对故乡的思念,大多在自己新居的院子里,大门口栽种槐树,以表对故乡的留恋和怀念之情。有些移民到迁徙地后,以原籍命名村名,如北京郊区有赵城营、红铜(洪洞)营、蒲州营、长子营等,表明这些居民是当年从赵城、洪洞等地迁去的。
祭祖小屋里贴着一张“古槐后裔姓氏表”,该表上共有四百五十姓,供奉着他们的牌位,这大大超过了百家姓。他们都是六百年前移民到全国各地的,经过搜集整理,公诸于墙,以便寻根查询。近年来,大陆民众竞修家谱,海外同胞寻根祭祖,纷纷查询自己同大槐树的血缘关系。
悠悠六百年多年过去了,汉代古槐已不复存在,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同根孳生其旁的第三代槐树,则枝叶繁茂,充满活力。槐乡的后裔已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四百多个县,有的还远在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
遥想当年祖辈们扶老携幼,离乡背井,在频频回首遥望大槐树和老鸽窝时,洒下了多少伤心泪,愿大槐树与海内外同胞永远根连根,心连心。
大槐树楹联
香挹行襟留快饮;
荫清古道倚斜阳。
茶可解饮,碧乳澄香通世味;
亭堪楼迹,绿槐夹道识乡情。
柳往槐来,到此应生离国感;
水源木本,于今犹动故乡恩。
参考资料:
四、明朝大槐树移民在皖、苏、鄂、湘地区的分布
根据笔者收集的家乘、碑文、信函资料进行:全统计,皖、苏、鄂、湘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62个县(市),主要有:合肥、马鞍山、长丰、蚌埠、六安、明光、定远、淮北、安庆、铜陵、宿州、砀山、萧县、灵璧、怀远、滁州、凤阳、和县、泾县、寿县、亳县、蒙城、利辛、睢宁、阜南、南京、徐州、连云岗、丰县、沛县、盱眙、大丰、铜山、泗阳、沐阳、如皋、清江、江都、襄阳、武汉、十堰、孝感、大悟、荆门、监利、沔阳、郧县、均县、随县、随州、枣阳、宜城、保康、光化、钟祥、长沙、株洲、郴州、郴县、桑植、襄樊、邳州。
为啥要劝啊,这是她们相处了一辈子的生活方式,你劝也没用,倒是可以适当的使用点方法缓解。
一般生活中外婆和妈妈吵架都是由来已久的,绝对不是一两天形成的,为何我如此自信,因为我妈和我姥就是这样。不在一起相安无事,在一起天翻地覆。一开始,我还觉得是不是应该拉个架啥的,后来才发现根本掺和不进去啊。
我妈是典型的激进性,比较强势,我姥属于古董派,比较保守,我妈完美的继承了我姥的强势作风。简直是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让谁。
有件事让我记得特清晰,我大概十岁上小学的时候,感冒发烧,我妈坚决要上西医看,我姥始终坚持中医好。太像样了,就这点事,一直吵到医院,我妈说我姥倔,老说我妈不听话。
就这样这个状态到我结婚生子了,还依然保留着。
你看着两个人好像是谁都容不下谁,但其实都是刀子嘴豆腐心,谁都放不下对方。但是都嘴硬不承认,到一起就打。
你夹在中间是不是感觉很闹心,我也闹心,后来我就想通了,这俩人就天生这样。所以她俩后来吵架我就认真听,看风向,之后伺机而动。因为我得战队啊,站哪边都是问题,站完队之后,吵架就基本消停了。
但是情况有时候会很特殊,比如吵得真是很激烈,那就带其中一个先离开,之后在去全另一个。沟通的重要性就在于此,其实两个女人在一起无非就是那点鸡毛蒜皮的事情,我姥和我妈吵了几十年了,没脱离过家庭的事。
劝是其中一个方法,之后我长大了,只要她俩一吵架我就带她来去吃好吃的,久而久之的就能好一些了。
其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夸赞对方。举个例子,我和我姥在一起的时候,我会说我妈特别关心我姥,和我妈在一起的时候,我会说我姥对我妈的好。
反正,她们再吵也不会伤及对方,只是观点不同而已。所以,你在中间就做好联系人就可以了。
湖北省荆门市发生一起持刀伤人事件,造成11人受伤。所有的伤者都被及时送往医院,没有人有生命危险。该男子很快被警方抓获,经过初步调查,该男子属于“道路袭击”,并有“精神病治疗史”。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
其实,这起“男子持刀”事件,案件的审理过程并不复杂。然而,从案件公告的细节来看,涉案男子有“精神治疗史”,这给案件注入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因为大家都清楚,如果这个人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进行“黑客行为”,他多半不会受到“严厉惩罚”。
当然,就目前而言,还需要进一步验证男性“砍人”是否“病态”。然而,案件报告指出,该男子有“精神病就诊史”和“沿路捅刀子”(这并没有导致死亡)。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属于“病理性”犯罪。
因为,在大街上“攻击”,如果行为是有预谋的,被黑客攻击的11人,不太可能“所有的生命都没有危险”。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没有生活”就不值得感激。相反,从案件的角度出发,对“病态可能性”和“犯罪逻辑”进行了推断。毕竟,本案的关键症结在于,这名男子在袭击发生时是否“生病”。
坦率地说,如果不是“病态”,问题就比较简单了,可以直接依据社会危害性,追究刑事责任。然而,如果这名男子患有“病理性发作”,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说实话,即使这11人没有危险,但发生这样的事情仍然会“闹鬼”,还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治疗费用、工作损失等经济损失)。
因此,回到案件本身的事实和案件的后续处理上,“曾经生病”和“现在生病”的关系是否持续,就成为了更加重要的“破案依据”。毕竟,“病态谋杀”会涉及到“监护人”的责任。无论是法律理论范畴还是道德范畴,都应该是不可回避的。
一个引人注目的细节,在媒体的报道过程中,其中一名伤者说:“被捕的,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并不是说犯罪者是“病态的”。然而,它也“接近”。而且,正如警方报告的那样,基本上可以推测,涉案男子更有可能是“生病了”。否则,它不会在案情摘要中被直接披露。
所以,对于这起“男子持刀”事件,很大程度上已经排除了恶意袭击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回到“病得失控”的逻辑是很自然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样的结果对整个社会来说是良性的,但对那些受到伤害的人来说却是恶性的。
老实说,作为受害者,最大的愿望是犯罪者能受到严厉的惩罚,他的损失能降到最低。然而,回到“精神病患者”的谋杀逻辑,这样的愿望似乎很难实现。因此,对于“受害者”来说,在案件简报中听到犯罪者有“精神病治疗史”就等同于被告说他“可能会受到伤害”。
因为,从常识上讲,被“精神病患者”伤害和被无缘无故地伤害差不多(即使监护人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毕竟,目前的法律秩序和道德规范对“精神病患者”都极其宽容。因此,“病态犯罪”的标签常常成为“精神病患者”的护身符。
当然,就“病理性犯罪”而言,究竟如何量刑或如何确定其性质,实际上涉及的问题更为复杂。因为,就“精神疾病”而言,这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毕竟,“精神疾病”的鉴定既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问题。甚至,根据哲学的逻辑,疯狂和非疯狂也是相对的。
正如福柯在《疯狂与文明》中所论述的,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的产物。如果没有把这种现象称为“疯狂”并加以迫害的文化史,就不可能有“疯狂史”。然而,现代社会,人们更多的是在保护精神病人的权利,但这真的好吗
然而,回到目前的状况,只有从问责“监护”机制中寻找治理的可能性,也只有“严格治理”这条路才能走下去。否则,“精神变态者”就会变成“被宠坏的杀手”。当然,严格的问责制并不意味着监护人就应该代替犯罪的“精神病人”服刑。相反,具体的惩罚应该加强。尤其要严厉追究赔偿责任。
然而,大多数“精神变态者”的家庭成员(监护人)也精疲力竭。因为,有些“精神疾病”是不能完全治愈的。因此,成为一个“精神病患者”意味着要被照顾一辈子。从合理的角度来看,谨慎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回到生活本身,“精神病患者”总是要活下去,并支付治疗费用。
因此,如果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他们就会陷入一种半遗弃的状态。这不仅导致了“流浪”(主动或被动),也导致了“偶发伤害事件”。归根到底,“病理性伤害”确实不只是一个可以搁置的简单法律机制。因为弄清“精神变态者”的真实情况比处理这个案件要困难得多。
因此,治理“精神病患者”确实是一个社会问题,因为当“监护人”不能更好地监督他或她,或者“精神病患者”没有明确的监护人时,就需要一定的社会机构(公益性质、政府性质)进行干预。否则,咄咄逼人的精神变态者将成为“人类杀手”:“有罪但未受惩罚。”
当然,是否要严惩“精神病人”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说实话,如果只是为了同情,而不是对受害者的悲剧作出反应,那么没有底线来保护“精神病人”,就等于忽视了受害者的利益。因此,似乎应该对“精神变态者”的罪责认定做出一定的调整。
当然,这将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不需要几件案子就能撼动它。因为迈向更文明的人类的“每一步”都是极其困难的。但每一次触摸都会被记录下来,以支持更强大的系统。正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所说,把“疯狂”转化为一种医学现象,就是把它变成一种文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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