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评价李鸿章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即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故“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

然而，李鸿章毕竟只是晚清“庸众中的杰士”，他“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他向西方学习，毕生追求的富国强兵的梦想，始终只停留在器物层面上。他没有也不可能去改变腐朽的封建体制，于是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只是“沙上建塔”。正如他自己所说，终其一生，他“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所以，梁启超认为李“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他说“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既肯定又批评，属于中肯的评价

凡是知道中国近代史的，都熟悉晚清重臣李鸿章（1823至1901）。也许大家不一定清楚的是：上世纪末的着名外交家、曾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李道豫，正是李鸿章的后代；而1940年代着名作家张爱玲，是李鸿章女儿的孙女儿。

对李鸿章，以前极左时代的教科书及史籍，都称他是中国近代史上 卖国的典型人物。理由是清王朝因甲午战争败于日本，他受朝廷指派奉命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等等。但那些严肃的史学大家如梁启超等，对李鸿章的评述一直持公允的态度，首先是忠于史实。如今史学界主流普遍认为他是晚清的 政治家、军事家、新兴科技倡导者、洋务运动推动者。

李鸿章于道光二十七年考中进士，时年24岁，一生经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个皇朝，这正是清皇朝走向没落的时期。李鸿章放眼世界，联 系大清国实际，寻找中外差距：经济、科技、军事都落后，国贫兵弱，就要受列强欺凌。为何自鸦片战争以来，每逢外敌入侵应战大清必败？就是由于军事落后兵力弱！李鸿章看到的清帝国兵力现状是：八旗子弟兵腐败无能，不堪一击；军事技术与武器装备落后，还留恋大刀长矛；重塞防轻海防；军费开支不足……

李鸿章认为，要强国必先强军，自己在官场地位也须以军事为后盾，因而渐生强军梦，并付之行动。中进士后不久他就书生从戎，先投靠湘军首领曾国藩，1853年曾在合肥参与办团练。1861年在曾国藩的支持下，以团练为基础编练淮军7000人。次年调赴上海、购置洋枪洋炮扩编部队，成功镇压太平军。1865年全军达六万人，成为清皇朝镇压捻军的主力。淮军名声大振。

日本明治维新后从1870年开始特别注重海军建设，平均每年投入全国收入的八分之一用于海军，目的很明显是针对清帝国。此时已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力主在北洋建立水师，呈准后即先开办北洋水师学堂，订购铁甲战舰、修筑旅顺和威海卫军港。1888年编成北洋舰队，共二十二艘，其中铁甲舰九艘；由淮军将领丁汝昌任海军提督，军事训练聘用英国、德国人担任并操纵，试图以此应对日本等国的海上进犯。但不久户部（财政部）却停拨了海军经费，而把大量白银移作慈禧太后六十寿庆之用。几年来北洋水师再也没购置过一艘军舰，更换过一门大炮，其实力大大不如日本海军，甲午战争失败就毫不奇怪。

李鸿章有才有识，他的强国强军梦，最终都未能实现。这是为什么？梁启超回答：吾悲李鸿章之遇。就是可悲在他的境遇：腐朽的晚清皇朝。1901年李鸿章在即将谢世前，写下了一首《绝命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熄，请君莫作等闲看。慷慨悲歌，一述平生。

为何海外尘氛犹未熄？因为李鸿章早就看到那新兴的东邻小国的狼子野心，特告诫国人莫作等闲看，必须强军。果然，在他去世后三十年，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就踏上了中国的国土。

海外尘氛犹未熄，对于今天的中国仍有现实意义。

梁启超认为要认清李鸿章的地位，得要明白中国的官制。李鸿章担任的职务有大学士、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商务大臣、江苏巡抚、湖广、两江、两广、直隶总督等。从表面上看，确实位极人臣，握有重权，但那只是办事的权力，不是政府的实权。李鸿章没有权力代表政府发号施令。梁启超认为，清朝自雍正以来，政府的实权在军机大臣手里。自同治以后，因为镇压太平天国的缘故，督抚之权日盛，但因人而异，不能当作惯例。即使李鸿章在地方能够呼风唤雨，但朝廷一声令下，还是乖乖听从调遣。张之洞也是如此，在两江、湖广、两广的职务上调来调去，每一届干不了多久，摊子没铺开就调走了。办事多是虎头蛇尾，并非才干所限，而是体制如此，朝廷用这个方法防止藩镇割据。地方与朝廷互不信任，最后各行其是，导致晚清政局江河日下，甚为可惜。所以晚清政治上之功罪，从法理的角度上讲，作为政府首脑的军机大臣，应当担负大半的责任。李鸿章担任的督抚，尽管都是肥缺，掌管国家财源重地，但无法代表整个朝廷。能够代表朝廷的军机大臣，李鸿章一天也没干过：第一 文祥、沈桂芬时代同治初年；第二 李鸿藻、翁同龢时代同治末年及光绪初年第三 孙毓汶、徐用仪时代光绪十年至光绪廿一年第四 李鸿藻、翁同龢时代光绪廿一年至光绪廿四年第五 刚毅、荣禄时代光绪廿四年至今梁启超还认为，即使李鸿章握有实权，尽行其志，其成就也不可能超越今日。为何？学识所限。当时各国推行政治改革的首脑，哪一个不是险阻重重？林肯废除奴隶制，被暗杀；伊藤博文被旧势力追杀，东躲西藏，被一个女子藏在地板下面，才逃得一命（后来知恩图报，娶了该女子为妻），终成大业，带领日本脱亚入欧。李鸿章是万万不肯付出如此之代价的。当时的国人，大抵都是如此，坐以待毙。因此梁启超说，以中国之失败，尽归于李鸿章一人，固不足惜，但执政误国之枢机大臣，及四万万放弃国民责任的你我他，就半点儿责任都没有吗？！李鸿章只是替罪羊而已。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所有的中国人。

李鸿章的另一场战争

以一人敌一国。这大概是对李鸿章与甲午战争最准确的评论。甲午战败，李鸿章失去权力，也失去了北洋海军;对于晚清，30年自强运动，至此，全盘破产。对于这个国家，这是真正的惨败。这大概是对李鸿章与甲午战争最准确的评论。

甲午战败，李鸿章失去权力，也失去了北洋海军;对于晚清，30年自强运动，至此，全盘破产。对于这个国家，这是真正的惨败。120年后，我们仍然以极大的投入来研究它，其实质是想追索：何以如此其历史逻辑何在

李鸿章辞世，他的“政敌”梁启超在其撰写的《李鸿章传》里引用西方评论家对甲午战争的分析：“以一人敌一国。”——实则异常清晰地揭示了晚清国家结构性矛盾的关键。而且这种洞见，也开拓了从清朝内部认识其运行乃至失败的观察理路。“从中国发现中国”，这个样本很标准。

自强运动，是晚清中国，从中央内部发生的一场主动引领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尝试。它的实际***，在中枢为恭亲王奕欣，在外则为疆臣之首李鸿章。后来恭亲王被罢除，只剩下李鸿章独力支撑。所以，研究李鸿章，实则是理解这场运动，以及这个国家现代化转型何以延宕并失败的关键所在。

一般批评，李鸿章重器械，尤重军械，但轻制度与思想。更准确的描述是他所进行的“非常肤浅的现代化尝试”。——可是，就是如此低层次的现代化改革，结果却以一场战争而告全盘失败，原因何在这是我们追索的疑问起点。

两次鸦片战争，坚船利炮打开了封闭的中国，这是晚清中国重大的挑战：是否以及如何融入现代化的潮流之中在当时，这尚以“远忧”的面目出现。

与此挑战相伴随的，对清廷来说更具生死性质的是太平天国的起义，这一延续14年的战争，虽然清廷最终未被推翻，但在扑灭太平军的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满族与汉族的权力关系完全改变。纵观中国历史，皇权高度垄断与集中，至清达到高潮。这一朝，不仅没有所谓“相权”，甚至最高权力机构“军机处”，也只是皇帝的秘书班子而已。一人而集天下之权，有清一朝，满人给真正创造出来了。

任何制度达到高峰，自必下坠，然后再造。席卷中国16个省(当时全国为18个省)的太平军，清朝的“国家军队”无力抗击，节节败退。作为一种替代，乡勇聚集成军，最后竟以曾国藩的湘军完成了平定太平军之乱的重任。曾国藩攻克武汉之时，咸丰皇帝即欲授他军务全权，结果当时的军机大臣祁巂藻力谏：“本朝家法，无专用汉人督师者。曾国藩以侍郎在籍守制，无尺寸之柄，乃举旗号召，英贤云从，若再授以疆圻，复总师干，威权太重，恐非国家之福。”

因此评论，曾国藩获权时间再次后延。地方军事势力的崛起，从“中央”的角度与利益观察，很难说祁氏的担忧没有道理。只是，时势造英雄，人算不如天算，最终曾国藩建功立业，不授权无可为继。由此，形成一个100年后才逐渐解决的军队结构性问题：兵为将有。后来的军阀横行，其源头在此。

历史出乎意料之处，往往在于它逸出思考之外，中国皇权制度之破坏，竟然是军队系统的“国有”变“私有”。兵为将有之后，中央与地方，满族与汉族渐次形成：内轻外重(中央权力下降疆臣权重加大)、满轻汉重(汉人督抚数量更多)。

对抗太平天国之“近虑”，形成的军队“私有”性质及其延伸出新的权重关系，是恭亲王尤其李鸿章解决“远忧”，为晚清完成现代化转型的结构性条件。这一方面表现在，李鸿章作为地方***可以统领全国性运动;而另一方面，则是这种怪异的、合乎制度“地方领导中央”，又将遭遇中央与地方的双重竞争。

其内耗，超过想象。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需要强大的中央权力将国家导入轨道;很遗憾，此际的中国，却是“弱中央强地方”，社会动员与国家动员，皆捉襟见肘。而我们的东亚近邻，曾经长期分裂而分散的日本，却以“撙王”为号令，统一了国家的意志，成功进入转型期。两国命运，也自此逆转。

到了甲午年，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的竞争者日本，主动地挑起一场战争，希望借此战争来比较胜负。与这种寻衅求战相伴，清廷内部主战派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形成主流。

他们希望过去30年各种结构性的矛盾，由疆臣李鸿章领导现代化转型——所谓内轻外重格局种种，可以经此一役而彻底解决。有着多重含义与利益诉求的这场战争，无论李鸿章多么明白自己以及晚清中国实力不济，无力对抗，却难以逃避战争来临。

在相当的意义上，与日本之战，清廷内部对这场战争的“战”“和”选择之战，看似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外抗日本，内战“清流”，但剥除这种戏剧性的外壳，其内里，是这个国家现代化转型之艰难。尤其是这后面的，清廷内部的李鸿章的另一场战争，才是我们可以真正理解庞大中国进入现代化轨道过程中，掣肘何在约束何在。所谓传统中国，在此可以得窥。

当然，两场战争，李鸿章都输了，既输给日本人，也输给了主战派。可是，这个国家也输了。由此，历史逻辑显示出它残酷的一面：满清政府领导这个国家完成现代化转型，宣告不可能。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其前提，则是清王朝的崩溃。

　　1900年，李鸿章奉召进京与八国联军谈判。以下是我为你精心整理的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谈判的 故事 ，希望你喜欢。

有关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谈判的故事

　9月底，在英、法、美、俄承认由奕劻、李鸿章来担任中方的议和人选后，其他国家也先后表示了认可。谈判开场比较顺利，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谈判会旷日持久地持续了1年。李鸿章提出两个谈判纲领，一个要驻军长留，一个想赔钱走人;一个妄想解除人家的武装，一个希望商业上给对方些便宜;一个要治罪，一个避重就轻，王顾左右而言它。李鸿章甚至大剌剌地提出要一一个别对谈，以期各个击破。中方提出议和大纲2天后，联军最高统帅瓦德西终于赶到北京，对李鸿章提出的议和大纲，这个武夫却比什么人都精明，瓦德西的态度是“不给予任何的理睬”。

　慈禧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为了确保慈禧不被判罪，李鸿章坚持要在条款上写明“懿亲不加重刑”。这时候“中国国情”四个字起了作用。李鸿章让对方明白，中国人以孝为本，以忠治国，太后为一国之母，千万要尊重。谈判双方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对不上眼。李鸿章要先停火后议和，联军是先议和再停火。联军开出一长串人名要求杀、关、流放和没收财产。李鸿章认为应该严格区分，尽量按太后懿旨加以保护。谈判不欢而散，联军继续西进，并派兵进犯了清西陵和东陵，直逼张家口，向慈禧施加压力。联军司令瓦德西说，如果中国再不提出令各国满意的 决定 ，联军就要进攻陕西，去捉拿真正的祸首!

　接下来就是打心理战，慈禧在西安天天心惊肉跳等消息，“以首祸当议己，常悁栗不自安”。她“一日不见京电，便觉无措。然每一见电，喜少惊多，实令胆怯”。11月21日，她电问李鸿章：“列强所索各条是何端倪，曾否见询，有无万不能行之事，……应据实密奏”。她对和谈的态度非常坚决：“大局攸关，款议可成不可败，两害取轻”。

　《辛丑条约》签字仪式“全家福”：11 国谈判代表坐左边，清国代表坐右边。后面是各国代表的随从人员。地点在西班牙大使馆。

　李鸿章玩的是各个击破，11个国家组成的谈判方，看似阵容强大，其实这次搭的是“草头班”，个个心里都有小九九。俄国想的是东北的肥肉，日、英、美等国对此心生嫉恨。法国关心的是天主教的顺利传播，德国想的是在中国插进一只脚。李鸿章看出他们的同床异梦，在得到荣禄转达的只要保住慈禧什么都可以商量的“示意”后，便积极地贿赂俄国出面斡旋此事。不久，英首相索尔兹伯里就对首先提出惩凶作为议和先决条件的德国人说：“绝对不否认，如果把皇太后牵入这件事情以内，人们将冒着废弃中国整个国家组织的危险，这也是对于欧洲不利的。”

　这里联军刚有一点松动，李鸿章赶快给慈禧去电，要求朝廷“丢车保帅，把载漪他们抛出去”。接着，各国公使一致要求，只有中国的皇帝和太后回到北京后才可以开始谈判。而慈禧压根就没有此时回京的想法。谈判又陷入僵局后，李鸿章惯用的策略是“以拖待变”，这一招已经屡试不爽。首先就是“李鸿章病了”。李鸿章的确病了，78岁的老人，又在1895年受过枪击，子弹残留物至今还在眼睛下部留着，又加上连日的劳累，病是肯定的，但是还没有到病倒的地步。久拖以后，转机来了。俄国人在东北准备监理东三省，这引起日、英、美等国极大的不安，他们不再坚持把“严惩祸首”和“两宫回銮”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而是转向急于开始讨论议和的具体内容。

　在1900年西方 圣诞节 的前一天，英国、美国、法国、俄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比利时和荷兰11国公使将《议和大纲》交给了庆亲王奕劻，并且要求迅速答复。

　看过条款后的李鸿章连连叹息，他吩咐立即原文电奏西安，并告诉发电报的人叮嘱对方，一定要用重笔写成电报稿呈送慈禧。电文传到西安后，引起大哗。所有人都感到条件极端苛刻，无法接受。与此同时，瓦德西也向李鸿章施加压力。最终，由于《大纲》中既没有将慈禧列为祸首，又没有让她交出权力，所以慈禧还是批准了《议和大纲》。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奕劻遵旨在《议和大纲》上签字画押。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的李鸿章想尽快结束谈判。他代表清廷要求各国早日撤军，但各国的态度是，必须亲眼看到祸首被惩办，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否则决不撤兵。

　1901年2月21日又接到了各国要求处死的12人名单，即：瑞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山西巡抚毓贤、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四川总督李秉衡、陕甘提督董福祥。其中除刚毅、徐桐、李秉衡三人已死，载漪、载澜“定以斩监候罪名，如以为应行贷其一死，则遣戌新疆，永远监禁”，董福祥“事缓办”外，其余的人都令自尽或正法。

　4月，清廷又收到列强要求严惩的地方官员名单，“牵涉百四十二人之多”，大部分是根据“风闻的证据”列出来的。清廷于4月29日和8月19日先后发布上谕，惩办了96名官员：其中“四人死刑，十一人判死刑，减为永远流放，十三人终身流放，四人监禁终身，二人长期监禁，五十八人永不叙用，二人谴责，二人追夺官职”。慈禧一口气像切瓜一样地杀了自己120多个大臣后，各国关于惩办祸首的风波才逐步平息。接下来，赔款的问题便成了中外议和的关键，这才是各国关心的最终核心。俄国率先提出要求赔偿白银13亿两。联军统帅瓦德西在来华前夕，德皇威廉二世于1900年8月18日告诉他要“谨记在心，要求中国赔款，务到最高限度，且必彻底贯彻主张。因为皇上急需此款，以制造战舰故也”。德国提出的赔款大概是4亿马克。此外，法国要求的赔款也多达7千多万两。他们均要求赔款以现金的方式一次付清。

　英、美、日等国则害怕过多的赔款压力会削弱中国市场的购买力，从而损害自己的商业利益，因此他们首先需要了解“中国究竟能够偿付多少。”英国的态度是基于赫德的 意见 进行的。赫德认为“中国没有准备金”，所以赔款“不能支付现金”。中国是一个入不敷出的国家，“岁入共约八千八百万两，而支出据说需要一亿零一百万两。岁入的四分之一以上用于支付现有借款的利息;至于亏空或所需用与收入之间的差额，仍然是欠债，因为没有资金偿付它”。他还认为：“最合适的偿付方法”是“各国政府同意接受中国政府保证在若干年内每年分期摊付”。英国人为什么如此仗义因为赔款要靠增税，中国的海关税如赫德所说：“增加到“值百抽五”，那么赔款问题根本不用增加其他的税，就可以得到解决”。这些增加的海关税到头来还是由列强们，特别是对华第一贸易国——英国的国民来支付的。

　终日的忙碌和劳心，李鸿章终于病倒了，他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一病不起。这次李鸿章真的病了，特别是和俄国的谈判几乎熬尽了他太多的心血。1900年，八国联军出兵中国，俄国沙皇以镇压东北义和团为名，大举入侵东北地区。沙皇尼古拉二世亲任总司令，以库罗巴特金为参谋长，调集了17万大军和各种作战物资，分五路向中国东北进军。在俄五路大军大举入侵之下，东北清军一溃千里，俄军仅用两个月的时间便占领了整个东北。从1900年10月俄国对东三省实行 军事 占领开始，到1902年4月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之签订，中间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一年半的时间中，中俄双方在圣彼得堡，在北京进行了一系列非常曲折、极端复杂的谈判。

　只因俄国决意要占据东三省，坚持要同清廷进行单独的交涉。俄军在1900年10月1日占据奉天，然后诱逼盛京增棋签字批准明显破坏了“清国的‘独立’与中国中央政府的主权”的章程。这个章程内容被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揭露，引起了其他列强的强烈反响和责难。英、德两国经过紧急磋商达成了一个原则协议：第一，各国不得瓜分中国的领土;第二，中国的沿海、沿岸全部向各国的贸易和经济活动自由开放。由于感到自己不具备瓜分中国的实力，法国、日本、美国等国均附和了英、德两国的建议。俄国一方面公开否认，当面撒谎;一方面则胁迫清廷全权大臣杨儒签字，以便造成既成事实。杨儒拒绝后，俄国就向李鸿章施压：如果中国“听各国谗言，不愿立约，则东三省必永为俄有”。

　李鸿章已经开始咳血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李鸿章已没有精力面对面与洋人再论短长了。李鸿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挥着下级官员把损失降到最低点———从一开始提出的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4亿5000万两，是对4亿5000万中国人所定的数字，“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李鸿章接受了这个侮辱。

　5月1日，列强们发表了一个 报告 ，各国要求的赔款总数为“六千七百五十万镑，或四亿五千万两左右的银子”。所有国家的最终报价都远远超过了他们实际的花费和损失。5月11日，奕劻、李鸿章“接受四亿五千万两为赔款总额”。5月26日，清廷电告奕、李二人说：“各国赔款共四百五十兆，四厘息，著即照准，以便迅速撤兵。”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与11国代表正式签订了《议和大纲》的“最后议定书”，简称《辛丑条约》。

　在9月7日《辛丑和约》签订前后，李鸿章与俄使及维特代表波兹德涅耶夫进行了频繁的接触。11月7日，李鸿章在俄人的“恫吓催促”下病死，“闻薨之前一点钟，俄使尚来催促画押”。李的病逝，对俄国财政大臣，负责俄国远东铁路建设的维特来说，颇有兔死狐悲之感。他“这时才发现，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因为随着失掉了李鸿章与许景澄，不仅我们一派已经完全没有台柱子了，而且在中央的最高当局中，看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勇敢地负责与外国人办理交涉”。

　大清重臣李鸿章油尽灯枯，走了。这一天是1901年11月7日。

慈禧听到李鸿章去世伤心的原因

　李鸿章是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之一。李鸿章与庆亲王跟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慈禧终于能带着光绪皇帝离开窝了一年半的西安，前往北京。慈禧太后心情大好，跟这个搭搭话，跟那个聊聊天，还很好奇地观察着西洋 乐器 。突然一个人大叫着太后、太后，不顾 礼仪 奔扑在太后跟前，递上一纸电报：

　镜头开始晃动，本来满脸欢喜的慈禧还没看完，便已呈崩溃之态，颜色大变，歪歪斜斜地朝火车车门奔去，几次差点摔倒在地，幸好扶住一根柱子，才没出事。到了车厢之后，两行清泪留下脸颊，不停地抽泣。隔了一阵，让李莲英宣袁世凯上车。然袁世凯进来之后，她却半天没有反应，直到李莲英叫了两声太后，袁世凯来了，才慢慢转过头，一字一顿地朝袁世凯说，李中堂过世了……

　这当然有些艺术加工，实际情况是如何呢

　梁启超六万五千字的《李鸿章传》，作于1901年，即李鸿章去世当年。其中写到，“遂瞑焉长逝，享年七十八岁。行在政府得电报，深宫震悼。”又转录光绪皇帝奉慈禧懿旨所发上谕，“遽闻溘逝，震悼良深”。

　震悼之义，为惊愕悲悼。说明慈禧与光绪，都觉得李鸿章死得太突然了，他们一点准备都没有，听到消息，悲伤不已。

　而《清史稿李鸿章传》是如此记载的，“积劳呕血薨，年七十有九。事闻，两宫震悼”，用的，亦是震悼一词。显见，光绪的上谕，已定了调子，朝廷的态度就是“震悼”。

　那这二字背后，慈禧太后是否亦如电视剧里演的那样，伤心、流泪甚至崩溃呢

　其实我们不如来说说，电视里那样演，合不合理我觉得是合理的。

　首先，此乃人之常情。一个经常在身边转悠的人突然就死了，哪怕他年事已高，早就得病，知道迟早会有这样一天，消息传来之时，仍会莫名难受。慈禧太后也是人，哪怕她杀人不眨眼，不代表她对所有人都是铁石心肠。

　其次，慈禧太后与李鸿章，共事几十年。一起经历了清朝中晚期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从国内的起义到外国的侵略;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李鸿章替清朝的存续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作为中兴名臣，他们的关系，俨然已超越君臣，甚至可以说有些友情了。朋友去世，能不悲伤

　再次，我想很多人一定会觉得，慈禧太后就算伤心，也是悲伤于以后没有能担大事的人替她补捅下的那些娄子了。没人给他们做挡箭牌了。

无论生前身后，李鸿章都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上中学的年代，历史老师口中的“大汉奸、卖国贼李鸿章”，至今言犹在耳。二十多年前读到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正值国家改革开放之初，顿觉眼目一新，感到此传对洋务运动及李鸿章其人，有着不同以往的全新视角。细品之，则非梁任公之视角“不同以往”，乃敝人受哺狼奶多年，有幸恢复了人类的独立思考而已。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重读此传，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正统教材中身背“软弱”“卖国贼”“刽子手”恶名的李鸿章，在西方却有“东方俾斯麦”的美誉——这种差异可能不仅仅是“屁股”的影响，更有东西方文化观念和政治需要的因素。而同样身为清末名士的梁启超，在其所著《李鸿章传》中，却也将李鸿章同古今中外要人霍光、诸葛亮、秦桧、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伊藤博文等做了对比，并对李鸿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李鸿章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忠臣也，儒臣也，兵家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

也许只有身处同时代的人，才能体会李鸿章那时的艰难；更或许我们就根本不应该用现在的眼光去评判他：毕竟，没有人能够超越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