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中国历史上夫妻之间吵架丈夫对妻子的道歉故事

　　一、《封神演义》里，西周初年，姜子牙七十二岁，奉师命下山。朝歌朋友宋异人帮他娶了房媳妇，宋员外介绍的是马家庄马洪员外之女，但婚后马氏嫌姜子牙太穷，吵吵闹闹，要求姜子牙休了她，姜子牙吵不过她，又安慰不了她，只好休之。

　　后姜子牙发达后马氏上吊自杀。姜子牙最后封马氏为“扫帚星”。——算是道嫌了。

　　二、战国时代乐羊子妻，以见识，多次让乐羊子脸红脖子粗。

　　河南乐羊子的妻子，不知道姓什么人家的女儿。

　　羊子路上捡到一块金子，拿回家把金子给了妻子。妻子说：“我听说有志气的人不喝‘盗泉’的水，廉洁方正的人不吃施舍的食物，何况是捡拾别人的失物、谋求私利来玷污自己的品德呢！”羊子听后十分惭愧，就把金子扔弃到野外，然后远出拜师求学去了。　

　　一年后羊子回到家中，妻子跪起身问他回来的缘故。羊子说：“出行在外久了，心中想念家人，没有别的特殊的事情。”妻子听后，就拿起刀来快步走到织机前说道：“这些丝织品都是从蚕茧中生出，又在织机上织成。 一根丝一根丝地积累起来，才达到一寸长，一寸一寸地积累，才能成丈成匹。现在如果割断这些正在织着的丝织品，那就无法成功织出布匹，迟延荒废时光。你积累学问，就应当‘每天都学到自己不懂的东西’，以此成就自己的美德；如果中途就回来了，那同切断这丝织品又有什么不同呢？”羊子被他妻子的话感动了，重新回去修完了自己的学业，并且七年没有回来。　

　　这里面没有提到乐羊子向妻子谢过的原话，但是要写剧本，我们可以模拟一下，绝对文绉绉的，古风蔼然。

　　三、西汉时代，朱买臣劝不过妻子，只好听任改嫁。

　　朱买臣是汉武帝时会稽人，四十多岁还很穷，夫妻二人靠卖柴为生。他有个毛病让他老婆很生气，那就是喜欢读书，背着柴在大街上大声诵读。读书是有闲人的事，忙人读书那就是懒。读书又是有钱人的事，穷人读书那就是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妻子不懂朱买臣的深意，要和他离婚。那时候离婚很简单，只要丈夫写上一纸休书就可以了。朱买臣当然不同意，他说：“我得到五十岁才会发迹，到那时，我就会好好的报答你。让你享尽荣华富贵。”他老婆说：“五十岁？你早就冻死、饿死，扔到大沟里喂狗了，还说什么大富大贵？”经过一番无效的劝说，朱买臣被迫写了休书。没有了老婆，他就一个人砍柴卖。

　　离婚的老婆很快嫁了人，并且和新夫一家人到公共墓地祭祖，那时的祭祖比现在要复杂得多，要用锅把祭肉煮熟。这样给朱买臣提供了一个小小的商机，他没有错过，砍了一担柴去卖，夫妻俩人在此相遇，前妻还不错，在吃饭的时候，喊朱买臣吃了一顿，夫妻就此别过。

　　过了几年，朱买臣的机遇果然来了，他被一个叫严助的亲贵看中了，荐给了汉武帝，召见后，拜为中大夫。这个官没做好，又没钱了，后来，东越反了，朱买臣上书征战之策。龙颜大悦，被拜为会稽太守，专管讨伐东越之事。君臣二人商量完征战大事后，皇上和他开了一个玩笑，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今子何如？”

　　朱买臣拜别了皇上去上任。新太守率领着一百辆车的车队前来上任，会稽全城出动，洒扫街道，列队迎接。朱买臣在车上发现了前妻两口子，让后边的车子拉上她们，在太守官邸的后园安置下来。可是这个女人只住了一个月，就上吊自杀了。朱买臣给她丈夫银两，让他安葬。一一召见老朋友，给他们喝的和食物；每个曾经有恩于他的人，都报答了他们。

　　——堂堂中国历史，都是夫惭而谢，向贤妻谢过的，唯有朱买臣留了句：“我年五十当宝贵，现在已四十多了，待吾宝贵，当报汝功，”

　　四、《喻世明言》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莫稽初见再次新婚的妻子是原配时，惊叫：有鬼！有鬼！但是在文中没有道歉的原话，不过，他要是一言不发也不对，一定是在背后百般求饶，立重誓言的。这个也可以模拟一下。

　　总结，古代夫为妻纲，即使发生秋胡戏妻的事，那妻子也只能感到委屈而自杀，更有三国演义里刘安杀妻佐餐，让刘备吃肉的事发生，那有女子的地位，吵架赢了的，都是那些有主见的“好个贤良娘子”，可以上得《烈女传》了。而男人的道歉，史家对有见识的男子的一句简单概括：惭而谢。具体的话，都得自己模拟。

知名相声演员侯耀文已经离世13年，被侄子戴志诚夺走的娇妻袁茵现在过得幸福美满。

侯耀文在经历一段感情之后沉寂了许多年，又遇到了演员袁茵，他们两个在刚刚认识的时候，其实侯耀文非常看不惯这个女孩子，因为她的性格实在是太犟了，但是由于跟袁茵频繁地进行联系，因此他们之间也有了感情，可由于他们之间的年龄相差二十多岁，女孩的家里肯定是不会同意的，那时袁茵的家人觉得侯耀文这是在耽误她的青春，但是通过长时间的考验之后，袁茵的家人最终还是同意了，之后两人步入婚姻的殿堂。

被抢走的娇妻。

侯耀文四十多岁的时候袁茵就给他生下了一个乖巧的女儿，由于自己的工作非常忙常常与袁茵聚少离多，但是家里面又缺少一个干活的男人，因此他就找侄子戴志诚帮忙，因为同属一个小区，再加上戴志诚已经有家室了，而且跟自己的关系还不错，所以就让他来帮助袁茵干活。

而侯耀文自己则在事业上面进行打拼，让何耀文没想到的是自己非常宠爱的娇妻，竟然在一次吵架过程当中和自己提出离婚的要求，经过打探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妻子和戴志诚早就好上了。由于自己的疏忽以及只会将时间花在事业上导致了如今的结果，侯耀文当时也十分懊恼。

经历了失败的婚姻侯耀文十分的伤心，他长时间都待在家里面，以至于在07年的时候在别墅当中突发心肌梗塞就离开了我们，那个时候的何耀文才五十几岁而已，这件事情也告诉人们，有了家庭之后一定要将部分时间放在家人身上，要不然可能就会造成这种结果，而与侯耀文离婚之后的袁茵和戴志诚重新组建了一个家庭，他们生活的十分幸福美满。

他没有得罪过谁，只是因为自己自身的原因，在当红的时候，有了想出国去澳大利亚的想法。就这样，他抛下了跟他搭档的冯巩，只身前往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回来后，因为酒驾被抓了，从而成为了阶下囚。出来以后，他的名气一落千丈，没有以前那么火，只能客串一些电视剧的配角，还有跟着其他人一起说说小相声，没有了之前的名气。

一丶冯巩的第一任搭档居然不是牛群，而是他：

说起陪伴冯巩第一次从无名之辈到参加全国舞台的搭档，不是我们所熟知的牛群，而是另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刘伟。他也是当年的相声奇才，非常的有名。他们两个在初中的时候，便因为相声结缘，从而成为了相声搭档，而且经常在一起演出。不仅如此，他们还一起上同一所学校，一起参军，就连工作的厂都是一样的。他们工作以后，还是没有忘记说相声，在参加节目的时候，也是被相声大师马季所看中，拜入了门下，从此开启了他们两个的相声生涯。

二丶 两人极其合拍，相声越说越火：

两人在工作之余，也一起去参加了不少的相声比赛，凭借着一个八戒贬悟空成功在相声界崭露头角。而刘伟更是在老师马季的教导下，获得了许多说相声的机会，由于冯巩的出身有问题，许多电视台都不愿请他上台。但是刘伟没有抛下他，而是要与他一起登台。两人越说越火，从地方的小舞台，说到了全国的大舞台，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春晚。他们连续几年都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三丶为何如此红火，却要在当红的时候出国呢：

他们两个在春晚的舞台上发光发热，也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相声大师，还被邀请到国外进行文化交流。在见过国外的花花世界后，刘伟也是被吸引住了，在当红的期间，抛下了自己的搭档冯巩。在国外回来以后，由于酒驾，刘伟成为了阶下囚，名气也已经消耗光。

对于为什么刘伟在当红时期选择与冯巩决裂，有些人认为，可能是因为冯巩与他吵架了，才导致他们分离。有些人也认为，当时盛行出国热，可能刘伟也贪新鲜出国深造去了。但不管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希望他们越来越好吧。

晋孝武帝司马曜，字昌明，（361年—396年11月6日）是东晋的第九个皇帝，在位时间是372年至396年。他是晋简文帝的第三个儿子，晋安帝和晋恭帝的父亲，母李陵容。

　晋孝武帝四岁时被封为会稽王，372年被立为太子，同年晋简文帝逝，他继位，当时才11岁。第二年立年号为宁康。一开始由太后摄政。14岁时（376年）开始亲政，改年号为太元。当年他改革收税的方法，放弃以田地多少来收税的方法，改为王公以下每人收米三斛，在役的人不交税。此外他在他在位期间试图加强皇帝的权力和地位。383年前秦进攻晋，试图灭晋，在淝水之战中晋军大胜。

　　晋孝武帝即位时期由于税赋改革与谢安当国，被称为东晋末年的复兴；但是谢安死后司马道子当国，以及晋孝武帝嗜酒成性，《晋书》说“醒日既少”，优柔寡断，导致东晋政局再度陷入混乱。

　　晋孝武帝由于对他当时宠信的张贵人开玩笑说：“你已经快要三十岁了，按年龄应该要被废弃了”，导致当晚张贵人一怒之下杀了他。死后葬于今江苏南京的隆平陵。

　　熊十力，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后改名十力，号子真。1885年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其父是一位乡村塾师。因家境困迫，十力少年时曾为邻人牧牛，间或随父到乡塾听讲。13岁时，父母相继辞世，其长兄将他送到父亲生前好友何圣木先生执教的乡村学校读书，但终因难耐馆束而在半年之后离开，此后全靠勤奋自学。

　　熊十力自幼即与众不同，独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他曾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十六七岁时，他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辛亥革命时期，熊十力痛感清王朝政治腐朽，民族危机深重，常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一语置诸座右而自警。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他深迷于“格致启蒙”之类著作，而视六经诸子为士直。且深受明清之际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大哲之著作以及清末严几道、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之论著的影响，而“慨然有革命之志”，决心为反清而奔走呼号。

　　1902年，熊氏为策动军队而投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白天操练，夜间读书，并向报馆投稿，倡导革新现实，救亡图存。此间，他逐渐认识了宋教仁、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等革命志士，并在1904年共同创建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秘密宣讲革命思想，倡导反帝反清，救国救民。1906年，熊十力加入日知会，并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联络各方志士，为发动起义作准备，后因事泄而遭清廷通缉，他只好潜归乡里教书。1911年，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并任湖北督军府参谋。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但由于军阀政客的排挤，孙中山后来被迫离开军政府，护法运动亦宣告失败，这给熊十力以很大打击。他目睹“党人竟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非常痛苦，常常“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他根据自己的所历所见，总结出：祸乱之起因皆在于军阀官僚之贪*侈糜。卑屈苟且，以及国民之昏然无知。于是，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之正见”。他认为救国之根本似乎并不在于革命，而在于学术兴盛，“于是始悟我生来一大事，实有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海以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世缘，而为求己之学”（《十力语要》）。从此以后，熊十力遂决然脱离政界，专心于“求己之学”，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1920年，熊十力进入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大师研习佛学。其间首尾三年，潜心苦修，独具慧心，颇有创获，而生活却艰苦异常，唯一的一条中装长裤，常是洗了之后要等干了才能穿的。199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扬与举荐，熊十力被蔡元培聘为北大主讲佛家法相唯识的特约讲师。一到北大，他即打破“师生蚁聚一堂”之学院式教学方式，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自由随和的书院式教学，力主道德与学问并重，生活与学习一致。在主讲《唯识学概论》的过程中，他对唯识论逐渐由怀疑而至展开批判，并开始构造他独出心裁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

　　1932年，竭熊氏十年之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出版，这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但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其师欧阳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并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蔡元培称熊氏乃二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马一浮先生更在序言中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类、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之上，真可谓推崇至极！

　　熊十力在为学之余，喜善交学界朋友，与时贤如黄季刚、马叙伦、梁漱溟、胡适之、张东苏、张申府、钱穆、汤用彤、蒙文通、张君励、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贺麟等人，时相过从，切磋学问。尤其是与林宰平、梁漱溟二人曾在一段时间里交往甚密，“无有睽违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辄诘难横生，余亦纵横酬对，时或啸声出户外。漱溟则默然寡言，间解纷难，片言扼要。余尝衡论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确乎其严，宰平戏谓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戏曰：我有法限，一切如量。”

　　这种诘难攻讦的论学方式，使熊氏受益匪浅，他的许多论点就是在这种辩难中产生和完善的。更有趣的是熊十力与同乡人废名（冯文炳，文学家）的交往，据他回忆说，两人一当相遇，必是口舌相加，每当争论起学术问题来，经常是各不相让，始则面红耳赤，大叫大嚷，继则扭成一团、拳脚相加，最后是不欢而散，然过一二日再聚时，则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如此狂怪而又豁达大度之人，真可谓古之罕有，今亦绝无！

　　抗日战争爆发后，熊十力并没有随北大南迁昆明，而是先回原籍黄冈，继则避难四川，任教于马一李主持的乐山复性书院，讲授宋明理学。此时的熊十力，虽身处后方，却痛感外侮日迫，族类益危，常因想起沦陷区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声痛哭。为此，他撰写了《中国历史讲话》一书，大讲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意在为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论与历史依据。

　　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长蒋梦麟聘他为文学院教授的聘书，并被特准可暂时不到校上课。此间，因与马一浮先生学术见解不合而移居梁漱溟在重庆北碚的勉仁书院。值此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将其满腔真情都倾注在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之上。他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为此，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著作。他对胡适等人“全盘西化”的主张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于圣贤经典之中，而是对传统儒学作较彻底的反思，并吞吐百家，融铸儒佛，独创一思辨缜密的中国化的哲学，1944年，熊氏《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杀青付梓，由重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此书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它标志着熊十力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全成熟。如果依据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家”学者的话，那么，以语体文本为界，则应当视其为“新儒家”学者。此书与稍后出版的《十力语要》、《十力语要初续》等书一起，构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1948年，国共战事日激，国民党节节败退。是年秋天，熊十力移住广州郊外化龙乡黄民庸家。全国解放前夕，熊氏曾彷徨不安，他本意很想回北大或老家湖北，专心治学，但又心存疑虑，曾动念去印度或港台。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并没有忘记他这位时贤大哲。19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之后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联名电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并同时关照沿途各级政府，热情接待，妥善安排。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到车站迎接。追往思昔，想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扒煤车逃离北平而路遇暴雨，浑身湿透的凄景，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绪翻滚。他由此确信：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祖国任人宰割的历史从此将一去不复返！

　　熊十力抵京后，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刹海后海大金丝套的一所小四合院，直到1954年离京为止，此处风景宜人，且毗邻多为旧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张申府、贺麟等，而旧时弟子亦时常登门拜谒；同时，党内外许多高级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济深、陈铭枢、艾思奇等新朋旧友也常来探望，这使熊先生心情甚为舒畅。在这难得的安定环境中，不但继续著书立说，先后写就《与友人论张江陵》、《与友人论六经》、《新唯识论》删定本和《原儒》上卷等，而且他还非常关心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多次致函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出谋划策。1954年，因各种原因，熊十力渐感孤独，同时亦难耐北方冬天寒冷干燥的气候，遂于是年底移居上海。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全书共33万余字，重点发掘了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为新儒家学者的又一重要成果，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写，前后共8种，凡130万言，真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然而，在狂飚数起的中国当代社会中，和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熊十力亦不可能完全置身世外，埋头书斋。他的著作被当作“反动复古主义”而遭到批评，先前的老友和学生也多数被打倒、批判，其余的也发发自危。在左倾之风愈刮愈紧的日子里，熊十力愈来愈感到孤独和迷茫。他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炯炯有神，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热烈激昂了，他常独自一人端坐桌边，面前放上一叠白纸，手中握枝秃笔，神情专注，似有万千心事诉诸笔端，却又无从下笔，良久呆坐。唯与古圣先贤如孔子、王阳明、王船山等心仪神交，稍可慰藉。他对“左”的一套极为反感，却又无可奈何。在万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足可表达其晚年心境之凄谅！

　　左倾之风愈演愈烈，批斗运动亦步步升级，随之而来的就是那场旷古绝后的人间浩劫。1966年夏，当熊十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时，伤感至极，他痛彻地感到：不但他的书无法再写下去，更悲惨的是，连同他所承继的国学亦将濒于绝灭，国家民族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家被抄了，人被批斗，人妖颠倒，是非不分，天昏地暗，万物萧杀。处此艰厄之境，他的精神再也无法承受而渐至错乱。他不断地给中央***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没有人来理会他，也没有人对他口中所念有丝毫的惊异。于是，这位旷世奇哲和千千万万的文化人一样，被残酷地淹没在一个残忍地践踏文化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浊流之中。

　　1968年5月23日，熊十力因患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医院病逝，享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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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学人，牛气者不在少数，最牛者，当属熊十力。熊十力原名继智，十力是他自己起的号，后来以号行世。十力本是佛家术语，专指佛祖如来的十种智力，熊居然取来加诸自身，其“牛”可见一斑。难怪他到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学佛，一年后就写《新唯识论》，挑玄奘大师的毛病，惹得欧阳大师的弟子们斋饭都吃不香，做《破新唯识论》攻之，熊十力再写《破破新唯识论》应战。估计如果对方再应战的话，熊会一直坚持“破”下去。后来，《新唯识论》出版的时候，署名竟是“黄冈熊十力造”，跟佛经的署名，某某菩萨造一样，据说，有时，熊干脆自称熊十力菩萨，一任佛教徒外加研习佛学的学者们怒目而视。其实，熊十力最早的志向是政治或者革命，一出道就投身湖北新军，原是个激进的革命党，只因为性急动手早了点，遭到通缉逃出了武昌城，如果忍隐几日，肯定是武昌首义的功臣。熊十力弃政从学，据说是受了陈独秀的刺激，陈独秀一次以清代学风大盛的安徽人身份，大贬湖北的学人，让心高气盛的熊听了毛发倒竖，从此以后一头扎在故纸堆里，声名日盛。

　　以佛和菩萨自居的熊十力，到北大教书的时候却碰到了对手。对手名叫冯文炳，是个文学家，大家知道的是他的笔名废名，写诗和小说都很有名。废名先生跟熊十力住邻居，忽然对佛学来了兴趣，有事没事，就跟熊十力讨论佛的问题。废名说，我代表佛，你反对我就是反对佛。熊十力说，我就是佛，你才是反对佛！争来争去，到最后没有了声音，原来双方扭打在一起了。争毕打完，明儿俩人还在一起讨论，再争再打。

　　跟熊十力吵架的学者，当然不止废名一个，他跟马一浮吵，跟蒙文通吵，跟梁漱溟也吵。梁漱溟也是牛人，从来都自信满满的，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进攻香港，躲在香港的文化人乘船撤离，天上有飞机轰炸，水上有水雷骚扰，满船的文人学者都惴惴的，夜不安眠，只有梁漱溟鼾声如雷，睡得很香。人家问他：先生不害怕吗？他说：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俩牛人碰到一起，吵起来当然水平不会低，直到梁漱溟晚年，提起已经过世的老朋友，还是忘不了当年佛学上的争议。

　　待平辈的学者如此，对待学生更是严厉，他的学生都说，熊先生很少夸人，却爱训人，动不动就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大的学生很是张狂，学校聘教师，学生会要参与意见，如果不答应的话，就要重新考虑，因此没有教授敢在课堂上训学生。学生上课不来，随便挑教授的刺，是家常便饭。可是熊十力不吃这一套，张口便训，急了甚至还上手打。说也怪，狂妄的北大学生还真就不敢将熊轰出去。

　　最能彰显熊十力牛气的还是他对达官显贵的态度，他从来不管见的人是谁，将军也好，高官也罢，想教训，就教训，一点面子不留。徐复观当年官拜少将，身在蒋介石的侍从室，红的发紫，前来问学，熊十力劈头就是一通臭骂，骂得徐复观记了一辈子，说这他求学路上是起死回生的一骂。

　　那一代的学人，是牛气的一代，是不知道谦虚为何物的一代，牛的背后，是真性情，真的执拗。对学问，对师友，对弟子，莫不如此。他们实际上是永远的孩童，以一颗赤子之心，面对整个世界，整个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