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歌是注重情绪还是注重技巧？

首先、技巧是基础、而情感就是灵魂了。

歌唱艺术是最情绪化、最能触动心灵的艺术。歌唱的“情感”把握是否正确，对声乐的学习及演出的效果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情”是一切艺术之所以感人的根茎，“情感”是歌唱艺术的灵魂歌唱时只要做到了声情并茂,才能发挥出作品的全部艺术感染力。声乐是一门通过人声歌唱来表现的音乐艺术。歌唱中最能打动人心的就是“情”。“情”是一切艺术之所以感人的根茎，“情感”是歌唱艺术的灵魂。所以“情感”在歌唱中就显得尤为重要。情感是人对客观世界的一种特殊反映形式，是人对于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体验，是对某种体验需要发泄的动态反映。情感是歌唱艺术的精髓、灵魂。

声乐曲仅仅是乐谱上的音符文字，要使歌曲获得生命成为音乐，就需要演唱者不仅要再现歌谱上那些显见的记录，更要去挖掘蕴藏在作品里那些无法记录的情感内容。因为无论词作者把歌词写得多么明确，曲作者把歌谱写得多么详尽，用了多少表情术语，都无法表达歌词的情感内涵，音乐运动的内在韵律和微妙变化，词曲作者内心的文思、乐思与写在纸上的歌谱事实上存在着差距，弥补这种差距，只有通过歌唱者有感情的歌唱，才可能使这种内在的精神记录具有生命意义，所以说情感是歌唱艺术的精髓、灵魂。

参考文献：《莫扎特的调性选择》 音乐评论者经常研究一个课题，即莫扎特为了表达特定的音乐情感状态而诉诸于特定的调性选择规律。有评论家把精力放在研究莫扎特极具特色的几个固定调如g小调，降E大调。也有的人试图比较任意两部大师不朽之作的调性风格。但为数不多的人能够精确阐明总共24个大小调式每个分别对于莫扎特作品的意义，而这个着入点相信会很有意思，而且十分轻松地能使莫扎特的作品找到更多的舞台空间。

对于一位十八世纪晚期的作曲家而言，确定一部作品调性的标准几乎是依赖于其亲身演奏的乐器体验，这样才能避免对于选择有些乐器该用什么调来演奏的难度和曲解。而通过他600多部作品表明，莫扎特很喜欢用0-2个升降号之间的调性音乐，3个升降号只是偶尔使用，4个以上的几乎从不使用；他并没有附庸海顿等其他同时期作曲家之大喜大悲之风雅而动辄4，5个升降号。在选择主调之后，他一般只会转近关系调，很少转到很远的地方去。

因此在D大调为主调的时候，他会发现其中有着与之强烈的调性对比的d小调，这种对比很少发生在关系调b小调，大多数情况是属调A大调和下属调G大调；有些时候在中音大小调F以及下中音降B大调都会包含其中。在一部D大调的作品中，他有时候会放进一些进关系调如C大调或E大调的几段作为特殊用途。但一些偏厚重的调式似乎对他没有太大的必要：在一个强烈的调性环境下，一个简单的中音转换可能会上演一出青天霹雳剧。

主调将会决定大多数作为对比作用的其它调性。不过莫扎特偏好使用几个固定调在一些特定的乐思中；并且这些附属调性用得越多，其中承载的情感氛围也就越浓郁。他不使用升C大调，个别除外（蒂托的仁慈第17段）或者升c小调（除非E大调为主调）；升F大调，海顿最喜欢的一个调在莫扎特作品中像B大调一样稀有；降a小调只在转调的时候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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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莫扎特而言C大调是一个最基本的调；他大多数的歌剧都是建立在C或者D大调。G大调的《巴斯蒂安巴斯蒂安娜》和降E大调的《魔笛》是个别现象。一些早期的歌剧在其它调上收尾；在那个时候，莫扎特还不相信有稳定的调性中心这一说法。C大调是一个温和开放，适合于每一个人的调性，它可能在钢琴协奏曲K503中有庄严的泛音，它会有费加罗《花蝶不再飞》的直率，采琳娜《情人啊，用这灵药》的温柔，《魔笛》第一幕终曲时的神秘。莫扎特很多伟大的作品都是C大调；主线通常是开放和人性的，比如《女人心》的序曲，朱庇特交响曲的开头或者钢琴协奏曲K467；C大调是无数莫扎特迷人乐思萃取的源泉。

c小调有更多的变化但却更统一的内涵：莫扎特很小心谨慎地使用这个意义重大的调式。我们可能会联想到这是不完整的庄严大弥撒曲K427的主调以及独创性的钢琴协奏曲K491，早在莫扎特创作神剧《得救的贝托利亚》时，他为那些不幸的祈祷者改成c小调，就像他改变弥撒曲K47a（仅两个乐章）的调性一样，并且他在未来创作的《伊多梅纽》中的祷告祭祀合唱也同样如此，这种僧侣般庄严的合唱《伊多梅纽》中多次出现。在《魔笛》中两个相爱的人的合唱前奏曲，为双键盘所写的赋格K426或者弦乐五重奏K546，当然还有在未完成的大弥撒里，c小调有着更为强烈的表达。宗教性格的c小调传递了共济会葬礼音乐K479a以及展开了伴随着共济会三声部的第2号《塔摩斯，埃及之王》音乐；之后c小调音乐成为了阴谋的记号，比如《魔笛》第2幕终场夜后的出场突然雷声大作便是如此

在一个长期的时间段里，莫扎特的c小调可能传达一种简单的恼怒或者挫折心理，比如《牧人王》第12曲，《假扮园丁的姑娘》第16曲，最好的例子莫过于艾莱特拉在《伊多梅纽》中的火山爆发咏叹调《欧莱斯特和爱雅斯神呵》；费兰多的小抒情调《即使被出卖，受侮辱》也是属于此类，在器乐作品中则有钢协K491和风琴小夜曲K384a。但在另一些作品里，愤怒显得更加有英雄性和挑衅心理，具有莫扎特的独创之处。比如《皇帝的悲剧》第22曲，《卢西奥西拉》中勇敢面对死亡的第22段；我们可以把这种感情联系到钢琴幻想曲K475以及钢琴奏鸣曲K457。作为英雄般的绝望c小调出现在《魔笛》开场塔米诺王子被大毒蛇追击那一场。有时候c小调只是一种忧郁的标志，比如《假扮园丁的姑娘》第21段，两个迷路不幸的女人-这里派生出一种可能，CPE巴赫的c小调影响了莫扎特的降E大调两部钢协K271,K482慢乐章中温柔忧郁特质以及交响协奏曲K364。

D大调是莫扎特壮丽，军队或者英雄胜利凯旋，极度自信的贵族阶级的调性，通常和小号和鼓联系起来，这点上莫扎特的很多歌剧都勾勒出很帅气的一副皇室场面，例如《皇帝的悲剧》，《西皮奥内的梦》，《唐璜》，包括《费加罗的婚礼》中的阿玛维瓦伯爵府。D大调还有另一种莫扎特性格，但很少使用。它的音乐在曲调上多彩斑斓，具有冥想气氛，最好的代表是他逝世前最后一部宗教合唱曲《圣体颂》K618。

d小调是一种人性焦虑渴望被多彩地表达出来的调性。比如钢协K466，弦乐五重奏K421，安魂弥撒曲。神剧《得救的贝托利亚》序曲，《扎伊德》中梅洛洛格第2号旋律，以及《费加罗的婚礼》序曲中遗失的慢板片段；在《唐璜》里长官在序曲以及第二幕终曲时辉煌的登场；《魔笛》中夜后第二次出现时狂怒的咏叹调。莫扎特从他孩提时期喜欢用F大调或D大调来表现悲惨的挫折以及教堂音乐-垂怜经K368a是比较成熟时期的范例。在成熟时期他已经很慎重地使用 d小调了，只有在表达某些特别的效果上并且调性正好是在主调的关系小调上才使用。

降E大调在莫扎特作为拿波里歌剧作曲家时期意味着庄严神圣。降E大调被用在《魔笛》和其它一些共济会音乐中（如第39号交响曲），但同样也有其他用途：在他一些圆号和钢琴协奏曲中，原本就欢快愉悦的曲调增加了一层高贵的气质；在《牧人王》里表达坚定不移的爱情。这个调对于莫扎特而言的作用是情感的对比，准确地表达出某种情绪的状态

楼E大调在莫扎特的器乐作品里几乎没有，更多的是在他的歌剧作品中。对于洛可可的作曲家和巴洛克时期一样都认为E大调是一个平和的调性，倾向于田园音乐和对自然的沉思：所以阿波罗在自我介绍时以牧羊人的身份来伪装，扎伊德向往自由，伊丽亚凝视着将要和她爱人幽会的花园以及伊多梅纽满怀感激地对平静的大海深情一瞥。这个调同样也是A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慢乐章以及钢琴三重奏K542的主调。

E大调似乎还是莫扎特一个表示歉意和观点的记号：《假扮园丁的姑娘》里罗西娜请求爱神不要伤她的心；《得救的贝托利亚》里的阿米塔对她不爱国的行为乞求谅解。阿斯卡尼奥对于他不敢接近他所爱慕的人感到懊悔。利波莱罗推辞被迫使参加的晚饭邀请而请求原谅。其余的两个例子带有辩解和说教意味：阿方索对他的士兵朋友保证女人的坚定不移不过是想象力的臆造；萨拉斯特罗教育帕米娜太阳王没有复仇心的做人哲学。

e小调在莫扎特作品里十分罕见。《得救的贝托利亚》最后的合唱以气势宏伟的巴洛克风格e小调开始，之后因为单声圣歌的进入就转向了G大调。在一部被遗弃的两乐章的小提琴奏鸣曲K300c；早期的G大调弦乐四重奏的慢乐章以及一些教堂歌曲是e小调，由于某些原因，莫扎特避免运用此调。

F大调是一个乐观开放的调性，莫扎特把其得心应手地发挥到了极至。其中很多有趣的作品都是神童时期尝试的实验品，比如第一部小提琴奏鸣曲K13的小步舞曲；《女人心》第9段略带伤感的低音，《魔笛》第二幕开场，同样地也出现在《伊多梅纽》里的神殿场景里。当然了，没有哪个F大调能比《费加罗的婚礼》第18和27两段，《唐璜》里的第1，6和13和更加出色的第25段，或者帕帕基诺的第20段，《女人心》的第23段更好了。

f小调出现在《费加罗的婚礼》里园丁的女儿巴巴丽娜那并不怎么严重的悲歌以及《女人心》里阿方索无病呻吟的咏叹调中。我们可能会联想到《得救的贝托利亚》中所描绘的被击败的敌人在荒野外呻吟哭喊的场景。而最重要的运用是《唐璜》的第一幕长官死后的三重唱以及两部管风琴套曲K594，K608。

升f小调在钢琴协奏曲K488里是一个崇高的柔板调性，这个调是莫扎特表达痛苦悲伤的手段，但却很少在他的期余作品里再出现过，尽管莫扎特沉溺于它的关系大调A。而在《蒂托的仁慈》第一幕终曲时有很精彩的降G大调的曲例。

G大调像F和C大调一样是开放调性。它拉开了《费加罗的婚礼》和《女人心》两剧的序幕；在《唐璜》里则传递了泽里娜和玛塞托二人的激情；《女人心》里古列尔莫劝说费兰多的咏叹调《女人为什么这样残酷》有着诙谐幽默中掩藏的愤怒之感（比起费加罗类似情景使用的降E大调火气小很多）。在《牧人王》里则通过G来介绍伊丽莎的出场，而她那更加成熟迷人的情人出场用的是F大调。在钢琴协奏曲K453的第一乐章利都奈罗里G大调更是展现了多样的情绪。同样的表现可以在《第4小提琴协奏曲》以及艺术歌曲《紫罗兰》里发现。

g小调和降E大调是两个莫扎特最具特色和个性的调性。在《第25交响曲》，《假扮园丁的姑娘》里阿米达的咏叹调；《扎伊德》里的《老虎啊，去磨你的利爪吧》，钢琴四重奏K478以及浪漫曲K466的中段都体现了愤怒激动的情绪。在《后宫诱逃》里有一种特别的喜剧式人物的进入出现在警卫奥斯敏爬到树上演唱咏叹调《如果发现可爱姑娘》；在《第40交响曲》的终曲时g小调的回归暗示了一出讽刺喜剧的结束。而在大多数情况下，g小调对于莫扎特而言是一种表达忧郁痛苦的无与伦比的手段，例如《第40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忧伤结尾；帕米娜误以为幸福已经结束的咏叹调帕《啊，我知道了》； 《卢西奥西拉》第一幕最后朱妮娅为他父亲的亡灵祈祷；康斯坦茨的忧伤之歌等。有时候这些悲伤是表面肤浅的，例如《巴斯蒂安巴斯蒂安娜》第14曲或者钢琴协奏曲K456里的慢板乐章。有时候也具有讽刺表现，例如《女人心》里的假装自杀情节，夜后咏叹调《遭受痛苦》里故作姿态的自怜。莫扎特早在作品9就开始用g小调，一开始并没有投入情感，但之后便逐渐开始富有戏剧性。他11岁时创作的幕间剧《阿波罗与海辛特斯》里的g小调就成功表达了狂怒和悲伤之情。之后在《皇帝的悲剧》中，他已经能够熟练运用这个调来表达其中忧伤情绪的扩张加重。在g小调旋律中，他一贯采用降二级和六级音：他令人羡慕地推导出了一套g小调的作曲体系。

降A大调有四个降号对于莫扎特而言是一种先进前卫的调性。但他经常使用这个调，早在K15dd的行板中就用降A来勾画出伦敦风格的交响乐章。在他的歌剧里，这个调只和《女人心》第二幕终曲布林迪西卡农有关系；此外迷人的艺术歌曲《在孤独的树林》也是降A大调，《第39交响曲》行板里也可以感受到这个调性的特别之处。

A大调作为田园风格的调性是莫扎特从他同一时代的前辈JC巴赫那里继承来的。最开始这个调对于他而言只是个温和平淡的感觉。但到了成熟期后，他逐渐发现三个升号的调性里蕴藏着美感，并被深深吸引住了，特别是当单簧管进入时（A大调是单簧管的首调）。当然作品有很多，听者只需辨别出温和平淡的A大调（例如《第29交响曲》）和温柔甜美的A大调（费兰多的咏叹调《爱的微风》）之间的精妙差别便可感受到其中的魅力了。这个调还经常表现一种宽宏大量的品质，成熟期的莫扎特在用A大调时，喜欢以主调的属音E来进入，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单簧管协奏曲》，只需一听便知道乐曲深深地打上了莫扎特的烙印。

a小调，一个没有升降号的简单调性是莫扎特最早在其交响乐作品中尝试的小调（遗失的K16a）。之后他将这个调与异国风味亲密联系了起来，比如《土耳其进行曲》，《第5小提琴协奏曲》末乐章的前奏曲以及《后宫诱逃》里的土耳其风情。同时也有着如钢琴奏鸣曲（K300d）的孤独情绪，热情洋溢的键盘作品K511，阿玛维瓦伯爵的宣叙调《我是胜利者》以及园丁姑娘桑德琳娜的咏叹调。在这些作品里仿佛和a小调都有着心灵感应，就好比后者与A大调紧密相联一样。

降B大调在莫扎特作品里经常在演员移动时候的动态运动下使用。费兰多的求爱之歌《啊，我理解那美丽的灵魂》，埃尔维拉对唐璜憎恶的《不能信任你》；帕帕基诺连声不满的哼哼都是在移动时演唱的；再加上打猎场景时候的回旋曲也是这个调。这个调同样象征着活泼机智，比如唐璜的勾引女性的咏叹调《把葡萄酒喝得酩酊大醉》。在很多莫扎特降B大调作品中都有着类似的智慧和精力。

降b小调最早出现在小步舞曲K8，之后的连祈歌K125，《第16弦乐四重奏》也有出现，但5个降号对于任何作曲家而言都多了些。所以很少被使用。

b小调出现在一些器乐作品中，作为D大调的衬托以取得更有色调感的效果，比如弥撒曲k186h。在他的歌剧作品里，《魔笛》终曲喜结良缘后的恋人合唱之前用的是b小调，目的是爆发出之后神圣庄严的喜剧结局而显得更有张力。《后宫诱逃》第三幕培德利罗的小夜曲《在我的祖国》中的b小调显得十分含蓄，尽管之后很快就被D大调所代替了。

这里必须被强调的是，对于在莫扎特时期的作曲家们而言，要确定一部作品的调性并不是靠一时灵感的幻想臆造，而是需要通过比较调性特征和曲式结构配器来决定的。莫扎特能够大胆创新地漫游在调性世界里-在费加罗中他将自己延长后的第二幕终曲设定为半音程调性（降E大调），傲然独立于整部以D大调为主调的歌剧之中。当他需要在一个特定的时刻来详细描述一种特别的心情，他尽管并不总是能够让乐曲跳到他最喜欢的调上，但却总能够找到一个能够持久回味的替代品，并且一定能够适应演奏家们的实际表演能力的调性。其中一些他最能够运用自如的调性能够在一个中篇幅的宣叙调或者一小段咏叹调中随时可以被发现。单凭莫扎特对于“调性性格”所作出的贡献已经足以能够让他载入史册。 载于<音乐之友>

　　一、《献给爱丽丝》的意境是——

　　《献给爱丽丝》全曲由五段组成。A段用的是A小调，显得温柔而亲切。然后，转到C大调，它是A小调的关系大调，情调顿时明朗起来。B段转到F大调上，出现一个新的曲调这个曲调，感情更加明朗。经过一连串快速音的过渡，又回到A段。C段多用和弦，气氛有了转换。情绪显得严肃而稳重，好似作者在沉思。接下去，出现了一个由三连音组成的乐句。表现热烈的情感。经过一段下行半音阶的过渡，又把乐曲引回到A段，乐曲在非常优美和温柔的气氛中结束。

　　二、《献给爱丽丝》：

　　《献给爱丽丝》是——德国音乐家贝多芬作于1810年4月27日，相传是为其学生特雷泽·马尔法蒂而作。后来特雷泽将这个曲谱转送给居住在慕尼黑的女友布莱托露。德国音乐学家诺尔发现此谱，于1876年公诸于世。诺尔称乐谱手稿题词为“献给爱丽斯作为纪念，4月27号，路·冯·贝多芬”，将“特雷泽”误为“爱丽斯”，因此就以讹传讹，“致爱丽斯”成为了正式曲名。乐曲旋律清新明快，犹如涓涓山泉在歌唱。第一个插部主题情绪更加开朗，右手快速的分解和弦式的伴奏音型使主题显得活泼流连。第二插部主题由主音的持续低音和弦连接而成，端庄典雅，形成了和主题的对比。最后，主题又一次再现，乐曲在柔美抒情的意境中结束。

　　三、《献给爱丽丝》名曲简介：

　　贝多芬是集西方古典派之大成,开浪漫乐派之先河的伟大作曲家。人们都比较熟悉他的交响曲、协奏曲、室内乐和歌剧等大型作品，但是，他的为数不多的器乐小品，也同样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钢琴小品《献给爱丽丝》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首。

　　贝多芬一生没有结过婚，但是，他一直盼望着能得到一位理想的伴侣。因此，这类事在贝多芬的生活中也有些浪漫色彩的故事流传。1808-1810年间，贝多芬已经四十岁的人了。他教了一个名叫特蕾泽．玛尔法蒂的女学生，并对她产生了好感。在心情非常甜美、舒畅的情况下，他写了一首<A小调巴加泰勒>的小曲赠给她。“巴加泰勒”（Bagatelle）意思是小玩意儿。贝多芬还在乐谱上题上了“献给特蕾泽”这样几个字。以后，这份乐谱一直留在特蕾泽那里。贝多芬逝世以后，在他的作品目录里也没有这支曲子。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处代，德国音乐家诺尔为写贝多芬传记，在特蕾泽．玛尔法蒂的遗物中，才发现了这首乐曲的手稿。1867年，在斯图加特出版这首曲子的乐谱时，诺尔把曲名错写成＜献给爱丽丝＞。从此，人们反而忘记了《献给特蕾泽》的原名，而称之为《献给爱丽丝》了。

　　这个主题把特蕾泽温柔、美丽的形象作了概括的描绘。它在这支曲子里先后出现了十六次，因此，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好似贝多芬有许多亲切的话语要向特蕾泽诉说。后半部分左右手交替演奏分解和弦，犹如二人亲切的交谈。

　　四、作者简介：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年12月16日-1827年3月26日享年57岁），德国著名的音乐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作品对世界音乐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因此被尊称为“乐圣”。

　　贝多芬的主要作品以九部交响曲占首要地位。代表作有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c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F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A大调第七交响曲、d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欢乐颂》主旋律）、序曲《爱格蒙特》、《莱奥诺拉》、升c小调第十四钢琴奏鸣曲《月光》、F大调第五小提琴奏鸣曲《春天》、F大调第二浪漫曲。他集古典音乐的大成，同时开辟了浪漫时期音乐的道路，对世界音乐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月光》曾以传说的形式出现在小学语文课本上。

　　贝多芬在音乐史的地位是极其突出的，他不仅是古典主义风格的集大成者，同时又是浪漫主义风格的开创者。作为音乐大师，贝多芬对艺术歌曲同样予以相当程度的关注，他是德国艺术歌曲创造的先驱，毕生作有钢琴伴奏的艺术歌曲六十多首，他的艺术歌曲以极其丰富的表现手法和形式来展现，表达属于全人类的情感。在艺术歌曲的领域里取得了非凡成就。

音乐的创作过程是怎么样的

　音乐的创作过程是怎么样的呢怎么进行音乐创作呢下面不妨跟我来看看吧。

　多数人都想知道物品是怎样制作的。不过，每当谈到一首乐曲是怎样写成的时候，人们就爽快地承认自己完全迷惑不解。作曲家是从哪里开始创作的，他怎么能持续地写下去----也就是说，他如何学会这门手艺的并从哪里学会的完全被一片不可穿透的黑暗所包围。简而言之，对大多数人来说，作曲家是个神秘的人物，而他的创作室则是一座无法接近的象牙塔。

　数人希望首先听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与创作有关的灵感问题。当他们发现作曲家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整天思考这个问题时，他们感到难以相信。外行总是很难认识到作曲对作曲家来说是多么自然的事，他倾向于把自己放在作曲家的位置上，从外行的角度来观察所涉及的问题，包括灵感问题。他忘了对于作曲家作曲就象履行一种天然的职责，像吃饭和睡觉一样，这是作曲家生来就应该做的事;而正因为如此，在作曲家看来作曲就失去了这种特殊的效能。

　因此，面对灵感问题，作曲家不是对自己说：“我现在有灵感吗”而是说：“我今天想作曲吗”若是他想，他就去作曲。这多少有点像你对自己说：“我悃吗”如果你觉得悃，你就去睡，如果不悃，就不睡。假如作曲家不想作曲，他就不作。问题就这么简单。

　当然，你作完曲后，希望每个人(包括你自己)都承认这首作品是你在灵感激励下写的。不过实际上这是最后添上去的。

　有一次有一个人在公开的讲坛上问我是否等待灵感的到来。我的回答是：“每天都是!”不过这决不是指消极地等待天赐的灵感。这正是专业工作者与浅薄的涉猎者的区别所在。专业作曲家可以一天接一天地坐在那里写出某种类型的乐曲，在某些日子写的无疑会比其它日子写的好一些，但首先是要有创作能力。因为灵感往往只是一种副产品。第二个引起大多数人兴趣的问题是：“你作曲时用不用钢琴”现在流行一种看法，认为用钢琴作曲是不体面的，从而联想到贝多芬在田野里作曲的情景。只要稍加思考就会认识到，在今天不用钢琴作曲已不像莫扎特或或贝多芬时代那么简单了其原因之一是和声学比过去复杂多了，现在很少有作曲家能够一点也不参考钢琴的效果就把整首作品写下来。事实上，斯特拉文斯基在他的《自传》中甚至说过，不用钢琴作曲是错误的，因为作曲家一刻也离不开“音响材料”。这样说未免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不过，归根结底，如何写法是作曲家个人的问题。方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作曲家用什么开始创作;从哪里开始创作”回答是：每个作曲家都从乐思开始创作，要知道，这乐思不是思维的、文字的或超音乐的。突然间来了一个主题(主题作为乐思的同义词使用)。作曲家就从这个主题开始，而这主题是天赐的。他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他控制不了它。主题的到来犹如无意识的书写。因此作曲家经常带着小本子，一旦主题到来就记下来，他收集乐思。对这种作曲的要素谁也无能为力。

　乐思可能以不同的形式来临。它可能是一支旋律──只是一支可以哼给自己听的旋律。也可能是以带伴奏的旋律形式出现在作曲家的脑海中。有时他甚至听不到旋律，只是设想一种伴奏音型，然后也许能在这个音型上加上一支旋律。另一种情况是主题可能以纯节奏音型的形式出现。他听到某种特殊的击鼓声，这就足以使他动手了。在击鼓声中，他很快就会听到伴奏和旋律。然而最初想到的只是节奏。另一种类型的作曲家可能以对位的手法把同时听到的两、三支旋律编织在一起。不过产生这种主题的灵感比较罕见。

　所有这些都是乐思在作曲家脑海中出现的不同方式。作曲家有了乐思，并在小本子里记下了若干乐思，然后对它们进行检查，检查的方式与聆听者看到这些乐思时可能对它们进行检查的方式相同。他想知道他都有些什么。他从纯形式美的角度去检查音乐线条。他想看看这支线条的起伏方式，好像这是画的一条线而不是音乐线条似的。他甚至企图对它进行修改，就像在作画时进行修改一样，以便使旋律轮廓的起伏得到改进。

　不过他还想知道这主题的情感意义。如果所有的音乐都具有表情价值的话，作曲家就必须意识到他的主题的表情价值。他可能无法用许多话把它说清楚，但他能感觉到!他凭直觉了解自己的主题是欢乐的还是悲伤的，是崇高的还是邪恶的。有时甚至连他自己也捣不清它的确切性质。不过他迟早会凭直觉判断他的主题的情感性质，因为这正是他要加工的。

　要永远记住主题毕竟只是连续的音符。只要通过力度变化，即响亮和大胆的演奏或柔和和胆怯的演奏，就可以改变同一串连续的音符所表现的情感。通过改变和声可以给主题加上新的强烈的情绪;在节奏处理方面变换手法，则可以把同样的音符变成战斗性的舞曲而不是催眠曲。每个作曲家在自己头脑里都有一套变换自己的一连串音符的手法。首先他力图搞清它的本质，此后力图搞清应该如何处理它──如何在瞬息间改变其性质。

　事实上，大多数作曲家的经验是，主题越是完整，从不同方面观察它的可能性就越小。如果原来的主题已经相当长并且相当完整了，那么作曲家就可能很难改变它，因为它已经存在于固定的形式中了，因此伟大的音乐作品能够根据本身并不重要的主题被创作出来。我们不妨这样说，主题越不完整，越不重要，就越容易赋予它以新的涵义。巴赫的一些最卓越的风琴赋格曲就是根据相对说比较枯燥的主题构成的。

　目前那种认为只要主题优美音乐就会优美的看法在许多情况下是站不住脚的。作曲家当然不能单凭这个标准来判断自己的主题。

　作曲家在对自己的主题素材进行一番思索之后，就必须决定采用哪种音响媒介最合适。它是适用于交响乐的主题呢，还是由于性质上更亲切因而更适于弦乐重奏呢它是是适合于歌曲的抒情主题呢，还是由于它的戏剧性特性更适于歌剧呢有时作曲家在弄清楚最恰当的音响媒介之前，创作已经完成了一半。

　到此为止我是在假定一位抽象的作曲家面对一个抽象的主题。不过我认为实际上在音乐史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类型的作曲家，每一种作曲家都以不太相同的方式构思音乐。

　最能激发公众想象力的是自然地富有灵感的作曲家----换句话说，就是舒柏特类型的。当然，所有的作曲家都富有灵感，但这种作曲家的灵感更为自然。音乐简直就象泉水似地从他内心涌现出来，他甚至来不及把它记下来。这种类型的作曲家可以从他多产的作品中辨认。舒柏特在某些月份每天写一首歌。雨果沃尔夫也是如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人的创作与其说是从一个音乐主题开始的，不如说是从一首完整的作品开始的。他们都擅长于写比较短小的作品。即兴创作一首歌曲要比即兴创作一首交响曲容易得多。要持续在长时间内自然地获得灵感是很不容易的。就连舒伯特也是在处理短小的乐曲形式方面更为成功。自然地富有灵感的作曲家只是一种类型的作曲家，他们有自己的局限性。

　贝多芬象征着第二种类型----不妨称为结构型。这种类型比其它任何类型更便于阐明我的音乐创作过程的理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作曲家确实是从一个音乐主题开始的。毫无疑问，贝多芬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拥有当时他记录主题的笔记本。从这些笔记本中可以看到他如何对自己的主题进行加工，不把它们加工到尽善尽美他决不罢休。贝多芬根本不是舒伯特那种自然地富有灵敏的作曲家，而是那种从一个主题开始，使它萌芽，然后在这基础上日以继夜地、不辞辛苦地把它创作成一首音乐作品的作曲家。贝多芬以后的大多数作曲家都属于这种类型。

　由于缺乏恰当的名词，我只能把第三种类型的创作家称为传统主义者，像帕列斯特里那和巴赫之类的作曲象就属于这一范畴。他们是出生于音乐史中正当某种音乐体裁的发展即将达到顶点的特定时期的代表性人物。这种时期的问题在于用大家所熟悉的和公认的体裁作曲，并超越前人。

　贝多芬和舒伯特则从不同的前提开始。他们俩认真地要求独创性!舒伯特实际上是单枪匹马地创造了歌曲的形式;而有了贝多芬之后音乐的面貌全部改观了。巴赫和帕列斯特里那只是对原有的东西作了改进。

　传统主义作曲家与其说是以一个主题开始的，倒不如说是以一种型式开始的。帕列斯特里那的创作与其说是主题的构思，不如说是对某种固定的型式加以个人处理。即使是在《平均律钢琴曲集》中构思四十八个最富于变化和灵感的主题的巴赫，也是事先就掌握了这种总的形式的模型。不消说，我们现在并不是生活在传统主义者的时代。

　为了完整起见，不妨加上第四种类型的作曲家──先锋派：像十六世纪的吉索尔多(Gesualdo)，十九世纪的穆索尔斯基和柏辽兹，二十世纪的德彪西和埃德加

　瓦莱土(Edger Varese)。要想对这样不同的作曲家的创作方法进行一番概括是很困难的。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的创作方法与传统主义者是截然相反的。他们显然反对用传统的方法解决音乐问题，在很多方面他们的态度是实验性的----他们寻求增添新的和声、新的洪亮度、新的形式原则。先锋派在十六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和二十世纪初是富有特征的，但今天先锋派的特征已经大大逊色了。

　现在还是回到我们的理论作曲家上来吧。我们可以看到他和他的乐思，他对他的乐思的表情性质的具有某种概念，他知道如何应用他的乐思，并且事先想到用那种体裁最适合。但是他还没有写出一首乐曲。乐思并不等于写首乐曲，它只能导致一首乐曲。作曲家很清楚要完成一首作品还需要一些其他的东西。

　首先他力图找到一些看来可以与原来的乐思相配合的乐思。这些乐思可能与原来的乐思具有类似的特点，也可能与它形成对比。这些附加的乐思可能不像原来的`乐思那么重要──它们通常只起辅助作用。然而为了完成第一个乐思，这些乐思看来也是很必要的。但这还不够!必须找到从一个乐思到达另一个乐思的方法，这通常是使用“过门素材”来完成的。

　作曲家要想对自己原有的素材进行加工还有其它两种重要的方法。其一是延长法。作曲家常发现需要延长某一特定主题，以便使它具有更鲜明的特点。瓦格纳是使用延长法方面的大师。当我想到作曲家对他的主题的结构变化的可能性进行探讨时，就涉及另一种方法，这就是很多人都写过的素材的发展，这是作曲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有这一切对创作一首大型乐曲来说都是必须的----萌芽状态的乐思、次要乐思的加入、乐思的延长、联接乐思的过门素材、以及这些乐思的充分发展。此后就轮到最难的任务了──把所有的素材都“焊接”起来，使它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在完成的作品中，一切都必须安排就绪。聆听者必须能够在听这首作品时找到来龙去脉。决不能使它有混淆主要主题与过门素材的机会。作品必须有开始段落、中间段落和结束段落;作曲家的任务是使聆听者始终能意识到自己听到了以上哪个段落。尤为重要的是，必须精心安排整首作品使人看不出“焊接”是从哪里开始的，看不出在什么地方作曲家的自然的创造力停止了而艰难的工作开始了。

　当然，我并不是说作曲家在把素材编织到一起时必须从零开始。相反，作为一种惯用的手段，每个受过良好训练的作曲家都拥有某些正规的结构模型作为他的作品的基本结构。我所说的这些正规的模型都是通过无数

　作曲家几百年来共同努力寻找一种能保证他们的作品的连贯性的方法逐渐发展而成的。至于这些形式是什么，作曲家以何种方式确切地依靠这些形式，将在下列章节中谈到。

　不论作曲家决定采取哪种形式，他总有一个迫切的要求：这种形式必须具有在我学生时代听说的“长线”。

　对外行人来说，这个词的意思很难解释清楚。要恰当地理解“长线”在一首乐曲中的含义,就必须感觉它，从字面上说，这意味着一首好的乐曲都必须给我们一种流动感──一种从第一个音符到最后一个音符的连续感。每一个低年级的音乐学生都知道这个原理，但如何运用这个原理却向最伟大的音乐家提出了挑战!一首伟大的交响曲就像一条人造的密西西比河，从离岸的时候起我们就不可阻挡地沿着这条河流向遥远的，预见到的终点走去。音乐必须永远是流动的，因为这是它的本质的一部分，然而这种连续性和流动性----长线----的创造是决定每个作曲家的胜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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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前，青年钢琴家王羽佳演奏霍洛维茨改编的《卡门变奏曲》、席夫拉改编的《野蜂飞舞》、《闲聊波尔卡》的视频在各大网站传开。乐迷们无不讶异于这个来自中国的纤瘦女孩，在弹奏这些足以让大家“耳”花缭乱的作品时的举重若轻。一时间，这些视频稳居各大网站古典音乐点击率之首，成了她为公众所知的一张“名片”。而自从签约DG唱片公司后，乐迷们更期待她将这些看家曲目录成唱片，只是她似乎并不愿大家有先入为主的印象，仅将自己与“炫技派”划上等号，所以有意在录音时避开此类曲目。待到几年后真正在乐坛站稳脚跟，方才推出这张名为《幻想曲》的加演小品集。

1987年出生于北京的王羽佳，学琴经历与国内大多琴童相比并没有太大区别。她6岁开始随中央音乐学院的凌远教授学习，在成长过程中也受到老一辈钢琴教育家周广仁的关怀。12岁那年，她来到加拿大卡尔加里蒙特皇家音乐学院随钢琴家陈宏宽夫妇学习，也开始了独自在国外打拼的生活。当王羽佳于2002年获得美国阿斯本音乐节协奏曲比赛的大奖后，她进入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随传奇人物盖瑞·格拉夫曼继续深造。此前，格拉夫曼已培养出郎朗等一大批青年才俊。在王羽佳眼中，老师秉承了俄罗斯学派的伟大传统。“在教学上，他并不在具体的音上细抠，而是给我一个风格上的指导。最重要的是，他给予学生自由，同时又引导他们到他所预见的充满想象的音乐世界中。”她说。

格拉夫曼也为王羽佳打开了一扇走向世界乐坛的大门。2005年，与祖克曼指挥的渥太华国家艺术中心乐团合作的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让加拿大媒体对她发出“一颗巨星诞生了”的盛赞。之后，她开始与波士顿、芝加哥、纽约、费城等世界各地的著名交响乐团合作。与她同台的指挥，则包括阿巴多、马泽尔、迪图瓦等重量级大师。王羽佳在琴坛的出众表现，也赢得DG唱片公司的青睐，将她视为“古典音乐新一代的完美代言人”。

录制《幻想曲》这样一张以音乐会加演小品为主题的专辑，对王羽佳而言自然不是难事。她常在音乐会的尾声一连“安可”四、五首作品，从斯卡拉第弹到普罗科菲耶夫，以此回报听众们的欢呼。不过，当这些乐曲同时出现在一张唱片内时，如何做到平衡，还是让她花了些心思。

关于音乐会加演曲目的选择，王羽佳曾说：“很多人以为‘安可’需要表现的是技巧，但对我而言，它是那一瞬间从内心而发的柔情。”因此在这张唱片中，透过她演奏的格鲁克—斯甘巴蒂的《旋律》、舒伯特—李斯特的《纺车旁的格列卿》、肖邦的《升c小调圆舞曲》、拉赫玛尼诺夫的《悲歌》、斯克里亚宾的《音诗》等更注重抒情性的小品，我们听到了她琴声中敏锐的乐思和情感。肖邦的那首《圆舞曲》，对王羽佳而言更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这是她七八岁时，第一次在音乐会中演奏的肖邦作品。如今，每当弹起这首乐曲，她的脑海中都会闪现出新的灵感，也会勾起童年时代的点滴回忆。

速度与力量构成了这张唱片的另一半。《卡门变奏曲》、《闲聊波尔卡》等作为保留曲目之外，王羽佳演奏的三首拉赫玛尼诺夫《音画练习曲》也极具吸引力，即使在这类以展现技术为主要目的的作品中，她的演奏依然不失创见性与趣味性。在此，她还挑选了两首中型的音乐会改编曲：杜卡—斯图博的《小巫师》和圣桑—霍洛维茨的《死之舞》。前者鲜有机会在唱片中听到，原因在于，如果演奏者的手不能跨越两个八度，那几乎是不可能演奏的。当王羽佳演奏时亦根据自己双手的条件做了适当改编。王羽佳演奏的《死之舞》，无论就音乐的情感和技术的表现而言，还是在力量与灵动之间，都取得很好的平衡。就像这位年轻的钢琴家在许多音乐会上所表现的那样，这里的演奏，完全是由心而生且充满灵感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