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燮生平简介

　叶燮xiè(1627～1703)清初诗论家。字星期，号己畦。嘉兴(今属浙江)人。晚年定居江苏吴江之横山，世称横山先生。叶绍袁、沈宜修幼子。康熙九年进士，十四年任江苏宝应知县。任上，参加镇压三藩之乱和治理境内被黄河冲决的运河。不久因耿直不附上官意，被借故落职，后纵游海内名胜，寓佛寺中诵经撰述。主要著作为诗论专著《原诗》，此外尚有讲星土之学的《江南星野辨》和诗文集《己畦集》。

　生平

　叶燮家庭背景

　1627年农历九月二十九日，明崇祯元年，叶燮生于南京国学署，祖居今吴江市北厍镇叶家埭村。叶氏家族的历史可上溯至宋代，其六世祖叶梦得(1077～1148，号石林)为南、北宋间著名学者、诗人，曾官至翰林学士，极力主张抗金，多陈抗金之计，退职后居乌程(今浙江湖州)。学问博洽、精熟掌故，著述甚丰，有《石林诗话》等著作传世。此后，叶氏支派绵延，散居各地，江、浙、沪一带较为集中，宋、元间名人辈出，有“吴中叶氏、天下望族”之誉。明初，叶氏第十六世叶福四由同里迁居分湖，成为分湖始迁祖，其居住的地方，后来被叫作叶家埭(即今午梦堂故里)。定居分湖的叶氏一族，注重对子女的文化教育，以第二十世叶绅起，代有中举人、中进士的，叶绅在明成化间中进士，官至尚宝司少卿，人称尚宝公。其后，第二十二世叶可成、第二十三世叶重弟(叶燮祖父)都是进士出身，叶可成曾参与并指挥抗倭斗争，吴江历史上有名的胜墩战役就是叶可成参与策划及指挥的。

　叶燮的父亲叶绍袁是晚明文坛重要作家，母亲沈宜修则是明末最杰出的女诗人，叶绍袁因不满官场黑暗，辞官归隐后，与沈宜修在叶家埭筑午梦堂而居，夫妇二人与膝下的子女陶醉在文艺的氛围里，一门之中，相互唱和，留下厚厚的十卷《午梦堂集》传世，其文学成就为叶氏家族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时人赞为“吴汾诸叶，叶叶交光”。叶燮正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崇尚气节和有着深厚家学渊源的家庭中，为他此后的人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叶燮为叶氏第二十五世，按族谱，叶燮原名世倌、字星期。为叶绍袁第六子。

　叶燮少年高才

　叶燮的五个兄长、四个姐姐，个个都富于文思才情，在贫淡的生活中，流连诗词歌赋，表达对于生活的热爱。特别是三姐叶小鸾，常常手把手地教叶燮读诗、古文，培养他对文学的兴趣和热爱，小鸾在去世前的几天，还在教叶燮读《楚辞》。 家庭生活的幸福，在父亲叶绍袁归隐后的最初几年达到高潮，聪慧的叶燮，四岁时由叶绍袁亲自教读《楚辞》，过目即能成诵，一时传为美谈。五岁时，与兄长们一起迁入谢斋(叶家读书之所)读书，由叶绍袁亲自教导，叶绍袁常指着家中“清白堂”的匾额对年幼的叶燮他们说：“我家自都谏公以来，五世食禄，所贻者止此二字，故我每一顾不敢忘。我虽贫，不为戚戚，固穷安命，可以自怡。汝辈若能兴起继志，吾愿毕矣!”父亲的这些训诲，叶燮“谨泣而志”，铭刻在心，终生不忘。

　然而，不幸却接二连三地光顾这个贫困的家庭，在兄姐们(二兄世偁、大姐纨纨、三姐小鸾)相继夭折后，母亲沈宜修积劳成疾，终于一病不起，那时，叶燮才八岁，就遭遇了人生三大悲痛之一的“少年丧母”，使年幼的叶燮更多地体味着尘世的悲欢离合。 母亲去世后，叶燮跟随父亲读诗作文，家庭的变故，促使他在思想上的早熟，诗歌创作也突飞猛进，三兄世傛夭折时，年仅十四岁的叶燮作《哭兄诗八首》载入《灵护集·附》(《灵护集》为世傛的作品集)。

　受父亲叶绍袁的影响，叶燮从小钻研佛学，精通佛理，尤其是《楞严经》、《楞伽经》等。叶绍袁也常把叶燮带到佛寺接受熏陶。其中，10岁那年，叶燮随父到浙江径山拜访雪峤上人，印象非常深刻，以至晚年游庐山时，在山上寺里见到雪峤上人画像后题诗：“从来散圣别禅宗，巨擘唯推此一公(雪峤)。我到庐山无别识，原来两世有家风”。可见佛学对叶燮有着深刻的影响，包括他的诗文创作。到了十五、六岁时，叶燮对佛学的理解和阐释，甚至连许多道行高深的老和尚都驳不倒他了。

　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二月，朝廷派人到民间采选淑女，风波传到浙江，渐近嘉善。叶燮的岳父家嘉善王家紧急派人通知叶燮赶快到嘉善成婚，因叶绍袁不在家里(时在杭州)，叶燮由长兄世佺带领赶往嘉善，因赶到稍缓，风波也已过去，没有举行婚礼。 恰好那时嘉兴府开设科举考试(考秀才)，叶燮就在嘉兴参加应试。三月发榜，叶燮高中第一，其应试文章得到高度评价，学使李于坚(介止)评为：“辞锋郁壮，妙辩纵横，至慧心灵悟，雷霆发声，万国春晓，岂小乘家可望”。阁学钱塞庵击节赞道：“以《南华》之汪洋，阐《楞严》之了义”。

　叶燮三年流亡

　1644年甲申之变，崇祯自缢于煤山，明朝灭亡。随后，清兵大举入关，铁骑所到之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企图以武力来威胁人民臣服。 在“民社既屋”之际，有民族气节的文人、学士，或树起义旗抗清，或削发为僧，走向空山荒刹。 1645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叶燮一大早起来，与三个兄弟，随父亲在家庵圆通庵，和家人挥泪泣别，乘一叶扁舟，冒着瓢泼大雨，驶向茫茫分湖，开始居无定所，出没飘摇的流亡生涯，谁都不会想到，这一去，竟再也没有回来，故乡，从此成为遥不可及的梦。

　秋风瑟瑟，芦叶飞花，凄凄秋雨裹挟着漫无方向的离人之途。船行过处，遭受兵火之劫的土地满目荒凉，到处是颓墙废桓，路上尽是逃难的人群，扶老携幼。直到九月十二日，打听到杭州城外皋亭山华桐坞有个叫安庐的地方，较为安全，叶燮立即动身前往，联系妥当后，将父亲等人接到安庐，暂时歇脚。流亡途中的生活，让叶燮真切地感受了人情冷暖。在皋亭山住了两个多月，在此期间，既无法让家中知道他们流亡的情况，更无从知道家中会发生什么变故。寄居的庵主主动提出来愿代劳去分湖跑一趟，本以为有些油水可捞的庵主没想到叶家竟相当贫困，回到山中立刻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 与庵主相对照的是周围的人家平日对叶家父子就很照顾，听到被赶走的消息，借了船送叶燮父子离开，也亏得他们帮忙，才侥幸躲过清兵的盘查，重新雇船再走。

　到下一年(1646)农历四月，叶燮父子辗转进入太湖，先后在太湖周边的寺、庵中避难。一路上，叶燮他们大多寄住在寺、庵，使叶燮有机会观摩佛事的礼仪，与僧人讨论佛学，象奉慈庵迎如来佛像的仪式，圣恩寺说戒受戒的仪式等，既让叶燮对佛理及佛事有直观的感性认识，也给叶燮的流亡生活以些许的精神调节和慰藉，暂时忘却流亡的痛苦，同时对叶燮的学术和创作有深刻的影响。 在太湖中相对平静的生活转瞬即逝，清兵疯狂搜捕、屠杀江南抗清义士的消息传到太湖中，叶绍袁也在追捕的名单中，不久，杨廷枢等人被捕杀害，叶燮父子只得离开太湖。 叶燮雇小船陪同父亲由水路前往浙江，一路上困难重重，经过平望时，清兵设了重重关卡，叶燮与父亲化妆成农民，弃船上岸，绕道而行，在莺 湖边与船只会合，重新上船，先到嘉善，随后，赶往浙江平湖，那已经是1647年的夏天。平湖冯家，是叶绍袁的外婆家，叶燮在平湖陪伴年迈多病的父亲，直到父亲病逝。

　叶燮隐居横山

　叶燮在平湖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离开平湖，孤身一人来到太湖，隐居横山。 横山，在苏州城西南约十五里(古时计量，据《木渎志》)的地方，因四面皆横而得名。横山又名踞湖山，也叫七子山。据《横山志》，横山方广四十余里，苏州城外的茶磨、吴山、宝华、紫石、民山等山都在横山范围之内，横山是其总称，有横山山脉的说法，其南面临石湖，宋代诗人范成大隐居石湖，有范石湖之称。 叶燮在三年的流亡生活中，曾经一度在太湖周边的山中、寺庵居住，对横山的地理环境有相当的了解。横山树木葱笼，地域广大，人烟稀少、人迹罕至，是个适宜于隐居的处所，历史上的一些名人就曾隐居于些，如朱桓、陆云、顾野王等。当时，山中就有一名据说姓陶的隐者隐居于此，此人从不与人交往，叶燮隐居于横山之后，二人也从来没有见过面，叶燮曾数次去寻访那人也避而不见，因此，选择在横山隐居，可以避开尘世的纷纷扰扰，尤其在清初，存有复明之想的叶燮，自然把横山看作是一个理想的隐居之处。 古人在选择隐居场所时，往往存有忠、孝两全的想法，不少人在先人的坟前结庐而居，同时为先人守坟，尽后辈一点孝道。 叶燮选择横山，也不无这样的考虑。

　迁分湖之前，叶家的祖坟葬在吴县西山，迁分湖之后，叶家的祖坟就葬在北厍大珠圩。尚佛的叶绍袁觉得风水不好，多方选择理想的墓穴。1641年、叶绍袁入太湖，在踞湖山百福字圩看中了一块地，买了下来，准备安葬先人的坟墓，其后，叶绍袁多次到踞湖山，规划坟地，到1643年农历十二月，叶燮随父亲等人到踞湖山百福字圩，将祖父祖母的坟安葬好，并迁入其它先人的坟。在出家流亡离开太湖往浙江前，叶燮还曾到祖先的坟上扫墓。 在横山隐居，既可以为先人守坟尽自己的孝心，又能躲避清廷的追捕，且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读书，此举是一石三鸟，横山，自然成为叶燮隐居的首选之地。 况且，当时叶燮的长兄世佺、四兄世侗、七弟世倕都在横山附近的邓尉、支硎等地避难、就医，也需要叶燮的照料，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叶燮在横山隐居下来。 隐居于横山的叶燮，在横山一住二十多年，除了出门游历坐馆之外，几乎闭门不出，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读书上，博览古今典籍，参悟学理与佛理。

　叶燮奔鲋炊饭

　叶燮的婚礼于流亡途中的1646年三月十八日在嘉善的岳父家举行。在那段流离失所的日子里，为了照顾疾病缠身的父亲和兄弟，在岳父家住了不到二十天，叶燮便不得不与新婚的妻子垂泪泣别。在横山住下来后，叶燮把妻儿接到横山，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他们自食其力，在住所边上开垦出小块土地，种上稻米、蔬果，还植花种草调节贫困的生活。 为了生计的需要，叶燮有时还得离开横山。旧时的文人谋生的方式以当私塾的老师为主，称为坐馆。叶燮也是如此，叶燮少负才名，在江浙一带有一定的影响，请叶燮前去坐馆的人家很多，叶燮前后曾在苏州本地以及浙江的海盐、石门等地做过多年的坐馆先生。

　在做坐馆先生那些年中，叶燮在教小孩子读书之余，还有机会同当地一些少年文士相交往，这些人中，有不少后来成为清初文坛的知名人物或者地方上的大吏要员。他们以文章声气相应求，文人的交往常以酒助兴，所谓诗酒唱和，叶燮与这些少年文士的交往亦常常约为诗文酒会，叶燮的雄辩阔论，精辟独到的见解，下笔千言立就的敏捷才思，受到大家的一致推崇，俨然有精神领袖的风采。而这种交往中建立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人生的暮年，几十年过后，名士劳之辨(康熙三年进士)回忆当初与叶燮的'交往时说：“予甫事操觚，追随于…诸君末，大率少壮习气，未尽除去”。当初叶燮等人的意气风发由此可见一斑，劳之辨又说，“其议论兼读其古文辞，学海才澜，随手涌出，予信其必以文章名世”。 叶燮坐馆时与文人的交往，以及南来北往的匆匆奔走，开阔了思维的视野，文友交往时思想碰撞的火花，都为叶燮的诗文创作提供了大量的题材。

　而叶燮自己对这一时期的坐馆生活却很不满意，这不是自己愿意选择，而是为了生计的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叶燮把自己这一时期的诗文创作分别结集为《奔鲋集》和《炊饭集》，正是表达了这种思想。鲋是鲫鱼的古称，奔鲋即是为了觅食而奔波的鱼，炊饭的意思也差不多，说明了无奈、艰苦却还要去做的意思。因而，这两部书稿中的大部分作品，叶燮晚年在编《已畦诗文集》时多删弃没有选用，仅存的部分作品也散见在其他人回忆、追悼叶燮的诗文中。

　叶燮科举出仕

　清朝初年，为了巩固和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特别是抗清运动声势浩大的江南地区，清朝统治者一方面残酷镇压抗清运动，包括进行文化控制，制造了“明史案”等惨案，一方面又使用怀柔手段，笼络江南的知识分子，在科举考试中，大量录用江南的知识分子，尤其苏州，清初的科举考试中，出了许多状元(当然还有大量进士)，状元和进士的数量超过全国其它地方。 随着清朝政权的逐步稳固，复明已经成为不可能，在这样有时代背景下，胸怀大志的叶燮重新思考着自己的人生选择，决定走科举出仕的道路，做一番人生的大事业。

　早在少年时期，为了应试科举，叶燮就学习过应制的诗文写作，青年以后，社会时局的变迁，生活境遇的变化，使叶燮在诗文创作时喜欢“六朝骈丽指事属辞饾饤藻馈”一类的作品，即诗文中堆砌华丽的词藻，也学习长于表达情感的长短句(即词)的写作，这些写作，是叶燮在特定条件下的游戏之作，晚年时，叶燮把此类作品尽行砍去，一首不留。 科举应试，主要是写策论之类的文章。叶燮为了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在大量阅读经史子集等典章时，把读书过程中的一些思考，写成策论式的文章，一则是练习应试的技巧，一则是记录自己读书的所思所得，这些策论文章中的部分精品，后来收入《已畦文集》。 收入文集的这些策论，一方面继承了“文以载道”说，一方面又能直抒胸臆，争是非而不争工拙，文章议论风发，语言雄辨，很有气势，构思新颖，立论大胆，层次清晰，步步深入，极富感情色彩，而最突出的特点是能不因袭前人，提出自己新的观点却又非故作怪语的翻案文章，如《诸葛孔明论》、《李泌论》等。从具体的事实出发，以实践来检验功过是非，在层层推进的论述中，认为诸葛亮并非历来所论的“智”与“义”，李泌则才是当之无愧的“社稷之臣”，此论力排众议、不同凡响。经过精心的准备，叶燮在科举考试中一路顺风满帆，康熙五年(1666)在乡试中中举人，康熙九年取进士。

　　1：如果你只给我一百个字的话，我的回答是：

　　范仲淹是北宋诗文革新的先驱,著名的文学家。他不仅是文学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而且是积极的实践者。范仲淹的文学创作在诗、文、词、赋方面都颇有成就,尤其是诗歌、散文和词的创作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2：如果你给我一千个字的话，我的回答是：

　　一、范仲淹的诗歌成就

　　据《全宋诗》所收范诗数量计,范仲淹诗作现存302首,227题,另有2首联句诗,残诗4联8句。范仲淹的诗作以庆历新政失败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歌以积极进取、忠君济民为主旋律,后期则增加了对倾慕闲隐、向往归退的表现,而忧心天下和旷达自适之情则贯穿他一生的诗作。在艺术上,他的诗五言七言皆有,古体近体俱备,特别是他的一些五言小诗,或寓意高古,或托志清虚,意境高远,自然清新,恬淡质朴,醇和雅静,可称得上是宋诗中的精品。

　　1•范仲淹对宋诗革新发展的贡献

　　概括而言,范仲淹的文学革新主张有四个方面:其一,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力倡诗文革新。在北宋中期,范仲淹是倡导文学革新的先驱。早在真宗乾兴元年,职小位卑的范仲淹就上书言政,主张革新。他的文学革新主张与其政治革新主张一脉相承,往往从文学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文学的社会功用等角度来看待文风问题。范仲淹积极倡导文学改革,主张通过变革以正文风,希望当时最高统治者能够“议文章之道,师虞夏之风”,使文章“质文相救,变而无穷”。在变革文风的途径选择上,他主张通过科举措施,推动文风变革。

　　其二,反对无病呻吟的文学创作,主张诗作反映真性情和时代特征。范仲淹对当时西昆诗人“吟咏性情而不顾其分,风赋比兴而不观其时”的虚假文学作品深感不满。他认为,诗作应反映真性情。对表现真性情之作,范仲淹给予高度评价,尤其称赞那些能反映出时代特征的作品。

　　其三,反对浮靡柔媚之作,主张恢复古朴雅正诗风。范仲淹对当时“靡靡增华,惜惜相滥”的西昆诗风深表不满,斥责当时西昆诗人“因人之尚,忘己之实”。他极力号召人们学习上古淳朴雅正的艺术精神,呼吁文人创作时要恢复古朴雅正之风。

　　其四,反对悲苦哀鸣之作,提倡优游畅达诗风。范仲淹认为,处在太平时期的士人,应致力于世风淳厚的教化,其创作应“上以德于君,下以风于民”,故不应有凄婉之作。他反对“悲哀为主,风流不归”之作,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应是“或醇醇而古,或郁郁于时;或峻于层云,或深于重渊”,应是“优游之咏”,应是“格乎雅颂之致”。

　　范仲淹的一些文学主张和革新理论,如注重文学创作的社会政治功用、主张文学反映时代特征等观点,继承了韩柳古文运动的理论主张,对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具有引导作用。同时,他主张表现真情,提倡淳厚、舒和、畅达的文学见解,又有异于韩柳等人的文学革新理论,颇具个体特色。这些见解,对宋代诗歌平达淡远、朴直真切的特色形成,具有理论上的引导意义。

　　2•力矫“三体”之弊,拓宽宋诗发展空间

　　范仲淹所处的时代,正是宋代诗歌创作由宋初诗风向宋代中期诗风过渡的时期。在仁宗朝前期,“晚唐三体”余风仍在不同程度上得以流行。然而,当时白体余风的浅俗、晚唐体余风的工细、西昆体余风的巧靡之弊,都已明显暴露出来。诗风问题已摆在人们的面前,每个诗人都面临着对前期诗风进行继承和发展的选择。范仲淹是一位名臣诗人,在诗歌创作实践中,有意崇古复雅,探索诗作发展之路。范诗在内容上主要表现出忠君正邦、济世安民的人生追求;心忧天下、民胞物与的宽阔胸襟;旷达无欺、恬泰自适的君子情怀;倾慕闲隐、向往归退的复杂心态。在艺术上,范诗具有淳厚和静、明达、淡远、真切质朴等风格。因此,他的诗作完全摈弃了西昆体诗歌内容狭窄、缺乏时代气息的空洞,排斥西昆诗人模仿剿窃、缺乏真情实感的习气。范仲淹十分推重杜甫、白居易的诗歌创作,在诗作中自然走白体一路。他的诗作不用生僻字词,不押险韵,不矫雕饰,不故作艰深,不作苦吟,意象平实,自然平易,写眼前景,道口中语,充分表现出平实精神。

　　范仲淹这种闲达淡远的诗作,一方面与当时宋代诗人的心态具有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与宋诗的发展主流相融,有利于宋代诗作向平易方向发展。

　　在反对西昆体、克服宋初白体余风浅陋之弊的同时,范仲淹对晚唐诗风中刻细纤小的弊端也进行了纠正。对于晚唐诗风,范仲淹既有吸收,又有摒弃。他的诗多取旷远之境,舒中和之气,用淳朴之言,明雅静之心。范仲淹对晚唐诗中寒寂细小之风的排斥,有利于宋诗向朴质阔远方向发展。他的诗歌创作无疑有利于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引导当时宋诗向平淡简约的方向发展,为欧阳修、梅尧臣等人诗歌革新拓宽了发展空间。

　　二、范仲淹的散文成就

　　范仲淹作为一代杰出的政治家,一个在“庆历新政”时期的中心人物,不仅他的改革精神影响了一代文人,而且也正是他的一系列文章,尤其是他的新政扶持,鼓励了北宋初的古文创作,酝酿和孕育了古文革新的高潮。范仲淹今存之文,有赋38篇、表状53篇、奏疏173篇、书150篇、序12篇、论8篇、记8篇、碑铭墓志52篇。其中,以奏疏等政论文为数最多。这些文章,论文剀切,文笔流畅,长短不拘,可为时辈典范;其他创作,有记叙、有抒情,多数文辞简洁、舒卷自如,且富有个性特色。

　　范仲淹的散文创作以议论文为主,其中最著名的是政论文,代表作有《上执政书》、《奏上时务书》、“四论”(《帝王好尚论》、《选贤任能论》、《近名论》、《推委臣下论》)和《遗表》)等。这类论作,务实坦诚,充满锐气,表现出超人的胆识和高妙的论辩艺术。范仲淹的写景抒怀散文虽然为数不多,但成果卓著,除了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外,还有《清白堂记》、《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和《天竺山日观大师塔记》等佳作。这些散文,风格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或委婉有致,或形象鲜明,语言骈散相间,简约凝练,晓畅自然。范仲淹还写过一些墓志碑铭祭文之类的文章,其中以《东染院使种君墓志铭》为代表。此类文章往往语言朴素流畅,真切感人。

　　范仲淹的《上执政书》一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以周、汉、唐三代“圣贤共理”得到兴盛,而“奸雄竞起”则走向衰亡为例,提出议论:执政要尽其职责除弊革新。第二部分,论证为什么要革新,怎样革新。第三部分,阐明了他这次上书的目的。这篇文章不仅显示了范仲淹作为政治家的治国之才和作为军事家的雄韬大略,而且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横溢才华,有着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是他政论性散文的代表之作。当时宋王朝已历三帝,约50余年,表面上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内里却潜伏着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整个社会一味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冗兵、冗政、冗官造成国力的积贫积弱,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西部、北部边境夷族虎视眈眈。所以,范仲淹的这篇文章在思想上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在艺术上,这篇散文虽然篇幅很长,洋洋万余言,但却条理清晰,结构严谨,层层推论,说理透辟,语言也极其犀利,初步体现宋朝散文“长于议论”的特色。这篇《上执政书》和《岳阳楼记》相映成趣,分别代表了范仲淹两种题材散文创作的不同风格。当时著名的诗人、隐士林通赞道:“马卿才大能为赋,梅福官卑数上书。”[1]把他与西汉的司马相如相提并论,足见当时人们对范仲淹这篇散文的评价之高。

　　范仲淹的《唐异诗序》论诗之体,就注意到了诗歌的情感、意象和风格特质;他的政论文如《上相府书》、《签赵元昊书》、《上吕相公书》、《上十事疏》、《再进前所陈十事疏》都条分缕析、文笔酣畅;他的一些文集序、楼堂记,也写得较有文学色彩。如《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以政治家的气概风度,称赞了严先生的高风亮节和光武帝的礼贤下士。文章格调高古,全篇采用对照写法,将严子陵和汉光武两相对照,互为映衬,构思新巧,而文辞简洁。

　　《唐狄梁公碑文》是作者贬守都阳,移舟丹徒郡,道过彭泽,慕唐代狄仁杰之词而写的碑志。狄仁杰的刚正不阿,凛然天气,在作者自然平易的叙写中,表现得非常生动。这种文章,比起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来,不但毫无逊色,而且语言更显得平易。再如《东染院使种君墓志铭》,为宋代著名边将种世衡而作。文章叙述种世衡在边地筑城、凿井、团结羌族、通商、教射,以及组织边地人民抗击西夏入侵的种种劳绩,详明而亲切。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历来为人们传诵的名篇。文虽名为“记”,实际是一篇抒情散文。文章表露作者作为一个政治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抒发描述了岳阳楼游览者的览物之情。作者驰骋想象虚实并举,概括了两种景色、两种情怀:一者“有去国怀乡,优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一者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由于古今迁客骚人登临览物,受景物阴晴变化的感染而一则以悲,一则以喜。范仲淹以高超笔力在文章末段再翻出正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并以博大胸怀,用“先忧后乐”统挽全局,立意深刻,结构新巧,文字精美。可见,范仲淹在北宋散文史上的巨大影响和杰出地位,是不可低估的。

　　三、范仲淹的律赋成就

　　北宋是律赋由兴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在这个点上最值得关注的是范仲淹。他的律赋现存35篇,在内容上主要分为两类:一类表现政治教化观点,占其赋作大多数;另一类探讨人格修养。在形式上,范赋属骈文赋,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副标题中点出主旨。范仲淹大大拓展了律赋内容,技巧运用精熟,并总结创作规律,提出“体势”说,对律赋学有重要贡献。范仲淹对律赋的贡献有二:一是辑选《赋林衡鉴》,并在序中对律赋作了理论性的总结,从而使律赋的研究由自发走向自觉;二是大量实践,创作了思想丰富、艺术高妙的作品,尤其是其对内容的拓展,对宋代律赋特点的形成有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作为场屋之作的律赋一般是“润色鸿业”,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极少有深刻的见解。范仲淹对律赋功能的认识比前人全面,其《赋林衡鉴序》称赋可“宣心”,抒发作者的性情抱负;“或祖述王道,或褒赞国风”,为时代政治教化服务;“或研究物情,或规戒人事”①,帮助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掌握客观规律,还可以整饬人的举止。这使得律赋的内容向更广阔的空间拓展。

　　以律赋论述治国之道,不是范仲淹的首创。王起《书同文赋》、元稹《观兵部射马赋》、王禹偁《君者以百姓为天赋》都论述过治世之道,但仅仅是泛泛而谈地讲道理,论及的范围很窄,篇目也很少;而范仲淹把律赋作为“批判的武器”、“建设的工具”,大胆提出变革主张,并针对时弊有意去探寻一套完整可行的新政措施。

　　范仲淹还在律赋中探究儒家经义,穷理尽性地论述世界和人生哲理,积极提倡修身养性,并身体力行,这在宋人中是独一无二的。范仲淹借律赋谈《易》说理,对宋学的形成有积极的影响。朱熹把范仲淹确定为宋学的开山之祖,而“好议论”集中体现为律赋里的学术思想。无论是济世自许,或论治国之道,还是精剖义理,或倡导道德情操,都是儒者仁德情怀的体现。像范仲淹这样在律赋里如此鲜明地表达出来,在宋人中确实不多见。他的律赋内容可与《岳阳楼记》相照应,他对时政的积极干预、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思考,大大拓展了律赋的内涵,使律赋完成了由“歌手”到“思想者”的角色转换。

　　四、范仲淹的词作成就

　　范仲淹的词作不丰,《全宋词》仅存五首,存目词三首,其中边塞词两首。《渔家傲》、《苏幕遮》等词作,在宋词豪放、婉约词史上都具有一定地位。词作不仅表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志向,还诉说了他的百转柔情,展示了这位北宋名臣的另一个侧面。

　　关于《苏幕遮》和《渔家傲》这两首边塞词不论在当时或以后,都一直被人们所称道所关注。这两首边塞词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

　　1•打破了词限于写男女私情的界限,以创作的实绩开拓了词的境域

　　综观北宋初期的词坛,在题材上和手法上,都明显地留着花间派的印迹;但范仲淹的两首边塞词的出现,确实使人耳目一新。边塞词在宋初如凤毛麟角,因为宋词的承平气象使得君臣上下整日忙于尽情的享乐,而词正是给他们助兴的好东西。那些峨冠博带的官吏自不待说,就是一些有身价讲体面的士大夫们,也极力用词这种形式来表现其被压抑的人性。遵照“诗庄词媚”的准则,他们在诗文里表现着正人君子的一面,而在词里却尽力表现其心灵里不肯向人剖露的另一面。范仲淹边塞词的出现,可以说是对“词为艳科”、“诗庄词媚”、词限于男女私情等传统观念的一个有力的冲击,这使同时和后继的词人开阔了视野。

　　2•范仲淹的边塞词温婉中寓豪宕之气,挣脱了宋初词坛的温馨缠绵的词风的束缚,显示出宋词的新的词风

　　一部《花间集》吟来唱去,无非是“锦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坛”。范仲淹的边塞词,就能以独具的风格、真挚的感情给人以新鲜的美的享受。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这些边塞词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激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吐露真实的思想感情。范仲淹诚然是一位名震遐迩的守边名将。他为抵御西夏的骚扰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时民歌中把他描绘成“西贼闻之惊破胆”的英雄。然而,他毕竟又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边塞词的可贵之处正在于,除了抒发他的“燕然未勒”的遗憾之外,也写了他的浓重的思乡之情,使人看到了一个赤胆忠心守卫边防的名将生活的另一个侧面。把这些真实情感的吐露的作品与那些老调重弹、矫饰造作的作品稍加比较,它们审美价值的高低就不言而喻了。

　　总之,范仲淹的文学成就是显著的,不仅在宋代文坛上、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应有他的一席之地。然而范仲淹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的光辉掩盖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其文学创作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范仲淹不仅是宋初诗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其诗论、文论、赋论别具一格;而且他也是一个诗词律赋兼擅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些传诵已久的名篇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