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长城像巨龙一样卧在崇山峻岭,他是我们民族历史的见证表达了什么情感

中国的长城是举世无双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它气势磅礴，雄视古今，堪称中华瑰宝、世界奇观。长城早在几百年前，就与罗马斗兽场等列为中古世界七大奇迹；1987年，当之无愧地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文化遗产；2007年，又经全球5000万人“海选”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首，成为世界人民了解和认识中国的一张亮丽的名片。长城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结晶，表现了民族的伟大创造力，更体现了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众志成城、无坚不摧的民族凝聚力。因此，邓小平同志高屋建瓴，在“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题词中，把维护修筑长城同爱国主义紧紧地联系起来。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里，民族关系紧张的时期，长城是一个战场，而民族关系相对缓和时期，长城，尤其是它的各关口和边塞各城镇，便成了重要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场所，甚至在战争时期，也不能完全阻止经济文化的交流。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以畜牧业为主，而长城以南的中原各族则是以比较先进的农耕文化为主，以长城为纽带，农牧民族频繁交往，游牧人口的南迁，农耕人口的北移，农牧社会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得以实现，北方各族对较为先进发达的农耕经济文化日益认同并被同化，便逐步促进了农牧民族的融合。因此，有的学者把长城沿线广阔的区域，形象地称为“长城文化带”。

　　大约5000年前，在东半球黄河和长江流经的广袤而古老的那片土地上，一个伟大的民族形成了。又过了几千年，人类才开始了公元纪年，以世纪来标志百年历史。　　物换星移，岁月沧桑，20个百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匆匆而过。正当这古老的民族走出百年孤独，在创世纪的历史篇章中寻觅自己的身影时，她已经与全世界所有的民族一道，站在了进入第21个百年历史的门槛上。

毋庸置疑，未来的世纪属于全人类，21世纪的中华民族史，将不再是一个遥远东方神秘国度的自传。从楚河汉界到太空星际间的角逐，从逐鹿中原到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与民族概念相伴而生的地域概念，将被全新的时空观念映衬得微不足道。

然而，21世纪又实实在在地属于我们的民族。100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都在做着一个共同的梦，这就是彻底摆脱贫困落后，使中华民族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了圆这个梦，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真正能够圆梦的历史机遇，却幸运地落到了我们这一代跨世纪人的头上。中国10几年改革开放奠定的坚实基础，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亚太经济圈的逐步形成，都为中华民族富强梦的实现提供了现实条件。纵观人类历史，世界经济的腾飞，莫不是由一个乃至数个民族的经济腾飞为标志的，如果中华民族的百年之梦能够圆在21世纪，那么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21世纪是中华民族的世纪！

固然，中华民族在迈向21世纪时，她的脚步是沉重的，这沉重缘于她的古老。古老的历史，古老的文明，古老的传统，使她有着比其他民族更多的负载。但是，唯有沉重才会坚实，中华民族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迈向21世纪的。朋友，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和跨世纪的一代，在这坚实的脚印中，有多少是你的呢？

世界的发展建立在民族发展的基础上，跨世纪人既要有全球意识，也要有民族意识。

我们要强化自己的民族认同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民族，这民族的故土、历史、文化传统赋予我们一种民族情感，这种情感既来自民族的哺育和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也来自选民族所创造的历史和文化成就。民族有大小贫富，但民族情感对任何一个民族所属的人民来说都是相同而且亘古不变的，它使我们有了对自己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由此产生了对本民族无条件的依恋和崇尚。有人认为，现代社会国际意识超越民族情感，然而，一个连自己民族都不热爱的人，又怎会去热爱全人类？从历史上看，民族运动始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内容之一。美国《独立宣言》的产生，正是18世纪民族主义思想在政治上的最早体现。中国从辛亥革命的胜利到新中国的建立，也正是中华民族寻求民族独立和发展的过程。热爱自已的民族并为她的发展作贡献，同时也就是为全人类的发展作贡献。

我们要强化自己的民族自信心。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值得骄傲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中华民族的5000年历史同样是辉煌的。近100多年来，中国落后了，但这落后既不能否定她的历史，更不能说明她的未来。现代文明是在各民族发展的历史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非是某一些人的独立创造。国外一家公司的广告在介绍他们的复印机时，首先提到的却是中国宋代毕生的活版印刷；而我们在享用现代文明成果时又怎能割断历史，无视自己民族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巨大贡献？我们民族有过辉煌的历史，同样也有着辉煌的未来，改革开放10多年来取得的成就已经无可辩驳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的民族自信心由此而来，我们相信中华民族能够创造出比过去5000年更辉煌的历史，我们应为此尽自己的一份民族责任。

我们要强化自己的民族利益观。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共同愿望。在这个世界上，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观，为了和平与发展，意识形态可以超越，社会制度能够共处，但不论何时何地，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却是丝毫不能动摇的。民族利益是本民族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本民族人民赖以生存的根本。不要认为我们作为个人对民族利益来说无足轻重，作为民族的一员，民族利益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今天，民族的统一和强盛，就是我们最大的民族利益，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正是为了实现这最大的民族利益。对于妨碍实现这一民族利益的行为，不管打什么旗号，我们都可以理真气壮地屏弃之。民族的百年之梦即将圆在我们这一代，跨世纪人，当你在民族的怀抱中迎来新世纪的曙光时，你将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儿女而自豪。

       由于没有或没有成熟的民族文字记述本民族的历史，从现有的史料中难以系统总结匈奴本族史学的发展历程和史  学思想，也难以搜寻出匈奴族著名的史家和史作。但是，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认真梳理和分析，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匈奴族史学的一些特点。 一、英雄崇拜与强烈的民族情感 游牧民族崇尚强力、崇拜英雄，作为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的杰出代表，这一特点也体现在匈奴族的历史观念中。在匈奴族的史学思想中，对为民族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极为崇拜。冒顿单于时期，匈奴东并东胡、西服西域，迫使汉朝和亲，称雄大漠南北。

       因此，冒顿单于就成为匈奴人引以为豪的英雄人物。东汉初年，“方平诸夏，未遑外事”，光武帝对匈奴采取安抚政策，“赂遗金币，以通旧好”，“而单于骄踞，自比冒顿，对使者辞语悖慢”，刘曜前赵政权，在祭祀活动中，把冒顿置于崇高的地位，“冒顿配天，元海（“汉”的建立者刘渊）配上帝”。老上单于在给汉文帝的信中，强调：“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狐鹿姑单于派使者给汉武帝送信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都充分表现了匈奴民族的自我认同感、民族自豪感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匈奴民族曾经在纵横数万里、上下近千年的时空范围内，繁衍生息，有声有色地创造了历史。

       匈奴族征服和统一过众多游牧部落和游牧民族，首次在中国北方建立了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南与中国为敌国”。对于这样的历史，匈奴人是有理由自豪和骄傲的。 这种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民族自豪感，给匈奴族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和动力。西晋后期，匈奴人刘宣就鼓动刘渊，“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把恢复匈奴祖先的业绩与昔日的辉煌作为发动起义的号召，并最终推翻了西晋政权，建立了匈奴族的“汉”政权。两晋十六国时期，内迁游牧民族纷纷接受汉文化，改汉姓、习汉语成为一种风气，在这种情况下，匈奴铁弗部却宣布放弃沿用已久的“刘”姓，勃勃下书：“朕之皇祖，自北迁幽朔，改姓姒氏，音殊中国，故从母氏为刘。

       子而从母之姓，非礼也。古人氏族无常，或以因生为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将以义易之。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永享无疆大庆。”这次改姓，宣示了与因为和汉朝和亲宗母系而来的刘姓决裂，突出了该族的匈奴父系血统和民族特征，以单于即天子，“徽赫与天连”简称“赫连”，通过改姓，会得到上天的眷顾，从而使自己的种族和所建立的“大夏”政权能够“永享无疆大庆”，充分体现了铁弗部对自己作为匈奴民族的坚定自信心和充分自豪感。

因为两岸人民都是华夏血脉并相沿至今，几千年来，在同一文化认知基础上，一起走过了共同的坎坷之路，外来强权侵入台湾的历史则是相对短暂的，不可能割断既有的历史和文化，因此说民族情感与文化认同是台海两岸最强烈的纽带！

中华民族的主要四个传统美德为：尊老爱幼、勤俭节约、助人为乐、见义勇为。中华民族美德，是指中国五千多年流传下来，具有影响力，可以继承，有益于下代的优秀道德。

中华民族的主要四个传统美德

我国是一个文明大国，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自古以来就讲究“仁、 义、礼、智、信”。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可以概括为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品质、崇高的民族气节、高尚的民族情感等。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有爱国、明志、自强、诚信、知耻厚仁、忠君、奉公、务实、勤俭、尚勇等。

[作者简介]：陈艳飞(1978—)，女，汉族，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2002级硕士研究生。

“中华民族”一词是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传播，如今已被广泛地运用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它不是一般的词汇，既是民族的族称，又是民族的认同符号，因而蕴含着中国人民深厚的民族情感。自“中华民族”一词问世以后，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肩负不同历史使命的人们赋予不同的内涵，时至今日，学术界对如何阐释这一概念依然各持己见，争执不一。因此，本文拟考察“中华民族”内涵的演变历程，分析其原因，力图找出理解“中华民族” 一词多义的突破口。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一

中国传统的民族观是以儒家为代表的华夷观，在主张“夏夷之辨”、“夏夷之防”的同时认为华夷共处天下，可以互相转化，“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 以文化作为民族区分的最高标准，以不同的政治统治形式来表达民族之别，这种传统的民族观具有开放性。在华夷共处的“天下”，雄居中国舞台之巅的天子是光被四表的，周边的“蛮夷”与皇帝都是君臣关系，但皇帝对他们并不实行直接统治，而是间接统治。这种传统的“天下国家 ”模式造成了边疆的模糊性与“软性”，与强调国界“硬性”规定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格格不入。19世纪中叶以来，当中国以其衰老之躯暴露在西欧面前时，列强纷纷在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殖民活动，谋求分裂中国，传统的中国多民族国家构造的理论与现实遭到了严峻的挑战。民族危机压迫下的中国人开始从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这一历史事实出发，从外争民族独立，内求民族平等两方面进行探讨，谋求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以达到解除民族危机、实现国家独立的目的。“中华民族”一词的出现就是时人对中国民族问题进行思考的产物，也是民族体认的产物。

“中华民族”一词由历史悠久的“中华”和近世才出现的“民族”两词合成的。据陈连开先生考证，“中华”一词，大约在晋代已出现，与“中国”一词一样是个多义词，论地区是指中原，扩而大之及于王朝直接管辖的郡县地区；论民族主要是汉人；论文化是指中原传统文化；因此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如北魏鲜卑、辽代契丹在接受了传统的中原文化以后自认为无愧于“中国”和“中华”的称号。“民族”一词大约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从日文中引进，是指民族与国家同一的含义。在“民族”一词出现以后，不久就出现了“中华民族”一词。 率先使用 “中华民族”一词的是梁启超。1902年，梁氏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一曰世界观。”从上下文看“中华民族”在这是指汉族，确切地说是指从古华夏民族集团发展至今不断壮大的汉族。因为在该文中，他在“炎黄子孙”一词注文中指出：“下文省称黄族。向用汉种二字。今以汉乃后起一朝代，不足冒我全族之名，故改用此。”又称“中华建国，实始夏后。古代称黄族为华夏，为诸夏，皆纪念禹之公德，而用其名以代表国民也。” 1905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更是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 ，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者”。 这就明确地阐明了“中华民族”作为族称所包含的族群范围。

1907年，继梁启超之后，晚清立宪派著名人物杨度也成为“中华民族”一词的早期使用者之一。他在《金铁主义说》中多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杨度认为 “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固有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将“中华民族”代替了汉族的称呼。同时他认为“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具有开放性，只要接受中华文化既为 “中华民族”。基于这种认识，杨度认为蒙、回、藏族虽有部分与汉人关系密切、文化接近，但整体却因文化落后、语言有异尚未完全融入中华民族，而满族则可以说早已同化于中华民族之中了。因此他主张“首曰满、汉平等，次曰蒙、回同化”的所谓“国民统一之策”，认为这样就可以达到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益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的目的。 这里杨度提出了通过同化手段，将蒙、回、藏都纳入到“中华民族”体系，把“中华民族”看成是汉、满、蒙、回、藏一体化发展的最终方向，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华民族”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