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释道所共同推崇的“和谐”叙述不正确的是( )

关于儒释道所共同推崇的“和谐”叙述不正确的是佛家把和谐导向个人理想。

儒释道，“儒”指的是儒家，是孔子开创的学派，也称“儒教”，曾长期作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存在，居于主流思想体系地位，其影响波及朝鲜半岛、日本、中南半岛等地区；“释”是古印度（今尼泊尔境内）乔达摩·悉达多创立的佛教，悉达多又被称为释迦牟尼佛，故又称释教，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三教讲论，虽肇始于南梁梁武帝时，然直至隋唐代儒、佛、道三教，这种“一致”、“合流”并不能掩饰彼此之间的排斥和斗争。直到元明并渐由论难而趋于融汇调和。

禅和老庄：

胡适曾说：“中国禅并不来自于印度的瑜珈或禅那，相反的，却是对瑜珈或禅那的一种革命。”

铃木大拙曾说：“像今天我们所谓的禅，在印度是没有的。”他认为中国人把禅解作顿悟，是一种创见，也足证中国人不愿囫囵吞枣似的吸收印度佛学，他说：“中国人的那种富有实践精神的想像力，创造了禅，使他们在宗教的情感上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禅宗的形成最早是受到大乘佛学的推动，由于大乘佛学的推动使老庄的透彻见解，以禅的方式上获得了复兴和发展。

苏轼在书法鉴赏中提出的“书如其人”的观点正是以儒家思想为立论依据，同时也是汉代扬雄“书，心画也”、唐代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等观念的继承和发展。苏轼在《跋钱公倚书遗教经》中指出：“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辨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2]故而“钱公虽不学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3]这是由书知其人，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人论其书。苏轼响亮地宣称：“古之论书，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4]这种观点既说明了苏轼在书法鉴赏中重视思想品质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书法与人品的密切联系。书法是人的思想品质表现，故评价一幅作品的优劣，不能仅仅从书法的工拙入手，更重要的是从作品中把握书家的思想情感和道德品质，这正是苏轼恪守儒家“仁义礼乐，忠信孝悌”思想在书论中的体现。

苏轼的这种鉴赏观非常鲜明地体现在于对历代许多大书家的评论中。以颜真卿为例，颜书在书法史上取得了王羲之一样突出的地位正是从宋代才开始的，如同杜甫至宋代才成了“诗圣”一样，反映出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心态和审美观念的变化。颜真卿一生大义凛然，为人笃诚憨直，不畏权贵，以义烈闻名于世。颜书以圆转浑厚的笔致代替了方折劲巧的晋人笔法，以平稳端庄的结构代替了欹侧秀美的二王书体，气势磅礴，自成一体，开创了一代新风。然而，这种新风在当时直到后世都有人颇不以为然。李煜即说颜书“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但苏轼的着眼点却在于由其书见其人之风采。《题鲁公帖》云：“吾观颜公书，未尝不想见其诮卢杞而叱希烈。”[4]由颜真卿的字联想其为人，再由其人进一步肯定其书作的艺术成就。这便是苏轼鉴赏论的实际运用，又如他在《跋欧阳文忠公书》评欧阳修云：“欧阳文忠公用尖笔干墨，作方块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他的诗文创作及其艺术观念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认识和把握苏轼的艺术观念，并揭示这种观念形成的文化原因，探索苏轼在他的时代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对现代人生的价值取向与创作亦大有裨益。

　　在中国文化的天宇里，苏轼是一颗璀灿的星斗，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影响深远的艺术巨匠。他的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在宋代艺术天地里独放异彩。他以聪慧的察赋才华、全面的艺术修养、坎坷的人生道路、超然的生活态度，对后代的文人及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值得我们不断去认识和思考，并帮助我们来把握自我、体悟人生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

苏轼不仅有丰富的艺术创造实践，而且对艺术的本质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与思考，形成他别具一格的艺观念。苏轼艺术观的核心是写意传神，当然写意传是中国艺术的传统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话语中重要的思想资源。苏轼的艺术观念所折射出来的人生态度，具有非常深刻的文化意义，成为封建时代走向溃败时的所有正直文人普遍选择的一种处世原则。

苏轼的时代，由于各种社会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禅宗成为文人学士深为向往而趋之若鹜的精神归宿。苏轼对佛禅更是情有独钟。一生与禅宗有不解之缘。他和禅僧们有密切的交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积极进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是主流形式，庄老玄学、魏晋风度，虽然提倡追虚尚无，但终古如斯、不生不灭，贯通天地人的“道”却是空不掉的，即使佛教，还有一个佛—大慈大悲的释迎牟尼，为了尘世的苦难而普渡众生。然而禅宗却把一切空掉了，自性清净，空诸所有，无善无恶，此岸就是彼岸，净土就是尘世，识心见性，自成佛道，砍柴打水，即是参惮悟道，人的解脱就是无念，无念就是般若。

我们绝不是在苛求苏轼，无论怎样的天才，也不能超越时代而天马行空。中国诗的精神在唐达到高峰，在李杜的创作中得到高扬，然后就是退潮期的败落，苏轼的诗文正好真实地、全面地展现了这个过程，苏轼之后的中国诗坛也再没有出现与之比肩的诗人。社会生活里已缺乏诗意，剩下的都是市井情怀，琐事趣闻，“话本”这种文学形式应运而生了。所以说苏轼是伟大的文学家，是中国诗的精神发展和溃败的一个征象。他的伟大绝不是因为他有大量传世的诗文，他的伟大还在于他的不足、缺憾，都是这个时代中孕育出来的，是由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乳汁养育成长的，他的一切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的全息影像，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思想、情感、苦闷与无奈。他也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找到了一条安身立命、自我解脱之路。苏轼清醒地看到社会的浑浊，官场的腐败，他可以退出官场，但他无法退出社会，所以庄禅思想使他能够在精神上超越生命的悲剧，“吾无往而不乐也，善游于物外也。”可以说这种空诸所有，独善其身的智慧选择，使他人生如梦的空幻感得以慰藉。从文化意义上看，苏轼的人生选择就是一种处世原则，一种人生态度，这也许是后来许多人推崇和喜爱他的原因。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以他非常喜爱的荷尔德林的一句诗来发问:“在一个贪困的时代，诗人何为”这不仅是一个诗人应该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关注的问题。

儒、道、佛思想对苏轼的影响

关键词：苏轼 儒家 道家 佛（释）家 思想 出世 入世 外儒内道 乐观旷达

题要：苏轼具有以儒学体系为根本的人生思想，但仕途的坎坷又使他充满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又由于浸染释、道的思想而形成外儒内道的作风，具体则表现为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轼在诗、文、词诸方面都有杰出成就，又兼精书法、绘画。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他的诗歌想象力丰富，清新活泼，富有情趣，开诗歌一代新风。他的散文，生动自然，有创造性，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词，一扫当时绮艳柔靡的风尚，清新劲健，风格豪放，著有《苏东坡集》，《东坡乐府》。然而，苏轼让后代文人普遍热爱，受到他们景仰的主要原因还有他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进退自如，宠辱不惊。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苏轼那样，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主要用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那么，作为一代名家的苏轼，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良好的家庭环境赋予他深刻的儒家思想。一生的仕途生涯是其实现经世济民思想的重要过程。

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家庭，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独生子砥励名节。当苏轼21岁离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这时候的苏轼，是怀着大用于天下的雄心壮志的。在此以后的仕途生涯，恰恰是他实现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的重要过程。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士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而且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为此，在王安石新法之初他上书反对，结果被谪至密州。密州之迁是他在仕途上的第一次挫折。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苏轼是如何对待的呢？我们可以从他在当时写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略窥一斑。

（一）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密州是他被谪贬的第一站，对此意外的失落，苏轼并没有颓废不振，相反，他把目光投向日常生活，力求在生活寻找情趣，但就连出猎这一件小事，苏轼也并没有忘记报效国家，还依然把着眼点落在“射天狼”上。从百姓的“倾城随太守”我们不难看出苏轼在当地是卓有威望的。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为有所作为。他在上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曾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这正是儒家经世济民思想在他身上闪光的表现。

其次，坎坷的任途生涯又令苏轼的思想充满着出世与入世的矛盾

自22岁进士以来，苏轼一直在宦海中沉浮。神宗熙宁年间新法实施，苏轼虽然有志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但不主张遽变，反对“求之过急”，于是接连上书反对，自请外任，先后出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处地方官。后因作诗被指为“谤讪”朝廷，在湖州被捕入狱。又于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被贬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团练副使。哲宗元祐年间，保守派执政，又因反对尽废新法而再度外调。绍圣初年，新党上台，被远贬惠州（今广东省惠阳县）、儋州（今海南岛），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后遇赦北归，病死在常州。可以说苏轼的一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在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这虽然是其对政治事业的自嘲，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坎坷的仕途生涯。这样的经历使他的内心充满了重重矛盾。

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

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此词比较突出地体现出了苏轼当时的心情，充满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长期以来对佛老思想的濡染使他难以对今后的人生道路作出选择，是继续汲汲于仕途还是激流勇退。既向往“琼楼玉宇”的纯洁又嫌其寒冷，既憎恶现实社会的恶浊又留恋人世的温暖，在词里我们可以感知这一层深切的矛盾，激流勇退是好事，如“琼楼玉宇”般，但却是“高处不胜寒”。只能以月下起舞为胜境，千里婵娟为祝愿。从少年时就饱受濡染的儒学入世思想站了上风，不可能放弃长久以来的政治理想，于是倾向了“人间”，选择了仕途，只是在这当中又加强了自身的修养，即在个人生活中以佛老思想为主，采取一种宠辱不惊，名利身外的态度。“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是对当前情状的无奈，也是一种劝慰。至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则是一笔荡开，又用状似浅淡无意的祝福对未来作了规划。上阙中入世思想战胜了出世思想，下阙是理智与情感的交战，理智又战胜了情感。这也正是儒家思想与佛道思想的在苏轼内心猛烈的交锋。

第三，浸染释、道的思想又令苏轼形成外儒内道的作风

并非苏轼对苦难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他是在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载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这跟他读书的过程有莫大关系。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佛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三者原有矛盾，但在几次大起大落的仕宦经历中，苏轼却最终以“外儒内道”的形式将其统一起来。宋代释智圆说：“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闲居篇•中庸子传上》）在宋代三教合一日益思想界一般潮流的情势下，对此濡染甚深的苏轼将其大大地具体化了：任职期间，以儒家思想为主；贬居时期，以佛老思想为主。他将这两件思想武器，随着生活遭遇的不同而交替使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变得旨趣相通。“乌台诗案”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怀古》）、“笑劳生一梦”（《醉蓬莱》）、“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所谓“人生如梦”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暂和命运的虚幻易变，也指命运如梦般地难以自我把握，即《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所说的“长恨此身非我有”。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伴随着仕途上的起起落落，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这一哲学就是“外儒内道”，他的内心痛苦，只在幽深的自我反省之中，只在对佛老思想的日益追寻中，只在对人生的善意自嘲中，而他的外在，却是极为恭谨，极为合乎儒家理念的。这不仅影响着他在各种境遇中的状况，也从另一方面影响着他的创作风格。“外儒内道”，苏轼不是第一个。如陶渊明，如王维，如白居易，几乎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都有这一特点。但是在这些人里，苏轼是做得最好的一个，因为他的这种思想已经达到三者溶而为一的境地，不论是在做人还是做官，或是做文上，都已经形成自己独一的风格，在文学作品中则造成一种笔力纵横、挥洒自如的气象。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此词作于黄州任上，表面上是谈古事，其实是借此抒发自己一腔感慨。贬官黄州，是苏轼人生中又一次重大变故。但这时的他，可以说对人生哲学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定，并且影响着他的人生态度了。虽然心中一腔忧愤，却能够坦然面对，不再拘泥，于是才有了这气象豪迈、词气旷达的《念奴娇》。既写出了三国古战场的雄奇壮丽，又生动勾画了周瑜的形象，令人感受到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这里不再有为国建功立业的心情，只是一种历尽沧桑后对现实的平静回顾，而这种沧桑豁达的美，就是儒道佛三家思想交融后的人生哲学的最佳体现。

第四，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是其人生观的最终表现形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也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如在黄州作的《寒食雨二首》，写“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则被写成“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岭南荒远，古人莫不视为畏途。韩愈贬至潮州，柳宗元贬至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然而当苏轼被贬至惠州时，却作诗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之二）及贬儋州，又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态度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衷疲颓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是苏轼从儋州遇赦北归时所作，诗中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阔大胸怀，气势雄放。又如《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寒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在这首词中，比较有代表性地体现出作者由积极进取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追求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随意吐纳，自成高妙。明快动荡，已超然世俗之外。

参考文献：

〔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

〔2〕 宋胜杰、熊泽光：《初中文言文应试教与学》，延边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

〔3〕 中国文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