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 行路难(其一) 与鲍照 拟行路难(其六) 在思想感情上的相同点和不同

李白 行路难(其一) 与鲍照 拟行路难(其六) 在思想感情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第1张

李白 行路难(其一) 与鲍照 拟行路难(其六) 在思想感情上的相同点:

这两首诗的共同处是诗人不能为国家效力,做贡献而感到惋惜。

不同点:

李白的行路难(其一)表达的是一种信心,一种自信,而鲍照的拟行路难(其六)表达的是沉痛的感情。

拟行路难其四翻译:

往平地上倒水,水会各自向不同方向流散。

人生是既定的,怎么能成天自怨自艾。

喝酒来宽慰自己,因举杯饮酒而中断歌唱《行路难》。

人心又不是草木怎么会没有感情?欲说还休欲行又止不再多说什么。

赏析:

这首诗是《拟行路难》中的第四首。抒写诗人在门阀制度重压下,深感世路艰难激发起的愤慨不平之情,其思想内容与原题妙合无垠。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此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

诗歌起笔陡然,入手便写水泻地面,四方流淌的现象。既没有波涛万顷的壮阔场面,也不见澄静如练的幽美意境。然而,就在这既不神奇又不玄妙的普通自然现象里,诗人却顿悟出了与之相似相通的某种人生哲理。作者运用的是以“水”喻人的比兴手法,那流向“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水”,恰好比喻了社会生活中高低贵贱不同处境的人。“水”的流向,是地势造成的;人的处境,是门第决定的。因此说,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诗人借水“泻”和“流”的动态描绘,造成了一种令读者惊疑的气势。正如清代沈德潜所说:“起手万端下,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也。”这种笔法,正好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由于激愤不平而一泻无余的悲愤抑郁心情。

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他并没有直面人间的不平去歌呼呐喊,而是首先以“人生亦有命”的宿命论观点,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错位现象,并渴望借此从“行叹复坐愁”的苦闷之中求得解脱。继而又以“酌酒以自宽”来慰藉心态失去的平衡。然而,举杯消愁愁更愁,就连借以倾吐心中悲愤的《行路难》歌声,也因“举杯”如鲠在喉而“断绝”了。这里诗人有意回避了正面诉说自己的悲哀和苦闷,胸中郁积的块垒,已无法借酒浇除,他便着笔于如何从怅惘中求得解脱,在烦忧中获得宽慰。这种口吻和这笔调,愈加透露出作者深沉浓重的愁苦悲愤的情感,造成了一种含蓄不露,蕴藉深厚的艺术效果。

诗的结尾,作者才吐出真情。“心非木石岂无感”,人心不是草木,不可能没有感情,诗人面对社会的黑暗,遭遇人间的不平,不可能无动于衷,无所感慨。写到这里,诗人心中的愤懑,已郁积到最大的密度,达到了随时都可能喷涌的程度。不尽情宣泄,不放声歌唱,已不足以倾吐满怀的愁苦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下面出现的却是一声低沉的哀叹:“吞声踯躅不敢言!”到了嘴边的呼喊,却突然“吞声”强忍,“踯躅”克制住了。社会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的统治,窒息着人们的灵魂。社会现实对于寒微士人的压抑,已经到了让诗人敢怒而不敢言、徘徊难进的地步了。有许许多多像诗人一样出身寒微的人,也只能像他那样忍气吞声,默默地把愤怒和痛苦强咽到肚里,这正是人间极大的不幸。而这种不幸的根源,已经是尽在言外,表现得很清楚了。所以,前文中“人生亦有命”的话题,也只是诗人在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之下所倾吐的愤激之词。

这首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从作者的表达情感方式来说,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明代王夫之评论此诗说:“先破除,后申理,一俯一仰,神情无限。”清代沈德潜评价说:“妙在不曾说破。”准确地指明了这首诗的艺术特点。伴随感情曲折婉转的流露,五言、七言诗句错落有致地相互搭配,韵脚由“流”、“愁”到“难”、“言”的灵活变换,这一切,便自然形成了全诗起伏跌宕的气势格调。

原文: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

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

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

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注释:

1“泻水”二句:往平地上倒水,水流方向不一喻人生贵贱穷达是不一致的。 泻,倾,倒。

2“举杯”句:这句是说《行路难》的歌唱因饮酒而中断。

3吞声:声将发又止。从“吞声”、“踯躅”、“不敢”见出所忧不是细致的事。

4踯躅(zhí zhú):徘徊不前。

5自宽:自我宽慰。

6举杯断绝歌路难:因要饮酒而中断了《行路难》的歌唱。

7断绝:停止。

创作背景:

南北朝时期,群雄割据,社会动荡。鲍照出身寒微,怀才不遇。于是常常借诗歌来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愿望,表现出了寒门志士备遭压抑的痛苦,传达出了寒士们慷慨不平的呼声,充满了对门阀社会的不满情绪和抗争精神。这种忧愤的情感发于作品之中,形成了他诗歌的独特风格。

作者简介:

鲍照(约415年-466年)南朝宋文学家,与颜延之、谢灵运合称“元嘉三大家”。字明远,汉族,祖籍东海(治所在今山东郯城西南,辖区包括今江苏涟水,久居建康(今南京)。家世贫贱,临海王刘子顼镇荆州时,任前军参军。刘子顼作乱,照为乱兵所杀。他长于乐府诗,其七言诗对唐代诗歌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有《鲍参军集》。

这首诗是《拟行路难》中的第四首。抒写诗人在门阀制度重压下,深感世路艰难激发起的愤慨不平之情,其思想内容与原题妙合无垠。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此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

诗歌起笔陡然,入手便写水泻地面,四方流淌的现象。既没有波涛万顷的壮阔场面,也不见澄静如练的幽美意境。然而,就在这既不神奇又不玄妙的普通自然现象里,诗人却顿悟出了与之相似相通的某种人生哲理。作者运用的是以“水”喻人的比兴手法,那流向“东西南北”不同方位的“水”,恰好比喻了社会生活中高低贵贱不同处境的人。“水”的流向,是地势造成的;人的处境,是门第决定的。因此说,起首两句,通过对泻水的寻常现象的描写,形象地揭示出了现实社会里门阀制度的不合理性。诗人借水“泻”和“流”的动态描绘,造成了一种令读者惊疑的气势。正如清代沈德潜所说:“起手万端下,如黄河落天走东海也。”这种笔法,正好曲折地表达了诗人由于激愤不平而一泻无余的悲愤抑郁心情。

接下四句,诗人转向自己的心态剖白。他并没有直面人间的不平去歌呼呐喊,而是首先以“人生亦有命”的宿命论观点,来解释社会与人生的错位现象,并渴望借此从“行叹复坐愁”的苦闷之中求得解脱。继而又以“酌酒以自宽”来慰藉心态失去的平衡。然而,举杯消愁愁更愁,就连借以倾吐心中悲愤的《行路难》歌声,也因“举杯”如鲠在喉而“断绝”了。这里诗人有意回避了正面诉说自己的悲哀和苦闷,胸中郁积的块垒,已无法借酒浇除,他便着笔于如何从怅惘中求得解脱,在烦忧中获得宽慰。这种口吻和这笔调,愈加透露出作者深沉浓重的愁苦悲愤的情感,造成了一种含蓄不露,蕴藉深厚的艺术效果。

诗的结尾,作者才吐出真情。“心非木石岂无感”,人心不是草木,不可能没有感情,诗人面对社会的黑暗,遭遇人间的不平,不可能无动于衷,无所感慨。写到这里,诗人心中的愤懑,已郁积到最大的密度,达到了随时都可能喷涌的程度。不尽情宣泄,不放声歌唱,已不足以倾吐满怀的愁苦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下面出现的却是一声低沉的哀叹:“吞声踯躅不敢言!”到了嘴边的呼喊,却突然“吞声”强忍,“踯躅”克制住了。社会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的统治,窒息着人们的灵魂。社会现实对于寒微士人的压抑,已经到了让诗人敢怒而不敢言、徘徊难进的地步了。有许许多多像诗人一样出身寒微的人,也只能像他那样忍气吞声,默默地把愤怒和痛苦强咽到肚里,这正是人间极大的不幸。而这种不幸的根源,已经是尽在言外,表现得很清楚了。所以,前文中“人生亦有命”的话题,也只是诗人在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之下所倾吐的愤激之词。

这首诗托物寓意,比兴遥深,而又明白晓畅,达到了启人思索、耐人品味的艺术境界。从作者的表达情感方式来说,全篇构思迂曲婉转,蕴藉深厚。明代王夫之评论此诗说:“先破除,后申理,一俯一仰,神情无限。”清代沈德潜评价说:“妙在不曾说破。”准确地指明了这首诗的艺术特点。伴随感情曲折婉转的流露,五言、七言诗句错落有致地相互搭配,韵脚由“流”、“愁”到“难”、“言”的灵活变换,这一切,便自然形成了全诗起伏跌宕的气势格调。

中心思想是抒发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愤慨,同时也表现出自己不愿放弃远大的政治理想,以及作者对人生前途充满乐观的豪迈气概。

“行路难”是乐府古题,多咏叹世路艰难及贫困孤苦的处境。《行路难三首》这三首诗抒写了诗人在政治道路上遭遇艰难后的感慨,反映了诗人在思想上既不愿同流合污又不愿独善一身的矛盾。正是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所激起的感情波涛使组诗气象非凡。

这首诗在题材、表现手法上都受到《拟行路难》的影响,但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人的诗,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才的压抑。

而由于时代和诗人精神气质方面的原因,李诗却揭示得更加深刻强烈,同时还表现了一种积极的追求、乐观的自信和顽强地坚持理想的品格。因而,和鲍作相比,李诗的思想境界就显得更高。此诗多写世道艰难,表达了离愁别绪。

扩展资料:

这三首诗联系紧密,不可分割。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李白奉诏入京,担任翰林供奉。

李白本是个积极入世的人,才高志大,很想像管仲、张良、诸葛亮等杰出人物一样干一番大事业。可是入京后,他却没被唐玄宗重用,还受到权臣的谗毁排挤,两年后被“赐金放还”,变相撵出了长安。

《唐宋诗醇》以为《行路难三首》皆天宝三载(744年)离开长安时所作,詹锳《李白诗文系年》、裴斐《太白乐府举隅》从之。郁贤皓《李白集》以为前两首作于开元十九年(731年)前后李白初入长安追求功名无成而归之时,第三首作年不详。

——行路难

“心非木石岂无感”,人心不是草木,不可能没有感情,诗人面对社会的黑暗,遭遇人间的不平,不可能无动于衷,无所感慨。写到这里,诗人心中的愤懑,已郁积到最大的密度,达到了随时都可能喷涌的程度。尽情宣泄,放声歌唱,已不足以倾吐满怀的愁苦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下面出现的却是一声低沉的哀叹:“吞声踯躅不敢言!”到了嘴边的呼喊,却突然“吞声”强忍,“踯躅”克制住了。社会政治的黑暗,残酷无情的统治,窒息着人们的灵魂。社会现实对于寒微士人的压抑,已经到了让诗人敢怒而不敢言、徘徊难进的地步了。有许许多多像诗人一样出身寒微的人,也只能像他那样忍气吞声,默默地把愤怒和痛苦强咽到肚里,这正是人间极大的不幸。而这种不幸的根源,已经是尽在言外,表现得很清楚了。所以,前文中“人生亦有命”的话题,也只是诗人在忍气吞声和无可奈何之下所倾吐的愤激之词。

其实这两个反问,的答案在诗人的心中,早就有了答案

表面上说怎么能边走边叹息,反复的沉浸在忧愁中呢》实际上是诗人不得志的现实遭遇,在诗人的意识中产生了忧郁,寡欢、孤独、失落等复杂情绪,难以自控,必然以诗意的语言加以宣泄至于后者就更加直白和不加掩饰的吧人心的的“感”给予了肯定,表明了作者一开始试图消解解、压抑这种负面的情绪,最后发现,在行路的过程中越压抑,负面情绪发作用力越大,干脆用诗歌发泄出来,反而更好

《行路难》(其一)

“金樽清酒斗十,玉盘珍羞直万钱。”

这首诗在题材、表现手法上都受到鲍照《拟行路难》的影响,但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人的诗,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才的压抑,而由于时代和诗人精神气质方面的原因,李诗却揭示得更加深刻强烈,同时还表现了一种积极的追求、乐观的自信和顽强地坚持理想的品格。因而,和鲍作相比,李诗的思想境界就显得更高。此诗多写世道艰难,表达了离愁别绪。

《行路难》(其二)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这首诗表现了李白对功业的渴望,流露出在困顿中仍然想有所作为的积极用世的热情,他向往象燕昭王和乐毅等人那样的风云际会,希望有“输肝剖胆效英才”的机缘。篇末的“行路难,归去来”,只是一种愤激之词,只是比较具体地指要离开长安,而不等于要消极避世,并且也不排斥在此同时他还抱有它日东山再起“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幻想。

《行路难》(其三)

“有耳莫洗颍川水,有口莫食首阳蕨”

此篇纯言退意,与第一篇心情有异。通篇以对比手法,前四句言人生须含光混世,不务虚名。中八句列举功成不退而殒身者,以为求功恋位者诫。最后赞成张翰唯求适意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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