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中,有一类人,他们的生命仿佛受到天地造化的特别眷顾,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有着常人不能企及的优势:他们或出身名门,或世代书香。天资超凡,才华出众。幼年即早慧盛名一方,及至科考,一举夺魁,名震天下。入朝为官,踏青云如履平地;得高爵似拾草芥。出入宫廷,君王青睐,视为国之栋梁;公卿逢迎,如群星俯仰皓月。这样的身世经历,这样的少年得志,自然使他们在人生中有非凡的英雄志向和远大的功业理想。而自幼就接受的以天下为己任、忠君报国、恪守君臣之道的儒家文化教育,又强化了他们的政治人格、伦理操守。由此,他们在仕途功业的进取中,一旦面临发生了超常的国事政局,他们就敢于做出超凡的政治举动——抗命君王,忤逆圣意。结果也就有了仕途上的大起大落,也就要遭遇到命运的诡谲不公:由身负国事朝政、峨冠博带、荣华显贵的士大夫,转而成为朝廷的罪犯、囚徒,然后受尽屈辱,遭受放逐。不但永远地失去了建功立业、成为英雄而青史流芳的机会,还要在深重的苦难中为自己寻找解脱的途径,为自己在沦落中重新确立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历史上,苏轼是这样的人,有过这样的人生经历,他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一首在宏大深远的时空背景下反思人生的千古绝唱。而明朝的杨慎,也有过这样的身世经历,并写下了一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在后代广为流传。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他出身名门,父亲杨廷和为宰辅数十载。明史记载,慎少负才名,七岁(一说十二岁)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世人传诵,皆惊叹,呼为“神童”。杨慎是典型的早年得志,而且是一鸣惊人: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杨慎23岁时参加科考,即殿试第一,状元及第。随即入朝为官,授翰林修撰。明武宗死后无嗣,迎立兴献王子继位,是为世宗,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嘉靖皇帝。杨慎在世宗即位后,先任经筵讲官,后做翰林学士。世宗即位的当年(嘉靖元年)就欲尊称生父为皇帝,这举动有违封建王朝的宗法“大礼”,杨慎与众朝臣力争不可。嘉靖三年(1524),乃重议尊号。朝中有一批大臣,迎合圣意,尊兴献为皇帝。杨慎等又联合朝臣二百九十人跪伏左顺门,“撼门大哭”,“声震廷阙”。世宗大怒,廷杖一百六十余人,凡参与其事者尽行贬黜,是为明朝著名的“大礼”案。杨慎在此案中两次惨遭廷杖,几死,削籍,贬戍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县),而且是“永远充军”。杨慎在发配云南后,嘉靖皇帝竟对他多年不能忘记,时常问起杨慎现在怎么样了,阁臣以其老病回对,皇帝意乃稍解。由此足见嘉靖皇帝对杨慎怨恨之深。杨慎在贬所闻知皇帝心意,对仕途绝望,益自放。在度过了三十五年漫长的流放生活后,于72岁时卒于贬所。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佛洛姆认为,人类与动物的生存状态最本质的区别是:人的生命存在有种种强烈的精神和情感需求,这些精神和情感需求如果不能获得满足,人就不能生存下去。在人的种种精神和情感需求中,最首要的是“定向和献身的需求”。所谓“定向的需求”就是要确定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位置和方向——我们从何处而来,到何处去?这是人对自我生命存在的一种确定性把握。没有这种把握,人的生命存在就不能获得明确的意义感,人生如果没有意义,那么对于我们这些有自我意识、理性思维(能思考)和想象力的生命来说该怎样活着?如何活下去?所以弗洛姆把定向需求比作我们生命存在必须获得的一张关于人类世界的地图。在这张地图上,标明了他自己的位置,也标明了他生命之路的方向。试想,当我们的生存处于既不知道身在何处,又不知道走向何方的情境下,我们的生活状态会怎么样?或者精神错乱、行动茫然无绪、行为颠三倒四,或者精神崩溃、生存绝望。“定向”使我们的生命存在有意义、有价值,为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建造起一个永远的精神家园。所谓“献身的需求”就是要为自我生命确定一个献身的目标——我为了什么去活着,去努力奋斗、创造。有了献身的目标可以使人积极地去生活,并由此获得人生幸福感、自信和自尊,也可以获得精神的安宁。有了献身的目标,人生就有了意义和价值。不难理解,佛罗姆关于人的“定向和献身的需要”,揭示的是人的生命在存在的过程中,需要明确的意义感和价值感,否则,生命难以存在、持续。杨慎的人生际遇,在他36岁时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逆转:由一个身负国事朝政、峨冠博带、荣华显贵的士大夫,转而成为朝廷的罪犯、囚徒,不但受尽屈辱,遭受放逐,而且是“永远充军”。这样的一个人生“大翻转”,使他原来得以支撑自己生命根基的人生方向、人生目的被彻底地毁灭了。随着原有的社会地位、士子文人身份及人生“定向与献身”构架的丧失,他要在荒蛮僻远、艰辛凄凉的边戍之地,以戴罪之身,形同野老村夫般孤独寂寞地生活,且这种生存状态年复一年的持续,永远没有改变的希望。那么,沉沦的苦难如何解脱?他生命的尊严、自信和精神安宁,要从何处获得?人生的意义、价值该怎样重新确立?史料记载,杨慎在贬谪戍边生活中,广泛阅读,写诗作文,尤对记述历史变迁、朝代兴亡的史籍兴趣浓厚,晚年还创作了表现历史变迁、人世更迭的通俗说唱文学《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后世也称《廿一史弹词》。可以想见,杨慎是要从对人类生存的历史关注中,反思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这首词就是作为《廿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开场词而出现的。 综上所述,理解《临江仙》这首词,应该从两个写作背景入手来把握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一是作者要在宏大的时空背景下反思人类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二是作者在自己的人生之旅中经历了沧桑巨变,生命已步入晚年。在词的上片,作者起笔即通过“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句诗,把世俗人生的超越性价值追求(英雄理想、功业名利——用历史上一代代的英雄作象征)放在一个宏大的时空背景中(永恒的天地自然、绵延不绝又迅疾流逝的岁月——用“滚滚长江东逝水”作象征)加以比照。通过这一比照,使读者强烈鲜明地感受到:在永恒的宇宙自然面前,在迅疾飞逝的岁月中,我们人类的个体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是多么的短暂和虚幻(个体生命一旦消逝,便在这个世界上了无痕迹,化作乌有)。在由永恒的天地自然和无尽的岁月构成的无限广大的时空背景下,个体生命凸现了它的短暂和由死亡带来的虚无——这样的悲剧性本相。而面对生命的短暂和死亡后的虚无,我们那些世俗的名利追求——即使是超越性的人生追求(成为绝世的英雄、建立百代的功业)是多么的没有意义和价值:你成为英雄又怎样?你成就了功业又如何?故而,接下去诗人用一句“是非成败转头空”,就把自古以来文人士子(自然也包括遭贬以前的他自己)普遍信奉的价值系统轻松地解构了、否定了。这种由生命的短暂和生命终将一死生发的虚幻感、虚空感,白居易也有类似的表达:“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白居易《自咏》)。而苏轼表达的更具悲剧性:“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苏轼《西江月·平山堂》)。不过,杨慎在这里解构的、否定的只是自古以来文人士子信守的价值观念,特别是那种超越性的(成为英雄、建功立业、青史流芳等)人生追求。他并没有完全否定生命本身的存在价值。何以这样言说?在接下去的两句诗中:“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虽然在表达上首先是以永恒静穆的青山和绚丽常在的夕阳,来进一步衬托生命的短暂和死后的虚无,但这里没有悲凉、哀伤,反而展示出一种生命的从容、平静、安详和优雅。是什么让诗人在洞识了生命消失后的虚空、否定了人生种种超越性的价值追求后还能如此的自信、平和、安然?答案就在眼前静穆的青山和绚丽的夕阳中——是对大自然的审美观照,是对青山、夕阳这些美丽的自然事物的审美体验,让诗人认识到:人类的个体生命尽管短暂,尽管死后终至于虚无,但此生此世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生命可以在和美丽的大自然交融中感受生命存在的美好、体验人生的美好。对生命和大自然的审美体验,不但使生命获得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且,美的体验也同时使人产生对自我生命和这个世界的爱。人生有爱,生命就有了根基,生存就有了理由、勇气、力量。生命因为有美与爱,也就有了自信、坚强、高贵、尊严,人生也就有了高远、从容、安宁、优雅。在词的下片,诗人以一个站在江边冷眼看世事的“白发渔樵”的老者形象,直接抒发了他在否定了古代文人士子传统的价值观后,自己重新确立的人生态度。这个人物形象的内涵极丰富。他是一个生命已经步入晚年的从容庄重的老人;又是一个长期隐没在山林江渚中生活的安闲优雅的隐逸者;从他“惯看秋月春风”(“秋月春风”在诗中象征人世百态、特别是世俗的名利、功业追求)的神情风貌上,不但显露出他经历过人世的沧桑:他有过英雄志士的理想,有过轰轰烈烈的作为,他有过成功的荣耀、富贵显赫的身份地位,也有失败的屈辱、沉沦的磨难……也表现出他看破红尘、遗世独立的孤高。还有,这个“惯看秋月春风”的神情面貌,也把一个洞识了生命本相的智者的形象凸现出来:他知道人生真实与虚幻的界限。知道怎样活着才是生命最真实的存在,才构成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知道哪些追求是人生的虚妄、幻象。由此,他的人生充满生命的热情与喜悦:珍视生活中那些自自然然的美好事物、美好的感情;由此,他的人生也充满自信与超然:面对古往今来的是非成败、进退得失,他有着沧桑过后的从容、洒脱、平淡……这种种情怀,通过结尾处的“一杯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两句诗,做了轻松的表达。杨慎在文学史上不是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文学家,但他的这首《临江仙》却广为传诵。究其原因,还在于这首诗有着由鲜明的艺术形象和深远的人生反思构成的丰富的思想情感内涵,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清初毛宗岗父子在修订《三国演义》时,要将这首词移置于《三国演义》卷首作为小说的开篇词,以及当代大型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也选它做主题曲了。
这首诗的背景是:明嘉靖年间的状元杨慎学问很高但官运不佳,被当时的嘉靖皇帝流放云南。
情感:(个人的坎坷遭遇让他羡慕一辈子与世无争的江上渔翁)对历史、人生的感慨叹息,对江上渔翁那淡泊超然情怀的追求
(个人观点)
《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的主旨是抒发作者对国家沦陷的悲痛之情,同时表现了作者漂泊四方的寂寞。整首诗直抒胸臆,通过上下片的对比,表达了作者对国家和人生的感叹。
《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
宋·陈与义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译文
回忆起当年在午桥畅饮的时候,在座的都是英雄豪杰。月光映在河面上,随着水流悄悄流逝,在杏花稀疏的花影中,吹起竹笛直到天明。
二十多年的经历就像一场梦,我虽身在,回首往昔却胆战心惊。闲来无事登上小阁楼观看新雨初睛的景致。古往今来多少历史事迹转瞬即逝,只有把它们编成歌的渔夫,还在那半夜三更里低声歌唱。
赏析
词的上片是忆旧,作者回想起自己的往事,在青年时期和各个“豪英”在一起把酒言欢的情景。作者通过对自然环境的描写,描绘出了一幅恬静的画面,将作者充满闲情雅兴的生活情景真实地反映了出来。
词的下片则是感怀,作者将自己如今的处境和往事进行对比,身世之感和家国之痛油然而生。整首诗通过对旧以前生活的回忆,抒发了北宋亡国后深沉的感慨。
这是一首感旧怀人的名篇,当为作者别后怀思歌女小苹所作。词之上片写“春恨”,描绘梦后酒醒、落花微雨的情景。下片写相思,追忆“初见”及“当时”的情况,表现词人苦恋之情、孤寂之感。全词怀人的月时,也抒发了人世无常、欢娱难再的淡淡哀愁。
这首词通过回忆在洛阳的游乐来抒发作者对国家沦陷的悲痛和漂泊四方的寂寞。以对比的手法,明快的笔调,通过对旧游生活的回忆,抒发了北宋亡国后深沉的感慨。寥寥几笔,勾画出来的自我形象相当丰满。出自宋代陈与义《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
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释义:回忆当年在午桥畅饮,在座的都是英雄豪杰。月光映在河面,随水悄悄流逝,在杏花的淡淡影子里,吹起竹笛直到天明。二十多年的岁月仿佛一场春梦,我虽身在,回首往昔却胆战心惊。百无聊赖中登上小阁楼观看新雨初睛的景致。古往今来多少历史事迹,都让渔人在半夜里当歌来唱。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这首词大概是在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或六年陈与义退居青墩镇僧舍时所作,时年四十六或四十七岁。陈与义是洛阳人,他追忆二十多年前的洛中旧游,那时是宋徽宗政和年间,天下还承平无事,可以有游赏之乐。
其后金兵南下,北宋灭亡,陈与义流离逃难,艰苦备尝,而南宋朝廷在播迁之后,仅能自立,他回忆二十多年的往事,百感交集,不禁感叹今昔巨变,写下了这首词。
赏析:
这首词是作者晚年追忆洛中朋友和旧游而作的。上片写对已经沦落敌国之手的家乡以及早年自在快乐生活的回顾。下片宕开笔墨回到现实,概括词人从踏上仕途所经历的颠沛流离和国破家亡的痛苦生活。
结句将古今悲慨、国恨家愁,都融入“渔唱”之中,将沉挚的悲感化为旷达的襟怀。此词直抒胸臆,表情达意真切感人,通过上下两片的今昔对比,萌生对家国和人生的惊叹与感慨,韵味深远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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