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躁症患者死了最好（躁郁症患者的两极人生）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32期，原文标题《躁郁症的两极人生》

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六区病房主任王雪在与病人交谈

记者 黄子懿

实习记者 李秀莉

摄影 肖予为

放大的自我

“我可以当歌星的，你信不？”22岁的姑娘田甜问道。她头发散乱，眼神却很坚定。还没待我反应过来，她就说：“不信我给你唱一个。”随即就是一曲李玉刚《新贵妃醉酒》里的“爱恨就在一瞬间，举杯对月情似天”，她唱得很投入。

“我还可以走模特步，你信不？要不我给你走一个。”田甜一边说着，一边作势准备脱下外层的衣服，在一个走廊里迈开步子。被我和摄影记者拦住之后，她念叨着：“我也能当记者的，真的，不骗你。”

这并非某个选秀或培训现场，而是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的六区病房。住在这里的，都是患有抑郁症和躁郁症的病人，田甜是其中之一。2015年，她读高二时辍学，回家后出现反常，会在半夜3点就起床洗头，反复对人说有人来给自己拍照；她在纸上写下宣言，说要去美国。她还整夜通宵地读书，每天只睡3小时仍不觉得累。她胡言乱语，对妈妈说：“你是魔鬼，为什么变成我妈妈的样子，还穿她的衣服！”家人带她看了很多医生后，半月前送来急诊。两周过去了，显而易见地，她的状态仍然比较兴奋。

“她目前还是处于躁狂状态。”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六区病房主任王雪说。田甜患有躁郁症，即狂躁抑郁症，专业术语为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下称“双相”）。这是一种复杂的抑郁症类型，患者状态像是起伏不定的山峰，抑郁外还有躁狂。“抑郁症只有一极，情绪低落、精力减退，而躁郁症还有另外一极，即躁狂发作，其状态基本跟抑郁完全相反。”

王雪主管的六病区全是女性病人。从病房通往外面世界的距离不到50米，却要经两道门，她和同事得小心翼翼保管钥匙，在每次进出后锁门。病区住院的约60个病人中，躁郁和抑郁症患者大致各占一半，两种病人并不分开，共处一室。医院以前尝试过把躁郁症患者放在一间病房，“结果她们互相老打架”。

躁狂状态有三大表现：情感高涨、思维奔逸、意志活动增强。王雪说，很多病人情绪精力饱满，精力饱满，甚至几乎整夜不需要。同时语速飞快、观念跳转，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能做好多事情。曾有一个33岁的病人，住院后就管理起了同房病友，拔掉了病友的输液针，说“她不该输液”；后来她还列了一份计划书，用工整的字迹写着未来三年的目标：阅读2000本书、拥有上千万资产、拥有上千万人的团队、要精通房地产与汽车制造业等，一共15条。

来这里前，我本以为病房氛围会是压抑的，躁郁症患者也更难管理。王雪却摇了摇头，说“很有意思的”。作为医生，她有时会被躁狂发作的患者情绪感染，他们眼神明亮，热情洋溢，“不知为什么莫名其妙地高兴”。看抑郁症病人时，医生问上十句，有时病人才能说上一句。而躁郁症患者，很多时候只需要“稍微引导一下”，患者就会主动说上十几分钟。

一次，王雪问一个来看病的胖姑娘：“你有什么爱好吗？”姑娘就像田甜一样唱起了歌，完了还说喜欢跳舞，“我还能劈叉呢”，当场在诊室表演劈叉。每年逢年过节，医院会组织病人联欢会，躁郁症病人排演的节目总是最好的，“特别能带动气氛”。医患关系本需保持距离，病人却表现得跟她很亲昵。有时她查房，不时就有一个病人扑上来：“啊，我要抱抱你，我特别喜欢你。”出院时，一些病人还会主动留下****：“咱俩以后常联系。我有一个公司，来我这儿上班啊！”

还有一次，王雪带十几位实习学生来病房参观。一个躁狂病人见人就兴奋起来，召集他们到公共区域，当场发表演讲，滔滔不绝大谈国内外大事，要求每个学生站起来发言，“不发言不准走”。学生当场惊了，王雪就说：“现在知道什么是躁狂了吗？不用对着书本看了。”

在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主治医师唐志雄看来，躁狂状态就是一个“放大和夸张的自我”。“抑郁是无限缩小的自我，而躁狂就是反之。”在这种状态下，人的能量、精力与想象都被调动与放大起来，“就会觉得‘我很有钱、有权或者有才，能做很多事情’”。他以近期的“国航监督员”事件举例，觉得对方就是典型的躁狂发作，“对自我的认知夸大并将其行为化了”。

在国家对精神疾病的管理体系中，躁郁症与精神分裂症属一样，同属于重性精神疾病，严重程度高于抑郁症。而从症状表现来看，躁郁症与精神分裂症还不一样，“精神分裂症的思维、情感和行为是紊乱的，常人很难理解，但躁狂患者的这三者都是协调的。”王雪说。

抑郁症患者在病房内，她们平均每人在此住院一个月

龙华常常晚上不睡觉，写工作计划书，洋洋洒洒几千字一气呵成；他还临摹苏轼、辛弃疾等人的豪放派诗词挂在床头。他家在上海，喜欢足球，就直接去上海申花队基地要求加入，被拒绝后买几条中华烟给门卫。他每天西装革履出入高档场所，见人只说英文。甚至有一次，他在咖啡厅想去洗手间，就让服务员帮他看一下包，回来后转手给了服务员1000元小费。“确实做过很多荒唐的事情。”龙华说，这状态持续有半年，他当时并没意识到这是病。

北京首钢医院精神科医生宋翠林说，躁郁症病人处于躁狂状态时，常自己感觉特别好，甚至“不认为那是病”，医生问诊时一般都要参考家属的描述。“患者处于躁狂期时，大多是家属发现问题才来就诊的，只有抑郁时才会主动找医生。”王雪说，通常躁狂期不会太长，大多短于抑郁发作病程。躁郁症终究是躁狂和抑郁起伏相依的，可交替循环发病，这才是躁郁症的本质。

两极间沉浮

在龙华的记忆里，2000年那次是最厉害的一次躁狂发作。在彻底被击垮之前，他更多以一个年轻才俊的形象示人。2002年，龙华进入一家外企做销售，不到3个月业绩就是全公司第一，个人业绩占整个公司七成。领导非常赏识他，2004年派他到国外培训，2007年任命他为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年薪15万元。刚到北京时，招聘、培训、市场开发、客户关系，龙华很快获得北京同事认可。“那时候状态特别好。”龙华说。

躁狂有程度之分。在医生眼里，这可能是一种轻躁狂状态，即躁狂轻度发作，表现为心情愉悦、思维活跃、有创造力而精力充沛，却没到反常程度，甚至反而会在学习工作和专业领域展现更强的竞争力。一位曾有过三次轻躁狂状态的病友描述，轻躁狂是另一番景象，“好像伴随着欢快的音乐”。王雪甚至曾遇到一位病人，高考时正赶上轻躁狂发作，超常发挥拿了高分。上大学后，这位同学陷入抑郁，就问王雪能否开药将她调至轻躁狂状态。“压根没有那种药。”王雪只好回应说，轻躁狂状态不能持久，如果缺乏恰当治疗，甚至会变成严重躁狂或转为抑郁。

躁郁症有其分类，按照抑郁与躁狂的程度与时间，大致分为双相I型障碍与双相II型障碍。I型表现为躁狂发作+抑郁发作；II型则是轻躁狂发作+抑郁发作，躁狂程度较轻，以抑郁为主。王雪说，躁狂症状要持续时间要达7天，明显影响社会功能，才能诊断为躁狂发作，而轻躁狂发作只需4天病程。

人的能量是守恒的，持续地兴奋躁狂后，终会迎来抑郁的低潮。龙华的好状态没有持续太久。来京4个月后，他抑郁发作，把药量加大4倍，直至身上出了红疹也没有好转。他撑不下去了，电话告知领导说想回上海。领导挂断后给他发短信：“你在搞什么？”回上海住院治疗2个月后，他选择辞职。当时，公司已传出关于他病情的流言，“同事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那并非龙华第一次抑郁发作。1999年，还在读大学的他某天正在实习，突然感到头部昏沉、思维减慢、行动乏力。他不敢说话，也不敢直视别人的眼睛，睡眠陷入紊乱。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医生诊断为抑郁症，就给他开了抗抑郁药物。龙华只吃了4天，就觉得“脑子里有一股力量要往外喷”，由此有了那次“最厉害的躁狂发作”。

在医生的眼里，这就是“转相”——由躁狂转抑郁，或是从抑郁转躁狂。转相可能是疾病的自然病程，也可能与药物治疗有关，例如使用抗抑郁药物引起的抑郁转为躁狂，医生习惯称之为“药源性转躁”。这是判断患者病症的关键，也是诊治的一个难点。多数病人是在抑郁期求医，被误诊为抑郁症的风险很高。

也有病人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唱歌的女生田甜2015年发病后，父母就将她送医，先后两次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服用的也是精神分裂症状的药物。2019年，田甜觉得效果不好，自行停药。此后病情反复恶化，说自己在天上飞，在水里游，然后离家出走。碰见我时，她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我父母本来都死了，后来又被天主给救活了，不信你去翻死亡记录。”

一项2007年的统计显示，在欧美，双相患者从首次发病到确诊平均约需5～10年。“精神疾病成因很复杂，医生的所有治疗都是对症治疗。患者出现某些症状，我们就用相应药物来控制症状，无法从根本上对因治疗。”王雪说，这是目前诊治的一个困境。

“比如双相II型看着特像抑郁症，但按照抗抑郁治疗，有时候怎么治都不好，这时候医生可能就要调整诊断。”唐志雄说。还有的病人，药物吃着吃着就转相了，觉得自己痊愈了，发短信打电话，热情地向医生表示感谢。医生这时候却会想“坏了，可能是要转相了”。

而相较于抑郁症，躁郁症的复杂性、复发率、自杀率都更高，对自身与周围的杀伤力更大。据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境障碍科主任方贻儒估计，躁郁症终身复发率高达90%，高于抑郁症的80%。国外研究发现，其患者中约有20%～40%曾有过自杀行为，自杀风险是普通人群的10倍。躁郁沉浮间，人的状态像是一条上下起伏而延绵不断的曲线，而这条线，随时都有折断的可能。

20年来，龙华已记不清自己复发过多少次了，“病情反反复复，30～40次是有的”。他说自己发病20%是躁狂，80%是抑郁。缓解状态最多持续半年，只能利用这半年拼命工作挣钱。2002009年整整两年，他因抑郁几乎全在床上度过。疾病让他无法全身心工作，磨平了锐气，生活没了亮色。

“双相患者一旦转抑郁，体验感会很差。”王雪说，躁郁症患者的抑郁程度不一定会比单相抑郁更高，但心理落差会更大。巨大的情绪波动下，暴力与自杀会成为一些患者的选择。2007年，一次与家人争吵后，龙华来到黄浦江畔，望着滚滚江水想跳下去，但脑子里另一个声音告诉他：“人世间来一趟不容易，至少要尝试所有治疗方式。”龙华没有跳下去，此后辗转全国各地医院看病，还常与国外病友交流，但多年来仍不见好转。“就是治不好啊，国外也是吃那些药。”

有些医生说他是双相I型，更多的人说他属于双相II型。至今也没人能说清楚龙华所患何病。对这类久病难愈的病症，有医生称之为“难治性抑郁”。王雪说，抑郁症很复杂，双相尤甚，在大类I型与II型之外，还有混合发作型、快速循环型等等，类别极为复杂，诊治手段也不一样。

“患者发作的类型千千万万，不是照着书上来的。有些是上午抑郁、下午和晚上躁狂，还有些就是躁狂抑郁完全交织在一起，昼夜不分，交替非常频繁。”王雪说，“经充分治疗的躁郁症是可控制的病情的，达到缓解期，恢复社会功能。而因为躁郁症这种复杂性和复发率，长期吃药就尤为重要。越是长期服药，病情越能稳定，复发风险越小。而药物治疗，只是抑郁症治疗里最基本的治疗。”

社会系统的支持

安定医院以诊治精神疾病见长，是全国最早的精神专科公立医院，王雪在此工作十余年。她说，早年住院患者中精神分裂症较多，2006年医院成立抑郁症治疗中心后，前来就诊的抑郁症患者增多，住院病房里，抑郁症和躁郁症患者的比例已超过精神分裂症。

中国抑郁症发病率在逐年增加。2019年3月，首次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调结果在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精神病学》上发表。这项研究显示，我国成人精神障碍12月患病率（指过去12个月的患病比例）为932%，高于此前多个调查结果。其中，抑郁症等心境障碍患病率为406%，仅次于焦虑障碍（498%），远高于精神分裂症等其他障碍（061%）。“以前也有，主要是这些年社会识别率和认知度高了。”王雪说，来看门诊的抑郁症患者越来越多，医院门诊量常常爆满。

在躁郁症门诊，来就诊的很多是青少年和学生群体。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情感障碍课题组负责人马燕桃曾对本刊记者表示，近年来中国躁郁症有个明显特点就是发病年龄提前，以前的高发人群年龄在25～40岁之间，现在至少提前10年。“有的孩子15岁，正处在从初二到高三的求学关键时期，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根据马燕桃的观察，“最近10年，在整个群体里，特别在中国社会，躁郁症发病率有迅速上升的趋势。”

唐志雄认为，这与青少年大脑还没完全发育成熟有关。“当这些孩子的神经还是易兴奋的、大脑还没完全建立起理性思维的防御体系时，就要受到来自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多方压力，很容易受影响崩溃。”唐志雄担心，10年之后，这可能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王雪则补充，发病年龄提前的一个隐患是“相较于老年病人，青少年抑郁症更容易发展成躁郁症”。

2015年，当时正在北京某公立中学上初三的同学文昕抑郁症病发。她说，这是因为学习压力过大。病发前，她在家长与老师眼里是典型的“乖孩子”。在同级300名的应届生中，她的成绩名列前十，考过年级第一，目标是以后能上哈佛大学。她对自我的高要求在升入高一后压垮了她。抑郁症病发后，文昕休学一年，因吃药转躁而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

文昕的很多压力源自家庭。他们一家是90年代来京打拼的新移民，没有北京户口，但靠着努力在这个城市扎根。“以前很怕犯错，希望孩子有好的前程。”文母说，小时候文昕一犯错，她就会厉声呵斥，导致孩子内心压抑，与父母关系也不好。文昕形容之前的家庭关系为“爸妈都很忙，冷漠而交流很少，一家人在家都不怎么说话”。

在抑郁症社群“渡过”创始人张进看来，抑郁症成因复杂，但大体可以分为生理、心理和社会支持系统三类，治疗也需要从这三大板块入手，具体方案因人而异。其中，药物治疗解决生理因素，是对抑郁最直接硬性的矫正，心理治疗解决内心冲突、提高认知能力，社会支持系统则是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的组成部分，营造良好疗愈环境。这是他患病8年后总结的经验。

而心理治疗价格高昂，并非每个患者都能负担。这种情况下，社会系统支持就更加重要。文昕生病后，父母意识到过往教育方式欠妥，陪孩子治病，走访各地疗愈。文昕病后情绪低落，不愿意吃药，文母就说：“这不是病，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文昕母亲如今非常感谢疾病，“不然家庭不会像现在这样有了温暖”。慢慢地，文昕走了出来，也不再以哈佛为目标。今年高三毕业后，她被录取到一所美国前50名的大学。

龙华发病时只有22岁，他没有那么幸运。由于抑郁时常发作，他换了几家公司后再也无法工作，离职时连工资都忘了讨要。他只有做兼职，先后摆过地摊，做过电话销售，每天发200多张传单，还帮证券公司开户。这些都没有底薪，但也不是朝九晚五。一旦抑郁发作，可以方便他停下来休息。

“我真的不怕吃苦的。”龙华说。有一次，他去建材市场拉客户开户，三天里走了无数路，脚上起了5个泡，有一个水泡在两个脚趾之间，疼痛难忍，他就用一张餐巾纸裹在两脚趾间。晚上回家后，他脱下袜子，发现泡破了，纸巾和皮肤粘在一起。他只好用力拉扯，却把整块皮肤都撕了下来。看到一瓣瓣血淋淋的肉，这个身高超过一米八五的大男人哭了。

然而即便是这样，龙华还要被父母说“好吃懒做”“怕吃苦”，14岁的侄子都会问他：“舅舅你都40多岁了，怎么还不出去工作？”龙华父母是国企中层干部，父亲性格急躁，母亲则不能理解精神疾病。龙华想去做电击治疗，费用不菲，他问母亲要钱说想去看病，母亲就说：“你没病，别跟我说，你去跟医生说。”还有几次，母亲甚至会将他吃的药藏起来，不支持他吃药。直到今天，他依然常常需要在家里跟父母斗智斗勇，吵吵闹闹。“最伤你的话，却是从你最爱的人口中说出来的。”龙华说，“如果我的家人能够支持和理解，那么今天我这个病会不会好一点？”

“对精神疾病的歧视，其实不仅社会有，家庭内部也有。”王雪说，家庭支持很重要。她见过很多患者患病后，丈夫将其丢给娘家人，甚至提出离婚。还有很多次，她给病人开了药，病人愿意吃，家人却不能接受孩子得精神病的现实，对她说：“我家孩子没病，就是心情不好，爱发脾气，你为什么让她吃药，吃了这药孩子不就毁了？”

龙华前后吃过几十种药，那是他最倚重也是唯一能依靠的治病方式。他坚信疾病发病主因的生理性——他的家族有精神病史，爷爷“文革”期间曾因此住院，父亲则性格极端。他觉得，自己成长经历平稳顺利，没有大的挫折和打击，却得了躁郁症，似乎只有生理遗传才能解释。“我真的没有做错过什么大事情。”龙华说，“我们只是大脑得了慢性病，跟高血压、糖尿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如今的他，主要在家养病，精力好时会为其他病友提供咨询。20年的患病和诊治经历，让他久病成医，成了病友圈里的小专家。在网络签名上，他写着：“苦过你的苦。”他一直以化名示人，对于那些勇敢站出来讲诉自己患病经历的病友，他内心钦佩，而自己则仍有顾虑。

“说实话，我没有那种病耻感，但是会有一种害怕感。”龙华说，虽然近年来社会对精神疾病的认知已提升很多，但多数人都无法体会到作为精神病人的压力，这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一个精神病人受到误解后，那种攻击和压力是很可怕的。”

有很多次，有病友咨询他，要不要给同事和朋友公开病情？龙华都会劝他们慎重，如果要辞职或请假，就直接找到单位一把手阐明原因，“一把手有时候是明事理的”。在家庭内部，也只能告诉最亲的几个家人。“毕竟我们还是病人，要学会保护好自己。”龙华对病友说。

（文中患者姓名均为化名。感谢抗抑郁公益组织“渡过”、郁金香阳光会的帮助）

周东丰

周东丰，女，现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生化研究室主任、中华精神科主任委员、中华精神科杂志常务编委、中华系列科普杂志《健康世界》编委，北京神经科学协会理。擅长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的治疗抑郁症的神经生化、精神内分泌、抗抑郁治疗的机理和精神药理研究。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20篇在国外杂志发表。

中文名：周东丰

国籍：中国

职业：教师

毕业院校：医学本科

代表作品：《健康世界》

性别：女

擅长领域：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的治疗

职称：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教授

主要经历

1970年医学本科毕业1976年进入精神病学领域1976年3月－1981年4月在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精神科任住院医师1981年4月至今在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工作，曾经担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生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所长助理、副所长、党委书记等职务1983年任主治医师、生化研究室副主任。1986年1月－1987年9月在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作访问学者1986年为副研究员1992年为研究员1992年任硕士生导师1993年任卫生部精神卫生重点实验室副主任1999年任博士生导师2004年评为教授1980年在北医生理教研室进修，在韩济生、汤健老师指导下学习并从事神经生化方面的研究，1981年后在本所生化研究室进行生物精神病学领域精神疾病的神经生化、免疫、内分泌以及精神药理方面的研究并同时开始了该研究室的日常管理和课题管理工作。

先后在成功生成氟哌叮醇抗体血清，并建立了氟哌叮醇血浓度放射免疫测定方法，在国内首先进行了精神分裂症病人氟哌叮醇血药浓度监测，协助临床药理室完成了氟哌叮醇临床药理系列研究，此研究于1993年获北医大科技进步奖。

1983年以来在本研究室陆续建立了血浆皮质醇和促甲状腺素放射免疫测定方法并建立了地塞米松抑制试验和TRH兴奋试验，在临床开展抑郁症和双相障碍神经内分泌研究。

1986年1月赴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精神药理实验室作访问学者，进行了精神药物以及电休克、胰岛素昏迷对中枢神经递质受体作用的研究。对接受抗抑郁药物治疗和电针治疗病人作了以上两项指标的测定。相继建立了利血平大鼠抑郁模型，大鼠电针治疗模型，研究大鼠不同抗抑郁处理对中枢神经递质受体的作用。利血平抑郁症动物模型鼠脑在不同季节脑神经递质、环核苷酸、钙离子、钙调素、P物质的水平，探讨季节性情感障碍的发病机理。

获奖荣誉

分别于1991年获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3等奖，1992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3等奖。1994年以来在精神分裂症方面，精神分裂症病人单胺氧化酶活性，氧自由基代谢酶SOD，NO，外周泌乳素和皮质醇水平及对帕罗西汀（选择性5－TH摄取抑制剂）激发试验的反应曲线，以探讨通过下丘脑－垂体调节内分泌功能的中枢5－TH和DA的功能；免疫功能测定，探讨精神分裂症病人中枢神经递质活动、代谢、内分泌功能、免疫功能特点及其与精神病理状态的关系和药物治疗的影响。此外在国内首次对精神分裂症散发病历和核心家系作了CCK－A1受体基因的研究，相关论文已经在国外杂志发表。1997年获吴阶平医学奖－杨森药学奖精神科一等奖。1999年发表的精神分裂症免疫、内分泌研究论文获中华精神科杂志优秀论文一等奖。

讲授课程

在医疗方面15年来在门诊侧重情感障碍的治疗，并兼对伴随内分泌障碍患者的治疗。在教学方面担任精神卫生系生物精神病学的有关课程，担任进修医师精神生化方面的课程，全国精神科师资班精神生化课程。

北京中医脑科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研究精神科疾病20余年。擅长治疗各种精神疾病。情感障碍及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精神分裂）、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情感障碍伴发精神行为问题、偏执性精神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睡眠障碍、双相情感障碍合并心理社会功能紊乱等精神障碍患者。温馨提示：临床上，常伴有抑郁症状、心境障碍症状、精神行为问题等心理症状和社会功能问题状态的精神障碍（妄想症、幻听症、双相情感障碍合并精神病性症状、精神分裂症合并精神病性症状、躁狂+抑郁双重精神病性症状，同时伴有心理问题；但这些躯体问题和心理问题并不都是精神病性症状，也不一定都是精神病性症状，因此需要医生根据临床表现进行诊断。”精神障碍伴有精神行为问题：抑郁和精神病性症状可能同时存在且症状较重，此时应综合评定患者在此两种状态下各方面的实际表现来确定为精神病性症状/精神行为问题/情感障碍/抑郁等复合临床症候群。

1精神行为问题是患者在精神、情感、心理和行为等方面出现的一种或多种症状的总称。

症状是精神病性症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出现的心理症状与行为问题可统称为精神行为问题。患者为一种或多种精神行为问题所引起。大多数症状与精神病性症状同时存在，但也有少数患者在抑郁、双相障碍或轻性忧郁症未发生精神行为问题时也可出现类似病情。常见症状有心境障碍症状（心境波动，易激惹或忧郁）、精神行为问题症状（过分依赖，自责，退缩或消极回避）、抑郁心境状态（精神活动减少，情绪低落，思维迟缓或反应迟钝，思维不够敏捷，兴趣减退，认知与行为异常，甚至有的病人发生自伤或自杀行为等）。此外，情绪改变也可出现在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中，但往往出现于单纯的抑郁状态或躁狂状态。

2躯体疾病通常会导致患者在情绪和行为上出现明显异常，而这些异常在精神障碍的心理评估中，往往可以被很好地评价。

但不能作为疾病诊断的唯一依据。临床上，许多精神症状的出现，可能不需要用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就能判定。而应结合病史、相关检查及影像学资料等综合考虑，确定是否为躯体疾病及相应的心理问题。例如：双相障碍合并躁狂或抑郁；偏执性心境障碍合并精神病性症状表现为双相不稳态发作；神经源性精神病的特征表现为偏执人格改变、双相障碍（即混合性精神疾病);双相情感障碍（即混合性精神疾病);双重性情感障碍（即混合性精神障碍）等。对上述复合临床症候群，应进行相应的临床心理评估来确定其具体症状、发作时间、严重程度等，从而确定是否需要进一步进行精神疾病的诊断。

3心理问题的患者有可能对健康产生威胁，但其精神症状并不足以使患者受到严重的伤害。

因此，临床医生应仔细评估患者的病情，并积极给予治疗和改善。因此，应当对病人进行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有下列疾病之一者，就应当给予积极合理的治疗：①躁狂发作：对于严重抑郁症患者或混合躁狂发作者，建议进行抗精神病治疗以控制症状，避免病情进一步发展。②抑郁症状：如果伴有抑郁症状者，建议先进行抗精神病治疗，避免病情进一步发展，否则应尽早采用抗精神病药物进行治疗，并应定期检查是否有精神症状。③轻躁狂：轻度躁狂发作时，患者可逐渐恢复正常，此时可以考虑使用抗抑郁药物进行治疗，同时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与心理治疗，患者可得到良好治疗效果。④偏执症：长期存在偏执妄想病史（例如因亲人逝世而变得更极端),以及伴有较多躯体方面症状，而病情又进展缓慢、容易复发的患者建议使用抗抑郁药物进行治疗，否则可引起不良后果。

双相情感障碍本身就容易复发，需要使用心境稳定剂维持治疗以防止复发。从您描述的病史来看，服药才一年多，目前还不能停药。如果患者不想继续服药，可以通过医生来劝导一下，最好再继续维持一到两年。

（姚付新大夫郑重提醒：因不能面诊患者，无法全面了解病情，以上建议仅供参考，具体诊疗请一定到医院在医生指导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