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

（这是许6569 小能熊365日写作计划第25篇文章）

具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是需要深深植根于生活的土壤中的，《呐喊》、《彷徨》作为鲁迅这位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所创作的经典之作，正是以独特而敏锐的洞察力观察社会，体验生活，反映生活，展示了病态的旧中国和旧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病态心理。知识分子阶层是推动一个社会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代表着一个社会民族的精神面貌。而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群体？在鲁迅的笔下这个群体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也被他的笔剥得体无完肤。鲁迅对知识分子问题产生极大的兴趣，并且倾注了十分的热情。在他笔的下，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被描绘的淋漓尽致。

一、苦闷彷徨、软弱动摇的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着眼于揭示他们的精神创伤与危机：辛亥革命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者命运，在期强大的封建压力下，像一只蝇子飞了一小圈，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中无辜消磨着生命（《在酒楼上》）；甚至“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借此“复仇”，虽“胜利”了，却又“真的失败了”（《孤独者》）；

《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的魏连殳等人物形象，他们是从辛亥革命以前至五四运动前后出现的知识分子，是作者曾经寄予希望，曾经在他们身上探索和寻找革命力量的人物。但他们，却没有给作者带来最终的希望。

吕纬甫年轻时曾和“我”同去城隍庙里拔神像的胡子，和别人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时竟至于“打起来”，可见他早年的激进。但当“我”在酒楼上与他重逢时，他却一再宣扬自己的“敷敷衍衍，模模胡胡”：奉母亲之命回乡来迁小弟的坟，明明已经找不到遗骨，却将原葬处的土胡乱捡些装进新棺材，煞有介事地迁走；……他甚至甘愿给富家子弟教《孟子》和《女儿经》……吕纬甫的这种种“随随便便”，表明在他思想中已完全解除了自己民主主义的武装，反抗和摇撼封建社会的念头，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对未来的前途觉得浑沌一片，茫无头绪。

当吕纬甫变革社会的志向受到困境重重围困的时候，他感受到了理想的幻灭，理想幻灭后的生存何以为继？吕纬甫不知道，鲁迅也不知道。吕纬甫完全丧失了探索勇气，也放弃了对于真理的追求。但他对自己沉溺在这种消沉和灰暗的精神世界中间，又感到伤心和悔恨，不断重复着强烈地谴责自己，承受着内心彷徨而颓伤的痛苦，精神上的无所依赖只能使生命在庸碌中度过。这也正是鲁迅小说中对于人的精神创伤与病态的无止境的开掘，其内向性展露无遗。它是显露灵魂的深的。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对社会、人伦的绝望异化为对世俗的遵从，以孤僻的形象独异于庸众之中：愤世嫉俗的魏连殳无奈经济上的困顿，在连买邮票的钱也没有、已经求乞的时候，他交上了“华盖运”——当上杜师长的顾问，月薪现洋八十元。对此，魏连殳这样看：“我失败了。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现在知道那并不，现在才真是失败者了。”“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而他的胜利，是他以牺牲灵魂为代价，用精神堕落的复仇方式，打败了把他逼上绝路的人们。但是他觉得生不如死，所以，他终究只有以死来再次否定那败退的自我：“到入棺，是连殳很不妥帖地躺着……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由于他们的个人奋斗，他们在精神上承受着的，是一种“无语”的苦痛。

《在酒楼上》和《孤独者》是被安置在旧的革命风暴已经过去而新的革命风暴尚未到来的黑云重压的时代背景上。鲁迅的目的正是要打破“瞒和骗”，逼迫读者与他小说的人物，连同作家自己，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这样，他的小说实质上就是对现代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灵魂的大考验，鲁迅称之为“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其实最深刻地显示了他的小说的现代性。鲁迅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社会。他确实残酷的鞭打着人的灵魂，但他并不以拷问自身为目的，更从不鉴赏人的精神痛苦，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忍从，他的最终指向是“绝望的反抗”：对于社会，更是对人自身的反抗。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思想和精神上分明地体现着那个时代必然会有的徘徊与彷徨：一方面，他们自身与社会传统有着悲剧性的对立，这构成了上述的第一重困境，同时他们自身与这个社会传统也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正如汪晖先生所说的：这类知识分子早期思想中的孤独感和寂寞感来自对自我与社会的分离并高于社会的自我意识，充满着先觉者的优越感和改造世界的激情；而在经历了重重的社会逆动、生活挫折后产生的孤独感和寂寞感却更多地来自意识到自身与历史、社会、传统的割不断的深刻联系，即意识到在理论上与社会传统对立的自我仍然是这个社会的普通人，从而浸透着一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特有的“负罪感”和由此产生的蕴含丰富的悲剧情绪。也就是说，在社会进程中他们只是处于“中间物”的地位，自身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独立出来的自我不仅不是振臂一呼聚者云集的英雄。处于这种两难的尴尬地位的知识分子，充其量也只能起到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更甚者，他们对思想启蒙所起到的影响或许只近于“无所作为”。

二、片面追求个性解放、个人自由的知识分子形象

“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子君和涓生，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宁与幸福，既无力抵御社会经济的压力，爱情也失去附丽，只能又回到旧家庭中（《伤逝》）。

子君和涓生，是一对年轻的恋人。经过一个时期的恋爱之后，同居不到一年，感情就破裂了。结果，子君回到了原先那充满威严和冷眼的家，涓生回到了原先那充满寂静和空虚的会馆。直到最后，子君被吃人的旧社会毁灭，涓生却还是不知道怎样跨出那新的生路的第一步。

这是一对受到“五四”新思潮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他们曾经是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家庭的勇敢的叛逆者。这种反封建的精神、勇气和毅力，是得到了鲁迅的肯定的。但是家庭的建立，幸福的到来，反而成了他们不幸的开端。社会的压力，经济的威逼，使他们的爱情很快失去了光彩，并最终于以悲剧告终。《伤逝》并非着力于涓生与子君失败的爱情，而是深入到人性的深层，以涓生的自白写出对于爱与不爱的两难选择，写出相爱的人之间“真的隔膜”。在这里鲁迅的目的依然是要打破“瞒和骗”，逼迫读者与他小说的人物，连同作家自己，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鲁迅揭示人的精神病态，亦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社会。他残酷的鞭打着人的灵魂，并最终指向了“绝望的反抗”：对于社会，更是对人自身的反抗。

子君娴静、温存而又纤弱，不慕名门，不求显贵，她渴望自由，渴望相互尊重。她并不怎么了解外界的生活，没有经受过风雨的锻炼。当一线光明照到她身上的时候，她的心灵就呈现了异彩。有人给她指出一条切实的道路，她就勇往直前地走去。她勇敢地反抗家庭、社会的束缚，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本来，子君连看一张秀美的雪莱像都会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现在，为了幸福家庭的理想，她不顾叔子不再认她做侄女。这是“五四”时期一个觉醒了的中国少女的可爱形象。

涓生，他接受新思想比较早，也比较多，但是，仍然生活在寂寞和空虚之中，没有真正说得上勇敢的行动和追求。这本身就显示了他身上有着当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怯弱。为了爱情，他开始反叛自己所处的环境。但他的怯弱，顾虑，让他在别人的反对和阻挡面前，常常失去自制的力量，一不小心就“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他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在和黑暗社会的最初交锋里，他就不如子君那样勇敢、无畏和坚强。

婚后的子君，极力想维持小家庭的存在，终日埋头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结果，精神空虚，思想狭隘，“已经忘记了人生的全盘要义”。她把轻易不吃的羊肉喂给小叭儿狗“阿随”；为了油鸡，与小官太太争吵、暗斗，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女性变成了庸庸碌碌的家庭奴隶。同时，她慢慢地发现了和子君之间无法弥补的裂缝。她拼了命的想保住已经死去的爱情，终究还是失败了。涓生说“我已经不爱你了”，绝望的子君终于离家出走了，回到了她曾经毅然走出了的封建专制家庭中去。子君当初是在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思想指导下，靠着爱情的力量冲出了封建家庭的樊笼。但是，光靠个人爱情的力量是无法逃脱封建势力的魔掌的，以至连个人的温饱也无法求得解决。她终于又被旧势力抓了回去。

涓生婚后不过两星期，就觉得对子君的热情淡漠了。失业的打击，使涓生开始苏醒过来，他“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人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的。世界上并非没有为了奋斗者而开的路。”他要振作，但却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个人奋斗的幻想上，企图通过个人的奋斗，获得个人的解放。为了求得解放，他登小广告寻求抄写和教书的工作，写小品文、翻译书稿。他幻想着生活的路无限宽广。他拼命挣扎，力图摆脱困境。然而，人生的路千万条，却没有涓生的生之路：“小广告”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应；小品文登出来了，仅仅收到五角钱的书券；5万字的译文没有下落，一切求援的书信都无回音……”涓生终于决定放弃子君了，因为他认定是婚姻毁了他的生活，虽然他知道放弃子君，等于杀了她。但他还是固执地向子君说出绝情的话：“……况且你已经可以无须顾虑，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实说；是的，人是不该虚伪的。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

在这里，鲁迅揭示出一个深刻的思想：知识分子如果把自已的奋斗目标仅仅局限在追求个人出路的狭小圈子里，仅仅凭着个人奋斗的微弱力量，是决然冲不出封建势力的樊笼的，是找不到一条生路的。在冷酷的现实的逼迫下，涓生错误地把堕入困境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子君，但在强大的黑暗势力的压迫下，涓生固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私自利思想彻底地暴露出来了。为了自己，他竟把子君送回了宗法社会那个大牢笼。子君含恨死了。

《伤逝》写的是司空见惯的凡人凡事，却写尽世态炎凉、人心隔膜，让人充分感知世态人情。同时，又因为能揭示灵魂的深，写出了人生永久的悲哀，所以让人如听鸱枭的“真的恶声”，从麻木的生活中惊醒。鲁迅写子君的遭遇，就是对那罪恶的旧社会的强烈控诉和抗议。子君死了，旧社会固然罪孽深重，但不能说涓生没有责任。鲁迅写涓生的内疚，悔恨，悲哀，固时也是对涓生行为的严厉遣责和批判。这种批判的深度在于鲁迅让人们从涓生身上看到，年轻的知识分子不能再迷恋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了，不能再走个人奋斗的道路了。

子君与涓生的恋爱悲剧在那个年代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充分的证明：任何离开群众的、集体的斗争，单凭个人主义的力量去争取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必然是要失败的；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等问题是不能离开整个社会的解放问题而单独解决的。

鲁迅终其一生都在探问人生存的“真相”，他的小说与五四时期的激进、热情、感伤不同，而透出一种内心的苦的寂寞与苍凉，显示出深厚的哲理意蕴。也正是由于重视挖掘和表现文章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题材深入到人的精神领域，渗透着人生的某些永恒的命题，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洞幽显微的艺术境界。

三、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形象

《呐喊》中的《孔乙己》集中代表了深受科举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形象。小说的核心是孔乙己与酒客的关系，作为“被看者”的孔乙己（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与主观评价（自以为是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君子”，“清白”而高人一等）与他（们）在社会上的实际所处的“被看”（亦即充当人们无聊生活中的“笑料”）地位，两者形成的巨大反差，集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与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谬性。作家创造性地以酒店里的“小伙计”充当叙述故事的角色。用细腻的笔描写了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

孔乙己是一个始终没有考上秀才的老童生，穷愁没落，最后悲惨地死去。人物出场的第一句描写“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的穷酸、迂腐，都体现在这个出身下层社会的老童生的身上。他读过书，但是没有爬上去，不能依靠所学的知识来过活，那就必须用劳动来谋生。可是封建教育不但与劳动相脱离，而且还教育人们轻视劳动，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体力强的人，也不愿意劳动；不劳动就不能生活，自然越过越穷，弄到将要讨饭的地步。但讨饭抛头露面，太不光彩，孔乙己自然不愿意干，所以就只好偷。可是他还是不愿意放下读书人的架子，还觉得读书人无论如何应该比普通人高一等，处处要显一显自己的身份，卖弄一下“学问”。

既是穿长衫的，理应“踱进屋里，慢慢地坐着喝酒”。可是孔乙己却不能够，他只能跟短衣帮一样，在柜台外站着喝。他没有丝毫的社会地位，是可悲的。既然穷到这个地步，理应把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脱下来，走进短衣帮的人群里。可是孔乙己又不承认自己的没落，还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处处要摆读书人的架子。这种又穷又酸的性格，正是人物的内在矛盾、本质特征的表现。作者抓住了它，可以说是抓住了人物的“灵魂”。

孔乙己因为穷到毫无办法，便经常偷，他甚至连书也偷了。当人们揭发他、讥笑他时，他还说什么“君子固穷”，他的迂腐可见一般。这个细节描写，生动而深刻地刻画出孔乙己穷酸、迂腐，死要面子的性格特征。

孔乙己有着读书人的骄傲与自负，当人家故意跟他开玩笑，诘问他：“你当真识字么？”他便“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鹤立鸡群的神态又流露出来。这正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在这个已经走上穷途末路的读书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但是，孔乙己越显出看不起人家的样子，人家就越要讥笑他，说：“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于是“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的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点不懂了。”孔乙己虽然沦落到这样的地步，但是他对于封建文化教育的毒害，还是没有任何认识，仍然不能忘情于科举，把自己考不上秀才，当成生平最遗憾、最丢人的事。人家讥笑他偷东西，他还能涨红了脸，想法辩解，可是当人家讥笑他“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时，他连争辩也没有力气，脸上立刻失了神色，话也说不清了。这也正是他的可悲之处。

孔乙己的悲惨命运无法避免。他最终因偷了举人的东西，被打断了腿。他最后一次在酒店门前出现，是“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坐着手走路。让人目不忍睹。这可以说是鲁迅对封建文化教育和科举的更进一步的沉重控诉。孔乙己的腿是被丁举人打断的。打断腿而致孔乙己于死命，刽子手不是别人，是丁举人，他是封建文化教育、科举制度侵润出的代表人物。在这个制度之下，爬不上去，就活该倒霉；爬上去的，就作威作福，可以随便置人于死地。这的确是一种残酷的制度，吃人的制度。

孔乙己被打成这样，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同情。掌柜的第一句话是：“你还欠十九个钱呢？”接着的两句话是：“你又偷东西了”。“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呢？”周围的人发出的，也还是一片笑声。这完全是一个吃人的世界。封建社会不仅毒害了孔乙己，把他造成一个十足的废物，而且还戕害他的身体，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甚至连他的精神也残害了。周围的人还要继续摧残他，凌辱他，把他的痛苦当作取笑的材料。由孔乙己的身上，鲁讯对封建社会、封建文化教育提出了深深的控诉。

在人们的讥笑声中，他只有恳求，没有愤怒，自然更谈不上反抗。他所关心和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自己的身份。封建教育已经毒化了他和每一个细胞，他至死也没有任何觉悟的表现。孔乙己是即将崩溃的封建社会的一个典型人物，他的穷酸、迂腐在作者的笔下就这样直突突的呈现在众人面前。作品正是通过他的性格、命运，来揭露封建教育的极端腐朽性，控诉这个制度毒害人、戕害人的罪恶。

四、敢于解剖自我、正视自我的进步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小说中“我”的形象，其实既是鲁迅先生对自己的解剖，也是探索知识分子出路的艺术表现。

《故乡》中的“我”当年被“聚族而居”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农村社会所挤压，不得不离本乡、“逃异地”，到现代都市去“寻求别样”的出路。二十年过去，依然在为生活而“辛苦辗转”，却失去了精神家园。此番归来，正是为了寻梦：那“儿时时时记得的故乡”不过是心象世界里的幻影。“我”由希望而绝望，再度远走，内心的挣扎与无路可去的纠结深深的体现在了文章的文字背后。

《祝福》中的“我”是一个有进步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已不再存有《故乡》的主人公那样的奢望：“我”既明白故乡的一切没有、也不会变，又清醒于自己与鲁镇社会的不相容性，早已“决计要走”：“我”注定是一个没有家的永远的瓢泼者。但小说却出乎意外地安排了“我”与祥林嫂的会见，把两个故事联结了起来；而且让祥林嫂于无意中扮演灵魂审问者的角色，作为知识者的“我”则成了一个犯人，在一再追问下，招供出灵魂深处的浅薄与软弱，并终于发现自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我”的最后再离去，就多少含有了对家乡现实所提出的生存困境的逃避的性质。

《在酒楼上》里“我”有一段自白，特别引人注目：“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这里所表现的是一种更深沉的无家可归的悬浮感，无可附着的漂泊感，它即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乡土中国”“在”而“不属于”的关系，更揭示了人在“飞向远方、高空”与“落脚于大地”之间选择的困惑，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冲决与回归”、“躁动与安宁”、“剧变与稳定”、“创新与守旧”……两级间摇摆的生存困境。在这背后，隐藏着鲁迅内心的苍凉。

但鲁迅对自己又对这样的绝望提出了质疑：他在宣布“希望”为“虚妄”的同时，也宣布了“绝望”的“虚妄”。于是，在“故乡”的结尾，那“一轮金黄的圆月”又作为理想的象征重新高悬，并且激发出新的奋进，相信“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这“走”正是对世界与自我双重绝望的抗战。鲁迅的好几篇小说都有类似的结尾：《在酒楼上》里，“我”告别了吕纬甫。“独自向自己的旅馆走，寒风与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孤独者》中“我”离开了魏连殳的死尸，“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鲁迅的小说往往在结构上有一个“顶点”：或是情节上人物的死亡，或是情感、心理上的绝望；又反弹出死后之生，绝望后的挑战，然后戛然而止：这当然不是纯粹的结构技巧，更是内蕴着“反抗绝望”的鲁迅哲学和他的生命体验的。

30年代鲁迅在谈及自己的著作时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呐喊》与《彷徨》作为知识分子活动载体的两本小说集，实现了小说题材的突破和深化，他一改传统小说注重情节，描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藩篱，直面惨淡的灰色人生，转向写普通人的平常事，刻画“老中国的儿女”的灵魂，在这里，有模模糊糊地生活着，教着“子曰诗云”的现代知识分子吕纬甫；有片面追求个人解放的涓生子君；更有被视为乞丐一样落魄的知识分子孔乙；还有一直在希望、绝望中辗转、挣扎的“我”……他们上演着一个个“几乎无事的悲剧”，却让人读后心情沉重，发人深省。魏连殳在祖母逝后孤独的长嗥，涓生与子君无疾而终的爱情，“我”“离开—归来—再离开”的纠结与挣扎……无不让人心有戚戚焉！

文学史家钱基博先生议论鲁迅小说时说：“树人著小说，工为写实，每于琐细中见精神，读之者哭笑不得。”琐细中见精神，是因为能将现实写得真切，写得入木三分。他创造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桎亡中国的民族性”，并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文学。他与20世纪的所有的世界杰出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一样，在关注本民族的发展的同时，也在关注与思考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但对于他的时代与民族，鲁迅又是超前的。他因此无论身前与身后，都不能避免寂寞的命运。我们民族有幸拥有了鲁迅，但要真正理解与消化他留给我们的思想文化遗产，还需要时间。

       之前，一个到外国留学的中国女大学生因为把辱骂自己父亲的聊天记录发在网上一事，被网友热议。大家在谴责这名女大学生的同时，也不禁疑惑：这位女学生的父亲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生，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为什么会养出那样一个“白眼狼式”的孩子？

       其实，我认为这和家庭教育有一定的关系。一般来讲，升米养恩人，斗米养仇人，对孩子也是一样。父母爱孩子是对的，是人之本性，人之常情，但是过度的爱，就是溺爱，是有害的。从这名女学生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知道，女学生的父亲把自己大部分的工资都给了孩子，显然是对她非常好的。但是当这名女大学生的要求没有被父亲满足的时候，她便辱骂父亲，并且将此事发到网上，好像那不是爱自己的父亲，而是仇人一样。           

       一朵花如果一直生活在暖房里，那么一点风雨被能将它摧毁，同理，如果一个人的愿望一直被满足，那么当有一天他的愿望不能被满足的时候，他就会感到很难受，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来。

       我们不能说造成那个结果一定是家庭教育出了问题，但是家庭教育确实是很重要的。都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来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幸福的童年和好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上面这个故事里的父亲，虽然他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是并不代表他就能教育好孩子。学校提供的教育课程里面也没有家庭教育这一门课程。

       我认为好的家庭教育应该是汪曾祺先生对孩子的教育，他有一篇文章《多年父子成兄弟》里面就提到了他的父亲对他的教育，和他对自己儿子的教育。他认为，父子间处得像兄弟一样，彼此理解和尊重，才是最好的教育。

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分析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下面是我整理的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分析，希望对你有帮助！

　摘要 ：鲁迅是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作品大多是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抨击封建思想对人民的荼毒。他的主要作品有小说集《呐喊》、《彷徨》等等。在这些作品中，鲁迅或多或少地都塑造了一些知识分子形象。

　关键词： 鲁迅现当代文学知识分子

　Abstract: Lu Xun is the founder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Most of his work is to expose the darkness of society at that time, he attacked the people of feudal thinking poison His major works include the short story collection "The Scream" and "Wandering" and so on In these works, more or less Lu Xun have created some intellectuals image

　Keywords: Lu Xun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一、前言

　鲁迅对于当时知识分子的观察是深刻的，细致的，全面的。他并没有把所有的知识分子塑造成同一张嘴脸而是根据所观察到的现象加上自己的艺术创作形成了几类知识分子的形象。在这些作品中的知识分子虽由于所受教育和自身经历各不相同，生命轨迹也不同，但结果都殊途同归，生活十分凄苦窘迫。比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和《白光》中的陈士成就能被划归为同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受着“八股取士”的毒害，认为人生是以考取功名为最高理想，完全是“范进”一类的旧式知识分子。而这样一类人在鲁迅所处的时代已经渐渐面临淘汰的局面了，背负着这种理念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惨淡收场。

　二、鲁迅所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

　(一)具有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形象。从秦初到清末，封建思想中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深深左右了一代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他们前赴后继地寒窗苦读数十载，就为了能够有朝一日参加殿试，一举夺魁，带着万人觊觎的“状元”之名荣归故里，光宗耀祖。即使在今天仍然有许多人抱着这样的观点。封建思想让孔乙己思维僵化，一切行为都有了纲式标准。而封建制度使得世态炎凉、人情淡薄是重重地推了孔乙己一把，加速了他的灭亡。在封建思想的长期影响下，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凡是没能中举的文人都是无用之人。所以“短衣帮”虽然受着孔乙己心中的轻视，但他们对于孔乙己的轻蔑却是一览无遗的。

　(二)具有革命意识的知识分子形象。如涓生、子君这般出生于反帝、反封建大潮中，并且接受着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对于未来总是怀抱着美好的愿景。他们热爱生活，充满朝气，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在子君眼中却仍有美丽之处。“她又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的紫白的藤花。”。子君的脸上时常带着笑涡，“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面对别人的指指点点“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当“我”和她谈起在家的长辈时，子君大声地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震撼人心的心声。

　(三)鲁迅对二种知识分子所持的不同态度

　1对旧式文人的态度。鲁迅在讽刺、批判的同时也流露出了对为制度所害的文人的深深的同情。当时社会只让知识分子走了一条路那就是“科举取士”之路。一旦这条路走通了，等待你的将是前程似锦的金光大道。但毕竟僧多粥少，能够取士成功的是凤毛麟角，而剩下的如陈士成这般的文人过着怎样的日子呢七个学童得知他的再次不中后“脸上都显出小觑他的神色。”连小孩都看不起他。而且因为一心想靠读书致富，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没有培养可以糊口的其他技能。因此“科举取士”之路实则是条不归路。不胜则只能终日家徒四壁。笔者认为如果有另一条道路存在，陈士成决不会整天挨饿受穷而不去想别的营生的。他也只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他的一生令人唏嘘不已。鲁迅将他的下场描写的如此凄凉一方面是为了加强抨击这种残害人的封建制度的力度，引起人们的警示。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这类无辜的旧式文人的怜悯、同情。

　2对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态度。“鲁迅先生对子君、涓生对爱情的'追求及争取胜利的斗争的极力赞扬、肯定。”他欣赏这样的一种为了能使社会更为进步而抗争的大无畏精神。但子君和涓生的悲剧也表现出了鲁迅先生对于向他们一样的青年一代为了变革所做出的牺牲的一种感叹、惋惜。他对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还是寄予厚望的。即使他们的革命之路还很漫长。他们必须同统治了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执行了这么久的封建制度作斗争。这样的“战争”一定是场持久战。但是这样有理想的青年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将来国家是否能向有益的方向发展就取决于这些青年人的努力程度了。

　三、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意义

　(一)为文学画廊增添新的人物形象。处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始终是鲁迅先生文学创作的一大重点。而从封建社会转向新社会这一过程在中国历史中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再加上鲁迅先生对于人物、人生的深刻体察和细致的观察，他所塑造的人物切实地填补了文学殿堂在这块儿上的空白。无论是革命立场不坚定的吕纬甫还是为了新生活而毅然战斗不畏牺牲的子君，抑或是受封建思想荼毒的孔乙己都是空前绝后的经典形象。

　(二)通过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来探索革命的出路。而鲁迅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民作家，他觉得有必要为国家的建设出谋划策。因而他从自身开始思考，作为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他能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呢从哪些方面、通过哪些途径做贡献呢鲁迅先生通过设置一个个不同的知识分子形象来探讨究竟哪类人才是真正有助于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的人群。而又是哪一部分人可以匡扶、纠正。而其余的知识分子是否能加以引导。使得这些知识分子共同努力早日唤醒那些沉睡着的人民共同剔除思想、文化中的糟粕部分，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不良的现状。

　(三)通过塑造当时的知识分子从侧面反映社会现象。鲁迅在刻画知识分子时，也同时反映出了以知识分子为辐射的关系网。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存在于社会中，自然会反映出人们对于他们的态度。知识分子同时也是“知识、文化”的具象化。从人民对于他们的态度就可以看出知识在这个社会中的地位。

　四、结论

　鲁迅用自己如聚的目光关注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并且用自己犀利的笔尖书剖析这一群人的生存状态。这恰恰说明了鲁迅对他们的命运所表现出极大的关心。他既不像有的评论家所说是为了表现自己“心灵的历程”，也非仅仅为了写出知识分子生活的痛苦和无告。他对知识分子问题显出很大的兴趣，对知识分子倾注巨大的热情，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参考文献

　[1]《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汪晖著

　[2]《鲁迅小说绝望与希望的对比结构》彭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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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的文化生产看上去跟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文化工业”的确有许多结构上 的相似，都具有大众性，都是大规模批量生产，都是由上而下地生产出来的。关键的区 别在于，一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 下的国家行为，以意识形态教育(或曰“洗脑”)为目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工业生产 出的大众文化产品也是要达到洗脑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不是文化工业赚钱 的目的，而是对大众的洗脑。此外，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文化和 精英文化或经典是泾渭分明的。法兰克福学派大师如阿都尔诺，就寄希望于经典和精英 文化，希望从现代主义精英创作的经典中激发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抗。而中国的红 色经典完全打碎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在批判传统经典、建立新经典的同时，对民间和 精英文化采纳了“古为今用”的实用主义策略。旅美学者张旭东从中国现代性发展线索 中看出某种“后现代性”，正是对中国现代性不同选择的文化发展的一种颇具后现代意 味的解读。(注：Xudong Zhang,“Postmodernism and PostsocialistSociety—Historicizing the Present,”in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 eds,Postmodernism and Chin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把红色经典与文化 工业和后现代相提并论，看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我们借此可以提醒自己，对文 化现象的分析解读离不开当时的特殊语境，而且红色经典在当代的再造，也的确是处于 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造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之中。 二、话语体系与情感结构 在思考红色经典的当代再造之前，有必要重新回顾红色经典产生时的具体历史语境， 尤其是红色经典本身乃是当时那个语境的主要制造者。当时是革命文化霸权的语境，建 立一个革命的话语体系是当务之急。1949年建国后，中国人口中文盲的比例占五分之四 ，文字改革、消除文盲任务急迫。中国政（论文库）府在50年代初推出了简化字方案、汉语拼音方 案，对中国语言作出了重大的革新和改造。简化字和普通话的推广是新的文化和话语体 系建设的基础。在更进一步的语义学和意识形态层面，则主要依靠革命文学作品尤其是 红色经典长篇小说和革命回忆录等。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随后衍生出一系列文化产品， 如改编成**、戏剧、连环画等。加上媒体宣传、学校的语文教育和博物馆、画廊、报 刊杂志的广泛配合，使新的革命话语体系逐渐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融入中国民众日常公共话语和个人话语的方方面面。红色经典通过语言建构的英雄人 物和负面人物以及他们的语言表述，如革命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警句格言等等，成为 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象征符号。根据毛泽(论文库)东的不同选择的现代性方案，消除文盲和改造思 想、建设“社会主义一代新人”是其革命建国战略的核心目标。 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情感结构和生活习惯等跟社会主流话语体系有密切关联。据英 国学者雷蒙·威廉姆斯的研究，话语体系或广义的文化和语义上的符号体系跟公众的情 感结构相关。威廉姆斯认为，情感结构是生活体验在感情上的表述，是思想、意识形态 、价值观，以至政治立场等的表征，“不是感情与思想的对立，而是感情即思想，思想 即感情，是实践的意识。”(注：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132—133)他认为，情感结构由文艺作品的形式和 结构所展示，对文艺作品的形式和语义结构分析有助于了解社会的新的情感结构的形成 。中国红色经典作品在主题上大致分为革命战争、农村土改、城市暴动和地下工作等， 表现的是革命主体——农民、工人、革命党人(常常是知识分子形象，如《红岩》里的 江姐、《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冬等)——自身觉醒成长的过程。这种主体意识萌 发的形成脱胎于欧洲启蒙文化中出现的“个人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但在中国 被嫁接到社会革命的“集体成长”语境之中。 更重要的是对启蒙现代性的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改造。中国学者近年来许多卓有成就的 研究，深入分析了红色经典对现代意识的民族化转换和改造。孟繁华指出，中国传统通 俗小说的传奇形式对《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有深刻影响。陈思和、洪子诚等 也探讨了传统小说的模式在形式和价值取向上对革命小说的影响和制约。传统、民间的 形式在现代转换中对红色经典的影响举足轻重，但也成为红色经典如样板戏成功的主要 因素。(注：参见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又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思和：《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 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五四以来的激进启 蒙主义者如胡风等强调民间民俗形式和审美意识与欧洲传来的现代启蒙意识的矛盾性， 并站在启蒙的立场上顽强地批判传统与民间形式的“落后”和反现代性。但是中国这个 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更倾向于选择毛泽(论文库)东式的民族化和接近农民审美和情感的民族形 式。就连自身为激进启蒙知识分子的瞿秋白，也很有预见地严厉批判中国都市启蒙主义 知识分子的欧化倾向，大力鼓吹民间文化和民间形式。

近年来，“渣男”一词被频繁提起，提起渣男，咬牙切齿者不在少数。但是文人大家中的渣男操作，更是让我们叹为观止。民国时期以37岁高龄嫁人的毛彦文就是深受渣男伤害饱受情伤的一位典型代表。

毛彦文一生颇具有传奇色彩，她年少读书后又出国留学攻读硕士学位，成为当时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回国后留在大学任教。后半生投入慈幼事业，为中国的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就是这样一位知书达理的杰出女性，却先后被两任渣男伤害，感情之路一波三折，最终却在一个年近古稀的、大他33岁的老人身上找到了归宿，一辈子只过了3年幸福的婚姻生活，令人唏嘘。

1898年，在浙江一位乡绅之家，诞生了家里的第二位孩子，是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娃娃。家里面的男主人，是一名成功的商人，女主人是一位大家闺秀，容貌秀美，温柔聪慧，二人为女孩取名毛彦文。受父母基因影响，毛彦文从小就冰雪聪明，长相可爱，很惹人喜爱。生意场上有一个合作伙伴叫方耀堂，有一次来毛家拜访时，他见到了只有几岁的毛彦文，觉得这孩子聪明伶俐娇俏可人，于是就为自己的长子向毛华东提亲，毛彦文的父亲毛华东觉得彼此两家知根知底，好友的长子也是一表人才，于是欣然答应。

殊不知，就是这样一桩婚事成为毛彦文一生的情感波折的开端。

后排穿白衣的为毛彦文

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境殷实颇受父母宠爱的毛彦文，开始在毛氏宗祠的创办的“西河女校”学习，因为成绩优异，被保送到杭州女师讲习科学习，在那里毛彦文接受到新式教育，渐渐对父亲包办的婚姻产生了不满。

而且随着毛彦文对新知识新思想的追求，毛彦文与她青梅竹马的表哥朱君毅渐生情愫，朱君毅年长她四岁，从小对这个小表妹爱护备至，毛彦文也对这个在清华学堂求学的表哥十分喜爱，认为他是世上最有学问、最可靠的人，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翩翩君子。但正是这位初恋朱君毅表哥影响了毛彦文的一生，从学业到婚姻，乃至一生的情感走向，带给毛彦文的是刻骨铭心的伤害和打击。

在方家催婚之后，朱君毅怂恿毛彦文逃婚，劝说她要勇敢追求自己的真爱，为二人的爱情做出一个决断。十几岁的毛彦文自以为终身有托，毅然决然的逃了婚。此事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街坊四邻闲言碎语纷至沓来，还有好事者竟然写成了小说《毛女逃婚记》，将毛彦文的名誉贞洁推向风口浪尖，成为众人茶余饭后的笑料，让毛彦文的父母大失颜面，不堪其扰。

前排坐着的是毛彦文

而方家也争吵不休，誓要讨回一个说法。而此时教唆毛彦文逃婚的朱君毅早已被这阵仗吓得逃回了北京，没有给毛彦文留下只言片语。本想与初恋站在一起据理力争勇敢反抗包办婚姻的毛彦文彻底傻眼，只能在众人异样的眼光中默默垂泪。无奈之下，毛彦文的父亲毛华东只得上门赔罪，解除与方家的婚约，让毛彦文与朱君毅订了婚。

本以为事情发展到如此就是皆大欢喜，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朱君毅却是彻底的暴露了他的渣男本质。两人在江山举行完订婚仪式后的第二年，朱君毅赴美留学，毛彦文则去了表哥为她选定的一所教会学校湖郡女校上中学，想要多学一些英文让两人之间有更多的话题。于是两人开始了长达六年的越洋通信，约定两星期一封信，一开始朱君毅尚能遵守诺言，最后两年朱的信常常一个月一封，甚至两个月一封。

而毛的信则不止两星期一封，几年来的思念已经让她的心意如被风吹起的帆一样，整颗心满满胀胀，每封信的字字句句都在表达着自己对朱君毅的思念。希望爱人能早日回来完婚，过上相夫教子的幸福生活。

1922年，朱君毅回国受聘到南京东南大学任教，毛彦文也于秋天转学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二人距离拉近了，心却远了。不久朱君毅就提出了退婚，他在退婚信中列出了三条理由：没有真正的爱情；近亲不能结婚；性情不合。而真实的原因则是他爱上了一个女中学生。毛彦文对他来说已经老了，而且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毛彦文思想独立，有自己的见解，让他感到难以掌控。

收到退婚书的毛彦文觉得天都塌了，从幼年到青年二十多年间，表哥朱君毅一直都是毛彦文所有的情感寄托，为他逃婚，为他读大学，为他学习英文，从未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毛彦文与朱君毅的婚变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惊动了不少名流，陶行知、朱经农都曾出面调解，但是情已逝泪难收，后来在张伯苓等人的见证下二人最终签署解除婚约协议，直至朱君毅离世，二人再没有见过面。

遭受了感情重创的毛彦文从此对风花雪月失去了兴趣，虽然身边不乏追求者，但都被她委婉拒绝。在众多追求者之中，有一人最有名，也最高调，这个人就是大学者吴宓。吴宓是朱君毅的同窗好友。当时毛朱二人正值热恋时期，吴宓有一次偶然看到毛彦文给朱君毅写的信，言辞有理，行文之间颇有文采，因此心生好感，但是已经心有所属，自己也已成婚，于是将心意按下不提。

吴宓和妻子儿子的合照

但是后期毛朱二人情感破裂，解除婚约，吴宓不顾已有妻儿又起了想要追求毛彦文的心思，并且大张旗鼓的写情诗求爱，这一行为让当时教育界广为震惊，毛彦文也很反感，不仅如此，吴宓还多次以各种理由接近毛彦文，这一行为大大伤了妻子陈心一的心。要知道陈心一和毛彦文也算闺中密友，放到现在也算是“老公婚内出轨闺蜜”。最后她忍无可忍，二人协议离婚。

而此时知晓吴宓离婚的毛彦文面对吴宓的苦缠心有所动，答应可以先从朋友试一试。可笑的是，吴宓此时竟又犹豫不决，更为过分的是他转头又向别的女人示爱，毛彦文大怒，出国留学，从此再未有所回应。

1931年，毛彦文从美国密西根大学留学归国，执教于上海的两所大学。彼时毛彦文已三十三岁，却仍单身，这样一位有才有貌有能力的现代女性引起了名流熊希龄的关注，熊希龄是前国务总理，慈善家、实业家，地位显赫。当时他的夫人已经去世，事业方面逐渐力不从心，希望有一个贤内助能帮扶自己，相互扶持。

而经历过负心汉和花心男带给她的两次情伤之后，毛彦文对男女之情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她认为：“长我几乎一倍的长者，将永不变心，也不会考虑年龄问题。况且熊氏慈祥体贴，托以终身，不致有中途离（指妇女被遗弃）的危险。”

于是在委托多人提亲和熊希龄自己情真意切的求婚之后，毛彦文也逐渐被打动，觉得二人在事业和追求方面目标一致，有不少话题，于是1935年2月9日二人在上海西藏路慕尔堂举行了婚礼，两人年龄虽然差距33岁，但婚后两人相亲相爱，毛彦文辞去教职，专心辅助熊希龄经营香山慈幼院。

从熊氏婚后写的许多诗词可以看出，熊对毛彦文十分宠爱。但是可能天妒红颜，这段美满的婚姻仅仅维持了三年，熊希龄就骤然离世，留给毛彦文的只有曾经夫唱妇随共同投身慈善事业的美好回忆。

1999年10月，半生飘零投身于慈幼事业的毛彦文在台北逝世，也没有留下自己的儿女。也许毛彦文的英文名字“海伦”就注定了她的一生感情经历饱受波折。海伦因为自身美貌而引得两城十年纷争，而毛彦文这一生因为追求心中所爱与青梅竹马逃婚而被耻笑，又因为渣男的变心而痛苦半生，最后因向往平淡幸福的生活而栖息在护她敬她的熊希龄身边，虽然没有一起走到生命的尽头，但是曾经相守过也算是求仁得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