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乡土小说产生的历史背景

　　20世纪中国文化乡土小说家的视角和心态

　　从20世纪中国文化历史背景看，狭义上的乡土小说是以表现中西方文化冲突为内核的一种独特小说样式。知识分子是这种文化乡土小说的主要表现对象。文章从知识分子的理性和情感二种向度论述了文化乡土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认知性和写意性特点。

　　一

　　长期以来，人们对乡土小说的认识存在着一种极大的偏离，以为乡土小说写的是“乡”（农村），写的是“土”（农民）。故而“‘乡土小说’可与‘乡村小说’”置换，“主要是从小说题材、人物及其故事发生背景上所作的一种限定。” ① 这实在是把乡土小说等同于广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了。鉴于乡土小说在当代文学中的泛化，模糊了这一特定概念既定的文化内涵。本文提出文化乡土小说的概念，以区别于广义上的乡土小说。

　　乡土小说作为20世纪的一种独特文学现象，从它产生伊始就蕴涵着特定的文化历史内容。严家炎就说过“乡土文学在乡下是写不出来的，它往往是作者来到城市后的产物” ② 。“城市”作为西方文化的象征，始终以文化的他者身份在乡土小说中或隐或显地表露出它的存在意义，从而构成了乡土小说文化冲突的另一极。乡土小说之所以更多地选择乡村为背景，主要是缘于有着中华传统文明积淀的乡村与以城市为表征的现代西方文明构成了文化冲突上两种差别巨大的生活环境。张炜在谈及他的乡土小说时说过:“乡村的东西更真切一些，变化少，新东西涌入一点也很快被溶解。比起城市来，它的力量更强大，更久长和悠远。这就更适合被拿来做依据，就象搞解剖要选个好的标本一样。” ③

　　从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大背景来看，乡土小说显然与中西方文化冲突有着密切的同构关系。当“西方文明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逐渐破坏了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而且在总的方面影响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方向” ④ 的时候，它势必造成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大转型时期世界观的斗争和价值观的复杂矛盾。一方面在理性上不得不认同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先天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以及目睹西方文明的入侵和西方文明本身所固有的种种弊端，又注定了他们以振兴民族文化为己任的价值选择。当这种文化矛盾已构成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传承者和代言人，必然地会在小说创作中表现这一母题。以鲁迅为代表的20世纪乡土小说家，正是在这一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开始了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困惑和情感失衡的叙写。鲁迅的乡土小说理论突出地显示了其知识分子性的特点。鲁迅说道:“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在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勃兰兑斯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 ⑤ 鲁迅的乡土小说理论显然侧重的是寓居在“北京”的知识分子，突出的是知识分子以城市为表征的现代西方文化视角对乡土的观照，突出的是知识分子“隐现着乡愁”的胸臆。以往对鲁迅等乡土小说观的阐述往往只是机械地以题材（农村）和人物（农民）为中心，而未能看到乡土小说中知识分子的重要意义，这恰恰违背了鲁迅甚至称之为“侨寓文学”的初衷。显然，鲁迅的乡土文学观，既不同于周作人对“风土”，“地域色彩”的表层把握;也不象茅盾那样特别强调时代、政治的因素。客观地说，周作人的乡土文学观倡导的是具有“地域文学”倾向的乡土文学;而茅盾的乡土小说观对于“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的重视 ⑥ ，使之与鲁迅的乡土小说观具有某种程度的暗合。但茅盾显然更强调的是在“特殊的风土人情描写”之外的“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 ⑦ ，使他关注的是农民的现实命运，并一度以“农民文学”来命名。它为后来在宽泛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石。而鲁迅的乡土小说观则把焦点对向了中西方文化冲突境遇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领域。尽管鲁迅、茅盾、周作人的乡土小说理论有着各自的侧重点，然而，他们却共同为20世纪宽泛意义上的乡土小说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从不同方面丰富了乡村小说的审美内涵。

　　20世纪的乡土小说随着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加剧，加之受到鲁迅乡土文学观的影响，特别是鲁迅创作实践的带动，从整体走向上看，越来越呈现出文化的蕴含。从而与茅盾、赵树理初创的，柳青、浩然等作家继承和拓展的农村题材小说越来越有了明显的区别。20世纪的乡土小说随着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深入，也越来越被知识分子（而不是农民）所青睐。这种文化乡土小说，在题材上已不再是农村题材所能包含的了。它逐渐向城市的胡同和里弄渗透，在人物上也不仅仅是以表现农民为中心，知识分子已不再只是农民的代言人了。20世纪的文化乡土小说，把知识分子的理性意识和情感矛盾推到了小说的前台，着力展示的是中西方文化冲突境遇下知识分子自身复杂多样的精神状态。而单纯地写乡景、乡俗、乡情，以展示农村和农民的现实状 况，展示平民乐趣的一种小说样式，那将是宽泛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当然，笔者不否认这些因素，以及方言的文化韵味，都可以构成文化乡土小说的必要（而不是必然）前提，但它并不是文化乡土小说的终极旨归。也就是说，它只是载体，而不是本体。鲁迅赋予乡土小说本体内涵指向的是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下的文化定位、文化漂泊和文化归属的范畴。它是一种文化小说，诗化小说。其实，从乡土小说着力表现“乡愁”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它的文化属性。乡愁并不产生于土生土长的农民，乡愁来自被故乡放逐的人们。而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和文化占有者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必然成为表现乡愁的当然代表。更何况乡土小说中的乡愁的“文化乡土”，“精神家园”的韵味，决非是农民和其他身份的人所扛得起的。传统的阅读经验，往往忽视了文化乡土小说中叙述者的身份，而直接表现知识分子文化漂泊，精神漫游的小说又一度被拒之于乡土小说门外，使得知识分子在乡土小说中的应有地位长期被悬置。而乡土小说的诗化性，写意性，亦使得一度只注重形象塑造的小说分析“忘记”了叙述人的心态。既如我们阅读鲁迅的单篇作品，确实容易忽视叙述人，尤其是叙述人的立场、态度、心境和表达方式，而把注意力转到了叙述对象上。然而，如果对鲁迅的文化乡土小说进行整体上的把握，那么，叙述者理性和情感的复杂矛盾心态就浮现了出来。我以为对于文化乡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应作如是观。

　　二

　　作为一种表现文化冲突的小说样式，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的距离构成了小说叙写的广阔空间，也设定了这一文化冲突的内在张力。因此，叙述者的写作视域和写作态度就构成了文化乡土小说的决定性因素。这对于原发现代化国家的叙述者来说，由于文化发展的历史延续性，使他们的乡土小说往往表现为同一民族随着时代生活巨变而产生的新旧两种文化之间的同一文化内部的矛盾。它更多地表现出对往事的怀念，对传统文化消失的叹惋。而对于文化移植的后发现代化民族国家，乡土小说则呈现出文化移植、文化断裂、文化碰撞等等更加复杂的矛盾状态，因而更具有典型意义。特别是中国，由于中西方文化巨大的差异性，使得文化冲突表现得尤为尖锐，乡土小说家的笔触也尤为忧愤深广。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的文化乡土小说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特别是鲁迅开放而深邃的现代理性意识和他内敛而又真挚的中华传统情愫，构成了他的乡土小说恢宏的文化张力，从而高度概括了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初期，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

　　鲁迅作为中西方文化大碰撞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面对传统文化的衰微和西方的强势文化，他“别求新声于异邦”，毅然地选择了西方启蒙理性的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盘性地否定。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鲜明地标示出两种文化冲突的尖锐性、复杂性，因而可以说是认知型文化乡土小说的典范。《狂人日记》以接受西方启蒙理性思想的“狂人”的视角透视中国的传统社会。于是，“狂人”看到了“正常社会”中的“正常人”看不到的封建礼教表层的仁义道德背后所隐藏的“吃人”面目。这种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全新的认知，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所无法理解的。只有接受了西方的启蒙理性——狂了，才能看清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小说思维观上的现代性、开放性和乡村人物的传统性、封闭性构成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巨大裂痕。其浓郁的理性色彩，深厚的文化内涵，决定了小说鲜明的知识分子立场。从而开创了中国20世纪文化乡土小说中一种注重认知性的小说范型，并绐后来的乡土文学以广泛的影响。从小说接受者的角度上看，这种注重认知性的文化乡土小说本身就是写给知识分子看的，因此，它是先觉的知识分子对后觉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从认知性的角度上看，作品还通过狂人的反思，进一层地发现有着四千年吃人历史社会中的“自己也曾吃过人的肉”。并通过小序中叙述人的立场超越了狂人的视角，从而消解了觉醒后的“狂人”无法改造“正常社会”的“正常人”的启蒙尴尬。并以狂人后来的“早愈”和“赴某地候补”跳出了启蒙的怪圈。显示出鲁迅对中西方文化冲突深邃而清醒的认识，给当时的知识分子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在《故乡》、《在酒楼上》、《孤独者》、《祝福》等系列小说中，作者都通过“我”作为“归乡”的知识分子的所见所闻所感，描绘了文化冲突背景下，知识分子“精神流浪汉”的形象。 魏连殳和吕纬甫，也同属于流浪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知识分子。所不问的是作者更多地表现他们的消沉、颓唐，而赋予“我”更多的是迷途中的思考和对未来前途寻觅的含义。《伤逝》中涓生与子君从相爱到分离，亦可以看成是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一种寓言。小说以涓生和子君分别指涉西方和中国两种文化，通过“涓生的手记”这一独语形式，强化了两种文化交融的内在复杂性。并以子君的文化退守和自杀，从反面提示了中华文明的必然出路。小说中人物的孤独情怀，作品浓郁的感伤气氛，尤其是家的破裂，使之具有一种文化精神的漂浮感和文化家园的失落感。应当指出的是，鲁迅的文化乡土小说指向的是知识分子思想和情感的特定状态和特殊情境，即知识分子作为西方文化的接受者，他们从民族情感的集体无意识中本能地产生了对西方霸权文化的排斥;知识分子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人，他们在理性上又不得不对落后的民族传统文化予以坚决地否定，特定历史把文化承传者的知识分子推到了文化失范的现实境地，迫使他们游走于文化荒原之中。知识分子文化品格的精神性特点，使之在小说的形象塑造上与农民、工人的形象有着截然的不同。知识分子的精神特性，使得知识分子形象更多地呈现为认知性、意象性。鲁迅正是通过知识分子对中西方文化冲突下的理性思考和情感态度，描绘了知识分子复杂的思想意识和心灵矛盾的。

　　鲁迅以文化启蒙为己任的乡土小说，决定了他对西方启蒙主义采取的是工具理性的策略，他在早年说道:“洞达世事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显示出一种“拿来主义”的观点，以使对西方理性的吸收，“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 ⑧ 。这使他的乡土小说，带有整体上的象征性。正如美国学者F·杰姆逊所说，是一种“民族寓言形式”。他笔下的乡村和农民常常只是一种寓体，是被看，目的在于表现知识分子对封建文化的彻底反叛，对传统知识分子自身的反省和对先觉的知识分子文化尴尬的深情返观。因此笔下的农民只是愚昧和麻木的文化符号，是传统文化的形象写照而已。

　　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一大批乡土小说家，象王鲁彦、许杰、彭家煌、台静农、萧红等，他们在创作视角上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鲁迅的启蒙理性的文化观照立场，显示出对乡土社会的超越性认知，正如鲁迅说的“看王鲁彦的一部分的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但那心情，和许钦文是极其两样的。许钦文所苦恼的是失去了地上的‘父亲的花园’，他所烦冤的却是离开了天上的自由乐土。” ⑨ 尽管王鲁彦和许钦文乡土小说的创作心情各不相同，但都表现出用现代西方启蒙理性对乡土的审视。当然，他们无法超越鲁迅高屋建瓴的文化视角，却使文化乡土小说在二三十年代蔚然成风，很好地配合了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运动。

　　30年代茅盾以政治理性视角写下的《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40年代赵树理以实用理性的视角写下的乡村小说，在知识分子的乡土观照立场上，有了不同向度的开拓。然而，由于作者阶级意识的逐渐强化和对农民现实政治命运的过多关注，使他们的小说文化性在不同的程度上有所削弱，因而在整体上表现出向农村题材小说领域倾斜的趋向。受他们的影响，乡村小说一度回避了表现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主题。以致在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农村题材小说的泛滥。而鲁迅知识分子立场对乡村文化进行理性透视的文化乡土小说，则直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才有了新的崛起。

　　客观地说，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五四以后中西方文化的第二次大融汇。如果说五四时期出现的文化大碰撞，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屈辱的状态下，对自我文化的彻底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被动性接纳的话，那么，80年代的文化大交流则表现出中西方文化在形式上的一种对等性互换。尽管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二次文化大碰撞有着种种不同的具体内容，但是文化碰撞在整体上的相似性却使80年代在文化吸纳上有着宛如回到五四时代的感觉。伤痕、反思背景下的乡土小说，就是在这一特定情境中，以回归五四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反思的认知形式出现的。而80年代中期出现的“寻根文学”，则标志着乡土小说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寻根文学”以质疑五四的姿态，承继了五四时期乡土小说的文化追寻。“寻根文学”的理论主张鲜明地标示出其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探求。因此，它是鲁迅以改造国民性为目的的反传统的继续。所不同的是，鲁迅面对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初期，面对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他采取的是彻底反传统的策略。而寻根文学家则表现对中国传统文化劣根和优根的双重揭示。象韩少功，这个最鲜明地表现出知识分子理性自觉的 寻根小说家，他的乡土小说，文化冲突的意味就显得特别明显。他的《回声》、《爸爸爸》等作品，知识分子虽然表现为不在场，但作者以叙述者的理性逼视，使传统文化浸染下的农民麻木、愚昧的根性昭然若揭了。小说塑造的根满和丙崽形象也同鲁迅刻画的阿Q一样，具有传统文化的象征性，从而在叙述者的理性意识和被描绘的农民形象之间构成了两种文化冲突的内在张力，显示出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深刻洞见。

　　在以西方启蒙理性立场对中国传统文化观照的乡土小说中，知识分子就如盘旋在空中的风筝，一方面由于距离，深化了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理性认知，另一方面，又由于受到特定文化的牵引，表现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自身文化的情感眷恋。这种文化冲突的历史必然性，注定了知识分子文化漂泊者的命运。鲁迅以其深刻和清醒，使他既最大程度地拉开了“风筝”与土地的距离，又能够跳出风筝线的两端，以彻底的反传统对知识分子和农民进行双向批判。赵树理等作家则以拉近“风筝”与土地的距离，表现出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但却使知识分子的理性意识和乡土小说的文化韵味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而韩少功等寻根作家，则试图给风筝寻找新的支点，这使他们的种种努力，不仅在视角上没有跳出风筝线的两端，反而淡化了理性批判的力度。因而在中西方文化冲突的认知性上并未超越鲁迅，只是由于他们的乡土小说，在现代化进程中时间上的延伸和地域性上的开拓方而，丰富了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不同表现形态，并使鲁迅开创的文化乡土小说回到了文学叙写的中心位置。

　　三

　　如果说20世纪的乡土小说家在理性认知上更倾向于西方文化立场的话，那么他们在情感态度上则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立场的倚重。在这一点上，鲁迅的乡土小说仍具有范式意义。鲁迅《故乡》的归乡模式和《社戏》的童年回忆视角，给20世纪的文化乡土小说创立了二种诗学的范式。《故乡》以开头的景物描写和叙述者低缓阴沉的语调营造了游子归乡的落寞心境，那想象中的故乡和现实中满目疮痍的荒村形成的反差，使归乡人不禁要怀疑“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显然，现实中的故乡是令人失望的，旅居他乡的游子每每只是在记忆中编织他心灵的故乡罢了。一旦面对现实的乡村，必将粉碎归乡人心灵的梦幻。这使得文化乡土小说中的归乡模式具有了现实和理想，客观和主观，现在与过去的时空距离，而游子的无家可归，有家难归和归乡又逃离也都有了寻找精神家园的文化寓意。而《社戏》的童年视角亦使怀乡具有诗学的特征。小说通过“我”对城市看戏的不满，以对比的方式勾起了对童年在家乡看戏的回忆。需要指出的是，“看戏”只是勾联城市和乡村的一种生活契机，作者的指涉显然关乎的是现代城市文明与传统的乡村情结。小说的回忆实际上暗示了叙述人当下时间和空间的缺失，暗示了叙述人此在的孤独和焦虑，而回忆产生的童年梦幻，亦宣告了叙述人对当下城市生活的否定，这种以回忆建立起现实城市和梦想中的乡村的对比关系，构筑了小说时空上的巨大张力和主观心理的极大反差。从而把知识分子归乡的孤寂心态和怀乡的精神漂浮感烘托了出来。

　　鲁迅乡土小说价值论上的反城市化情绪，被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接受了下来。所不同的是，鲁迅饱含两种文化冲突的理性认知与情感价值选择的矛盾，在废名、汪曾祺笔下渐渐被隐没了。废名的《桃园》、《菱荡》、《桥》等乡土小说，“作者用一枝抒情性的淡淡的笔，着力刻划幽静的农村风物，显示平和的人性之美。” ⑩ 因此，他构筑的是纯感觉的东方乌托邦。只是由于作者回眸式的追溯笔调，使空幻的乌托邦，在表象的牧歌声中流溢出忧伤的挽歌情调。而汪曾祺的《鸡鸭名家》、《老鲁》，以及80年代的《受戒》、《大淖记事》等，则以貌似无主旨的民俗风情展示，流溢作者对传统文化人性美质的依依眷恋。因此，同样具有挽歌情调，只不过汪曾棋的作品更多一些暖意，更突出一种美的力量而已。三四十年代最能体现鲁迅价值论上反城市化情绪的乡土小说家是沈从文。虽然，沈从文直接师承的是废名山水田园诗般的乡土抒情小说，但在废名笔下，“其作品显出的人格，是在各样题目下皆建筑到‘平静’上面的……这些灵魂，仍然不会骚动，一切与自然谐和，非常宁静，缺少冲突。” 11 而在沈从文笔下，则“同样去努力为仿佛我们世界以外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加以详细的注解，使人有对于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认识”， 在这一方面“似较冯文炳君为宽且优。” 12 也就是说，废名的乡土小说营造了桃花源式的封闭世界，内中的人物“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而沈从文的乡土世界“则展示出乡村社会历史文化的常数与现代文化的变数交织而导致的矛盾冲突及人的生存悲剧” 13 。沈从文的《边城》，那白塔在老船夫死去的暴风雨之夜的坍塌，《长河》中象征着现代文明种种罪恶的队长和师爷对桔园的闯入，都具有中西方两种文化冲突的隐喻性指涉。沈从文小说的人物类型亦从整体上体现出中西方文化的对立模式，他笔下的人物大抵呈两类三种状态，一是文明社会熏染的城里人，他们是道德堕落，精神空虚的畸型人，与之相对的是乡土文明孕育的理想人格，象翠翠、夭夭、三三等，第三种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正在被现代城市文明侵蚀的乡村失态人，象《萧萧》、《丈大》、《贵生》中的主人公。正如杨义所说，沈从文对人性的选择依据是“扬卑贱而抑豪绅，非都市而颂乡野” 14 。这使他的反城市化情绪较之鲁迅显得更加突出和鲜明。

　　然而，无论是沈从文，还是废名和汪曾祺，他们的乡土小说都较少直接以知识分子为表现对象，而知识分子的文化乡愁主要是通过叙述中此在乡村与彼在城市的比照，通过叙述人的情感态度、叙述笔调、氛围、烘托出来。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他们的理性意识，决定了他们对势不可挡的现代化的认识。他们的乡土写意小说，不过是现代文明冲击下乡村美丽风俗的最后一道风景。这使他们的怀乡小说在表面的牧歌声中笼罩着一股浓郁的哀怨底色。从接受学的角度来看，乡土写意小说主要面对的是知识分子读者群。尽管沈从文以及后来的贾平凹，张宇等怀乡小说家往往自命为“乡下人”，但是，他们小说的文化色彩、情感价值取向，甚至是语言、描写手法等等，都与赵树理那种真正写给农民看的小说相去太远，尤其是他们的乡土小说，从总体上流溢出来的对正在消散的传统文化的伤悼之情，也更象是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的普遍情绪。而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传统文化的怀旧情绪，是蕴含着对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深刻思考的，是蕴含着对文化现代化深入反思的，是蕴含着对民族文化新生憧憬的。因此，新时期当汪曾祺回忆起“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的时候，那正是对文化怀乡小说的追忆。而寻根后小说的出现和深化，则标志着对民族文化前途关切的乡土写意小说有了一种新的开拓和延伸。

　　80年代中期寻根作家在理论上鲜明地打出了推崇民族文化的旗号。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说:“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厚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 15 表现出民族文化观念的自觉。只有把情感立场转向民间的、民族的文化，才能发掘民族文化潜藏着的“优根”。于是，寻根作家们纷纷到传统文化的蛮荒之地，到民族的亚文化中去寻找民族文化的新的源泉。韩少功试图复活楚文化的瑰丽，贾平凹热衷秦汉文化的气象，阿城崇尚道家的超脱，莫言则张扬初民的野性。寻根作家意在重建民族文化精神的小说，使他们一方面努力去挖掘传统文化的优根，而另一方面则对现代文明社会的人性蜕变、道德堕落予以激烈的抨击。寻根作家理论的自觉，使得他们的乡土小说文化冲突表现得异常明显。像贾平凹的《浮躁》、《土门》、《高老庄》、《怀念狼》，张炜的《古船》、《九月寓言》、《家族》、《柏慧》，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暗示》等。小说在标题上就具有某种象征性，而在题材上则都是以小村庄寓意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并通过人物的兴衰展示文化冲突中的宏阔社会历史图景。特定的文化内涵决定了知识分子形象也被推到了小说的主体地位，像贾平凹笔下的金狗、子路、高子明，甚至是《废都》中的庄之蝶，《白夜》中的夜郎等，张炜《古船》中的隋抱朴，隋见素，《家族》和《柏慧》中宁、曲两家的三代知识分子。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和《暗示》，则以叙述人的知识分子立场看取“马桥”和“太平墟”在物质贫困中的精神亮点，打量“城市”物欲膨胀下的人性失落。即如贾平凹的《高老庄》，建构了以子路为中心的两大人物系列群，而目的在于从整体上“极力去张扬我的意象” 16 。因此，子路的还乡和离乡就具有知识分子精神困惑到精神突围的写意。这一点在《怀念狼》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一方是城市来的施德（失德）和黄疯子，一方是乡村的傅山（负伤）和烂头。从而突现了“我”（高子明）游走于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窘境，和在这窘境中立足民族文化兼收并蓄的开放文化观 念。

　　20世纪中国的文化乡土小说创作，诚如乡土作家张宇在《乡村情感》中的自白:“我是乡下放进城里来的一只风筝，飘来飘去已经二十年，线绳儿还系在老家的房梁上。” 17 “风筝”形象地概括了乡土作家知识分子的身份和以现代理性关注乡土中国的文化视角，而风筝与土地的关系则决定了他们立足传统文化的历史宿命。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创生的，以表现中西方文化冲突为内核的乡土小说，随着现代化的深入而发展，也将随着乡土社会历史的终结而转移。

　　http://wwwliteratureorgcn/ArticleaspID=6214

　　从现代化进程来看20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

　　在谈到现代化进程中的20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的特点时，我们必须先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现代化也叫近代化，以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为主要标志，其核心是工业化。从历史进程看，从落后的封建社会进到工业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代化贯通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社会主义确立、发展的全过程，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趋势。从内容上看，它是以科技为动力，以工业化为中心，以机器生产为标志，并引起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全方位变化的一场社会变革。在中国近代，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就是实现社会转型，由封建社会转变为近代社会。

　　而乡土小说，根据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所说 “……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所以，所谓乡土小说，主要是指这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

　　从这定义，即可知乡土小说所要描述的，不是在发展过程中的工业化，而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古老的农村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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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xxszjcom/blog/user1/hexiao/archives/2006/1115html

　　大众文化目录

　　大众文化的定义

　　大众文化的特点

　　大众文化理论

　　中国大众文化的崛起

　　中国21世纪大众文化的主要发展方向

　　[编辑本段]大众文化的定义

　　是以工业社会的发展为背景，经技术革命特别是传播技术革命而出现的一种文化。

　　大众文化不同于高级文化，因为高级文化具有明显的阶层性；它也不同于乡土文化和群众文化，因为后者具有明显的自发性。

　　[编辑本段]大众文化的特点

　　1、商品性

　　即它伴随着文化产品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大众文化活动属于一种伴随商品买卖关系的消费行为；

　　2、通俗性

　　即大众文化不是特定阶层的文化，而是为社会上散在的众多“一般个人”的文化；

　　3、流行性

　　即大众文化是一种时尚文化，呈忽起忽落的变化趋势；

　　4、娱乐性

　　5、依赖性

　　即大众文化主要是在大众传媒的引导下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没有大众传媒，也就没有大众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化也是一种传媒文化。

　　[编辑本段]大众文化理论

　　大众文化理论滋养的土壤是现代工业社会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伴随高科技生产而呈现纷繁的物质文化消费。文化消费是现象，不是文化本身；文化是精神产品，不是具体的物质。工业化生产解决的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即提供丰富的生活物质，文化解决的是人类生存的高级需求，即精神提升和美的建构，亦即人类如何实现自身价值、发掘自身潜力、实现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大众文化的倡导者显然忽略了这个简单的事实。社会生产所追求的是物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尽可能为人类提供纷繁复杂的消费构成。大众文化的平面化、批量复制是以消解文化个性和创造性为目的的，物质追求的丰富多样性与文化追求的简单标准化显然构成了一个人类生存的悖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大众文化思潮是一场反叛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运动。它是建立在西方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进程，大众的自由意识、思想解放达到某种高度之后产生的。

　　[编辑本段]中国大众文化的崛起

　　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它伴随着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而觉醒，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沃土而成长，在短短的不到20年的时间里，便迅速壮大为与来自官方的主流文化、来自学界的精英文化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它的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积极影响了国民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面貌，但也引发了多重社会效应和多种不同的评价和议论，这促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它的价值、效应及其发展控制问题。

　　大众文化从实质上说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产生、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它一方面是同与其共时态的官方主流文化、学界精英文化相互区别和对应的，另一方面也是同传统自然农业经济社会里的各种民间文化、通俗文化有着一些原则差异的，商业性、流行性、娱乐性和普及性可以说是其最主要的基本特征。

　　[编辑本段]中国21世纪大众文化的主要发展方向

　　1、人文化发展方向

　　大众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享受、发展需要为出发点、归宿点和最高价值目标的人文文化形态。纵观其发生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大众文化自始至终都体现着一种人文本质和人文精神、蕴涵着一种人文目标和昭示着人文价值理性。随着人类的物质文明的不断进化和主体意识的日益觉醒，大众文化作为人民自己的文化在21世纪将更加鲜明地凸现其人文本质、人文理性和人文精神。体现和反映21世纪中国大众文化人文化发展方向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就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必须贴近大众文化生活、满足大众文化需要、尊重大众文化权利、反映大众文化理想和提升大众文化人格。

　　2、科学化发展方向

　　21世纪是知识经济世纪，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决定生产力、文化力和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形态要跟上时代步伐、获得持续发展动力，就必须不断地吸纳新的科学知识、运用先进科学方法和整合当代科学精神，从而使自身呈现出一种科学化发展方向。否则，就有可能是虚妄和病态的，甚至有可能误入歧途。

　　3、国际化发展方向

　　21世纪是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世纪，每一个国家和民族要保持生机、活力和先进性，都必须与整个世界保持全面开放、充分交流状态，广泛、及时地学习和吸收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与国际文化主潮流相接轨、与国际文化新进展相协同。具体到最贴近百姓生活、最能影响民众精神的大众文化来说，它要有效地发挥引导大众追求、促进大众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样需要通过广泛及时地吸收和借鉴国外的有益文化成果来丰富自己的文化内容和创新其表现形式。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和水准，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到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4、民族化发展方向

　　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断，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反映民族文化思想、体现民族文化风格、优化民族文化人格和展示民族文化精华，这是确立中华民族的国际文化地位的基本要求和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最先进民族之林的基本方略，也应当是21世纪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

　　城市化是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的城市社会转变的过程。由于传统的文化土壤变化了，文化的变迁在所难免。一个主要的表现，就是大众文化的出现。

　　首先，大众文化是现代都市消费性文化。按照滕尼斯、韦伯等的区分，城市是一个工具性的社会，建立在市场交换的基础上。在这种土壤下，更适应市场，符合商业操作的大众文化的出现是顺理成章。

　　其次，城市化进程使得人们脱离了乡土，时间和空间被“虚空化”和抽象化，形成了流动性强的大众群体。这样的人群对文化的态度或多或少都倾向于消费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渐疏离，总体上看，我与你没有什么区别，文化上大家几乎都是平均数。加之快节奏的环境下，通俗的才能够被迅速接受，进而引发狂欢，引发大众的短期愉悦。人群心理心态的变化也影响了对文化的偏好。

　　最后，当前市场化的浪潮下，文化要生存，必须借助城市商业机制，借助大众传媒，尤其是借助市场，转化为大众文化。

　　以上是部分看法，这一话题涉及文化学、传媒和社会学的各种流派解读，可以进一步探讨。部分内容参考自陈立旭的文章。

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它伴随着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而觉醒，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沃土而成长，在短短的不到20年的时间里，便迅速壮大为与来自官方的主流文化、来自学界的精英文化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它的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积极影响了国民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面貌，但也引发了多重社会效应和多种不同的评价和议论，这促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它的价值、效应及其发展控制问题。

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它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是当代大众大规模地共同参与的当代社会文化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是有史以来人类广泛参与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事件。

大众文化不同于高级文化，因为高级文化具有明显的阶层性；它也不同于乡土文化和群众文化，因为后者具有明显的自发性。

1 商品性

即它伴随着文化产品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大众文化活动属于一种伴随商品买卖

大众文化通论

关系的消费行为；

2 通俗性

即大众文化不是特定阶层的文化，而是为社会上散在的众多“一般个人”的文化；

3 流行性

即大众文化是一种时尚文化，呈忽起忽落的变化趋势；

4 娱乐性

大众文化文本无论其结局是悲是喜，总是追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 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

5 依赖性

即大众文化主要是在大众传媒的引导下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没有大众传媒，也就没有大众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化也是一种传媒文化。

6 大众媒介性

即大众文化以大众媒介为主要传播媒介，具有这种媒介所规定的特点。大众媒介，通常包括机械印刷媒介（报纸、杂志、书籍等）和电子媒介（广播、**、电视、网络等）两大类。

7 日常性

与欣赏高雅文化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

8 类型性　　

“模式化”来自生活的普遍化，人类生活和情感高度类型化才有了作品创作的模式化。影视改编中，此现象的形成不仅是创作者本身的意图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它符合广大读者和观众的心理期待和审美惯性。那么《神雕侠侣》的影视影视改编折射出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有哪些？

一，人物形象定型化的现象

为了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神雕侠侣》的影视改编中一直存在着人物形象定型化的现象。如小龙女形象的放大和郭芙形象的恶化。在2014版的影视宣传海报中只有小龙女，连杨过都被挤下去了。读过原著的朋友都会发现金庸对于郭芙的描写并不少于小龙女。郭芙从小养尊处优，不经世故，思想不会变通，说话耿直容易引人讨厌，但她本质上是一个单纯率真、重义气之人，比如在黄蓉身处险境时挺身而出，袒护自己的妹妹郭襄，一心陪父母守护襄阳等情节都能说明。电视剧中单一化的人物形象设置很容易误导观众，遮蔽了小说人物原有的个性和光彩，同时也影响观众的审美判断和情感取向。

二，与原著不吻合的情节

除了定型化的人物形象，电视剧中也存在一些与原著不吻合的情节。在1995版、2006版、2014版三个版本中，杨过和小龙女最终在绝情谷底相遇之时，小龙女的穿着皆是一袭白衫。而原著中是这样描写的：“杨过霍地回身，只见身前盈盈站着一个褐衫女子，雪肤依然，花貌如昨，正是十六年来他日思夜想、魂牵梦萦的小龙女。”“杨过接过手帕，见是用树皮的经络织成，甚为粗糙，见她所穿衣衫大半乃淡褐色，也是用树皮丝筋编缀缝补而成，想像她这些年来在这谷底的苦楚，不禁心酸难言。”显然影视只为满足观众的视觉追求而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是否与原著吻合、是否合乎情理。小龙女只身一人在绝情谷底生活了十六年，根本不可能衣服完整全新。

属性的商品化

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大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经济收入和闲暇时间增多, 文化消费成为一种普遍需要, 为大众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而且, 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为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创造了适宜的条件。因此, 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是文化与工业联姻的结果。作为一种消费文化, 它具有由文化产业机构生产供现代大众消费的商品属性。高雅文化往往羞羞答答, 不承认其商品特性, 或者有意淡化它, 似乎艺术一旦与商品结缘, 就浑身沾满了铜臭, 亵渎了审美的圣洁。大众文化一开始就以商品的形式出现, 从不隐讳自己的商品属性。反之, 作为文化商品, 它极力开拓文化市场, 以文化、审美去获取最大的利润。**制片厂、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社、杂志社、网站等正是这些文化商品的生产机构。这样一来, 文化产品不再仅仅是作家、艺术家个体创造的产物, 而是一种工业化生产的结果, 从创意策划、筹措资金、生产制作到宣传发行和实际消费,文化产品都是作为一种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进入市场的。因此, 它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商品化规则, 以追求商业价值为目标。如果文化企业盈利的目标不能实现, 那么其运行过程势必受到影响, 甚至导致文化企业的亏损、停业或破产。因此, 大众文化的生产、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遵照生产经营规则, 把握文化市场脉搏, 顺应社会大众的消费心理和消费口味, 以适应市场的风云变幻, 最终达到把文化产品销售出去的目的。正因为如此,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 大众文化在技术世界中已经丧失了艺术品的创造性, 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 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 “由于出现了大量的廉价的系列产品, 再加上普遍进行欺诈,所以艺术本身更加具有商品性质了。艺术今天明确地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 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 但是艺术发誓否认自己的独立自主性, 反以自己变为消费品而自豪, 这却是令人惊奇的现象。

大众文化的商品化虽然让以往高不可及的艺术和审美走向了民众, 突出了民众作为上帝的地位, 但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从创作主体而言, 艺术家进入文化市场成了自由职业者, 似乎摆脱了以往”文不言商, 士不理财”的限制, 获得了创作上的自由, 实质上, 当他们的作品或演出同时又作为商品直接面对消费大众时, 必然受到**、音像、演出、书刊等文化市场的影响, 大众审美趣味的变化、文化公司经济利益的追求等因素必然制约甚至主导他们的艺术创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 艺术家难以真正按艺术规律进行创作, 艺术也难以真正保证自身的独立性和创造性。而且还会影响到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当艺术作为消费品从高雅文化、精英文化圈走了出来, 成为供大众消遣的手段时, 往往以大众性、娱乐性、上座率、收视率、畅销性而不是以独创性、超越性、批判性来评价其价值。艺术的审美品性和人的独立思考的个性意识被大大削弱, 正如美国艺术社会学家豪塞尔所指出的, “娱乐工业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教会马路上的人们去独立思考”。

传播的媒介化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关系密切。大众传播由专业群体使用大众媒介, 大量、迅速地传播信息,对受众施以影响。大众媒介包括报纸、杂志、书籍等机械印刷媒介和广播、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介。大众媒介的应用, 拓展了大众文化的公共领域和大众文化的对象、范围。 我们接受人类存在的在象征意义上超越民族和无可改变的物质特性越快, 那就越好。许许多多的异域风情、珍禽异兽, 国内外高水平的音乐会、运动会, 过去无法亲临现场观看, 现在则在影视中随处可见。

正因为大众媒介信息量大、受众人数多, 所以大众文化利用现代传媒, 大量生产, 批量复制, 以此来吸引观众, 招徕听众。钱钟书的广为人知, 与他的作品被搬上了银幕、屏幕有非常大的关系, 更不用说金庸的广泛影响, 小说一版再版, **、电视连续剧的反复改编, 两者紧密相联, 互为促进, 显示出大众文化及媒介的巨大力量。在大众文化的传播中, 一部电视连续剧众人议论、一首流行歌曲众人传唱的景观时常可见2004年, 杨臣刚的网络爱情歌曲《老鼠爱大米》一夜走红, 不仅迅速占领了mp3下载排行榜榜首, 并且创下互联网有史以来同一首歌同一时期1亿人次的最高点击率。正是因为网络媒介的平台, 为面广量大的受众群体提供了传播的条件, 以至一时间, 大城市小乡镇, 街头巷尾、校园内外, 到处传唱《老鼠爱大米》。由此可见, 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 成批地制作和传输大量信息并作用于受众, 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特点。

制作的标准化

现代科学技术为大众文化的产生提供了技术手段, 不仅表现在传媒方面, 而且表现在生产制作方面。高新技术的引进、器材设备的更新, 尤其是电脑技术的使用, 提高了大众文化的质量, 例如**《泰坦尼克号》中高科技镜头给观众带来的逼真效果。同时, 大众文化的制作方式纳入了工业程序化的生产流程, 日趋社会化、集团化。因此,大众文化能够像工业产品那样, 生产程序化、规模化、批量化和标准化, 形成了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文化工业。

正是由于大众文化能够批量生产、无限度复制, 所以大众文化具有明显的标准化、齐一化的特征, 而缺乏真正艺术品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个性特征。如电视剧、通俗小说、广播短剧、广告小品、流行歌曲的生产等等, 一般都按照一定的格式和程序来制作, 形成一定的标准化模式。如通俗电视连续剧通常是”设置富丽豪华的环境, 安排错综复杂的线索, 构筑引人入胜的情节, 编织委婉动听的故事, 安排性格统一的人物”。因此, 人们往往把编这类电视连续剧称之为”侃”。似乎它不需要什么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深厚的艺术准备, 只须套用某种固定的格式即可。

大众文化成为商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科技的运用, 使得文化产品生产速度加快, 制作周期缩短, 生产成本降低, 这就大大提高了文化生产的效率和经济效益。但文化生产毕竟不同于物质生产, 精神性层面远大于物质性层面, 它所达到的水准不能以生产的速度和效率以及经济效益来衡量。作为艺术品, 必须具有独创性, 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和风格, 而模式化、批量化的生产方式无法达到这一目标。文化产品除了需要现代化的高科技手段、声画合一的精致度, 更应研究文化品味、文化精神, 后者恰恰是文化的根本魅力之所在。因此, 大众文化的标准化, 使得真正艺术品所应包含的个性消失了, 从形式到内容都越来越趋于相同。

审美的日常化

就文化的审美而言, 大众文化突破了艺术与非艺术、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在以往很长的历史时期, 美和艺术都疏离普通民众; 而在今天, 借助于大众媒介、文化工业等手段, 美和艺术普及化了, 审美的经典性与日常性从针锋相对走向了和谐统一, 原先遭受经典美学打压的欲望、诱惑、利益等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处于文化中心或热点的不再是传统的经典艺术, 流行歌曲、电视连续剧、广告、时装、模特表演、网络文学、畅销书以及动漫、网上视频、网络游戏、手机视频、手机短信等审美形式不断涌现。审美活动也不再局限于音乐厅、歌剧院、美术馆等与日常生活疏离的高雅艺术场所, 它就发生在普通大众的生活空间中,例如购物中心、街心公园、体育场馆、度假胜地等等。在这些场所, 文化活动、审美活动与社交活动、商业活动融为一体, 密不可分, 甚至审美作为一文化消费也进入普通家庭, 与日常生活相连, 例如环境设计、街区美化、居家装修、美容健身以及闲暇时间边看电视剧边聊天谈笑等等, 审美过程与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 彼此不分。大众文化的这一特点对高雅文化、经典艺术不可避免地产生影响, 促使它们改变形态, 寻求新的展示方式, 以新的形式呈现于大众面前。帕瓦罗蒂等世界三大男高音的音乐会在故宫广场举办, 唐诗宋词配以精美引人眼球, 报纸杂志更是色彩纷呈, 琳琅满目, 招徕读者。大众文化的日常化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发生变化, 由此满足了人们审美与日常生活的需要。

形式的娱乐化

在市场经济社会, 大众文化是一种消费文化。社会大众都是普通人, 他们对文化的态度, 具有明显的世俗消费倾向, 在这方面与文化精英有了差异和区分。在整个社会的文化格局中, 大众文化不像精英文化那样强调理性反思, 而是注重感性愉悦, 它以创造娱乐大众的文化形式, 达到吸引社会公众, 获得商业利润的目的。”我们不仅力争在可能的范围内得到审美愉快的最大强度, 而且还将审美考虑愈加广泛地运用到实际事务的处理中去。”[ 7] 因此, 感性层面上的娱乐化成为大众文化的显著特征。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电视机的普及, 电视频道和播出时间的增加, 电视文艺节目已成为社会大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审美对象,电视文化成为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电视文艺节目的制作由过去明显的宣传”教化”转向了以”娱乐”为中心, 注重观众的参与, 提高收视率, 表现出一种满足大众的审美需要, 实现娱乐大众的旨趣。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成为大众狂欢的盛宴, 各种传统节日或经济活动举办的综艺晚会、各种类型的游戏娱乐节目蜂拥而起, 形成了一种新的”民俗”, 一种新的文化景观。这里, 娱乐已不是一种宣传”教化”手段, 而是大众文化的目的本身。娱乐, 本是一种主观性的生命体验, 是生命主体的一种内心的情感感受, 甚至是一种自然的生理需求。作为感性文化的大众文化恰恰是为了满足生命和生理的娱乐本能, 提供一种日常生活中的感性愉悦或娱乐享受。回首电视荧屏, 从小品、通俗剧、贺岁片到琳琅满目的综艺类娱乐栏目, 无论故事的繁简、情节的平奇、结局的悲喜, 它承载的文化使命是为公众提供消遣、休闲和娱乐,使他们获得轻松的满足、感官的刺激、精神的慰藉。因此, 大众文化就难以像精英文化那样, 承载过于沉重的历史使命感和理性批判性。从另一方面来看, 这也成为大众文化容易走向庸俗、低级和肤浅的原因。

趣味的时尚化

大众文化要制作感性愉悦的文化产品, 最初往往吸收、借鉴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特点, 创作出原创性的新模式, 随即迅速地通过媒介或批量化生产而流行, 形成时尚潮流。流行歌坛上, 李春波创作了”一封家书”后, “常回家看看”、”祝你平安”等一批仿作相继出现; 电视栏目上, 继湖南卫视”欢乐总动员”之后, “幸运52”、”快乐大本营”、”假日总动员”、”非常周末”之类游戏娱乐节目一时间纷纷登场; 山东画报社出版了”老照片”第一辑之后, 受此启发和影响, 其它出版社”百年老照片”、”老相册”、”红镜头”、”黑镜头”、”长镜头”、”蓝镜头”、”金镜头”等同类书籍大量面世,形成了出版界”读图”现象。由此可见, 时尚化带来大众文化的”众声喧哗”, 使得大众文化丰富而多样化。另一方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种形式都不可能长时期独霸天下, 迅速流行传播, 其结果是跟风模仿, 走向模式化, 因而大多的时尚、流行往往只能昙花一现, 风光一时, 而难以持久。

在论及大众文化的时尚化时, 不能不提到造“星”与追”星”现象。在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 明星辈出, 广泛存在于戏剧、**、电视等大众文化领域, 成为大众审美的”偶像”, 为大众所接受、仿效和崇拜。一方面, 作为传媒会”制造”“包装”明星, 以其平面化、消费性的品格和面貌出现, 走进千家万户, 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关注的对象和兴趣的热点。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就是由湖南卫视”超级女声”节目编导精心策划、评委积极引导、观众热切关注和参与, 层层”包装”而推出的时尚明星, 李宇春还登上美国”时代周刊”杂志的封面, 造星成了大众传媒的一种特别时尚和追求。另一方面, 明星也为大众传媒带来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消费大众、更高的收视率和更好的经济效益。

从表面上看, 明星是传媒制造出来的, 体现了编导的形象策划和设计水平, 体现传媒的能量和影响, 是当下文化市场竞争性的需要, 但从根本上来说, 还是与大众的选择、与大众的审美消费的情感价值取向分不开的。隐藏在追”星”背后的是大众流行的审美趣味与审美时尚, 是他们的心理需要。大众对于明星的痴迷、追捧和崇拜, 不仅仅是对明星的形象设计、学识修养以及个性色彩的喜爱与赏识, 更重要的是自我理想的张扬与抒发,自我审美趣味的选择和肯定。因此, 大众文化应准确把握大众的审美趣味和审美心理, 精心设计造就为大众所崇拜的明星, 引领全社会文明、健康、积极向上的时代风尚。

1、属性的商品化

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文化与工业联姻的结果。作为一种消费文化，它具有由文化产业机构生产供现代大众消费的商品属性。高雅文化往往羞羞答答，不承认其商品特性，或者有意淡化它，似乎艺术一旦与商品结缘，就浑身沾满了铜臭，亵渎了审美的圣洁。

大众文化一开始就以商品的形式出现，从不隐讳自己的商品属性。反之，作为文化商品，它极力开拓文化市场，以文化、审美去获取最大的利润。**制片厂、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社、杂志社、网站等正是这些文化商品的生产机构。

2、传播的媒介化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关系密切。大众传播由专业群体使用大众媒介，大量、迅速地传播信息,对受众施以影响。大众媒介包括报纸、杂志、书籍等机械印刷媒介和广播、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介。大众媒介的应用，拓展了大众文化的公共领域和大众文化的对象、范围。

3、制作的标准化

现代科学技术为大众文化的产生提供了技术手段，不仅表现在传媒方面，而且表现在生产制作方面。高新技术的引进、器材设备的更新，尤其是电脑技术的使用，提高了大众文化的质量。

同时，大众文化的制作方式纳入了工业程序化的生产流程，日趋社会化、集团化。因此，大众文化能够像工业产品那样，生产程序化、规模化、批量化和标准化，形成了在市场上有竞争力的文化工业。

4、审美的日常化

就文化的审美而言，大众文化突破了艺术与非艺术、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在以往很长的历史时期，美和艺术都疏离普通民众；

而在今天，借助于大众媒介、文化工业等手段，美和艺术普及化了，审美的经典性与日常性从针锋相对走向了和谐统一，原先遭受经典美学打压的欲望、诱惑、利益等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处于文化中心或热点的不再是传统的经典艺术，流行歌曲、电视连续剧、广告、时装、模特表演、网络文学、畅销书以及动漫、网上视频、网络游戏、手机视频、手机短信等审美形式不断涌现。

5、形式的娱乐化

在市场经济社会，大众文化是一种消费文化。社会大众都是普通人，他们对文化的态度，具有明显的世俗消费倾向，在这方面与文化精英有了差异和区分。

在整个社会的文化格局中，大众文化不像精英文化那样强调理性反思, 而是注重感性愉悦，它以创造娱乐大众的文化形式，达到吸引社会公众，获得商业利润的目的。

6、趣味的时尚化

大众文化要制作感性愉悦的文化产品，最初往往吸收、借鉴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特点，创作出原创性的新模式，随即迅速地通过媒介或批量化生产而流行，形成时尚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