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类似于《色戒》还有《艺伎回忆录》这种故事性，画面质量比较强的电影？

有的，以下是一些类似于《色戒》和《艺伎回忆录》的故事性强、画面质量高的**：

1 《霸王别姬》（1993年）：这是一部中国**，讲述了两位京剧演员之间的复杂情感故事，是一部经典的爱情**。

2 《泰坦尼克号》（1997年）：这是一部由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经典**，讲述了一对年轻情侣在泰坦尼克号号船沉没中的爱情故事。

3 《卧虎藏龙》（2000年）：这是一部中国武侠**，讲述了一位武林高手和他的旧爱之间的情感纠葛，以及他与新盟友之间的故事。

4 《断背山》（2005年）：这是一部由李安执导的**，讲述了一个年代背景下两个男人之间的禁忌爱情故事。

5 《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年）：这是一部中国古装**，讲述了一位皇后的复仇故事，以及她与两个男人之间的情感纠葛。

6 《理智与情感》（1995年）：这是一部由李安执导的**，讲述了一对姐妹之间的情感故事，以及她们在爱情和生活中找到平衡的故事。

7 《云图》（2012年）：这是一部由汤姆·提克威执导的**，讲述了一个基于六个不同时期的故事，涉及了性别、种族、阶级和爱情等多个主题。

以上是一些故事性强、画面质量高的**，希望你会喜欢。

有一种美食叫作太谷卷卷

什么叫卷卷，说起卷卷，可能人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给了山西太谷人的话，一说绝对知道。卷卷是下图这个样子的：发自51UicnApp这个卷卷是切开后的样子，因为是小编在农家饭店点的菜，所以是切好了送过来的。很遗憾没有拍到完整太谷卷卷的全貌。据太谷人说这种美食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在以前，只有红白喜事或者大型宴会或者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到的美食。现在人们

　　刘胡兰，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人（现已更名为刘胡兰村）。1945年进中共妇女干部训练班，1946年被分配到云周西村做妇女工作，并成为中共候补党员。1946年12月21日，刘胡兰参与暗杀云周西村村长石佩怀的行动。当时的山西省国民政府主席阎锡山派军于1947年1月12日将刘胡兰逮捕，因为拒绝投降，被铡死在铡刀之下，时年15岁。随后，刘胡兰被中共晋绥分局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

　　刘胡兰是已知的中国***女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这首先在于她从儿童团起就接受了党的教育，并看到了党领导的土地改革给贫苦农民带来的根本利益。为了捍卫本阶级的利益，她既不贪财、又不怕死，最后面对敌人的利诱，只回答说：“给我一个金人也不自白。”在刑场上，她大声喊道：“怕死不当***。”当时，国军曾从群众中拉出几个人去打刘胡兰。 1947年3月26日，毛泽东为刘胡兰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那恰恰又是中共中央刚刚从延安撤退的8天后，毛泽东正决定离开陕北以游击方式同国民党军周旋。在此紧要关头，全党的领袖在指挥全国战局的百忙中，为一个年轻的女党员写下这样的文字，正有着激励全党和全体解放区人民去英勇奋斗以赢得战争胜利的寓意。

　　1946年秋，国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文水县委决定留少数武工队坚持斗争，大批干部转移上山。当时，刘胡兰也接到转移通知，但她主动要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这位年仅14岁的女***员，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打击敌人。 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为阎锡山军派粮派款、递送情报，成为当地一害。1946年12月，刘胡兰配合武工队队员将石佩怀处死。阎锡山匪军恼羞成怒，决定实施报复行动。1947年1月12日，阎军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被带到铡刀前眼见匪军连铡了几个人，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国军喝道：“一个样”。她自己坦然躺在刀座上。刘胡兰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个人轶事

　　刘胡兰展示在外面的多是凛然无畏、至刚至强的艺术形象，实际在烈士的花季青春中也曾有过丰富的情感生活，她生前两次订婚，一次恋爱，牺牲后又经历过一场冥婚。临刑前她把王连长送给她的小手帕当成最珍贵的物件交给继母保存。 1946年初，家长按照当地风俗，将刘胡兰与邻村男青年陈德邻订亲。不过因这两个当事人都主张自由恋爱，于是友好商定各自回家劝说父母解除婚约。 同年6月，刘胡兰被破格入党，不久又有人上门提亲。因男方当时在太谷县当学徒不常回家，刘胡兰以不了解男方真实情况而拒绝。当时的刘胡兰已经青春萌动，追求的是自主的恋爱和婚姻。 同年秋，解放军某团连长王本固作战负伤被送到云周西村休养，刘胡兰因常去为王本固做饭、敷药，接触多了，两人产生了爱情。在那个年代，身处封建思想比较严重的乡村，这种行为表现出的恰恰是一种反封建的思想解放。 由于战争环境险恶，加之刘胡兰年纪尚小，她与王本固尚未论及婚嫁。当时王连长只把一条毛毯、一支钢笔和一副眼镜送给刘胡兰家，算是订情的信物。伤好归队时，他又送给刘胡兰一块小手帕留作纪念。刘胡兰临刑前把这块手帕当成最珍贵的物件交给继母。 刘胡兰死后，由大伯刘广谦操持，曾按当地习俗和一起牺牲的石六儿阴配。1957年，刘胡兰烈士陵园建成，刘胡兰遗骨单独迁进陵园，冥婚至此结束。 无情未必真豪杰。英雄也是血肉之躯，每一个英雄都离不开具体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刘胡兰烈士生前有着丰富的情感世界，这使得她的英雄形象更加可亲可信。 刘胡兰兄妹5人，其中有3人是继母所生。她牺牲时，二妹刘爱兰在场目睹， 1948年底参军被分配到战斗剧社，在《刘胡兰》中扮演姐姐。 全国解放后，刘胡兰的事迹被写成书，改编成戏剧、**、电视剧，生前所在村曾被改为“刘胡兰村”。1957年刘胡兰烈士牺牲10周年之际，当地兴建了刘胡兰烈士陵园。在烈士墓前，有一尊汉白玉雕成的、昂首挺胸的刘胡兰全身雕像。 当时生活在农村的刘胡兰从没拍过照片，塑造这个形象，是靠继母胡文秀口述介绍刘胡兰的外形特征，由著名雕塑家王朝闻创作出的原件放大、加工而来。 不过，有一段时间，刘胡兰的继母遇到严重的政治麻烦。究竟是谁出卖了刘胡兰，这个疑团长期未能查清，胡文秀曾一度受到怀疑，为此还遭到过批斗。刘胡兰的父亲刘景谦敦厚老实，对此却无法沉默。他和女儿刘芳兰一同赶到北京，找党和国家***明断是非。问题最后反映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亲自过问，才使胡文秀解了不白之冤。 事实真相直到1963年才查清：叛徒是云周西村农会秘书石五则，他曾因包庇地主段二寡妇受到过刘胡兰的批评，后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故怀恨在心。一俟阎军到来，便将刘胡兰等7人全部出卖。石五则于1963年2月14日被政府枪决，受到应有的惩罚。

　　成长故事

　　她出生时父母给她起名“刘富兰”，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一个挣扎在苦难与贫困线上的家庭对富裕生活的企盼与追求。然而，在那黑暗笼罩的年代，数不清的苛捐杂税与劳役压得这个家庭连气都喘不过来。父亲刘景谦，虽是种地的一把好手，但是在封建地主与富农的残酷压迫剥削下，加上连年的天灾兵祸，虽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也难以支撑这日渐贫困的家。由于长期的清贫与劳累，生母王变卿身体虚弱多病，特别是生下其妹爱兰之后，一病不起。刘胡兰4岁时，生母就撒手人间，使刘胡兰过早地失去母爱，倍加体尝到了人生的不幸与苦难。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面开赴抗日前线。文水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也组织了抗日游击队，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英勇斗争。不久，八路军来到文水，同人民一道抗战，刘胡兰和云周西村人民一起欢迎子弟兵。 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吕梁山麓，救亡浪潮席卷了汾河两岸。1938年4月中共清（清源县）、太（太原县）、徐（徐沟县）特委文水特别支部成立，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同时成立，年轻的***员顾永田同志担任了第一任县长。5月，文水县抗日游击队在离云周西村25公里远的大象镇伏击了日本侵略军，战斗结束后，刘胡兰跟父亲一起慰问游击队，祝贺新胜利。 顾永田是文水县人民爱戴的好县长，1938年，他来到云周西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刘胡兰认真听了他的演讲。这年秋天，云周西村成立了抗日民主村公所，广大人民欢欣鼓舞，热烈庆祝。 1939年秋天，云周西村成立了***地下组织，党组织十分重视对青少年的培养和教育，常给刘胡兰他们讲一些革命的道理，也就在这一年云周西村办起了抗日小学，还未入学的刘胡兰就经常和小伙伴们到学校听唱歌、看游戏。 1940年初，***领导的抗日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取得了反顽固斗争的伟大胜利，晋绥边区政府也在兴县成立了，抗日形势进一步发展。那时候，八路军经常在云周西村驻扎，他们出操、训练、学习、做群众工作，刘胡兰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常常模仿八路军和小伙伴们玩游戏。晋绥边区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经常路过这里，县干部们也经常在云周西村活动，刘胡兰常听他们讲革命故事，迟迟不想离去。伟大的革命时代，深刻地影响着刘胡兰，使刘胡兰在抗日战争的暴风雨中度过了童年时代。 同年，也就是刘胡兰生母王变卿撒手人间的4年后，胡文秀从南胡家堡嫁了过来，成了刘胡兰的继母。勤劳善良的胡文秀一家人和睦相处；特别是对胡兰、爱兰姐妹俩无微不至的关心、呵护，使幼小的刘胡兰重新感受到了母爱的温暖和幸福。 1941年，9岁的刘胡兰上了冬学，开学那天母亲胡文秀在用废纸订成的小本子上端端正正地给她写下了“刘胡兰”3个字，将“富”字有意改成自己的姓氏“胡”字，这一字之差透出了母女间的深情厚意。 由于连年的战乱，冬学不久就停办了，母亲胡文秀见刘胡兰勤奋好学，便利用在家纺线的机会，用家里盖面缸的石盖片做石板，用石灰块在上面手把手地教刘胡兰认字、写字。 刘胡兰的祖母经常给她和妹妹爱兰讲苦难的家史和村史，父亲刘景谦经常和乡亲们一起去根据地给八路军送粮食、布匹，他常对女儿说：“答应下八路军的事，咱就是拼上命也要完成。” 在艰苦的日子里，平川坚持斗争的八路军日夜活动在青纱帐里，刘胡兰常随情报员为八路军送干粮，传情报。抗日干部们顽强斗争的精神，给了她深刻的教育。 1942年，刘胡兰当上了儿童团长，经常和小伙伴们站岗、放哨，掩护抗日干部。 一天，晋绥专署抗联的米主任，正在云周西村召开干部会，刘胡兰发现日军偷袭，马上报告米主任，使他们安全转移。 1942年中共文水县敌后工作委员会成立了。一天，工委李书记来到云周西村，传达党的指示，刘胡兰听了十分高兴，积极为落实党的政策出力办事，她常随武工队员到敌人据点散传单、贴标语，对敌人展开政治攻势。就在这时，中共文水县委委员张振晋同志，隐蔽在云周西村，秘密领导这一带的抗日工作。刘胡兰经常受到他们的帮助和教育。 在艰苦的斗争中，许多优秀党员和革命战士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事迹使刘胡兰深受教育，特别是15岁的通讯员王士信、武占魁为掩护区长脱险，壮烈牺牲的情景，更使她永生难忘。 党的教育，先烈的影响，使刘胡兰更加无畏地在斗争中锻炼成长。这年夏天，刘胡兰和敌工站的刘站长，趁敌人据点唱戏的机会，侦察敌情，顺利完成任务。 1943年，日寇为了维护其日益残败的局面，拼命地抢粮食抓壮丁，党领导农民针锋相对，开展了抗粮斗争。有一天，敌人又来抢粮食，刘胡兰机智地把敌人引向破坏抗粮工作的地主家，保护了人民的利益。 1944年夏天，抗日政府决定除掉汉奸刘子仁（住在保贤村），刘胡兰知道后，经常操心刘子仁的行踪。一天，刘胡兰在下地回家的路口，看见刘子仁向保贤村走上，马上报告了区干部，协助武工队处决了汉奸刘子仁。 1945年1月，文水县工委领导全县万余军民打下了西社据点，夺回粮食50多万公斤，刘胡兰参加了这次大规模的战斗，经受了战火的考验。5月，八路军伏击了偷袭云周西村的日本侵略军，在战斗中，刘胡兰和青年们主动上前线为八路军送弹药，救护伤员。 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1945年9月1日，八路军打下了文水县城。第二天，文水万余群在县城集会，欢庆胜利，文水县人民掀起了拥军热朝。中秋节，刘胡兰和乡亲们一起慰问八路军。刘胡兰像一颗幼松迎着抗日的烽火茁壮成长起来……

　　处决

　　1947年1月12日，东方刚刚闪亮，刘胡兰早早起来，把她转移上山的消息告诉了父母，一家人忙着为她收拾行李，刘胡兰边洗衣服，边和母亲谈论上山后的打算，刘胡兰的心情十分激动。 就在这时，盘踞在大象镇的敌人和地主武装，忽然包围了云周西村，封锁了所有路口，严令不许任何人出村。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刘胡兰已无法离开村子，她和母亲商量，先到隔壁刚生下小孩的金钟嫂家里隐蔽，如果被敌人发现，就说是伺候坐月子的。当刘胡兰来到金钟嫂家时，屋里已经有好几个人了。这时，街上又传来急促的锣声，紧接着就是敌人的嚎叫声：“大家听着。一家只许留一人，留下两个的就按私通八路办理。” 怎么办？留下来，万一被敌人发现，这卧床的产妇，初生的婴儿，这满屋的乡亲们，将要受到牵连，不！绝不能连累他们！刘胡兰毅然谢绝了金钟嫂的挽留，走出屋来，向村前的大庙走去。 刘胡兰来到大庙广场找到了母亲，女儿的突然到来，使胡文秀十分震惊，她悄悄地问道：“胡兰，你怎么也来了？” 刘胡兰低声向母亲说明了原因。 不一会儿，“复仇”队员武金川忽然在人群中发现了刘胡兰，窜过来威胁说：“今天要你自白，不说就要你的命。”刘胡兰狠狠地瞪着他说：“我没有什么可自白的。”武金川灰溜溜地窜回了大庙。 天空乌云翻滚，广场气氛森严，这时候，刘胡兰已经清楚，一场严峻的考验就在眼前。她轻轻脱下了指环，掏出了手绢和万金油盒，郑重地交给了母亲，决心用鲜血与生命同敌人作一场殊死的斗争。 母亲胡文秀看着女儿这不寻常的举动，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刘胡兰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她把母亲的手拉过来，让她把3件东西握紧……妈妈明白了，她擦干了眼泪，收藏好女儿留给她的3件东西，准备迎接将要发生的一切。 当时的山西省国民政府主席阎锡山派军于1947年1月12日将刘胡兰逮捕，因为拒绝投降，被铡死在铡刀之下，时年15岁。随后，刘胡兰被中共晋绥分局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1947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曾亲笔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参与杀害刘胡兰的云周西村***农会秘书石五则在1963年2月14日被执行枪决。 1947年2月，山西《晋绥日报》连续两天刊登的消息，使一个女***员的名字在华北大地不胫而走。 刘胡兰牺牲半年后，1947年8月1日中共晋绥分局决定破格（通常年满18岁方可转正）追认刘胡兰为中国***正式党员。不久，解放军攻克文水县城，杀害烈士的阎军连长许得胜、大胡子张全宝等先后被公审处决。

　　1 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困难面前不低头，敌人面前不屈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宣誓时) 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为人民干到底。 3 怕死不当***！ (被审问时) 4 要杀就杀，要砍就砍，我死也不自白，***员你们是杀不绝的，革命烈火是扑不灭的，你们的末日不远了。 5 要死，我一个人死，不许伤害群众。 (赴死时) 6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毛主席评价)

刘胡兰

刘胡兰同志，女，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人，一九三二年十月八日生于一个劳动农民的家庭。

刘胡兰同志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暴风雨中度过的。一九三八年初，日寇侵占了文水县城。不久，八路军一二○师在贺龙、关向应同志率领下来到晋中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当地成立了抗日武装工卫队，并成立了文水县抗日政府，一九四○年又建立了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民开展抗日战争。党***民抗击日寇，翻身解放，这些情景，在刘胡兰同志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她从心底里热爱***。

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正是我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极端艰苦的时期，敌人占领了文水县部分地区，党的活动由公开转向隐蔽。在刘胡兰同志的家乡云周西村，党建立了“文（水）、（汾）阳、交（城）敌工站”，党的许多负责同志经常隐蔽在这里。刘胡兰同志在这里接触了许多***员，懂得了革命的道理，亲眼看到许多同志为革命流血牺牲。受到了革命的熏陶和深刻的教育。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八路军于九月一日收复了文水县城。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竟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九月九日侵占了文水县城。一场更大规模的斗争到来了。为了迎接新的战斗，为革命培养干部，中共文水县委在贯家堡举办了妇女干部训练班。十三岁的刘胡兰同志不顾老祖母的百般阻拦，坚决参加了训练班的学习。她克服了文化低的困难，掌握了许多革命道理，还亲身参加了反奴反霸清算斗争，思想觉悟不断得到提高。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刘胡兰同志从训练班结业后，被派回云周西村工作，担任村妇救会秘书。她密切联系群众，把全村的妇女动员起来，做军鞋、送军粮、慰问部队、看护伤员。一九四六年二月，一位伤员转移到云周西村，刘胡兰同志把拾麦穗攒下的一点钱，买鸡蛋给伤员吃，并和妇女们一起精心护理，使伤员很快伤愈归队。

一九四六年五月，刘胡兰同志被调到文水县五区抗联工作，区委派她参加县委组织的土地改革试点工作。刘胡兰同志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身于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她积极发动群众，组织贪雇农诉苦，斗争恶霸地主，这里的土改试点搞得非常成功。通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刘胡兰同志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就在这一年，十四岁的刘胡兰光荣地参加了中国***，成为中国***候补党员。刘胡兰同志激动地表示：“我入党后，不怕流血，不怕牺牲，坚决革命到底！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敌人面前不屈服。”不久，党又调刘胡兰同志回到云周西村，参加领导本村的土改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她和其他同志一起，深入群众，和变节分子、地主分子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使本村的土改运动得到较快的进展，其他工作也搞得十分出色，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全面内战。九月，阎锡山调集重兵侵占了文水县。我党为了聚积力量，迎接斗争，决定除留少数干部坚持川区工作外，大部分干部转移到山区。本来刘胡兰同志也是要转移的干部，但她想到：越是艰险的时刻，越是一个***员为革命出力的时候；自己在当地人熟地熟便于工作，应该留下来。她向党表示：“我一定听党的话，战胜一切困难，不怕流血牺牲。”上级党组织同意了她的请求。县委书记亲自对她说：“胡兰子，留下来坚持工作是有危险的，要时刻准备应付恶劣的情况。假如被敌人抓住，决不能出卖同志，暴露组织。党相信你是能够坚持的。”刘胡兰同志留下后，和其他同志一起，紧紧依靠群众，密切配合武工队，坚持对敌斗争。她经常为党传递和隐藏文件，及时向党组织汇报敌情。她曾和同志们配合武工队处决了伪村长，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气焰。但是，由于叛徒石五则的告密，敌人发觉了刘胡兰同志等人的活动，便准备进行阶级报复。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阎锡山匪军突然袭击了云周西村，抓走了民兵和抗属六人。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群众劝刘胡兰同志撤退上山。但是，刘胡兰同志认为，一个***员绝不能逃避艰苦斗争，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她始终坚信党的事业是正义的，是一定会胜利的，决心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二日，形势更加紧张，党通知刘胡兰同志离开云周西村。就在刘胡兰同志安排好工作正准备转移时，敌人包围了村庄，不幸被捕。匪军连长许得胜对她采取各种手段威胁、利诱，都不能使她屈服，便妄图用死来威吓她。刘胡兰同志坚强地说：“怕死不当***！”凶残的敌人当着刘胡兰同志的面，把先前被捕的六位民兵和抗属，先用乱棍打昏，再用铡刀铡死。然而，敌人的血腥屠杀，不但吓不倒刘胡兰同志，相反更培添了她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她怒视着这群残暴的野兽，大骂道：“你们这群牲口，我什么也不怕，我决不投降，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人民干到底！”这时，铡刀座子已经被鲜血染红了，铡刀的锋刃也完全崩卷了。她望望被赶来的乡亲，然后向敌人喝道：“我咋个死法？”匪连长许得胜气急败坏的嚎叫着：“一个样！”敌人从群众中拉出几个人，要他们去打刘胡兰同志，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动手。敌人又架起机枪，要杀害群众，刘胡兰同志厉声喊道：“要杀要砍我顶着，不准残害乡亲。”她从容地向铡刀走去，壮烈地牺牲了。

中国***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好女儿——十五岁的刘胡兰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追认刘胡兰同志的为中国***正式党员。毛泽东同志高度赞扬了刘胡兰同志的革命精神，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九日，朱德同志为纪念刘胡兰同志题词道：“刘胡兰同志为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她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理，她的精神永垂不朽！”邓小平同志为刘胡兰同志的题词是：“刘胡兰的高贵品质，她的精神面貌，永远是中国青年和少年学习的榜样。”

关于小叔子和嫂子的故事，有多个微**以此为题材，其中包括：

1 《小叔子与嫂子的二三事》：该微**主要讲述的是小叔子与嫂子之间的情感故事，两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相遇，并逐渐产生了感情。然而，由于年龄和家庭的差异，他们的感情遭到了周围人的反对，最终他们选择了一起离开，去追寻自己的幸福。

2 《小叔子与嫂子的婚姻生活》：该微**主要讲述的是小叔子和嫂子结婚后的生活。他们结婚后，面对着家庭琐事、亲戚关系、经济压力等多重问题，两人的感情也受到了很大的考验。但是，他们最终选择了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共同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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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面桃花的故事

唐代孟桨在《本事诗·情感》记载了一则唐诗故事：博陵名士崔护考进士落第，心情郁闷。清明节这天，他独自到城南踏青，见到一所庄宅，四周桃花环绕，景色宜人。适逢口渴，他便叩门求饮。不—会儿，一美丽女郎打开了门。崔护一见之下，顿生爱慕。第二年清明节，崔护旧地重游时，却见院墙如故而门已锁闭。他怅然若失，便在门上题诗一首：“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以后，人们便以“人面桃花”来形容女子的美貌，或用来表达爱恋的情思。

古书记载，崔护上京赶考，正是桃花盛开时节，在一个茶馆喝茶，与茶馆女孩一见钟情，把自己身上的玉佩作为定情物，自己要上京赶考，约定如果高中，必上门提亲，该女子父母也同意，待到崔护赶考回来，提亲，也是桃花盛开时节，可是该女子已经死了三个月，崔护看得桃花，想着该女子的容貌，伤心成疾，痛了几个月，好了以后在该女子家墙上写上了这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所以这首诗才有了这样美丽的传说。

韩国的历史悲情主义来自韩国与中国的特殊的历史关系、地缘政治上的夹心地位以及近代被日本殖民的历史。在现代转型时期，历史悲情就有可能以非理性的面目展现出它的力量，尤其在身份认同上体现出非理性的特征，其政治层面的体现是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结。

弱化与中国历史的联系

一个民族形成国家的过程，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挖掘独立于其他民族的个性特征，以此辨明身份，加强民族心理认同。而民族心理认同是本民族形成的情感基石，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其来源问题。神话通常构成民族心理的源头。民族心理的内核一经形成，就自然地支配了本民族的情感和认知。

在当今公众外交（Public Diplomacy）时代，包括韩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显然认识到民族心理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对国际关系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由于大多数人（无论中国人或韩国人）对“檀君”朝鲜、萁子朝鲜、卫满朝鲜、三韩、高句丽、新罗、百济、高丽和李氏朝鲜之间的关系不清楚，由此导致韩国官方和学者在叙述历史上具有很大的选择性和导向性。

韩国官方和学者普遍采信关于“檀君”的神话传说，作为自己民族的来源。这和中国有历史明确记载的“箕子朝鲜”的故事不符。韩国的这种选择性叙述，旨在剔除其民族国家形成上的他国因素，凸显本民族的主体性。

关于民族形成的神话可以通过拉大和临近民族的心理距离而加强本民族的独立性，增强民族内部的认同。“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可以有深浅强弱的不同。为了要加强团结,一个民族总是要设法巩固其共同心理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民族的标志。还常常把长期共同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喜闻乐见的风格，加以渲染宣扬，提高成民族形式，并且进行艺术加工，使人一望而知这是某某民族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民族风格。”

关于“檀君”的传说，韩国驻华大使馆的官方网站，直接将其定位韩国民族的来源。其中说道：“韩国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2333年。据说，韩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檀君，是天神之子与一位以熊为图腾的部落的女子所生。檀君建立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个王国。历史学家将韩国的这段早期历史阶段称为‘古朝鲜’时代”。

2007年2月23日，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宣布，从当年新学期开始将采用新编初中、高中历史教科书。原教科书的叙述说“《三国遗事》和《东国通鉴》中记载，据称是檀君王俭建立了古朝鲜(公元前2333年)”，如今将“据称”二字去掉，成为“檀君王俭建立了古朝鲜”，从而将以神话形式记录的古朝鲜建国变成了正式的历史。

最早记述檀君神话的是高丽时代学者李承休(12241330年)和僧人一然的《三国遗事》。但用古汉语撰写的有关朝鲜半岛的记载传闻稗说著作并无史料依据。而比《三国遗事》成书早150年的官修正史《三国史记》并没有记述檀君。

尊檀君是出于彰显民族精神以团结整合民族的需要。1910年至1945朝鲜反日独立运动期间开始尊檀君，并以“檀纪某年”纪年。此间，朝鲜民族还把檀君建立国家的10月3日定为开天节，举行盛大活动祭祀檀君。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上台后，檀君纪年自1962年1月1日起被废除。1990年以前，朝鲜一直主张“檀君神话说”。

但七十年代以后韩国经济腾飞，滋长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导致韩国史学界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国史论争”。新兴民族主义者主张檀君为史实，应写入正史和教科书，如韩国1990年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国史》，其中就有“檀君和古朝鲜”一节，明确断定“古朝鲜为檀君王俭建立”。

直至21世纪初，檀君逐渐被直接以韩民族的创始人的身份被写进教科书。此段历史说明，韩国塑造民族身份的过程是伴随着国家独立、经济腾飞和历史的重新书写的。此间，必然淡化他国影响，以加强民族源头上的纯净性和独立性。

而真正的有记载的历史则是来自“箕子朝鲜”。韩国学者虽然承认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箕子，但对于是否存在箕子朝鲜，是存疑的。在2001年10月复旦大学召开的“第四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上，韩国西江大学校史学部教授金翰奎先生，发表论文题目为“箕子与韩国”，提出，“在传统时代韩国的历史叙述中，无论何时箕子朝鲜都被置于重要的地位”

但是，由于“史料的零碎性和不确定性”，“箕子朝鲜的存在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释”；韩国“对箕子的尊重是在韩中间政治文化关系达到高潮的情况下展开的”，他本人并不认为箕子朝鲜具有可信的历史根据。

箕子其人，自先秦至汉代的儒家经典中有广泛记载，是孔子所称的“殷末三仁”之一。箕子名胥余(约公元前1173——公元前1080年)，因封国于箕（今山西太谷县东北），爵为子，故称箕子。武王灭商建周后，命召公释放箕子，向箕子询治国之道，箕子不愿作周的顺民，带领遗老故旧一大批人从今胶州湾东渡到朝鲜，创立了箕子王朝。同去的有殷商贵族景如松、琴应、南宫修、康侯、鲁启等。

关于箕子的中文记载包括《十三经》中的《尚书》《周易》《论语》《孟子》《左传》，以及《十三经》以外的《逸周书》《荀子》《尚书大传》《大戴礼记》《韩诗外传》和《孔子家语》等。在其他一些典籍中，如《墨子》《尸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贾谊《新语》、刘向《新序》、王充《论衡》、桓谭《新论》、扬雄《法言》，也有记载。以后历朝史书均有记载。其中，“箕子封朝鲜”的记载，始于《逸周书》。同时，在韩国最古的史书《三国史记》以及其后的《三国遗事》《帝王韵记》《朝鲜史略》《海东绎史》中，都有“箕子朝鲜”的记载。

《剑桥中国秦汉史》采信了箕子朝鲜的说法。“中国人和朝鲜半岛民族的接触，按传统说法开始于周王国建立时（传统说法为公元前1122年）。那时商王室的一个逃亡的成员名叫箕子，他逃到朝鲜，并将若干中国生活方式的特征带到那里。”

整个朝鲜李朝时代，朝鲜尊箕子，并以此自豪。朝鲜世宗大王十年（大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世宗尊其父太宗之命重修箕子庙完成，李朝文臣卞季良奉命撰《箕子庙碑》，记载说：宣德三年岁在戊申夏四月甲子，国王殿下传旨若曰：“昔周武王克殷，封殷太师于我邦，遂其不臣之志也。吾东方文物礼乐，侔拟中华，迨今二千余祀。惟箕子之教是赖。顾其祀宇隘陋，不称瞻式。我父王尝命重营。予承厥志而督之。今告成矣。宜刻诸石，以示永久。史臣其文也。”

混淆“高句丽”和“高丽”

除了在韩国民族形成源头的选择性叙述外，韩国在朝鲜历史演进过程中高句丽历史的归属问题上也凸显其强烈的主观选择性。

跨越汉朝到唐朝历史的“高句丽”，发源于中国汉朝治下的东北地区。公元前194年，燕人卫满占王都王险城（今朝鲜平壤）自立为王，国号仍称朝鲜，历史上称其为“卫氏朝鲜”。公元前108年被汉武帝所灭。汉朝在卫氏朝鲜旧地置乐浪、临屯、玄菟和真番四郡，历史上称其为“汉四郡”。四郡之下设有很多县，郡县长官由汉朝中央派遣汉人担任。

汉武帝破卫氏朝鲜后，以高句丽为县，隶属于玄菟郡。高句丽作为国号，则为公元前37年朱蒙建国开始有的。始分布于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至吉林省集安市一带，后统治地扩展至朝鲜半岛北部。此国历史为中国学者认为是中国史之组成部分，为当代韩国学者不认同。

高句丽形成后不久，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开始由马韩、辰韩和弁韩之“三韩”部落集团，逐渐形成了百济、新罗两个奴隶制国家，它们与北部的高句丽王国并立。由于日本觊觎朝鲜半岛，导致公元663年中日历史上第一次战争——白江口（今锦江口）海战的爆发。中国支持新罗，日本支持百济和高句丽。唐军焚日军战船400余艘，百济灭亡。日本此后900年余不敢再觊觎朝鲜半岛，反而进入与中国最友好的时期。

公元668年薛仁贵等灭高句丽唐朝于高句丽境分置9个都督府42州100县，总隶于安东都护府，以薛仁贵为安东都护，统兵2万，驻屯平壤。其后，由于高句丽遗民常发生叛乱，唐朝将高句丽数10万户内迁到江淮以南及河南、陇右诸州的空旷之地，余下的小部分高句丽族众或奔突厥和渤海国，或向南奔新罗。高句丽人作为一个民族也与其他民族融合，从此在史书上销声匿迹。

以上为高句丽的简要历史。作为全面振兴中国东北战略的一部分，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东北三省联合主办了一项为期5年的“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简称“东北工程”。由于高句丽存在的700年历史中，至少在公元427年迁都平壤之前，一直是中国古代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的发源地是在中国吉林集安市，主要历史也在中国境内，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和贵族墓葬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已于2004年获得了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的批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所以，中国进行的研究无可厚非。

但是，由于历史上，中国至少在《明史》以前把高句丽和高句丽灭亡250年后朝鲜半岛的“高丽”王国混同，导致韩国的部分学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证明高丽是高句丽的继承。但是，无论是从语言还是从政权建立、扩张的历史记载和现代考古结论而言，都已经证明二者并非继承关系，即高句丽不是韩国历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2003年12月9日，韩国古代史学会、韩国考古学会、韩国近现代史学会第17个学会在汉城历史博物馆还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国应立即停止把高句丽史编入中国历史的行为。

由于冷战时期特殊的政治因素，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朝两国在中国东北举行了两次联合考古，所有发掘的高句丽文物全都送给了朝鲜。这使得中国在举证方面存在一定的被动。但是，如果韩国把这一历史-考古的学术性问题引导到民族认同和边界问题上去的话，则会为双边关系带来恶果。

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边疆政权高句丽的历史归属问题，韩国方面一直穷追猛打，不放弃称高句丽是韩国历史的说法，从2003年一直延续到2008年。2008年2月12日，韩联社报道说《纽约时报》2月11日第18版的广告称高句丽是韩国历史。该广告刊登的是一则以《高句丽(Goguryeo)》为标题的英文广告，附上了公元412年高句丽占领满洲（中国东北）时的韩半岛周边地图，并称“毫无疑问，高句丽是韩国历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应承认这一事实”。此广告由韩国传媒宣传专家徐庆德（34岁）登载。广告中高句丽的面积非常大，包含了整个中国东北、内蒙古东部和河北，令人吃惊。

此外，韩国还在高句丽问题上选择性的不论及唐朝援助新罗将日本逐出朝鲜半岛的辉煌战果（保卫了朝鲜半岛独立国家的存续，长达900余年），正如下文将涉及的，韩国也极力弱化明朝万历年间中国出兵帮助朝鲜成功抗击日本丰臣秀吉侵略的历史。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选择性的叙述不意味着对显著的历史记载进行随意性的改变。但是，韩国可以通过这种选择性的记忆，弱化他国因素，突出本国主体。

朝贡体制造成的影响

中国和朝鲜半岛国家间的关系受朝贡体制影响深远。历史上的事实是，中国式的朝贡体制在实际影响上有一个不同于西方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或霸权主义的特质：中国不谋求占领、征服和剥削朝贡国家，相对的维护了周边弱国的体制完整和经济独立。这是由中国源自中原的礼治体系决定的。朝贡体系是中原王朝内在统治秩序的外化。其核心追求是满足道德上的优越感。

中国在王朝最强大统一的时期，选择了最合适的东亚独特的国际关系体系，最大限度的维护了整个体系的稳定和和平。这比同时期西方的国际体系要人道和有效得多。当然，这个体系仍然是不平等的。这的确是这个体系的缺陷。但是，我们无法超越历史的时代局限，要求古人实现当代国际关系体系的主权平等原则。

随着中原王朝的崩溃，朝贡体系解体。但其影响至今不散。其中之一就是韩国对中国的不信任和对朝贡体系的完全否定。甚至在韩美牛肉风波中，抗议的韩国民众还攻击韩国政府对美国也搞“朝贡外交”。韩国显然是把当年的朝贡当成了屈辱历史储存在记忆当中了。

但是，以明朝为例，朝鲜当年对中国的朝贡并非来自一种武力强制，并且，朝鲜在朝贡体系当中，得到了贸易上和国家安全上的最大好处。

明朝自开国以来，即实行“国无大小”、“推诚以待”、“修礼睦邻”的和平外交政策，除了对蒙古保持军事警惕之外，明朝规定了15个国家均为中国的友好国家，不实行征讨政策（不征之国）。此事见《明皇祖训首章》。祖训中朱元璋把朝鲜定位以后世代不征讨的第一个国家。“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即北元—蒙古）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今将不征诸夷国各开列于后：东北：朝鲜国即高丽。其李仁人，及子李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首尾凡弑王氏四王，故待之。正东偏北：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

1392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高丽恭让王四年；朝鲜太祖元年）与明朝亲近的高丽大将李成桂自立为国王，由此结束了高丽王氏家族的统治。李成桂积极参与明朝的朝贡体系。半年时间内，先后九次遣使到明朝，一来解释和说明政权更替的原因，而来请求明太祖朱元璋赐予国号。按照朱元璋的的旨意，改国号为朝鲜，取“朝日鲜明”之意，定都汉阳。

朱元璋不仅通过宣称“朕为尔正名”承认了朝鲜新的政权，而且明确提出不去直接干涉朝鲜：“我中国纲常所在，列圣相传，守而不失。（王氏）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且其间事有隐曲，岂可遽信。尔礼部移文谕之，从其自为身教，果能顺天道、合人心以安东夷之民，不启边衅，则使命往来实彼国之福也”。又说“朕视高丽不止一弹丸，僻处一隅，风俗殊异，得人不足以广众，得地不足以广疆，历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衅端，初非中国好土地而欲吞并也”。

由于朝鲜的示好和主动，加之朱元璋的和平外交政策，朝鲜和明朝建立了具有经典意义朝贡关系。朱棣继承皇位，定都北京后，朝鲜最早派人前往南京祝贺朱棣登基。永乐元年（1403年），朝鲜太宗李远芳亲自到南京朝见永乐帝朱棣。朱棣十分高兴。永乐六年，成祖派内使黄俨等人出使朝鲜，赏赐朝鲜国王花银一万两、丝五十匹、素线罗五十匹、熟绢一百匹，作为对朝鲜国王向大明的朝廷献马的回报。朝鲜国王受宠若惊，亲自宴请明廷使者，并向使者问道：“皇帝何以厚我至此极也？”黄俨答道：“新登宝位，天下诸侯未有朝者。独朝鲜遣上相进贺，帝嘉其忠诚，是以厚之”。朝鲜的朝贡并不是都被接纳，这与朝鲜的积极入贡心理形成鲜明对比。由此也反映出这样的历史关系潜伏了导致朝鲜心理扭曲的因素。

以洪武年间为例，洪武六年,朝鲜遣使贡马五十匹，“道亡其二”。“及进，以私马足之。帝恶其不诚，却之”，送马以次充好，拒绝其进贡。洪武七年，朝鲜又遣使来贡。“表请每岁一贡，贡道从陆，由定辽，毋涉海，其贡物称‘送太府监’。中书省言：‘元时有太府监，本朝未尝有，言涉不诚’。帝命却其贡”。送东西连名称都搞错了，再一次予以拒绝。

据《明史太祖本纪》记载，自洪武二年（外国开始朝贡）迄洪武三十年，被明王朝拒绝入贡的有四个国家，计六次。其中：朝鲜两次，日本一次，安南两次，占城一次。

明朝对朝贡的规定是很严格的，并非特别对朝鲜如此，其他国家弄不好就“以寇论”。如，明朝郑若曾撰《筹海图编》说到日本朝贡的情况时：“贡例：船止二只，人止二百，违例则以寇论”。“永乐二年，钦定每贡二艘，正副使等无过二百人。若贡非期，人船逾数，夹带刀枪，并以寇论。”

朝贡和拒绝入贡的政策隐含了明朝自大的内容。朝贡国自然感觉到屈辱。但是，为了保护朝鲜的领土完整和独立，万历朝时，中国援朝抗日，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却是超越屈辱感的事件。

万历朝鲜战争，又称朝鲜壬辰卫国战争。这场战争由日本前关白丰臣秀吉在1592年（壬辰年，中国万历年间，日本文禄年间）至1598年派兵侵略朝鲜、企图“超越山海而直入于明使四百州溶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丰臣秀吉致朝鲜国王书语）引起。朝鲜向中国求援，明神宗应请求派遣大军救援，朝鲜将领李舜臣和中国将领邓子龙互相支援，最后都壮烈牺牲。但是最后中朝盟军最终获胜，朝鲜转危为安；日军主力被迫撤退，日本企图侵占朝鲜并以之为跳板进攻中国的企图破灭，丰臣秀吉也在希望破灭后不久死去。他死后不久，日本军队被迫全部从朝鲜撤退。

这是中国第二次保护朝鲜免受日本的侵占。李朝时期朝鲜对中国明朝的援助是一直讲究情义、感激涕零的。在当代韩国的官方历史叙述中，不提明朝援朝之事。当代韩国学者的论述，也是强化韩国历史上的自救卫国的英雄，明朝的作用在其历史书籍的表述中是弱化的甚至是混乱的。

而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关系数千年来即经常受到第三因素主要是日本的影响，无视这段历史是不尊重事实的。

朝鲜从与明朝的和平交往中不仅得到了安全，还得到了儒家文化。朝鲜李氏王朝时期将中国的朱子哲学思想定为国教，世宗大王在位期间实现了以礼乐治天下的“儒教”精神，达到了文化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巩固了韩民族精神的基础，一直被后世视为学术与政治协调一致的模范而称颂和效法。

李朝中叶后，诞生了韩国儒学双璧退溪李1501—1570）和栗谷李珥（1536—1584），李退溪号称“韩国朱熹”。在这些人的推进下，李朝李学达到了全盛时期。韩国人对历史上著名的儒者十分敬崇。在韩国还有许多企业支持或创办各类以著名儒家命名的研究所，研究院等，其中著名的如：退溪学研究院，栗谷研究会等。这些研究院对于推进儒学研究，形成社会尊崇儒家文化的氛围起了重要作用，说明传统儒家思想在韩国经济发展后的文化取向中，仍然居于一个极重要的地位。

韩国的传媒也对积极宣传儒学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从2000年10月份开始，韩国国家电视台播放了长达100小时的《论语》讲座。每周2小时，历时约1年的时间。到处可见的宗族会，宗亲会，把散居各地的族人们连接在一起，体现儒家注重血亲血缘关系的伦理观念；各种各样的同窗会，同门会，是儒教不忘故旧观念的具体体现。

此外，明初，明朝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十分发达。除了边境的互市之外，明朝通过馈赠的方式（朝贡贸易），向朝鲜输出的物品主要是瓷器、绢帛，以及乐器、书籍和药材。但朝贡贸易对于中国而言主要是政治行为而非经济行为，所得文化反馈也少。当然，出于国防战略需要，明朝也从朝鲜得到了战马。洪武年间（1368-1398），明朝总计向朝鲜购买马30000余匹(按中国的记载为30443匹，按朝鲜的记载为34617匹)。

虽则李朝和中国在历史上维持了和平友好往来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存在于朝贡体制之中，李朝朝鲜即便有感激，也为当代韩国的历史书写者所不能接受，这便是悲情历史观的真实写照。古代的中朝朝贡关系，不等同于近代西方列强与殖民地之关系。其根本区别在于中国不以灭其国家、占其领土、掠其资源为目的。这种本质区别被韩国方面刻意忽略。

被征讨、占领和殖民的历史记忆

晚清以来韩国遭受日本的侵略和屈辱，这些历史加强了韩国民族心理的受害者情结。近代的屈辱历史成为中国和朝鲜民族的共有的记忆。

1876年，日逼迫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日本取得在朝鲜的特权。甲午战争中，清朝为履行保护属国的义务而于侵略朝鲜的日本作战失败，并导致日本侵略中国本土。根据1895年的《马关条约》，第一款明确规定：清朝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决”。中国与朝鲜的传统关系结束。

此后，日本占据朝鲜，朝鲜走上了殖民化之路。此为其最屈辱之历史阶段。韩国史学家说：“由于门户开放，在韩半岛地区被拖入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因为未能自觉建立起国民国家，想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过渡的主题转变也遭到了失败，可以说沦为殖民地是无法避免的。”“韩半岛是大陆势力和海洋势力角逐的地方，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与周边任何国家相比，都不占优势的条件下，虽然为了根据有关国家之间的国际协定，使该地区永久中立化，从而维护主权，避免国际争端进行过活动，但韩半岛大部分政治势力，都分别属于亲清派、亲俄派、亲日派和亲美派，他们企图以强国为靠山，维持政权，结果终于走上殖民化的道路”。

1904年，日俄战争俄国战败，日本得控制朝鲜。1905年，日本逼迫朝鲜签订《乙巳保护条约》，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日本在朝鲜设立日本派出的“统监”政权。高宗被迫退位由皇太子继位。1910年8月《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设立朝鲜总督府，进行殖民统治。至此，李氏王朝正式终结。自1919年三一运动至1945年日本战败，朝鲜民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独立运动。其间，中国给予朝鲜独立运动以极大的支持。在中国的支持下，朝鲜***人金日成领导的游击队在中国东北开展抗日游击活动。而成立于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先是得到中华民国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政府的支持，后又在中华民国政府的支持下几次迁移，最终迁至中国的战时陪都重庆。同时，在中国政府帮助下，朝鲜复国运动人士在中国成立“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队”。1942年中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两支武装合并为韩国光复军，交由临时政府直接统辖。

晚清和近代以来的韩国历史和中国的关系颇多曲折。总的来说是一个脱离传统历史、走向独立自主的过程。其中，日本侵略后又实行暴力殖民的因素则对韩国现代民族心理的形成产生了屈辱感的影响。此外，朝鲜半岛分裂的状态也是加深并不断提醒韩国民族心理中危机和屈辱感等状态的现实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