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舒有一部小说,叫《人淡如菊》,看完后内心有说不出的压抑感,因为这是一部讲述第三者和中年已婚男人之间的爱情故事。
一直很喜欢亦舒的作品,唯独这本让我怎么也喜欢不起来,因为里面所讲的爱情观,令人无法接受,甚至觉得三观不正。
《人淡如菊》里面的女主人公乔,和亦舒的其他很多小说一样,她美丽、聪明,深受男人的喜爱。
乔的家境优渥,是一位英国女留学生,在求学期间,她是个乖巧、爱哭、一门心思学习的乖乖女。不过,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可爱的乖乖女,却偷偷暗恋自己的老师比尔纳梵教授。
比尔纳梵教授是一位已婚的中年男人,他有妻子,有两个孩子,还有稳步上升的事业。在乔和比尔纳梵还是师生关系的时候,他们保守着各自的底线,相处无关风月。
情感的转折,是乔毕业后回到香港,因为无心工作,母亲便建议她再次去英国,其实乔很清楚,她选择再次回去,更重要的原因,是心里放不下比尔纳梵。
乔回去后,鼓起勇气向比尔纳梵表白,没想到结果给了她意外的惊喜,比尔纳梵回应她了,表示可以相处。于是,乔一度认为,这就是最好的爱情。
可是,这真的是好的爱情吗?不是!
乔在最后说自己累了,跟比尔纳梵教授不辞而别,回香港嫁给了备胎家明。而比尔纳梵也因此被弄得妻离子散,事业受阻,一无所有。
甚至,比尔纳梵的妻子,在离婚时还鄙视他:没出息,不是男人,辜负了乔。
不应该发生的爱情,却发生了,终究不会有好的结果。
这就提醒感情里的女人,别爱上中年已婚男人,别相信他嘴里所说的“我爱你”,因为,他对你的爱,动机上本就不单纯。
事实上,任何关于和第三者之间发生的爱情,都是不值得提倡的,三观不正,男女皆没有好结果,别挑战道德底线。
无论男女,在感情里,都需要恪守本分,更需要清醒。
中年男人说爱你,往往带有目的,他们会算计,动机不纯。
在《人淡如菊》里,二十一岁的乔,和四十七岁的比尔纳梵在一起了,两个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爱情。
最初的时候,他们恨不得一天二十四小时腻在一起,享受着吃饭、看**、喝咖啡、逛街、跳夜舞的激情。
那时,比尔纳梵说:“乔,与你在一起,仿佛尝到了蜜的味道。”
这个中年男人,似乎开心得像个小孩,尝到了很久没有尝过的新鲜和快乐。也因此,比尔纳梵说要和老婆离婚,然后娶乔。
年轻的乔开始相信了,以为比尔纳梵真的会娶她,她什么都料到了,唯独没有料到的是,比尔纳梵根本不敢为了她离婚。
乔和比尔纳梵相爱,最终还是被比尔纳梵的妻子发现了。
在乔面前,比尔纳梵的妻子上演泼妇戏码,还不惜把儿女推出来做说客,企图让乔知难而退。这样的情形,让比尔纳梵左右为难,他一边奔波在妻子和儿女之间,一边继续温柔地稳住乔:我会娶你的。
可是,两个人拖了一年多,比尔纳梵也娶不了她,因为他不敢。事实上,任何一个已婚男人都不可能这样做,他们充其量只是抱着和女人玩玩的态度,真要谈到结婚,谁会真的这样傻呢。
就像乔向比尔纳梵提议,要过不食人间烟火的洒脱生活时,比尔纳梵总是说:“你还小。”
其实,他不过是贪图乔的美貌和新鲜感,同时希望乔能帮他洗衣、做饭、拖地、擦窗、定时睡觉以及准时叫他起床。因为,比尔纳梵和妻子在婚姻里共同生活了十七年的习惯,不可能因为乔,就轻易发生改变。
说到底,中年男人说爱你,都带有目的,他们会算计,动机不单纯。他们无非是抱着利己的心态,去图一时的新鲜和激情,可以和你谈情说爱,但结婚,用俗气的话说就是“免了吧。”
男人的心理无非就是这样,他们和你做情人的时候,希望你是浪漫和温柔的,但真的要做老婆时,他们又希望你是一个“免费保姆”。等到有一天情人真的变成老婆,在婚姻生活里熬成了黄脸婆后,他们只会心生失望,摇头叹息。
所以,女人一定不要碰中年已婚男人,深陷这种不正常的爱情,只会令自己受到伤害。
你永远想象不到,一个中年男人在婚姻与激情中,有多么自私和灵活的脑子。
就像当比尔纳梵听到乔的表白时,他虽然表现得微微一怔,但他肯定不会放过乔,送到嘴边的鸭子岂能飞了。他内心是狡猾的,静静地等待乔对他投怀送抱,他只需要敞开拥抱,然后再给对方最致命的一击。
况且,女人也不应该爱上已婚男人,这既是对婚姻的不尊重,也是对道德的践踏,如若三观不正,只会受到人们的谴责。
奉劝那些深陷这种感情的女人,别再犯傻了,你的痴情换不来对方的承诺,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不能丢,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否则,总有一天,你终将为自己的错误付出惨重的代价。
爱上已婚男人的女人,纯属咎由自取,自作自受。
《人淡如菊》里,乔就是这样一位女子,原本拥有美好的青春,也有一个爱她的男人家明,可是她只把家明当备胎,却选择了和有妻室的比尔纳梵相爱,这不是咎由自取是什么?
不管亦舒如何写,都不能改变乔是可耻的第三者的事实,令人痛恨。
乔到英国后,她妈妈派朋友的儿子家明来照顾乔,家明喜欢她,同时也提醒她:
“要不就好好地念书,要不就好好地做事,这样子真浪费了。做人应该好好地做。”
可是,乔陷入三观不正的爱情里,无法自拔。甚至,她还有些自欺欺人,一边觉得插足别人的婚姻感到自卑,一边却又安慰自己:“感情里有苦衷之说的不过是因为情不坚定。”
多么可怜的理由,这样的女人,实际上就算最终被伤害了,也不值得同情。
比尔纳梵尔骗乔说自己和妻子离了婚,乔为了显示自己的坚贞,努力迎合他。这就是那些为爱迷失的女人,一味盲目地陷入爱情的结果,她们以为找到了真爱,其实不过是“飞蛾扑火”。
陷在爱情中的乔,放弃了工作,拿着家里的钱,和比尔纳梵享受着偷来的爱情时光。可是,这种见不得光的爱情,终究会在某一天崩塌。
后来,乔经历了比尔纳梵的妻子各种对婚姻的捍卫,才心里明白:“中年男人的爱虽然是事实,但总还有其他的事在心里,不得自由。况且年纪大的人,会渐渐变得麻木。”
乔享受谈恋爱的过程,但她最终也知道和比尔纳梵结婚,他们也难落俗套。
最后,乔在家明的劝说和帮助下,不辞而别,离开了比尔纳梵,回到了香港。
在整本小说中,我最心疼的一个人,其实是家明,乔最后嫁给了他,继续过着伸手即来的生活。
而家明,也知道乔所有的过去,却又无能为力地爱着。不知道乔,在面对对自己一切都了如指掌的丈夫时,她心里作何感想?会不会为当初自己的不理智不道德,而有过一丝后悔。
在亦舒的笔下,我似乎没有看到,很难想像这种三观不正的情形会出现在亦舒的小说里。
因为,小说的最后写道:
“我不后悔与比尔纳凡在一起的两年了。那是一次恋爱,真的恋爱。而现在,我是幸福的。我似乎应该是一个毫无怨言的人。”
这是在宣扬一个什么样的爱情观呢?不管用多少笔墨来渲染第三者爱得合理,都不可能被别人原谅,基本的爱情原则和道德不可违背,这是底线。
所以,奉劝那些陷入迷途的女人,别再继续犯错,别插足别人的婚姻,否则,你永远会抬不起头,永远不值得被世人原谅。
写在最后:
感情这个东西,一定要有限度,不能丢失最起码的原则和底线。
感情里的第三者,除却道德层面的不被接受,无论男女,又何尝不是一种浪费?
这世间,任何一段不健康的爱情,都不值得投入。
就像《人淡如菊》里面的乔,原本可以清清白白地工作、生活、恋爱、结婚,可她偏偏选择了爱上已婚男人。
即便假借无奈之口而遮掩,但她浪费的何止是青春,还有感情,甚至是整个人生。
不要和中年已婚男人谈感情,谈来谈去,最后赔进去的都是自己。
女孩子,一定要谨慎,别浪费了自己!
END
读文学经典故事,品自己百味人生,关注我,一起感悟更多人间冷暖的故事!
最后结局是陈海茉因为母亲的脑疾。陈海茉终止了自己的学业回国了。为了方便母亲的治疗,陈海茉选择了医疗条件优越的C城,陈海茉再一次遇到了季修梵,后来经过了一系列的事情之后,陈海茉和季修梵最终在一起了。
《世上每一朵哀伤的云》是2012年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淡蓝蓝蓝。
那年夏天出现的男生季修梵,使海茉和喜歌的命运悄悄发生了转变。海茉父亲暴毙,不堪的真相令她与母亲移居小城,修梵与海茉朦胧的初恋也遭到了巨大的压力。这期间,善解人意的喜歌则成了修梵最好的知己。
她对海茉的嫉妒,驱使她一再做出伤害海茉的事情。明明深爱,却不得不放手,海茉独自远赴异国,细心内敛的顾予浓无意走进了她的生活。青春里所有不能示人的秘密,都随着顾予浓的出现蠢蠢欲动……
扩展资料
作者简介
淡蓝蓝蓝,自由撰稿人,热爱青春,侍奉文字,烹茶煮饭,平淡生活。已出版《世上每一朵哀伤的云》《心智成熟的苦旅》等,新长篇《世上每一座孤单的岛》即将出版。擅长青春校园小说,风格灵动忧伤,文字轻浅但极富感染力,不浓烈但绵远悠长。
阅读令人愉悦。而读淡蓝蓝蓝的文字,是期待已久的事情。她的文字就像一幅画,夏日香气,纯白花朵,七月合欢,这些美好的事物总是出现在小说里,构成了你想象的世界。能把青春写得如此唯美心动,是淡蓝蓝蓝文字独有的魅力。 ——小狮
淡蓝蓝蓝的文字总是那么讨我喜欢,文中有一些句子很值得推敲。很好的作者,写很美的文章。 ——yefanxi
她是我见过脾气最好最注重细节的作家,她的才情,但凡读过《哀伤的云》的人都有目共睹。——木楠楠木
编辑作者评论
沈嘉柯、语笑嫣然、卫妆、叶离、清尧、缎苏、梅英菊……
十位知名作者/编剧首度集体感动发声:初恋不会回收,等待也是幸福
梅英菊(知名制片人、编剧):在《世上每一朵哀伤的云》中,淡蓝蓝蓝对人物的设置和塑造极为成功。主角眉目清晰,棱角分明,配角也均可让人难忘。特别是曾喜歌这个角色,很有东野圭吾的代表作《幻夜》、《白夜行》中女主角的味道,只是比之更添加了“爱”。
缎苏(知名作家):本以为就是一个哀婉忧伤的故事,以为就是充满青春成长的惆怅。然而,一路下去,在暖暖的情感背后,隐隐还藏着背叛、阴谋、死亡,甚至是杀戮、罪恶。阅读的心情在明暗间交替,眼泪一次次聚集,然后汹涌。
沈嘉柯(青年作家):愿意付出、愿意等待的那个人,一定是你笃定的,一句我等你,包含其中的那些无奈、心酸、苦涩,或许只有自己才能明白。而恰恰这个故事的结局,就是这种无奈甜蜜的等待。最漫长的坚持,往往带 来的就是最永久的幸福。
卫妆(花火写手):曾喜歌,顾予浓,他们是暗夜里疯长的藤蔓,尖锐叶片上生出冰冷的毒液,悄无声息侵蚀着一切,让所有的温柔分崩离析,阳光沉入沼泽。他们做的事永远不会讨喜,或者说让人害怕。
可就像大片的** 花田摇曳于原野之上,你知道明丽无双的花朵下沉睡着白骨累累,却仍然无法移开视线。
-世上每一朵哀伤的云
一
叶 航:欢迎大家参加ICSS组织的枫林晚学术沙龙!今晚在座的大多都是浙江大学法学院和经济学院的同学,当然还有其他院系和其他院校的同学。这是一次经济学和法学的对话。经济学与法学本身就有很深的渊源,早期的道德哲学家,比如边沁和密尔,他们的著作既是经济学经典,也是法学经典,因此二者是同源的。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这两门学科逐渐分道扬镳,甚至形同陌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以波斯纳出版《法律的经济分析》为标志,在经济学和法学之间又出现了一种融合趋势。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终于再次发现,他们各自研究的对象是互相纠缠、难以分割的。我们先请汪丁丁教授和林来梵教授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汪丁丁:来梵说,我们可以从“财产权”和“产权”引出今天对话的主题。因为“财产权”是法学概念,而“产权”是制度经济学或经济学现在通行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有什么不同吗?来之前,我在家里翻阅了一下芝加哥大学最新版的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第三版)。据法学院老师的说法,波斯纳是被我们经济学俘虏过去的一个法学教授。波斯纳在这本书中讲了两个例子,刚好凸现出法学的“财产权”概念和经济学“产权”概念的区别。这两个例子讲的都是无形资产,结果让法学家很头痛,但经济学家却不觉得是个问题。一个是知识产权,尤其是思想的财产权。如果你说思想有产权,经济学家没有什么异议,反正产权
在经济学家看来无非就是三个要素:使用的权利、获取收入的权利和转让的权利。你把这三项权利绑在一起,或者分开处理,都行。比如我的某一个思想,你说这就是汪教授的思想产权,可以,经济学家不会反对。但是法学家要处理那些更具体的问题,比如权利的保护问题、侵权问题、合同问题,他们会觉得思想这个东西很难界定。波斯纳举的另一个例子是电讯频道的拍卖,济学家可能认为这更不成问题,只要设计一个好的拍卖机制就可以了。但法学家却颇感头痛,因为电讯频道看不见、摸不着,它是对空气中某种震荡方式所拥有的权利,他们认为很难界定。
林来梵:大家知道,大陆法和英美法的法律体系不同,思考方式、包括一些术语都有很大差别。波斯纳的两个例子,对大陆法国家的“财产权”来说,是完全可以容纳的。经济学和法学都研究财产的权利问题,但法学叫“财产权”,经济学叫“产权”。其实英语都是“property right”,翻译成中文就有了区别。法学界有一个延承,从民国时就翻译成“财产权”,现在还是一样。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中通常都译成“产权”。到底经济学所讲的“产权”和法学所讲的“财产权”是不是不一样?法学所谈的“财产权”,近代以来主要是指“所有权”,后来这个概念不断扩大,以致包罗万象。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所谓财产权,就是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具体而言,财产权至少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个是物权,所有权是物权里面的一种权利,物权在大陆法国家除了所有权以外,还包括用益物权,用益物权包括土地的使用权,如中国的农地使用权;还有地上权、邻地利用权,比如,邻居的地我们有从其上通过的权利;接下来还有担保物权,比如说抵押权、质押权,担保物权也是一种财产权;占有,这是有争议的,国内民法学界认为占有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状态。(汪丁丁:物权是看得见的?)也包括看不见的,但在法律解释上可以解释成是看得见的;比如你刚才讲的电讯频道,在有些国家就被解释为一种“物质”(叶航:物理学意义上的。)对,它就是一种物权。第二个是债权,最普通的就是由合同关系形成的权利。第三个是知识产权,就是你刚才讲的思想产权;知识产权是法学财产权所内含的一部分,包括著作权、专利权等。除此以外,也就是第四个,是由特别法所形成的某些权利;日本把特别法上的财产权和公法上的财产权区分开来,比如特别法上的财产权包括渔业权、矿业权;公法上的财产权包括河川利用权,河川是国家的,但我们有利用的权利。
叶航:如果有个开发商盖一幢大厦,把旁边小区的阳光挡住了,这个小区的住户到工地去静坐,要求“还我阳光”。这里体现的是一种什么权利呢?
林来梵:在法律上,这是一种采光权。
叶航:它跟物权或财产权有什么区别?
林来梵:对“光”来说,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不能说“光”是你的财产。但是你拥有一个财产——房产,你要采光,所以你拥有采光权。这里涉及的不是财产权的定义问题,而是财产权的限制问题。你有你的财产、我有我的财产,你盖的房子把我的阳光遮住了,实际上是你滥用了你的财产权。其实,这是财产权与财产权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怎么调解?法律就设置了采光权这个概念。
叶航:那么,法律根据什么来界定双方的权利呢?比如美国西部早期的金矿开采权,一开始奉行的是“丛林法则”,谁力气大、谁心狠手辣、谁打赢了就归谁,然后才有法律的介入。我国正处在制度转轨阶段,很多权利都缺乏初始界定。在公有制下,什么东西都是国家的;一旦资源交给市场配置,就会碰到一系列问题。比如前几年发生在浙江的水权交易,义乌市以2亿元的价格向其上游的东阳市一次性购买了横锦水库5000立方米水资源的永久使用权。但这个交易却遭到位于东阳另一侧下游的嵊州市的严重质疑,嵊州方面认为,东阳卖的实际上是本应流入嵊州的水,这种行为损害了嵊州的利益,因此把东阳市告上了法庭。我关心的是,法律如何协调这种权利的冲突?
林来梵:从严格意义上讲,传统法学、特别是法教义学意义上的法学,对规范出现以前是什么状态,一般不予考虑。也就是说,它不考虑法律规范产生以前各种力量是如何对抗、如何博弈的。但在形成了法律规范之后,我们就假定这个规范是合理的,用这个规范去调整此后的冲突与纠纷。
叶航:假定它是合理的?理由呢?如果形成一个黑帮或者法西斯的规范,就是通常所说的“恶法”,它也是合理的?我们也应该认可吗?
林来梵:过去的法律实证主义(虽然已经受到批评,但到现在还是很有力量的一个流派)认为法律就是一种命令,一种强制性的命令。哈特就曾经批评过,这个命令就等于一个强盗的命令,强盗持枪抢劫也可以形成规范。后来人们进一步地认识到法律最终极的价值是正义,规范从法的角度来说就必须贯彻正义的精神,规范的解释、适用、操作都必须符合正义的要求。
二
叶航:这就涉及到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法的依据到底是效率还是正义?
汪丁丁:产权经济学家和制度经济学家,当然也包括法经济学家,认为法律的依据是效率。因此他们认为所有权是一个空的概念,喜欢用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来描述所有权。因为这些权力体现了产权的效率内涵。但是所有权在社会正义的维持方面是一个实的概念,它不是毫无意义的。
林来梵:早期的思想家,比如洛克,认为生命、自由、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是Nature right。早期的财产权观念在法律里也是这样的,我相信经济学、政治学也大致如此,认为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一个天然的权利,不可剥夺的权利。后来人们才意识到,财产权其实也是设定出来的,是在博弈过程中慢慢形成的。但法学毕竟是法学,它的终极价值是追求正义,它不可能完全谦让于力量的对比。在强者压制弱者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倾听“上帝的声音”,这个“上帝的声音”就是正义。今天大多数法学家都认为,法的价值其实是多元化的,包括正义、秩序、合目的性,也包括人的权利,当然也包括效率。但比较正统的法学家,包括我也是这么认为,效率跟法的价值、跟正义不能并驾齐驱、平分秋色。效率是一个下位的概念,如果牺牲了正义,那么效率是很可怕的!联系到中国最近的修宪,我认为,通过十四个条款的修正,体现出一种精神,片面追求效率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把它叫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代的终结。中国在过去二十多的改革开放中,经济确实在高效地运转,社会进步也是非常有效率的。但我们付出了很多代价,其中就包括正义的代价。效率导向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可能会受到挑战,但这并不等于说“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经济学还有许多空间。比如现代许多经济学家也重视正义问题,我知道叶航兄和丁丁兄就比较重视正义问题。
汪丁丁:来梵所讲的是罗尓斯的正义观,就是自由优先于正义,平等的正义优先于效率,这是罗尓斯的排序。我基本同意你的看法,97年以后的中国,以效率导向的经济学已经面临着一个解决社会公正的任务,这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在谈论重建中国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
叶航:在很多情况下,正义恰恰是效率得以实现的前提和条件。比如,我们通常认为市场机制是效率的产物,但我们忘记了它同时也是正义的产物。如果不尊重个人的财产权,不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干什么要通过市场来交换东西?我力气比你大,把你的东西抢过来不就得了,这个效率更高。但如果谁都可以抢的话,就不会有人去生产财富,从长期来说,效率也就子虚乌有了。因此,一个正义的初始产权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它恰恰体现了一种长期的、动态的效率。所以,正义原则和效率原则是无法割裂的。
汪丁丁:问题在于你刚才的话多了“正义”这个词,在经济学教科书里是没有这个词的。它只承认有一个初始产权,让我们建立一个产权交换机制,然后就可以用科斯定理论证的方式来达到效率。如果达不到效率,那就把这个外生的成本,就是妨碍我们交易的那项成本权利抛弃;或者,干脆把这些权利,比如说黑帮或者律师的权利拿来交换。总之,你可以用市场的方式来论证,只要允许我们进行交易,这个世界就是美好的,就是有效率的,初始分配并不重要。至于这个初始的权利配置是否公正,这是经济学家不愿回答的问题。
叶航:我对科斯定理有一个保留性的批判。科斯认为,如果界定产权的成本为零,那么无论产权界定给谁都一样,通过权利的交易最后都可以达到效率。这可能吗?就拿科斯自己的例子来说,如果把污染河流的“权利”界定给上游的企业,那么所有下游的居民都要出价向上游的企业赎买这个“权利”;如果把这个“权利”界定给下游的居民,那么上游的企业就要为它的污染行为向下游付费。这两个结果可能一样吗?把污染的权利界定给上游,不仅不符合“生存权优先”的正义原则,而且也不符合效率原则。单从可操作性这一条来说,两种结果的效率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会选择让居民向企业赎买污染权这样的荒唐事。事实上,为了效率,我们必须维护正义。所以,当我们真正进入经济学内在的逻辑看问题,或者说进入我们现在正在力图改造的经济学内部去谈这个问题,我以为效率与正义是不可分割的。从长期的、动态的角度看,如果没有道德和正义作为支撑,真正的效率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个语境中,我认为经济学和法学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
林来梵:我原意接受这个观点。我们前面谈的是效率和正义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一面,实际上它们也有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一面。正像你刚才谈到的,考虑效率可能会产生正义的效果;其实,我们也可以说,考虑正义也会产生效率的效果。比如就财产权而言,通过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只有经济自由得到保障的国家(经济自由的保障就包括财产权的保障),才会得到有效的发展,保护财产权其实就是保护效率。
汪丁丁:应当承认,目前流行的法与经济学研究,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时期内,似乎始终没有能力正面回答“正义与效率的冲突”问题。这一现象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经济学家普遍没有意识到他们使用的效率概念其实只是“帕累托有效性”概念,并非经济学原初意义上的“效率”。经济学原初意义上的“效率”概念,可以界定为“每一行为主体对机会的充分利用”。这一局限性,在我看来,使大多数经济学家提供的法经济学分析丧失了法学意义上的合法性。第二,法学家们,如贝克尔最近悲观地指出的那样,大约需要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来熟悉和普及经济学知识,在他们能够熟练运用经济分析方法之前,他们很难在法学传统之内提出具有经济学合法性的法经济学问题。
叶航:但是我觉得这种状况最近正在得到有效的改善,“桑塔费学派”的经济学家试图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内为正义寻求合理的地位。在他们最近发表的一系列文献中,正义不仅内生于效率,而且是效率得以维持的重要条件。
汪丁丁: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被称为“桑塔菲学派”的一群学者——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认知科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在内,在美洲、欧洲、澳洲、亚洲和非洲的十五个小型社会里进行了一系列经济学实验,其中,最典型的实验情境是“最后通谍博弈”和“公共物品博弈”,金迪斯和鲍尔斯等人发表的关于上述实验的一系列研究报告表明,正义感是一种超越特定文化传统和特定历史情境的人类情感。不论在已经市场化的社会里,还是在尚未受市场经济影响的社会里,研究者们观察到的一种普遍现象是:参与“最后通谍博弈”的甲方提出的不公平分配方案被乙方拒绝,或者,在深受“礼品互赠”文化传统影响的社会里,乙方拒绝甲方提出的过分慷慨的分配方案。这场由真实社会里生活
着的人群参与的长达十年的“最后通谍”实验意味着,对大多数社会成员而言,不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的正义感的“机会”,其价值将极大地被其中包含的“非义”所抵消。布坎南认为,这是因为行为主体认为不道德行为的“道德成本”太高,以致选择这些行为反而是不理性的。
叶航:在“桑塔费学派”最近发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献中,有两篇是标志性的。第一篇是鲍尔斯和金迪斯的《强互惠的演化:异质人群中的合作》,发表在2004年2月的《理论生态生物学》杂志上。这篇文献事实上是一个计算机仿真报告,仿真的环境是距今20万年以前更新世晚期的人类游猎采集社会,仿真的条件严格按照古人类学已经考证的事实设置。仿真的结果揭示出,早期人类社会只有依靠一种被称为“Strong Reciprocity”即“强互惠”的行为,才能建立起稳定的合作秩序。所谓“强互惠”,是指那些不惜花费个人成本去惩罚族群中背叛合作规范的人的行为,哪怕这种背叛不是针对自己。因此,在“桑塔费学派”的术语里,这种行为也被称为“Altruistic Punishment”,即“利他惩罚”。事实上,这就是“见义勇为”,就是“路见不平,拨刀相助”,也就是我们人类的“正义感”。因此,正义事实上是人类合作秩序的产物。第二篇文献是《利他惩罚的神经基础》,发表在2004年8月的《科学》上,是这期杂志的封面文章。这篇文献是一个脑科学的实验报告,是接着上篇文献所做的进一步研究。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强互惠行为在人类合作秩序的建立过程中具有这么重要的作用,那么驱动这种行为的机制是什么?因为这种行为不同于自利行为,它无法给行为主体带来利益上的激励。这篇文献的通信作者是瑞士苏黎士大学国家经济实验室主任恩斯特·费尔博士,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桑塔菲学派”经济学家。费尔和他的同事们提出一个假设:如果强互惠行为无法从外界获得激励,那么行为者只能通过行为本身获得满足。也就是说,这种行为是依靠自激励机制实现的。事实上,人和动物的许多行为都是依靠自激励机制实现的。脑科学已经证实,对高等动物来说,启动这类行为的机制是由中脑系统的尾核和壳核来执行的。比如我们人类的成瘾性行为,像烟瘾、毒瘾、酒瘾等等,都涉及到这一脑区。因此,这一脑区在医学上也被称为“鸦片报偿区”。费尔博士猜测,如果强互惠行为依赖这种自激励机制,那么做出这种行为时,人脑的这个部位就会被激活,而且行为的强弱与其活跃程度正相关。于是,他们设计了一系例实验场景来激发人们的利他惩罚,并通过PET即正电子发射X射线断层扫描技术(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对行为者的脑神经系统进行观察,实验结果证实了这个大胆的推断。该实验报告认为,社会偏好模型所定义的效用函数应该包含对违反公正和合作规范的惩罚愿望,它可以比传统的自利模型更好地解释人类的实际行为。现实社会中,大多数人在发现那些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未得到惩罚时会感到不舒服,而一旦公正得以建立他们就会感到轻松和满意。在现代警察和司法制度建立以前,人类在很长时间内是依靠这种个人的惩罚来维持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的。事实上,现代司法制度可以看作一种以公共品形式出现的、上述行为的替代性制度创新。这两篇文献代表着经济学最前沿的研究方向,它对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和“理性人假设”提出了重大挑战,为传统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中的正义概念提供了直接的经验实证。
汪丁丁:其实,休谟通过《道德原则研究》早就论证了下列思想:人类的全部道德情感都源自“同情”。我们对痛苦的同情在我们内心激发出正义,我们对快乐的同情在我们内心激发出仁爱。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进一步论述了“同情”的情境依赖性、充分知情、以及无偏向性。最新发表的一篇脑功能呈像研究报告表明,当受试者看到他们同情的对象感受痛苦时,受试者的脑区激活状况与他们亲自感受这些痛苦类似,而当受试者对真实痛苦的感受者的同情感减弱到可以忽略时,受试者的这一脑区就不会被激活。这一实验报告支持了2001年发表在经济学主流刊物上的一篇论文的主要结论——对博弈对手有较强同情心的“囚徒困境”博弈的参与者倾向于采取“合作”策略或“礼品赠予”策略。事实上,来自脑功能呈像研究领域的许多报告都向我们表明,包括正义在内的个体道德情感,通过诸如“偏好”这样的价值排序,对个体选择施加了十分显著的限制。
三
叶航:法学究竟是如何定义“正义”的?它和罗尔斯的定义一样吗?
林来梵:就传统来说,法学中关于正义的研究,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差不多。我给研究生和本科生上课时总结出过,法学中出现的正义概念至少有二十个,其中最主要的有5个:“形式正义”、“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还有所谓的“合法正义”和“衡平正义”。其中,关于“实质正义”是最有争议的。正如博登海默所讲的,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的脸”,也就是海老人的脸,变幻莫测,难以把握。罗尓斯是从规范的意义上来研究正义的,主要研究的也是“实质正义”。
汪丁丁:为了给出“正义”概念的简洁说明,也许我们不得不回到黑格尔关于法和正义的观念。在《法哲学》导论里,至少,我领悟到,黑格尔其实提出了这样的思想:正义,就是我的自由意志承认其他人的自由意志并且寻求康德定义的“公民社会”的那种秩序,它保证每一公民与其他公民享有同等程度的自由。在新政治经济学语境里,正义首先意味着社会对每一社会成员自由权利的尊重,其次意味着全体社会成员的等度自由。因此,如阿罗指出的,社会应当尊重每一给定的偏好,并且使它对每一给定偏好的尊重与它对其他给定偏好的尊重相容。上述正义的概念,与法学传统内的正义概念十分不同。后者,不论在古代和中世纪神学传统里还是日常生活语境里,通常表述为“给每一个人他所应得的”。事实上,斯密之前的经济学思想史,其核心议题之一就是所谓的“正义价格”,即任一商品应该得的价格。因此,“实质正义”,应该像康德所讲的那样,把每一个人都当作目的。
林来梵:但针对个案来说,由于“实质正义”很难认定,所以在个案中是否要考虑“实质正义”,在法学中是有争议的。比如,现在有一个到哈佛留学的名额,为了挑选一个学生,必须设定标准,这些标准要符合正义的要求才能达到我们所说的公平;按照什么标准来选择学生呢?如果首先考虑学习成绩,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一个人学习成绩好也许是因为他不关心班级事务、缺乏团队精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所以,这个标准不一定公平;那么,我们是否要把德因素考虑进去?但是,道德本身是很难量化的,即使能够量化,还存在不公平的可能;比如我们是否应该把这个机遇给一个家庭困难的学生?或者,给一个很难有机会出国的学生?总之,会有各种各样的标准会冒出来,你无法确定哪一种标准是
最公平的;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些标准都统一起来,找一个既考虑学习成绩、又考虑道德标
准、也考虑贫困程度的标准?但你会发现我们仍然绕不开刚才的困惑,因为你还得确定这三个因素在新标准中所占的权重。因此,“实质正义”是很难追求的。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就已经被国际法学界提出来了,有人认为法律应当优先考虑“形式正义”和“程序正义”,或者是所谓的“合法正义”。
汪丁丁:中国的现实是,我们没有一个给定的“正义程序”和“正义形式”,甚至没有“正义的法律”。在新的社会里,旧的体制都缺乏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有规范的研究,例如罗尓斯的研究来让我们借鉴,然后找到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程序正义”和“形式正义”,例如全体一致的投票等等,其实这就是公共选择,包括刚才来梵说的,都是我们新政治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问题。总之,正义与效率的冲突,似乎是“法与经济学分析”的核心议题。解决这一议题的正确思路,在我看来,应当是公共选择理论,而不应当是波斯纳的“法的经济学分析”。
林来梵:从法律角度而言,我们中国的问题特别复杂。作为中国人,在海外兜了一圈以后又回到祖国的怀抱,发现中国的问题越来越复杂。比如说,中国法律迄今为止最缺少的是“形式正义”和“程序正义”,法学界也有人提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合法正义”。所谓“合法正义”就是符合法律的就是正义,而不管法律是谁制定的,怎么制定出来的。我个人感觉,中国目前同时还面临“实质正义”的困惑。我们的经济发展了,但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在这样的社会里,必然会不断提出“实质正义”的问题。除了符合“程序正义”和“形式正义”外,我们不得不要求“实质正义”。对我们来说,近代的课题还没有完成,现代的课题就扑面而来,后现代的问题也不断涌现。我们法学家首当其冲,在前面挡着;后面必须有你们经济学家作后盾啊!
叶航:但我们只是看到或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少数人,对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来说,他们不愿意谈论道德和正义,因为他们不认为这是经济学家要谈论的问题。
林来梵:所以,我认为这是很可悲的。回到开场时对财产权的讨论,为什么我刚才断言片面追求效率的时代已经终结了?就我们最近的这次修宪来看,总共修订了十四个条款,有关人权的就有八条,其中最重大的修改是将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写到宪法第十条中。对土地的征收问题也作了修改,这条和私有财产权在内涵上有一定的重叠,但不是完全的重复,有待于法解释学去梳理它。在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同时又写上一个条款,就是要界定一个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姑且可以这样说,财产权的保障是保护富裕阶层或新富阶层的利益,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保护穷人或贫困阶层的利益,这两者并立存在于同一宪法文本中,关系是很微妙的。就财产权保护条款而言,它的规定也是很微妙的。有人说它基本采纳了我在1999年提出的“三层规范结构”说。首先宣布一个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是第一层规范。我们常用的说法是“不可侵犯”,“不受侵犯”是我提出来的,经济学界好像有人提“神圣不可侵犯”?(汪丁丁:但也有好多人表示反对。)财产权“神圣性”和“纯粹性”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在现代,我们一般都会认识到财产权也有“公共性”或“社会性”的一面,所以它不是神圣的,是可以被制约的。第二层规范,是说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来保护私有财产权,也就是什么叫财产权,应该保护哪些财产权,要由法律来界定它的边界和内容。而第三层规范,就是提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据法律可以对私有财产进行征用和征收并给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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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也有江湖 这篇也挺好看的
实在好奇,这位姚虫虫一怕痛、二怕苦、三怕累,以假冒罗莉为乐,以骗吃骗喝为荣,“色”字当头,“怕”字垫底,法术低微、堪比“蚂蚁”。天!这样一个女顽童,真不知能把那个正儿八经的仙界搅成什么样子? 天下无敌的魔王+冥王爱上最低级的小剑仙?这有什么不可能的!问题是他的前世后世麻烦事一大堆,而且脾气发起来惊天动地。她得辛苦地帮他解决这样那样的麻烦,还得把钻了牛角尖的他拉回来。她容易嘛她! 什么天劫?!不就是打雷吗?做避雷针!没有?大家一起上,谁也跑不了! 好啦,雨过天晴,进洞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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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玄幻色彩的穿越文,灵界,神族,人界的纠缠,前面看的有点混乱,后面看下去就欲罢不能了,不得不说,作者文笔很美
看到快结束的时候,看梨落对螭梵说:“我骗来了他的生生世世,却又弃他不顾,他不肯原谅我了,可我必须陪着他,无论去哪……”
终于松了一口气,梨落终于觉悟了,还好,还好
听冰焰对着梨落说:“没有你的千秋万载不如红尘相伴的一朝一夕”“你让我孤单了太久……”泪一下就出来了,哎,大大简直把相爱的两个人折磨到了最后
琉璃美人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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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美人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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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段时间也在找类似的文。。所以看了一些
这些都是我看过的。。还有一些仙侠文是NP不知你喜不喜欢。。。
逍遥红尘的一些NP文还可以。。
仙侠的有仙落卿怀和诱仙
过程有点虐,不过是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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