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的诗锦瑟,马嵬主旨

李商隐被称为朦胧诗之祖，其诗大量运用典故与比喻，且比喻多为隐藏本体的借喻手法，往往将心中的朦胧情感，化为恍惚迷离的独特意象，观之如雾里看花，思之则飘渺难寻。《锦瑟》一诗尤为突出。该诗成为千古诗谜，甚至被称为中国文学界的“哥德巴赫猜想”，主要原因是中间两联典故描绘出的四幅画面，包含丰富的象征意义，涵蕴着人生的几乎所有境界。而该诗之朦胧，也主要由颔联颈联氤氲而出――人生之大，莫若死生无常;处世之困，莫过真幻不分;情感之扰，莫非或喜或悲;学成之惑，莫如或用或藏。生与死，真与幻，悲与喜，用与藏，都是鲜明对立而易于分别的概念，但《锦瑟》一诗却有意羼杂之混淆之，故其不朦胧也难矣。

　　“庄生晓梦迷蝴蝶”，其典故出自《庄子・齐物论》。“庄周梦蝶”的典故主要表现了庄子“齐物”的思想。人生在世，连梦与现实都不能分辨，连自己是人还是虫豸鸟兽都无法判定，又怎能确切地界定身外之物呢此为朦胧之第一重。

　　“望帝春心托杜鹃”句中的“望帝”，是传说中周朝末年蜀地的君主，名叫杜宇。后来禅位退隐，不幸国亡身死，死后魂化为鸟，暮春啼苦，口中流血，动人心腑，名为杜鹃。为人的望帝早已仙逝，为鸟的悲啼依然挥之不去。无论从佛家的轮回转世说来看，还是从情感与精神两层面来看，孰能断言望帝是死是生此为朦胧之第二重。

　　珠生于蚌，蚌成于海。月本天上明珠，珠似水中明月;泪以珠喻，自古而然，鲛人泣泪，颗颗成珠。“沧海月明珠有泪”，眼泪因悲伤而坠落，却化为价值连城的珍珠，此处“悲”与“喜”相反相成，而老子的辩证法亦把事物看成彼此对立的两个方面，且这两个方面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转化。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明月朗照，沧海微澜，鲛人有感，泪落成珠。孰能断言这璀璨的“泪珠”，是悲大于喜，还是喜多于悲此为朦胧之第三重。

　　玉是君子的爱物，是才华的象征。《礼》曰：“君子必佩玉”，要求君子时刻用玉的品性要求自己，规范道德，用鸣玉之声限制自己的行为举止。蓝田是有名的产玉之地，蓝田玉跻身三大美玉之列，驰名至今。“蓝田日暖玉生烟”，此句写蓝田山为日光煦照，蕴藏其中的玉气，冉冉上腾，但美玉的精气远察如在，近观却无。美玉深埋地下，对士子而言意味着不受赏识，或是不愿出仕。而其上若有若无的烟气，又隐隐暗示着李商隐对入朝为官的悠然神往和对湮没无闻的心有不甘。

　　从个人身世看，李商隐卷入了晚唐有名的“牛李党争”。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得势，李商隐都没有机会晋升。官场失意和晚年丧偶使他笃信起了佛教，后不久即病故。李商隐原想置身于牛李党争之外，结果却两边不讨好。年少才高，却被卷入晚唐的政治漩涡，进退维谷，怀才不遇，竟致终生潦倒无为，经历之惨可谓古今罕见。古代的读书人，多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理想，连“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的李白，也有“仰天大笑出门去”、“五侯七贵同杯酒”的得意与夸耀，何况命途多舛的李商隐呢然而严酷的现实，似乎又让他萌生了退意。真可谓欲走还留，欲说还休。此为朦胧之第四重。

　　《锦瑟》所呈现的，是一些似有而实无，虽实无而又分明可见的一个个意象：庄生梦蝶、杜鹃啼血、沧海珠泪、暖玉生烟。死生无常，真幻不清，或喜或悲，或用或藏，这是自然人、社会人、情感人、学问人最大的困惑。从另一角度看，“庄生梦蝶”和“沧海珠泪”体现了李商隐的道家思想(前者体现庄子的“齐物论”，后者体现老子的“辩证法”)，“望帝啼鹃”流露出他的佛家思想(轮回转世说)，而“用”与“藏”的困惑其实就是儒家“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纠结。由此可见，通过本诗，李商隐从唐代盛行的“儒释道”三教的角度，对自己的坎坷人生进行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列出了自己曾经百思难解的“四大困惑”。

　　本诗的主旨历来有多种解读，但无论“悼亡说”、“恋情说”还是“自伤身世说”，往往只涉一点，不及其余，自然难免聚讼纷纷，莫衷一是。如“悼亡说”主要依据“望帝啼鹃”，“恋情说”主要依据“沧海珠泪”，“自伤身世说”主要依据“暖玉生烟”，都不能对全诗进行整体解读。关于本诗的主旨，作者其实已经进行了明示：尾联中的“惘然”二字，指的就是颔联颈联提及的“四大困惑”。只不过“困惑”再多，早已往事如烟，是非功过又有何人评说呢此时的李商隐，早已摆脱了一事一物的桎梏，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由“不惑”而“知天命”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锦瑟》又何尝不是唐代的《天问》与《离骚》呢!

1．《马嵬（其二）》的写作手法

诗歌在艺术上主要运用了衬托和对比的手法。例如:颔联中, 诗人用" 虎旅传宵柝" 就烘托出逃难途中的典型环境; 同时, 诗人还用宫廷中的鸡哨人报晓筹 " 反衬马鬼驿的"虎旅传宵柝",使昔乐今苦、昔安今危的不同处境和心境跃然纸上。再如:颈联中"六军同驻马"和“七夕笑牵牛吻”成对比, 意义丰富, 耐人寻味。玄宗当年七夕和杨贵妃"密相誓心";要"世世为夫妇",而讥笑牛郎与织女只能一年一会, 可是现在当遇上六军不发的时候,杨贵妃却落得被"赐死的结局,而玄宗虚伪自私的精神面貌也被暴露无遗。又如尾联也包含强烈的对比, 一方面是当了皇帝的唐玄宗却保不住自己的宠妃,另一方面是作为普通百姓的卢家能够保住自己的妻子莫愁。为什么皇帝还不如普通百姓呢耐人思索。

2．《马嵬（其二）》的基调

第二首继承了前一首的基调，却更胜一筹，写得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意味深长。首联从“海外”说起，气势磅礴，笔力千钧。传说，杨贵妃死后，唐玄宗悲伤不已，就命蜀地方术之士寻找她的魂魄。有人趁机进言，说在海外蓬莱仙山找到了杨贵妃，还带回了她头上的饰物。诗人这里用“徒闻”二字将此事轻轻带过，实际上是否定了这虚妄之说。接着，诗人又宕开一笔，指出“他生未卜此生休”。意为：来世渺茫难求，可是李杨今生的缘分已然断绝，却是无争的事实。此语如当头棒喝，发人深省。第二、三两联，都是从对比的角度来写李杨爱情悲剧的。马嵬之后，唐玄宗这位失去了权势的皇帝，听到的只是军旅的梆声，再也享受不到在长安宫殿里专人报晓的服务了。现实的情景是军队哗变，“六军不发”，当年盟誓长生殿、笑牛郎织女的赏心乐事，而今都成悲痛，可谓“乐往哀来摧肺肝”！诗的最后一联，点明题旨：如何贵为天子那么多年，却无力保护自己的女人，反而连平常百姓人家的幸福也没有呢？这一反问虽然含蓄却很有力，启发世人记取唐玄宗沉迷情色，荒废朝政，致使国家陷于动荡、人民饱受战乱之苦的历史悲剧。

3．《马嵬（其二）》的章法结构如何？

这首咏史诗从章法上看，采用了倒叙的手法。先说唐玄宗“召魂之举”的荒唐，再追述马嵬之变后的凄凉，最后点出问题的实质，尺幅之间，可谓一波三折，曲折幽深。另外，五、六两句，也是“倒行逆施”：“当时七夕笑牵牛”事发在前，反而置后说；“此日六军同驻马”事发在后，反而先着笔。这一点，是李商隐学杜甫之处。他的诗虽没有杜诗的“沉郁”，但却颇得杜诗的“顿挫”：如水流遇阻，回环幽咽，蓄势待发，波澜起伏。

4．《马嵬（其二）》的巧对

从对偶上看，这首诗也是颇为后人称道的。中间两联，仅仅四句28字，却呼鸡驱虎，驻马牵牛，信手拈来，自然流利；妙趣横生，而又无穿凿之嫌。另外，以“六军”对“七夕”；以“驻马”对“牵牛”，都是借对的妙用。所谓借对，是指形式上相对，内容上不属于一类、而且往往相去甚远的对语。如“驻马”是指军队停滞不前，而“牵牛”却是指牵牛星，不是牵着牛走的意思。杜甫的诗中，这样的借对很多，如“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漫成》），以“清”（青）对“白”。这一点，李商隐也是学杜甫，但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唐宋以后，律诗对偶往往以借对为高，因为不容易，且富于幽默情趣。对于这首诗的对句，古人有不同的看法。金元时期的方回认为“六军、七夕、驻马、牵牛，巧甚”（《瀛奎律髓》），清代的吴乔更是大加赞赏：“叙天下事而六、七、马、牛为对，恰似儿戏，扛鼎之笔也。”（《围炉诗话》）。但也有不同意见，明代的吴昌祺认为“虎鸡马牛同用，亦一病”（唐汝询《唐诗解》吴昌祺评语），清代的屈复认为“空闻、无复，熟套语，七八轻薄”（《唐诗成法》）。我们认为，后面的否定意见过于拘执传统，只要出语自然恰切，何者不可以人诗呢？

5．李商隐诗的意境

当诗人以极度的虔诚，极度的劳累把自己的生命与诗境熔铸在一起时，我们体悟的就不只是意境之美，更是诗人的生命。

唐穆宗长庆年间，刘禹锡自连州刺史（现在的广东连州一带）任上回京，不久又被任命为夔州刺史（今重庆奉节一带），再度离京赴任。途中，他经过了安史之乱中发生兵变的马嵬驿，写成了以杨贵妃之死为主题的《马嵬行》。

一、近七十年后的调查记录

安史之乱发生的时候，刘禹锡尚未出生，他自然不可能亲历其事。但刘禹锡的人生轨迹有个特点，频繁被贬、到当时还属于蛮荒的南方各地去担任地方官，在湖南、贵州、重庆、江苏、安徽都曾经待过不短时间。

为什么总是被调来调去，首先是因为他参与了唐顺宗在位时的“永贞革新”，但由于革新触及了保守派的利益，很快宣告失败。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因此被贬谪到偏远州郡去当司马，因此这一事件又被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等到多年后刘禹锡奉调回京，他又以玄都观桃花为题写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话讽刺了当时上位的新贵，于是他很快又因诗得罪，再度被贬到播州（今贵州遵义）去了。

长期在南方各地奔波，固然是刘禹锡仕途不顺的表现，但多历各地的风土人情，使得他的作品融入了自然纯朴的民歌风味，也让他能够路经马嵬故地，亲自向当地人打听当年发生过的重大热门事件。

刘禹锡路经马嵬那一年，在位的已是唐玄宗之后的第六任皇帝，距离兵变发生已经快七十年了。

二、《马嵬行》写了什么？

刘禹锡为杨贵妃事件写下的《马嵬行》，是一首自创新题的乐府长诗。与同样是叙事长诗的《长恨歌》相比，这首诗的内容要“现实”得多。白居易写完杨贵妃的人生悲剧之后，还有仙山传语的传说作为美好结局。但刘禹锡这首诗却没有给出类似的大团圆结局，他写贵妃之死，留下高约三四尺的坟茔，再写她的首饰遗物是如何流传出去，多年之后仍然能让商人惊讶其珍贵美丽。

历代分析者最重视的是此诗中的两句，“贵人饮金屑，倏忽舜英暮。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前一句说杨贵妃饮下了黄金碎屑，在很短时间就香消玉殒，后一句又说她长年服食驻颜药物，因此即使死去仍然容颜不变。

刘禹锡的这几句诗，成为杨贵妃“吞金而死”的例证之一，与主流认为杨贵妃“死于缢杀”看法不同。

但考虑一下这首诗写成的时候，马嵬兵变已经过去了快七十年，具体细节流传有些出入也是可想而知的。同样是唐代诗人，杜牧还写过“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 ”的句子，这也被后人认为是杨贵妃“死于乱军”的例证之一。

三、刘禹锡的看法

安史之乱与马嵬兵变，是玄宗之后诗人经常涉及的题材之一，其中反映出的诗人本人看法也各有不同。

白居易与刘禹锡之间不但交往颇密，还有互相唱和的例子，后人因此将两人合称为“刘白”。白居易写“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刘禹锡写“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其实立意相当接近，都着重强调了唐玄宗的被迫、不得已。这种写法自带封建士大夫的立场，已经很照顾玄宗的面子了。

但到了宋代，仍然有评论家认为这种写法“失臣下事君之礼”。当然到了现代，刘禹锡直接把“妖姬”帽子扣给杨贵妃，又多少有些“红颜祸水论”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