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文档: 如何理解纪实作品中的真实性

纪实作品，基本上就是纪录片了。

对于什么是纪录片，各国纪录片创作者给出了各不相同的定义。最早在**领域里使用“纪录片”这个词来进行理论性表述的是英国人约翰·格里尔逊。他在1932—1934年间发表的长文《纪录片的第一原则》中认为，纪录片是 “对真实素材作有创意的处理”，这个定义的突出价值就是定义了纪录片的真实原则和现实基础①。而《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中则认为：“通过非虚构的艺术手法，直接从现实生活中获取图像和音响素材，真实地表现客观事物以及创作者对这一事物的认识与评价的纪实性电视片②。虽然上述定义对纪录片有不同的诠释，但基本上都没有放弃对真实性问题的探索与关注，同时,认为对纪录片要进行必要的主观能动的具有创造性的处理加工。纪录片的“非虚构”就是在真实的环境，真实的时间内，发生在真实人物身上的真实事件③。可见，纪录片的生命在于真实，真实性是纪录片的创作原则，是纪录片的灵魂。从客观上来看,真实性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浓缩，折射和反映，是纪录片最高的美学追求。因为纪录片的本质特征是视听形象的记录性和纪实性,所以首先它必须提供给观众的是一个真实的外观，一种真实的感觉④。而作为纪录片创作者，他的首要任务就是为观众提供真实的信息。显然，纪录片强调创作者必须反映生活的真实，这是因为真实性是纪录片的灵魂。从内容题材上看，真实性纪录片所体现的社会功能主要有人文价值和审美价值。

第一、真实性是纪录片的灵魂，是创作者的追求目标。采用纪实手法拍摄的纪录片，在价值取向上具有 “人文主义”的印记。 “人正在成为纪录片的主角，人的内心世界正在成为纪录片探索的重要内容”⑤这也就是说人的命运，人的思想，人际关系，人的生存状态、人的社会意识以及人的真善美、假丑恶，都是纪录片关注的内容。纪录片是人类用来沟通、交流、理解的艺术媒介，是创作者对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的真实记录，这是纪录片创作者尊重自然原生态，准确把握纪录片真实性重要之所在，更是真实性的纪录片的人文价值意义之所在。只有充分给予人们情感上的慰籍，获得人们心理上的认同和共鸣，才会受广大观众欢迎。世界上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真实讲述了一个爱斯基摩人纳努克一家的生活场景，它是一部通过个人命运展现特定环境下，爱斯基摩人现实生活面貌的纪录片。在我国，1991年的系列片《望长城》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纪录片，烙上了鲜明的人文主义特征。《龙脊》真实地再现了广西龙脊山区少数民族孩子艰难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热切的求学渴望。创作者除了运用自身过硬的影视语言系统外，更体现出了对少数民族孩子的关怀与关注。这才使得这部纪录片具有了浓烈人文价值和人文意义。《小小读书郎》以时间流程方式客观叙述了福建闽侯县众多被弃女婴的生活遭遇和学习困难，从而深刻揭露了时下老百姓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体现了创作者的人文态度和理性思考,这也正是其人文价值之所在。《冬天不再流浪》一片中，特写了流浪儿童渴望回家的眼睛，泪水的滴落，无助的眼神传达给观众以复杂的心情。创作者对流浪儿童的关注也就是对人的尊重，体现的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远在北京的家》中，讲述了从乡下到北京谋生的几个小保姆，她们在面对生活变化中，表现出了他们对自身命运的把握，充满了纪实色彩和人文气息。编导张以庆的《舟舟的世界》真实纪录了残障指挥家舟舟的生活、工作，留给观众思考的是今后如何去尊重残障人同时也强化了我们应负的责任和义务，片子具有一定的人文教育意义和感化作用。

第二、纪录片的审美价值在于它是建立在对真人、真事、真实生活状态的客观叙述上，它体现的是一种“纪实美”。“纪录片要真实地反映时代的历史的特点，不能脱离历史，弄虚作假，不能用虚假的东西欺骗群众。”⑥从以上对“纪实美”的阐述中，可得出这样的审美理念：对于纪录片来说纪实美学的创作风格是赢得观众眼球的重要因素，而弄虚作假就是欺骗观众的行为，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美了。一般来说，“纪实美”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纪实美”主要体现在“以事信人”上，即“用事实说话”以“还原事情真相”。在审美取向上，纪录片强调的是客观再现生活的创作手法，通过创作者对素材的选择，镜头的运用，编辑的取舍，又经过个人主观艺术思想的整合之后，直接阐发出对生活的体悟，进而让观众进行情感、思想、认识等心理活动而做出对作品的思考、分析和判断，虽说创作者有主观的思想，但却是来自客观现实的存在。可以说，客观的现实是他们创作的肥沃土壤。《梯田边的孩子》的创作者为了强调生活的气息和在现场的感觉，于是采用了“跟踪拍摄”和“对话采访”的方式，客观地记录了梯田边两位少年和乡人对带路及金钱的态度与做法，从中折射出他们或俗气或单纯的内心世界。由于他们自身的生存环境的影响，以及经济市场的耳濡目染，他们或多或少都染上了大山外的“付小费”的习气。从编导记者与两位少年的对话中，我们能够体会到他主观情感的流露。这也就是从客观生活的纪录汇总必然导出的结论，从而创作者也就能在更高层面上真实反映社会人文生活的明确意图。

其次，“纪实美”是对纪录片事件的过程交代。纪录片创作者要在真实的创作原则下发挥影视语言系统的优势，拓展纪录片的表现空间，给观众以直观的、逼真形象的视听享受。这就是说纪录片没有“过程”就没有事件。而纪录完整的“过程”，“长镜头”这样一种纪实性强的叙事手法则是再合适不过的“镜头语言”。当然，纪录片创作只运用“长镜头”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具有“组接”技巧特征的“蒙太奇”，虽说纪录片表现的是生活流程，但也不能不加以选择，而“蒙太奇”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它也是一种可依照生活的流程而做出的艺术处理手段。《北方纳努克》运用大量的长镜头，真实地纪录了纳努克一家聚居地的生活场景。他们猎取海豹、一家人在水边下筏上岸等场景的长镜头，都是长镜头理论运用的最早范例。当然，弗拉哈迪也注重蒙太奇技巧的运用，如造冰屋的情景等，其编辑组接得自然流畅，张弛得当，充满了强烈的节奏，显现了高超的“蒙太奇”技巧。

再次，“纪实美”在于既尊重现实，忠实于生活，又要进行“创造性的处理”。20世纪的英国著名纪录片导演约翰·格里尔逊曾主张纪录片具有文献资料的性质，同时又要有创造性地对真实生活场面作出处理。他所说的“创造性处理”主要就是指采取“戏剧化的结构方式、故事化的叙事特征”⑦对现实生活事件进行“搬演”等富有表现力的艺术创作。这也就是说，在纪录片真实性创作原则下，必要的对纪录作品进行故事化的叙述能够烘托气氛，渲染情绪，使真实的生活更加生动、典型，从而产生较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同时，故事化的叙述也是吸引观众解读纪录作品，解决纪录片生存和发展的有效方式。如果纪录片没有了“创造性的处理”那也就没有了“故事”。虽然纪录片不能用故事片的戏剧性和荒诞性来塑造纪录片的血肉，但纪录片故事的真实性能够产生于创作者对生活真实事件的故事化叙述和营造。当然有人会认为，纪录片是非虚构的艺术，来不得半点故事化的“创造性处理”。其实，无论是纪录片还是故事片，只要故事本身和人物是具有真实性的，具备动人的故事以及强烈的故事性（矛盾冲突）的，能够掀起观众情感的波澜，引起观众的共鸣的，都称得上是成功的作品。弗拉哈迪在《北方的纳努克》中便成功地运用了故事化的叙述手法。他让纳努克用已经死了的海豹进行重演，甚至让他们一家人在冰天雪地里模仿起床，造成了故事事件过程的戏剧和悬念，具有故事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的中国，以“讲故事”为主体的电视纪录片渐渐占据荧屏空间。从《望长城》到《广东行》再到《生活空间》，无一不是在满腔热情地讲述改革开放后中国日新月异的故事。从审美观和价值观来看，人们需要通过“故事化”的处理方式来看待人性中的真善美和假丑恶，而矛盾冲突在故事化纪录片中的体现有时是突出明显的，如《沙与海》、《龙脊》、《最后的山神》、《我们的留学生活》等均是体现人物与环境矛盾抗争的典型作品，他们一样具备“故事”，具备矛盾冲突，这些作品也就能够带给观众以更深层次的思考。

纪录片以其独特的“纪实美”而成为电视屏幕的新热点。究其原因，我认为这是迎合了观众的审美需求，使其精神和情操得以净化和升华的结果。对于纪录片创作者来说，保持纪录片真实性价值的存在是首要的。而纪录片追求的是一种真实的境界，而 “真实”则包括着创作者的真诚，原生态的生活真实，选择性真实，艺术真实也可以说，这些是保持纪录片真实性价值存在的创作原则。其中，创作者的真诚则是纪录片创作的根本前提。选择性真实是对原生态的生活真实的超越，即选择性真实是创作者对原生态生活的进行提炼、加工过的真实，要比原生态生活更集中、更典型和更鲜明。而艺术真实则是对选择性真实的超越，即艺术真实是对创作者对原生态生活的主观意图和主观情感进行甄别选择后的真实，它要比选择性真实更具形象性和丰富性。创作者的真诚，原生态真实，选择性真实，艺术真实四者紧密相连，互相作用，循环上升。最终，四位一体，达到高度统一。这也许就是对当代电视纪录片真实性的定位！

首先，纪录片创作者的真诚（道德良心）是纪录片创作的根本前提。他们的真诚，立场是开启观众心灵世界的一把钥匙，在纪录片中是唯一能够保证其真实性和权威性的东西。倘若放弃对真实的追求，就等于放弃了观众对自己的信任，那又从何谈什么纪录片作品的意义呢？《北方的纳努克》的成功就是弗拉哈迪与纳努克一家长期交友共处，深入观察，取得其高度信任，以便拍摄时，他们在镜头前能自然流露出日常生活行为习惯。《迁徙的鸟》⑧的创作者为了让鸟类与拍摄人员相处和谐，自然，真实些，他们便让鸟类整天跟自己呆在一起。此外，还聘请了多名世界鸟类专家和两个科考队来协助拍摄。这样才让世界的观众鸟瞰了我们美丽的地球，实现了一次奢侈的视听盛宴。《小小读书郎》的编导也正是凭自己的良知，真诚才得以用细腻的拍摄叙述手法，对那些不同年龄层女童进行心灵世界的沟通。李京红的纪录片《姐妹》真实地记录了来自浙江衢州的一对亲姐妹的真实故事。她们因坚持正规营业、拒绝色情服务而惨淡经营；感情生活也同样饱受痛苦；为了生存，为了孩子，她们苦苦与命运搏斗。这正是编导的真诚才取得了章桦姐妹的信任，从而使拍摄成功进行。

其次，原生态的生活真实，即纪录片表现出的是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和事，是客观现实。生活真实纪录片真实性体现的基础。它要求创作者发挥本身的专业优势，纪录生活，贴近生活。只有符合生活真实才能创造出具有生活逻辑的生活情节，才能产生具有客观生活规律的纪录片作品。《龙脊》中考试的那一段长镜头，老爷爷从门外走进考场看外孙考试，并在考场转悠，结果被监考老师劝出。这段画面是生活中的突发事件，编导没有进行事先情节的设计或摆拍，因而让观众感受到了具有戏剧性情节的原生态的生活真实。

再次，选择性真实就是纪录片创作者从生活事件中对创作素材的选择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他们对创作客体活动场景事件进行了不断的甄别和筛选，从而呈现出真实的一面。从题材内容看，选择性真实是创作者对真实人物，真实时空，真实事件进行了宏观把握与选择，他们选择摄取的镜头画面是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生活事件。编导在《梯田边的孩子》中，选择用偷拍的创作手段对故事主人公进行了跟踪拍摄，偷偷给他别上麦克风，从而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与乡亲关于租牛的对话，与伙伴之间关于“多吃点”的对话，具有强烈的真实感。从技术层面看，经过从生活事件的原生态到摄像机、编辑机的处理，也是创作者的主观意图的表现。根据对影视专业要求的理解和价值观判断，创作者对纪录片作品的成形要素也进行专业层次上的选择。

即便是纯客观的纪实性作品《北京的风真大》也存在着创作人员的主观选择意图。摄影机和安奇的提问声在北京的各个角落出现，有街头、学校、商场、广场、餐馆，甚至还有公共厕所，被采访的对象有老人、孩子、军人、警察、游客和情侣等各色人等。安奇甚至还敲开一些居民人家的房门，进行随机采访，或者进入正在就餐的人群，询问：“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吃饭吗？”并且闯入人家的婚礼，来问他们这个问题。虽然所问的问题显得突兀，但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回答了他的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都觉得北京的风很大。这样的即兴采访，没有事先安排的刻意性，却具有强烈的纪实美感和真实意味。

最后，艺术真实是是创作者建立在选择性真实基础之上的，是对选择性真实的一种超越。“艺术真实是艺术作品内容的基本要素，强调艺术忠实反映现实，从艺术创作主体的世界观和审美理想出发，去揭示所描绘的现象的本质”⑨换句话就是说，创作者在具备真实生活事件内容的选择性真实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人生体验和艺术的创造，对原素材加以选择，提炼，加工，整合，从中揭示出现实生活的本质与真谛来。艺术真实不但客观地描述出现实生活，且曲折地生动地表现了人类精神世界的真实，具有一定的艺术性特征。艺术真实是纪录片真实性的终极追求，从人的痛苦，幸福以及人性善恶中，给人以人生感悟，从而获得强烈的审美享受。纳希微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地摄影记者之一，瑞士纪录片导演ChristianFrei用了7年时间对纳希微进行了跟踪纪录，从科索沃到刚果，从印尼到巴勒斯坦，展现了战场摄影师的工作状况，ChristianFrei在拍摄的同时在纳希微的相机后装了一台微型摄像机，以他的相机为视角更直观地表现战地摄影师的工作世界。影片开头便引用著名战地记者Robert capa的一句话：“如果你的照片拍的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⑩而《战地摄影师》的一切影像都是足够近的。该纪录片获奖无数包括奥斯卡纪录片提名,其主要原因就是纪录片本身内容的真实性带给了观众一种艺术真实的感觉。《俺爹俺娘》（2003《中国·横店影视城》杯纪录片大奖赛”获人文类节目一等奖。）通过摄影家焦波20多年拍摄自己父母日常生活照片的故事，反映了一对普通的中国农民勤劳、平凡的一生，表达了一位远离故乡的游子对年迈父母的思念与愧疚之情。该片以独到的艺术感觉、精湛的电视语言、细腻的表现手法，生动地讲述和表达了埋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厚重的情感，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强烈共鸣。当然，要想达到纪录片的艺术真实，从很大程度上来讲与不同创作者的审美层次和思想境界有关。

从纪录片真实性的操作层面上看，保持纪录片真实性价值存在的另一个途径是：纪实手法与“真实再现”，这也是其独特而又多样的创作手段。

纪实手法包括抢拍、同期声、长镜头等创作手法。一般来说纪实手法是以尊重客观事物发展的自然流程，以便获得真实自然的效果为追求目的。其中，抢拍是利用事先设置好的掩体或用特殊摄影机不让被摄对象发现的拍摄手段，是对在真实状况中拍摄真实的人物以及对生活瞬间的有意味情节的捕捉，而被摄者并不知道有人在拍摄他们。在前苏联人**理论大师维尔托夫看来，用抢拍，偷拍的方法可以获得“现实的片断”以便组合成一个“有意义的震撼”。若想拍好稍纵即逝的精彩镜头画面，这需要凭借创作者的职业敏感度（技术功底和艺术直觉）。同期声是指在画面上出现的人物的同步语言，是一种直接的来自被采访对象的真实声音，具有现场感和说服力。长镜头是指在一个镜头里不间断地表现一个事件过程甚至一个段落，通过连续的时空运动把真实的现实自然地呈现在屏幕，形成一种独特的纪实风格。长镜头是为了“克服蒙太奇**美学和戏剧化**美学观的某些局限性”⑾而存在的。这样就为长镜头显示了与蒙太奇不同的美学意义：“保证事件的时间进程受到尊重”“可以展示空间和时间的真实”“再现现实事物的自然流程”⑿

其实，像抢拍，同期声、长镜头等手法在一部成功的纪录作品中，往往是多种并用的。《望长城》的创作者在拍摄初期就片子的基调，思路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之后达成一致共识：所有的素材都必须带有同期声和现场效果声，以及要重视记录过程（长镜头理论的运用）⒀。《梯田边的孩子》运用抢拍偷拍手法，并拍摄下现场的同期声，真实地记录了创作者等人吃饭时，小孩偷偷跑出屋把自己碗里的食物分给其他伙伴吃的场面，表现出了活跃生动而有真实的现场气氛。

可见，运用这些纪实手法能够原生态地纪录正在发生着的事物，在他人他物未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进行一次自然的对现实的客观拍摄，具有不经过事先安排而使镜头语言内涵丰富，意蕴生动的特点。

“真实再现”是用一种虚构的类似**中的人工扮演或搬演的方式，把无法捕捉到当时现场画面的突发事件重现和还原出来⒁。 “真实再现”做为一种创作手段，它之所以能够在纪录片中找到生存的土壤，其根本原因在于纪录片节目资料的匮乏。由于受到了镜头的干预和主观意图（创作者人工编辑的痕迹，自由地重组原素材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进行叙事时空关系的处理和艺术化的拼贴）的介入，所以想要让纪录片达到绝对的真实是可望不可及的。这样采用多样化的创作手段，如“真实再现”便能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影像视听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诸多的学者专家一致认为：运用“真实再现” 必须坚持以真实性原则为底线。这样创作者对再现的内容进行并不是凭空捏造的，有事实依据的，具有客观规律的艺术创作，采用“真实再现”的创作才是无可厚非的。当然，“真实再现”也是有其局限性的，不适当地滥用将是对作品真实性的损害。只有遵循适度原则，才能创作出符合真实性原则的纪录片作品来。《北方纳努克》⒂一片中，许多情景，如搭冰屋，用钢叉捕海象都是利用重演，摆拍等虚构手法拍摄的。增添了故事性和表现力，体现出了通俗化和娱乐化色彩。这也成为了后来的大多数纪录片创作者所津津乐道和纷纷提倡、效仿的。纪录片《失落的文明》是以大量的表演手段而闻名的，它的序幕部分：用动荡的镜头展现众人匆忙的脚步，有人慌忙转移财物表现惊慌失措的情境，产生了强烈的故事性和悬念感，深深地吸引了观众的眼球。然而，以上的诸多镜头画面是虚构的，并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证明在这个文明中断前，曾有此举动，但这正是我们人类面对危机，灾难时所出现的正常反应，符合原生态的生活真实和历史流程的真实。可见，真实再现只有在真实性原则的前提下才能成为一种具有生存价值的创作手段。

“真实再现”主要应用与电视纪实性纪录片上，它是对于已经消失的，曾经确实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提供影像叙述。在具体手法的处理上应当做到以下几点：（1）同一部作品中，扮演，摆拍部分的比例要适当，不能超过纪实的部分。（2）从剪辑角度看，用扮演者的局部形象组接来引发观众的联想，用数字动画特技来模拟历史现场。纪录片《瞎子阿炳》中，阿炳的影像只有一张照片，而创作者根据相关史料的记载和相关当事人的叙述，模拟出了一幕幕阿炳悲惨境遇的镜头画面，这才得以完成对阿炳的人生和艺术阐述和解读的。（3）从传播学角度看，对“真实再现”片段要给予说明，要么打出“模拟现场”之类的字样，要么在表演镜头与非表演镜头之间要有明显的视听区别，能够让观众一眼辨别出真实和虚构来。《失落的文明》真实再现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几个重要的文明消失之谜，具有戏剧性和观赏性，但所有的表演镜头都有明显的特技处理。观众自然会有所发觉什么是带有表演成份的，什么是真实记录的。而对以现实为题材的纪录片则不能运用或少用“真实再现”的创作手段，以免观众质疑作品的真实性。总之，“真实再现”是为弥补了影像资料的匮乏而存在的，具有一定的历史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纪录片的生命在于真实，真实性是它的创作原则和灵魂。基于此，纪录片创作者对原生态生活的深刻解读和阐释，而其对主题，情节故事的选择则是在于接近真实的所有策略手段中。创作者不能虚构故事，而是要以自己独特的策略手段来表现生活本质的真实。回顾**发展史，纪录片诞生于西方，发展至今，走过了一条从无声到有声，从简明到表现手法多样、风格万种的坎坷道路。纪录片永远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观察，记录和解读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我们祈望准确地把握纪录片的真实性，然后以各自不尽相同的策略手段，执着地追求纪录片的真实！

红星照耀中国中，作者的采访经历和感受如下：

1 1936年6月，作者进入陕甘宁边区进行采访。在延安期间，他采访了许多******，如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采访中，作者深入了解了***人的生活、思想和精神风貌。

2 作者还通过与普通民众的接触，了解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感情。他对普通农民的关注和对他们遭受的苦难的描写，让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个国家和民族所面临的问题。

3 在采访过程中，作者还目睹了许多社会现象，如农民因为苛捐杂税被赶出土地，长年干旱导致数百万人穷困潦倒等。这些现象让他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4 在采访过程中，作者还记录下了***人的工作和生活场景，如红军的军事训练、政治会议等。这些记录让人们更加真实地了解了***人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5 通过采访，作者感受到了***人的精神风貌和追求真理的决心。他被***人的品质和追求所感染，深入思考了社会问题和民族精神的重要性。

总的来说，作者的采访经历和感受让他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人、普通民众和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同时，他也通过自己的笔触，将这些经历和感受真实地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这个国家的历史、现实和精神风貌。

人物评价

“朱自清的散文，能够贮满一种诗意。”——（近代诗人郁达夫评）

“朱自清的作品一开始就建立了一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近代散文家李广田评）

“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毛泽东评）

“同朱自清谈话处事或读他的文章，印象都是那么诚恳、谦虚、温存、朴素……他文如其人，风华从朴素中来，幽默从忠厚中来，腆厚从平淡中来。”——（现代教育家、作家杨振声评）

扩展资料

朱自清生于光绪年间，1916 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 年2 月，他出版自己的处女诗集《睡罢，小小的人》。1931年，远赴英国留学，并在此间游历欧洲各国，归国后出版了 《欧游杂记》。

在“五四”运动之后，他发表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井从此开始专心致于散文的创作。1928 年，他出版了纪实散文《背影》，这是使得他成为当时负有盛名的散文作家。

他的作品主要可以分为3 类： 一是描写现实生活，抨击黑暗的社会。二是描写个人及家庭生活，表现父子、夫妻、朋友之间的情感。三是描写自然景物，井借景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

朱自清的著作总共有27 种，190多万字，包括诗歌、散文、文艺批评和学术论著等。其中大多都已收入了1953年出版的《朱自清文集》之中。

-朱自清

《西行漫记》，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不朽名著，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

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

　　纪实文学：一种迅速反映客观真实的现实生活的新兴文学样式。亦称“报告小说”，是报告文学化的小说，也是小说化的报告文学。它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可以有一定的虚构性。

　　而今，“纯文学”人对纪实及纪实文学的讨论已经失去了热情，对纪实文学的创作也跌入了低谷。原因何在，我以为是陈佩斯想取代朱时茂出演正派角色，可惜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真实的素材到了“纯文学”家那里，难免不被虚构的面目全非。所以，再怎样高喊真实，读者也不买帐。但是，“纯文学”人士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却是非常宝贵的。

　　如果说“纯文学”人为纪实及纪实文学讨论算作第一阶段的话，那么，从特稿人的角度出发，从当前文学实践的角度出发，以“中坛”“华坛”为代表的纪实及纪实文学讨论，又把此课题引向了深入，推向了新高潮。

　　有必要指出的，就像今天人们对“牺牲”“**”“文学”等概念与古代人理解不同那样，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也不是唐宋的古文运动，我们特稿人对纪实及纪实文学等概念也与“纯文学”人也有很大区别。我们所说的纪实，是具备新闻“五个W”的真实；我们所说的文学，不是虚构，而是另有所指。

　　二、文学是“初恋情人”吗？

　　对于文学，从来都没有一个固定的、为所有人举手赞同的定义。犹如什么是“美”之于美学，什么是“人”之于社会学，什么是“历史”之于历史学一样，对于文学的定义，也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这一方面说明文学现象是复杂的，难以一言九鼎，“放之四海而皆准”；另一方面也说明文学正处于发展之中，任何概括都只能解释过去，最多能解释现在，而难以解释未来。正因为这样，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生命力才是旺盛的。

　　一个文本究竟是不是文学作品，有没有一个标准呢？我认为，没有绝对的标准，只有相对的标准。当年，文学理论家成仿吾在评论鲁迅小说集《呐喊》时，曾说：“《狂人日记》很平凡；《阿Q正传》的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孔已己》《药》《明天》皆未免庸俗；《一件小事》是一篇拙劣的随笔……”基本上否定了《呐喊》的文学价值。唯一例外的，是他认为《不周山》“总是全集中第一篇杰作”。可是，鲁迅的看法却针锋相对，在《呐喊》再版时，他索性将“杰作”《不周山》删去。排除双方在这篇文章上的意气之争，也能看出评价一篇文章文不文学、优不优秀是很难的。

　　那么，文学的相对标准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还相信权威的话，我们不妨把胡适先生的理论拿出来作个参照系。胡适在《什么是文学》中明确指出：“文学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动人，第三要美。”这三个要素对于“纯文学”是适用的，对于作为纪实文学的时代代表的特稿也同样适用。

　　从“明白清楚”来看，我们的特稿那篇不是如此？要是文不通、字不顺、满篇之乎者也，根本就发表不了；

　　从“有力动人”来看，也是如此。写特稿的人都知道文似看山不喜平、要用细节来煽情的道理。读了柳达的《遗书写在离婚之前》，谁不为潘永华的凶残拍案而起；读了江枫的《写给长发爱人的歌，化作蝴蝶停留在我肩头》，谁不为张佐熙、张莹凄美的爱情而惋惜落泪；读了李作明的《多情的“对峙”，千年古树下的那群父老乡亲》，谁不为岭口村众乡亲“舍身”保护古樟树的义举而赞叹不已……

　　从“美”来看，特稿不仅传播新观念宣传美好事物，而且，就是从文字上也有不少可读耐读百读不厌的优美篇章。比如，江枫在《写给长发爱人的歌，化作蝴蝶停留在我肩头》中写道：“这个时候，张佐熙才鼓足勇气仔细打量这个女孩（即张莹），她起码有165米高，脖子上围着一条比雪还白的围巾，很飘逸的长发如瀑飞泻，一双眸子好像永远浸泡在亮亮的浅水里……张佐熙的心瞬时被她填满了，心间升腾起一种燃烧的激情。”我相信读者在读到这一段时，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一个靓丽、青春的少女的影象，获得审美愉悦。

　　现在的特稿人，大多来自八十年代的文学青年，大都有点“纯文学”情节。就像当年的白话作家不是文言文学的宠儿，现在的特稿人也不是“纯文学”的幸运儿。否则，余华、王朔、莫言等辈为何不动笔来写特稿？正因为这样，一些人便在“纯文学”面前有点自卑，把“纯文学”看作初恋情人。实际上，自己的妻子不也曾是别人的初恋情人吗？假如真的与初恋情人结为连理，未必就真的那么幸福。懂得了这个道理，再对特稿出口不逊，摆出一份“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就有点贻笑大方了。

　　三、“文学”与“不文学”的界定

　　“请你去市场买2斤水果？”“请你把地里的杂草拔掉？”……当接到这样的要求时，是很让人犯难的。因为，水果包括苹果、桃子、李子等，她与蔬菜是不同的。但是，西红柿、萝卜、黄瓜是算水果还是算蔬菜？地里的杂草也很不容易“一刀切”。因为，到庄稼地里，不长庄稼的植物是杂草；到花园里不开花的是杂草；而到绿地里，则不符合人们要求的庄稼、花卉都是杂草。但是，从一般意义上讲，外延包括在水果、杂草内的东西，都有基本相同的内涵；在一定时空下，人们是可以判明是不是水果和杂草的。

　　同样道理，一个文本是不是文学作品，并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它在一定时空下表现出的文学性。也就是说，过去不认为是文学的文本，现在可以确认它是文学作品；现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后也可能就被排除文学大家庭之外。比如，一般来讲，公文是应用文，与文学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但是，作为向皇帝的奏疏的（诸葛亮）《出师表》（陈密）《陈情表》等，现在就列为优秀散文；书信不是文学，但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那是文学经典；乾隆一生写过4万多首诗歌，当时得到的吹捧肯定不比李白、杜甫少，可是，现在谁把他看作诗人？过去，小说、戏剧不登文学大雅之堂，被贬为“雕虫小技”。小说家丧魂落魄，要么像曹雪芹那样穷困潦倒，贫病而死；要么像蒲松龄那样，摆个茶摊，艰难度日。明代中期以后，通俗文学家们也曾大声疾呼，为小说正名，为特稿小说的地位和发展而奔走，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小说仍然是“小说”，没能大翻身。三十年河东转河西。到了近代，梁启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经验，对小说的性质和功用进行了重新审视，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雄辩地提出：“今日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从而彻底改变了传统观念，使小说一跃而成为文坛新霸主。而文革时期，当时许多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现在却被束之高阁，已无人问津；上个世纪50年代的《等待戈多》，因为打破了人们头脑中的戏剧思维定势而受到嘲笑，现在却成为现代戏剧文学的经典……文学就是在“是”与“不是”的较量中艰难前行。所以说，没有抽象的文学，只有具体的作品；没有固定的文学圈子，任何文本（短到一篇短文，长至洋洋万言的宏篇巨著）都可以成为文学。至于把史传和通讯中的优秀篇章分别归到传记文学和报告文学麾下，那就是文学常识了。

　　那么，如何鉴别文本是不是文学作品呢？这就要看文本中是否蕴涵着当下普遍认可的丰富的文学性。就像人生而平等一样，在文学女神面前，所有的文本都是平等的。不论文本的形式、功用、长短如何，只要具有丰富的文学性的，就是文学作品；文学含量越高，其文学价值也就越大。这种划分办法不是提倡“泛文学”。文学泛与不泛，全在于对文学性的把握。紧一些，就可以缩小在高雅文学范围内；松一些，可以扩大到通俗文学范围。不管紧与松，只要是缺乏文学性的文本，即使它是以“纯文学”形式出现的，也不是文学作品。

　　四、特稿之中有文学

　　特稿是当前最受读者欢迎的文体，也是最混杂的一种文体。特稿是一个被许多作者改造了的文体，现在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即使是《家庭》《知音》《华西都市报》，也没有统一的认识或选稿标准。可以说，以“两刊一报”为代表的特稿是新生的、年轻的、缺乏章法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最富有创新、最少门阀之见、也最具有潜文学价值，它是当代文学的富矿。

　　不是所有的饮料都是酒。只要含有酒精的饮料都是酒。而饮料中所含酒精的浓度决定了酒的度数的高低。

　　不是所有的特稿都是纪实文学。特稿中的富含文学性的文章，肯定是纪实文学。

　　文学区别于其他一切科学或者学科的标识，是文本中的文学性。古今中外对于文学和文学性的论述零零总总，限于篇幅，我不再一一例举。以我现在的理解，文学不过是能给读者带来审美体验的文本，是文本中蕴涵的文趣、情趣和理趣的有机结合。“三趣”结合的越巧妙，文本的文学性就越强，文学价值就越大。（作为例外，某个特性突出的文本，也可能成为文学作品，比如法国·培根的《人生论》就是以理趣见长的散文集。）

　　一是文趣，也就是文学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为语言的艺术，文学并不是唯一的。相声也是语言的艺术，但相声与文学是两码事。文学语言与其他语言的主要区别在于它的形象性，让人读后如临其境、如闻其声、过目难忘。1999年12月，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演讲中针对“我是如何成为作家的”这个问题时解答说：“我能够持久地做白日梦，对机智的词句和文字游戏感到兴味盎然……”八股文写的再高明，也是味同嚼蜡，不会成为文学作品，道理就在于此。

　　二是情趣，也就是情感性。李白的“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短短二十字，跨越阶级，穿越时空，魅力无限。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泰纳在《序言》中明确指出：“一部书越是表达感情，它越是一部文学作品；因为文学真正的就是使感情成为可见的东西。一部书越能表达重要的感情，它在文学上的地位就越高……”（《西方文艺理论史精读文献》，第594页）

　　三是理趣，也就是思想性。这种思想性与其他文本（哲学的、伦理学的、自然科学的等等）的思想性在表现上大不相同，它一般是从字里行间艺术地折射出来的，是“意在言外”“意味深长”“言在此而意在彼”，而不是明说的。所以说，大文学家如鲁迅、雨果、列夫·托尔斯泰大多是大思想家，而大思想家如魏源、黑格尔、达尔文大多不是大文学家。文学家的地位是独特的，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

　　“三趣”能不能作为衡量文本文学性的尺度，可以举例为证。拿写雪的文本来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与“天地一笼统，白井黑窟窿。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相比，两者题材、形式相同，“三趣”相差甚大，因此，前者很好地体现了“三趣”，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而后者语言平庸、思想肤浅，无法引起读者情感上的共鸣，根本不算文学作品。这样的例子可以说随处可见，举不枚举。

　　五、对纪实“文学”的理解

　　传记文学是文学，没有什么人有疑义；报告文学是文学，也没有多少人再否认。为什么对涵盖传记文学、报告文学的纪实类文学（本文只从狭义上讨论纪实文学）却遭遇大声质疑，甚至搞特稿写作的人也要与其划清界限，大声申明自己的作品不是纪实文学？这里面有思维定势的问题——把文学等同于虚构，把纪实与文学对立起来了；有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纪实文学存在多年，讨论多年，但是还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和学术共识；有认识的差异问题——以为以文学的样式出现才是文学，不以文学的样式出现就不是文学——实际上，古今中外的纪实文学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史记》的文学价值是举世公认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国内许多纪实家的“特稿”不也夺得过各种名目的文学奖？而对纪实文学质疑最大的，可能就是对特稿中如何将纪实与文学有机结合心存疑虑。

　　我认为，纪实文学的“文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特稿的语言是文学语言。

　　其二、采用文学思维方式选择题材、提炼主题、深化文本的社会意义。比如柳达的《22个上海弃儿寻亲始末》为何轰动全国？江枫的《冷静看东方红爱心热》为什么能引起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并催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刘郎的《性贿赂绊倒了监狱长》一经刊登，为何引起“两会”关注，成为坚决惩治司法腐败的热点话题？都是以小见大、贴近生活的结果。遗憾的是，现在的特稿在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与“纯文学”有着较大的差距，因此，特稿成为快餐文化，成为赚钱机器，而极少能成为纪实文学的经典。

　　其三、纪实家可以对特稿人物的对话做艺术加工。纪实家的采访素材，多数是通过当事人的回忆。作为回忆片段，谁能保证当事人在特定情况下说过的话时隔多年、事过境迁还能记得那么真切？即使做了现场录音，限于篇幅和可读性，纪实家也要做适当的加工，这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其四、在充分尊重生活真实的前提下，在特稿的结构设计和情节取舍上施行文学化，以增强特稿的文学性。优秀的纪实文学，如果剔除文本中的“五个W”，实际上与小说没有多少本质区别。

　　其五、运用再造想象方法和文学技巧，在环境描写、气氛烘托、心理刻画等方面做一些必要地“演绎”。比如，王书春在《神秘蛇岛上的战争》写道：

　　“原来这里不叫蛇岛，因为它还不是岛，是与大陆连接的一座座小山峰。这里是动物的乐园……

　　那时，这里的风光美极了，在蓝天下，小鹿、山羊、白兔奔跑着玩耍着，小鸟在枝头唱着动听的歌，青蛙、知了也跟着凑趣。突然，狼来了、鹰来了，动物们拚命地奔跑，鸟儿狠命地乱飞，最终还是有体弱者成为强者的美餐……

　　突然，天上响着巨雷下着倾盆大雨，接着大地在颤抖小山在晃动，动物们都能听到岩石断裂的巨大响声，所有的动物都知道大灾难来临了。它们本能地躲进一切能躲的地方。也不知过了多久，天晴了，地也不动了，还活着的动物胆颤心惊地从躲藏处跑出来爬出来飞出来。很快，一个不幸的消息传遍了：天塌地陷了，四周都是悬崖峭壁，再外边就是大海了，这里成了孤岛——很小很小的孤岛。“

　　在这篇老题新作的特稿中，王书春较好地实践了自己的特稿“三性”理论。如此运用再造想象方法所做的活灵活现的描写，还不文学？如果不是运用文学思维方法，而是机械地强调特稿的真实性，那么，蛇岛形成前后的景象和地震发生时“动物们都能听到岩石断裂的巨大响声”等生动的细节又是从何而来的？

　　以上论述，未必完善。现在写出来，就是想以文会友，抛砖引玉，希望能得到你及关注特稿与纪实文学理论建设的朋友们的批评、指正。

　　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