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叙文的情感有哪些

诗人郑愁予在对话《朗读者》时说：“作为一个诗人，首先你是一个情人。有资格做一个好的情人，才有资格做一个好的诗人。”由此可见，作者情感的热度关系着作品的温度，作者的抒情力决定着作品的感染力。那么，怎样在记叙文写作中灵活恰当地抒发感情呢？笔者以为，其路径有三：

一、以“实”生发“虚”

“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种情感的产生总有其缘起，有其触发点，“触景生情”“情随事迁”这些词语说的就是如此。因此，记叙文所抒之情也必须是从这个触发点去生发开来，不能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就需要“以‘实’生发‘虚’”，这里的“实”指文中所叙写的景、物、人、事等，“虚”指由“实”而生发出来的情愫。其好处在于“情知其所起”，有根有蔓，以油然而生、自然流露为上。

邱永豪同学的《最好的风景》一文，从父亲“想‘我’所想”写到“急同乡之急”，由“亲情”而及“乡情”，逐层深入地拓展开了“风景”丰厚的内涵。文章先后进行了多次抒情，那么情感是从哪里生发出来的呢？请看：

十年前，我们家买了一辆五菱之光面包车。……它载着父亲经历了风风雨雨，也见证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我的小学是在苏州读的，到了冬天，苏州几乎是要天天下雪的。放学时，天已经黑了，又刮着风下着雪，同学们又饿又冷，所以走到校门口时，大家都急着寻找各自的家长。这时，爸爸总是很机智，他将车上的警示灯打开，一闪一闪的，我很快就找到了他。到了车上，我发现座位上还放着热乎乎的包子，我拿起来一口一口地吃着。透过挡风玻璃，望着外面寻车找人的忙乱情景，我感到父亲开的面包车是一道最好的风景，因为它带着父亲的温度，闪烁着父亲的智慧。 ①

放寒假时，已近春节。爸爸是建筑工地的一个小包工头，而老板总是拖欠工程款，为了让家乡跟随他出来打工的工人们能回家过一个安心年，爸爸决定筹钱将他们的工钱全部结清。结完工资，爸爸与工人们收拾行李准备回家，可是那天买不到车票了，工人们一个个又归心似箭，急得直跺脚。于是爸爸将我们家能不带的东西都拿了下来，让工人们乘面包车一起走。在车里，我虽然感到拥挤，但从工人们脸上溢出的笑意中，我分明感觉到，父亲和那辆车已成为他们眼中、心中一道最好的风景。是父亲用自己的一辆车、一颗心，照亮了他们回家的路。 ②

随着时间的流逝，岁月的更迭，爸爸和那辆车都在不知不觉中老了，但在我心中，那辆面包车射出的橘**的光永远给人以暖意，永远是一道最好的风景。 ③

文中①处所抒之情是从父亲开车接送“我”的细节生发出来的。“带着父亲的温度”是从父亲在座位上放着的“热乎乎的包子”而来，“闪烁着父亲的智慧”是从父亲为了让我尽快找到他的车，少受风吹雪打，“将车上的警示灯打开，一闪一闪的”而来。这就使抒情有了依据和内涵，文质兼美。

文中②处所抒之情是从父亲在春节前所做的两件事中生发出来的。在举家指望工人能带回工钱的春节，父亲带着一颗“想人所想”之心，努力筹款，发放工钱，让工人们开心回家；在一票难求的春节，父亲又带着一片“急人所急”之情，腾出空间，载人还乡，让工人们顺利回家。

文中③处所抒之情是从“那辆面包车射出的橘**的光”生发出来的。因为“橘**”是一种“暖色”，本身就带给人一种暖意，同时又联结上文，将父亲带给“我”和“随他一起外出打工的乡亲”的暖意蕴含其中，一语双关，妙化无痕。的确，人会老去，车会老去，而其传递出的温情不仅不会老去，反而会历久弥新，回味绵长。

二、以“虚”升华“实”

情感升华的写作动因是“情动于衷，不抒不快”，而写作目的则在于更充分地表现人物的思绪和情怀，凸现文章的主旨和境界。情感升华的主要方式有内心独白、人物对白和作者旁白三种。情感升华时需要注意两点：一要合乎情理。要符合人之常情和生活常识，刻意地拔高只会给人以矫情之感。二要层层铺垫。情感在升华前，要通过充分地叙述和描写来作铺垫，因为只有经过了必要的预热和暖场，情感的升华才显得自然，否则只会给人以干吼生硬之感。

梁舒梦同学的《我敬仰的人》一文，记叙了自己跟随父亲到建筑工地上工的经历，在叙写父亲辛苦忙碌工作的基础上，升华出了对父亲吃苦耐劳、尽责敬业、乐观豁达精神的敬仰之情。那么它合乎情理吗？又经过了哪些铺垫呢？

天刚蒙蒙亮，我来到工地，只见父亲正手执扳手拧着螺丝，豆大的汗珠不断地往下淌， ①似乎是螺丝放置太久生了锈的缘故。此时，他的工友还没有来，他要一个人修好一台坏了的电动机。

“干嘛要这么早啊，人家不都还没上工吗？”我有点不满。

“谁叫我是工头呢？准备工作不做好，耽误工期怎么行？”

太阳渐渐升起来了，我赶忙躲到路边的一个小卖部里蹭空调。此时日头正盛，吊车正把一节塔吊往上吊，父亲一个人攀附在已立好的几节塔吊上，那高度让我心惊。塔吊临近时，他伸手把它拽到相应的位置上，在四个角上把螺丝拧好。我注目凝视，想弄清楚他究竟是如何从一面转到另一面上去的。只见他把一角的螺丝拧好后，两手抓住塔吊箱的横梁，脚下只轻轻一转，整个人便滑过那棱角贴到另一面上去了，我的心抖个不停，这多么危险的动作啊！那是在有五层楼高的半空中啊，那是在身上挂有重物的情况下啊，那是在炎炎烈日下啊！而父亲却还要完成这一系列复杂的动作，这可比杂技惊险太多。 ②

仰望着半空中的父亲，我的心在抖，腿在抖。起早贪黑，吃苦受累，挣钱养家，那是我最爱的父亲；尽责敬业，一丝不苟，技术高超，那是我尊敬的父亲；爬高弄低，不避风险，用生命争取明天的幸福，那是我无法不敬仰的父亲。

临近下午一点，父亲最后一个从塔吊上下来，他黝黑的脸颊已变得通红，身上的衣衫也早已湿透，他轻轻用手碰了一下面颊，“咝”了一声， ③我的心里不禁酸涩起来，那是晒的啊！

几个人聚在小饭店里，等着饭菜，他们的脸上却都挂着笑……

父亲为什么要吃那么大的苦，受那么大的罪？是养活一家老小的责任使然；为什么要比其他工友来得更早，担得更重？是当工头的使命使然；为什么能笑对生活，把生活的苦水化为美酒？是收获生命价值的喜悦与快感使然。为此，作者升华出的对父亲的敬仰之情（加着重号文字）是符合生活的事理逻辑的。

文中划横线的①②③处文字均为细节描写，作者通过工笔细描，将父亲劳作的辛苦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出来。正是因为有了这层层的铺垫和蓄势，加着重号部分的情感升华才显得自然流畅。

作者的情感升华正是因为从平素生活的真切感触而来，是有感而发，“我手写我心”，故而在情感的闸门打开之后，长期蓄积的情感潮水便喷涌而出。因为父亲被晒得黑里透红的脸颊让作者不能不心疼，故而升华能情真意切；因为父亲铁肩上担的道义让作者不能不点赞，故而升华能情深义重。

细节描绘的是父亲的形迹，升华烛照的是父亲的精神，正是因为形神相映，故而相得益彰，感人至深。

三、化“虚”而为“实”

人的情感往往是在不经意之间流露在一举一动、一事一物中的。正是因为“不经意”，故而显其“真”；正是因为流露在举动、事物之中，故而显其“实”。所以，记叙文中的抒情有时也可以化“虚”为“实”，通过叙写人物的所作所为来表现其心之所感、情之所动。我们平常说的“大恩不言谢”“化悲痛为力量”等即为此理。它的好处在于化抽象为形象，化微妙为真切，虽未言情而情自生，让读者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体会得出。

　　伤痕文学

　　作者：沙立玲

　　现今，我们似乎没有什么理由指责—新批评—结构主议—后结构主义有关语言、文学语言的论辩。在他们那里，文学反驳了意义、感伤、情感的谬误，仅仅作为语言、结构而存在。文学不再忧心忡忡、殚精竭虑，它成了文本本身，成为语言的狂欢盛宴。然而，无论批评的智慧如何让我们叹服，总有那么一类文学，以其记录的情感、生活与我们经验的历史和现实而攫住我们的目光以至心灵，打动已经许久不曾震憾的灵魂。20世纪中国文学艰难挺进，穿过十年梦魇的狂热和样板束缚，在年结束后出现了现实主义回归热潮，这一回归浪潮中的文学“一起步就向现实主义的艺术格局靠拢。不回避现实既定的尖锐性，也不死死恪守现实主义的光明结局，而是大胆地踏入历史的纵深地带，去看取历史悲剧所造成的痛苦的现实人生，去宣泄悲剧时代里压在心底的悲剧情感，以真实作为旗帜。这一时期，与其说是文学在想象，不如说文学在记实。”（1）而在这不重想象重纪实的现实主义复归文艺思潮中，“伤痕文学”无疑处在源初之位。

　　“伤痕文学”概念所指称作的创作，主要是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也与伤痕小说概念等同。

　　“”如一场梦魇，醒来之后依然无法抹去记忆中的伤痛，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末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曾那样地震憾过中国乃至世界，无数热血青年卷进了这场本身就交织着正确与错误，庄严与荒谬，美好与丑恶的运动中，并在肉体和心灵上亲历了人情冷暖，亲历了严酷与温馨交混，希望与绝望相杂。生与死擦肩而过，笑与泪顺颊而溢。“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这一场许多中国人无法回避的事件，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作为“伤痕文学”之滥觞，较早就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是作家刘心武刊发于《文学》年第11期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2）甚至有些论者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六十年前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3）而“伤痕文学”名称的源出则与另一部受到广泛阅读和争论的短篇《伤痕》。这部小说的作者是卢新华，小说刊登于年8月11日的《文汇报》。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随后，揭露“”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王亚平）、《高洁的青松》（王宋汉）、《灵魂的搏斗》（吴强）、《献身》（陆文夫）、《姻缘》（孔捷生）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一些论者认为迟至年才出版的长篇《血色黄昏》（老鬼），也应看作是属于这一范围的作品。（4）

　　从艺术内容来说，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渲泄，“表现祖国在之中的巨大灾难，表现道德良心在悲剧时代里的沦丧，表现青春、生命在非常时期内所遭到的与毁灭，表现爱的痛苦与失落，表现人的非人遭遇，成了文学的神圣使命。”（5）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揉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

　　从艺术审美来看，早期的“伤痕文学”艺术成就不高。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浓重，艺术上的幼稚、矫揉造作，斧凿的痕迹较明显。

　　从“伤痕文学”的滥觞至今，对其评说争论从未停止过，它甚至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几次著名的文艺争论。

　　“伤痕文学”最初是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这些作品的感伤的、悲剧性的情感基调以及揭露性的取材趋向，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80年代的重演。（6）因此，围绕《伤痕》等作品，在年夏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的社会功用等命题得到的重新辩论与争鸣。年1月陈恭敏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的关系》，同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都有力驳斥了文艺纯粹为功用附庸的说法，对“伤痕文学”暴露性描写给予了肯定。

　　然而，有意味的是当我们今天重审这批“伤痕文学”作品，我们会发现，无论当初的争论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中辗转，在审美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中，“它虽然力图挣脱，但在实际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旧的历史印迹。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在作家主体，还是在文本的主题话语，叙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辞等方面，均都体现出顽固不化的历史影响”（7）。而从审美形态来说。“伤痕文学”无疑也秉承了那个时代的意志。

　　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也围绕现实主义“真实性”诸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在相关作品的具体中逐步深入。现实主义复归的事实是当时审美“言说”的方式，这一言说对“历史”（）的审视，对自我的探求（反思），对未来的追求和前进（改革文学）都与当时言说是高度一致的。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否认了文学作为传声筒的附属地位，却也明白，文艺在与现实相接的时刻不可能完全摆脱、权势话语的囿限。即便作为思潮存在的“伤痕文学”离开因素，不仅无从表述，也毫无意义。“伤痕文学”的文化取值，选择与民众期望高度一致，文学言说与言说一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伤痕文学”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将进一步升华。“”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是单维度的，它在一个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我们补偿。

　　《暮过山村》是唐代贾岛的作品，是一首羁旅诗。诗的布局以“寒水”开始，“烟火”告终，中间历叙旷野中的怪禽、落日、初月、边烽，给人的感受是由寒而暖，从惶恐而至欣慰。山区景物采用移步换景法描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动，诗人的情绪也跟着波浪式起伏与发展。

　　作品原文

　　暮过山村

　　数里闻寒水，山家少四邻。

　　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

　　初月未终夕，边烽不过秦。

　　萧条桑柘处，烟火渐相亲。

　　作品鉴赏

　　贾岛以“幽奇寒僻”的风格著称，这一首羁旅诗充分体现了他的创作特色。

　　起句从听觉形象写起。一个秋天的黄昏，诗人路过一座山村，远远便闻到山涧的潺潺流水声：“数里闻寒水”。在“数里”的范围内能清晰地听到细微的水声，可见山区的寂静凄冷。而映在眼帘的是稀稀落落的人家──“山家少四邻”。这一听觉形象和视觉形象相互衬托，生动地渲染出山村的萧索而冷落的氛围。首联点题，作者用淡墨勾勒出一幅荒凉的山村远景。

　　颔联，重点描摹山区萧瑟阴森的景象：“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怪禽”大概是鸱鸮一类的鸟。这种怪禽在荒漠凄寂的旷野上鸣叫，本来就令人闻而惊惶不安；刚好又碰上夕阳下山，山区渐渐暗黑下来，孤单的行人此时此刻自然更加感到不寒而栗。这两句诗写声写色，声色均骇人听闻。诗的境界幽深险僻，自是贾岛本色。

　　诗人从数里外的旷野走向山村，一路行来，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夜幕悄悄地拉开。颈联转写夜景：“初月未终夕，边烽不过秦。”边烽，指边境的烽火。唐代边烽有两种：一种是报边境有事的紧急烽火，一种是报平安的烽火。秦，指今陕西南部一带。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初升的月亮高悬天空，烽火点燃起来，没有越过秦地，表明这一地区平安无事，山区更显得阒静，安谧。这时候诗人逐渐走近山庄。

　　尾联即写接近山村时的喜悦感受：“萧条桑柘外，烟火渐相亲。”诗人经过萧疏荒凉的山区旷野，终于隐隐约约地看到山村人家宅边常种的桑树柘树和茅舍上升起的袅袅轻烟，内心不禁感到无比的温暖与亲切，先前的惊惧心情渐渐平静下来，转而产生一种欢欣喜悦的感情。结句“烟火渐相亲”，写得极富生活情趣与韵味。诗人对生活的感受相当敏锐，体验深刻，又着意炼句，因此，诗里的心理刻画也显得细致入微而耐人寻味。

　　这样，诗的格局便显得有波澜，有开阖，寓变化多样于章法井然之中。

　　诗的形象写得险怪寒瘦，境界幽深奇异，在中唐诗歌中确实别具一格。明胡应麟推崇“浪仙之幽奇”为“五言独造”（《诗薮·内编》卷四）。从风格这一角度上看，这一评语也说得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