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记录当代中国人真实情感生活的文学作品，纪录片

　　伤痕文学

　　作者：沙立玲

　　现今，我们似乎没有什么理由指责—新批评—结构主议—后结构主义有关语言、文学语言的论辩。在他们那里，文学反驳了意义、感伤、情感的谬误，仅仅作为语言、结构而存在。文学不再忧心忡忡、殚精竭虑，它成了文本本身，成为语言的狂欢盛宴。然而，无论批评的智慧如何让我们叹服，总有那么一类文学，以其记录的情感、生活与我们经验的历史和现实而攫住我们的目光以至心灵，打动已经许久不曾震憾的灵魂。20世纪中国文学艰难挺进，穿过十年梦魇的狂热和样板束缚，在年结束后出现了现实主义回归热潮，这一回归浪潮中的文学“一起步就向现实主义的艺术格局靠拢。不回避现实既定的尖锐性，也不死死恪守现实主义的光明结局，而是大胆地踏入历史的纵深地带，去看取历史悲剧所造成的痛苦的现实人生，去宣泄悲剧时代里压在心底的悲剧情感，以真实作为旗帜。这一时期，与其说是文学在想象，不如说文学在记实。”（1）而在这不重想象重纪实的现实主义复归文艺思潮中，“伤痕文学”无疑处在源初之位。

　　“伤痕文学”概念所指称作的创作，主要是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它们也与伤痕小说概念等同。

　　“”如一场梦魇，醒来之后依然无法抹去记忆中的伤痛，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末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曾那样地震憾过中国乃至世界，无数热血青年卷进了这场本身就交织着正确与错误，庄严与荒谬，美好与丑恶的运动中，并在肉体和心灵上亲历了人情冷暖，亲历了严酷与温馨交混，希望与绝望相杂。生与死擦肩而过，笑与泪顺颊而溢。“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这一场许多中国人无法回避的事件，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作为“伤痕文学”之滥觞，较早就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是作家刘心武刊发于《文学》年第11期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2）甚至有些论者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六十年前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3）而“伤痕文学”名称的源出则与另一部受到广泛阅读和争论的短篇《伤痕》。这部小说的作者是卢新华，小说刊登于年8月11日的《文汇报》。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随后，揭露“”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王亚平）、《高洁的青松》（王宋汉）、《灵魂的搏斗》（吴强）、《献身》（陆文夫）、《姻缘》（孔捷生）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一些论者认为迟至年才出版的长篇《血色黄昏》（老鬼），也应看作是属于这一范围的作品。（4）

　　从艺术内容来说，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渲泄，“表现祖国在之中的巨大灾难，表现道德良心在悲剧时代里的沦丧，表现青春、生命在非常时期内所遭到的与毁灭，表现爱的痛苦与失落，表现人的非人遭遇，成了文学的神圣使命。”（5）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揉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

　　从艺术审美来看，早期的“伤痕文学”艺术成就不高。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浓重，艺术上的幼稚、矫揉造作，斧凿的痕迹较明显。

　　从“伤痕文学”的滥觞至今，对其评说争论从未停止过，它甚至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几次著名的文艺争论。

　　“伤痕文学”最初是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这些作品的感伤的、悲剧性的情感基调以及揭露性的取材趋向，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80年代的重演。（6）因此，围绕《伤痕》等作品，在年夏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的社会功用等命题得到的重新辩论与争鸣。年1月陈恭敏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的关系》，同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都有力驳斥了文艺纯粹为功用附庸的说法，对“伤痕文学”暴露性描写给予了肯定。

　　然而，有意味的是当我们今天重审这批“伤痕文学”作品，我们会发现，无论当初的争论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中辗转，在审美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中，“它虽然力图挣脱，但在实际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旧的历史印迹。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在作家主体，还是在文本的主题话语，叙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辞等方面，均都体现出顽固不化的历史影响”（7）。而从审美形态来说。“伤痕文学”无疑也秉承了那个时代的意志。

　　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也围绕现实主义“真实性”诸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在相关作品的具体中逐步深入。现实主义复归的事实是当时审美“言说”的方式，这一言说对“历史”（）的审视，对自我的探求（反思），对未来的追求和前进（改革文学）都与当时言说是高度一致的。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否认了文学作为传声筒的附属地位，却也明白，文艺在与现实相接的时刻不可能完全摆脱、权势话语的囿限。即便作为思潮存在的“伤痕文学”离开因素，不仅无从表述，也毫无意义。“伤痕文学”的文化取值，选择与民众期望高度一致，文学言说与言说一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伤痕文学”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将进一步升华。“”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是单维度的，它在一个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我们补偿。

中国人的亲情感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里。家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中国的文化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谓家和万事兴。在《大学》里，“齐家”也放在了“治国”“平天下”之前，由此足以证明家对中国人的重要。

而在“家”这个环境下所包含的感情，应该就是亲情的范畴。当然，夫妻之间也会有爱情，但夫妻之间的爱情比情侣之间的爱情要更加深厚，可以说已经超越了爱情。因为夫妻已经成为了一家人，爱情已然升华为亲情，这种亲情虽然不是来自血缘，但却是与来自血缘的亲情相似的一种情感。

我认为，中国人的亲情感就在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在古代，中国十分强调孝道，百善孝为先。古代中国非常注重子女对于父母及长辈的孝顺。当然，同样也强调长辈对晚辈的关爱。《中庸》里说“道不远人”，而最近的道即为孝道。我曾经想过一个问题，中国如此注重孝道，为什么父亲节、母亲节都是西方的节日？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中国人将自己对父母的尊敬、爱戴等等一切美好的情感都融入到了每一天的生活里，可以这么说，在中国每一天都是父亲节、母亲节。我们的先人认为对父母尽孝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的事，而且是每天都必须做的事，哪怕是父母去世后也依然要做的事（这里我指的是守孝和祭祀），因此，不会将某一天特别提出来作为父亲或母亲的节日。我想，西方有父亲节、母亲节也是为了表达对父母的爱，只不过中西方的文化有差异。西方可能是认为对父母的爱每天都需要，而选出一天来作为节日，更能突出这种爱。而中国则认为，对父母的爱是子女的义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仅仅局限在某一天里。

结合我们自己的生活体验，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的亲情感就在日常生活中。小时候，父母辛辛苦苦养育我们，给我们吃、给我们穿，生病了带我们去打针吃药。长大一点了就叫我们做人的道理，之后还要为我们的学业、事业、婚姻操劳。或许，我们有时候会嫌父母唠叨，但是，我们仔细想想，父母的唠叨还不是为了我们好，还不是希望我们生活得更幸福。试想一下，等到父母都不在了，谁还会在我们耳边唠叨这唠叨那？到时候，我们再想听这样的唠叨，再想感受这样的亲情感都不可能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不要说亲情感离我们很远。其实亲情就在我们身边，只是它太平凡、太普通了，以至于我们忽略了它的存在。这才是最可悲的事情。我们忽略了亲情，却大喊亲情不在了。用一颗敏感而善良的心，去仔细发现亲情的点点滴滴，父母双鬓的白发，父母额头上的皱纹……我们做子女的，难道就一点感触都没有吗？

亲情就在身边，只要我们用心去体会。

愚孝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说中国人的情感模式都是在找妈妈？

父母关系、亲子关系、夫妻关系，这些关系伴随着人的一生，看上去，它们是与不同的人发生的，实际上，这几种关系紧紧咬合在一起，相互作用，循环往复，它们，也同时影响着人的社会关系，作用于我们一生。

1有关爱的谎言，你有被骗吗？

我爱你，所以你要听我的。这是我们社会最典型的一个爱的谎言，父母用这个谎言控制孩子，老师用这个谎言控制学生，男人（女人）用这个谎言控制女人（男人）。在前面我们就提到过，孩子小时候，很多父母为了孩子安全，过多地干涉他们探索这个世界的努力。实际上，这是在扼杀一个人的生命力，长大后的孩子，也会强迫性重复这类方式，去对待其他人，这是一种补偿，抑或重建与父母的联结。

我爱你，所以我们永不分离。这是另一个爱的谎言，大人常以爱之名，强迫孩子和自己黏在一起，剥夺了孩子独自探索世界的权利；男人或者女人常以爱之名，将对方绑在自己身边，从而剥夺了对方向外部世界敞开、获得滋养的权利。每一个人，都需要独立地成长，也需要更健康的亲密关系，前者常常是个前提，而后者会让人成长得更好。请让我们反思一下，有时候，你的爱，是真的为对方考虑，还是为了自己？

婆媳关系，常常被认为是婆婆和媳妇的二元关系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三角关系问题。前面已提过，传统的家庭是失衡的，亲子关系是核心，夫妻关系成了配角，母亲容易有恋子情结，儿子一旦结婚，意味着妈妈将失去自己最重要的情感寄托，势必会造成婆媳大战。如果你是儿子，请担负起调节母亲和妻子关系的责任，如果你是父母，请记得孩子不是你的最爱，配偶才是你最重要的爱人。

2你是迎合者吗？

前一段时间，电视剧《欢乐颂》热播，由蒋欣饰演的樊胜美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她独自一人，在上海这个大城市打拼，与人合租房子生活拮据的情况下，还不间断接济家里，替哥哥买房、还债，她父母，尤其是母亲，不仅不体恤女儿，还变本加厉，对其过分索取。

电视剧里，了解了樊胜美的家庭，则不难理解她择偶更务实、工作追求安全地带的处事作风。她的父母爱哥哥甚于爱她，在家不被关爱的女儿，为得到父母的爱，常常更乖更懂事更知道迎合父母的需要，越是得不到，越迎合，最后变成只奉献不索取的迎合者，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开始索取就会令关系疏远甚至断裂。

有的迎合者在成家后，甚至会严重牺牲配偶和自己孩子的利益，对父母百依百顺，而父母却总把他们奉献出来的钱财转送给他们一直溺爱的其他孩子。迎合者的内在心理是：我比他们更能干、更孝顺，为什么父母就不能在乎我多一点，真是太不甘心了。如果他们意识不到自己无法去改变父母，意识到父母就是不爱自己这个痛苦的现实，迎合的行为就不会结束。

中国传统家庭里面，结婚常常不以激情或者情欲为源头，而是安稳，即安全感，在一个没有激情的夫妻关系里，双方都得不到滋养，丈夫往往偏孤僻，而妻子更无助，转而抓住孩子，尤其男孩，形成重男轻女的观念，想想这个被轻视的女孩，她会更容易成为一个迎合者，也会将迎合的特质转嫁给新的家庭，这真是一个令人遗憾的轮回。

3中国人的情感模式是找妈妈，为什么？

武志红在本书中提到，男人找老婆就像是在找妈妈，只要一个女人给她温暖的感觉，让他放低戒备，觉得自己像小孩子，那他就很容易被收服，女人也是一样，她们渴望宽厚无私的爱和照料，无论是萝莉找大叔，还是通常婚恋标准中让女人放心的忠厚男人，其实都是“妈妈”――一个被阉割的，具有母性的男人。这种情感诉求，也源于我们小时候没有得到父母那里足够的关注和爱。

仍以婆婆儿子媳妇来举例，如果一位妈妈在男权意识严重的家庭，处于不受重视的外来者地位，她往往会更溺爱自己的儿子，而儿子会害怕被母亲的爱淹没，所以会抗争，抗争的结果就是，逃离母亲，找妻子，却将这种逃离的欲望转移到妻子身上，在父权社会严重的潮汕地区，一般男人不会离婚，老婆就是妈妈，是责任，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很多男人会去找小三，会把原本应该面向妻子的激情转向了外部，因为向母亲展示情欲是可耻的，同时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男人总是容易被所谓的坏女人吸引，坏女人代表着自我和活力。

妈妈溺爱下的儿子或者父亲过度宠爱下的女儿，在建立亲密关系的时候更易受挫，严重者，可能会出现逃避爱、自闭等情况。人的内心既有对爱的渴望也有对爱的绝望，当我们刚开始与人相爱，很容易将对方看成理想的人，这时候彼此都爱上了想象，看不见对方，一旦真实显现，幻灭感产生，又很容易有爱的疲惫感，只有当我们真正愿意去爱那个与想象中完全不同的人，爱才会再次显现，我们彼此独立，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