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诗经》中的作品除少数几篇外,其他都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争”,其抒情写志都是从日常生活、日常经验中生发出采,表现着鲜明的现实性特征,抒发的是最人文最直白的感情。
另外,《诗》开创的现实主义对后世文学创作也有有深远影响。汉乐府民歌缘事而发,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尚著”,诗要“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他们都写了大量反映现实的诗,宋以后,风雅更是诗歌创作的特征。
综上所述,诗经是现实主义的灵魂,是中国诗歌发展的源头之一。
《诗经》,原称《诗》抑或《诗三百》。先秦时期其实还并无《诗经》这个称呼,直到汉代,《诗三百》因被儒家学者作为经典以后才有了《诗经》这个称呼。而所谓《诗三百》也并不是整整300篇,而是305篇,称三百篇是取整数。
《诗经》收集了我国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500多年间的诗歌,从多方面描绘了宏阔深邃的社会生活画面,包括政治讽喻、生产劳动、家庭生活、爱情婚姻、战争行役、祭祀宴饮、英雄业绩、民族历史等,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3500年前漫长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 爱情是人类特有的感情,是一种自发的不由自主的情感冲动,同时也是个体的一种自我表达、选择。人之所以称之为人就是因其有爱且懂得如何去爱!歌颂爱情也是永不凋谢的主题。“无郎无姐不成歌”,这情形古今并没有什么不同。有关爱情的诗篇在《诗经》中占有突出地位,约占十五国风160首的三分之一。
朱熹在《诗集传序》中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也。”15《国风》中《郑风》《卫风》的爱情诗最有名。朱熹认为是“*奔之诗”,是从封建理学角度说的。从人性角度说,这些诗都是很纯真的爱情诗。这些诗,反映了先民的爱情生活,热烈而浪漫,清新而纯净,是心与心的交流,是情与情的碰撞。虽然同属爱情题材,内容却很少重复,凡属恋爱生活里所有的忧喜得失、离合变化都在这些诗里得到了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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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就是逼人所采集的部分先民的爱之作——
《周南·关雎》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第一章四句是总述,写小伙子“在河之州”由关雎之声而引起对漂亮苗条的姑娘的爱慕之情。“睢鸠”预示著男女爱情的和谐专一。第二章八句写求爱、思恋过程,“君子”想追求“淑女”,但却“求之不得”,陷入了朝思暮想、寝食不安的苦恋情形。第三章八句主要是写抒情主人公的幻觉,仿佛和那个姑娘结成了情侣,共同享受著和谐、欢乐的婚后生活。
这首诗的艺术特点是言切而意婉。第一章“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二句,直往直来,坦率而大胆。从第二章起,细节描写增多了,小伙子由于“寤寐思服”,彻夜翻来覆去,睡不踏实,这确是真情流露,是生命欲望和人性本能的自然显露。越睡不安稳,越是心潮起伏;而人在恋爱时总是好往乐观处想,于是他想到将来结婚时场面多么热闹,婚后感情多么融洽和谐,生活多么美满幸福。这一切遐想,都是从“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的失眠中幻化出来的。虽说是主观的一厢情愿,却并非可望而不可即。《关雎》的作者以丰富而圆满的想象来填充眼前无可排遣的相思,“乐而不*,哀而不伤”。全诗以追求和思念为主旋律,展示了一个男子的痴情,中和平正中含蓄著一股难以遏止的激情,代表了《诗经》的总体风格。
诗中运用比兴的表现手法,以物喻人,借景抒情,描绘生动传神,感情真挚动人,以重章叠句、反复咏唱的艺术形式,充分表现了人们对于美满婚姻和幸福生活的追求与愿望,不愧为《诗经》开卷、列居首位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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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风·木瓜》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这是一首描写男女互赠定情物,表示相互爱慕的篇章,充满了和谐、明媚、秀雅、甜蜜的情致。投:投赠,赠送。青年男女之间互赠信物,是古代民间的一种求爱方式。现在有些民族仍有此习俗。木瓜:植物名,果实椭圆。琼:赤玉,又是美玉的通称。琚:佩玉名。“琼琚”和下二章的“琼瑶”、“琼玖”都是泛指佩玉而言。好:爱。木桃:就是桃子,下章的“木李”也就是李子,为了和上章“木瓜”一律,所以加上“木”字。瑶:美石,也就是次等的玉。
不管是女子,还是男子,平凡的一草一木,在情人的眼中都会变成无价的珍宝,那是爱情的象征,无比深厚的恋情也由此显现出来。你送给我木瓜,我送给你佩玉,并不是简单的回报,而是表示要永远地相亲相爱!有人说,《木瓜》的作者是一只大木瓜。人家给的只是木瓜,他或她就拿玉来回报了。《红楼梦》里愚钝的邢夫人也知道:“金子还得拿金子来换。”可是,人家不是以物易物,要的是一颗心——“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不是回报的意思,是表示我诚心诚意地和你谈恋爱,愿意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我相信,《诗经》时代的男女是很纯真的,但在现实社会中我们看到的是太多的功利和自私,这是应该反省的。
现代人说“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不仅仅指爱情,还引申为“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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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南·摽有梅》
摽(biào)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dài)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顷筐塈(jì)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这是一首委婉而大胆的求爱诗。当梅子还很多的时候,既女子年龄还小不著急婚嫁的时候,她希望小伙子挑个吉祥日子向她求爱。当梅子不多、即女子岁数已大的时候,她希望小伙子当天就向她求爱。梅子快落完了,青春快要消逝了,有心来求的小伙子啊,就不要再耽误啦,马上开口吧。“求我庶士”,不妨读为“我求庶士”。很妙的是女子感情的变化,越来越急切——这里描写的少女,到了一定的年龄,如果还没有男子追求,她们就会大胆地毫无顾忌地向男子主动求爱:“求我庶士,迨其谓之!”这是怎样的女子啊! 她渴望爱情,就坦率地表白,就主动、大胆地追求。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主动追求是出自于内心爱的萌动,她们把自己比作熟透的梅子,呼唤小伙子们快来采撷。这种对爱情的热烈追求,顺乎人性自然地发展著,不受任何礼法的约束,无需遮遮掩掩。“召南:摽有梅”正是写出了年龄较大的姑娘对爱情的迫切追求。
《毛诗序》曰:“《摽有梅》,男女及时也。召南之国,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也。”“男女及时”四字,已申明诗旨;后数语乃经师附会,应当略去。《周礼"媒氏》曰:“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明白了先民的这一婚恋习俗,对这首情急大胆的求爱诗,就不难理解了。陈奂则对此篇巧妙的兴比之意作了简明的阐释:“梅由盛而衰,犹男女之年齿也。梅、媒声同,故诗人见梅而起兴”(《诗毛氏传疏》)。龚橙《诗本义》说“《摽有梅》,急婿也。”一个“急”字,抓住了本篇的情感基调,也揭示了全诗的旋律节奏。从抒情主人公的主观心态看,“急”就急在青春流逝而夫婿无觅。
从诗篇的艺术结构看,“急”就急在三章复唱而一步紧逼一步。重章复唱,是《诗经》基本结构。但从诗意的表达看,有两种不同的形态,即重章之易辞申意和重章之循序渐进。《木瓜》首章 “报我以琼琚”、次章“报我以琼瑶”、末章“报我以琼玖”,即为语虽异而情相类的重章之易辞申意。《摽有梅》则属于重章之循序渐进。三章重唱,却一层紧逼一层,生动有力地表现了主人公情急意迫的心理过程。首章“迨其吉兮”,尚有从容相待之意;次章“迨其今兮”,已见敦促的焦急之情;至末章“迨其谓之”,可谓真情毕露,迫不及待了,闻声如见人。
珍惜青春,渴望爱情,是中国诗歌的母题之一。《摽有梅》作为春思求爱诗之祖,其原型意义在于建构了一种抒情模式:以花木盛衰比青春流逝,由感慨青春易逝而追求婚恋及时。从北朝民歌《折杨柳枝歌》“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到中唐杜秋娘的《金缕曲》“花枝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从《牡丹亭》中杜丽娘感慨“良辰美景奈何天”,到《红楼梦》里林黛玉叹惜“花谢花飞飞满天”;以至闻捷《吐鲁蕃情歌》中的“苹果树下”和“葡萄成熟了”这两首名作,可以说,无不是这一原型模式的艺术变奏。然而,《摽有梅》作为先民的首唱之作,却更为质朴而清新,明朗而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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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风·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这首诗写一个女子在城楼上等候她的恋人。全诗三章,采用倒叙手法。前两章以“我”的口气自述怀人。“青青子衿”,“青青子佩”,是以恋人的衣饰借代恋人。对方的衣饰给她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使她念念不忘,可想见其相思萦怀之情。如今因受阻不能前去赴约,只好等恋人过来相会,可望穿秋水,不见影儿,浓浓的爱意不由转化为惆怅与幽怨:纵然我没有去找你,你为何就不能捎个音信?纵然我没有去找你,你为何就不能主动前来?第三章点明地点,写她在城楼上因久候恋人不至而心烦意乱,来来回回地走个不停,觉得虽然只有一天不见面,却好像分别了三个月那么漫长。
近人吴闿生云:“旧评:前二章回环入妙,缠绵婉曲。末章变调。”(《诗义会通》)全诗五十字不到,但女主人公等待恋人时的焦灼万分的情状宛然如在目前。这种艺术效果的获得,在于诗人在创作中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诗中表现这个女子的动作行为仅用“挑”、“达”二字,主要笔墨都用在刻划她的心理活动上,如前两章对恋人既全无音讯、又不见影儿的埋怨,末章“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独白。两段埋怨之辞,以“纵我”与“子宁”对举,急盼之情中不无矜持之态,令人生出无限想象,可谓字少而意多。末尾的内心独自,则通过夸张修辞技巧,造成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的反差,从而将女子缠绵的爱恋之情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心理描写手法,在后世文坛已发展得淋漓尽致,而上溯其源,本诗已开其先。所以钱钟书指出:“《子衿》云:‘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子宁不来?’薄责己而厚望于人也。已开后世小说言情心理描绘矣。”(《管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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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风·狡童》
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这首诗写一个女子爱上一个年轻小伙子,不知什么原因,两个人产生了误解,小伙子对她冷淡了,于是姑娘唱起了这首歌。那个小帅哥,不跟我说话了。因为他的原因,使我饭都想吃了,气都气饱了。那个小帅哥,不和我一起吃饭了。因为他的缘故,使我觉都睡不安。恋爱过程是男女双方不同思想、性格、感情在逐渐了解中取得和谐一致的过程。因此,即使没有环境的阻碍,中间也不免有所矛盾。也许偶尔因为一句话也会闹个小别扭,赌气不再和对方说话。这毕竟是很不愉快的,内心的真正情感和口头上表现的态度并不协调,因此常常是当对方不在面前时道出自己的真实心情。这种情形也许有些可笑,但确实存在。《狡童》就生动地表现了这种情形。谈恋爱是很闹心的事,谈得好的时候,春风得意,甜蜜幸福;谈不好的时候,饭吃不下,觉睡不安,心里非常痛苦。这首诗就是女子此时此刻强烈情感的内心道白,爱怨交加,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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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风·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子衿》写的是女子等待男子,表现女子等待男子的焦急心情。《采葛》写的是男子等待女子,表现男子期盼著与女子见面的焦急心情。女子采摘去了,“采葛”、“采萧”、“采艾”,男子渴望与女子见面,一天没有见面就觉得好长时间没有见了。“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通常人们认为是说一日不见,如隔三年。但在原诗中,“三秋”不是指“三年”。全诗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这里有一个感情的渐进过程:三个月……三个季度……三年。“三秋”是指三个季度。
《诗经》中所谓国风,今天读起来古意盎然,余香满口,当年也是流行民间俗得不能再俗的曲调,是原生态。隔了几千年,说的却是相似的事实:只要心上人不在身旁,就觉得时间格外漫长,好像所有的季节都从身边流走,没有任何赏心乐事,直等得花儿都谢了。“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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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这是一首祝贺新婚的诗,它主要描述了新娘的美貌,同时祝愿她给家族带来好运与幸福。全诗内容虽然简单,但层层递进,先写桃花的花来形容新娘的美貌,再写桃花的果实来比喻新娘婚后生子,最后写桃花的叶子来比喻新娘福荫后代。这首诗艺术上的特点是描述生动并充满喜庆气氛。恰当的比喻也是本诗的特点。后世形容女人“艳若桃花”,应是从这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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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风·出其东门』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
虽则如云,匪我思存。
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
虽则如荼,匪我思且。
缟衣茹藘,聊可与娱。
这首诗也是写爱情的。一个小伙子在众多如云的姑娘中间,不爱那花枝招展的贵族少女,也不爱慕那衣锦豪华的姑娘,只有那“缟衣綦巾”、装饰朴素的姑娘一直占据著他的心。这位男子对待爱情是非常专一的。所谓“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表现了他的真挚、坚贞、忠诚的恋爱观。这与那些“花心”男人形成鲜明对照。有些人吃著碗里的,看著碗外面的,四处用情,到处采花。
如果问我是否相信人可以同时爱两个人,我当然相信。但我更相信世上有“取第花丛懒回顾”的感情。爱情贵在专一。《情史》上记载,有个公子遇到了一个瞎了一只眼睛的歌伎,爱得神魂颠倒,旁人表示不解,他说,美丽的眼睛有一只就够了,自从遇到她之后,我看世上的女人都像多了一只眼睛。多么让人荡气回肠--“这世间有百媚千红,我独爱你那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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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风·伯兮』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
这诗写一个妇人思念她的从军远征的丈夫。她想象丈夫执殳前躯,气概英武,颇有一些骄傲之感,但别后刻骨的相思却是够受的。在她寂寞无聊的生活里,那相思不但丢不开,甚至倒成为她宁愿不丢开的东西了。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小单位,社会的动荡,直接波及家庭。一旦遇到战争,首先遭到破坏的乃是美好和平的家庭生活。有时是去抵抗入侵的异族,有时是去镇压各地的叛乱,不管怎样都要抽男的去当兵,留在家中的妻子,日夜惦念著行役的丈夫。她们的怀念不是一般的怀念,那永远是充满不安和忧虑的。等待出征的丈夫回来,几乎成为她们生活中唯一有意义的内容。在诗经中有不少出色反映这类情感的作品。《卫风·伯兮》就是其中之一,非常形象地写出一个女子对丈夫的深深思念。
诗一开篇,我们看到一个女子用自豪的口吻在描述她的丈夫。“伯”本是兄弟间排行的第一位,也就是老大,这里转用为妻子对丈夫的称呼(所以我们译作“大哥”),口气中带著亲切感。——现代的歌谣还常见这种情形。这位丈夫为什么是值得骄傲的呢?一则他长得英武伟岸,是一国中的豪杰,同时也因为他非常勇敢,充当了君王的先锋(由此看“伯”身份,当是贵族阶层中的武士)。而骄傲的来源,主要恐怕是在后一点上。假如“伯”虽然长得高大英武,在战争发生时却畏缩不前,妻子就没什么可以公然夸耀的了。——其实,一般人所知道的光荣,也就是社会所认定的光荣,个人在这方面是没有多少独立判断的能力的。
转入第二章,写自从丈夫出征,妻子在家就不再打扮自己了,任由头发——女性身体最富装饰性的部分——零乱得像一蓬草。这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情诗最典型的表达方法,如“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徐干《室思》),“终日恹恹倦梳裹”(柳永《定风波》),“起来慵自梳头”(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等等,不胜枚举。这是以对女性的美丽的暂时性的毁坏,表明她对异性的封闭,也即表明她对丈夫的忠贞。不过,作为军人的妻子,这种举动还有进一步的意味。在古代,妇女是不能上战场的,因此妻子对从军的丈夫的忠贞,实也是间接表现了对于国家的忠贞——这就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群体——国家的要求。试想,假定一个军人在前方冒著生命危险打仗,他的妻子却在后方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走东家串西家,哪怕并无不轨之举,他能够安心吗?这不仅对于家庭是危险的,对于国家也有极大的不利。所以,社会尤其需要鼓励军人的妻子对其丈夫表现彻底的忠贞。此诗不管是出于什么人之手(它可能是一位妇女的自述,也可能是他人的拟写),这样写才是符合上述要求的。后来杜甫的《新婚别》写一位新娘对从军的丈夫表示“罗襦不复施”,还要“当君洗红妆”,好让他安心上战场,与本篇可谓一脉相承。
然而,尽管诗中的女主人公算得上“深明大义”,她对自己的丈夫能“为王前驱”很感骄傲,但久久的盼待一次次落空仍然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对于古代妇女来说,生活的全部内容、幸福的唯一来源就是家庭;家庭被破坏了,她们的人生也就被彻底破坏了。而等待从军的丈夫,这与一般的别离相思是不同的——其背后有很深的忧惧。潘岳《寡妇赋》用本诗为典故,有云:“彼诗人之攸叹兮,徒愿言而心疼……荣华晔其始茂兮,良人忽已指背。”正是揭示了诗中未从正面写出,而又确实隐藏在字面之下的恐怕丈夫最终不能归来的忧惧。知道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第三、四两章所描写的女主人公的期待、失望与难以排遣的痛苦。她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忘忧”,因为这“忧”已经使她不堪负担了。
诗必须有真实的感情,否则不能打动人;但诗人的感情也并非可以尽情抒发的,它常常受到社会观念的制约。拿《伯兮》来说,如果一味写那位妻子为丈夫的报效国家而自豪,那会让人觉得不自然——至少是不近人情;反过来,如果一味写妻子对丈夫的盼待,乃至发展到对战争的厌恶(这在事实上绝非不可能),却又不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所以最后它成为我们读到的这个样子:对亲人的强烈感情经过责任感的梳理而变得柔婉,有很深的痛苦与哀愁,但并没有激烈的怨愤。由于本诗所涉及的那种社会背景在中国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的,所以它的感情表现也就成为后世同类型诗歌的典范。
关于本篇的题旨,《毛诗序》解释为:“刺时也。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反(同“返”)焉。”意思就是:理想的政治不应该使国人行役无度,以至破坏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实际所谓“刺”在诗中并无根据,不过作者所表达的儒家政治理想,却是符合诗中女主人公的愿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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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已有超过10首之多,想来应该够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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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中国诗歌的一个源头是正确的。
《诗经》,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
《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手法上分为《赋》、《比》、《兴》。《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创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于农业,“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绵瓜瓞》等诗篇都表明周是依靠农业而兴盛,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周族在武王伐纣之后成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隶私有与贵族领主的统治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纣暴虐无道,主要与其实行奴隶制经济制度有关。
西周建立以后,为缓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尖锐矛盾,缓和阶级斗争,变奴隶制为农奴制,正如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所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的三大变革,自其表而言之,不过一家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
西周较之殷商,由于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产生飞跃性的进步,作为文学代表的《诗经》出现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诗经》的地位:《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奠定了诗歌现实主义的源头,《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诗经》的影响:《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一、现实主义精神与传统
《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描述的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现的是周代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这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传统为后世所代代继承和发扬。
二、抒情诗传统
从《诗经》开始,抒情诗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三、风雅与文学革新
《诗经》中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为屈原所继承和发扬,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
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陈子昂感叹齐梁间“风雅不作”,李白慨叹“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杜甫更是“别裁伪体亲风雅”,白居易称张籍“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以及唐代的许多优秀诗人,都继承了“风雅”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创作中,从宋代的陆游延伸到清末的黄遵宪。
四、赋比兴的垂范
《诗经》的“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在古代诗歌创作中一直被继承和发展着,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诗经》还以鲜明的事实证明了劳动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诗经》民歌重叠反复的形式,准确、形象、优美的语言,被后世诗人、作家大量的吸取运用。《诗经》以它所表现出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后代文人重视民歌,向民歌学习。《诗经》灵活多样的诗歌形式和生动丰富的语言也对后代各体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时期,曹操、嵇康等人都学习《诗经》,创作四言诗。文学史上的赋、颂、箴、铭等韵文也都与《诗经》不无关系。
《诗经》的诞生(包括产生、采集与编成),首先在诗歌体裁形式上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的新体式——四言体。在《诗经》之前,诗歌虽说已诞生,但尚无自己固定的体式,且还流于口头形式,一般以二言为主;到《诗经》时,中国诗歌开始真正奠定了自己的创作格局,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体式,也就是说,中国诗歌的真正起步,始于《诗经》时代。
《诗经》不仅创立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有形的历史阶段——四言诗,且这种体式影响波及了后世各代的诗歌创作:一,后代的五、七言诗,尤其五言诗,是在它基础上的突破与扩展;二,即便在五、七言时代,也还有作者创作了不少四言诗,沿袭了《诗经》形式。
从诗歌的节奏韵律上说,《诗经》也为后世诗歌创了先例,尤其在诗歌的押韵形式与韵部等方面,为后世诗歌提供了范式与典型,这在诗歌创作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更重要的是,《诗经》在创作上首开了写真的艺术风格——以其朴素、真切、生动的语言,逼真地刻画和表现了事物、人物及社会的特征,艺术地再现了社会的本质,为后世文学创作(尤其诗歌创作)提供了艺术写真的楷模与借鉴范式。具体地说,《诗经》为当时和后世活画了一卷社会与历史图画,真实地反映了上古时代社会的面貌,讴歌了上古时代人民的勤劳、勇敢,鞭挞了统治阶级的卑劣、无耻,为后世留下了立体的、具象的历史画卷,是一部丰富生动的上古时代百科全书。
意象是中国古代诗学的核心范畴。《诗经》中出现的爱情意象,一方面营造了惝恍迷离的意境和温情脉脉的爱情氛围;另一方面,这些爱情意象也展示了可贵的自然美和人性美。
《诗经》记录了西周初至春秋中期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和社会风貌,是我们华夏民族文化艺术与人文精神的盛大宝典。作为一个诗歌的舞台,《诗经》承载了极其壮阔的文化景观,展示了几千年前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活动。其中出现了大量的爱情意象,这些爱情意象具有独特的审美功能,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一、《诗经》爱情诗的文学地位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古今相通,它诉说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诗经》305篇中以恋爱婚姻为题材的约有七十余首,占了很大的比重。不仅如此,《诗经》中的爱情诗还很有特色,在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首先,《诗经》开辟了爱情诗的先河。《诗经》的第一篇是《周南·关雎》,这也是我国最早的情歌之一。已成为青年男女表达爱情的名篇佳句。这首古老的爱情诗,反映了当时青年男女对美好婚姻的追求。“关雎”成为美好的爱情颂歌,整首诗歌意蕴风趣,言辞优美,情感热烈。继《诗经》之后,汉乐府、南北朝民歌中,爱情诗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南朝乐府干脆全是情歌。在继承《诗经》质朴、率真传统的基础上,乐府民歌丰富扩大了爱情诗的表现领域。
其次,《诗经》的爱情诗具有很强的故事性。例如:《邶风·静女》,第一章写一男子去到城楼和一个性情娴静容貌美丽的姑娘相会;第二章写他们见面后的亲切融洽;第三章写姑娘向男方赠送礼物,男方却如获珍宝。这些情节都非常充满故事性。《郑风·溱洧》写郑国上巳节青年男女踏青修禊的盛况与欢乐。诗中的姑娘禁不住春日的诱惑,主动邀请意中人去河边吹风赏景,多情的青年男女尽情地嬉戏,最后以芍药表达心意。整个故事完整而生动。这些爱情故事生动有趣,读后令人回味无穷。
另外,《诗经》在描写热恋中青年男女的心理活动时十分传神。如《陈风·月出》,把男女双方月下相思,既尴尬又欢喜的心理写得很逼真传神;在《郑风·子衿》中: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小伙子是如此的被姑娘牵挂着,一日的暂时离别就像是隔了三个月一样漫长。
二、《诗经》的爱情意象演绎了别拘一格的情感
在《诗经》中所描写爱情诗,大都采用朴素平凡的自然物来作为爱情的意象。一花一草,一个景象,一个信物,虽然简单渺小,却是男女之间的情窦初开的真情传达。这些朴素爱情意象的应用,不但使诗歌表现更加生动有趣,同时也展示了《诗经》别具一格的诗情画意。
1 鸳鸯戏水、温情脉脉
鸳鸯戏水是爱情的象征。古文化中以鸳鸯作为爱情意象的作品有很多,但最早的应首推《诗经》。《诗经》的第一篇《周南·关睢》就出现了鸳鸯的意象,“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作者采用鸳鸯的意象,显得温情脉脉。《诗经》中用鸳鸯作为爱情意象还有《小雅·鸳鸯》:“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君子万年,福禄宜之。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这里是用鸳鸯作为爱情的祝愿。鸳鸯意象的产生,为文学作品表现爱情故事增添了活力。
2杨柳依依、情丝悠长
杨柳传情在文学作品中也很常见,杨柳的意象也最早在《诗经》中出现。《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诗经里一个著名的句子。意思是:过去我离开的时候,杨柳随轻风飘拂,像是依依不舍,而今日我又来到这里,这里雪花飘零,*雨霏霏。出门时是春天,杨树柳树依依飘扬,而回来时已经是雨雪交加的冬天。这里通过昔盛今衰对比,强调突出眼前的悲凉。这杨柳的意象,把一个出门在外的旅人思念爱人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3 水波漫漫、情意无限
《诗经》爱情诗中有很多水的意象。男女约会、情人提婚选择的地点总是在河边,甚至遭受爱人遗弃时也描写到河水,水就是爱情的见证,如淇水、溱水、洧水和扬之水等。《蒹葭》描写的一个痴情人在恋爱中的心理和感受,利用漫漫之水这一意象,使寻找心上人的路途变得艰难又漫长。《郑风·溱洧》写男女恋情,也是先以水起兴。《诗经》中这些水意象的大量运用,与抒情主人公的爱恨情怨融为一体,折射出了当时男女青年的内心情感。
4芍药芬芳、春心荡漾
《诗经》中的芍药也是爱情意象的代表。《郑风·溱洧》这首诗写的是士女们三月上巳,在水边修禊时的戏谑场景。“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这是农历的三月间,溱河和洧河迎来了桃花汛,春水涣涣。人们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奔向河边,爱情和喜悦之情一起在心灵里疯
《诗经》中的爱情诗在《诗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全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它们既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又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显现了丰富的文化内容。本文就诗经中爱情诗的思想性,艺术性,社会性,文化性来浅论一下《诗经》中爱情诗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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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是人类特有的感情,是一种自发的不由自主的情感冲动。自古以来的诗词歌赋中,爱情始终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把《关雎》这首爱情诗冠三百篇之首,足以说明爱情诗在诗经中的重要地位。《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爱情诗大都就在“风”这一部分里。 “风”是指国风,基本上都是各地的民间歌谣。“风”最善于描写人之性情,最能感染读者起教化作用,所以 “风”中的诗歌能像自然春风吹动万物而发出的“万籁之声”那样感染打动人心,无论是写爱情之成功还是失败,无论是写喜忧得失还是离合变化,都具有“正”的特点,能起“正风俗”的作用。《诗经》中的爱情诗,热烈而浪漫,清新而纯净,是心与心的交流,是情与情的碰撞。这些爱情诗,表达了劳动人民对性爱问题的严肃态度,反映了劳动人民忠诚老实的本质、健康的感情、谆朴善良的面貌和崇高的道德水平,他们既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又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显现了丰富的文化内容。
诗经的情感
在诗经305篇中,有50多篇是直接描写爱情的。它们蕴涵着当时人们的情感、思想与精神,具有丰富而深远的思想文化内涵。诗经中的爱情诗,热烈而浪漫,清新而纯净,是心与心的交流,是情与情的碰撞。自古爱情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诗歌永恒的主题,诗经中的爱情让人欣羡,让人怀念。诗经中的爱情朴实,真诚,给我们留下了文学历史上美好的篇章。 许多人对诗经的情感做了研究,接下来,就让我们瞥见诗经情感的一隅。
杨国荣先生(华东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在《诗经情感世界》一文中对诗经情感的内容分为日常生活,政治意义,超验意义(天作为超验存在,涉及的是终极层面的)等三个方面来叙述,并在文章最后指出诗经情感对后世儒家的影响。
其中日常生活中涉及几种情感主题,一是情爱之情,主要是指男女之间的情感如诗经中开篇第一首《关雎》依据生活的逻辑,突出了情窦初开的青年男女对生命内在本初结构恢复完整的焦渴,还原了生命与生活的意义。二是相思或思念,只要是指夫妇之间。另一个主题是丈夫对妻子的思念。当然,除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关系,日常生活还包括更广阔的社会交往,其中朋友之间的情感更有突出意义。政治意义涉及几种情感:愤懑,忧患,对社会不平等的不满。超验表现为敬畏,感恩,质疑和怨恨等情感。作者条理清晰的在日常生活,政治意义,超验意义这三个方面分别做了阐述,使读者对诗经中情感中的具体内涵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刘松来(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江西师范大学当代形态文艺学中心主任,文学院副院长)在《诗经情感表现中的意念因素探赜》一文中指出情感表现中的意念因素探赜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诗经中的情感与意念活动大致梳理有以下三方面的关系:意念活动造成了情性感的时空关系,意念展示为诗人最佳契机抒发情感提供了便利,通过展示意念活动造成的幻象来抒发抒情主人公的深层情感。全文由反面例举在延伸至正面例举,如文中将《小雅采绿》与《豳风东山》进行对比得出结论,只有从意念活动的角度中读者才能理出一条脉络清晰的情感线索。文中正反举例说明意念的重要性(也例如:《周南卷耳》中朱熹与杨慎的不同见解),更增添了文章的说服力,并在最后指出诗经情感表现中的意念因素探赜奠定后世“意象”理论的基础。
刘松来教授还有另一篇论文《诗经情感研究三题》,其中作者将诗经作品情感内容放置在三个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来加以观照,从中挖掘一些深意。刘松来教授以总分总的结构来阐述主题,分的结构中条理鲜明的分为以下三部分:一是诗经中所抒发的世俗人伦情感为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提供了相应的心理基础,二是诗经中所抒发的忧患意识常常与比较敏锐的政治眼光交织在一起,从而充当了后代某些重要政治理论的先导,三是诗经中所抒发的带有类型化性质的群体情感体现了早期诗歌的某些基本特征。三部分的论述都有理有据,引用诗经中的作品加以阐述,并用许多其他诗经研究者的结论加以佐证,更清晰有力。最后结尾引用马克思的作品来论述本文的意义,特定历史文化意义中与现代社会中诗经情感的审美标准不同,对诗经情感的不同理解,具有时代意义。
情感是诗经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正如王夫之在谈到《诗经》时,曾指出:"诗达情。"前者对于诗经情感的解析值得我们借鉴思考。前面两位学者的侧重点各有不同,研究方面也有不同,但都得出鲜明清晰的见解,值得我们阅读,也可见诗经情感的魅力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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