浣溪沙 苏轼 表达了作者的什么思想感情？

本篇写的是作者“谢雨”途中的感受。上片写景，下片抒情。需要指出的是，这首词中所写的景，并不是一般情况下通过视觉形象构成的统一的画面，而是通过传入耳鼓的各种不同的音响在诗人意识的屏幕上折射出的一组联续不断的影象。现在，不妨让我们跟随作者的意识活动来体验一下这首词的构思过程。

作者在“谢雨道上”，经过长途跋涉，加之酒意未消，日高人困，不免有些倦意。突然，“籁籁”之声传来耳际，并好象有什么东西打在身上和头巾上。这时，他才意识到：这是枣花落在身上。接着，耳边又传来吱吱呀呀的声响，越往前走，这响声便越浓，从南，从北，从四面八方传来，不用看也不用问，这是作者熟悉的缫车的响声。从响声中，作者意识到，他已进入村中了。这时，突然一阵叫卖声传入耳鼓，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位披着“牛衣”的农民坐在古老的柳树荫中，面前摆着一堆黄瓜……。些少三句，农村的季节特点，村中的劳动生活以及农村的贫困面貌，均不同程度地有所接触并形象地折射出来。

下片写作者的感受和意识活动。“酒困路长惟欲睡”是对上片的补充。在结构上，这一句又是倒叙，它说明前三句之所以从听觉方面来写，主要是因为酒意未消，路途遥远，人体困乏，故而写下来的只不过是睡眼朦胧中听来的片断，并非是视觉构成的完整统一的画面。“日高人渴”两句，虽然写的是由于口渴而急于到农民家里觅水的意识活动，但同时也反映了作者不拘小节、随遇而安的性格特征。看来，苏轼似乎并没有多少太守的架子，他跟农民的距离并不太远。读这样的词，会使人感到真实、亲切，可以嗅到当时农村生活的气息。这首词与前首有所不同，它主要写作者路途中的片断感受，其重点并不在于要反映农村的贫困面貌。由于灾后得雨，旱象解除，作者的喜悦之情较前首也浓厚得多了。

这首词注重词句的锤炼而又不露痕迹。例如“簌簌”，有的评论家认为这两字放在句首是“句法倒装”，其实，作者的目的在于强调“枣花”落在“衣巾”上的声响，并合乎平仄的要求，而不是在写下落的形态。正因这两字放在“句首”，才说明作者是从“簌簌”声中得知枣花落在身上的。此外，“落”、“响”、“漫”、“敲”等字也均用得灵便而贴切。《浣溪沙》全词有景有人，有形有声有色，乡土气息浓郁。日高、路长、酒困、人渴，字面上表现旅途的劳累，但传达出的仍是欢畅喜悦之情，传出了主人公县令体恤民情的精神风貌。这首词既画出了初夏乡间生活的逼真画面，又记下了作者路途的经历和感受，为北宋词的社会内容开辟了新天地

《浣溪沙·端午》描写妇女欢度端午佳节的情景的一首端午节的宋词。下面我为大家带来关于苏轼的宋词——《浣溪沙·端午》，希望大家喜欢!

《浣溪沙·端午》

朝代：宋代

作者：苏轼

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流香涨腻满晴川。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

注释

①碧纨(wàn)：绿色薄绸。

②芳兰：芳香的兰花，这里指妇女。

③流香涨腻：指女子梳洗时，用剩下的香粉胭脂随水流入河中。杜牧《阿房宫赋》：“弃脂水也”。

④这句指妇女们在发髻上挂着祛邪驱鬼、保佑平安的符录。

⑤再少：重又年轻。(该词没有“再少”句)

译文

燕子飞来正赶上社祭之时，飘落的梨花告知清明的到来。几片碧苔点缀着池中清水，黄鹂的歌声萦绕着树上枝叶，只见那柳絮飘飞。

在采桑的路上邂逅巧笑着的东邻女伴。怪不得我昨晚做了个春宵美梦，原来它是预兆我今天斗草获得胜利啊!不由得脸颊上也浮现出了笑意。

赏析

端午(农历五月初五)，我国民间传统节日。本名“端五”。《太平御览》卷31引《风土记》：“仲夏端午、端、初也”。亦名“端午”、“重五”、“重午”。民间有端午吃粽子、赛龙舟、吊屈原等风俗。

本篇描写妇女欢度端午佳节的情景。上篇描述她们节日前进行的各种准备，下篇刻画她们按照民间风俗，彩线缠玉臂，小符挂云鬟，互致节日的祝贺。

诗人简介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汉族，四川人，葬于颍昌(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一生仕途坎坷，学识渊博，天资极高，诗文书画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艺术表现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有巨大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论画主张神似，提倡“士人画”。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

诗人生平

公元1037年1月8日，苏轼生于眉州眉山。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接受良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其母在家乡病故，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所谓旧党与新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