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艺术特征、政治思想上，诉说秦汉时期雕塑的风格？

鲁迅 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里曾说过：“凡是绘画，或者雕塑应该崇敬的人物时，一般是以大于常人为原则的。”

雕塑作为一种带有象征意义、富有艺术气息的观赏物品，在日常生活中带给人们观赏价值以及象征意义。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居住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原始人，就已经开始出现雕塑（泥塑和陶塑）。

在如今的生活中，雕塑也演绎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俨然已成为了一门艺术。但纵观封建时期的历朝历代，许多雕塑作品被政治所左右，政治推动雕塑的发展、同时也对雕塑的题材有很大的限制；另外在不同的思想背景下，每个朝代的雕塑有着不同的风格，这里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秦汉时期的雕塑，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而强大兴盛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雕塑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秦汉雕塑虽然也被政治左右，但也同时反映出古人的生活轨迹以及更深层面的信仰，包括生活的社会时代背景。

一、雕塑的起源以及秦汉时期雕塑产生的背景和艺术特征

早在中国远古时期，雕塑便已经存在，在新时代时期后期，原始农业逐渐发展，群居生活让人们创造出无数的生活用具，而陶器便由此而来，这便是中国古代最早的雕塑作品。而我们今天要讲的秦汉雕塑又是如何产生，它有哪些特征呢？下面来具体谈谈！

01秦汉时期雕塑产生的背景：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需要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王朝，开启了中国第一个兴盛繁荣的时代。秦汉时期疆土统一、国力强盛，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建立与巩固时期，也是我国艺术风格确立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统治者加强了对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也比较重视艺术的发展，那时候的雕塑便成为宣示王权、满足统治者个人需要的一种手段。例如：秦朝的青铜雕塑、兵马俑等，本质上都是为了弘扬个人政绩。

02秦汉时期雕塑的艺术特征：崇尚写实、制作精良

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秦朝在秦始皇的带领下，步入了辉煌时期，所以秦朝时期的雕塑作品大多是气势恢宏壮大，力量浑厚。比如秦始皇兵马俑，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规模之大，令人惊叹！可见当时的秦朝能工巧匠不计其数，足以见秦朝时期的雕塑工艺发达，政治运用广泛。

而“汉承秦制”，汉高祖刘邦初得天下，社会极需安定与发展，于是以黄老之学治理天下。包括后来的汉文帝、汉景帝，都采取无为而治，实行轻徭薄赋，恢复了多年战争带来的破坏。正因为在这样的大社会环境下，汉朝统治者采取的政治措施，也对汉朝雕塑有着重要的影响。于是伴随着雕塑工艺技术的成熟，汉朝雕塑的雕刻越发细腻，人物塑造也越来越生动形象，更注重原材料的形态神似。比如西汉前期玉雕精品，玉剑具上雕饰的龙虎纹，纹路高低起伏，虚实相生繁而不乱，包括后来出土的圆雕玉人，浮雕玉剑具等等，都是如此。

秦汉时期作为中国雕塑的第一个高峰，标志着大型纪念性雕塑的出现、以及标志性明器的诞生。这一时期的雕刻水平较高，所雕刻出的工艺作品质量较为精良，无论是雕刻的植物、动物或是人物，大多力求逼真，生动传神。

尤其东汉时期的明器雕塑，大多喜欢表现生活题材，出现了许多表现各种生活劳动场景的俑，以及楼、坞、堡等雕塑模型。总体来说，秦汉时期雕塑作品规模宏大，但又十分崇尚写实，并且生动细腻，个性鲜明。

二、 秦汉时期的雕塑大多为满足统治者个人需要、为统治者服务，以及被政治所左右

秦朝时期，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刚刚建立，根基不稳、社会不安定，统治者急需通过雕塑艺术作为其宣扬功绩、以及王权权威的有利形象工具；而到了汉朝，汉武帝需要开拓疆土、抗击匈奴，将领们立下的杰出军功便以雕塑的形式弘扬，其本质上都是为政治服务。

01 秦朝时期的雕塑用以歌颂帝皇的个人伟绩以及秦朝军事力量的强大

秦朝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个封建专制王朝，秦始皇刚平定天下，天下不稳，时局动荡，秦始皇急需宣扬政绩，稳定时局。因此，文化是他宣传不可缺的元素之一，而雕塑，就是尤为重要的表现形式，所以这也导致雕塑变得空前兴盛和发达。

《史记·秦始皇本纪》曾有记载：“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口金人十二，各重千石，置廷宫中。”

意思是收集天下中所有的兵器，并汇集在咸阳城内进行销融，然后铸造成十二个钟口金人，每一个都有千石之重。

同时，这十二座金人铜像胸前都刻有李斯所撰写的歌颂秦始皇统一大业的铭文，可见其政治作用和赋予的政治思想：即注重宣扬帝皇个人成就。

而秦朝最著名的雕塑作品代表便是秦始皇陵兵马俑。它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规模十分宏大，秦始皇陵兵马俑一经发现，便以其恢宏的气势和高度写实的手法震惊了全世界。迄今为止，发现的三个俑坑共有陶俑、陶马八千余件，这些塑兵马俑数量庞大，布局十分严谨，队列整齐，再现了秦朝军队一统天下的威武气势，也象征着秦朝强大的军事力量。

秦汉雕塑兵马俑形体高大，最高的有2米，最低的也有175米，都是按照真人雕塑，这绝对是秦朝力量的象征。包括面部表情、造型装饰也各不相同，个个栩栩如生，组成威武雄壮的军阵，充分展示了秦始皇宏伟气魄，实则也是对秦始皇的另一种歌颂！

02 汉朝雕塑更多是作为一种统治者拉拢人心，纪念有巨大贡献的功臣的工具

而在汉朝前期，一些军功显赫的将领，诸侯王也会通过陶塑兵马俑随葬，以此来向后辈炫耀其生前的地位与权利，统治者这么做的目的也是为了收拢人心，为了激励更多的人为国效力、做出贡献，从而得到这份荣耀，毕竟不是每一个人的陵墓前都有这些石雕群。

雕刻作品在汉代最突出的代表作便是大型纪念性石刻——霍去病墓石刻。它包括马踏匈奴、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野人、母牛舔犊、卧牛、人与熊、野猪、石蟾等14件作品，它们全部用花岗岩雕成，这些雕刻作品是汉武帝为表彰霍去病而雕刻的。霍去病是西汉时期抗击匈奴的名将，汉武帝为了表彰其显赫战功，不仅给予陪葬茂陵的荣誉，并起坟形似祁连山，而在霍去病陵墓前石雕群中，最为代表性的就是“马踏匈奴”。

这匹马神情庄重，姿态庄严，透露着饱满的刚毅，而在马蹄之下就是一个缩着身子的匈奴士兵，一匹骏马将一个匈奴士兵脚踏底下，俨然是一个胜利者的姿态。马踏匈奴”如此栩栩如生、充满气魄，这也体现了西汉帝国的强大和对匈奴侵略者的征服，且这块雕塑也是赋予了政治思想—对外宣扬汉朝国力强盛、军功显赫，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再者，霍去病墓前石雕群都是用整块石头雕刻而成，雕刻工匠将雕、浮、线刻等技法融合在一起，“依山造势，因石施刻”，将写实对象雕刻的淋漓尽致，也表现了雕刻作品的豪放和雄伟气魄，成为西汉雕塑史上光辉的一页。

因此在秦汉时期，雕塑成为了王权与政治的有力工具。但无论是秦朝的兵马俑，还是汉朝的霍去病陵墓前的“马踏匈奴”，都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个人需要，也是对自己国力强大的一种炫耀，被政治左右。

三、秦汉时期的雕塑作品风格差异，取决于秦汉两朝采取不同的政治思想

艺术源于生活，从来都不会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雕塑亦是如此。秦朝采用法学思想治国，实行轻罪重罚，用严刑峻法来镇压臣民的反抗，用横征暴敛的方法维持庞大的国家开支，最终激起农民反抗，所以雕塑作品大多都是神情凝重。而汉朝不一样，汉朝是以仁孝治国，儒家思想为主，于是雕塑作品便显得更为活跃轻快。

一、中国雕塑发展史

在原始社会末期，居住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原始人，已经开始制作泥塑和陶塑了。

黄河中上游地区先民给后人留下不少陶塑杰作。枭形壶是将壶的顶部作成猫头鹰的头面，其中可能含有某种图腾崇拜的意义。有些器物的盖纽或口嘴作成人头形或鸟兽形，稚拙而有趣。

在湖北屈家岭文化、浙江河姆渡文化中，出土了一些手捏的只有数厘米大小的动物雕塑。从它们的形状来看，是经过特意烧制的陶制品，如陶鸟、陶猪。好像是当时在制作大体陶器之余，用剩下的泥巴即兴作出来的。它们为后来较大和较精细雕塑的制作，奠定了基础。

秦兵马俑，秦俑的设计者为了再现2000年前的秦军“奋击百万”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他们不仅仅在于追求单个陶俑的形体高大，而且是精心设计了一个由8000余件形体高大的俑群构成一组规模庞大的军阵体系。

在这个庞大的秦俑群体中包容着许多显然不同的个体，使整个群体更显得活跃、真实、富有生气。纵观这千百个将士俑，其雕塑艺术成就完全达到了一种完美的高度。

无论是千百个形神兼备的官兵形象，还是那一匹匹栩栩如生的战马塑造都不是机械的模仿，而是着力显现它们“内在的生气、动力、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

二、西方雕塑发展史

西方古代时期的雕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为图腾、魔法和宗教服务。在美洲，墨西哥的普勃洛州的特华坎河谷是伟大的中美洲文化的诞生地，而后在墨西哥湾地区出现了当时最先进的古典前期文化，即奥尔麦克文化。

它被喻为墨西哥文明的前身。公元前300年左右玛雅文化开始出现并发展，它继承了中美洲文化传统，发展了大型雕塑，如神庙等。

14世纪上半叶，墨西哥土著阿兹台克人统治了墨西哥河谷，建立了君主专制王国，形成了阿兹台克文化。

16世纪时，西班牙人征服了阿兹台克王朝，接着向南方掠夺并统治了印加文化的发源地——秘鲁。在非洲文化中，雕塑是最重要的美术形式之一。黑非洲的浮雕和圆雕大都是木制的，但也有石材、金属和陶瓷。

古埃及文化是非洲文化长河中一颗灿烂的星星。古埃及雕刻是雕塑与建筑完美结合的艺术典范，具有历史性纪念碑似的宏伟、博大和非常高的艺术成就。如某些浮雕为了保持建筑的平面性，压缩体积与绘画形式中的线的组合，达到了一种新奇的艺术效果。

大洋洲和非洲有些文化是相似的。例如大洋洲的美术、雕刻也是为宗教和社会需要服务的。大洋洲雕塑中最著名的是复活节岛上的巨大石像。

欧洲古典时期的艺术是一种在赤贫后产生的新的美术形式，这种美术形式给后来整个西方美术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希腊雕塑家努力地使他们的作品显示出活力，他们努力并迅速地学习掌握了人体解剖结构，并逐渐取代了早期的“几何”风格，形成了最重要的人体法则，即把人的重心放在一条腿上，另一条腿则保持松弛。从而利用这一动态的视觉错觉，在无知觉的石头上表现出形体外部的松紧和内部的运动。

它标志了雕塑古典时期的真正来临。同时，在古典时期浮雕也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此外，古罗马在艺术上深受希腊的影响，但仍保持其自身的特色。特别是在肖像雕塑上，他们更注重客观对象，追求个性化，而非希腊的理想化。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一次著名的历史运动，始于1401年，是文化艺术的一次再生。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杰出的艺术家，其中多那太罗和米开朗基罗是雕塑的杰出代表。被称为“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米开朗基罗的艺术成就不仅仅表现在雕塑上，还深入到美术的各个领域。

十七八世纪，受罗马的影响产生了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的雕塑。巴洛克雕塑很少是单件作品或单独存在，它的设计以四周的建筑为背景，创造出光影、空气、环境等与雕塑紧密相连的氛围。

18世纪一些英法雕塑家以一种忠于客观对象的表现手法创造了新型的，通常是肖像的作品，这种风格被称为洛可可。如让·安托万·乌东的《伏尔泰》。

19世纪，在欧洲的许多城市广场和公共建筑上安置了一大批显示出卓越技艺的纪念碑和纪念性雕塑。法国著名雕塑家让·巴普希斯特·卡尔普以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创作了《舞蹈》。

谈到19世纪的雕塑，不能不提到罗丹。罗丹的艺术天才和独特个性，使他的作品从墨守成规中走了出来。作为一位天才雕塑家，罗丹的秘诀在于善于用雕像的动态和姿势表达内心的情感和内涵，并注入了令人无法忘怀的现实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

20世纪雕塑的两大主流之一是康丁斯坦·布朗库西。

布朗库西对现代雕塑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创始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象征物，这种象征物的雕塑形式简洁、强调形体的基本属性。由于现代生活的急剧变化和快节奏，以及杂乱无章的事物，人们要求在心理上接纳一种单纯的、简洁的艺术形式。

另一种是立体派的雕塑，创立人是毕加索，但代表人物是乌克兰出生的亚历山大·阿基本科，他的作品特点是把坚实的平面与挖空的开放的体积对比形成一种独特的节奏和动感，并用凹陷的结构取代原本坚实的甚至凸出的结构使空间流动起来，并探索了正负空间的转换。

立体派的代表还有蕾蒙、杜桑·维隆、昂利·洛郎斯、雅克·李普契兹。

扩展资料

雕塑历史悠久，分类较多。

从发展上看，雕塑可分为传统雕塑和现代雕塑。传统雕塑是用传统材料塑造的可视、可触、静态的三维艺术形式；现代雕塑则用新型材料，利用声、光、电等制作的反传统的四维、五维雕塑、声光雕塑，软雕塑、动态雕塑等。

按传统的材质，按环境和功能又可分为城市雕塑、园林雕塑、室内雕塑、室外雕塑、案头雕塑、架上雕塑等。

由于雕塑的材料相当多种，有粘土、石、木、金属、石膏、树脂、象牙等。遂发展出几种类别：

按雕塑的原材料可分为木雕、石雕、泥塑、冰雕、沙雕、陶艺等。

-雕塑

秦俑有着丰富厚重的史书，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是非常丰富的。之前学界大都认为浮雕技术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的，现在看来，浮雕技术在秦代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而写实性雕塑在同期业已发展到了较高水平。

　　秦俑有显著的写实艺术风格。和真人一样大小的陶俑、陶马排列有序，整整齐齐及像一个庞大的地下军统，气势恢宏，令人震撼。从局部来看，每一件俑都是经过精心的雕琢，力求模于真实，比如说秦俑的铠甲、服饰和真的一样，尤其是铠甲，铠片的大小、叠加方向和真的完全相同，没有什么区别。

　　但它又区别于西方写实主义作品，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写意性。比如秦俑的胡须，有的飞起来、翘起来、卷起来，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手段，再如头发，很多是用工具刮的一丝一丝的，但是也有很多像抹的稀泥，高低起伏，质感很强，这是写意。

　　从技巧上看，秦俑的千军万马突破了千人一面的模式化，达到了各具其神的境界。工匠先用泥巴做成一个形状，身子都是用手竖起来，陶俑的头部他是借助于模子做成一个大体的轮廓，然后再进行仔细的雕刻。有人曾花三个月时间，给秦俑相了一次面，连看了三个月，没有发现完全相同的。头部是借助于某一个大形，但是发型、五官、肌肉的变化都经过仔细的雕琢。

　　从脸形上看，兵俑脸形有“目”字形，“申”字形，“甲”字形，“用”字形等，芸芸众生相毕集，蔚为大观。甚至于现在十多亿中国人的脸型在兵俑中基本上全都能找到，中华民族的形象性，在它们身上尽显无遗，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些陶人陶马在暗无天日的地下掩埋了20多个世纪，出土后，仍然保持了色泽纯、密度大、硬度高特点，以手敲击，金声玉韵，真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当代的制陶工艺大师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至今仅能仿造一些简单的陶人。他们想要复制陶马，反复试验竟无一成功。秦代这种杰出的泥塑工艺和制陶工艺，使后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它的技术、配方失传，成了谜。

　　活生生的秦朝军阵

　　秦俑是秦军指示军事知识的宝库，它要反映的军事知识是多方面的。秦朝的军队战场什么样？骑兵是一个什么样？步兵是什么样？过去的认识比较模糊。而兵马俑像活生生的战士一样摆在那儿一看就知道了。过去一些影视，对秦军不太清楚，就骑一个大马，高跷鞍，看起来很威武，双脚踏在马镫上奔驰。但是秦朝没有马镫，而且是低跷鞍，高跷鞍是魏晋南北朝时才发展起来，到隋唐时候才基本上定型。

　　等级不一样的官俑，还有一般士兵，他们的区分在什么地方？在铠甲和冠两个方面。高级军官俑的铠甲甲片特别小，花纹非常漂亮。中级军官的前胸甲，上面也带有花纹，但是性质和高级军官俑不同。它的冠，叫长冠，中间有一道杠。下级军官的铠甲不带花纹，所戴的冠和中级军官相似，但是中间没有一道杠。一般士兵的铠甲上面没有花纹，头上不戴冠。

　　再比如说军队编列，书上是小说上，关于军队的名称很多，什么风阵、雷阵、八卦阵等等，叫你不知是怎么回事。实际上，不外乎方、圆、曲、直、锥。一号兵马俑坑的阵势是方形阵，前后整齐、四方如绳，跟绳子一样，整整齐齐。

　　二号兵马俑坑比较复杂，它的兵种多，俑的姿态也多，有跪射俑、立射俑，一号兵马俑坑没有骑兵，二号兵马俑有骑兵阵，是兵马俑坑中的精华，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地方。兵马俑的排列布阵，形象地展现了秦军作战时左中右三军的分布状况，也让我们能够对作战时的战斗阵形有了更多了解；二号坑有陶俑陶马1300多件，战车80余辆，青铜兵器数万件，如此之多地考古资料，成功地解决了秦军作战当中不同兵种的协同问题和各自不同的装备情况。

　　霍去病墓石刻：公元前117年，年仅24岁的霍去病不幸英年早逝，为怀念这一名将，武帝特赐陪葬茂陵，在茂陵东修建气势宏伟的山形墓冢，以象征祁连山大战的环境。墓周围放置马踏匈奴、跃马、伏虎等16件石刻。石刻材质多为坚硬的花岗岩，雕塑风格质朴自然，气魄沉雄博大，有纪念碑式的意义，是西汉大型石刻的代表作。

　　《马踏匈奴》（高168厘米，长1901厘米，花岗岩）是群雕中的主体，历来被公认为是霍墓石刻群的代表作。作品表现了一匹昂首挺立的战马，安详而不失警惕，端庄肃穆中蕴含着力量。马腿粗壮结实，四足踩踏着手持弓箭的匈奴首领。挣扎的匈奴人露出绝望的神色，形容委琐，面目可憎。马腿如四根巨柱，与马身浑然一体，显得坚实稳固。作者运用了浮雕与线刻相结合的手法，造型古劲朴拙，风格沉着浑厚，尤其是象征手法的运用使之极具艺术感染力。

　　《伏虎》：长200厘米，用天然石块稍稍加工，略作线刻，丰富而简洁，成功地表现出伏卧休憩的猛虎那不怒自威、凶猛机警的神态。除了让人感受到这兽中之王的威风凛然之外，更加强了整体造型的博大气势。堪称霍去病墓石刻群中的佳作。

　　《跃马》（高150厘米）的后腿蜷曲而卧，弓起的前腿和昂仰的头却昭示出战马蓄势待发，欲凌空腾跃，全身显露出豪迈昂扬、雄气勃发的赳赳气势。很显然，作者非常熟悉马的造型，更善于利用巨形原石的自然形态，筹划马的图形于开动刀斧之先，并能在关键处施以斧凿，结合圆雕、浮雕及线刻等手法，去粗取精，删繁求简，以精湛的表现技巧刻画出高度提炼概括的汉代骏马形象。石马腿下部并不凿，客观上强化了跃马的雄浑与厚重。

　　现存的霍去病墓石刻，包括马踏匈奴、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二、野人、母牛舔犊、卧牛、人与熊、野猪、石蟾等14件，另有题铭刻2件，全部用花岗岩雕成。作者运用循石造型的艺术手法，巧妙地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汇在一起，刻画形象以恰倒好处、足以表现客体特征为度，决不作自然主义的过多雕镂，从而加强了作品的整体感和力度感，堪称“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的杰出代表。

　　这项纪念碑群雕的主体是——马踏匈奴石刻。在这件高168厘米的主题雕刻中，作者运用寓意手法，以一匹器宇轩昂、傲然卓立的战马来象征骠骑将军；以战马将侵略者践踏在地的典型情节，来赞颂骠骑将军在抗击匈奴战争中建树的奇功；那仰面朝天的失败者，手中握有弓箭，尚未放下武器，这不就是告戒人民切不可放松警惕。这件作品的外轮廓，雕刻得极其准确有力，马头到马背部分，作了大起大落的处理，形象十分醒目。总之，马踏匈奴石刻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典范，是西汉纪念碑雕刻取得划时代成就的标志。在我国古代遗存下来的石刻艺术中，茂陵霍去病墓石刻是我国最早的一批以大型圆雕方式塑造人和动物形象的雕刻艺术作品，石刻充分利用山石的自然形态，依石拟形，稍加雕凿求之神似，形象古拙，手法简练，风格浑厚，给人以气势博大、浑朴而豪放的感受，富有西汉时期那种深沉雄大、奔放有力的时代风格。霍去病墓的这批石刻，不同于一般陵墓前所列置的那种天禄、辟邪等的石刻，而是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它的产生当与汉王朝鼎盛时的历史背景及当时的时代要求有关。

　　西汉是我国一个统一的强盛国家，当时正处于新兴地主阶级艰苦创业时代，加上边界上匈奴族的不断侵扰，统治阶级深深懂得出生入死创业英雄的价值。刘邦就曾大声疾呼“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而传奇式的青年将领霍去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适应统治阶级需要的“猛士”。他曾先后六次参加和指挥抗击匈奴战争，屡战奇功，其中尤以祁连山大捷最为著名，打败了盘距在北方的匈奴军队，不但使汉朝解除了西北边患，而且打开了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及与西域、西亚的经济文化交流，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也正是这样，霍去病的不幸早逝，对西汉王朝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为了纪念这样一位传奇式英雄，汉武帝破格给予霍去病以厚葬，特赐霍去病陪葬茂陵，并下令“为冢象祁连山”，这可谓是当时统治者的良苦用心了。想当初，霍去病曾对汉武帝立下“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的豪迈誓言，现在他死后的归宿，正是他当初挥戈驰骋的祁连山战场。这种独特而耐人寻味的艺术构思，实为纪念祁连山战役的胜利而筑，即是围绕着“为冢象祁连山”这个目的而雕成的。这批石刻群，现共发现有：《马踏匈奴》、《卧马》、《跃马》、《伏虎》、《卧象》、《石鱼》、《牯牛》、《巨人抱熊》、《怪兽噬羊》等十六件，它们都散落在墓前的草丛坑凹之中，生动自然，栩栩如生，与自然融为一体。并且它们都是具有一定的题材内容，表现一定的艺术境界，形成富有完整主题的系列石刻作品。

　　一、关于石刻所表现的主题思想

　　霍去病墓石刻群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一组位于田野的石刻群，作为石刻艺术的群体，这批石刻的主题是围绕“为冢，象祁连山”的目的而修建的。当初修筑霍去病冢，是为了纪念他生前的功绩，即《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说“去病破昆邪王于此山，故今为冢象之，以旌其功也。”起冢象祁连山，冢前立纪念碑式的石人、石马，自然是为了表彰其功业，它们的作用显然也在于突出“象祁连山”这个总要求，将转战祁连山、破匈奴等内容用形象的艺术形式，生动地再现当时祁连山的风貌和在此激战的情景，这该是这批石刻所表达的主题。但它又并不仅仅是为了纪念霍去病这位英雄人物，我认为它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反映祁连山战役胜利后的情景，说明安定和平的生活是大家的共同要求、愿望。这可以从这些富有象征意义的石兽、石马得以说明，它们象征美丽富饶的祁连山，林木茂盛、野生动物敷衍、牧人放牧狩猎的生机勃勃的景象。通过赞颂自然，进而让人们去领会霍去病生前的功绩，从而达到了这组纪念碑雕刻所要表达的鲜明主题。

　　霍去病墓石刻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它采取了以一当十的艺术手法，通过刻画三匹不同姿态的战马，三件石刻作品——《马踏匈奴》、《卧马》、《跃马》，使人从战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英勇善战的青年将军和无数浴血疆场的战士，从而构成了这组纪念碑雕刻所要表达的鲜明主题。显示这一主题思想，具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当属《马踏匈奴》了，它是这组石刻群的中心雕刻，是运用象征手法来歌颂霍去病击败匈奴这一重大历史功绩。但作者并没有直接表现霍去病本身，而是用人和马的形象，象征祁连山之战这一重大事件，起着点明题意的作用。马巍然屹立，器宇轩昂，雄壮而威严，高度概括地象征了霍去病的赫赫战功和汉王朝强盛的国力，显示出一幅胜利者的昂然姿态，象征正义者的一面。马下挣扎的是战败的匈奴主的狼狈形象，一个满脸胡须的匈奴人，他裂着嘴，光着脚，一手拿着弓，一手拿着箭，十分地凶悍，即使手中还握着弓箭，但已注定失败，以这种对比的形式来纪念战功，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充满了创造力。纵观这组群雕，它们之间虽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它们都是和“象祁连山”这个主题有直接的关联。作品中蓄含着当时雕刻匠师们所寄托的情感和时代愿望，对生活和自然美的热爱及对和平的讴歌。如《跃马》、《卧牛》、《卧马》这三件石刻，体现的是战胜匈奴之后，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山下的农牧风光，骏马奔腾欢快，既描写了生命的活力，也显示了水草丰茂的沃野；卧马雄壮沉静，具有凝重安详的气氛；卧牛所表现的意境，使人感到和谐安适的田园生活，反映了人们追求和平生活的美好愿望。当然，这组石雕也不乏描写当时战斗艰苦的石刻作品，如石刻《人与熊》、《怪兽食羊》，表现了一种人与兽的殊死格斗和一种吞噬与挣扎的场面，显示了善与恶、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使人联想起浴血战场战斗的艰险和残酷。通过这样一正一反的对比，突出了鲜明的主题思想。

　　二、汉代石刻的艺术风格

　　天人合一大汉雄风，循石自然造型： 鲁迅先生曾对汉代石刻作过很高的评价，认为“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霍去病墓石刻的整体的造型风格和材料以及主题思想达到了一种完美和统一，集中体现了深沉雄大的时代风格，而且它还具有一些独到的艺术特色。这些石刻都是用整块石雕刻而成，体积都比较大，按照石块的天然形态“因石施刻”，巧妙的借用石头的天然形状，按其自然的走势稍加雕琢，在关键部位加以雕凿，融合圆雕、浮雕和线刻等手法，去粗求精，给人以浑然天成之感，仿佛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使石刻更易于融入周围的自然环境当中去，赋予这些顽石以生命和活力，真正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如《蟾蜍》是利用一块青绿色的花岗岩浑圆而略尖的天然外形，它的机理、质感和形状都与蟾蜍外表相同，通过工匠稍加雕琢，一只拉长脖子瞪大圆眼将要跃起的蟾蜍活灵活现，静中育动，让人一目了然。《野猪》的造型，是大刀阔斧，放手雕凿而成，不但刻画了野猪莽撞的野性，也体现了粗犷而奔放的风格。在这些石刻作品中，古代工匠在雕刻时也非常注重把重点放在传神刻画上，石刻作品将塑造的重点集中在能够表现动物神态的部位，如石刻中的几件马，像《卧马》、《跃马》，石刻在蹄部，后肢轮廓上特别着力，从而赋予石马以雄健有力的姿态。而《石虎》、《卧象》、《卧牛》，这些动物的神态，着力表现在对头部的刻画，对这些地方都雕得很精妙。反之，不是传神的地方都雕得较为粗放，这和一般石刻对各部位都平均加工的手法相比，显然能给人以一种洒脱简洁的审美快感了。总之，在这些石刻作品塑造上，既采用了比较写实的表现手法，也运用了极度夸张的变形风格，塑造动物形象并不刻意在动物的外形酷似上下功夫，而是对动物的习性和动态有了深入透彻的了解后，充分利用材料的自然形状特征，合理巧妙的利用自然的美，选择最能表现其活力、神态特征上加以夸张和变形来表达主题，赋予这些顽石以生命和活力。

　　霍去病墓石刻群所蕴涵的伟大内在力量，究其原因是时代精神在艺术上的表现，从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气质的魂之所在。如今，“为冢象祁连山”一片生机盎然，收割后的黄土地上零星地点缀着农民们还没来得及收拾的高粱杆子，还有那排排黄土地人引以为荣的白杨树，古人的“为冢象祁连山”的良苦用心自然又是那么地容易理解了。

　　秦始皇兵马俑艺术风格

满意回答2009-09-06 09:37　　中西方雕塑在其发展脉络中表现出了迥然不同的审美风范，本文试从地理环境、思维方式、文化源流、哲学品质等方面对雕塑艺术心理的影响入手，探悉中西方雕塑艺术的内在规律。

　　关键词：地理环境、思维方式、逻各斯、神似、形似

　　西方各门类艺术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有其特定的表现方法，而中国的各门类艺术则是共通相契的。这是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心理造成的。以雕塑为例，西方雕塑艺术有其特定的门类规则和创作方法，而中国的雕塑表现出与绘画艺术的密切结合，如所谓“塑容绘质”。中西雕塑艺术为什么会呈现出不同的艺术形态呢？主要是在地理环境、文化源流、哲学品质等方面对雕塑艺术的影响。

　　一、地理环境的影响

　　地理环境和地理条件对雕塑艺术的产生及形成有直接的影响，这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文化传统表现除了继承与发展的态势，几乎无断裂的痕迹，西方文化则不断否定又不断重建，很多学者认为，这与各自的地理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从地理的角度来讲，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一对矛盾的范畴。从地理条件中的气候条件中去分析中国文化，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受到了气候条件的影响而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这是文化对于环境的一种适应情况，中国的历史中的动乱、衰退时期的气温变化都是比较大的，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一些盛世、和平时期气候是比较温和的，这不仅仅是偶合的现象，而且是与气候的变化相适应的。

　　中国地处亚洲东部，西临太平洋，地理环境封闭，其文化特征有较强的自我圆融性，闭塞的地理环境为避免外来文化的冲击确保了客观条件。在地理上自然形成的西高东低的阶梯状，从资源分布上也为牧业、农业、农牧业做出了明确的地理划分，为黄河、长江中下游成为古代文明的摇篮奠定了客观的条件，同时为中华民族的繁衍，中华文化的延续提供了重要依托。中国的地大物博决定了中国的雕塑显示了题材广泛的特点，不仅有人物，动物，虚构的动物（龙、凤、麒麟等），人与动物的合形（女娲、伏羲的人首蛇身），还有山水树林，云朵雾气，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生活场景，以及大量动物器物的造型。尤其在早期雕塑艺术中，各种题材并无明显主次之分，也无主辅之别。但其封闭性也着重的显现出来，而且越来越占据着主要地位，在中国的后期雕塑中，特别是宗教雕塑兴起后，人像才得以充分发展。以景致、动物、植物等为题材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图腾文化和自然主义精神。但宗教雕塑中的神与人互相融合，神会下凡，人能升天，帝王英雄就是其代表，因而自商周以来，宗法制就成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纽带。这种封建宗法制和礼乐文化，形成了雕塑功能上的封闭性特征，雕塑不是被埋入地下作为陪葬，就是被放置在帝王的陵墓前作为仪卫。雕塑成为宗法制度的一种附属，失去其独立的美学品格。

　　西方雕塑的出现首先也是作为建筑艺术的装饰而出现的，但在较短时间内它就获得了独立地位。欧洲地处温带，地理差异相对较小，但阿尔卑斯山的重峦叠嶂，西班牙的群山连绵，冰岛的茫茫冰川，也在地理差别中培育了欧洲人不同的民族个性、不同的文化，在客观上形成了文化的多样性。古希腊的神祗与人同形同性，自上而下为“神系”，加之有地理环境等因素形成了城邦与城邦间的联盟和城邦内奴隶制下的民主制。因此其雕塑以人体、人像为主题，从古希腊创立并奠定了以人为主题的雕塑形式后，一直到现代雕塑兴起的2500年中，人像始终占据着雕塑题材的主导地位，涌现出众多优秀的人像雕塑作品。有单人的也有组合的，动作姿态丰富多彩，这与古希腊“人，乃万物之尺度”的观念有着文化上的必然联系。与中国的陵墓雕塑和宗教雕塑不同，西方的大量的人像雕塑放置于广场和街道，从而显示出雕塑艺术功能的公共性特征。

　　这种封闭性与公共性不仅是中西雕塑2000多年在题材和文化上最大的不同，也揭示了中国古代陵墓雕塑是为死人服务的艺术，而西方大多的人像雕塑是为活人欣赏的艺术，显示了 二者在目的和功能上的不同。中西方的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活方式又决定了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可以这样说，地理环境的封闭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一元化，一元化又促使中国两千多年封建连绵不断；欧洲人的开放及形成了欧洲人的迁徙和商贸，也促发了政治的民主和国家的分化。

　　二、思维模式的差异

　　对比中西文化的思维模式就会发现，中国传统艺术的思维模式追求合二为一，把宇宙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是综合的一元论；而西方传统艺术思维模式则以分析为手段，把世界视为不同的部分，追求一分为二，是解析的二元论。在中西思维模式发展过程中，西方的文化又形成了重视逻辑推理的思维模式，它结合古希腊的科学主义和理想主义，为雕塑艺术的典范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的文化则形成了强调直观意向的思维方式，它通过直觉来直接体验、感悟并把握对象。这种思维方式超越了逻辑、概念而更长于悟性，这种所谓的“豁然贯通”、“点石成金”，也形成了与西方注重分析、偏于抽象的思维模式的不同文化特质。

　　这种文化特质表现在造型艺术上，便形成了中国雕塑注重意向浑融，注重通过意向之后的表现，从而也形成了中国艺术注重营造意向的观念。这种偏于象征、表现、、写意、追求美和善统一的思维模式与西方注重再现、模仿、写实、追求美和真统一的思维模式也造成了中西传统雕塑中最大的差异。“美”是中西雕塑的共同追求，但“善”体现的是中国的“德”，是伦理性，而“真”体现的是西方雕塑的科学性与知识性。基于伦理性的要求，所以中国的雕塑艺术很少出现裸体的人体雕塑，基于写真和科学性的要求，西方的人像雕塑艺术自古希腊以来就以人体为主，西方的雕塑注重形体的比例、结构、神态、转折，而中国古代雕塑强调神、气，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从这一点出发，促成了西方雕塑写实，而中国的雕塑写意的不同特征。中国古代造型艺术自彩陶纹饰，青铜纹样起就非常注重意向的表达，它们包含文化的内涵与造型上的深刻理解。中国古代的雕塑在塑造人物或动物形象时，并不刻意地去追求严格的比例和解剖，不去追求外在形象的精确与酷肖，而是重视情感感受与体验，这种着眼点，不在对象与实体，而在功能、关系、和韵律的审美意识，更关注人物和动物的神采和意蕴，并加以有意的突出、夸张或变形，使形象更为鲜明。西方艺术把形的概念融入到几何形的类型化之中，在哲学和科学双重精神支持下，从对物象模仿，而达到了在比例解剖等方面近乎完美的状态，并为传统的人体雕塑和现代的抽象雕塑提供了可以遵循的途径，以此来归纳形体的变化和运动。而中国以把“形”的概念转向对“神”的揭示，提倡“传神写照”、“以形写神”，重神轻形，重视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的塑造。因此，中国古代雕塑注重表现对象内在气质的特征，而西方传统雕塑注重对外在形体的精细研究，形成了中西雕塑意向造型与模拟造型两种不同的方式。

　　三、哲学品质的迥然

　　西方文化重智，东方文化惟情。前者易知，后者难察。

　　西方的一切学说都起源于哲学，在古希腊，对哲学的定义就是爱智慧的学问。在古希腊人的眼中，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是水、火、气？西方的哲学开始了。亚里士多德逻辑，欧几里德几何，都是智慧的产物。阿基米德科学试验是西方重智的表现，也是西方近代科学之滥觞。

　　中国的哲学又是怎样的呢？孔子讲仁，“仁者爱人”。真诚怛恻为仁，“肫肫仁也”。这种血缘的亲情是割也割不断的，在宗法社会基础上成为中华文化的基石。从殷周之德到孔子之仁，从孔子之仁到孟子之性，都是血缘温情深。中国知识的核心是"道"，希腊知识的核心是"逻各斯"。

　　中国哲学的道和西方哲学的逻各斯反映了中西艺术的差异。逻各斯源于希腊文，原意为"采集"，后演化为"说"。采集的活动需要对物体进行分类和辨别，同时在分类和辨别上有相应的标准和尺度，所以逻各斯最初有"分理"的意思。逻各斯有言说的意思，即词或内在思想借以表达的东西，又有理性的意思，即内在思想本身。赫拉克利特用它表示"说出的道理"，并认为正确的道理表达了真实的原则。今天，我们常用"理性""道理"来翻译"逻各斯"。逻各斯叙事有严格规则，所以才发展后来的逻辑推理形式。道是不可言的，所以也就有了"名"与"实"的二元分离，有了"永恒"与"暂存"的分殊。不可言有两种可能，一是道只有在懂得沉默的时候才能保存其完整，所以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之谓；二是道不可用言语来传递。20世纪初，道不可道产生两个后果，一是道的真谛难以编码传递，从而影响知识组织的进化，二是容易产生误解，从而消除误解的活动比之独创性的探索更显重要。

　　这在雕塑中，就是一个形似与神似的问题。形似”和“神似”，一个是理性的对待对象；一个是感性的对待对象。在雕塑领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尺寸问题和辨证的分析是走出理论迷宫的不二法门。

　　形似（简称形），顾名思义就是在物象外形上肖似。但这一个含义在不同的环境下（中西、古今……）是不同的。在西欧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形似的地位是关系着雕塑的成败的。而在中国古代，形似的地位就微妙了一些。顾恺之是一个形神兼备的倡导。他的：“传神写照，正在阿睹中。”被后世千古引用。不仅表现在绘画中，还广泛表现在雕塑领域中。中国古代的动物及人像雕塑强调的是神采的神似，而忽视形状的雷同。因而，石雕的狮子表现的是其威严庄重，宗教雕塑投射在人们脑海中的往往是他们的表情神采而非动作姿态。神似是很难的。首先它不仅是对物象神韵的把握，在艺术作品中加入自己的感情，让艺术作品有自己的思想也是另一种神似。不考究比例关系和材质（如泥塑），追求神韵（如霍去病墓前的石虎）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传统雕塑中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象晋祠和山西晋城二仙庙的供养人等少数精品

中国古代雕塑是中国古代艺术精华，中国古代雕塑在题材内容、形式风格、雕塑技法，以及所使用的材质上都具有鲜明浓郁的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如秦汉雕塑的粗浑、雄大，魏晋雕塑的健朗和潇洒，唐宋的丰富、端丽等。中国古代雕塑也充满了写意传神的特点，认真追究起来，很少有像古希腊作品那样符合现实中的真实标准的。它不习惯于玩雕塑作品的表面和细部，更喜欢那种由外在形象所引出的感觉、意境，引发出一连串遐想的空间，把人们引向一个艺术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