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绛唇表现人生聚散匆匆的憾恨之情。点绛唇全篇为波上清风,画船明月人归后。渐消残酒,独处凭栏久。聚散匆匆,此恨年年有。重回首,淡烟疏柳,隐隐芜城漏。作者魏夫人,名玩,襄阳人,今湖北襄樊市人。
丁大正的长篇小说《秋雨》以主人公郑秋雨的经历为线索,全景式地叙写了半个世纪中国农村翻云覆雨的巨大变化作家倾注自己全部感情塑造了一个身世坎坷,勤劳善良,正直刚强,历尽磨折而不向命运屈服的硬汉子秋雨的形象,谱写了一曲质朴感人的命运交响曲。
《故乡》以搬家为线索,以“我”回到故乡的见闻为内容,把现实和回忆结合起来,组成一个艺术整体;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生活贫困的社会根源,表达了作者渴望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愿望。
关于《故乡》的主题:
一直来我们把《故乡》定位在批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反映旧中国农民的辛苦生活。然而这样的理解明显带有时代和政治色彩,而且对一个中学生来说,显得十分牵强。这篇小说比较深刻全面地反映旧中国的社会生活,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我们还应多角度理解小说的主题。
1、故乡是中国人精神的反映。从孩子的纯真到成年人的麻木、愚钝,表现了中国普通民众的生命和活力被扼杀的过程。这样的悲剧在今天或许还在演绎。不过是麻木的特点不同而已。
2、从闰土、杨二嫂的身上可以看到旧中国社会的愚昧、落后、贫穷的轮回。
3、渴望纯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渴望故乡可以说是渴望一个纯真、美丽的精神家园。然而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和现代社会的思想道德的庸俗化,使作者感到十分的失望。
三、写作方法
第一、多方面的对比突出了主题的深刻性。“萧索”破败的“荒村”与海边河地“神异的图画”,是景物的对比。少年闰土与中年闰土,“豆腐西施”与“圆规”,是人物今昔的对比。人物对比中又具有着诸多层次。有闰土、杨二嫂前后肖像的对比;有闰土前后语言、行动、气质、性格的对比;有闰土与杨二嫂性格的对比;有“我”和闰土少年的友谊与中年的“隔膜”的对比,有中年的“我”和闰土关系的“隔膜”与宏儿和水生的“一气”的对比。这样多方面的对比。都有力地突出了“旧中国农村日趋凋敝,农民生活日益贫困”这一主题的深刻性。
第二、传神的肖像描写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少年闰土的肖像是:“红活圆实的手”,“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淡淡几笔就把一个健康活泼的农家少年的特征描绘出来了。中年国士的肖像是:手“又粗又笨而且开裂,象是松树皮”。脸“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眼睛“周围都肿得通红”。“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这就是一个在旧中国受尽了苦难和折磨的农民的典型的形象特征。
杨二嫂的肖像则是素描式的勾勒。“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象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这正是一副乡村泼辣妇女的神气
第三、生动的景物描写透露出作者的感情波澜。“阴晦”的天气,“鸣鸣响”的冷风,“苍黄”的天色,“萧索”的荒村,荒凉的景物中透露出作者“悲凉”的心绪。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在这幅“神异的图画”’中,寄托着作者对理想中故乡的爱与眷恋。这一幅明净美好的画面在篇末又一次重现,则更有力地衬托了作者的美好的“愿望”。
此外,“黄昏”天色,“深黛”色的青山,“模糊的风景”,也都与作者“模糊”了的“影像”,“惘然”、“悲哀”的心境和谐巧妙地交织在一起。
《人生》中篇小说,原载《收获》1982年第三期,获1981——1982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是作者路遥的成名作。 真正奠定路遥创作基础的作品是《人生》。当路遥年轻时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他最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市交叉地带”,充满生气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象他那样的身处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作出选择。 早在大学读书时,路遥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翻巡视,他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正如儿童眼中将**中的人物形象简单分为“好人”和“坏蛋“,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变的,绝对不能将复杂的人性这样简单的划分,这种思考体现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 《人生》发表于1982年,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构成了它的时空背景。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 高加林正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复杂的人物。他身上既体现了现代青年那种不断向命运挑战,自信坚毅的品质,又同时具有辛勤、朴实的传统美德。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关心国际问题,爱好打篮球,并融入时代的潮流。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忍气吞声、安守本分,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但是他的现实与他心中的理想总是相差极远,正是这样反差构成了他的复杂的性格特征。当他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后当上了民办小学的教师时,他很满足这个既能体现他的才能而又对他充满希望的职业,但是好景不长,他就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正当他失意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却真心真意地爱上了高加林这个“文化人”,她的爱质朴纯真,她以她的那种充满激情而又实际的作法表白了她的炽烈的爱。而实际上她所得到的爱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高加林在她的眼中是完美的,而她对于高加林来说只是在他失意时找到了精神上的慰籍。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加林身上,他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重新回到了城市。 城市生活给了高加林大显身手的机会,又让他重新遇到了他的同学黄亚萍。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位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却又任性专横,她对高加林的爱炽烈大胆又有一种征服欲。高加林的确与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当他们俩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时,高加林已经进入了一种艰难的选择之中。当高加林隐隐地有了这种想法时,他的念头很快便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他想起了巧珍那亲切可爱的脸庞,想起了巧珍那种无私而温柔的爱。当巧珍带着狗皮褥子来看他时,他的那种难以言说的复杂的感情一下子表现了出来。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接受了黄亚萍的爱,可同时意味着这种选择会无情地伤害巧珍,当他委婉地对巧珍表达了他的这种选择后,巧珍含泪接受了,但她却并没有过多地责怪高加林,反而更担心高加林以后的生活,劝他到外地多操心。但是泪水却在脸上刷刷地淌着。 但是好梦难圆,高加林进城这件事终于被人告发了,他要面对的是重新回到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的所有的理想和抱负如同过眼云烟难以挽留了。他难以承受这份打击更难以面对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减少了狂热而又冷静的反省,接受了德顺爷爷的一翻话,而后一下子扑倒在黄土地上。 路遥在《人生》中引用了作家柳青的一段话: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这段话的确可以作为《人生》这篇小说的一个注解。 路遥的追求与成功,他的忧思与矛盾,都同他的心理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被称为“土著”作家,主要受到的是农民文化的影响,作为农民的儿子,他深深地爱着他的故乡,承袭和接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农民生活作为他取之不尽的源泉。但他又是一名“文明”的作家,他立意高远,广纳博取,时时瞻望世界文化,他喜欢《红楼梦》、鲁讯的作品,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的作品他更是百读不厌。各种报纸期刊他也经常翻阅,勤奋大量的阅读,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再参之以他独特的生活体验,使他的创作博大宏阔却又情深意长。
《药》的题目包括三层含义:
1、人血馒头不是药,这迷信的结果,只会使人早日丧生。
2、夏瑜式的奋斗和牺牲也不是药,救不了社会的病苦,唤不起愚昧群众是觉悟。
3、真正疗救中国──华夏,只有舍此另找新药,能根治脱离群众这一症结的新药。
小说标题为《药》,寓意深刻。穷苦的城市贫民以革命者的鲜血作为治病的良药,这是何等可悲的社会现实。
革命者应该吸取历史教训,克服脱离群众的弱点,发动群众起来共同斗争,这样才能推翻黑暗社会,这对于革命者是一剂良药。一个“药”字,不仅简明而集中此揭示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同时也尖锐地向读者提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药》的写作技巧:
《药》这篇小说故事集中,结构严谨,艺术构思非常精巧。在结构线索安排上,《药》有一明一暗两条线索,明线是华老栓一家,暗线是夏瑜一家。
明线:(一)一个秋天的后半夜,华老栓到刑场买“药”→(二)当天早上,小栓在茶馆吃“药”→(三)当天上午,茶客在华家茶馆谈“药”→(四)第二年清明,华大妈为小栓上坟。
暗线:夏瑜在刑场就义→夏瑜的血在茶馆被吃→茶客在茶馆谈夏瑜→夏四奶奶上坟。明线是主线,突出群众的愚昧麻木;暗线是次线,揭示革命者的悲哀。两条线从并行到融合,突出因群众的冷漠而带来的革命者的悲哀。
小说中的情感表达可以丰富人物形象,生动地体现人物特色,情绪化容易引出互动环节推动剧情发展,增加读者共鸣感和文章可读性。如果一个角色没有情感的展现,那么就会少很多真实感和贴近感,人物形象则显得平面苍白。小说如果没有情感方面的内容,则会变成古板形式化的记叙文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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