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是什么 探讨人类情感世界的奥秘？

三、感觉的作用

感觉是指接受外部刺激后，神经系统对刺激的反应。它是人类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方式，通过感官器官接受外部信息，将信息传递到大脑，从而产生感觉的过程。感觉是人类认识世界和适应环境的基础，同时也是人类情感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类情感世界是一个复杂而神秘的领域，它包括了感觉、情绪、意识等多个方面。人们对于情感世界的理解和探究一直是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根据感觉的种类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五种：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

在情绪方面，科学家们通过对大脑神经元的研究，发现情绪与大脑中的杏仁核有关。杏仁核是大脑中一个重要的情绪中心，它可以感知外界刺激并与大脑其他区域相互连接，产生情绪反应。

2 听觉：通过耳朵接收外界声音，将声音转化为神经信号，再传入大脑产生听觉感觉。

　　晏几道，北宋词人，字叔原，号小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太平宰相晏殊第七子。世称“晏小山”“小晏”，存世有《小山词》。古人有云：“人间自是有情痴”，我们的词人晏几道也是一位痴情的文人。

有人说：“痴情方许说红楼”，而我要说痴情才许说小山，痴情才能读懂《小山词》。晏几道这位专于情、深于情的词人，比任何一位词人都更深刻，更艺术的表现人类最普通、最美好的爱恋之情感，也构成了其词痴情的风貌。《小山词》倾注了词人全部真挚的情感，形成了自己的个性特色――痴情。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作家人格的映射。当小晏带着他的“痴人”性格闯入词苑时，就已经注定了将要放出耀眼的光芒和异样的色泽。小晏的“痴”在词作中的表现就是词人的痴情。我们先来看小晏的一首抒写爱恋之情的词――《菩萨蛮》：

相逢欲话相思苦，浅情肯信相思否？还恐漫相思，浅情人不知。忆昔携手处，月满窗前路。长到月明时，不眠犹待伊。

多情如小晏者，天下能有几人？小晏对情人有相思相忆之深情，又有谁知道，又有谁相信从本词我们看到，词人对“浅情”之人没有丝毫的埋怨，而是“长到月明时，不眠犹待伊”。读到此处，谁能不为小晏的款款深情而感动呢？

《小山词》写男女之情的篇什几占大半，这是小晏全部词作之中最出色的部分。况周颐《蕙风词话》中有云：“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小晏词作的最大好处也就在于“真”。小晏对人生和情感都有极其深刻的体验，所以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有云：“北宋晏小山（晏几道），工于言情，出元献（晏殊）、文忠（欧阳修）之右，然不免思涉于邪，有失风人之旨。而措辞婉妙，则一时独步。”小晏善写男女之情却不使人觉其*亵、卑俗，让我们感到的是其纯真无邪的品性。这一点上，小晏受李后主影响颇大。小晏词工于言情，重在抒情，以情动人，这也正是他的词为人喜爱的原因，正如陈廷焯所指出的那样：“李后主，晏叔原皆非词中正声，而其词无人不爱，以其情胜也。情不深而为词，虽雅不韵，何足感人？”

《小山词》所展示的主要是男女之间的悲欢离合之情，确切地说是词人与莲、鸿、苹、云四位歌女之间剪不断、抛不开的情感。然而小晏对女子的感情与一般文人不同。这不同于一般文人的地方正是其痴情的表现之所在。小晏把自己的纯深之情倾注于创作当中，不仅为词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而且丰富和扩大了词的表现手法，增强了词的艺术魅力。宋代乃至前代的有些文人为了把词写得深婉绸缪，缠绵悱恻，常有意把自己打扮成多愁善感的情种，往往有为文造情之嫌。词人小晏则相反，他的情感既真挚又深沉，没有一丝水分掺入。其感情之真直接导源于他的痴心，可以说二者是对立统一的，正因为其痴导致了其真，正因为其真才显示了其痴。小晏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感情都倾注于自己认为值得他爱的女子，而这些女子也成为其创作不涸的源泉，有人说，将心比心，是啊，正因为词人的真情才换得了对方的真情。通读《小山词》，我们可以看到词人将这些歌女的名字直接入词，让人一眼便能看出词人对这四位歌女如痴如醉，生生不息的眷念之情。痴情如小晏者，天下能有几人？请看写莲的《木兰花》：

小莲未解论心素，狂似钿筝弦底柱。脸边霞散酒初醒，眉上月残人欲去。旧时家近章台住，尽日东风吹柳絮。生憎繁杏绿阴时，正碍粉墙偷眼觑。

短短五六十个字，把一位天真烂漫而又妩媚风流的女性形象生动的展现出来。这首词上片写今宵幽会的欢娱，下片追忆当时的情景，而以一“狂”字贯串始终，把小莲的风韵与小晏的钟情都真切的表现出来。这是一首情词，经过小晏艺术的语言展现给读者，没有一点儿低级庸俗的情调。词人对小莲倾注了深深的情感，女孩子的天真烂漫，一片柔情呼之欲出，非小晏如此痴情之人，写不出如此痴情的文字。其他写莲的句子还有“梅蕊新妆桂叶眉，小莲风韵出瑶池”、“守得莲开结伴游，约开萍叶上兰舟”、“手捻香笺忆小莲，欲将遗恨倩谁传？”（以上均出自《蝶恋花》）。

写鸿的如：“春云绿处，又见鸿归去”（《清平乐》）、“凭江阁，看烟鸿，恨春浓”（《愁倚阑令》）、“飞鸿影里，捣衣砧外，总是玉关情”（《少年游》）。

写苹的如《临江仙》：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但是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此词是小晏的代表作，堪称婉约词中的绝唱。陈廷焯评此词曰：“既闲雅，又沉着，当时更无敌手。”（《白雨斋词话》）其中“落花”两句最为人称道。谭献谓此二句“名句千古，不能有二”(《谭评词辨》卷一)。当去年的离愁别恨重新涌上心头时，他一个人站在那里独自仰望天空，天空一片阴沉，下着微微小雨，花儿在雨中飘落，燕子成双成对飞来飞去。花儿飘落，象征着春天将要远去。燕子无知，却能翩翩双飞，人虽有知，却偏偏只能独立。以燕子的双飞反衬愁人的孤独，以“落花”、“微雨”极寥落凄凉之景，衬托词人深深的春恨。睹物思人，写出了今日的孤独愁苦之深，相思情意之切。涉及苹的其他句子有：“小苹若解愁春暮，一笑留春春也住”(《木兰花》)、“小苹微笑尽妖娆，浅注轻匀长淡净”（《玉楼春》）、“雨罢苹风吹碧涨”（《蝶恋花》）。

写云的如《鹧鸪天》：

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

梦，是美丽的，又是虚幻的，人在梦中却是自由的，许多现实中难以想象、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梦中都能变为现实，使人体会到理想实现后和愿望达成时的难以抑制的愉快心情。此词写词人在一次春夜宴会上，遇到一位美艳的女郎，词人与之一见钟情，在银光灯中，词人被女郎美妙的歌声所醉倒。美酒、情歌、丽人三者都集中于此时此地，怎不令人为之醉倒呢？可是，往往好事难成，聚散匆匆，夜阑归后，梦魂又在迷蒙的夜色中，踏着满地的杨花，悄悄走过谢桥，去重会意中人了，可见词人之痴情。“梦魂”二语可谓神来之笔。据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中记载，理学家程颐读到“梦魂”二语时说：“鬼语也”，意颇赏之。由此可见，真正的文艺作品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所谓“鬼语”，是因为句中幽渺的意境而言，说只有鬼才能写得出来，词人的才力和高超的艺术技巧由此可见。写云的词句还有：“天边金掌露成霜，云随雁字长”（《阮郎归》）、“拟将幽恨，试写残花，寄与朝云”（《诉衷情》）、“若是朝云去，宜作今宵梦里人”（《采桑子》）等等。

综上，小晏把自己真挚深沉的感情融入词中，以其灵动的笔触去深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反映其痛苦及追求的情感体验，使词之言情走向较为纯正高雅的创作道路，从而形成《小山词》特有的情感世界。

舞蹈的表演艺术-舞蹈的情感世界

　舞蹈表演是一种心理的活动。舞蹈表演不仅是一种传达和再现，而且也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活动。舞蹈表演艺术也是感觉的艺术，它所传达的感情是审美情感，而不是现实情感。这种感觉来自内心的想象，也是内心意象的积累，经过长期科学系统规范性训练来掌握体姿符号，并通过它随心所欲的技巧化运动，通过情感——动作思维——体姿符号三位一体的内在关联，创造性地传达出丰富的内在情感。

　一、舞蹈表演是一门综合性、创造性很强的艺术

　舞蹈和其他艺术形式，既有共同的规律，又有各异的特质;既有关系，又有区别。舞蹈艺术是以舞蹈动作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段，着重表现语言文字或其他艺术表现手段所难以表现的人们内在深层的情感世界，包括细腻的情感、深刻的思想、鲜明的性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以及人自身内部的矛盾冲突，从而创造出可被人感知的生动的舞蹈形象，以表达舞蹈作者(舞蹈编导和舞蹈演员)的审美情感、审美理想，反映生活的审美属性。说到底，舞蹈是人体反映心灵动态的艺术，而心灵动态又是社会动态的真实写照。

　表演则包括“表”和“演”两层意思。按照我国传统的解释，表，即“情感之表现于外貌者也”;演，“模仿其事曰演”。这两句话直接明确地道出了“表演”二字的含义。表演艺术可分为舞台表演艺术和镜头前的表演艺术(**和电视)两大类。舞台表演艺术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剧场性和假定性。演员在舞台上表演，观众在剧场里欣赏，这是所有舞台表演进行中的共同现象。在舞台框框之内假定环境之中进行表演，是戏剧表演和舞剧(舞蹈)表演的共同现象。在这个领域内，如何对待观众，追求什么样的创作状态，以什么样的心理状态进行表演，形成了不同的表演观念和表演理论。目前，我国关于表演理论方面的专著和文章，专家谈论比较多的有三大体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布莱希特体系、中国传统戏曲表演体系(国内外有些专家又称为梅兰芳体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观念是在观众和演员之间建立起“第四堵墙”，追求“当中孤独”的创作状态。布莱希特则强调创造过程中的理性因素，提出“推倒第四堵墙”，以“间离效果”来破坏舞台上的生活幻觉。而中国传统戏曲表演体系，认为演员心理上根本没有“第四堵墙”这个观念。演员在舞台上对待观众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面对面当场表演给观众看。中国戏曲就是“当众表演”。

　二、舞蹈表演与情感世界

　1舞蹈是情感世界的极致体现

　舞蹈艺术是善于抒情的艺术，是人们内心情感世界最动荡不安的时刻出现的一种形体活动，是以抒发内心情感为主的艺术样式，是情感世界到达“极致”的表现。舞蹈艺术是通过寻求和抓住人的思想感情最集中、最凝练、最动人、最优美之处，进行加工、创造，从而提炼出来舞蹈形象。也就是说，在精美的舞蹈艺术构思中，把深厚的感情、生动的形象、丰富的想象统一和融合起来，促使塑造的形象舞蹈化，以唤起观众的心灵美感。舞蹈表演的最终目的都落在人类感情表现的'“极致”二字上，有了情感世界的“极致”才有可能创造“精美的舞蹈”。

　2情感世界的极致体现需要舞蹈表演

　怎样才能把情感世界的“极致”在舞蹈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呢在舞蹈表演实践中，常常见到两个身体能力、技巧相近的演员表演同一个作品。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经久不忘;一个只是机械地完成各种高难度的技巧和动作，表现力不能打动观众。为什么两人的悬殊如此之大这就是舞蹈表演有无情感世界所决定的。演员的表演是舞蹈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是连接肢体动作和情感思想的纽带，它能把外部的肢体动作和内部的心理情感有机地、符合逻辑地联系在一起。舞蹈是以人体动作、造型表达人们思想情感的艺术，它的意境创造和形象塑造，都是以一定的思想情感内容为基础，而不是堆砌一些无机的单一的动作。舞蹈动作、姿态是由一定的情感线、视象线穿织而成的有机整体。情感离开动作无以体现，动作离开情感毫无意义。动作是构成舞蹈的外部因素，是看得见的、外在的运动;而表演是内部的，是渗透、融化并贯穿在一切动作之中的一种内心情感流露。前者是舞蹈表演的载体，后者是舞蹈表演的灵魂，动作承载情感，情感使动作更具光彩。舞蹈中的情感属于内在非视觉的心理内容，只有通过相应形体技能，进行物态化体现，创造出完整的艺术形象，才能成为可视的舞蹈艺术。这时候心理与形体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表现、不可分离的统一整体。只有通过表演这种形式把肢体与情感、外部与内容相结合，产生生动、真实、鲜明的艺术形象，才能将情感的“极致”推向高潮，达到宣泄情感、传达思想的目的，这样的舞蹈才具有深刻的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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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有引力不仅适用于纯粹的物质世界，也适用于人类内心的情感世界。

宇宙的伟大是她用纯粹的物质创造了一个能够理解她的具有智慧生命的人类，人类又在自有社会运作规律下发展，也不断去认识这个客观外在宇宙世界。在宏大的宇宙分层系统中，或有质量相当星体互相绕转，或有众多行星绕着恒星运转；在微观的物质结构中，都是高速运转的带负电的电子围绕着带正电的质子运转，因为999%的物质都集中在原子核上。到了17世纪末，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将世界万物的联系统一起来，这种联系就是物质间存在着某种引力F=（Gm1m2）/r^2，m1、m2表示两个物体的质量，r表示它们间的距离，G称为万有引力常数。公式的解释是自然界中任何两个物体都是相互吸引的，引力的大小跟这两个物体的质量乘积成正比，跟它们的距离的二次方成反比，这就是万有引力定律。

人类既然是由纯粹的物质世界创造而来，这一定律也同样适应于人类内心的情感世界。尽管在美学世界有审美距离说，而布洛的审美距离学说和情感世界的万有引力说也并不矛盾。F=（Gm1m2）/r^2，这里F表示人与人之前的情感力，m1m2表示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信息和物质交流，交流的结果有正有负，r表示两个人之间的时空及思想距离，G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引力常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展路径是从相识相知到深度联系，深度联系的结果有彼此深深吸引，或有互相排斥。在相识阶段，美学世界的审美距离说会起到重要作用，雾里看花，充满美好想象和期待，正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到了相知阶段，两个人开始更多的彼此间思想和物质信息的沟通和交流，或有相见恨晚。而两人的联系又不得不考虑一个重要的时空因素，就是距离，保持适当的距离可以维持适当的情感关系，情感很深，距离自然会拉得很近，甚至为负。而情感的疏远或是因为时空距离或是因为彼此思想距离，思想距离就是两人思想交流结果为负。时空的距离真的可以冲淡两人之间的情感力，除非两人的思想信息沟通交流足够强大，强大到远远大于这种时间距离产生的负效应，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年过去了或者远在他乡，当他们见面时依然情感如故，这种现象在朋友间是多见的。但爱情情感中，时空距离产生的负作用往往比想象中的要大，特别是在一个躁动和物质欲望强烈的年代，更何况每个人之间都有自己心灵的空间，两个人之间的思想交流很难达到心灵契合，心心相印的境界，一旦在自己周围出现同样优秀的第三者，原先两人之间的情感力会迅速消减，力量减弱的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两人分道扬镳。

为让情感之力永存，永远维持自己想要的关系，而注意情感世界中的万有引力作用，学会保持适当时空距离，学会思想信息和物质交换的艺术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某日晨。

周介孚：鲁迅祖父（1838-1904），本名致福，后改名福清，字震生，号介孚，一号梅仙。翰林出身，曾外放江西金溪县任知县，后因科场案入狱，使得周家开始走向衰落。周介孚“自由读书的主张与实践”为鲁迅“在传统教育的封闭体系中打开了一个缺口”。

蒋氏：鲁迅祖母（1842-1910），周介孚后妻，周伯宜继母，她逝世时鲁迅亲自为她办理丧事，她性幽默，常给鲁迅讲民间故事，给他以民间文化的启迪，同时她隐忍的性格也给鲁迅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周伯宜：鲁迅父亲（1861—1896），本名周凤仪，字伯宜。他思想开明，是洋务运动的同情者。后为病魔所缠，他的病使鲁迅饱尝了生活的困顿艰辛。

鲁瑞：鲁迅母亲（1858—1943），她慈祥而刚毅，善良而果敢，思想比较开通，对鲁迅有极大影响。

周作人：鲁迅二弟（1885—1967），原名周遐寿。现代著名散文家。

端姑：鲁迅妹妹，未满一岁即殇，约比周建人大一岁。

周建人：鲁迅三弟（1888—1984），原名周松寿，生物学家。

周椿寿：鲁迅四弟（1892—1898年），6岁时因发热发烧早逝。

朱安：鲁迅的合法妻子（1878—1947），浙江山阴丁家弄（今绍兴市丁向弄）人，1906年28岁时与25岁的鲁迅完婚。她与鲁迅做了二十年的挂名夫妻却完全过着独身生活。鲁迅母亲的生活一直是由她照顾。

许广平：鲁迅的爱人（1898—1968），广东番禺人，曾是鲁迅的学生，她照顾着鲁迅后半生的生活。

周海婴：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1929—2011），无线电专家。 《呐喊》1923年8月，北京新潮社出版

《彷徨》1926年8月，北京北新书局

《故事新编》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鲁迅的小说选材独特，在题材的选择上，鲁迅对古典文学中只选取“勇将策士，侠盗赃害，妖怪神仙，才子佳人，后来则有妓女嫖客，无赖奴才之流”的模式做出了改革，以“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式的创作目的，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鲁迅在处理这些题材时又具有极其独特的眼光。在观察和表现自己的主人公时，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即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精神“病苦”。因此，在《故乡》中，最震动人心的不是闰土后来的贫苦，而是他一声“老爷”所显示的心灵的麻木。对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又着眼于他们的精神创伤和危机，如《在酒楼上》老辣的眼光看到了辛亥革命中独战多数的英雄摆脱不了孤独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又回到原点，在颓唐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鲁迅的这些改革在《呐喊》和《彷徨》中就演化为“看/与被看”与“归乡”两大小说情节、结构模式。小说《示众》中所有人的动作只有“看”，关系也只有“看”与“被看”，由此形成了“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小说中都有展现。而在“归乡”模式中鲁迅不仅讲述他人的故事也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一个复调，如在《祝福》中，讲“我”、“祥林嫂”与“鲁镇”的三重关系，这个关系中既包含“我”与“鲁镇”的故事，又包含祥林嫂与鲁镇的故事，然而读者往往忽视前者，前者讲一个“永远漂泊者”的故事，后者讲一个封建社会吃人的故事。两个故事相串联，以祥林嫂的问题拷问“我”的灵魂，从而揭示“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类似这种模式的小说还有《故乡》、《孤独者》和《在酒楼上》。

除此之外，一方面，鲁迅一直在探索主体渗入小说的形式。《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小说的叙述者“我”与小说人物是“自我”的两个不同侧面或内心矛盾的两个侧面的外化，于是全篇便具有了自我灵魂的对话与相互驳难的性质。另一方面，鲁迅也在追求表达的含蓄、节制、以及简约、凝练的语言风格。他曾说“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求能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肯什么陪衬也没有。”对此他在介绍写小说经验时也说“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这也说明鲁迅在描写人物时着重人物的精神风貌，在描写中非常注重农民的艺术趣味。鲁迅研究了农民喜欢的旧戏和年画的艺术特点，并运用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使他的小说显示了浓重的民族特色。而他又广泛借鉴了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以至戏剧的艺术经验从事小说创作，并且试图融为一炉，于是出现了“诗化小说”（《伤逝》、《社戏》等）、散文体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等），以至“戏剧体小说”（《起死》等），等等。

30年代的鲁迅的创作精力主要放在杂文上，然而他并未忘记小说的创作，并贡献了他最后的创新之作《故事新编》。这部小说集依旧展现了鲁迅不羁的想象力与强大的创造力：对在《呐喊》和《彷徨》中创建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规范进行新的冲击，寻找新的突破。在《故事新编》中，鲁迅有意识的打破了时空界限，采取“古今杂糅”的手法：小说中除主要人物大都有历史记载外，还创造了一些次要的戏剧性的穿插人物，在他们的言行中加入大量的现代语言，情节和细节。用现代语言自由发挥，以“油滑”的姿态对对现实进行嘲讽和揭露。同时在许多篇什中都存在着“庄严”和“荒诞”两种色彩与语调旋律，相互补充，渗透于消解。例如《补天》中，女娲造人时的宏大与瑰丽令人向往，而结尾，后人打着“造人、补天”的旗帜在死尸的肚皮上安营扎寨又显得极其荒诞，这种荒诞将前文的伟大感消失殆尽，并转化为一种历史的悲凉。 鲁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与心血于杂文创作中。他的杂文极具批判性，鲁迅曾把杂文分为“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所强调的正是杂文的“批评（批判）”内涵与功能。顺次翻开鲁迅生前出版的14本杂文集，就可以看到一部不停息地批判，论战，反击……的思想文化斗争的编年史：从《热风》开始的对封建礼教、旧传统的批判，与复古派的论争，一直延续到《且介亭杂文末编》对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专政的抗议，对中国***内的“左倾”路线的反击。鲁迅杂文所显示的这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不屈精神，从根本上有违于中国文化与中国士大夫文化知识分子的“恕道”、“中庸”传统，集中的体现了鲁迅其人其文的反叛性、异质性。 鲁迅的批判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评论，他把自己的批判锋芒始终对准人，人的心理与灵魂：这是一种文学家的关照。正如鲁迅自己说：“我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因此，他最为关注的正是人们隐蔽的，甚至自身无法自觉意识的心理状态。如杂文《论“他妈的”》，鲁迅在国人习以为常的“国骂”背后看出了封建等级、门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的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鲁迅还提出了“推背式”的思考方式，即“正面文章反面看”，据此而写出的一些杂文，例如《小杂感》：“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这都是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鲁迅的杂文思维也是非规范化的，他常在常规思维路线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就打开了全新的思路，例如其在著名的学术随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就以这种思路就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嵇、阮对礼教的破坏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却是爱之过深的表现。鲁迅杂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难以接受，还在于他的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想象力，鲁迅一方面将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联系在一起的人和事连接在一起：在“形”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另一方面又能够发现和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联系。在《小品文的危机》中“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马路上来”。这样一端是高贵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在经过鲁迅的牵连下就达到了“神圣”的“戏谑化”，“高雅”的“恶俗化”。

“将具体的、个别的人与事排除个别性、具体性、特殊性，做出普遍意义懂得整体概括，并加以简括的名称，经‘这一个’提升为‘这一类’的‘标本’，同时保留着形象、具体的特征，成为‘个’与‘类’的统一”这是鲁迅在进行论战时所采取的基本方法。在鲁迅生前的14本杂文集中塑造了许多精彩而典型的形象，如“叭儿狗”、“西崽”、“洋场恶少”、“革命工头”等等。这些形象常是对某人一时一地的言行作为一种典型现象来加以解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提炼出的一种社会类型，这些形象具有超时空的意义，这也使得这种类型的“共名”与鲁迅小说里的阿Q、祥林嫂一样，具有长远的艺术生命力。

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无拘无束而极富创造力的。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在他的杂文中：或口语与文言句式夹杂；或排比、重复局势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与气势，可谓“深情并茂”。如《记念刘和珍君》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酣畅淋漓，气势可观。而在另一方面，鲁迅杂文的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他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比如他有时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深刻：“有理的压迫”、“跪着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等。 鲁迅所创作的散文不多但却可说篇篇精品，这些篇章收录于《朝花夕拾》和《野草》。《朝花夕拾》是鲁迅对于童年、青少年时期的回顾，是对作者青少年时期生活断片的回忆，包含少年时代的绍兴印象、南京求学、留学日本、回国后在绍兴任教等基本的成长经历，尤以记述故乡生活者为最多。相比他的杂文这些文章多了明朗、纯真、亲切的情味。《朝花夕拾》侧重于世态人情的描画，既侧重于生机盎然的自然情境（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与满含生趣的少年行动（如《社戏》）的真切忆述，又侧重于带着宽厚的亲情刻画活生生的人物、比如藤野先生、范爱农、“三味书屋”的寿镜吾先生。作者没有生硬地用道德家的视角写他们，而是以情感带动团忆的笔。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长妈妈。在《阿长与<山海经>》等作品中，鲁迅尽量以客观的述说，不随意加以褒贬，在朴实的文字和故事中使读者深深地为长妈妈的善良、单纯、热诚、美丽的心灵所感动。相形之下，在《朝花夕拾》中、对旧日生活中枯燥、荒谬、愚妄的世相的不满，则显得并不突出。旧日的美与爱．既可看作是鲁迅思想苦闷时的精神避难所，也可视为他“为现在抗争”的疲累身心的憩园。

与《朝花夕拾》“闲话”风格截然不同的散文诗集《野草》则呈现了另一种“鲁迅风”。在《野草》里，鲁迅的笔下，涌出了梦的朦胧、沉重和诡异，鬼魂的阴森与神秘；神幻的场景，荒诞的情节；不可确定的模糊意念，难以理解的反常感觉；瑰丽、冷艳的色彩，奇突的想象，浓郁的诗情……这些“奇峻的变异”一大原因是语言的特殊——来自于日常生活用语的变异，集华丽与艰涩于一身。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野草》的变异的文体：明显的表现了散文的诗化、小说化（《颓败线的颤动》）、戏剧化（《过客》）。《野草》总的艺术特征是内敛的抒情倾向，它所表露的是灵魂的‘真”与“深”，是对于“人”自身存在困境的自觉体验与突围。鲁迅在这里借鉴吸收并成功地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但比同时期李金发的硬性移植显然更加自主自如。因而也取得了艺术表现手法探索上的极大成功。《野草》以表现主题的不确定性，几乎包含了鲁迅情绪、性格甚至整个内心世界的各个侧面，它更是启蒙时期的文化批判者鲁迅向启蒙时期后的战斗者转折过渡阶段的心灵史。 鲁迅的文学史思想极为丰富深刻，发出具有时代特色的熠熠光辉。他创造性地从事了文学史的编撰工作，留给后世两部文学史专著——《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为我国的文学史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极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不利于创作的现实客观条件，他本来计划要写的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在有生之年未能完成。支持鲁迅进行学术创作的两大观念，其一，早期的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其二，中后期的马克思唯物论指导的文学史观。

鲁迅早年接受了严复《天演论》的影响，故而使得进化论的思想根深蒂固直接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一方面，鲁迅认为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断地变化发展着，具有求新求变的本质，它的变化发展不可阻挡。“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人类社会不断地进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独有万古不磨的典则。”文学样式之一的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作为小说的初始形态，“迫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一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另一方面，在文学不断进化发展的基础上，鲁迅认为文学还必须革故鼎新。“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而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的文学史研究中，鲁迅一直坚持着唯物论，从科学的客观性出发，坚持物质第一性，认为人的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和摹写。 鲁迅是中国翻译文学的伟大开拓者。在他一生中，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其翻译思想涉及翻译的各个重要方面，见解独到，对现今的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仍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与众多翻译理论相比，鲁迅的翻译思想朴实无华，大多通过贴近生活的比喻来表达。他的翻译思想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鲁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是为改造社会服务，不是兴之所至或为翻译而翻译。他在《域外小说集》序中说到：“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然的希望；认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绍外国文学这一件事。”由此可见，鲁迅把翻译与社会变革及国民命运联系在一起。其二，带有受众选择性的启蒙翻译观。鲁迅明确将“译文读者”纳入到翻译研究中。他提到：“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地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在此，鲁迅对译文读者进行了分类并指出针对不同的读者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他的这一翻译应为读者考虑的原则，与西方的接受美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三，“硬译”的翻译方法论。鲁迅于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硬译”的方法论，并在与梁实秋的论争中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鲁迅的这种观点绝非是要将“信”与“顺”对立起来，恰恰相反，他强调要兼顾两者。只是在“信”、“顺”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宁信而不顺”。理由是“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会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像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他所说的“不顺”即容忍一些不顺，并非故意保持不顺，是为了将译文“装进异样的句法。”“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汉语近百年来不断吸收新的表达法，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与发展，如人们早已习用的“在……的领导下”、“当……时”、“就……说”、“罢工”、“掉鳄鱼眼泪”、“武装到牙齿”等表达方法就是通过翻译进入汉语中的。现代汉语发展的事实证明，鲁迅的这主张是符合语言发展的趋势的。 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而且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由他的思想和文学成就之大，使得人们往往忽略他的书法成就。郭沫若曾称其书法“远逾宋唐，直攀魏晋。”鲁迅书法多为行书。综观其风格特点，当以颜真卿《争坐位帖》脱出，上融篆隶、章草意，下掺宋人笔、明清间翰札法，形成了朴质浑厚、外柔内刚、疏朗雅洁、洒脱灵便的艺术风格。大幅书作，注重章法、结体工稳、用笔凝重朴拙，舍细节而重大体，气缓意阔、气韵直入魏晋，足见其书法艺术修养之精深。小幅信札、文稿，则信手拈来，心闲手熟，因时变体，草草不工而古法具备，常得天真烂漫之趣，足见其早年书法临池之功厚。

鲁迅书法可分早、中、晚三期，各有其特点。早期为1901年前，书作主要宗法唐宋，上窥二王行书，下掺时人笔意，字体稍偏双逸、秀瓦笔势较放，笔画多见瘦长线条，笔力也愁纱露，结体章法多茂密。此期间笔端时夹少年血气，故韵味稍逊。中期为1911年至1927年间，书作主要取法魏晋楷行，兼掺章草、篆隶法，书风向朴质、简练、含蓄、疏朗转变。但此期间书作面目较多：如有的存魏晋小楷笔意；有的颜行中兼掺二王法；有的笔画圆浑、书体质朴、章法疏朗；有的融入篆隶笔意、带章草体势；也有的是其前期书风的复出等等。凡此均可视为过渡期书作。晚期为1927年至1936年间，书法已定型成熟。在鲁迅早年坚厚功底和中期审美选择以及长期劳作、抄录的基础上，出于工用为目的的鲁迅书体从技法到审美已趋成熟和稳定，形成了独自的风格。在技法上，用笔以中锋圆转、藏而不礴的浑厚线条为主；结体因字成形、形疏意密为特点；章法疏朗雅洁、气缓意逸、洒脱自然为主要风貌。在审美上，以质朴、典雅、自然、古厚为宗旨。 鲁迅的创作生涯里也创作过许多优秀的诗歌。虽然总体数量并不是很大，但其艺术特点有着很多为人称道、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郭沫若曾评价道：“鲁迅先生无心作诗，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或则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鲁迅的诗歌，在古体诗创作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这些诗歌不仅内容丰富、朗朗上口，更有很高的艺术美感及思想特色，是革命丰富情感、完美艺术特质的良好的结合体。

鲁迅古体诗歌的艺术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个性鲜明，形象真实。在鲁迅的古体诗歌中，读者常常能够通过他所描述的种种自然景物或是一些具体的人物真切的感受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这些景物范围极广，蕴意很深，比如说“千林”、“鹭影”、“黄羊”等。而人物则有“挈妇”、“慈母”、“丈夫”、“英雄”等。有时，作者还常常以自画像的形式经自己作为诗中的主体，直白的表达出自己的所思所想，以开阔的胸襟让世人认识到自己所要批判和歌颂的主题。如《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作者运用“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句简单明了的将自己身处白色包围中家人对自己的思念以及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场面形象生动的勾勒出来。作者并没有运用过多的语言铺垫，而是仅仅依靠“慈母泪”和“大王旗”两个意象以点盖面式的表达出来。其二，语言朴实，立意深刻。鲁迅的诗歌的语言是朴实自然的，并未有过多的雕饰和渲染，读来令人亲切自然，然而在细细品味时，便可以立刻发现其表达的立意，宣扬的情感却远不是那么浅显。如《庚子送灶即事》一诗中，可以清晰地发现鲁迅隐含在诗中的一种情绪——对封建迷信的讽刺与鞭挞。作者选取这一件事来反映家中的贫困，隐含的内容是认为灶神是不存在的，祭拜灶神只会让家中的贫困雪上加霜，要想摆脱命运只有靠自己，靠个人的抗争去换取明天的幸福。其三，修辞丰富，形式多样。在修辞方面，鲁迅的常用的修辞有比喻、夸张、用典、反语、对偶等。这些功能迥异、特色鲜明的修辞手法在鲁迅的笔下成为了很好的宣扬思想、发泄情感的武器，也让读者深刻地体悟到鲁迅渊博的学识与睿智的头脑。此外，鲁迅的古体诗形式也非常丰富，有五言律诗、七言绝句、七言律诗等。如五言有《庚子送灶即事》、《题〈彷徨〉》等，七言有《答客诮》、《自题小像》等。

根据价值主体的类型的不同，情感可分为个人情感、集体情感和社会情感。个人情感是指个人对事物所产生的情感；集体情感是指集体成员对事物所产生的合成情感，阶级情感是一种典型的集体情感；社会情感是指社会成员对事物所产生的合成情感，民族情感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