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是什么？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深刻地反映了唐朝由兴盛走向衰亡时期的社会面貌，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他的诗激荡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炽烈情感和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因此被后人公认为“诗史”，他也被尊称为“诗圣”。

杜甫杜甫现存的作品有一千多首，其中著名的有《三吏》、《三别》、《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丽人行》、《春望》等。杜甫的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千古不朽的诗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铭记。“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这是杜甫对祖国无比热爱的充分展示，这一点使他的诗具有很高的人民性。杜甫的这种爱国热忱，在《春望》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名篇中，也表现得非常充分。而在《三吏》、《三别》中，对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爱国精神的歌颂，更把他那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展现在读者面前。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他对统治阶级奢侈荒*的面目和祸国殃民的罪行，必然怀有强烈的憎恨。这一点在名篇《兵车行》、《丽人行》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杜甫的一些咏物、写景的诗，甚至那些有关夫妻、兄弟、朋友关系的抒情诗，也无不渗透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杜诗最大的艺术特色就是，诗人常将自己的主观感受隐藏在客观的描写中，让事物自身去打动读者。例如《丽人行》中，诗人并没有直接去斥责杨氏兄妹的荒*，然而通过对他们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具体描述，将作者的爱憎态度表现得十分鲜明。

总之，杜甫的诗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艺术记录。杜甫以积极的人世精神，勇敢、忠实、深刻地反映了极为广泛的社会现实，无论在怎样一种险恶的形势下，他都没有失去信心。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史上，杜甫诗歌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都是前所未有的。

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心系苍生，胸怀国事，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品：《春望》、《北征》、《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遭田父泥饮》、《诸将》、《秋兴》、《岁晏行》等，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一、以战争为题材的诗，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 首先是表现在他所具有的那种一贯同情人民、热爱人民的思想感情。他的诗反映出人民所受到的各种压迫和苦难。 1、揭露出封建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如《岁晏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2、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对统治集团其他各种腐朽现象加以多方面的抨击，如《丽人行》、《枯棕》、《洗兵马》、《草堂》、《潼关吏》、《诸将五首》、《释闷》等诗。 3、他总是怀着满腔热情去歌颂人民、赞美人民，对人民表现着无微不至的关怀，如《负薪行》、《又呈吴郎》。 4、控诉封建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如《前出塞》、《兵车行》。 5、统治阶级的腐败所引起的各种内乱外患，造成了“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惨状，如《征夫》 、《垂老别》。 6、诗人不单单是反映了战乱给社会所带来的残破景象，而且更表现出阶级矛盾因此变得更加尖锐。这一切都反映在著名的组诗“三吏”、“三别”中，尤其在《石壕吏》这首诗。 7、地方军阀的叛乱，吐蕃、回纥的入侵，这许多战乱给人民所带来的灾害，“官军”和敌军一样地残害人民，如《三绝句》之三。 8、不断地喊出了这个代表着当时人民愿望的呼声：如《洗兵马》、《昼梦》）。 9、诗人并不是一味反对战争。他又怀着沉痛的矛盾心情，在《新婚别》等诗中，劝人民去从军，平息这一给国家民族带来极大祸害的叛乱。 10、认为只要减少对人民的剥削，实行良好的政治，天下就能安宁；所谓“盗贼”，其实是逼得无路可走的人民，如《有感五首》。 二、反映时事的诗,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杜甫还有另一类诗就是反映时事的诗，在诗人的作品中，一贯地表现着对政治的深切关怀。 1、还在安史之乱前夕，当诗人看到以唐玄宗为首的统治阶级日益走向腐化时，就为国家的命运感到深深的忧虑了，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 2、诗，在杜甫的手里，也是干预时事、指责国政的手段，如《塞芦子》、《悲青坂》。 3、对祖国爱得深，当国家残破时也就痛得深，如《春望》、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4、自然界的花飞雨落也无不挑动诗人的爱国感情如《对雨》、《登楼》。 三、其它方面的诗 除写了很多表现重大社会主题的诗之外，还有不少其他方面的诗。在这些诗中，或感怀、或赠送、或咏物、或题画、或登临、或怀古，都写得非常好，并且闪动诗人自己所独具的风采，同时又能变态万千，不拘一格。如他的怀念李白的诗《不见》。善于描写大自然，这也是杜甫诗歌的突出成就。他有许多山水诗、田园诗或通过写景来抒情的诗，都写得非常精绝，并且自成家数，如《水槛遣心》 、《秋兴八首》其一 等。

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两句，一纵一收。一纵，从眼前的处境扩展到安史之乱以来的种种痛苦经历，从风雨飘摇中的茅屋扩展到战乱频繁、残破不堪的国家；一收，又回到“长夜沾湿”的现实。

忧国忧民，加上“长夜沾湿”，诗人自然不能入睡。“长夜”是作者由于自己屋漏因而更觉夜长，还因自己和国家都在风雨飘摇中挣扎而觉得夜长。“何由彻”和前面的“未断绝”照应，表现了诗人既盼雨停，又盼天亮的迫切心情。而这种心情，又是屋破漏雨、布衾似铁的艰苦处境激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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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少年时代曾先后游历吴越和齐赵，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三十五岁以后，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官场不得志，亲眼目睹了唐朝上层社会的奢靡与社会危机。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先后辗转多地。

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杜甫创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以及“三吏”、“三别”等名作。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甫诗的风格多种多样，但无论杜甫自己评论家，都公认杜甫诗的主要风格是“沉郁顿挫”。

何谓“沉郁顿挫”？“沉郁”是就诗的思想内容来说的。“沉”即“深”，“郁”即“积”，指诗歌内容的深刻、深厚、凝重。“顿挫”则是就艺术形式而言，讲的是诗歌遣词用句的停顿转折，即有情感的千回百折，又有节奏音调的抑扬顿挫。词评家陈廷焯说：“沉郁之中，运以顿挫，方是词中上乘。”不独是词，诗也如此。杜甫诗歌思想内容的“沉郁”通过“顿挫”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了解杜诗“沉郁”的思想内容，必须了解杜甫的经历和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的思想倾向。另外体会他诗歌“顿挫”的艺术特点，还应了解一点诗歌格律常识。

杜诗无处不在的忧国忧民的现实内容和诗人不惜牺牲自我的思想情情怀构成了他“沉郁”的诗歌风格，并表现出厚实的思想内蕴和凝重的历史意识。他的风格特点是由现实主义内容所决定的。

首先，杜诗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对人民百姓的关注和同情。“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赴奉先咏怀》）不仅充分表达了诗人对百姓的深刻同情，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百姓受剥削凌辱的现实。他还在一些诗歌里为人民代言：“县官虑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活随百草。”（《兵车行》）他甚至对统治者提出抗议：“君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前出客》）在人民的痛苦生活前，他不惜牺牲自己。屋漏天寒，稚子不嗳，彻夜难眠之时，他还发出这样的慨叹：“君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其次，杜诗反映了诗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诗人的喜怒哀乐是和祖国命运的盛衰紧密相连的。安史之乱危及国家前途时，面对破败的山河，他“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时他又“涕泪满耶裳”，在漫长的期待和奔走中他甚至“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苏联停浊酒杯。”

杜诗对百姓的同情和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反映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人与的颠涕流离，作者的诗情寄托其中，郁结深度而寄寓深广。

杜甫“顿挫”的风格主要体现在五、七言近体诗中，杜甫的叙事诗大多采用五、七言的古体诗，而抒情诗多用五、七言近体诗。他们近体诗讲究结构的回环照应，音节旋律的铿锵顿挫，对仗的工稳，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理解杜诗风格特点，应了解风格形成的原因，即作者的生活经历，思想倾向，及诗歌特点。

杜甫35岁之前，主要是学习游历。那时社会富足安定，是其创作的准备期，同时在思想上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确立了“致君克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45－48岁，社会正处在安史之乱的动荡中，诗人曾陷敌阵，曾逃难于危急，也曾积极抗敌。国家命运危险、人民灾难深重，使他感到彻骨的国破家亡之痛。49岁开始，经历了长达十一年的西南漂泊生活，虽然他生活困窘，甚至常常挨饿，但他却定下了一千首诗，反映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襟。”然而时时关注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的诗人最后竟死在长沙至岳阳的一条破船上。儒家思想“民为贵”“治国”“平天下”的意识，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生活经历都是形成杜甫诗风格的主要因素。

杜甫以五、七言近体诗写生活及现实，反映民生疾苦和国家大事，发挥了近体诗的功能。杜诗特别讲究音律，对仗的和谐之稳，形成独特的音律美。创作中，他还特别注重诗歌结构上的回环照应，起承转折，令人体味其中的审美趣味。

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前人早有论述，我们以杜甫的最高成就的代表作品《登高》为例详细讲解，加深认识。

《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潜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今诗的前四句绘景，勾勒出一幅登高远眺的壮阔图景。“天高”“沙白”“猿啸”“鸟飞”都是三峡秋季的典型景物，境界雄浑高远；天高风急才闻落木“萧萧”，才见波涛“滚滚”。在萧索荒凉的景象中，饱含诗人无穷的情思，仿佛读到一个兀立高台的穷儒无尽的“悲秋”之情，只是这难以言尽的情绪不是直接点明的，而是渗透在画面之中。

五、六两句中上文自然过渡，抒写自身疾病缠身漂泊不定的苦难生活及触景生悲的内心感受。“万里”“百年”包容时空，尽写诗人孤独悲苦的心境，秋风萧瑟，暮年多病、登台远眺这层层递进的顿挫笔法，强烈地表达出蕴于诗人内心的沉郁悲抑的情感。而尾联“艰难者恨”田字，不仅包含着郁积难舒的爱国情怀和难以排遣的羁旅愁思，写出个人身世的飘零，处境的困窘，也反映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人民的颠沛流离。这些都使他“繁霜鬓”，这一切都需酒来排遣，但又因生活困窘，年老多病不得不暂停饮酒，那么这郁积又从何抒解呢？

诗歌曲折顿挫的笔法，使作者的情感更深刻，凝重。

从艺术形式上看，《登高》前三联对仗工稳。诗句多用双声叠字，旋律优美，音节和谐。其中“艰难者恨”恰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读时一字一顿，四声之美令人赞叹，“繁霜鬓”“浊酒杯”平仄相对，平仄交错，节奏分明，在全诗曲折顿挫、抑扬有致中，表现出诗人颠沛流离的痛苦。

“沉郁顿挫”是杜诗唯一的风格特点吗？

当然不是。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在论杜诗风格时说：“杜陵之诗，包括万有，空诸依傍，纵横博大，千变之中，却极沉郁顿挫，忠厚和平。”这个评价是历来所认可的。但这“沉郁顿挫”是其主要风格，并不是唯一风格。杜诗风格可以说是多样性的。既有沉郁顿挫的，也有淡泊闲静的，或清新自然的，或奔放率真的。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八行诗洋溢着诗人无限欢喜之情，它从思想感情到语言的气势节奏都是那样的激越直率。

杜甫诗歌的“顿挫”能否说仔细一些，以便我们理解。

好。诗歌在唐代近体诗发展状大。由于它极讲究字句的平仄，对仗，形式结构的照应，于声律抑扬顿挫中，尽量审美意趣。

绝句、律诗讲究用字平仄交错，古诗的平声与现代汉语的一声，二声大体相当，仄声与三声、四声大体相当。近体诗还必须押韵，偶数句必须押韵，第一句可押可不押，今诗都必须押平声韵，不换韵。近体诗中的律诗第二、三联要对偶。这种节奏、声韵，对仗的严格要求令诗歌产生音乐之美。

近体诗的创作上，作者很注重结构的安排，以杜甫的《蜀相》为例：

《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此诗前四句写事，后四句写人。首联以“何处寻”发问，表赞颂研究室情，寻觅之急；而二联以“自”“空”写环境的寂寥冷落，开成情绪的反差，急转直下。三联荡开笔势写武侯的千秋功业，又是一转，最后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非满襟”点题，作者的情感就在起承转合中起伏回旋，一波三折，这正是杜甫诗歌运笔顿挫的妙处。

杜甫诗歌风格的形成是受他的思想主张、主要经历、创作方式共同影响。不同时期的经历，社会状况的变化，创作方法的不断成熟决定了他作品风格的多样化。有些人把杜甫“沉郁顿挫”的主要风格当作他作品的唯一标准，就难以全面领略杜甫诗歌的艺术魅力。看下面这首诗：

《清江》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来自去堂前燕，相亲相爱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多病所须惟药物，微躯此处更何求。

此诗显然就不属“沉郁”之列。诗歌格调清新明快。从内容上看，盛夏之时，临江小村依然平静清幽，鸥燕飞翔，“自来自去”“相亲相爱”是多么迷人，令人陶醉。老妻，稚子，“画棋间”“作钓钩”纯朴自然的举动，反映江村生活的闲适悠然，也反映诗人内心的平静，经历无尽动荡后的片刻安宁。从形式上看，二、三联对仗工整，音韵和谐，节奏轻快。此诗属清新明快自然一格。

从这个意义上说，读杜诗还须认真体味其不同的风格物点，不能一概而论。

首联（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颔联（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和尾联（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都表现了诗人对贫苦妇人的同情与理解，体现杜甫的人文精神。

此诗通过了劝吴郎让寡妇打枣的描述，表现了作者对贫苦百姓的深切同情和关爱。

全诗如话家常，语气恳切，朴实动人，诗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启发对方，运用散文中常用的虚字来作转接，在委婉曲折的夹叙夹议中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使作品既有律诗的形式美、音乐美，又有散文的灵活性，抑扬顿挫，耐人寻味，别具一种活泼、疏散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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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年），即杜甫漂泊到四川夔州的第二年，他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里。草堂前有几棵枣树，西邻的一个寡妇常来打枣，杜甫从不干涉。后来，杜甫把草堂让给一位姓吴的亲戚（即诗中吴郎），他自己搬到离草堂十几里路远的东屯去。不料这姓吴的一来就在草堂插上篱笆，禁止打枣。

寡妇向杜甫诉苦，杜甫便写此诗去劝告吴郎。以前杜甫写过一首《简吴郎司法》，所以此诗题作《又呈吴郎》。吴郎的年辈要比杜甫小，杜甫不说“又简吴郎”，而有意地用了“呈”这个似乎和对方身份不大相称的敬词，这是让吴郎易于接受。

李商隐优秀诗歌所达到的浑融境界，在艺术上可以和杜甫诗歌的浑成境界遥相呼应。李商隐推崇杜甫，不仅学杜甫的古体，更重视学杜甫的近体。王安石说：“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蔡居厚《蔡宽夫诗话》引）李商隐之通于杜甫，不仅得力于多方面学习，更在于其诗 “秾丽之中，时带沉郁”（施补华《岘佣说诗》）。李商隐跟杜甫一样，内心深处有一股郁结很深的沉潜之气，发而为诗，在情思的沉郁上十分相近。由于内在充实，通体完整，两人诗歌都达到了“浑”的境地。不同的是，杜甫较李商隐外向，诗思经常盘旋在社会江山朝市之间，诗境与社会与自然直接沟通。“篇终接混茫”，所接的是外部世界。李商隐转向内心，内在浩浩茫茫，无涯无际，扑朔迷离，也有一种浑沦之状。再加上李商隐的诗美，偏于幽美细腻，七律律法较杜甫更为规范细密，故其诗境没有回到杜甫及盛唐诗人那种与外部世界贴近的浑成，而归于跟无形无质的心理意绪更易相合的浑融，成为唐诗中达于浑化层次的一种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