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晖(1913-1995),男,1913年9月18日生,汉族,福建省福清县城头村人。三岁时,父亲到印尼谋生,客死印尼。他15岁在本村小学毕业,上中学时一面劳动一面读书,由于成绩好,两年初中毕业。1930年入福州师范学校,1933年毕业后在福州实验小学当教师。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
他进入大学后,在抗日爱国思想激励下,参加中国***领导的南京市学生救国会,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央大学迁往重庆,1938年5月毅然参加中国***,郑重选择了人生的方向。1939年任党支部书记,毕业前夕,在中央大学有的进步同学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党组织为防不测,通知陈元晖去延安。
陈元晖于1940年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后,先被分配到青年工作委员会宣传部,编辑《中国青年》杂志。不久专任《中国青年运动史》编辑。1941年延安成立中央研究院,组织决定他到中央研究院的教育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1942年中央党校成立,中央研究院改为中央党校第三部。陈元晖随之在中央党校第三部第五支部学习与研究。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元晖随党校校部队伍转赴东北,1946年11月抵达哈尔滨,被分配到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任秘书,1947年成立哈尔滨大学,车向忱校长调陈元晖任副教务长并兼任教育系主任和实验小学校长。他亲自给教育系学生讲授教育学课。
1949年,陈元晖调入东北师范大学前身东北大学,任教育问题研究室副主任,兼图书馆馆长。在研究室工作期间,组织有关人员学习教育学理论,整理中国教育史资料,为后来教育系的建立和教材建设创造了条件。
1951年,东北师大成立教育系,陈元晖任系主任。在筹建过程中他提出:“先办好中学,才能办好大学的教育系。”校长采纳了他的意见,先任命他为附中校长,全面负责附中的筹建工作。在附中教师队伍建设中,他十分重视教育理论的学习,他曾提出:“附中教师应当是教育家,不要做教书匠。”要求教师既要有先进教育理论指导,又要有创造精神。他曾多次为全校教师和干部做学习辅导报告。为附中后续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因此,在他80寿辰时附中师生送给他的条幅写道:“创建附中,功在百世”。在创建教育系的过程中,同样体现着他的教育理念。首先要有先进教育理论的引导,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建立。在当时条件下,首先组织老教师学习新的教育思想,同时着力选拔与培养青年教师。为此,他亲自主讲教育学课。积极创办研究生班,为补充青年教师创造条件。在研究生班和本科的教学中,都特别重视基础学科,在教育学科的学习中,要求首先学好教育学、心理学和教育史的理论和相关知识。基础科学好了,其它课程才能学好。在教学与学习中,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继承与创新相统一。倡导科学、严谨的教风与学风。为东北师大教育系的创立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元晖于1954年调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任教育编辑室主任。中央教育研究所成立后,参加教育史组研究。1961年成立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机构,他任教育组组长,主编《中国现代教育史》。1964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文革”期间,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1970年,也曾到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1年返京。1981年,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教育)评议组成员。1982年,主持筹建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任第一任会长,兼任《社会心理研究》主编。1983年,国务院批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同年离休后,以更高的热情,一面从事学术研究,一面培养博士生。
陈元晖同志于1995年10月3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
作为学者,陈元晖一生著作极为丰富。《教学法原理》、《中国教育学七十年》、《中国古代书院制度》、《中国现代教育史》、《论冯特》、《论儒化》等,是他在教育学、教育史、心理学、哲学各方面的代表作,在各阶段还发表过多篇论文。《陈元晖文集》(上、中、下)三卷110余万字,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丰富了中华教育遗产的宝库,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杨清(1915-1983),男,字天诚,陕西省府谷县人,我国著名心理学家。
1940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读期间成绩优异,曾荣获檀香山奖学金。后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师从著名心理学家艾伟教授,并于1944年获得硕士学位。1945年至1950年间,曾任教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国立中正大学文法学院、国立重庆大学和国立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其间发表论文《小学国语默读诊断测验试编报告》,并参与编写了《教育心理学大观》(商务印书馆)。
1950年,党中央号召知识分子支援东北的文化建设,杨清遂携夫人陈宝翠由重庆来到东北师范大学。杨清精通英、法、俄、德四国语言,在翻译和研读大量西方心理学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为学生开设了“西方心理学史”课程。此外,他还发表了论文《论情感底本质并批判詹姆斯底情绪论》。杨清曾当选为长春市人大代表,历任长春市政协常委、民盟吉林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和民盟东北师大支部主任委员等职。1954年起开始担任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中国心理学会长春分会理事长。 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杨清被错划为右派,撤销一切职务和职称。“文化大革命”期间,心理学被打入冷宫,杨清也上山下乡接受劳动改造,后调回东北师大,次年即被迫退休,回到了夫人的家乡四川省自贡市。
1979年,吉林省省委决定撤销对杨清同志的错误决定,恢复其政治名誉和教授职称。是年春,杨清回到东北师范大学,曾先后担任教育系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吉林省心理学会理事长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编委。年近古稀的杨清不顾身体多病,将全部精力用于教学和科学研究上,他打破当时教授不给本科生上必修课的惯例,由夫人陈宝翠担当助教,亲自为82级本科生上课;他潜心学术研究,发表论文《心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和《<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读后断想》(三联《读书》杂志),整理出版书籍《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派别》和《心理学概论》,其中《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派别》作为一部全面、系统、深入、科学地评述西方心理学各流派研究成果的著作,刊行后在国内心理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在生命最后的岁月中,杨清还主编了《简明心理学词典》,并组织翻译了安德森的《认知心理学》一书,将西方心理学的新思潮介绍给国内的读者。
杨清治学严谨,培养了大批心理学教师和科研工作者,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心理科学做出了卓越贡献。1983年6月3日零时,杨清先生与世长辞,享年68岁。 王逢贤(1928- ),男,1928年7月生,辽宁省大连长海人,中共党员,195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生班。1953年至今一直在东北师范大学从事教育学科教学与科研工作。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终身性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师范大学普通教育研究所所长。
现兼任东北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教育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吉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常务理事;吉林省教育科学领导小组副组长;吉林省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等职。曾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教委师范院校教育学系列教材编委会成员;教育部教育技术学教材编委会顾问;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教育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教育科学研究所、天津教育科学院顾问等职。
王逢贤在教学、科研工作中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和学子,倾心与学术界同仁合作共勉。他是教育系1986年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时,第一位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博士生导师,也是教育系培养出的第一批博士的导师。大多成为所在单位的骨干力量。他对本校教育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他在现代教育发展战略、教育本质与功能、教育目标与课程、教育过程优化、教师素质与专业化、教育法制化与教育创新,尤其在德育研究方面有许多的建树,在海内外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曾发表论文和笔谈近百篇,其中获省部级奖20多项,《中国教育现代化与跨文化交流结合点的选择》在国内外发表,曾获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主编和参编著作10多部,主编《中小学生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教育引论》曾获教育部首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德育新论》(与鲁洁教授合作编著)曾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教育学一等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成果奖。他经常应国内有关单位的邀请,参与学术评审、讲学和策划等活动,也应加拿大、日本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高等院校和学术组织的邀请,多次参加国际性的学术研讨、讲学、合作研究、联合培养博士生、指导访问学者和征文活动。由于他在教育基本理论教学和研究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1988年被国家教委授予“全国中小学德育先进工作者称号”,1992年被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获香港柏宁顿孺子牛教师奖,1997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教师奖,1998年被评为吉林省首批省管优秀专家,2000年被东北师范大学聘为荣誉教授(终身性),2002年被吉林省评为荣誉省管优秀专家。他被称为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学家”(顾明选:《北京师范大学与中国教育》,《光明日报》2002年9月9日),是加拿大Ruth Hayone编写出版的《Portraits of Inauential Chinese Educators》一书中介绍的中国学者之一。该书称王逢贤教授是“一位杰出的教育教学家”。 梁忠义(1930- ),男,教授,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双阳县人。1953年毕业于东北师大政治系,1955年毕业于北京师大教育研究生班教育史专业。曾任东北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外国教育研究》杂志主编,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比较教言学科组成员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科组组长,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吉林省政府决策专家咨询组成员,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会长,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理事及学术委员,中华日本学会理事,吉林省高教学会副会长等。
1985年由吉林省政府授予“吉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称号,199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3年获“吉林英才”奖章,1996年获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奖,1997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主要著作有:《战后日本教育与经济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职业技术教育手册》,东北师大出版社;《现代外国教宵》,大连海运出版社;《战后日本教育——日本经济现代化与教育》,吉林教育出版社;《实用教育辞典》,吉林教育出版社;《日本经济现代化与教育》,东北师大出版社;《七国职业技术教育》,吉林教育出版社;《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引论》,吉林教育出版社;《日本教育发展战略》,吉林教育出版社;《战后日本教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当代日本社会教育》,山西教育出版社;《当代日本职业训练》,山西教育出版社;《教师教育》吉林教育出版社。 金和德,男,1923年7月生于浙江省金华县。1992年10月加入中国***。现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金和德1951—1954年在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是建系后的第一届学校教育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等职,多年来,他一直从事初等教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
1987年东北师范大学创设了教育服务区和实验区,进行农村中小学教育改革实验。在教改的大潮中,金德和教授长期深入教改第一线,他的足迹遍布了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东丰县等,亲自对农村中小学培训教师,帮助搞教改和科研工作。1990年金德和教授主持了“农村三结合教育体系研究”评题,并和富维岳教授共同主持了“农村初中课程结构改革实验”评题,并出版了《农村三结合教育体系研究》和《农村初中课程结构改革实验》两部著作,曾获吉林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金和德教授是东北师范大学开展农村基础教育实验研究的带头人之一。金和德教授以自己渊博的教育理论和多年在小学从事教学和领导工作的实践经验在支援农村基础教育的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深受农村广大师生的欢迎。被东丰县赠予“师德楷模”牌匾与农村教育专家的称号。
金和德教授在小学语文教法的教学和科研方面,在吉林省乃至全国有广泛影响。先后出版过《小学实用教育学》曾获吉林省第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金和德教授曾荣获长春市优秀***员、吉林省英才奖、吉林省教育科研领导小组教育厅颁发的科研成果一等奖。1993年金和德教授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吴杰,男,1921年2月生,江苏省常州市人,1950年8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是建国后第一位来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工作的大学教育系本科毕业生,一生均在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工作。在教育系任助教、讲师、教授、室主任、副系主任等职。
吴杰教授在教育系一直从事教育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是教育系第一位培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导师,是教育系教育学原理硕士学位点的主要研究生的导师和课程与教学论硕士学位点的奠基人。吴杰教授在教学工作中兢兢业业,教书育人,培养了一大批学生,指导毕业硕士研究生14名,均成为东北师范大学和所在单位的骨干力量。吴杰教授治学严谨,精益求精,在教育学尤其是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方面,在国内有较大的影响。他的研究工作贯穿两条主线:历史的回顾与总结和科学技术在各个发展阶段对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的影响。用这种研究思路全面、系统地探索教学理论的历史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最早的,研究成果具有突破性。其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他编著的《教学论——教学理论的历史发展》(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一书,该书1990年4月获国家教委首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1995年获国家教委组织的首届文科科研优秀成果奖。除该书外,他主编了东北三省高师教材《教育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外国现代主要教育流派》(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他还撰写了《从凯洛夫教育思想体系中解放出来》等多届有份量的论文。他是中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的分支学科教育学编写组的副主编和撰稿人,是“七五”期间国家教育科研重点项目,全国群书编写出版计划重点项目《教育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编委。
曾任全国教育控制论研究会会长;中国教育学研究会理事;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吉林省教育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吉林省教委“四年制初中课程设置与中和教材的实验研究”课题组顾问;课程教材研究所《课程·教材·教法》特约通讯员。1988年5月30日吴杰教授病故。 李桂林,男,1924年2月生于吉林省磐石县,1956年加入中国***,1949年入东北师范大学(原东北大学)历史系学习。
李桂林教授是教育系建系初期第一批从东北师范大学各个系调入的青年教师之一。1952年开始在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教育系副系主任、系主任。 李桂林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其成果在国内有较大影响。也是教育系教育史硕士学位点的创始人之一,是教育系中国教育史学科的带头人。他培养了一大批本科生、进修生,他培养的多名硕士研究生,已经成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和国内有关单位的骨干力量。1964年,他编写的《中国近代教育史》(东北师范大学铅印)是国内该学科最早的教材,曾被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杭州大学的等多所师范院校使用。通过在国内去江西等地调查,搜集资料,最后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1月出版),曾被河南、辽宁省、陕西省等多所师范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他还主编了《中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著有《中国现代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是陈元晖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中的《普通教育》卷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出版)。他发表了《评生活教育》等多篇有份量的论文。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系曾专聘他为硕士研究生导师,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系培养了7名硕士毕业研究生,其中2名成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领导班子成员。日本东京大学的历史学者,曾两次专访李桂林教授。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生也曾专访李桂林教授。
李桂林教授曾任全国教育史研究会常务理事、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理事、吉林省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吉林省教育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教育史从书编委会常务编委。 郭占基,教授,男,山东招远人,生于1929年,中共党员,195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郭占基教授1952年在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长期担任心理学教研室主任。
郭占基教授在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长期从事心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尤其在教育心理学方面有较大的影响。他是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点的创始人之一,是教育系教育心理学最早的硕士生导师。他培养了一大批本科生、进修生、多名教育心理学硕士毕业生,大多为所在单位的骨干。他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出版)教育心理分支学科编写组副主编;是中国心理学会编辑的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心理研究成果《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一书的编委;是《实用教育辞典》(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副主编。在心理学教材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参编和统稿了潘菽主编的《教育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出版),是章志光主编《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副主编,是《教育心理学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主编之一,还翻译了日本的《社会学习心理》(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他撰写了多篇有分量的论文,其中《经验思维与理论思维——学习心理学的理论问题之一》(《教育研究》1981年第6期)一文,1990年获国家教委全国首届教育科学评奖优秀成果二等奖。曾主持中华社科基金“八五”重点项目《人际关系对学生社会性动机发展的影响》等多项国家级及省部级课题,《青年友谊观调查研究》(《心理科学通讯》1987年第3期)一文,在《中国心理科学》一书中,作为重要成果予以肯定(见该书第634页)。
郭占基教授曾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心理学报》编委、吉林省心理学会理事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评审组成员。
情感和未来没有关系,他两个是不搭的,把握好情感,就是要有理性,要有理智,要把握好界限,不能随便乱来,未来是自己创造的,要有真本事,要有真本领,才能创造未来
专心致志聚精会神达到自己的最高水平,把自己的学习的技术达到如火纯青的地步,这样就能有美好的未来,要不然半瓶子醋永远没有美好的的未来
感情就是慢慢去体验,慢慢去体会,逐渐时间长了就会对感情摸透了,这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和你未来也没多大关系,各走各的路而已
情绪、情感是人们对于某种事物是否符合人的需要和欲望而产生的心理体验,它没有过多的观念思考和认识过程,因而通常被人们理解为是非理性的表现形式。
情绪与情感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简明牛津英语词典》从心理学的角度把情绪定义为:“情绪是一种不同于认知或意志上的情感或感情。”显然,当我们运用情绪概念时,它总有一个含义是指个人的、主观的情感。就人脑的活动而言,情绪、情感是同一物质过程的心理形式,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侧面或两个着眼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往往不加区分的,在同等意义上使用情绪、情感两个概念。
可是,这两个概念仍然有着彼此之间不可置换的内容。
英国哲学家G赖尔指出:“情绪被说成是意识流中的涌浪,有情绪的人,无法避免直接流露出情绪,而对于外在的目击者来说,情绪因此必然是隐秘的。情绪不是发生在公开的物理世界中的事件,而是一些发生在你的或我的秘密的心理世界中的事件。”[1]这是因为,情绪(emotion)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的体验。与认识活动不同,情绪具有独特的主观体验形式(如喜、怒、悲、惧等感受色彩)、外部表现形式(如面部表情),以及独特的生理基础(如皮层下等部位的特定活动)。美国心理学家伊扎德(CIzard)认为,为情绪下定义必须考虑生理基础、表情行为和主观体验等三方面的参数。情绪与有机体的需要相联系,在种族发生上具有明显的生物学适应价值;情绪又是有机体在社会环境中特别是在人际交往中发展起来的,从而又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因此,人既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情绪体验(如疼痛引起的不愉快情绪),又具有社会文化意义上的高级情绪或社会情操(如道德感、审美感)。情绪影响着人的心理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贯穿着人的一切交往行为。
情感(feeling)一词包括一个“感”字,有感觉、感受之意;还包括一个“情”字,有区别于感觉的感情之解。可见,情感作为一个感情性反映的范畴,着重于表达情绪过程的感受方面,即情绪过程的主观体验方面。美国心理学家普里布拉姆(KPribram)提出,人的体验和感受对正在进行着的认识过程起评价和监督的作用。如果说,情绪侧重于表明情感的过程,侧重于表明情感过程的外部表现及其可测量的方面,那么,情感往往在描述人的高级社会性的活动时加以使用。
情绪与情感都是外部环境刺激与内在生理状况相互复合的过程。从主体系统来说,它们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组成成分:神经活动、面部--姿势活动、主观内在体验。并有两个重要的辅助系统:网状激活系统,它放大或减弱情绪;内脏系统,它为情绪、情感准备了场所并维持着它的活动。情绪、情感的一般过程通常是同认知系统和行为行动系统一起按整合的方式起作用,人的具体行为的发生则依赖于三者间的平衡。应当指出,情绪、情感并非是人的单纯心理的体验形式,它的激活与发动,与社会因素密切关联。不同人格的情绪、情感差异,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影响情绪、情感产生的社会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社会氛围、文化传统、习俗风尚、宗教信仰、政治态度、人际关系、生活条件等。因而,我们应当更多地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考察人的情绪、情感问题。
关于情绪--情感的非理性辨认问题,学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多数人对情绪--情感归属于非理性因素不持疑义。但也有人认为,情绪--情感不可完全划归为非理性因素,唯有基于无条件反射的本能的反应,从而产生愉快、愤怒、燥动、拒绝、接受、欲求等种种表现,方可称为非理性。还有人认为,任何一种类型的情感,既不是纯非理性,也不是纯理性,而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依笔者之浅见,正确辨认此问题之前需要搞清楚两个问题:第一,抽象因素的分析与具体因素的活动应有着两种不同的理解视角。就人的精神系统现实的具体活动而言,任何系统内的要素、因素都是理性与非理性交互作用的统一。我们不可以说,此时此刻人的感情是完全理性的,也不可以说,此时此刻人的感情完全是非理性的。既然如此,又为什么要在理论研究中区分出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呢?我以为,理论的抽象不可缺少知性的分析阶段,即,对对象性的规定确认一定的概念区间,以便使认识达到相对稳定的清晰的状态。就因素本身的定性而言,情绪--情感属于非理性因素,因为它是一种心理体验,没有过多的观念思考和认知过程,与人的生理机制和人的心理机制有关,没有丝毫理性逻辑的成分。就因素的活动而言,它离不开人的认知因素的介入,因为现实人的精神系统是不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被机械地肢解为某一要素或因素片段的运动,精神系统的活动是极为复杂的,又是系统交感、相互作用的。第二,就是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人的情感有时表现为高级的思维性情感,如审美感、道德感、正义感、崇高感等,也不可把它完全表述为理性情感。尽管这些情感的内容掺杂着理性因素的成分,但其表现形式仍然是非理性的。情感的表现与理性的认知表现毕竟不同。
情绪——情感的非理性特征突出表现为:一是紊乱性。情绪--情感的紊乱是由能量水平极高或极低的行为而引起的。情绪涉及到我们如何感觉和如何向预期的情境去行动。预期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如果主体的愿望受阻时,就会出现愤怒或恐惧的情绪,心理学家认为,这种情绪状态必定包含有一种能量水平的变化。兴奋代表一个高的能量水平,抑郁则代表一个低的能量水平。应当指出,情绪--情感的紊乱性不是由于情绪的功能所造成的。因为当能量水平还没有达到情绪状态时,也能发现这种紊乱现象。二是波动性。人的情绪--情感总是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中,时而低沉,时而冲动,时而平和,时而暴烈。情绪的波动性主要来自情绪在人的精神系统中充当着最直接的本能反射功能,它是外部刺激所引起的最初的心理感受形式。受纳于人的感官,又通过感官来传递、“消化”和反射外部刺激信号。情绪总是随着外部刺激信号变化而波动,所以,我们在准确的分析和把握主体情绪--情感状态参数时,难度是很大的。三是突发性。由于情绪的变化受外部环镜的影响,故情绪的发动是难以预测的。另外,情绪过程是心理体验过程,一个人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兼容着几种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情绪形式,由于外显的情绪形式总是掩盖着心灵深处所包容的多种方向矢量的情绪内容。一旦该形式被潜在的某种形式所置换时(这种置换往往可在瞬间完成),对于任何他人的记忆来说,这种变化乃是突发性的。经济学家很少关注人的情绪、情感与市场的关系,不少人持有如此的偏见:从情感的角度研究市场主体行为“不过是‘人格化’的方法,这是败坏政治经济学的毒物。实际上,如果我们要在内心的情感的意义上来了解,我们就人格化。在其他科学里,这种人格化是占星学、炼金术、活力论。就是说,占星家、炼金术士、活力论者用他的感觉、意志、智慧、理性--总之,用他的理想的模型--描写自己,而不用观察到的运动,并且向为什么它们这样地动,而不是像天文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后来所问的那样仅仅问他们怎样地动以及动了多少。”[2]显然,理论家们对经济学方法的理解似乎只限于市场运动的过程描述及其量化方面,至于市场行为主体的自深因素对市场的影响则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也有少数理论家对情感与市场有着浓厚的兴趣。被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阿尔布称为“感情经济学”的研究者--莫里斯奥巴迪亚,就曾撰写《不花钱的经济学--关系经济学导论》著作。[3]就理论研究的范式而言,马克斯韦伯似乎更为重视情感与市场行为、情感因素与经济学家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
在韦伯看来,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不是一种机械体或有机体,而是人类。这些经济行为人,既是主观的又是受环境支配的。他们的情感、动机、痛苦、快乐等都是主观的,而他们与别人的交易则是受环境支配的。经济研究要了解他们的真实活动,除了测量市场活动本身或者它的结果以外,研究者必须“设身处地”,去研究行为活动主体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精神因素,尤其是情感因素。在自然科学里,人们只问“怎样”、“什么”、“多少”这些问题,可是,在经济科学里重要的是了解“为什么”这一问题,因为我们所需要的是了解那发生作用的动机,了解为什么人们那样行动的理由。人们求购商品的行动,在商品多的时侯不如在商品少的时侯那样急切,因为它符合于我们自己在同样情况下情感变化的经验。如果我们要真正了解为什么人们那样行动的理由,所必须研究的正是这种情感的作用。经济学应建立在对人的情感作用分析的基础上。这是一种经济学家必备的“历史意识”:要着手研究,只有造成一种心像,不仅显示人们怎样行动,而且显示他们在所选择的特殊情况下为什么这样行动。只有这种“历史的意识”,方能解释市场行为者的经济行为,不仅是过去的行为,而且是在和他自己不同的情况下的行为。我们不可能把自己放在一个机械或者有机体的地位,来了解为什么那样的行动,因为它缺乏像我们自己的情感。韦伯如此重视人的情感因素,原因在于他把人的基本行为取向划分为四种类型:目的理性(purposively rational)行为、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行为、情感性的(affectional)行为、传统型的(traditional)行为。[4]所谓情感性的行为是指行为在某种感情状态的波动下发动的。位于有意识行为与无意识行为的边界中。在韦伯看来,情感性的行为和传统型的行为不过是理念型的一种解释图式,旨在说明:透过理性类型的应用,需要测算出非理性的偏离程度,以达成对社会的最佳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乔治考托瑙,[5]致力于对市场消费行为的研究,他受格式塔心理学行为模式,尤其是库尔特莱温解释的行为模式的影响,提出了“消费者感情指标”这一理论。他认为,市场行为作为生活空间的功能,他是由人格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决定的(C=F(P,S))。在他看来,市场购买行为不仅取决于经济形势、可使用的资金和购买者的财力,而且取决于他的心理情绪、他对形势的感情,这些构成了经济人格的特点。这种感情(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是大部分人都有的,它影响着人们的购物、储蓄或投资的决策。为了获取消费者的期望,用韦尔纳利德的话说也就是“对未来事物的带有情感色彩的主观观念”,考托瑙根据汇集技术制定了消费者的感情指标。他是在大量的市场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其调查表共设8个项目,每个项目后面都有一个问题,要回答:“为什么?”调查要求被询问者指出:他是否认为一年来自己的情况已有所改善,是否认为明年乃至5年后自己的情况将会发生进一步好转,是否认为当下购买某商品是适时的。对调查结果的计算,考托瑙尽可能将情感的消费态度算术符号化,如用(++;或=+;或-+)表示消费者的乐观情绪,用(+-;=-;甚至--)表示悲观情绪,用(+=;==)表示谨慎态度。百分率是根据答案的总数计算的,因此有助于更好地从市场调查对象所处的形势中来了解他的消费个性。有材料表明,人们在10年中所作的统计似乎已证实了这样一种想法:这些情感指标的主观取向支配着具体的市场行为,只要在时间上6个月至1年,就能作出预测:在1973至1974年间和1978至1980年间,早在汽车销售量下跌以前,消费者的感情指标就已出现了下跌。正如下图考托瑙1981年制定的消费者的感情指标所表明的那样,消费者的感情指标的变化是和美国30年来出现的经济衰退一致的。因此,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考托瑙的感情指标的图式可以作为表示市场商业周期中出现变化的报警器。
类似于马克斯韦伯、考托瑙的有价值的观点还可以引述一些,如西蒙的现代决策理论中“直觉与情感”的论述,梅奥的“社会人假设”理论中的“情绪”概念,道格拉斯麦葛瑞哥的“理性人和情绪人”的论述等等,笔者在此不在一一赘述。下面就情绪--情感与市场行为者的关系、情绪——情感在市场运行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当前我国初级市场发育时期情绪——情感影响力的评估等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1.情绪——情感与市场行为者的关系
这个问题涉及到市场的人性问题,也是行为的情绪方面的特性问题。经济学家、哲学家休谟,在《人性论》第二卷“论情感”中曾深刻地揭示了经济行为者为什么不断追随财富积累的人性原因。他说:“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获得生活中的快乐和舒适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本质在于它的发挥的概然性,在于它使我们借一种真的或假的推理去预期那种快乐的真正存在。这种快乐的预期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快乐;这种快乐的原因既然是我们享有的,并因而是与我们有关系的某种所有物或财产,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清楚地看到前面体系的所有各个部分(指人性的心灵知觉中情绪情感的诸表现形式--引者注)都极为精确而明晰地在我们面前展现出来了。”[6]休谟实际上已明白地指出人类追逐财富的原因之一恰恰在于人性中存在着不可泯灭的情绪、情感因素的作用。
情绪——情感成分从市场行为者的角度来说,乃是行为人对态度对象的感受、体验和心情,是对象引起的主体在感情上的反应。厂商对生产某一产品项目的选择、投资者对某一投资对象的定位、营销者对某一商品牌号的推广、消费者持有某一消费品的观念等等,都离不开他们各自对对象存在的一种情感的态度。在市场上,各种媒体所传播的广告作用,实际上就是给予消费者、投资者、营销者对某商品或某项目的感受和心情上的导向。态度对象刺激了主体,使人们获得情感体验:喜好或厌恶、尊敬或蔑视、热爱或仇恨、同情或冷漠等等。它是人们市场决策的一个首要组成部分,也会激励市场行为者的各种动机和兴趣。情绪--情感成分表明市场行为者对市场运作客体的喜欢或厌恶有着一定的强度和方向。如果情感是反映一种积极的感觉,就可能导致消费者、投资者、营销者的良好反应,而若反映的是一种消极的感情,则于生产商会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了解市场行为者的情绪(既有个体情绪又有群体情绪),将会为市场的运作目标和趋势的测定,提供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市场上,我们很难区分出两类人:一类似乎是“理性人”,是能运用逻辑推理,信息完备、善于准确计算,能够推演出纯粹客观的结论的人。另一类是“情绪人”(emotional person),是缺少理智、感情冲动、蔑视事实,而且具有高度偏见的人。事实上,任何一个市场行为者都不可能绝对地把自身划分为“理性人”或“情绪人。”有人说,人的理性信念完全可以消除人的情感因素,当你在作出市场决策时,只要你奉守如此原则:“让我们不要把个人因素带进问题里去”,“让我们只考虑事实吧”,“让我们冷静下来,客观的考虑这个问题”。那么,你就能消除心理上的恐惧、意愿、焦虑、敌意和侵犯等等因素对自身思想和行为的影响。
但是,这种作法受到了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理论的挑战。
研究者们认为,人的行为,不管他是在思想、在分析、在推理,还是在与他人作交易、从事商务谈判,总免不了要受到情绪--情感因素的影响。心理学家麦独孤指出,所有有目的的行为都是由人的复杂情感来决定的。达菲对此作出进一步解释:所有的行为都是有动机的,没有动机就没有行动,而情绪就代表着极端的动机--能量。美国学者PT扬(Yang PT)指出:人的行为不可能离开人的感情,当有机体趋向于行动时,就有一个积极的中枢感情过程在工作。感情过程的作用是产生动机并影响行为。人的行为发生实际上遵循着如此原理:一是刺激引起感情和感觉。二是感情的唤醒使有机体接近或离开刺激。三是感情过程导致动机。四是动机的强度与感情的各个方面有关(如持续性、强度、频率和新鲜性)。五是感情过程靠影响选择而发挥着调节作用。六是从积极感情的激活到消极感情的激活的组织模式是广范围的神经行为模式本身所遵循的最终原则。
从消费行为学角度来分析,情绪--情感是消费者对某一对象商品所持有的评价与行为倾向,是个人行为的心理准备状态。如果消费者能从购买某种商品中得到一定需要的满足,对该商品评价较高,有一种积极购买的行为倾向,这就是消费者对商品的消费情感,商品就是情感的对象。情感作为个人行为的心理准备状态是一种内在的心理动力,激活着个人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行为,作用于对象。行为学家费希宾曾提出多属性态度--情感模式,明晰地揭示了情感与行为的内在关系。见下图:
注:—— 影响-------- 反馈
在费希宾看来,消费者对商品的情感(态度),是以对此种商品的信念为基础,又有消费者进行各种行为的意向有关,而消费者的各个意向也与其对应的行为有关系。反过来,消费者的行为反馈于消费者的信念,而且一旦形成对商品的一种情感(态度),又将作用于新的信念的形成。 费希宾还进一步对消费者的情感(态度)提出了如下公式:
N
Ab=∑WiBib
i=1
其中:Ab=消费者对特定牌号b的情感(态度)
Wi=消费者认为该牌号所具有属性i的重要程度
Bib=消费者对牌号b的属性i所持有的评价性信念
N=消费者选择某一特定牌号所考虑的重要属性的数目
费希宾模式告示我们:人的情绪反应,虽然有时处于不自觉状态,但是却对人的行为极有关联。人的外显行为离不开个人的意向作用,而个人意向又直接受消费者情感(态度)的驱动。没有情感的存在,便没有人的消费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情感对人的市场行为支配作用,并不是“独来独往”,不受任何理性约束和控制的。费希宾的模式,一方面强调了人的情感因素对外显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并没有把感情因素视为行为驱动的最终因素,人的情感态度还要取决于信念的支配。信念往往以目的、动机的形式贯穿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并与情感、意志相结合,形成一种稳定的观念意识支配人们的行动。众所周知,人的信念说到底,不过是人们对理性认识和实践行为的正确性的内在确信。理性不可等同于信念,但理性在信念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强调理性不能取消行为决策的感情因素,并不等于理性对感情因素没有制控功能。实际上,市场行为者还是能够通过掌握市场的理性逻辑来调控人的情绪和情感,从而达到对行为的制控作用。这种过程是发现情感的存在和减轻理性决策途径中情绪障碍的过程,也是变消极情感为积极情感的转换过程。在证券交易所,政府有责任通过交易的理性原则来调控交易者波动起伏的不健康的交易情绪,从而保持积极的投资情绪以便产生规范的交易行为。通常说来,市场运作的规范机制要求所有参与市场竞争或从事消费行为的人尽可能的压制或弱化的情绪有:敌对的情绪、对抗的情绪、阻抗的情绪、反竞争的情绪、蔑视的情绪、不合作情绪、不忠实的情绪、背信弃义的的情绪等。此外,还有与心理有关的情绪力量:如狠恶、自私、不成熟和不合理性的行为等等。
2.情绪--情感在市场运行过程中的作用
其一,情绪--情感可以影响和调节市场的认知过程。
市场信息总是通过市场行为者的知觉和记忆来进行选择和加工的。情绪--情感是一种监测机构,随时都在注意着信息的流动。它能促进或阻止市场行为的发生、市场运作的过程。这是因为情绪--情感体验所构成的恒常心理或当下的心理环境,都对市场的信息加工起组织与协调作用。按照情绪--情感的适应性而言,它协助市场行为者选择信息与环境相适应,并驾驭行为去改变环境。当投资者在各种条件已基本成熟时,他的良好心情有可能带来良好的投资心态。良好的心情与良好的外部形象相配合,使他人对投资方的信任度大大增加,缩短由于陌生感而带来的心理距离,有助于合作意识的强化。在项目决策时,往往能达到思路开阔,思维敏捷、决策果断的效果。当投资者心情处于极度恐惧、郁闷和低沉时,它的投资心态往往是十分糟糕的。有可能在投资谈判时,对细支末节问题过于钻牛角尖,人为制造障碍,甚至导致谈判的中断,不利于项目的成功。当然,思路阻塞、操作迟缓的反效果就很明显。“恐惧”一词在此仅指对亏损的恐惧,假如投资者过分担心投资额的回报率,那么,亏损的恐惧感往往影响投资者的行情分析和理智判断,结果,往往是“当断不断,反为祸乱”。
当投资者心情处于过分冲动并达到激情状态时,往往易出现反常态思维或反常态行为。一方面,激情有助于冲破思维惰性,拓宽投资意向的空间和压缩投资决策的时间,有助于在较短的时间内调动一切参与市场投资的积极因素,排除投资环境和投资条件中某些障碍,持久而炽热的激情甚至能激发足够的能量去完成预期投资工程。另一方面,冲动的情绪也极易带来决策的不冷静、计算上的粗糙、操作上的失误和风险系数加大。
其二,情绪--情感可以协调市场交往和人际关系,提高经济人的工作效率。在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关系、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极为复杂和多样的。而情绪--情感,在人们的市场活动中又经常处于极为敏感的前沿地位,情绪因素对于协调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有着很重要的心理作用。众所周知,市场行为者总是带着一定情绪与其他经济人进行交往的。情绪是主体的基本生存状态,没有情绪的主体间交往是不存在的。主体的情绪正是通过对其交往效果的影响而间接地影响着自身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交往首先是语言交际的存在,然而,情绪对于交往的作用一点不亚于语言。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情绪--情感总是通过表情的中介作用来达到人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彼此沟通的效果。它可以为经济人建立相互协作的感情纽带,并及时传递着彼此知晓的市场信息。还可以为经济人去辨认当下所处的不十分明确的市场环境和交易人的态度。人们也常说,情绪--情感是“润滑剂”,做生意讲究“一回生、二回熟”就是这个道理。对于厂商来说,注意从情绪--情感方面协调企业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的人际关系,有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在企业里,情绪——情感就是职工作为人所得到的满足程度的一个函数。满足程度越高,职工情绪就越高,情绪越高,生产效率就越高。职工的满足度依存于两个因素:一是职工个人情况,即职工由于其个人历史、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所形成的个人态度和情绪;二是作业环境情况,即职工通过与自己共处作业环境中同伴和上级的接触而形成的情感氛围、人际关系的影响。一位称职的现代企业管理者,应当具备两种技能:技术——经济的技能和人际关系的技能。前者是企业效率逻辑,后者是满足职工感情逻辑。学会情绪--情感逻辑的技巧,可以在正式组织的经济需求同非正式组织的社会需求之间保持平衡。平衡在一定条件下是取得高效率的关键。职工通过社会机构来取得别人的承认、安全感和满足感,从而自愿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合作。学会情绪--情感逻辑的技巧,就使缩短厂商的最大化目标与企业职工最大化目标之间的视角距离成为可能。
其三,情绪——情感对市场行为者的认知动力、价值取向、对象性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情绪——情感可以通过放大或弱化主体的需要来影响场行为者的认知动力。经济人的活动总是受自身的需要所驱使,然而,人的需要总是在一定情绪状态中产生和变化的。在情绪中产生和变化的需要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情绪的影响。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股票热、债券热、房地产热、土地批租热、期货热、外汇热等等,一个接着一个,在众多的投资者中,有人一年内改换了几种投资形式,其需要形式的改变与波动身起伏的市场投资情绪的影响密切相关。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主体在某种需要的驱使下去从事某一对象的认识活动时,如果其需
《宋词故事》百篇选刊之二——
争看碧霄轻借力
——风筝词里“丑鬼”侯蒙写壮怀
阿袁《宋词故事》
几位才情既高,品貌又佳的少女在大观园里搞累了赋诗的活儿,就想何不去填写词作来增添增添新鲜感?于是大家便因才女史湘云这“柳絮词”各自施展开了手脚,匆匆填写起来。跟平时逞才斗智的结果几乎一模一样,若论情感的悲凉和缠绵,那自然就没有人敢同黛玉一决高低的;而湘云之词也因情致妩媚被人称道。只是可惜得很,终生极爱赋诗填词的公子哥儿贾宝玉却又“落第”了。至于其中素以世俗眼光看问题并因此争得许多实惠的薛宝钗,她此次所填的词居然也被“众人拍案叫绝,都说:‘果然翻得好!自然这首为尊……’”而薛氏这首词牌名为《临江仙》的词作,其中最为警策也最为令人欣赏的,应该还是该词的结句: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这令人歆羡不已的场景,即出现在《红楼梦》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云偶填柳絮词”。事实上,薛宝钗这警句却也并不是她的自创,而是有所蓝本的。她所借鉴着的词作,也正属于同一词牌的宋人作品;只是这宋人《临江仙》还涉及一个令人甚受鼓舞的故事呢!
这故事的主人公,也就是如今籍贯山东高密的侯蒙(1054~1121)。这侯蒙先生后来的政绩可不简单,要知道,当年建议宋徽宗招降宋江并使之攻打方腊的主意就是他给出的;而他对徽宗皇帝就曾严肃地预告后来成为臭名昭著的奸相蔡京,平时若能做到心术端正的话,那蔡某人就肯定是一名亘古罕见的贤相了的①。诚然,侯先生还有其他方面可以称道的,比如他在地方上做官时为就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儿,这且按下不说;而他长得极为难看,却竟被人戏谑地称为“丑鬼”,亦即他属于那种一时半会儿难以结婚成家的主儿——却不无困扰着他了。但侯蒙却就是很能用功地去钻研着学问,对赋诗填词也颇感兴趣,并具有相当深湛的根柢。而侯蒙少年时便以聪明才智被人赞扬,但很不幸,他一连几次参加进士考试,居然都名落孙山了。这使得他不但内心受到难以形容的煎熬,而且还遭受到来自外部的各种冷嘲热讽。但侯蒙就是能挺得住,终于在他31岁那年,才算考取了当时也并不怎么了得的乡贡;只是他仍能以“聊胜于无”的心态,暂且用以自我解慰着。
然而,这世界上最不缺少的,大概就是那些既无聊又浅薄的俗人了。他们总爱在人家业已布满伤口的地方撒盐,来表明他们自己这庸俗的“高明”。那年春天,骀荡的江风在轻轻地吹拂着垂柳,又是一个放风筝的大好时光。跟大家一样,因读书有些倦怠了的侯蒙,就出来把自己手中的风筝放飞。而此时,那些原本极其无聊和浅薄的人竟又团团围住侯蒙,故意打趣着问他何时才能考取进士。忽然间,不知是谁在大喊了声:“你们快看,王五的风筝上还画上了侯秀才那亮丽的尊容呢!”
大家不由一阵哄笑起来;而侯蒙居然并不在乎王五这恶作剧,跟着大家一块儿大笑。同时,他从身边的小伙子手里要来了纸和笔,当场填写了他平生流传至今也就这么一阙的《临江仙》词②,并把它赠给在场的人,让他们同时与之放飞。
近前一看,大家都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原来,侯秀才即席所填的是一阕《临江仙》词,其词曰:
未遇行藏谁肯信?如今方表名踪。
无端良匠画形容。当风轻借力③,一举入高空。
才得吹嘘身渐稳,只疑远赴蟾宫。
雨馀时候夕阳红。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
默默地再次拜读着眼前侯蒙这首即兴而作的小令词,紧接着又端详了侯蒙一会儿,大家的神情便霎时严肃起来,乃至空气都快要凝固了。他们再也不敢随便拿侯蒙逗乐儿,因为他们知道,眼前这个侯秀才可未必就是一个甘于平庸的人!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年春闱考试,侯蒙一举成名,考取了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进士。而且尤为令人艳羡的,不到50岁时,亦即在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他便做到了相当于民政部部长的户部尚书④,为天下读书人争上了一口奋发自励的气儿。
阿袁按:① 以上具见《宋史·侯蒙传》。② 具见《全宋词》第一册最后一首。③ 时,洪迈《夷坚甲志》、《全宋词》第一册等均作“风”,似可从;然据冯梦龙《情史》说,则又作“时”也。④ 其后在大观四年(1110),据《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二载,侯蒙还做到除同知枢密院事等高官。
——以上载录于阿袁(即陈忠远)《宋词故事》(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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