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理智与（控制）情感的作文素材。不要文章，要事例型的素材。

　　1、硝烟以外的抗争与反思

　　简·奥斯丁出生于史蒂汶顿郊区，在这里她从十几岁就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这个安宁的小村庄为她提供了早期的创作灵感与写作素材，远离城市的喧嚣，闹市的烦扰，都汇的耀眼与冕红。乡村的朴素与自然给予了她最真实的眼睛，洞察英国乡村的方方面面，深入透析社会本质。奥斯丁自己曾写到：“一个乡村中的三、四户人家是合适的写作对象。我的作品好比方方的二英寸大小的象牙小品……我不能写一篇传奇，正如我不能写一篇史诗，我决不能坐下来写一部严肃的传奇；……我一定要坚持自己的风格，就是我自己的老样子干下去……”①。奥斯丁的作品多取景于英国乡村，而正如她自己所言，作品大多是描写乡村的生活，平静而优雅，没有风起云涌的政治变革，没有激烈冲突的战争场面，有的只是教区的宁静，乡村里的漫步、野餐、聚会、婚姻、互访等生活小事，奥斯丁通过这些细小的琐事，展现了英国社会的文化与其中内涵。

　　英国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曾经说过：“诗人，和哲学家、画家、雕塑家及音乐家一样，在某个意义上是创造者，然而在另一个意义上他们也是时代的产物。即使最超拔的人也不能逃脱这一从属关系”， 但是，人们通常不认为奥斯丁是一位时代的作家，认为她的创作脱离了当时英法战争的大环境，维多利亚和爱德华②时代的人们指责简·奥斯丁的作品从未提及到法国革命或拿破仑战争，认为战争的引入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小说家所不得不做的事情，而到了20世纪，批评家则将这一指责现代化，对她的创作遗漏了工业革命而表示遗憾。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简·奥斯丁虽然没有把战争当作主题引入作品，但不可否认，她作为乡绅阶级的艺术家出现在读者面前，在她的作品当中，处处体现出她所肩负的时代责任。新的世纪有着新的开始，新兴的力量与观点，不断地改变着原有的观念与思想，当18世纪迈向19世纪之际，多少世纪以来的英国生活方式正在悄然起着改变，带着对新世纪浓厚的兴趣而又矛盾的情感，奥斯丁警觉地洞察着这些变化。

　　奥斯丁早期创作阶段，正是英国短暂的革命热潮高昂的年头，英国达到了起飞进入经济阶段自我维持持续发展的阶段，由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战争中的胜利，英国获得了制海权，并在海外贸易中大大领先，财富与权利的改变，使得新思潮进入原有的乡绅阶层，经济地位的转变，促进了体制的改革，乡绅阶层的自我形象空前地加强。在奥斯丁崭露头角的时候，也正是乡绅阶层的权力，影响和声望最鼎盛的阶段，在地方上，小市镇和乡村不可避免地被这一阶层所控制。在1795—1798年间，国内反革命情绪高涨，奥斯丁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时代的影响，在小说结构上沿用了以为旧制度辩护的思想逻辑为基础，反对代表激进思想的个人情感。事实上，“情感”作为了当时反社会和实际上不仁慈行为的托词，而奥斯丁始终捍卫了原有的乡绅阶级形象，对于“情感”作出了温和的讽刺。早期作品《理智与情感》通过埃莉诺和玛丽安两姐妹的婚姻故事来强调理智的重要性，姐姐埃莉诺重视理性，在婚姻的选择上，一直克制自我的情感，理智的判断力成为了其魅力所在。相比之下，妹妹玛丽安开始追求的则只是情感的满足，当冲动的行为带来严重的伤害后，终于明白了理智的重要，意识到听任情感的愚蠢。在小说中，奥斯丁并没有对这种听任个人情感的个人主义表示出深恶痛绝，只是用白描的手法对此作出了温和的讽刺。

　　显然，长期生活在英国乡村的奥斯丁，受到到传统的英国文化影响，在处理婚姻恋爱的问题上，依然顺承传统的道德观念，更确切来说，早期的奥斯丁用旧式的乡绅阶层的婚恋观来构建了她的小说世界，作品更多地属于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十八世纪文学传统，其女性的纤细使她的嘲讽幽默而不至于过分辛辣。理性主义使她坚持自己的创作道路，采用更多的客观描绘，使读者始终处在看台上以观众的身份去感受她建构的理性世界。在世纪交替之际，英国乡村文化也顺应革命的浪潮变动，而奥斯丁在此风云莫测的时代，坚持了她理想中的完美世界，可以说，奥斯丁没有被动地接受文化变迁的洗礼，她思考，她回望，她相信绅士的传统是不变更的真理，也是最完美的婚姻的基石。

　　在旧式体制中，英国乡村是一个以拥有土地的乡绅为领袖的紧密社会群体，乡绅在拥有权力的同时，也必须履行自身的职责，即当时盛行的“济贫法”。虽然在革命浪潮带来的经济转型后，这种体制已发生根本的改变，在繁荣的十八世纪，处在社会上层的乡绅阶层对贫困人群已经置之不理，但在奥斯丁的世界里，依然推崇旧式乡绅所应有的社会责任。在《傲慢与偏见》中，达西成为了乡绅阶级中完美的典型，他遵循乡绅阶级所规定的门第制度，婚姻与恋爱都必须讲求社会地位的相当，而且保持了作为乡绅所拥有的风度，在得知威洛比的卑劣行径后，依然施以帮助。虽然，在今天看来当中所强调的门第观念是陈腐落后的，但在小说里也并没有明显的讽刺，相反，奥斯丁在此问题上依然接受了传统的观念，按照旧式的乡绅阶级归属划分，决定条件不是金钱，而是出身，因此在《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接受达西的求婚后，凯瑟琳夫人前来阻挠的时候，伊丽莎白有这样一句话，“我认为，我跟你外甥结婚，并没有背弃自己的出身。他是个绅士，我是绅士的女儿，我们正是门当户对。”③甚至在后期较为成熟的作品《爱玛》当中，门当户对依然成为完美婚姻的必要组成要素，这表明作者的认为在中产阶级社会中，爱情和婚姻是与财产和社会地位相联系的。

　　随着时代的变迁，奥斯丁目睹了乡绅阶层的变化，工业革命带来新贵族的兴起，取代了原有的乡绅阶层，这一切的改变都影响了奥斯丁晚年创作风格的新变。奥斯丁的最后一部小说《劝导》在这位作家的小说创作中可谓独树一帜：它张扬“情感”优于“理性”，塑造理想化的女主人公，表现出对土地贵族的失望，运用了新的叙事文体。比起好评如潮的《傲慢与偏见》、《爱玛》等作品，《劝导》则不能迎来评论界的一片呼声，甚至有人认为“如果不是健康原因……她肯定要作修改”④。的确奥斯丁在《劝导》当中大胆地走出了原来的写作模式，颠倒了“理智”与“情感”的地位，“情感”在《劝导》当中显然是经过了奥斯丁的精心锤炼，以绝对的优势抵制了理性的元素，“情感”第一次在奥斯丁的作品当中充当了主角。可以看到在《劝导》之前创作的五部小说在主题上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描述“理性”如何历尽曲折、制约了“情感”，使主人公有了美满的婚姻。《理智与情感》中，玛丽安不顾家人的反对放纵自己的情感，终究在缺失理性的情感当中饱尝爱情的苦果，遭到了爱人的抛弃，最终在听从埃利诺理性的劝导后，走上了幸福的道路；经典之作《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的偏见与达西的傲慢每每阻挠了他们美好的爱情，终以双方的理性认识，跨越了傲慢与偏见的障碍，才体检到理性的珍贵，爱情的温馨；《诺桑觉寺》中，凯瑟琳从虚无缥缈的哥特式小说世界中醒悟过来，在现实世界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而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理智造就了深沉谨慎的范妮，情感让玛丽热情而奔放，在最终的庄园女主人争夺战当中，还是让理性成为了主旋律；《爱玛》的女主人公一厢情愿的撮合给别人和自己的婚恋都带来障碍，待到醒悟后才发现幸福就在身边。这些作品无一不证明“理性”比“情感”更重要，这也就是奥斯丁一直以来的风格。但《劝导》写的则是女主人公由“理性”向“感情”转变而后获得幸福的过程。女主人公安妮年轻的时候听从罗塞尔夫人的“理性”的劝导，忍痛割舍了和平民文特沃斯的热烈恋爱，理性的决定没有为安妮带来任何的幸福感，反而给她带来长达八年的思念和痛苦，险些断送了青春。八年后，安妮与文特沃斯再度相遇，“情感”终于无法再压抑，安妮坚决排除了“理性”的误导，同文特沃思恢复交往，重燃旧情，终于迎来幸福的婚姻。《劝导》成为奥斯丁第一部表现“情感”优于“理性”的小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劝导》当中奥斯丁所描写的“情感”也只能称之为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倾向，这种浪漫的色彩还带有浓重的理性印记，“情感”跨越“理智”也只不过是在传统的范围当中，并不大胆，也不放肆，这与反传统的拜伦式浪漫主义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奥斯丁在长期的理性主义写作后的一个过渡，还称不上是转型，但“情感”第一次被奥斯丁置于优于理性的地位，表明她在观念上有了重大变化。她已经把理性作家约翰逊博士（Dr Samuel Johnson，1709—1784）从至高无上的宝座上请下来，第一次让考柏（William Cowper，1731—1800）扬眉吐气地统摄作品基调。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说过：“在《劝导》中既有特殊的美，也有特殊的枯燥。这种枯燥往往是在两个创作时期之间的过渡阶段的特征。”奥期丁显然在《劝导》中表现出了这种“过渡阶段”的新特征。可惜，由于作家早逝，这种新倾向未及充分发展就中止了。

　　2、“情感”与“理智”碰撞下的女性塑造

　　人们认为，十八世纪的启蒙理性思想促成了第一场女权运动的浪潮，如果一个社会中的道德和社交行为成为讨论的重大议题，那么作为一位高举理性旗帜的女性作家就有必要参与到这场辩论当中。因此，简·奥斯丁也肩负起社会赋予的责任加入其中，通过笔下的人物探讨妇女的地位，其中涉及女性教育、婚姻、道德自主与家庭权威的问题。奥斯丁更是在其作品中多次塑造理性女性形象，由此阐述女性应被看成与男性有同样道德的完全理性的人。她把笔下的那些女主人公放在当时的父权至上的社会中来观察，在那个社会中，人们的思想价值建立在财产所有权上，由于一代代的财产都为男继承人所得，女性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地位，只能顺从男人，所谓的法律规定等。因此，奥斯丁笔下的人物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如爱玛那个独断独行的父亲，如何想法设法要让自己的女儿嫁个有钱人的伊丽莎白的母亲，还有一大批拥有社会身份地位的青年才俊，虽然处在社会的上层，却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态度，当然少不了的是那些受到良好教育，却又不能正确控制自己情感与理性平衡的绅士与淑女，而其中又以女性作为着力点，奥斯丁在年轻的时候就试图把女主人公全面地放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去，探讨她们对传统道德和社会习俗的复杂而往往相互冲突的要求所作出的种种反应，显示奥斯丁出对女人在男人世界中所处的地位有成熟的认识。

　　塑造理性的女性，首先涉及的是女子教育问题，接受教育是必不可少的部分，但在旧式的英国传统中，女子教育是受到很多的束缚的，女子并没有机会获得与男子同等地位的教育，这个时期的许多女子要是想获得教育，就只有由家人或请家庭教师，更或是由母亲直接承担教育的责任。奥斯丁笔下的理性女性同样也体现了这一要求，接受教育是改变自身素质的唯一出路，奥斯丁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无论在早期作品《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还是后期的《曼德菲德庄园》《劝导》等，最后能够认识自身超越自我的都是受到过良好教育的女子，她们都是乡绅阶层的淑女，但良好的教育却不是幸福的全部基础，奥斯丁在作品中也明确了这一观点，财产是女性幸福的建构基础，如果失去了这个坚实的物质基础，无所谓有幸福的婚姻，当然，奥斯丁笔下的强调的是乡绅阶层的幸福婚姻，淑女们要成就一段美好姻缘，还必须有金钱作为后盾，即使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没有经济的实力，单靠个人能力也不能找到一条好的出路，婚姻成为了淑女们通往美好世界的唯一选择。在《爱玛》中有这样一段话：“单身妇女，若收入微薄，当然令人耻笑，惹人讨厌，是儿童取笑的对象。单身妇女若有财产，总是令人尊敬的，完全可以做到通情达理、讨人喜欢。”，⑤显然，在奥斯丁看来，缺少经济上的支持而又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在社会地位上，依然处于劣势。

　　理性作为奥斯丁塑造女性形象的关键词，在她的小说中有着深刻地反映，对于当时以赞美情感为主流文学内容，奥斯丁始终坚守着理性的阵地，而对文学中经常出现有着无法克制的强烈情感才是优秀的人物表现，她却抱着相反的态度，奥斯丁对一味赞美情感有着不同的意见，在她笔下情感支配的人物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惩罚，而这种惩罚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英国早期旧制度的思想逻辑为基础的，以《理智与情感》中玛丽安为例，多情的玛丽安相信情感，但情感却仍然作为一种危险的反动行为，是个人主义的表现，因此，一味信任自己的心不能给玛丽安本人带来任何好处，“情感”这一要素作为英国前一扩张时期中的典型的以人为中心的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此时在这个反动时期则被人作为是自我中心的唯我主义，因此，奥斯丁将其视作反社会的元素掺入塑造女性形象当中，事实上，奥斯丁并没有让“情感”成为主人公玛丽安本质上依附的东西，故事的最后， 玛丽安听从了姐姐埃莉诺的劝导，作出了理性的选择，走上了幸福的道路。可以说，奥斯丁所塑造的仍然是善良的士绅阶层的淑女，从而鲜明的表达了她对士绅阶层抱有的希望与忠心。与“情感”相对比的，是埃莉诺所代表的正面信条，埃莉诺始终被用心地设置在理性的行为圈当中，某种程度上是一直与玛丽安的“情感”作对比，奥斯丁的这种安排，更容易让我们感觉到，埃利诺所承受的痛苦更甚于玛丽安，在埃利诺的情感世界当中“理智”与“情感”相互的碰撞，虽然“理智”始终占据了上风，但“情感”的威力也不是说一时片刻可以抹煞掉的，两者的对抗在反复地折磨着埃利诺，而她终究用强大的意志把自己的感情控制在理性的范围，当然埃莉诺也有冲动的时候，这样的刻画更让埃利诺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她的冲动存在着善意的保护，尤其在处理与她妹妹玛丽安和母亲的问题上。另一方面也在更高的社会层次上，在奥斯丁心中这种社会观念总是和士绅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高贵的社会责任，至于完全的“情感”支配的人物在她笔下则是庸俗的表现。

　　奥斯丁被二十世纪的文学评论家们誉为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不仅是因为她的小说有天衣无缝的结构和精湛的刻画技巧，更重要的是因为她的小说有着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塑造了一个个典型的士绅阶层的淑女形象，她开创了描写日常生活小说，奠定了现实主义小说的基础。《傲慢与偏见》是她最受欢迎的小说，后人提到这位现实主义小说家，自然会想到这部只描写三、四户乡村田园人家生活的作品。奥斯丁通过《傲慢与偏见》，用小题材展现了大世界，她通过《傲慢与偏见》成功的塑造了一个机智的女主人公伊莉莎白，她聪明善良，具有良好的教育，最重要的是她拥有与男士同等的敏锐的洞察力与判断力，这是当时旧式体制下英国妇女所缺少的才能，可以说，伊丽莎白并不是当时社会公认的淑女典范，在奥斯丁生活的年代，社会对淑女的要求是跟女性的才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女性的敏锐与机智是不能作为衡量的标准，奥斯丁故意在《傲慢与偏见》中让女主人公把才艺放下，因此，她对钢琴舞蹈并不精通，社交并不是她的强项，这样的伊丽莎白似乎也刚具有特殊的魅力，脱离了原有的淑女标准，更加富有个性，可以说，奥斯丁笔下的伊丽莎白是奥斯丁心中的理想淑女。在伊丽莎白的形象塑造中，奥斯丁把“理智”放在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她认为女性也具有与男性同等的理性思维。而且认为妇女和男性一样智力发达，有一样的理性的出发点。她把达西作为聪明人来描写，向伊莉莎白学到东西，一如后面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一样，这事实上象征了奥斯丁对女性智力的信心，有力的反对了性别歧视，重新塑造了妇女的形象，也让后来的作家有所借鉴。

　　在后期奥斯丁的创作《劝导》中，与前几部作品却大相径庭。女主人公安妮·埃利奥特和海军军官温特沃思倾心相爱,可她的父亲沃尔特爵士和教母拉塞尔夫人却嫌温特沃思出身低贱、没有财产,极力反对这门亲事。安妮出于谨慎,听从了教母的劝导,忍痛与心上人分手。八年后,温特沃思休役回乡,安妮意识到了当年的错误,两人历尽曲折而重归于好,喜结良缘。与玛丽安、爱德蒙、爱玛正好相反,安妮是弃谨慎而求浪漫。这表现了她对早年炽热恋情的渴望,对未来的满怀喜悦和信心,是有充分理由的,而过去的谨小慎微似乎成了胡作非为的对上帝的亵读，年轻时候被迫采取了谨慎小心的态度，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染上了浪漫色彩。奥斯丁在此第一次对“情感”一词给予肯定,这与她前期对情感的贬抑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劝导》对“情感”作主导的浪漫爱情的神奇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安妮由于过于理智而经受了整整八年的痛苦，在这八年中，她香消色退,瘦弱不堪,早早地失去了青春的艳丽。然而在心上人回来后，她的容颜因爱情的滋润而迅速恢复了昔日的风彩，在莱姆受到了堂兄埃利奥特先生的倾慕，连她那认为美貌仅次于爵位的虚荣的父亲也觉得她变得更白净、更娇嫩了。在此，奥斯丁热情地歌颂了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情感”，塑造出一个青春活力，情感优于理智的安妮，难怪有人说《劝导》是一部关于“青春风彩的失去与回归的故事”。

　　3、绅士与淑女的婚姻

　　奥斯丁的作品中，无一例外地以婚姻为主，以英国当时的乡间体面人家的婚姻大事为题材是奥斯丁所有六部长篇小说，以及她的早期习作的范围。她最关心的是女主人公，往往是体面人家的没有丰裕陪嫁的淑女的婚事，这是奥斯丁在艺术上自觉的选择——以小见大，在平凡中见真实。在《傲慢与偏见》中，更是开篇就以婚姻为起点进行故事的陈述，但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每个完美婚姻的背后都隐藏着复杂的关系，其中又以经济关系为主。那么在研究故事中探讨的妇女问题时，就无可避免地牵涉到其中，事实上，奥斯丁始终是把婚姻问题放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去考察，尤其是经济关系，因此奥斯丁创作的故事始终都以社会现实作为基础。

　　人们常常笼统地认为奥斯丁专门描写爱情与婚姻，其实她首先和主要写婚姻问题，不是作为爱情结果的婚姻，而是作为经济需要的婚姻。这里所说的婚姻，显然不涉及感情，纯粹是个经济问题、生存问题。因此可以说，与作者的宣称相反，所谓“有财产的单身汉需要娶位太太”根本不是什么“举世公认”的“真理”，而只是班纳特太太的一厢情愿。我们也可以说，在《傲慢与偏见》中，真正的“举世公认的真理”，不是“有财产的单身汉需要娶位太太”。而是“没有财产的妇女需要嫁有财产的丈夫”，这里涉及士绅阶层的婚姻问题。在当时旧式体制的英国社会，士绅阶层的淑女即使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丰厚财产，除了结婚就没有别的出路，但从《傲慢与偏见》的整个描写来看，奥斯丁还不是单纯探索妇女的婚姻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极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上的社会条件下的婚姻关系。

　　经济基础成为了完美婚姻的必要成分，可以说，奥斯丁笔下是一个以经济基础决定一切的生存世界，绕过围绕婚姻关系的描写，透过表层描写会客，喝茶，跳舞，聊天等社交世界，揭开外层，看到的就是一组组以数字构成的世界，无论在哪部作品中都可以找一大堆代表金钱的数字，如《理智与情感》中，第一章就交待了达什伍德先生拥有七千磅的家产，而他留给他三个姑娘每人一千磅，以表示他对她们的慈爱。在《傲慢与偏见》里也有相似的描写，班纳特先生拥有年进两千磅的地产，班纳特夫人拥有四千磅的嫁妆，而五位班纳特**只能从母亲方面得到年息四厘的一千磅存款。后期作品《爱玛》依然没有脱离金钱与婚姻的关系，在《诺桑觉寺》中更是说到：“不管那些传奇故事里怎么说，没有钱这东西是不行的”。历来英国小说在描写妇女婚姻方面的小说枚不胜举，但像奥斯丁那样直接从经济关系揭示妇女地位的作品就并不多见，奥斯丁透彻地从资产阶级婚姻制度的本质出发，探讨了十八到十九世纪英国妇女在社会阶级地位上的变化。

　　在奥斯丁看来,最理想的婚姻莫过于理智与情感的结合,二者之中,理智应该是占据上风的,这从她前几部作品中可以看出来。《理智与情感》中的姐姐埃莉诺审慎理智,把感情埋藏在心底,妹妹玛丽安则一味放纵自己的情感。结果埃莉诺和自己所爱的人终成眷属,而玛丽安被恋人抛弃后终于意识到自己放纵情感的错误而嫁给了有钱有势却毫无浪漫色彩的中年人布兰敦上校。另外一部作品《傲慢与偏见》被认为是奥斯丁最具光彩、最机智明快的作品。女主人公伊丽莎白不受钱财的诱惑而先后拒绝了俗不可耐的柯林斯以及傲慢的达西,达西则克服了理智上对伊丽莎白家中其他成员的不屑而屈服于对伊丽莎白的爱情,因而这被认为是一部爱情浪漫的经典之作。故事里描写了各种各样的婚姻与金钱的关系，吉英与彬格莱、达西与伊丽莎白、韦翰与丽迪雅、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卢卡斯……夏绿蒂和丽迪雅代表两种极端，前者只追求“可靠的储藏室”，日后可以不致挨冻受饥，后者却纯粹出于性的冲动，完全不顾后果。班纳特先生拥有年进两千镑的地产，班纳特太太嫁给他时有四千镑的嫁妆，班纳特家五位**结婚时每人只能从母亲方面得到“年息四厘的一千镑存款”。彬格莱有十万镑遗产，每年进项在四五千镑；彬格莱**有两万镑嫁妆。达西先生有年进一万镑的财产，他的妹妹乔治安娜有三万镑的嫁妆。韦翰与丽迪雅私奔后，至少向达西敲诈到一万镑才肯正式娶她……当然，还有那个使班纳特太太无限愤慨的遗嘱“附加条款”，就是它决定了班纳特家五个女儿的命运，可以说，在《傲慢与偏见》作者用透辟的眼光向人们表明，资产阶级婚姻的实质无非是金钱交易、利益的结合。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的婚姻是个典型，作者通过不同类型的婚姻关系把资产阶级婚姻从经济实质到礼仪形式都进行了透彻的揭露。奥斯丁的其他两部作品《曼斯菲尔德庄园》和《爱玛》更是强调了理性对幸福婚姻的重要性。前者的男主人公爱德蒙最终放弃了活泼浪漫的玛丽而选择了审慎理智的范妮，后者的女主人公爱玛在奈特利先生的帮助下意识到只有门当户对的婚姻才是正确的婚姻,因而纠正了以前的错误,和门第相当的奈特利结成伴侣。

一样的视觉、独特的视觉、良好的视觉、强烈的视觉。

视觉作为通过视觉系统的外周感觉器官（眼）接受外界环境中一定频率范围内的电磁波刺激，经中枢有关部分进行编码加工和分析后获得的主观感觉。

人的眼可分为感光细胞（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的视网膜和折光（角膜，房水，晶状体和玻璃体）系统两部分。其适宜刺激是频率为300~750太赫兹的电磁波，约150种颜色。

扩展资料：

视觉信息在视觉中枢通路的各水平上经受进一步的处理。外侧膝状体只是视觉信息传递的中继站，其细胞感受野保持着同心圆式的对称中心-周边颉颃构型。

但到初级视皮层，除很少部分细胞仍然保持圆形感受野外，大部细胞表现出特殊的反应形式，它们不再对光点的照射呈良好反应，而是需要某种特殊的有效刺激。

-视觉